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央红军历史命运的存亡之战

 

内容提要：四渡赤水作战，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经典战例。可以说，遵义会议在政治上挽救了党和红军，而四渡赤水作战，则在军事上改变了红军长征以来一再溃败的局面，由原来的处处被动挨打，转变为战略上的主动，从而保存了党和红军的核心骨干力量。可以说，四渡赤水作战的胜利，是中央红军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枢纽。其经验为：一是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化被动为主动，夺取战场主动权。二是实施高度迅速机动，在运动中寻机击破敌军合围。三是运用虚实行动，巧妙造势，迫敌就范，各个击破敌人。

四渡赤水作战胜利的三条基本经验，对于新时期我军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如运用虚实行动，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掌握强弱转化规律，扬长避短，创造新战法等。

关键词：四渡赤水  指挥艺术  历史启示。

四渡赤水作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中，在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同国民党军进行的运动战战役。它是毛泽东进入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核心后，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指挥的第一个战役行动。历史表明，四渡赤水作战，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经典战例。可以说，遵义会议在政治上挽救了党和红军，而四渡赤水作战，则在军事上改变了红军长征以来一再溃败的局面，由原来的处处被动挨打，转变为战略上的主动，从而保存了党和红军的核心骨干力量。可以说，四渡赤水作战的胜利，是中央红军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枢纽。所以，毛泽东生前曾先后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陈毅谈到并称赞四渡赤水作战是他一生中军事指挥的“得意之笔”。毛泽东一生指挥的大小战役数百次，他为什幺唯独称赞“四渡赤水”作战是“得意之笔”呢？其奥秘之深发人三思。克劳塞维茨说得好：“光辉的战例是最好的老师。在军事艺术中，经验要比一切哲理有价值得多”。（1）　因而，从战役指挥和军事哲学相结合的高度来研究四渡赤水作战的指挥艺术，不但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打赢信息化条件下高技术局部战争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指导意义。

一、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化被动为主动，夺取战场主动权

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包括战略方向和战役方向，是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化被动为主动，夺取战场主动权的重要经验。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进军方向和落脚点选择在哪里？是关系着红军存亡和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1933年9月―1934年9月间，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导，红军开始长征时，实行退却中的“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1]，带上坛坛罐罐的长途搬家致使红军在长征初期又遭受重大损失。湘江战役虽经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却始终摆脱不了敌人的追击，并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到了湘黔边境，“左”倾机会主义者坚持原定计划，要向湘西边界前进，与红2、红6军团会合。蒋介石为了阻止我军会师，调集40余万大军，构筑碉堡，严密封锁，前堵后截，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西地域。当时红军如果再去湘西，无异于自投虎口，招致全军覆灭。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提议并力主放弃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意图，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打几个胜仗，力争主动，使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中革军委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的赞同，于是红军转兵西进贵州，突破贵州国民党军在黔东南的防线，攻克黎平，强渡乌江，占领遵义，第一次跳出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

1935年1 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果，遵义会议集中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和宗派主义组织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共中央长达4年时间的统治，使毛泽东进入党和红军的领导决策核心，并有幸成为“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主要成员，全权负责军事指挥，虽然“、、、、、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 但这实际上已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它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同时，也为毛泽东展现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平台。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红军长征的基本任务，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机动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跳出敌人的重围，在云、贵、川三省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任务。并根据敌我情况的急剧变化，适时作出了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即确定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向，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这样，就把长征初期消极被动的战略退却，变成了奔赴抗日前线积极主动的伟大战略进军。这对于摆脱被动，争取主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乃至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根据遵义会议制定的基本战略方针，坚决摒弃过去的阵地战，采取运动战的方针，指挥中央红军从四渡赤水开始到北渡金沙江，前后历时三个多月，几经变更作战方向，从而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面临的军事形势仍然十分严重。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2、红6军团会合，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遂调集其嫡系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的军队各一部，向遵义进逼。1935年1月中旬，薛岳兵团的2个纵队8个师尾追红军进入贵州，集结于贵阳、息烽、清镇等地；黔军以2个师担任黔北各县城守备，以3个师分向遵义以南的刀靶水等地进攻；川军14个旅分路向川南集中，其中2个旅已进至松坎以北的川黔边境；滇军3个旅正由云南宣威向贵州毕节开进；桂军2个师已进至贵州独山、都匀一线；湘军4个师位于湘川黔边境的酉阳至铜仁一线构筑碉堡，防堵红军东进。中革军委根据上述形势，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四川省泸州以西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建立新的苏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向实行总的反攻。而以2、6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箝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1）

