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学一做】李俭：时刻准备应对“七一”讲话中的“四个重大”

 

李俭 中央宣传部政研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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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他同时还说到：“6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

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四个重大”，其实也是我们党正在迎接的考试，正在回答的考题。它关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关乎中国未来的发展，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悠悠大事，务必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一、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

眼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主要有：

（一）国际形势新变化带来的重大挑战

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新变化。目前，美国正在谋划“两洋战略”，极力推行“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以及服务贸易协定（TISA）和双边投资协定（BIT），意在重构21世纪世界贸易新规则。在世界贸易新规则形成过程中，如果我国无法进一步采取互惠措施开放本国市场，而被动应对或应对失策，将会失去国际贸易新规则形成后的主动权。这对于一个贸易大国来说，挑战是极大的。此外，信息网络化、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也给我国带来不小的挑战。以经济全球化而言，现在的全球公司已出现三大变化，战略上从跨国经营走向全球经营，结构上从中心辐射式的管理走向全球网络，承担的责任从过去股东利益最大化到现在以全球责任为主。而重要的变量，海外资产、海外收入、海外雇员的比例平均数超过50%。目前，像华为这样具有全球化水平的企业，中国还十分稀少。传统跨国公司为了获得价值，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不顾投资所在国的经济、社会、环境责任，甚至起到了破坏作用。但现代化的全球竞争公司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最近几年，这些公司强化合规，用的是《反海外腐败法》。竞争规则在改变，中国企业需要适应这种竞争规则。因此，中国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二）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带来的重大挑战

目前来看，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虽然有改善迹象，但是和人们预期还相差甚远。需求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和财政巨额赤字，政府纷纷压缩公共需求，居民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不景气、家庭消费疲软，不利于我国外需增加。供给方面，国际市场上出现了对中国制造业的供给替代效应。一方面，发达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下行，推行“再工业化”，一些高端制造业回流，对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高端产品出口形成挤压和挑战；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包括印度、越南等，都在借鉴我国经验，利用本国劳动力、土地、环境资源、汇率等低成本优势，大力发展服装、鞋帽、家电、家居、电子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发达国家大量出口，在全球低端制造产品市场上对我国形成了挤出效应。同时，发达国家正在推行工业4.0，在国际市场产业成本迅速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制造”遇到了空前的“上压下挤”挑战。

（三）台海、香港问题带来的重大挑战

先说台湾。民进党掌权后，蔡英文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大肆推行“隐性台独”“柔性台独”“文化台独”策略，并在李登辉、陈水扁的基础上，使得台独阴谋更加阴险狡诈。已经明显看到的是：民进党极为猖狂，要去掉孙中山头像，去掉两蒋纪念，并已抛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同时蔡英文还大搞崇美联日而“排中”。她在访问巴拿马期间，竟然签名“台湾总统”。在出访日本和过境美国时，都表露出对这两个国家的亲善和屈膝。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在会见美国政界要员时，这位美国要员竟然说，台湾可以自主决定未来，美国可以帮助台湾扩大国际空间。这是干涉中国内政的极为严重的信号！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已成13亿国人的心腹之患。

再说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后，先前的一些年，倒也平安。随着大陆一些城市的快速发展，香港的优势不再，再加上访港大陆游客有些素质上的问题，在香港开始出现社会问题。先是辱骂甚至殴打陆客，后是找借口上街，理由千奇百怪，人为地制造骚乱，故意破坏公共设施，引发警民对立。“占中”事件最为典型。一些人竭力要搞“港独”，甚至喊出“宁做英国狗，不当中国人”的口号。目前香港出现问题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外部原因，就是反华势力蓄谋借香港来牵制中国；二是香港自身出了问题，本质问题是香港的经济不景气。这方面，我们也有值得反思之处，比如在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中，过于强调“两制”而忽略“一国”。

英国公投脱欧，北爱尔兰有可能将公投脱英。由此可见，台湾、香港问题带来的挑战极大，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否则久拖不决，后患无穷。

