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华：法国人眼中的“万园之园”

 

孟华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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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园之园”的称谓从何而来？

大家都知道圆明园有个别名叫“万园之园”。在《辞海》中，对圆明园的介绍也使用了“万园之园”的称谓。但这个称谓从何而来呢？据我研究，这个称谓其实是法国人起的。《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辞典》里是这样介绍圆明园的，“圆明园——最光明之园，从前的夏宫，中国皇帝夏天的行宫。位于北京西北八公里处。始建于十七世纪雍正朝，完成于乾隆朝。圆明园曾是‘万园之园’（王致诚语），占地350公顷，它藏有大量无价之宝与图书。乾隆曾让耶稣会士艺术家们（郎世宁、蒋友仁）在此修建了欧洲式宫殿，周围环绕着喷泉与水法。1860年整个园子被法英联军洗劫，随后又被额尔金爵士（lord Elgin）付之一炬。”这就是关于圆明园的法国文献介绍。

在这个词条中，明确标出了“万园之园”的称谓始自王致诚。关于王致诚待会儿再做比较详细的介绍。从对圆明园的这段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圆明园的历史沿革，文化价值已经介绍的相当全面了。如果我们去翻看这部辞典还会发现，不光只有一个词条来介绍圆明园，在整个辞典里，还有很多其他词条也涉及到了圆明园。比如，和乾隆、蒋友仁、郎世宁有关的词条里都讲了圆明园。在这些人中，除了乾隆以外，大家对其他人可能不太熟悉，比如，郎世宁是意大利早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同时也是画家，他曾供职在清宫廷的如意馆长期为中国皇帝服务，并且服务了三朝皇帝，康熙、雍正、乾隆。还有蒋友仁和王致诚，知道他们的可能就更少了，我稍微做一点介绍，这两个人和郎世宁一样，都是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只是他们不是意大利人，他们两个都是法国人。

 

在康熙年间曾经一度对天主教的传教采取了非常宽容的态度，原因是有一次康熙得了疟疾，开始治疗的效果不好，后来是用了来华传教士带的金鸡纳霜治愈好的。康熙皇帝很高兴，就在皇城里批了一块地，建了一个教堂叫北堂，后来这个北堂被毁了，不复存在了。可以说在一段时间里，康熙对天主教传教士采取了很宽容的态度，允许他们传教。但是后来，传教士内部有了矛盾，发生了“中国礼仪之争”这个历史事件。这个件事惹怒了康熙皇帝，康熙认为你们连汉字都不认识就来裁断中国人到底该怎么办，哪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康熙晚年就采取了禁教的政策，到了雍正和乾隆年间，禁教的政策就更加严厉了。清朝只在京城留了一小部分确实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为皇室服务，其他传教士不允许再在京城呆着，甚至不允许进入中国内地，很多传教士都被赶到了澳门。

在《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辞典》里，为两位来华法国传教士设立了专门的词条，这些词条的内容也是和圆明园相关的。蒋友仁的词条记录了他曾与郎世宁合作完成了圆明园欧式宫殿“飞瀑”与“水法”的设计。大家都知道圆明园有个大水法，这个大水法就是蒋友仁设计并且参与建造的。我们再看一看关于王致诚的词条是怎么说的？这个词条说，“他是著名的《中国皇家御苑写照》信件的作者，此信在欧洲反响巨大，为‘盎格鲁——中国式花园’在18世纪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辞典》是一部法国人经常用的微型百科全书。在这样一本书中，反复出现和圆明园有关的内容，已经足以看出圆明园在法国人心中的地位。什么是百科全书？中国人给出的定义是：概要介绍人类一切门类知识或某一门类知识的工具书。供查检所需知识和事实资料之用。所以，凡是能够入选百科全书的词条，就一定是很重要的词条。更何况《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辞典》的选目是非常严格的。它的主编是法国著名的辞典编撰学家，叫Alain Rey，他在序里讲到，他们选择词条并不是看这个国家的大小、人口的多少，而是以知识所涉及到的主题和对象来作为标准的。

 

在用这么严格的标准筛选过的辞典中，圆明园不仅赫然和所有重要的国名、地名、人名并列，而且它的篇幅是比较长的，足足有11行，并且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所以，圆明园已经进入到法国人常识性的知识结构当中，成为了法国人言说中国的一种套话式形象。

所谓“套话式形象”，就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反复的在长时段里用一个词语来言说异国。

