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智锋：新环境下的电视媒体发展与创新

 

胡智锋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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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新环境下的电视媒体发展与创新》。之所以谈这样一个题目，是基于当下一个鲜明的事实：在中国，以电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正面临着全新的环境变化。认知这种新的环境，并在变化的新环境下找寻自己的发展与创新空间，不仅是对于媒体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主流价值观的推行、国家软实力和对外传播能力的提升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今天我想就几个问题来跟各位交流：第一，如何认识新环境；第二，在新环境下，电视媒体面临的形势和发展空间；第三，在新的环境和形势下，电视节目的创新空间。

 一、如何认识电视媒体面临的新环境

首先，我对于中国主流媒体，特别是电视主流媒体面临的新环境做一个解读。认知目前主流电视媒体面临的环境有三个关键词——全球化、媒介融合、国家需求。

 

（一）全球化

怎样理解全球化？对于电视主流媒体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全球化已经来到我们面前：首先是共享，也就是指电视主流媒体所萦绕的相关元素，已经渗透和进入到媒体世界当中，进入到主流电视媒体的运行当中；第二，从体制来讲，我们已基本进入跨国或者混合的体制与经营状态。

共享指的是资本、内容、人才、渠道等资源的共享。

第一，资本。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电视媒体逐渐进入市场化探索、产业化运营的阶段，资本就已经不由自主地进入我们的视野，进入电视媒体的运行之中。来自于市场的是广告收益，广告后面又有支撑它的一系列数据，比如大家熟悉的收视率。而影响和判断收视率的是一些有大的国际资本背景的企业和机构，比如索福瑞。索福瑞有相当强大的国外资本。今天，主流媒体、电视媒体主要的数据来源就是索福瑞的收视调查数据。收视率可以影响市场投放，也就是广告的投放，而广告的投放又影响到整个节目生产和运行。这是相互连带的共享状态，是资本的共享。

第二，内容。从内容的角度看，什么是全球化？过去，资本是以自己的财政投入为主；而今天，资本实际上是通过诸如收视数据等影响广告投放与节目运行的，间接进入电视运营体系。而与之相关联的就是内容。这些年我们日常接触的大量电视节目，或者能够看得见的电视荧屏等内容，也开始有了全球化的来源。

举一个大家最熟悉的案例，目前在中国电视荧屏上最活跃的综艺选秀节目，相当多是来自国外的节目模板或节目模式，我把它叫做“洋模板”或者“洋模式”。比如，《中国好声音》前一阵因为版权的问题，与几家公司产生了争议；又如《奔跑吧兄弟》等非常有影响的综艺节目，基本上都是国外的模板。

最近十几年，我们不仅从美国、英国引进了大量综艺节目模板和模式，也从日本、韩国，甚至荷兰、以色列等国家引进了各种各样的节目模板。这些都已经构成了一个显性的内容全球化共享景观和状态。

第三，人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台湾和香港进入了很多电视专业人才，也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引进了相当多从事电视媒体的专业人才。现在，随着洋模式和洋模板的引进，大量的全球各路从事电视节目的不同类型、不同工种的人才，也陆续参与到中国电视内容生产体系之中。所以这也呈现出全球化的景观。

第四，渠道。如果说我们过去是在封闭的内部来单一地进行传输，只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传播，那么在今天，国外的进入渠道和国内的输出渠道都在拓展。比如我们的记者站，以央视为例，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站过去只有几十家驻外总站，最近这些年已经扩散到全球数十个乃至上百个国家和地区，这种输出渠道的拓宽也是前所未有的。同时，我们也通过各种渠道，请外面的专家或者国外的频道、媒体，与中国的电视主流媒体进行合作，打造第三方新渠道。

所以，资本、内容、人才、渠道等资源和要素，在过去若干年，特别是近年来，快速地进入了全球化共享状态，这是以往中国电视主流媒体没有面临的景观。

 

 在全球化的跨国经营上，我们已经突破了单一的区域和国家的界限，进入了全球性的混合经营或者跨国经营的状态。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北美，以及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中国电视主流媒体主控、联合很多国家和地区进行跨国传输和经营，也变成了一个新情形。这就是全球化要素带来的变化。

（二）媒介融合

在新环境下认知电视媒体面临环境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媒介融合”。媒介融合现在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传统主流媒体主导；另外一种是以商业网站主导。以传统主流媒体主导的类型，例如，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地方电视台，以及这些电视台自己设置的网站，比如央视网、北京新媒体中心等，它们是以传统主流媒体主导衍生出来的网站。