（四）社会变革新发展所伴生诸多问题带来的重大挑战

回目而看，改革开放38年来，我国的社会变革在中国历史上当属史无前例，特别是改革进入深水区，迈上快车道以后，对中国社会转型发展意义不小。但正如大浪淘沙、泥沙俱下，苗草同长一样，也伴生诸多问题。

1.结构性社会问题。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沿海地区与西北西南地区之间、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这些结构性问题，对于“十三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严峻挑战。比如，作为新兴产业的“互联网+电商”，确实吸纳了不少劳力，也促进了城乡消费，但对传统行业企业冲击不小。城市里的大型百货商店、超市营销困难，有些面临倒闭，一批人又要下岗。

2.变迁型社会问题。这主要指8亿农民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力爆发式增长，劳动力大量解放，农村富余劳力呈现几何式增加。4亿多农村人口闲置。这些人中的一半多已经进入城镇，但尚有近2亿待机而动。进到城镇的农村人口，他们的衣食住行用面临着诸多矛盾，更不要说他们的就业问题。由于近几年城镇经济发展受阻，这些农民闲置在家，无活可干、无工可打，时间长了，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另外，每年新入学的大学生都在800万以上，再加上在校生3000多万，就业压力相当之大。大量农村孩子大学毕业即失业，找不到合适工作。“十三五”期间，“00后”都要进入大学，此类社会问题压力不小。

3.越轨性社会问题。主要指党风、政风不正而带来的官员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反腐，“打虎”“拍蝇”，一些省部级高官落马，一大批“小官巨贪”受到惩处。其中，省部级、将军级“老虎”120多个，31个省区市已经全部都有“老虎”陷落，副国级以上贪官就有6位。即使在封建王朝，都没有这么多的王宫大臣因贪腐陷落。这一方面说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腐治吏的决心之大，另一方面也说明腐败形势之严峻。

4.病态性社会问题。主要指精神病患者、抑郁症患者在大量增加。据刚刚发布的数据，精神疾病患者占15%，登记在册的精神病人429万；家庭矛盾、邻里分歧大量出现；离婚率节节攀升。北京电视台有几档节目，都是做家庭矛盾调解的，收视率很高，像“谁在说”“第三调解室”等节目都很受欢迎。家庭矛盾中的多数都属趋利性问题，因家庭财产或房产，闹得父子反目、弟兄姐妹结仇，家庭不和，从而引发社会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挑战是强者的机会。成功发源于问题，强者成功于挑战。上述所言挑战可谓多多，但在多难兴邦、强者自强的中国共产党面前，天大的困难也不在话下，再大的挑战也能战胜。当年，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挑战大不大，八年全面抗战的挑战大不大，打败八百万蒋介石武装的挑战大不大，击溃武装到牙齿的侵朝美军的挑战大不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长期对我国封锁的挑战大不大？这些不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而胜之吗？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有足够信心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二、时刻准备抵御重大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抵御重大风险。那么，观察现实，思考未来，我们党和国家会遇到或有可能遇到哪些重大风险？择其要者来说有以下几类：

（一）地缘政治的风险

第一方面，我国与日本围绕钓鱼岛主权之争，不断展开较量。近日，日本派军机对我钓鱼岛巡逻军机照射火控雷达，这是危险的交战信号。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下去。第二方面，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全球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在军事上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为支点，以西太平洋诸国的岛链为依托，利用太空优势，并结合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建立空、海立体作战体系。对于南海，美国自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后，千方百计地进行搅局，以防“南海军事化”为借口，接连派军舰、航母、军机闯进我南海岛礁附近。2016年，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与菲律宾国防部长一起登上航母穿过南海争议水域，这已经是他第二次登上航母驶进南海。此外，美国又派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向中国示威。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怂恿日本、菲律宾、越南进行捣乱，甚至联合澳大利亚、印度来“抗中”、“压中”。南海持续紧张，风险极大。第三方面，美国又以朝鲜试核射弹为借口，大肆调兵遣将，并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拦截系统，其矛头对准中国和俄罗斯。第四方面，在周边地区各国民族主义等多因素刺激下，我国与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印度等因边界和岛屿争端，导致双边以及多边关系复杂化、紧张化、矛盾显形化。面对周边异常复杂危险的政治军事局势，稍有不慎，随时都会发生不测事件。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

