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锋：成语背后的故事——立木取信

张小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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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地处西陲，长时间被中原国家视为戎狄之邦。到秦穆公（公元前659——公元前621年)之时，国力才渐渐强大起来。虽有穆公独霸西戎的强大，但后嗣几位君主时期，贵族侵凌公室，干涉君位，曾多次发生内乱，使秦国政权分散，君权削弱，国势日衰。各国也乘机欺负秦国。魏文侯曾用吴起为将，一举连拔秦国五城，夺去了河西大片地方。楚国也攻占了汉中之地。东方各国的诸侯又都看不起秦国了。

秦穆公后二百六十余年，秦国又迎来了几位雄主。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他的21岁的儿子渠梁即位，就是秦孝公。孝公是一个有作为的国君，他看到东方国家经过不同程度的改革后，国力都加强了，特别是东方的齐威王、魏惠王，是当时七雄中力量最强大的两霸。孝公决心继承献公的事业，使秦国很快地强盛起来。于是，秦孝公广揽人才，下诏求贤。

就在这时，有个叫做卫鞅的人，从魏国来到秦国。卫鞅又叫公孙鞅，原是卫国贵族子弟，从小就好“刑名之学”，曾受过法家李悝、吴起的影响。当他还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叔痤（《史记·商君列传》作“公叔座”）为中庶子时，公叔痤见他很有才能，临死前，魏惠王曾去探问公叔痤，看到公叔痤病入膏肓，于是极为心痛地说：“公叔病重，若有不讳，国家社稷怎么办啊？”公叔痤乘机把公孙鞅推荐给魏惠王，希望魏惠王把军国大事交给公孙鞅。并说：如果不用他，就务必把他杀掉，不能让他离开魏国。对于老臣弥留之际的一番话，魏惠王没有听进去。他不但没有任用卫鞅，反而讥笑公叔痤荒唐可笑。《战国策》卷22《魏策一》“魏公叔痤病”章记载：“（魏惠王）看望完公叔痤后，出而谓左右曰：‘岂不悲哉！以公叔之贤，而谓寡人必以国事听鞅，不亦悖乎！’”魏王离去后，也许是公叔痤于心不忍，他把卫鞅叫到身边，告诉了他对魏王进谏的一番话，并对卫鞅说，你赶快离开魏国吧，否则会被魏王所擒。卫鞅非常聪明，他安慰公叔痤说，魏王不会因您的一番话而重用我，同样也不会因您的一番话而杀掉我，放心吧。他没有离去，一直守到公叔痤辞世。公叔痤死后，卫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就来到了秦国。

卫鞅到秦国后，先住在孝公的亲信景监家里，并通过景监的关系得与秦孝公三次相见，终于以“霸道”强国之术说动孝公，受到孝公的重用，实行变法。

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卫鞅怕百姓不信任，于是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有百姓能把木头搬移到北门去就赏给十两金子。百姓们感到此事很古怪，没人敢动手去搬移（木头）。卫鞅又说：“能搬过去的赏五十两金子。”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搬着木杆到了北门，立刻获得了五十两金子的重赏。这时，卫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这就是“立木取信”的来由。“立木取信”也可以看作是商鞅变法的起点和奠基石。历史上常常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是如何才得民心呢？其实就是言而有信。当一个政权始终能做到言而有信，但凡对黎民百姓承诺了的事情，一定要如期、保质兑现，自然就能赢得百姓的拥戴。

卫鞅变法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公布的。主要内容有：

（1）编定户籍，实行“连坐”。（2）奖励军功，严禁私斗。（3）废除旧有的世卿世禄制，重新确定爵位和等级。（4）鼓励个体小家庭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新法公布后，国都很多人议论，一些旧贵族也不满意，其中太子明知故犯。卫鞅认为，新法之所以贯彻有困难，主要就是这些自恃位高势大以力别人不敢动的大贵族们不遵守。为此，卫鞅决定依法处理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脸上刺字的刑罚）其师公孙贾。”从此后，再也没谁敢不遵守新法了。

新法推行10年，取得了显着成效。据《史记》卷68《商君列传》讲，秦国的民众非常高兴，人民丰衣足食，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大治的局面。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十二年），秦国把都城迁到了咸阳，同时进一步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有：（1）在全国普遍建立县制。（2）“开阡陌封疆”，“废井田”，“民得买卖”。（3）“平斗桶、权衡、丈尺”，统一秦国的度量衡。（4）焚诗书，制秦律。

卫鞅在秦孝公的赞助下实行变法，前后达一二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发展了封建经济，巩固了统治秩序，奠定了富强的基础，从而使秦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强盛的国家。秦国能够最后消灭六国割据势力，统一整个中国是和公孙鞅的改革分不开的。

秦孝公因卫鞅有功于秦，封之於（wu）商十五邑，号为商君，所以又称为商鞅。孝公死后，太子即位,一些不甘心失败旧贵族乘机报复，诬告他想谋反。商鞅打算逃往他国，结果在途被抓了回去，车裂而死。

商鞅虽然被旧贵族杀害了，但商鞅的变法成果，却在秦国生根发芽了，变法中提出的许多措施，一直沿袭到秦亡为止。

商鞅变法影响深远，作用巨大。在秦国，从此法家思想就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这对封建制的发展和巩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法家的严刑峻法，特别是商鞅开创的“焚诗书禁游说”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政治思想，对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责任编辑：叶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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