另外一种形态就是商业门户网站，像搜狐、新浪，以及爱奇艺、优酷等视频网站，这些商业门户网站主导衍生出的电视内容，比如说他们也在制造电视节目，也在生产以视听为主的内容。这些应该说都实现了媒介融合，也就是说，过去单一的电视只为家庭的电视荧屏这一个终端服务的内容生产模式，现在呈现出一种内容多个终端的模式。既有来源于传统主流媒体的新媒体延伸——电视节目既在电视屏幕上播出，也在互联网上延伸，比如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在央视的电视频道中播出，同时也在央视网延伸，这是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商业网站自己制造网剧或者网络新闻，同时也通过电视窗口播出。这是媒介融合的一个典型状态，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终端已经不是单一的电视荧屏，有电视荧屏，也有手机、电脑，是多个终端的体现。所以媒介融合关键在于起点的多元和终点的多元。在过去是起点的单一和终点的单一，现在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些情形各有各的优势，比如传统主流媒体，它自己延伸出来的网站，好处是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可信度较高；弱势是受制于传统主流媒体体制的约束，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商业网站的优势是有相当强的适应市场的机制和体制的灵活度；问题是信源的权威性、可靠性或者公信力相对较弱。

客观地说，全世界都在探讨媒介融合，但是现在还没有非常稳定和成熟的模式，都还在探索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媒介融合的探索并不落后，应该说跟一些媒介发达国家相比，处于接近同步的状态。

（三）国家需求

认知电视媒体所面临的新环境的第三个关键词叫“国家需求”。我们必须要看到一个现实，我们整体上还处于西方话语体系主导的状态。出现西方体系主导的状态是有历史原因的。西方经过了三个大时代的革命，形成了今天的西方话语体系、文化体系和社会运行体系，这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性体系，这是一个现实。

 

第一阶段：起源于中世纪之后（15、16世纪），西方以文艺复兴为标志的文化革命。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使得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明摆脱了中世纪传统封建的束缚，解放了思想，形成了以人与个体生命为基本单位的世俗的文化景观。文化革命以尊重个体生命和创造力为特征，强调个体生命的主体解放。文化革命对西方文明来讲，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思想洗礼，应该说，西方文明开启了现代文明新的一页。

第二阶段：17、18世纪的工业革命。伴随着文化革命的进展，从英国，后来延伸到法国、德国，整个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如果说文化革命是解放了人，那么工业革命就解放了生产力。通过蒸汽机、火、电等一系列重大发明，西方世界找到了提升生产力和形成巨大产能和经济飞跃的保障。这个保障对世界有着重大的影响，结束了农耕文明，进入了现代工业文明、工业革命时代。

第三阶段：解放了生产力的工业革命又持续了几个世纪，到19、20世纪在欧洲开始的社会革命。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看，社会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关系，或者调整生产关系。经过了15、16世纪的文化革命，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经过了17、18世纪的工业革命，人们的生产力提升了；到了20世纪，不适应这种生产解放，不适应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的生产力的解放，以及现实物质成果的需求，所以就需要调整生产关系，对人们的利益关系进行重新分配和调配，这就形成了欧洲的法国大革命、英国大革命，以及延伸到美国的社会革命。

这一系列的革命，可以说解放了人，解放了人的思想，释放了生产力，提升了生产力，调整了生产关系，使西方形成了相对稳定和具有全球引领性的体系。这个体系和模式经历了几百年的革命和积累。

在这样的现状下，中国在经历了百年的沧桑，经历了晚晴，经历了鸦片战争，经历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一步一步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状。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经历了60多年风雨坎坷的历程。

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腾飞和崛起在最近的几十年，特别是最近20年间，获得了全球瞩目的成就。我们获得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重要经济地位；政治上，作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越来越开启了与大国地位相对应的国家责任、担当。那么相对应的，如果说现在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有什么障碍的话，那么更多的是来自文化的压力。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遭遇了西方体系的强力抵抗。这个抵抗不见得体现在表面的刀枪剑戟上，更多是处于文化上的严重对峙，具体体现在舆论格局、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对峙和差异带来的这种困境上。

 从舆论格局来看，由于西方话语体系、文化体系的主控和主导，依然是西强我弱的局面。当今世界，影响世界的主流舆论，还是以英语媒体作为主导的西方舆论体系，这导致以中文为主导的媒体整体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局面。

 

 

在价值观层面，中西方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全世界西方式民主的国家占到了80%到90%的比例，非西方民主体系的国家的占比要低很多；以宗教主导的所谓的性教育国家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非宗教的国家也相对占比较低；还有一些观念，比如西方式的人权观念等等。这些在价值观跟中国传统和当代的价值观是严重对峙的。