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接近国际经验显示的风险高发窗口期(250%—280%)。近期有所好转，但风险依然较高。尤其是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之后，金融领域受一些因素影响，向窗口期逼近的风险将大大提高。

一是影子银行风险。一方面，各种信托产品、理财产品进入集中兑付高峰期，也是违约高峰期：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出现了第三方支付、互联网理财、P2P、众筹、二维码支付、虚拟信用卡、比特币等。这些虽然是金融创新，但也潜藏着欺诈、违约、破产、洗钱等事件。影子银行在运行过程中，风险点多且易发，监控难度大。

二是地方债务风险。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明显降低，而公共支出却刚性增加，导致政府债务规模继续扩大，“借新还旧”的压力不断上升。因此，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金链会遇到空前的偿还高峰期，并面临着由此形成的局部性金融风险。

三是房地产市场风险。当前，房地产市场销售量和销售价格“双降”格局正在三四线城市蔓延，一二线城市虽有好转，但并不乐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下降，开工量减少，土地市场降温。如果房地产市场“去泡沫化”继续下去，必将引起居民财富缩水，房地产企业破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并由此引发购房者、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以及其他融资机构之间债务链条的断裂，对金融系统形成较大冲击风险。最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多方面的风险因素同时显露并相互渗透传染，最终可能会使局部性金融风险演化成系统性风险。对此，我们不能不高度警惕。

（三）转型积累的不确定性风险

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在我国向发达国家行列迈进过程中，必须实现“三个转变”，即在需求结构上实现从投资、出口导向向内需特别是消费导向转变；在产业结构上实现从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在社会结构上实现向市民化社会转变，并建立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要实现这三个转变，我国还面临着诸多显性和潜在风险。这些风险存在于许多领域，而每个领域又存在着多个风险因素和风险点。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些风险因素在积累，风险点在增加，风险点之间的关联性在增强，甚至还面临着某些领域的系统性风险。比如，城镇化如果推进缓慢，就容易引发城镇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激化。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6.10%，这种状况既与高收入国家平均城市化率有较大差距，也明显低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仔细分析发现，我国实际城镇化率仍偏低。这就是说，对于我国城镇化率达56.10%，纵向来看，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横向来看，与高收入和中上等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相比仍偏低。这主要是由城乡二元体制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过慢造成的。

目前，我国有2.34亿农民及其随迁家属在城镇长期居住生活。由于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限制，农业转移人口还无法享受到市民待遇，由此在城镇中形成两大社会群体：一个是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另一个是5亿多市民。农民工在城镇处于既流动又集中的状态，当他们看到却享受不到城镇居民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安排时，就会产生心理失衡和二元对立情绪，一旦遇到社会矛盾纠纷，就可能演化成两个利益群体的对立事件。法国在前些年就因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待遇失衡而发生了骚乱。随着农业转移人口越来越年轻化、规模也越来越大，突破城乡二元体制障碍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如果不能及时改革农民进城落户的制度限制，不尽可能地满足进城农民的新期待，社会不稳定风险就有可能会大大上升。

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城镇边缘地带涌现出数千万“三无”（无地、无业、无生活保障）人员，极易发生群体性事件。此外，我国城乡居民的权利意识明显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特点。在这种变化下，城乡居民对社会矛盾和问题发生的容忍度不断降低，而对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期待有所提高。目前社会矛盾处于高发、多发期，无论是在问题发生端还是解决端，一旦遇到不满就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加之，在近年来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结构转型和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社会治理方式改革落后，阶层分化与固化，使得政府与居民、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缺乏有效沟通，遇到社会纠纷事件概率增大。如，近几年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征用和搬迁、环境污染、企业改制、社会维权等矛盾纠纷事件频发、多发，并有上升趋势。同时，采取的方式有极端化和激烈化倾向，有的涉嫌严重违法犯罪，性质严重、手段恶劣，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目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利用我国结构转型阵痛期，故意制造暴力事件，人为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