二、法国人眼中的圆明园

接下来，我们谈谈圆明园是怎样进入法国人的知识领域，又怎么成为法国人想象中国的一个代表性的、有象征意义的、有符号价值的事物。

西方对这座中国皇家园林的描写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纪40年代，由法国来华传教士王致诚向法国人揭示了圆明园的存在。1743年，王致诚已经到中国五年了，因为一直在如意馆作画，所以经常到圆明园去。他在一封给他的朋友达索的信里，详细地描绘了圆明园的园林、建筑、艺术，并且对皇家的生活，从筵宴到日常起居都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正是在这样一封信里，他把圆明园叫做“人间天堂”，叫做“北京的凡尔赛宫”，并且他也是第一个使用了“Jardin des jardins”这个词，我们把它译作“万园之园”。其实他后面用了一个复数，就是所有园林的王。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王致诚，他早年曾经在意大利和法国接受过最正统的西方艺术教育。这样一位画家来到中国后，在长年累月和中国文化、中国绘画、中国园林艺术打交道的过程里，已经被圆明园美不胜收的山水、建筑、园林所折服，所以他对中国独特的园林美学是赞不绝口的。我从他的信里摘出一段，他说：“此乃人间天堂。水池依天然形态砌就，不像我们围以墨线切割出的整齐石块。它们错落有致地排放着，其艺术造诣之高，使人误以为那就是大自然的杰作。”我们看到王致诚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领略到了和西方的园林艺术迥然有别的中国园林美学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师法自然”，就是“重自然逸趣，而不尚人工雕琢”。在王致诚的书信里，他通过对圆明园的具体描述，把中国人巧夺天工的园林艺术绍给了西方。

这封信在1749年被刊载在《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杂志上，这个杂志是专门搜集到国外去传教的传教士写回国的书信的，我们译作《奇异而有趣的信札》，有三十几卷。这封信刊登以后，立刻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且很快就被译成多种西方文字。

除了用文字来描绘圆明园这座“万园之园”以外，王致诚同时还把大量相关的图片陆续的传回法国。据说还包括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大家对《圆明园四十景图》可能有所了解。这套《四十景图》主要是由沈源、唐岱绘制的，从1736年开始到1747年最终完成，历时十一载，具有非常高的艺术和文物价值。

 

有个小插曲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四十景图》现在被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的上海远东出版社非常有志于中西文化交流，也非常有志于把中国散落在海外的文物能至少介绍到国内来，所以就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达成了协议，要把这套《四十景图》引回国内来展览。

现在回到主题。在王致诚的书信发表后，又相继的有很多其他的法国传教士，也纷纷著书立说，向法国人介绍圆明园。我摘取蒋友仁的一段书信，他说：“中国人在他们的庭院装饰中善于优化自然，这种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艺术家最受赞誉的境界是看不出他雕琢的痕迹，艺术与自然融为一体。与欧洲不同，这不是那些一眼看不到尽头的通道，不是那些可以远眺无数优美景象的露台，眼见的东西太多，使人无暇对某些特别的事物进行遐想。在中国的花园中，不会让你产生视觉疲劳，目力所及几乎是一块恰到好处的空间。你可以看到整个空间，它的秀丽使你怦然心动，使你赏心悦目。百步之后，新的景色又呈现在你的眼前，引起你新的赞叹。”我们可以想象，这些赞誉之辞，还有大量精美的图片对于法国人的感官会产生怎么样的刺激？

18世纪是法国人从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的文化转型期，史称“启蒙时代”。如果说“五四”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那么“启蒙时代”就是法国人进入到现代，向现代化过渡的一个重要转型期。这时的法国人，在精神上的一大变化就是从注重神和人的关系，转而去注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圆明园对于追求人间幸福的法国人来说，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到，这个被传教士们描绘的奇巧幽深、千姿百态的人间天堂，显然大大激发了法国人的兴趣和好奇心，丰富了他们对中国的想象。

法国的“启蒙大家”伏尔泰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这样来描写圆明园，他说：“耶稣会士王致诚，第戎生人（第戎是法国的一个城市）。曾在北京城外数里处康熙皇帝的行宫里充当御画师。他在写给达索先生的一封信里说，这所离宫别馆比第戎城还大，宫室千院，鳞次栉比；风光旖旎，气象万千；殿宇间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山谷间曲径通幽。山亭岩洞，布置合宜。各个山谷景致不同；其中最大的围以石栏，鸾殿重叠，金光闪闪。所有这些宫室，外金内玉，尽都华丽。每条溪流上每隔一段，便有一座石桥，桥上白玉石栏，浮雕玲珑。大海中央，山石耸立，上有方楼，约有住室一百多间；登楼远眺，宫室园林，尽收眼底。”后面还有很长的描述我就不说了。

