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落脚点的变化

毛泽东曾说：陕北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落脚陕北使中国革命重新建起了大本营，随即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嘹亮号角。然而，到陕北落脚并非中共中央和红军最初的打算，而是在极端险恶的转移过程中为了摆脱敌人和保存自己，根据敌我情况变化不断调整原定计划的结果。整个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对落脚点的选择先后发生了七次变化。

川黔边根据地

湘江一战，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已经判明了红军的战略意图，调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湖南武冈、绥宁等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了一个“口袋阵”，等着红军往里钻。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放弃移师湘西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但博古、李德不予采纳。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到达湖南西陲的通道县。12日中午，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军事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贵州。

15日，红军穿越湘南进入贵州，先头部队占领了黔东边城黎平。中央政治局遂于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最后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随后，中共中央又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最终确定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作为红军新的落脚点。

川西北根据地

黎平会议后，红军进行了缩编，部队轻装前进。本着避强打弱不避战的方针，红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数县，抢渡乌江，轻取遵义。

遵义会议前后，由薛岳率领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国民党“中央军”纵队，还有川、黔、滇等地方军阀的部队共150多个团，对红军所在的川黔边地区形成了新的包围圈。形势再度危急，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已经不大可能。在此情况下，刘伯承、聂荣臻等川籍将领在会上提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

他们的理由有四：一是有红四方面军的川北根据地可以接应；二是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三是川北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四是四川对外交通不便，蒋介石想往四川调兵不易。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这个建议。

云贵川边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积极准备，打算从宜宾附近北渡长江。蒋介石急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长江南岸阻击，又令薛岳和黔军王家烈率部渡乌江尾追，企图围歼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很快，各路敌军纷纷逼近川南，而川军又有40多个团扼守长江北岸，形势的变化使渡江变得十分困难。

1935年2月7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向军委建议，暂停渡江计划，将红军集中到云南扎西地区进行整编，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正在扎西召开会议研究红军行动的中央领导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当天便作出指示：“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宣布扎西会议关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的决议精神。同日，中革军委又致电江西中央军区、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通告停止执行北渡长江计划的决定。此外，根据军委指示，各军团在扎西进行了整编，并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队，开始为根据地建设做准备。

川西或川西北根据地

扎西会议后，经过整编的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取得了娄山关大捷。娄山关一战共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加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仗打开了黔北的新局面，也为实施建立云贵川边根据地计划开了一个好头。根据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首先在黔北建立新苏区，赤化全贵州。

此后1个多月，为摆脱敌人的夹击，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云贵川边的山岭间东奔西突，穿插往返，取得了他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的胜利。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乌江北岸。

在云贵川边境进行机动作战，力图创造新苏区的同时，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放弃渡过长江向北发展、转入川西北的战略意图。南渡乌江后，中央红军佯攻息烽，逼近贵阳，同时作出东出湖南的态势。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令滇军救驾，红军遂利用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乘虚向云南急进。进入云南境内后，渡江北上的时机已经成熟。

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12日，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川陕甘根据地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以气吞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

会师后的工农红军共有10万多人，下一步战略方针需要迅速决定。对此，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和中共中央的意见有分歧。毛泽东综合分析日本入侵华北后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川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关于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认为红军应该北上至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想躲开敌人，到川西和西康地区保存实力，休养生息。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县两河口的一座喇嘛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在会上发言，从便利作战、群众条件、经济条件三个方面分析了在川康一带建立根据地的不利之处，要求红军迅速向前，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

为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两河口会议同时做出了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守军、夺取控制松潘地区的决定。中革军委迅速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以松潘为突破口打开北进甘南的通道。对中央决议阳奉阴违的张国焘这时节外生枝，他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经过这一番折腾，红军已丧失攻占松潘的有利时机，陷入胡宗南和川军南北夹击的危险境地。不得已，中革军委撤销松潘战役计划，改行夏洮战役计划，要红军穿越草地北上甘南，在夏河至洮河流域建立苏区根据地。8月底，中央机关和徐向前指挥的右路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出茫茫草地，攻占了四川北部小城包座，打开了前往甘南的通道。张国焘此时又变了卦，他明确表示反对北上，拒绝横穿草地同党中央会合，率领左路军掉头南下。

9月11日，毛泽东率红三军到达甘南迭部县俄界境内。次日，中央政治局在当地高吉村藏民居住的一个棚屋内召开扩大会议。鉴于红一、红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只有8000多人随中央北上，革命力量元气大伤，会议决定改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建立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陕甘根据地

根据俄界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一边继续争取南下部队，一边率领红军坚持北上。

9月17日，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打赢了进入甘南的关键一仗。攻占腊子口后，红军顺利抵达哈达铺。哈达铺是甘肃南部的一个小城镇，在红军官兵进行休整时，毛泽东从报纸上获知：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在陕北控制着有五六个县大小的苏区根据地，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有精兵3000人，他们已经会合组成了红十五军团。22日下午，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首先要前往陕北，同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

9月27日，红军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与苏联联系，取得国际帮助，创建根据地原定战略方针，决定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随后，红军日夜兼程向陕北进发。10月19日，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吴起镇。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正式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责任编辑：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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