从1月19日起，红1、红3、红5、红9军团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黔军随即占领遵义，川军则以8个师的兵力分向松坎、赤水、叙永推进。24日，红1军团击溃国民党军黔军的抵抗，攻占土城。28日，红3军团、红5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和红1军团一部在土城、青岗坡地区对尾追的川军2个旅，发起猛攻，给予重创。此时，川军后续部队4个旅迅速增援。　

据此，毛泽东、周恩来等遂决定，立即撤出战斗。 1月29日，红军分三路从猿猴（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四川省以南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川军立即以12个旅分路追击，并沿长江两岸布防；薛岳兵团和黔军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军3个旅向贵州毕节和云南省镇雄急进，企图截击红军。2月7日，毛泽东等鉴于川军已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红军进逼，遂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3]　接着，红军即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　　　　　　　

红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1路军，以何健为总司令，其主力在湘西“围剿”红2　、红6军团；以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国民党军组成第2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下辖辖4个纵队13个师、4个旅。以吴奇伟部4个师为第1纵队；周浑元部4个师为第2　纵队；滇军孙渡部4个旅为第3纵队；黔军王家烈部5个师为第4纵队，与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叙永以西地区。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此时，敌第2路军各纵队分向扎西迫近。为了迅速脱离川、滇两军的侧击，毛泽东等遂决定东渡赤水河，改变进军方向，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2月11日，中央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于18－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渡过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向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5军团一个团向温水方向开进，以吸引追击之川军。

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外，蒋介石慌忙调川军3个旅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调黔军3个团从遵义向娄山关、桐梓增援，调薛岳部2个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疾进，企图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结果，遵义一役，国民党军损兵折将，而红军改变进军方向则化被动为主动，一改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

毛泽东指出：“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向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4]四渡赤水之战，如果没有中央红军在川南改变原定渡江计划，转向川、黔、滇边机动作战的行动，那幺也就没有尔后北渡金沙江的可能。红军虽然在一个方向上暂时放弃了原定计划，却在另一个方向上为实现原定计划创造了条件，最后，终于达到了预定的战略目的，这正是毛泽东指挥艺术的卓越之处。

二、实施高度迅速机动，在运动中寻机击破敌军合围

实施机动歼敌，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一切著名将帅指挥战役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机动对于争取时间完成军事行动历来被军事家们所重视。拿破仑有一句名言：“行军就是战争”。他认为，战争的才能就是运动的才能，善于运动的军队才能获得胜利。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作战，就是通过迅速高度机动，在运动中击破敌军合围作战的典范。

四渡赤水作战，中央红军在战略上是处于内线被合围的态势，要摆脱国民党军数十万队的围追堵截，就必须实施高度迅速机动歼敌，实现战役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分进合击，变成我军对敌军战役战斗上的分进合击，使战略上处于优势和主动的敌军变成战役战斗上的劣势和被动。　　遵义会议的总结决议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争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灭［减］弱了，而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5] 在四渡赤水之战中，毛泽东亲自指挥中央红军实现了这种转变。

中央红军通过一渡赤水、二渡赤水的高度迅速机动，大量调动敌人，造成了国民党军在遵义、桐梓地区兵力比较薄弱空虚的态势。2月28日，在红军再占遵义城时，奉蒋介石之命赶来增援的国民党军第1纵队第59师、第93师孤军冒进，先后至遵义以南的忠庄铺、新站地区。毛泽东等当即决定，乘敌第59、93师立足未稳之机，集中兵力歼其于遵义以南地区。为此，红军以一部兵力在老鸦山、红花岗一线阻击第59师的进攻，主力从左翼向忠庄铺突击，直播第1纵队指挥部。第1纵队指挥部遭突然袭击，丢下部队，慌忙夺路南逃，红军乘胜发起猛攻，迅速将其2个师大部计5400余人（其中俘敌3000余人）歼灭于忠庄铺、遵义西南及乌江北岸地区。遵义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使国民党军在一段时内不敢轻进，从而使我军得到了物资补充和短期休整。正是由于中央红军向扎西的迅速机动和长途回师东进，才大量调动了敌人，造成敌后方空虚的有利战机，从而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