这段文字是对王致诚书信的重写。在这里需要请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在建构一个形象的时候，名人重塑所产生的效应是原作远远不能比拟的。正是借助着伏尔泰的再书写，把阅读范围有限的王致诚书信的影响范围扩大了。借助伏尔泰的再写，使得它走进了千家万户，使得普通的百姓，都能接触到这样的描述。可以说王致诚笔下的圆明园，是借助了伏尔泰的大名而被赋于了象征价值。它的名称、它的描述、它的形象在这个时候迅速的被公众所接受、所认可，进入了法国人对中国的这种知识场，成为他们心目中“文化中国”的一个典型代表。

 

还有一点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就是伏尔泰的这段话是在哪里写的？是在他一本叫《哲学辞典》的书中写的。在这个《哲学辞典》里专门有一个词条，这个词条叫“美”。伏尔泰引了王致诚的书信想说明什么呢？他想说明美是具有相对性的。为了凸显中国园林是迥异于西方园林的，是有独特美的，伏尔泰不但全文复述了王致诚的书信，又用他诙谐幽默的笔调补充上了这样一段想象性的文字。这段文字写道：“王致诚修士从中国回到凡尔赛，就觉得凡尔赛太小太暗淡无光了。德国人在凡尔赛树林子里跑了一圈看得出神，便觉得王致诚修士也未免太刁难了。这又是一种理由叫我根本不再想写一部美学概论。”

这段话需要给大家做一点解释，首先王致诚没有再回法国，他最后终老在北京。所以这段是伏尔泰想象的文字，他故意要让王致诚回法国一趟，对凡尔赛宫作出点评。那么为什么又扯上德国人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伏尔泰和当时的普鲁士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关系很好，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波茨坦修了一个宫，叫Sans Souci，“无忧宫”，这个无忧宫的花园就是仿造凡尔赛宫的花园修的。一个觉得凡尔赛宫太好了，一个觉得凡尔赛宫和圆明园比就是小巫见大巫。那么伏尔泰开这样的玩笑，就用很诙谐幽默的话凸显出圆明园的美丽。这个虚构的场景再生动不过的点明了圆明园对于丰富法国人、欧洲人的美学思想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作家的思考里，更体现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在讲到《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辞典》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说了一个名词叫“盎格鲁——中国式花园”。下面就来看一看，什么是“盎格鲁——中国式花园”。这种园林最先在英国出现，所以它前头叫“盎格鲁”。它一反西方古典园林讲究对称的美学原则，是以潺潺的流水、弯曲的小径、蔽日的浓荫为特征的，所以它又被叫做“不规则园林”。这样一种小巧玲珑的园林非常适合当时在欧洲风行的洛可可风格，而洛可可风格又恰好和法国人追求人间幸福和谐的这种思想一脉相承。

那么和这种园林几乎同时出现的王致诚的书信，也第一次向西方人明确指明了中国人“师法自然”的美学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从王致诚的书信传入法国之后，“盎格鲁——中国式花园”的艺术才有了更自觉的美学追求，并且更明确的借鉴于中国。再加上伏尔泰的全文转述和他对于美的相对性的论证，就赋予了有悖于西方传统的美学原则的一种合法性和权威性。很快，这样的园林就从英国流入到法国和欧洲各地，在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甚至在北欧的土地上到处都出现了“中国式”的园林。圆明园就这样走入了欧洲人的生活。从形形色色的中国园林的变异体，我们可以看到，圆明园在王致诚、伏尔泰这些人的笔下，从一种平面的、文字的、线性的描述，转变为了立体的实景空间。

 

小结一下，法国人了解圆明园其实是经历了三个过程，首先是王致诚的书信，他把圆明园和“文化中国”之间建立起了最早的联系。接着是伏尔泰的再书写，他赋予了这种关系的合法性、经典性。使它被大众所认可、接受。而伴随着这些文字出现的“盎格鲁——中国式园林”，则更加直观把概念变成了现实，以一种可触、可摸、可见的方式，非常直接地宣传普及了中国文化。这样的功效，恐怕是任何文字都难以企及的。