此外，我国的地理位置也决定着发生大的自然灾害的风险也较大。例如水患灾害、地震灾害等。中国与美国，一个位于东半球，一个位于西半球，如果从西安穿透地球可直接到达美国。美国没有南涝北旱，而我国南方多雨、北方干旱，这是由于地理条件所限。美国的密西西比河纵贯南北，而我国的长江是东西流向，更为重要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暖流在美国汇合，而太平洋的暖流被喜马拉雅山脉阻挡，无法与印度洋的暖流在中国汇合。有专家想象，我国要是能在喜马拉雅山脉凿开一个大洞，将印度洋的暖流引过来，就可能改变中国内陆及周边国家的气候。

（四）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1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8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与风险。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这些国家陷入了经济增长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经济学家认为目前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就是这种陷阱。我国在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以后，也确实存在经济发展放缓的状况，虽然没有停滞，但风险存在，需要倍加警惕。

人类社会在发展前进过程中，从来就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作为走过95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所经历的风险可谓是世所罕见、党所罕见、人所罕见，但均化险为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风险都将被化解。

 

三、时刻准备克服重大阻力

我国经济社会，经过近40年快速发展，以和平崛起之势呈现于世人面前，现在已经进入滚石上山境地，自然阻力不小；另一方面，居心叵测者也在千方百计制造阻力，企图阻止中国发展。目前看，这种阻力，内外皆有，并且带有很强的非物质性。因此，我们一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所告诫的要时刻准备克服重大阻力。这些重大阻力来自何方？我认为有这么四个方面：

（一）来自于新自由主义的重大阻力

新自由主义思潮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经历了从古典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到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变形，自20世纪90年代经过所谓“华盛顿共识”后被推及世界。

1.价值观上主张“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它认为，个人权利尤其是个人的自由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偏好、利益诉求都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不能在众多个人利益诉求之间按照某一种标准分出孰优孰劣。每个人都有设定自身追求目标、采取措施实现目标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在新自由主义看来，个人权利成为判断一切社会行为得失成败问题的尺度，个人利益成为解释一切历史事件的动因。但实际上，这种个人主义至上、个人利益至上的观念，忽略了人既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的属性。作为社会人，就一定要承担社会责任。如果人人都个人利益至上，那社会如何发展，如何前进？

2.经济上推行“三化”，反对公有制。在经济理论上，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将之“发扬光大”为“三化”：即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全面市场化。绝对自由化的主张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在经济领域的直接体现。

3.政治上实施所谓“民主”，反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通过掌握生产资料，运用计划组织生产，就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就必然导致在政治上的集权主义。他们以此抨击、反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宣扬西方宪政民主，并将西方的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等政治制度超历史化、普世化，将西方的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人人平等的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化”，有意掩盖其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阶级性、历史性和意识形态性。

4.国际战略上推销“全球一体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球传播，积极谋求建立全球秩序，实现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实行美国模式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例如,“华盛顿共识”的出炉就是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共同提出的，以体现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具体政策主张。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臭名昭著。然而，在我国，居然不断有一些专家、学者，公知、大V们拾人牙慧，将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曲解为实行新自由主义，其危害十分严重。他们竭力散布新自由主义，有人甚至公开大讲特讲，说中国的国家调控太多，国有企业太多，要像美国那样才对。还说，国企不要与民企竞争。这是垄断资产阶级典型的口号，他们所说的“民”，绝非是“人民”，而是私人业主和既得利益集团。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有力回击。

