建起联合惩戒“老赖”的立体限控网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老赖”的日子将更加难过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继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改委牵头、多个单位联合签署《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后，针对失信被执行人（俗称“老赖”）的又一重大举措。对破解法院执行难、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产生积极成效。

１１类３７项联合惩戒措施，破解法院执行难

《意见》规定了１１类３７项联合惩戒措施，具体措施达１００多项，包括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限制、政府支持或补贴限制、任职资格限制、准入资格限制、荣誉和授信限制、特殊市场交易限制等。从国家管理、经济活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老赖”进行限制，最大限度压缩其生存空间。

根据《意见》，不仅“老赖”个人行为受限，其企业经营也会受连累。《意见》明确指出，失信被执行人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股票发行或挂牌转让，房地产、建筑企业资质以及授信等都将受到限制。最大限度挤压“老赖”的发展空间，让其为失信付出沉重代价。

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的问题，是《意见》的重要目的。２０１５年全国法院执行案件达到了４６０多万件，“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加上规避执行的手段不断翻新，仅仅依靠人民法院单打独斗，已经很难满足实际需求。

广东省广州中院执行三庭庭长李强说：“以往打击‘老赖’主要靠法官跑，个别地方还有地方保护，给‘老赖’通风报信，人为制造障碍。光靠法院一家，很难破解执行难题。”

对此，《意见》明确指出要打破信息壁垒，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信息共享的体制机制建设，建立社会信用档案制度。并要求进一步完善党政机关支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制度。

多地推进联合惩戒，成效初显

《意见》发布前，全国多地、多部门已在不断推进联合惩戒，加强对“老赖”的打击力度，联合惩戒初显成效。据了解，最高人民法院自建立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合惩戒机制以来，通过限制乘坐飞机、高铁，限制贷款、注册办企业等，初步形成了联合惩戒网络，截至今年８月３１日，共限制“老赖”乘坐列车１５５万余次，乘坐飞机４７０万余次。

据广东高院执行局介绍，广东全省执行案件约占全国的１０％，广东一名普通的执行法官平均每年要执行四五百件案子。由于案多人少，法院执行难的问题在广东尤为突出。李强认为，除了案多人少，造成执行难的原因主要是诚信意识缺失、法律意识淡薄，执行联动机制尚未完善。

 

针对法院执行难的问题，广州市法院与公安联动合作，限制“老赖”高消费，并于９月２５日发布《在执行工作中实行悬赏执行的意见（试行）》，广泛发动社会力量查找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线索。在这一系列措施的倒逼下，甚至出现了“老赖”追着法官要还钱的景象。

３年前，广州中院指定荔湾区法院负责执行一起合同纠纷案。根据判决结果，被执行人郭某要向申请人赔偿３７万多元的经济损失，不想却遇到了执行难的问题。今年１月，执行法官突然接到郭某的电话，他恳切地说，自己一年多来没法买飞机票、高铁票，还耽误了经济合作机会，现在生活非常窘迫，愿意立即把执行款打入账户，并请求法院解除惩戒。

此外，为加强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治理，宁夏银川市在建筑装饰、加工制造等行业和领域，落实各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制度，并定期公布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诚信企业黑白名单。对拖欠工资的失信企业，银川市将做出扣分、纳入“黑名单”处理，发改、财政、土地、规划、住建、银行等有关部门和组织，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许可、履约担保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限制，建立企业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队长陆涛说：“联合惩戒机制增加了企业失信的成本，促使企业依法依规办事，诚信经营，不仅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还促进了社会公平公正。”

构建法治社会、诚信社会

与《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相比，《意见》无疑加强了对“老赖”的联合惩戒力度，对于构建法治社会、诚信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意见》一方面加大了对失信执行人的惩戒力度，另一方面在各部门间树立起协同办案的理念，倒逼企业及个人依法办事，推动构建法治社会。”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纪格非教授说，《意见》的惩罚措施更具体、更全面，失信执行人可谓寸步难行；协同的单位更多、更丰富，行政机关不仅不能阻挠执行，还要成为协助执行的重要力量。

《意见》有助于打造好的司法环境、守法环境和市场秩序，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诚信社会。专家表示，联合惩戒备忘录和《意见》针对的是司法实践里恶意拖欠、拒不执行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本身既不利于受害人的权利保护，也不利于诚信社会的建设。《意见》的出台既是法治社会的要求，也是诚信社会的要求。

此外，由于涉及４０多个部门，如何协调各部门间的关系，让《意见》落到实处显得十分重要。纪格非说，《意见》的落地需要法院不断提高执法能力，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协助法院解决执行难。并出台相应的细则，落实各部门的权限和职责，明确对相应机关的惩罚措施，建立明确的责任机制。

广东高院执行局局长许佩华也表示，下一步，广东将结合执行工作实际出台配套措施，推动《意见》各项惩戒措施落地生根。

 

构建诚信社会的重大举措

诚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由于诚信制度不健全、公民诚信意识培育不足、对失信行为缺乏联防联控和联合惩戒机制，导致社会失信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在司法领域，因为被执行人的失信行为而导致的“执行难”问题日益突出，给司法公信力乃至社会信用秩序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党和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解决社会诚信问题，建设诚信社会，构建诚信制度体系，根除“执行难”所存在的社会土壤。