在意识形态方面，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表面上的意识形态是维护个体财产、生命的权利；在中国，我们更多的是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和权利。这些在意识形态的表现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正因为西方体系主导和中国的巨大文化冲突，以及由于舆论格局、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峙所带来的困境，从国家利益上讲，对于主流媒体的发声，主流媒体传播中国价值、塑造国家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有着极其迫切的需求。在这样的需求下，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几年在大文化思想宣传领域都有重要讲话连续推出，比如“2.19”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讲话、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讲话其实都从不同的领域表达一个强烈的信号：国家需要主流媒体发出中国之声，发出体现和塑造我们价值观、软实力的强大声音。

在电视主流媒体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面临着至少以上三个新环境的变化，也就是全球化的现状、媒介融合的现状和国家需求的现状。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电视主流媒体有怎样的发展空间？

二、在新环境下，电视媒体面临的形势和发展空间

首先，我们要看中国电视主流媒体整体上面临的困境何在。有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国电视主流媒体总体面临的困境：第一，从收视来看，受关注度下降；第二，从效益来看，收入下降；第三，从队伍来看，人才外流。

    第一个困境：受关注度下降。这些年，由于手机、电脑的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电视机的开机率呈现下降态势，年轻观众越来越少，中老年观众相对居多。作为这个时代最时尚的群体——年轻观众，他们对电视的关注是限的。当然，不等于说他们不看电视节目，而是说从传统电视屏幕来看，对电视的关注度严重不足。

 

 第二个困境：电视媒体的收入在下降。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十几年来，中国电视的广告总收入是700亿~1200亿，除去物价的上涨，也就是说，千万总数的电视广告在几十年间的总量变化不是很大。以卫星电视为例，中国的几十家卫视过去可能也有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之别，但是级差没那么大；而现在，两极分化的情况则更为严重，假如我们加入物价上涨的因素，再考虑到它的内部的结构性剧变，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除央视以外，东部少数的卫视，湖南、江苏、上海、浙江等卫视，每个媒体都在百亿左右。剩下的卫视就来瓜分余下的几百个亿，分到各家的数字就非常有限了，甚至有一些入不敷出。

 第三个困境：人才的外流。近几年大家可能注意到，很多主流电视媒体的总监、主持人或业务骨干，相继进入了新兴媒体，进入了高校，进入了社会其他的行业部门。这也是电视主流媒体出现困境的征兆。

在这样的困境下，我们是不是就没有优势可言了呢？如果说电视媒体现在还有一些优势，是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有三个方面依然是中国电视主流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或优势所在，这就是信息发布的权威性、直播日常化和高端大制作。

 1、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尽管今天我们信息来源越来越丰富，大家可以通过网络，在移动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上，获得各种资讯和信息，比如微信、微博等，但是在一些重大信息的发布上，依然要靠传统主流媒体的发布。比如政治性的资讯、重大人事调整、自然灾难，以及社会事件、群体性事件的爆发等，到底真实与否、程度如何，老百姓在社交媒体或网络媒体了解以后，依然还要找寻电视主流媒体的权威发布，只有看到了电视主流媒体的权威发布，信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才能获得认定和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讲，毫无疑问，电视主流媒体跟其他媒体相比，优势依然存在。

 2、直播的日常化。在过去若干年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综合能力的优势，这就是融现场的图像、声音、文字、评论等于一体的电视直播，而且它通过微博、卫星等各种先进渠道进行直播。特别是涉及到重大时事的直播、重大体育赛事的直播、重大文艺活动的直播等等。尽管现在网络直播非常红，但电视直播与之相比，在内容上的高大上，其日常化的展开，依然是网络媒体还是无法比拟的。它信号的清晰度、内容的权威性，、报道的多维度，以及整体的可视性、好看度等，还是占有相当优势的。

 3、高端大制作。重大新闻、重大电视剧或戏剧性节目、重大综艺性节目，包括纪录片等，在这些高端的大制作方面，电视主流媒体依然占居优势地位。它的制作能力和水平仍是目前互联网媒体暂时还达不到的水准。所以，很多电视剧、重大新闻、纪录片，我们还是希望从电视团队、电视制作来方面去欣赏。

刚才说到了电视主流媒体的困境与优势，也就是电视目前整体的劣势和优势。那么在这种劣势和优势下，我们未来电视的发展空间何在呢？电视媒体要有适应未来发展的能力，它必须确定一个全新的理念，这个理念我把它叫做“主体重构”。具体体现在三个主体的重构上：生产主体、传播主体和营销主体。

 