3月21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佯攻贵阳，毛泽东遂指挥中央红军乘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调动时，并在敌人尚未判明红军意图以前，又突然于4月9日急转向南，分两路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防线，接着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这比拿破仑指挥的法军的行军速度快2.5倍），经青岩、定番（今惠水）、紫云等地，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并示形于昆明。当蒋介石急忙调兵保卫昆明之际，中央红军却又乘虚直抵金沙江畔，至5月9日，红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从而使我军转危为安。

毛泽东指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幺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  ‘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6]。可以说，高度迅速机动，既是四渡赤水作战的一大特点，也是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作战的艺术精华之一。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以走创造战机，以打开辟道路；走中有打，打中有走，把走与打、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辩证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毛泽东在前有长江，后有乌江的狭窄地区，指挥3万疲惫之师，抗击40多万以逸待劳之敌，使国民党军疲于奔命，到处扑空，十分被动；而中央红军则纵横驰骋，要打就打，要走就走，稳操主动。这既不同于“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更不同于“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在运动战的实践方面，表现了高度的指挥艺术性，至今仍令人叹止！

 

三、运用虚实行动，巧妙造势，迫敌就范，各个击破敌人

造势，是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孙子最早提出“势”的军事概念，毛泽东提出“创造战场”[7] 的军事命题，是对孙子“势”的继承和发展，是毛泽东指导战争的独特创造。 孙子说：“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8]。在战争中，运用虚实行动，巧妙造势，制造假象，蒙骗敌人　调动敌人，让敌人上当，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战法。世界上没有不用军事计谋的战争，施计用谋盖出自虚实的变换和运用，其目的是欺骗敌人，隐蔽自己的真实意图，避免被动，掌握主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在战争中不懂得虚实变换和运用，就不懂得如何指导战争，不能有效地欺骗敌人，就会被敌人所控制，不能识破敌人的计谋，就要陷入敌人的圈套，让敌人了解自己的意图和部署，就必然要招致失败。

在四渡赤水作战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新领导，之所以用兵如神，一反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能巧妙运用虚实行动，巧妙造势，迷惑敌人，打乱敌人的部署，隐匿自己的企图，从而使敌人扑朔迷离，到处扑空；而红军则乘机创造战场，迫敌就范，各个击破敌人。

遵义战役，蒋介石因其嫡系部队遭受沉重打击后，坐立不安，急忙于3月2日由汉口飞抵重庆坐镇指挥，亲自策划新的围攻以阻止红军东渡乌江。他搬出第五次“围剿”的老办法，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故伎，调兵遣将，南守北攻，妄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毛泽东洞察其奸，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更多的敌军前来“围剿”。遂决定以红9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腊坎、长干山（今长岗），寻歼敌军第2　纵队，未能得手。而蒋介石则认为“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之表现”，遂命令各路国民党军要不顾一切寻求红军决战。3月11日，川敌3个旅进占遵义，乌江南风岸之敌第1纵队也以一部兵力北渡乌江，向遵义、鸭溪推进。当敌军逼近时，毛泽东遂指挥红军转兵北进，于3月16－17日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

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错误判断中央红军又要渡江北上，急忙调整部署，命令所有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遂电令刘湘加强沪州一带长江防线；以川、黔、湘三省地方军阀部队和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从桐梓以北地区齐头并进，向红军进逼；调滇军孙渡纵队集结毕节地区堵击，企图对红军再度形成包围，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在国民党军重兵向川南进击，部署尚未就绪之时，毛泽东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为了迷惑国民党军，红1军团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继续前进，诱敌向西，虚张声势，伪装主力，造成北渡长江的假象；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3月21日晚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地区。并以红9军团暂留该地，牵制迷惑敌人，吸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继续南进，穿过鸭溪、枫香坝之间的敌军封锁线，于3月底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把国民党军重兵远远甩在后面，乌江天险反而成为敌军行动的障碍。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包围圈彻底宣告破产。

红军南渡乌江，开辟了西出云南，由长江上游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觉，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示形于东而击于西，佯攻贵阳而西出云南，威逼昆明而直袭金沙江。毛泽东在部署这次行动时说:“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峰，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逼近贵阳。红9军团继续留在乌江北岸，牵制敌军，又分兵一支向翁安、黄平快速前进，佯作东出湖南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姿态。此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周围地区的兵力只有第99师4个团。4月4日，红9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5个团，歼其2000余人，并突然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二十里的飞机场。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恐慌　，手忙脚乱，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命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随时逃跑。