对此，党和政府高度重视，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把诚信社会的系统化建设提上了议程。同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以此为契机，“褒扬诚信，惩戒失信”成为我国诚信社会建设的指针。两办出台的《意见》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它必将对诚信社会建设发挥有力的保障作用。

从两办发布的《意见》来看，解决“执行难”的关键在于落实跨部门协同监管与联合惩戒机制，其旨在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工作体制机制，以褒扬诚信、惩戒失信，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信用环境。各地区、各部门只要认真贯彻上述要求，在协同监管、联合惩戒方面真抓实干，就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

《意见》的“联合惩戒”措施周详细密，堪称完备。如此严密的“法网”，将使失信被执行人无所“遁形”。这些措施包括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的限制，如设立金融公司的限制、发行债券的限制、合格投资者额度的限制、股权激励的限制、发行上市或挂牌转让的限制、设立社会组织的限制、参与政府投资项目或主要使用财政性资金项目的限制，等等。另外包括政府支持或补贴方面的限制、任职资格的限制，后者指担任国企高管限制、担任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限制、担任金融机构高管限制、担任社会组织负责人限制、任职公务人员限制、入党限制、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限制以及入伍服役的限制，等等。

此外，《意见》还在准入资格、荣誉和授信、特殊市场交易、高消费及有关消费、出境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具体限制。通过这些限制性措施，相信会使失信行为受到有效抑制，因为对失信被执行人来说，“一时失信，处处受限”的滋味是不好受的，而且其自身利益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伤害。对他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信用为上、履行义务。否则，一时的失信行为会导致其付出高昂的代价，不堪设想的后果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自然会消解其失信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密的惩戒措施对失信者归于诚信是一种不得不为的选择。

但是应当看到，光靠刚性的制度约束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诉诸道德教育的“软性”力量，培育诚实守信的道德意识。诚信道德的教育应当“从娃娃抓起”，将相关内容及案例、典型等编入中小学课本，使我国公民从小学起就树立起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道德意识，并“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此外，还要通过媒体宣传、专家宣讲等形式弘扬诚信文化、鞭挞失信行为、褒扬先进典型，营造一种“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舆论氛围，逐步形成一种崇尚诚信、远离失信的社会风尚。这也是“德治与法治”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道德教育与法律制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了立体防控失信行为的“堤坝”。

《意见》还提出，在诚信社会建设中，应当由社会力量积极介入，应当鼓励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等使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结合各自主管领域、业务范围、经营活动，实施对被执行人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又提出要建立健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社会信用档案制度，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作为重要信用评价指标纳入社会评价体系。

这表明，当前诚信社会的建设已经突破了“国家主导”的模式，转为国家与社会力量相结合进行综合治理的模式，反映了我国社会治理能力的日益提升。通过诚信制度的建设，会逐步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让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从而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

 

近年来，由于部分人诚信意识缺失，执行难局势愈发凸显。而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实际有效执行，无形中助长了违法乱纪的不良社会风气，司法裁判的权威和司法公信力遭受贬损。解决执行难，打击老赖行为，既是中央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具体要求，又是最高法院的庄严承诺。相比于之前由法院单兵作战应对老赖的局面，此次中办、国办联合发文的力度更强，效力更广，更能发挥威慑作用，让老赖处于全面被围剿之势。

现代市场或法治的要义，就在于构建这样一种社会生态：诚信是诚信者的通行证，失信是失信者的墓志铭。反之，如果天经地义的事情，可以躲猫猫、可以耍赖皮，还各自活得很滋润，“老赖”就有了示范效应。最后劣币驱逐良币，诚信反倒曲高和寡、边际成本高不可攀了。

“扬善必先遏恶”，宣扬诚信，首先就要严惩失信。有人感叹，在一些国家，开证明不用“跑断腿”，签个字就行；办报销不用“瞎折腾”，有收据就行；看病就医不用找黄牛，网络预约就行。其实，这些为人方便也为己方便的办事方法背后，都有一个完善、得力的社会诚信体系和失信惩戒机制。

对老赖进行制裁信用惩戒，仅靠法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多部门、多行业、多手段、全领域、全方位联合行动。如果严格执行中办国办的文件，等于补上了短板和漏洞，打击、惩戒老赖的天罗地网越织越密。这样的话，老赖就会面临不能入党、不能录用为公务员、不能从事特定行业、不能担任特定职务、不能享受高消费等各种限制，并长久地背负信用污点。特别是，随着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的逐渐完善，公安、金融、证券、房产等部门与查控网络的有效对接，会让老赖处于“裸奔”状态，财产状况、个人信息等完全暴露在执行措施之下，进而倒逼其主动履行义务。

简而言之，法治社会也是信用社会，信用体系应像无形之手无处不在地约束人们的行为，守护社会的正常运转。通过全方位、全领域的信用惩戒，使“老赖”处处受限、寸步难行，有利于加快打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让诚实守信、敬畏法律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并积极推动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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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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