三、法国人如何看待圆明园大劫案

对于这样一座确立了法国人现代美学观念的重要艺术殿堂，在百年之后的1860年却毁在了英法联军的手里。中国人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那么法国人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法国人如何看待1860年的圆明园大劫案。《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辞典》对段历史并没有掩饰和隐瞒。书中坦承在1860年，整个园子被法英联军洗劫，但是在承认事实之后，书中补充了一句，“随后又被额尔金爵士（Lord Elgin）付之一炬”，额尔金是当时英军的统领。书中的意思就是说，法国人是参与了抢劫圆明园，但是我们没烧，烧的是英国人，这个结尾很耐人寻味。据史料记载，额尔金确实是下令放火焚烧圆明园的真凶，但是难道这一点就可以减轻法军洗劫圆明园的罪行吗？答案是否定的。法国有一个资深的记者，叫布立赛，他写了一本书《Le Sac du Palais d'été》，译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读一读。因为布立赛也是个历史学者，所以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参阅了大量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军官、士兵、翻译、医生、外交官的回忆录。所以他的记录是具有相当的可信度的。在这本书里，布立赛他用确凿的事实证明了是法军首先占领了圆明园，并且先于英军洗劫了圆明园。但是对火烧行为的态度，按照布立赛的调查，法国人却一反当时的疯狂，表现的文绉绉起来。从最高统帅到普通的士兵，除了个别人以外，几乎众口一致地谴责英军的纵火行为，认为那是野蛮行径。但是布立赛也原引了一位英军军官的质问，这位英军军官说，“令人诧异的是，当我们的高卢盟友们将那里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时，当他们毫不留情地将其或据为己有、或毁之为快时，这种评价居然没有闪现在他们向来堪称敏锐的头脑中。”这是一个英军军官当时所作出的一个质问。

对于法军的这种暴行，法国作家雨果在那场劫难发生之后的第二年就在一封信里给予了义正言辞的谴责。雨果说：“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掠劫，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从他们的行为来看，胜利者也可能是强盗。一场对圆明园的空前洗劫开始了，两个征服者平分赃物。真是丰功伟绩，天赐的横财!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他的口袋，另一个看见了，就塞满了他的箱子。然后，他们手挽着手，哈哈大笑着回到了欧洲。”，“这就是这两个强盗的历史。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国，另一个叫英国。法兰西帝国吞下了这次胜利的一半赃物，现在帝国居然还天真得仿佛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似的，将圆明园辉煌的掠夺物拿出来展览。”雨果用嘲讽的口吻提及的这个展览就是1861年2月23号起在巴黎的图伊勒里宫内公开展出的圆明园劫掠物。后来这批抢劫来的宝物就被移到了枫丹白露宫，成为了“中国博物馆”的主要展品。

 

枫丹白露宫有一个小册子，专门介绍中国博物馆里展览物的。在小册子的展览目录里，居然标示出了某一个展品原来在圆明园什么地方，所以我很想了解后来的人怎么看待的1860年的圆明园大劫案。我很好奇他们在参观的时候，能不能够想起王致诚的描述、伏尔泰的转述，能不能想起雨果义正言辞的谴责。这就促使我，也希望大家一起去了解1860年那场浩劫之后，法国人如何言说这座曾经进入到普通人的知识场，被符号化、象征化了的圆明园。

1864年，当时法国有一个旅游杂志叫《Le tour du monde》，我把它译作《环球》。这个杂志为了满足读者的兴趣，就刊发了当时法国的一个汉学家鲍吉耶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法文叫做《Une visite à Youen-Ming-Youen》，可以直译成“参观圆明园”，或者“圆明园游记”。但这个汉学家从来没有到过中国，所以我在翻译的时候，就考虑了一下，就把它译作《探访圆明园》。在《探访圆明园》的这篇文章刊发的同时，编者就在编者案里做了特别说明，他说：“《环球》的读者们大概不会不愿去朝拜中国的凡尔赛”，“看一看这个皇家离宫在被1860年10月18日的军事行动焚毁前是什么样的吧”这是编者特意加的一段话。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游记的内容，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位汉学家跟当时大多数的法国汉学家一样，从来没有来过中国，所以他所谓的游记其实就是他看了很多对于圆明园的描述的介绍。其实就是他在他的阅读的这些文本的基础上的一种再描述。

