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振兴中国民族歌剧

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发展的一个原因，在于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展现中华审美风范。歌剧是一种综合性舞台艺术，以音乐的形式展开戏剧，二者相辅相成，实现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有机融合，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社会影响力，被誉为“艺术王冠上的明珠”。民族歌剧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歌剧艺术，集中体现了中华美学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民族优秀文化，需要在客观分析民族歌剧特点和当前问题基础上，在中华美学精神的指导下促进民族歌剧的进一步发展。

一、“立身之基”：民族歌剧的中华美学精神内涵

歌剧自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我国以来，在约百年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探索期、形成期、拓展期、振兴期等几个阶段，形成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显著特征的艺术风格，在世界艺术宝库中具有独特地位。这种独特位置的形成，得益于民族歌剧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在中华美学精神指导下，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对西方歌剧进行了民族化、大众化改造，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艺术创新之路，形成了民族歌剧的“立身之基”。这种特质可以从民族歌剧最基本的两大艺术组成门类进行分析。

首先，在戏剧内容方面，坚持走现实主义路线，反映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火热生活。在西方歌剧传统中，戏剧题材多以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艺术虚构的内容为主，反映现实生活斗争的题材不占主流。而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倡导“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认为美来源于现实，因此歌剧创作要以表现和反映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为主要方向，并在此过程中表达情感，塑造形象，这种特点赋予民族歌剧在戏剧内容上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二十世纪是中国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动”的时期，因而民族歌剧的题材内容以表现特定时代环境下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现实生活为主。回溯民族歌剧发展历史，不难看到其所表现的题材和主题大多为大众参与其中并喜闻乐见的现实生活。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民族歌剧具有较为明显的三大主题与题材：一是强烈地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二是对革命英雄主义的礼赞；三是歌唱贫苦农民翻身解放后的崭新精神面貌和积极投身革命的热情。这一时期典型的作品如《扬子江暴风雨》《军民进行曲》《兄妹开荒》等。建国之后的民族歌剧，秉承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优秀传统，更及时更突出地表现了时代精神，同样体现了现实主义特征：一是出现了不少反映现实斗争和人民新生活的歌剧作品，二是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突出了继承先烈遗志并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题和时代特征。其中优秀的作品如《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等。当然，建国后的民族歌剧在题材上有了进一步开拓，也出现了以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为主要内容的歌剧作品，其实质仍然是以想象的方式表现了人民群众现实美好生活的向往。因而总体看来，中国民族歌剧在各个发展阶段中的题材和内容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

其次，在音乐表现方面，坚持走雅俗共赏路线，形成以歌唱为主的多元音乐艺术特征。西方歌剧音乐具有高雅、专业，但却小众的特点。而中华美学理论强调艺术的社会效果，倡导“移风易俗，莫先于乐”，甚至把“礼、乐、刑、政”并视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因而反对将歌剧艺术局限于小众范围。同时，中华美学注重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创造，有人还响亮喊出“如我者死”，极力反对因循守成，照搬照抄。因而，在音乐艺术方面，民族歌剧在吸收西方歌剧音乐优点基础上，大胆结合民族音乐特点进行创新，在音乐上形成了自身风格。

早在“五四”时期西洋歌剧引进之初，民族歌剧艺术就在注重演唱的同时，汇入了中国古代戏曲、民间艺术和地方音乐等多种表演艺术形式，开始了民族化、大众化的初步探索，使唱词、曲调注重韵律美和通俗美。而《白毛女》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民族歌剧音乐风格的建立。它不仅成功吸取了西洋歌剧诸多音乐表现功能，如通过器乐、歌曲、多种演唱形式等刻画剧中人物形象，渲染了诗意美，还改造了传统的河北、陕西等地的民歌与地方曲调，以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风韵的生动传神的音乐形象，深入细致地表现剧中人物的性格特征、情感世界和心理变化。同时，在表演形态方面，《白毛女》克服了西洋歌剧单一化演唱格调，借鉴中国古典戏曲歌唱、吟诵、道白三者交替出现，互相促进的表演手段，增强了舞台表现力。建国后，民族歌剧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专业化水准，但仍然突出了民族化特色，在吸收西方音乐手法基础上进一步凸显了民族音乐的优点。

这样，在歌剧最基本的两类艺术构成上，即作为空间艺术的戏剧和作为时间艺术的音乐上，中国民族歌剧都实现了民族化、大众化改造。可以说，中国民族歌剧的“民族性”，最根本地体现在戏剧内容的反映现实和音乐表现的雅俗共赏上。这种民族化、大众化的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约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民族歌剧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艺术效果深入人心，显示出感人至深的美感力量和精神感召力，《江姐》等著名歌剧甚至达到人人传唱、万人空巷的程度。