（二）来自于历史虚无主义的重大阻力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来没有止息过。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各种思想交融交锋，价值观念多元多样。敌对势力挖空心思利用多种手段散布有害信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千方百计遏制我国发展，破坏我国稳定，妄图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某些人竭力散布历史虚无主义。对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对民族的文化采取轻蔑、否定的态度，对党和军队确立的英模恶毒攻击，对开国领袖诽谤谩骂。他们打着“反思历史”“还原真相”“起底”“质疑”等旗号，任意歪曲史实，颠覆科学的历史结论，制造思想混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渗透性。某些居心叵测者大肆诋毁、贬损英烈，说什么刘胡兰并非被国民党所害，而是死于乡亲们的铡刀下，这一度引起轩然大波。“加多宝侮辱邱少云恶意营销”，也成为人们调侃英雄人物的“段子”。此外，黄继光堵枪眼不合理，雷锋日记造假，狼牙山五壮士其实是土匪……这些英烈等纷纷躺枪，受到不同程度的造谣污蔑、恶意中伤。

某些公知、大V们在会议里、书刊中、网络上发表了铺天盖地的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论。一些人还厚颜无耻地鼓吹民国时期上流社会生活得多么自由、从容、优雅，文化学术取得了多好的成就，并因此判断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好时代。他们不但从整体上美化民国，还对许多相关人物、事物予以美化。美化民国，无非就是贬低我们党领导的新中国。

历史虚无主义同样也表现在文艺创作上，尤其是赶上这两年抗战剧的热潮。2015年出现了一大批被观众广为吐槽的所谓“抗战神剧”。比如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等等，无一不是八路军打鬼子影视剧中出现的荒唐。此外，剧中男女演员的妆容服饰、场所装饰异常靓丽，且与目前无异，即使放到现在都算时髦的。“抗日神剧”神话般的情节在满足了人们对日本憎恨情绪发泄的同时，也间接成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出口，扭曲了群众对历史的正确认知，给予了别有用心者歪曲历史，美化战犯的基本素材。

这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暗流，其罪恶目的已经十分明显，就是要通过对执政党树立的英模的否定、对建党建军建国领袖的否定、对党史军史的否定，动摇人们的“四信”——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搞乱思想、侵蚀灵魂，进而终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终断共产党的领导，其最终目的，就是要配合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苏共丢掉政权，苏联解体。什么原因？内外勾结，导致思想混乱、精神销蚀是为主要。美国前中情局雇员彼得·施瓦茨在《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中曾以骄傲的口吻说：“谈论苏联的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是调查一件神秘的死亡案件，而不考虑谋杀。”

凡是有道德心、责任心，有良知、有品行的中国人，都不能熟视无睹，在高度警惕其祸心的同时，要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愤起批判。

（三）来自于否定改革开放的重大阻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但在社会生活中，这两种阻力确实存在。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企图影响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知，影响改革开放进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和发展。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倾向和观点，不仅抽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也必然导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是敌对势力和错误思潮借以攻击党的重要方向，决不能以出现矛盾和问题为由否定改革开放、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评价，不仅是党的历史的焦点，也是现实政治的风向标。对其中任何一项的动摇和忽视，都势必给党的执政和国家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决不能让某些敌对势力在党和国家的根基上构筑“蚁穴”、打开缺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深刻理解这番话语，有利于我们克服否定改革开放的各种阻力。

（四）来自于美日遏制中国发展的重大阻力

先说日本。不知大家想过没有，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对中国又是投资、又是贷款，表现出友好姿态。可这些年却一反常态，不仅围绕钓鱼岛主权问题与中国无理纠缠，2016年6月17日，日本战机对在东海防空识别区例行性巡航的我国战机开启火控雷达，并在投放红外干扰弹后逃逸。他们还压根儿否认二战侵略历史，否认慰安妇事实，对此拒不认罪、拒不道歉。为什么？日本这个民族，以一种极为狭隘的眼界对待中国，它容不得作为近邻的中国好，容不得中国强盛。当中国超越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就开始制造麻烦、制造阻力，并与美国联合，插手南海，支持菲律宾、越南等，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再说美国。新中国诞生后，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采取措施，千方百计地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政治上，实行所谓遏制加孤立政策；经济上，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军事上，实行武装侵略和军事包围，并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一场抗美援朝战争，把美国佬打回老家去。美国的战略意图失败了，我们迎来近60年的和平建设时期。可是，当看到中国快速崛起，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独霸全球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和挑战，美国就像当年对待苏联一样，双管齐下制造阻力和麻烦，图谋阻挡中国崛起。一方面，极力扶持“不同政见者”，企图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制造混乱；另一方面，四面出击，对中国进行围堵。以往蛰伏着的钓鱼岛问题、台独问题、南海问题和藏南问题，现在全都出来了。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美国拼命地围堵中国，并不是因为中国天然和美国有仇，而是美国的战略目标所需。美国要统治世界，中国就是它的障碍，所以，它必须遏制中国，千方百计要搞垮中国。狼跟羊有什么仇？就是正常的吃和被吃的关系。狼要舒服，羊就必须倒霉。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只要美国不改变全球帝国战略，中国面临的威胁就是永存的。