在他这篇文章里，首先简单回顾了中国皇家御园的建园历史，然后就尽其所能，分段地原引了在中文和法文文献当中所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圆明园的描述。从王致诚到蒋友仁，到乾隆，甚至包括在圆明园仅仅觐见过乾隆的荷兰使团团副的游记。我还要强调一下，汉学家的重述肯定不如名作家的重述那么有轰动效应，但是返回到历史现场，他的这篇文章是在1860年大劫案之后写出来的。这时候的法国正处在追求科学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汉学家作为一个专家，他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保障，写的文章很容易就能赢得读者的信赖。就好像如果一个人是法国文学专家，那他讲的法国文学肯定比一个普通人讲的更具权威。

鲍吉耶其实是在王致诚描述的一百多年后对圆明园又进行重述，他的这种重述变成了法国人集体记忆的一种连接站，他把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了，并且把记忆现实化了。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在他的游记中配了大量的图。随后，这个游记就以这些图为红线，串联起对圆明园园内的各个主要景点的介绍和描述，并且每介绍一处，都没有忘记标明它在画册里对应的编号和页码。这个画册是指从圆明园抢走的那本画册。这样如此反复闪现的画册信息在读者的阅读当中，就起到了一种离间效果，读一段文字，就要看一下图，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就和现实交集在一起了。

 

而且时不时的把读者拽回到现实当中，提醒他们圆明园这个人间天堂已经不复存在了。到了游记末尾，作者更是用了大半页的篇幅，直接论及了那场浩劫。他坦言，圆明园里所有的财富都已经被劫往欧洲，或者通过拍卖成为了私人的藏品。最令这位汉学家叹息的就是园中的藏书库文源阁，也没有幸免于难。文渊阁在欧洲汉学家的眼里是堪比亚历山大大帝的图书馆的。不幸的是它也和园中其他的建筑一起被额尔金爵士焚之一俱。而他感到轻庆幸的是法国驻华代表没有成为这个粗鲁野蛮行径的共谋，这是他这篇文章结尾说的。

到了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鲍吉耶笔下的这个圆明园形象就完成了它现实化的运作。通过对经典的重言，作者恢复了圆明园形象的象征地位，而不断闪现的叙事方法就凸显出了“万园之园”的文化价值，并提醒读者它已经惨遭毁灭的残酷现实。当人们为此而觉得惋惜的时候，作者又不失时机的提醒读者，他把全部的罪责都推到了额尔金身上，这个英军首领是焚毁圆明园的主谋、主犯。这里，我想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一个汉学家对中国事物的言说，远甚于成百上千的英法联军。那些官兵们所留下的回忆录、日记，可以在当时造成轰动效应的，但毕竟人轻言微，随着时间的流失，就会被淹没在城市的喧嚣中。但专家们的指证却不同，因为他们是打着知识和科学的旗号，他们的指证是具有权威性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要在这里说一说，就是法国人为什么非要把圆明园被劫和被焚严格区分开？难道圆明园的被毁不是像前面我引的那个英军军官所质问的那样吗？当我们仔细地去阅读各种法国人的相关论说，当到他们的字里行间里去揣摩时，我们就不得不把法兰西民族的一种自我想象、自我定位联系起来考虑。

在人类历史中，法兰西民族一向是以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明而著称于世的。法国人非常以此为荣的，而且他们自诩是世界上最重视文化的民族。这样一个民族，实在难以把自己和野蛮人相提并论，所以他们根本无法面对，也绝不愿意背负“毁掉人类文明代表作”的罪名。在火烧圆明园的这种罪行中，他们只有和英军做一个彻底的切割，才能多少洗刷一点自己的罪名，摆脱良心的责备和世人的谴责。我想正是这样的一种逻辑，才导致了法国人面对圆明园被毁的历史事实时，是那样闪烁其辞、众口一致地指责额尔金是纵火犯。但是这样的切割，只能让人在字里行间里读出这个民族的一种尴尬、一种自责、一种精神焦虑。

 

凡尔纳大家很熟悉，他有一本书叫《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磨难》。今天有些人会说凡尔纳可能不了解这段历史，他在描述中犯了地理性的错误。但是我们返回历史现场，大家知道，那一场焚烧了三天三夜的大火，烧掉的绝不仅仅是圆明园，它把临近的多处皇家园林也都波及了。其中就包括拥有万寿山的清漪园和拥有玉泉山的静明园。凡尔纳实际是用这三处被大火焚烧了的京郊皇家园林作为故事的背景。但凡尔纳到底读过哪些材料呢？目前还没有考证，可是有一点是可以知道的，就是他并不缺乏现场实录。因为我刚才讲到，很多参与劫掠的英法联军的军官、士兵、翻译、医生、外交官都写了回忆录，而且这些回忆录中都是炫耀他们自己所谓的战功。