1、生产主体的重构。生产主体也就是电视内容生产的主体，过去是电视节目的生产部门。在中国所有的电视台当中，基本上都是按照内容的不同性质和职能，来划分相对差异性的部门，比如，做新闻的可能叫新闻部，做文艺的叫文艺部，做青少年节目的叫做少儿部或青少部，做社交专题的叫做社交部或专题部，做对外节目的叫做国际部，做体育节目的叫做体育部等，按照内容的不同，来区分节目制作的部门，这是过去电视媒体生产主体的基本架构方式。但是在今天的新环境下，传统生产主体的设置方式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例如，在重大新闻现场，其实很多不同部门具有同质性的需求。比如奥运会来了，可能所有的部门都涉及到奥运会，只是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角度。新闻部要播发新闻信息，少儿部门要做少儿励志节目，体育部当然是做专业解读，国际部要做对外传播报道，还有涉及到专题、社教等等，也要考虑自己特色的节目。

所以同样是奥运报道，就可能出现所有部门倾巢出动的局面。那么在奥运赛场上，将是同一个媒体的若干节目制作机构出现在现场，这其实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我们为什么不能由少数部门统一提供资讯，让其他部门共享呢？这么多的人力、物力重复性地在一个现场进行报道，这难道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吗？所以人民日报在过去几年间提出了一个“中央厨房”的概念，这个概念对于应对今天的媒介融合、建构新的生产主体非常有借鉴意义。对应到电视媒体，我们的生产主体如果要重构，怎么重构？我觉得应该借鉴“中央厨房”的概念。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内容生产的规律是相似的，完全可以打包，进行资源的整合和调配，规避或尽量减少资源的重复建设、重复使用或浪费。

应对新环境，电视媒体如果要有大发展，首先在生产主体上要进行重新建构，理想的模式应该叫做“超级编辑部”。目前我们是多个编辑部，有无数个部门，有多少个部门就有多少个编辑部。能不能把这些编辑部整合成一个像“中央厨房”的大的编辑部，进行资源的统一整合？这将是未来调整和考验电视媒体能力的重要一环。

2、传播主体的重构。说到传播主体，过去我们基本上就是单一的电视媒体、电视台的概念，是电视台自己的一个传输概念。在今天的新环境下，我们可能要考虑到台网的进一步融合，以及跨屏传播的问题。怎么理解台网融合和跨屏传播呢？也就是说，过去电视台只是制作和传输一体化的模式；在今天，作为节目制作方和播出方的电视台，应该和商业门户网站以及自身延伸的新媒体，进行更进一步深入地融合，使传输和制作形成一体化。同时，电视媒体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在电视的一个终端上出现，也就是只为家庭的电视机终端服务，还要考虑到为广大的电脑用户、手机用户服务。这样的跨屏传播、多屏传播，是未来传播主体重构的理念。

 

3、营销主体的重构。营销主体过去只有一个观众或者受众的理念，很多的营销其实面对的是电视观众的收视效果或效应。电视观众收视效果和效应，往往要通过收视率的调查来体现。那么，收视率的依据是什么呢？是一些占有少数比例的用户，也就是所谓的收视调查户。这些观众实际上在人群中是非常小众的，一个城市如果100万人，大概有几百个调查户。这几百个调查户是不是能够代表全部？不能，只是是一种概率。随着网络，特别是移动互联的实现，尤其是在手机端、电脑端，出现得更多的不是一般性的观众概念，而是点对点的用户概念。

如果过去电视台对于观众或受众，只是一个面向的概念，也就是一个电视台是一个点，发送出去是一个弥漫的面；那么对于今天来说，电视台的发送，到达它的终端，接收方呈现的不是面上的观众，而是点上的用户。也就是一个手机用户、一个电脑用户和电视台的发布之间是点对点的状态。我们必须思考，从传统的观众到今天的用户，它他的体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的思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相对于传统的电视观众而言，今天的电脑和手机的点对点用户，他的需求和思维更趋向简单、便利、丰富和实用。也就是说，他希望技术和操作不要太复杂，要更简单；他希望查找和链接更为便利；他希望可看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具有可选择性；同时还要实用、有用。这就是今天用户思维的基本点，从这些用户思维反观我们的营销主体，就要突破传统的广告主、广告商、广告客户，包括收视率和收视观众群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用户体验、用户需求和如何满足用户需求的营销新理念，这是未来电视媒体发展空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三、在新环境下，电视节目的创新空间何在？

在新环境下，电视节目的创新空间何在，这是又一个重要题目。关于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对新环境做一个解读；另一方面，对在新环境下电视节目整体的发展理念做一个解读；最后，在电视的媒体当中，它的节目是最主要的生产产品，所以我们需要探讨电视节目如何因应环境的变化、媒体发展的需求进行创新。结合当下各种类型节目创新的亮点，我做一个简单的解读。