这里有一个阴谋，美国频频在中国南海“秀肌肉”，军机来了、军舰来了、航母编队也来了。为什么？是真的要和中国开战吗？中国不是前苏联。美苏对抗期间，完全是军事较量，在经济上几乎没有多少联系。而今天，中美之间经济上的交往几乎无所不在、无处不存。美国离开中国简直就是无法生活，更不要说中国握有大量美国国债。那为什么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国家门口“秀肌肉”，并与其盟国一起围堵中国？其险恶用心就是要拉中国下水，像前苏联一样，与它一起搞军备竞赛，进而拖垮中国经济。这分明就是一个大阴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聪明的中国人不会上当。我们不怕战争，不怕威胁，识破阻力，继续前行，让美日及其走狗的阴谋破产。“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

 

四、时刻准备解决重大矛盾

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来，其治国理政方略中，有一个极为鲜明的特点，就是突出问题导向。在他看来，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国情这么复杂，随时都可能出现问题、爆发矛盾。基于此，他在“七一”讲话中，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解决重大矛盾。解决重大矛盾，首先要分析矛盾之所在、直面矛盾有哪些。

（一）国内不稳定因素可能产生的重大矛盾

稳定压倒一切，发展决定一切。没有稳定局面，发展就会停滞乃至倒退。当前的不稳定因素，从国内看，主要是在人民内部，面临“6个妥善处理”：

1.要妥善处理去产能和原有下岗职工以及30万裁军人员的再就业和生活安置问题。原有国有企业下岗分流人员多达3000余万。这些人员绝大部分已经得到安置，或是实现再就业，年龄偏大的也已退休养老。但他们中依然还有些善后问题需要处理。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钢铁、煤炭行业企业还要有部分员工剥离，需要安置。另外，我们要裁军30万，那么，这部分人员也要妥善处理。

2.要妥善处理“三农”特别是五千多万农民的脱贫和致富问题。全面小康的难点在农村，重点在边远地区。中国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还有5700多万，每月要保证一百万人脱贫。我们党已经承诺，小康全家福，一个不能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指日可待，精准扶贫、脱贫的压力很大。如果届时，真要有部分民众没有进入小康，问题可就大了。当然，是不会有此情况的。此外，城镇边缘地带的“三无人员”每日每时都在增加，这个群体中也蕴藏着不稳定因素。

3.要妥善处理2亿多进城务工农民的各类问题。

4.要妥善处理几千万离退休人员和八千多万残障人员的实际问题。

5.妥善处理每年八百万大学生和没有考上大学的中学生的就业问题。我国每年新增就业人数达一千多万，相当于一个一千万左右国家的人口数量，也就是说我国每年新增就业人数相当于葡萄牙或阿联酋的总人口。

6.妥善处理先富与后富，不同利益群体、集团利益分配问题。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越0.49，按照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判断，基尼系数为0.3是稳定线、0.4是警戒线、0.5是危机线、0.6是动乱线。可见，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逼近危机线。现在，社会上广泛存在一种“仇富”心理。某些“大嘴巴”专家污蔑说是老百姓患了“红眼病”。这是“狗眼看人低”。老百姓的“仇富”心理，绝对不是仇恨富人，而是仇恨不公平和不公正。这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二）周边不安定因素可能产生的重大矛盾