凡尔纳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写实，他对圆明园的描述连续使用了像“废墟”、“隐约可见”这样的一些词语，在比较文学的专业中，我们把这些词语叫“幻觉词”。什么是“幻觉词”？就是这个词说完以后，可以引发无穷的联想。凡尔纳在使用了这些幻觉词后，立刻就把这个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的皇家园林变成了一个可以产生无穷遐想的幻象之地。而对若隐若现、虚无缥渺的圆明园，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任何描述都成为多余，这也就使我们不得不赞叹凡尔赛写作的艺术。

四、法国人心中的中国文化发生器——“圆明园”

圆明园被毁了，但是毁掉的“万园之园”却因为这些汉学家、名作家不断地重塑，使得其在虚实间变得更加诱人、更具魅力。其实，在法国人对中国的想象当中，圆明园已经不仅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它已经变成了“文化中国”的一个生发器。

1867年，法兰西第三帝国在巴黎举办了“第四届世界博览会”，主办方非常希望当时的中华帝国能参展，但是清政府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汉学家叫德理文，他主动地请缨要承办中国馆。当时主办方要求每一个国家的展馆都要附一个能凸显这个民族的建筑风格、审美情趣的花园。有资料显示，当时德理文为了让中国花园能够出奇制胜，就求助于皇家图书馆所收藏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并且让设计师直接根据这些画作设计出了中国花园。

当时有一本杂志叫《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画册》，在这个画册里就刊登了一篇对于中国花园的专访文章。这个作者叫费雷勒，他是这样描述的，“所有的人都听说过圆明园，尽管鲜有人知道它确实的样子。”这也印证了刚才讲的，圆明园已经进入到普通法国人的知识场。在开场白之后，他说：“圆明园是一座广博无垠的园林，巨大得宛如一座城市，中间矗立着数不尽的亭阁及形状用途各异的大量建筑，这就是人们称作圆明园的地方。数世纪以来，中国皇帝把圆明园建成了他们最喜爱的行宫。他们在那里聚集起大量的金银财宝、手稿、书籍、画册、艺术品、贵重首饰。”在这段描述中，作者使用的所有数词都是不确指的。所有这些不确指数词都再生动不过的描绘出了当时法国人对圆明园的集体想象。

 

不难理解，汉学家德理文选择圆明园作为原型，既是基于一个汉学家对圆明园的高度评价，也是为了迎合世人对它集体想象。在巴黎世博会上出现的圆明园的仿作，标志着法国人的文化中国想象已经定格于圆明园。一个形象一旦被套话化，一旦进入到社会总体想象，它也就进入到一个民族深层的心理结构当中，永远都不会消失，不管它在现实当中的命运怎么样。

以上是以《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辞典》所提供的文字为径，大致地回顾了圆明园在法兰西民族心里逐渐沉淀、积累、演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神话的这段历史。现在我们重新读《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辞典》就会发现，它的相关介绍是以1860年为界的，在1860年以前，圆明园这个人类园林登峰造极之作，是以“万园之园”的美名享誉欧洲的。特别是法国人的贡献，像蒋友仁、王致诚都参与了圆明园的建造。

到了1860年，它惨遭洗劫，而劫犯之一也是法国人。不过他们对圆明园的最终被毁不负责任，因为他们认为最后的大火是英国人放的。表面看来整个词条都是在言说他者，言说曾经客观存在过的圆明园的建园史、价值以及被毁灭的命运。但透过叙史者的行为，我们也明显地读出了法国人对自我的一种言说，他们对这座隗宝级的园林的崇尚，对建园贡献的自豪，对毁园罪行难咎其责，但又不敢直面现实的一种尴尬、复杂的心态。所以，这十一行文字实际上言说的是法国人对中法两百余年来文化关系的反思和总结。所有进入了象征体系的事件，没有一件被遗漏掉。

这本《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辞典》是会定时更新的，词语有了变化就要增删一些。这本辞书将来肯定还是要再版的，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对圆明园最终命运的表述，可以像雨果的那封信最后所说的那样：“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劫掠的中国”。我想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期盼着这一天。谢谢！

责任编辑：李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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