此时，蒋介石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湖南会合红2、红6军团，对于中央红军的真实战略意图，尤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急令湖南军阀何健督师围攻红2、红6军团，严令薛岳所部衔尾急追，急调湘军李云杰、刘建绪部在黔东布防，桂军廖磊部在黔南防堵，以拦截红军东进南出，同时，又急电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驰援贵阳。真是慌慌张张，乱作一团。正当国民党军忙乱向贵阳以东调动时，并在敌人尚未判明红军意图以前，中央红军又突然于4月9日急转向南，分两路从贵阳、龙里之间的空隙突破国民党军防线，向南而后向西急进，示形于威逼昆明，吓得龙云胆颤心惊，除向蒋介石紧急呼救外，慌忙调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

然而，当蒋介石急忙调兵保卫昆明之际，中央红军主力却并未攻打昆明，而是虚幌一枪后，乘追敌在红军后侧，金沙江两岸空虚之际，掉头北上，直抵金沙江畔，于5月9日在皎平渡、洪门渡全部渡过了金沙江。与此同时，单独活动在滇黔边之乌江以北地区的红9军团，也从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合围圈，挫败了蒋介石妄图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的图谋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四、四渡赤水作战指挥艺术的历史启示

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作战胜利的三条基本经验，是其“得意之笔”的生动写照，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今天，我军面临如何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挑战，四渡赤水作战的军事指挥艺术，仍具有军事哲学上的借鉴指导意义。这里，仅就信息化条件下高技术局部战争的“造势”问题，谈一点从四渡赤水作战的军事指挥艺术中汲取有益的历史借鉴启示。

第一，运用虚实行动，造大势，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地缘军事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密不可分。“局部战争不局部”。国家之间的边界纠纷、海洋权益的争议等，即使是战术行动，也具有战略意义性质，它牵涉两国甚至多国或地区之间的利益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外交斗争。所以，信息化条件下高技术局部战争的作战指导，首先要从国际大战略的高度去运筹，谋全局，造大势。在开战前，就必须计划有一个概略的战争结束时间和方式问题。否则，必将陷入被动境地。海湾战争中，美国以军事斗争为主，高度重视运用政治、外交、经济、媒体、意识形态等手段，争取国际国内的广泛支持。美国促使联全国安理会通过了12个谴责、制裁伊拉克的决议，使其出兵“解放科威特”、“保卫沙特”的战争，师出有名；说服了106个国家参加了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组成了以美国为首共40个国家参加的多国部队；并向美国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经援。对“台独”的军事斗争准备问题，东海、南海纠纷如何解决？如何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值得周密筹划，应该早有各种预案，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打则必胜。

第二，掌握强弱转化规律，扬长避短，创造新战法。信息化条件下高技术局部战争为创造新的战法，灵活指导战争，提供了广阔的自由天地。扬长避短击敌，必须实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科索沃战争，南联盟一味奉行躲藏的消极避战，从未采取过一次主动的攻击行动，因而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其实，南联盟地面部队的兵力兵器较之北约一线部署的兵力兵器有较大优势，如果南联盟军在第一阶段通过高度机动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把战争引向北约驻区。那幺，战争的结局将会是另一种可能。克劳塞维茨语曾指出：“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任何条件下，消极防御，无异是束手待毙。

扬长避短，创造新战法，在战场上以“奇”制“正”。利用欺骗手段制造假象，使战场充满“迷雾”，造成敌方信息武器的误判；用黑客战窃取、更改、毁坏敌方计算机网络；用经济手段“改写“战争进程；用”不正当“的准战争手段实施正当的流血行为；广泛开展海上游击战，等等，不一而足。这都有待于我们去研究，进而提出新的军事命题。

（作者：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现为解放军首席军史专家和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理事。）

（1） 夏征难着：《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思想研究》第169－17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文献》，第234－2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文献》，第234－2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

（1） ‘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第47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1年版。

[3] “军委关于我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第48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4]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第47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6]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32、13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8] 《孙子·势篇》。

（转载请注明来源：宣讲家网站71.cn，违者必究。）

责任编辑：董洁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1019/91675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