第三，在艺术品质方面，坚持蕴涵和体现中华美学精神的内在神韵。民族歌剧形成这样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形态，从根本上说是和中华美学精神浸润到民族歌剧实践中的结果。中华美学精神在世界美学之林独树一帜，形成了自身的特质。如在美学定位上，具有载道化人、引领风尚的担当精神；在美学根源上，具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精神；在美学风格上，具有清新畅达、言简意赅的自然精神；在美学境界上，具有神在形先、追求意境的畅神精神；在美学襟怀上，具有广泛吸收、容纳万有的包容精神，等等。这些中华美学的精神品质反映到民族歌剧的创作和发展中，便体现为以歌剧的戏剧内容反映生活现实，在创新创造中实现音乐表现的雅俗共赏。同时，与中华美学精神的内在神韵一致，民族歌剧在社会功能上，重视“寓教于乐”的审美教育功能；在语言表达上，主张“本色自然”，简约传神；在舞台效果上，倡导融贯中西，营造“意境”；在创作主体上，要求“闳中肆外”，内外兼修；在审美形态上，强调宏壮崇高，优美和谐。“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中华美学精神指导下的歌剧民族化、大众化探索开创了民族歌剧发展的新路，这些题材内容、艺术特征乃至精神品质也因之成为民族歌剧重要的“立身之基”。

二、“偏离之始”：问题歌剧对中华美学精神的迷失

“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在艺术领域，理论与实践具有互相印证说明的关系。对于民族歌剧来说，在中华美学精神指导下的民族歌剧体现出现实特征和创新特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理论也因此更加彰显其指导作用。但如果偏离中华美学精神的指导，不仅艺术实践走样，理论也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前，在民族歌剧的发展中，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离则两伤”的问题。

首先，在戏剧内容方面，偏离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如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的一样，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等等。实际情况确是如此。当前的某些歌剧戏剧故事，目光不是锁定在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历史实践中，去抒发深沉而炽烈的情感，塑造感人至深的形象，而是要么钻进古墓，要么把视线投向外国，要么主观编造出天花乱坠的故事。这些脱离了现实的内容，疏离了和大众的情感。

其次，在音乐表现方面，偏离雅俗共赏的创新路线。有的歌剧打着回归西方传统，进行专业主义改造的旗号，看不到民族音乐的特点和优势，走高雅精致和小众主义路线，盲目照搬西方音乐手法，脱离了民族的音乐传统和欣赏趣味，除了赢得一小部分人的喝彩以外，难以得到广泛社会的欢迎。

因而，在最基本的两个艺术要素上，这些歌剧都偏离了民族化、大众化的优良传统，不仅使得自身风格不稳定，失去了立身特色，也造成了系列连带影响，突出体现在，有的作品价值观混乱，降低了社会的审美教育功能；有的作品追求奢华、过度包装、形式大于内容；有的作品语言刻板晦涩，缺乏吸引力感染力。这样，一些歌剧创作也就和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渐行渐远。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固然有市场经济环境下过度商业化导致的利益短视影响，也不乏创作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迷失，但根本原因在于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缺失，没有坚持用中华美学理论指导创作，多照搬照抄而少创新勇气，借在“改进提高”而舍本逐末，结果要么形成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艺术”，要么产生自导自演、自说自话的“自我艺术”，失去了曾经的广泛社会影响力。

三、“回归之道”：中华美学精神的歌剧艺术启示

通过前后对比可以看出，对民族歌剧来说，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立足民族化、大众化路线，在坚持现实主义的题材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实现音乐表现的雅俗共赏，并因此而实现强大社会影响力。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在回归民族歌剧优良传统，在中华美学精神指导下实现民族歌剧在新时代的发展。具体来说，可以重点抓好以下方面。

一是处理好立足自身与借鉴西方的关系。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等，是指导歌剧发展的优质文化资源。在歌剧事业发展中，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坚持用中华美学精神指导歌剧艺术实践，结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际，扎根火热现实生活，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不断满足新形势下的社会精神文化需求，彰显歌剧艺术愉悦身心、引导思想、净化情感、陶冶情操的重要功能。同时，中华美学精神是不断开放发展的思想体系，歌剧艺术同样需要与时俱进，要在广泛继承古今中外优秀戏剧传统基础上，大力推陈出新，实现包容发展，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又有别于西方的独特道路。

二是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一方面要合理发挥市场对歌剧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商业化对艺术本体的侵袭。为此，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指导下，坚持雅俗共赏、普及与提高相结合，鼓励涌现更多融思想性、情感性、艺术性于一体的精品佳作，形成“主旋律精彩、多样化健康”的良好创作氛围。同时，按照“社会效益优先、两个效益统一”的原则，促进优秀作品“既叫好也叫座”，得到专家赞誉、群众认可，票房回报，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三是大力营造促进歌剧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要遵循文艺创作规律，创新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努力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政策环境，着力围绕创作中心环节，发挥核心人才原创能力，深入开展歌剧理论研究和鉴赏评论，健全完善总体规划、选题策划和价值评价体系，为歌剧精品从创作生产到传播展示等各环节做好服务保障，促进民族歌剧在创作理念、主题思想、题材内容、艺术表现等多方面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创造性发展，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彰显文艺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为凝聚民族精神力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丰富的文化熏陶、道德滋养和精神支撑。

（作者：北京市委《前线》总编室主任编辑，博士后）

责任编辑：潘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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