我国陆陆邻国14个，与10个国家在边界问题上有争议点；海洋邻国8个，与6个有权属上的引爆点。在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没有一个有中国这样多的主权纠纷。尤其是日本、菲律宾、越南，在领海、岛屿问题上，不仅抢占、强占，还频频制造事端。菲律宾竟然编造大量谎言闹到所谓国际法庭去仲裁。我们在南海的西沙群岛搞军演，越南竟然强烈抗议，认为侵犯其主权，无理至极。公元1600年前，中华民族就已占领南海，而当时菲律宾、越南的人们，都还过着野居生活，几乎连一条像样的航船都没有，根本就没有什么航海经历。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些国家从没有异议，到了现在竟然与中国争南海主权，真是恬不知耻！当然，这些周边国家与中国争执不下，其背后则是美国在为他们撑腰壮胆，没有美国支持，就是给菲律宾十个胆，它也不敢跟中国捣乱。

纵观周边事态，我们一定不能麻痹大意，要备加警惕由此可能产生的重大矛盾。

（三）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与“三期叠加”可能产生的重大矛盾

“三期叠加”是指我国正在经历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大家知道，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进一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然而，就目前看，这种发展正与“三期叠加”在一起，有可能产生矛盾。

增长速度换挡期，是指我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增长换挡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时期。这需要一段时间。如韩国增速换挡期发生在1989至2003年间，房地产长周期拐点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德国的增速换挡期发生在1965年前后，出现了房地产长周期峰值。

结构调整阵痛期，是说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不调就不能实现进一步发展，一、二、三产业布局将发生根本性改变，一些传统行业、一些资源型地区面临极大困难。例如，东北地区以及山西、内蒙古、河北等省区陷入困境。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指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初期，我们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现在这些政策还处于消化期。其中的4万亿投资，虽然在当时起到一定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它所带来的产能过剩的负面效应也不可低估。例如钢铁业，原本已经严重过剩，当时又上马大型钢企。在这里，我说一个数据，全世界钢铁产量共16亿多吨，仅我国产量就达8亿多吨，占全世界总量的一半。

“三期叠加”、矛盾交织，这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困难着实不小，必须以更加聪颖的智慧妥善处理。

（四）在担负的“双重使命”中可能产生的重大矛盾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推进这一战略布局，按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所说，有四个“双重使命”。而在完成这“双重使命”过程中，会遇到一些矛盾：

一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纲领指引下，我们不能不面对的“双重使命”，就是既要继续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传统工业化，又要赶上方兴未艾的现代科学技术新的伟大革命的时代潮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实现13亿多中国人的国家、社会和生活的现代化。

二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纲领指引下，我们不能不面对的“双重使命”，就是既要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道路。但在这样那样的具体问题上又可能发生不一致和矛盾，要妥善处理这一复杂问题。

三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纲领指引下，我们不能不面对的“双重使命”，就是既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又要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这个关系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

四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纲领指引下，我们不能不面对的“双重使命”，就是既要从严治吏，解决一些干部“乱作为”甚至胡作非为的问题，又要激发广大干部的理想信念和担当精神，克服干部“不作为”“能力不足”等新问题。

中国共产党95年奋斗历程，就是在解决各种各样的矛盾中前进的。可以说，一部党史，就是一部奋斗史，一部矛盾化解史。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惧怕任何矛盾，再大矛盾也会踩脚下。

前面分别阐述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我认为，就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而言，其总体思路应该是：守住一个底线、处理两个关系、实现三个均衡（贫富、城乡、东西部）、树立四种意识。守住一个底线，就是坚决守住稳定这个底线，国内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动荡、动乱；处理两个关系，就是一定要妥善处理好党民、干群关系；实现三个均衡，就是努力实现贫富、城乡、东西部的均衡；树立四种意识，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样，我们就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今天就这“四个重大”和网友交流分享到此，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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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苇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1102/91882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