从整体来看，中国电视节目的创新应该往何处去，秉持怎样的理念？三个核心的点：走什么路、靠什么人、打什么牌。

 第一，走什么路？在中国电视节目创新的道路上，今天我们都有哪些路可走？第一条路是走老路。所谓走老路，就是回到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用内部小作坊的生产制作模式中国电视节目。这条道路在今天看，尽管依然是主流的模式，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市场挑战。第二条路是走洋路，按照西方电视体制或者模式生产的节目，比如过去若干年间，我们大量引进了国外综艺选秀的节目模板，生产出了一大批带有很深的国外烙印的节目模式和节目产品。这些节目模式和节目产品总体上是走洋路，走外国的路。走老路过于保守，走洋路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陷阱。从文化整体的需求来看，走洋路是不能长久的。所以，我们要走新路。结合我们的老路、洋路，在新环境下，我们要大胆开创出有别于老路和洋路的新路。我们要基于自身电视媒体的生产主体、传播主体、营销主体，在调整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生产模式、节目的内容模式，创造中国制造、中国创造，提炼出有中国特色，满足中国百姓口味和需求的中国电视节目新模式。

 

第二，靠什么人？首先，靠外国人。过去走洋路，引进外国节目模式，我们靠的是国外，靠的是外国人来研发制造模式。其次，靠社会人。过去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推行的是制播分离，就是制作和播出分开。制作和播出分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电视台只负责播出，制作交给社会。也就是说，由社会的制作公司来生产节目，在电视节目媒体上播出。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制作是依靠社会人、依靠体制、依靠电视台以外的人去制作。所以我们还要靠自己人。也就是把制作权收回，靠优秀的电视制作团队来做自己的节目，不依靠外国人，不简单依靠社会人，而是依靠自己人，建构自己的适应新环境的中国电视体制的团队。

第三，打什么牌？在过去历史上，我们曾经主导打了宣传牌，也就是电视要满足意识形态宣传诉求，这点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我们过度地讲教化，过度地讲宣传，可能就会忽略百姓的口味。第二种是打娱乐牌。娱乐牌是在市场化和产业化推进过程当中，更多地考虑到观众的喜闻乐见，以观众的口味而不是宣传的诉求，作为主要的服务对象或者满足的目标。这些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以综艺选秀为例，提供了大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产品。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种不一定有益也未必有害娱乐产品，在满足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上，又可能相对弱势或者弱化。所以在今天，我们到底打什么牌？我个人提出，要打文化牌。也就是说，要考虑到中华文化的魅力，要考虑到中华文化的特点，要依托中华文化的优势资源进行整合，来提炼出有中国文化气派、文化精神、文化趋向，体现中华文化魅力的当代电视产品。

总的来说，走新路，靠自己人来打文化牌，去锻造和创造中国电视节目体系。

具体说来，在众多电视节目创新的进程当中，最近几年可有几个点是需要关注的：

 第一类是电视问政节目。这是新闻方面的节目，中国的电视新闻最近20年经过了三次波浪式发展，形成了三次高潮迭起的波峰。第一轮波峰是在90年代中期，以《焦点访谈》的推出为标志，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监控。《焦点访谈》秉持党和政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从大局的角度，居高临下地监控社会的不良现象，做出了舆论监督方面历史性的突破。所以《焦点访谈》是那个年代产生了巨大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的媒体产品，是第一轮电视新闻改革的波峰。

第二轮波峰是在本世纪之初，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覆盖全国各电视媒体的一种新类型节目的崛起，我们管它叫民生新闻。民生新闻是在社会新闻基础上脱胎而出的，是自下而上的类型。如果说《焦点访谈》是自上而下高举高打，对社会不良现象的监控，那么，民生新闻就是低举低打的民生类新闻节目，它的视角不是监控各级政府，而是更多地关注底层百姓的问题，包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大到就医、求学、户口迁移，小到他停水停电、交通不畅等生活琐事。正是这种对民生关注，使得它在世纪之交成为了全国的亮点，成为很多老百姓热爱的民生新闻节目。

最近几年，在各地电视台、电视媒体出现了一种新类型节目，叫做低举高打或高举低打。总体上，低举高打为主的电视问政节目，吸纳了民生类新闻节目关注民生、关注草根日常生活琐事的内容，同时它又站在政府的角度，从解决民生问题的角度，期待通过上下的呼应和对话，去解决老百姓的各种疑难问题。也就是把政府的服务和百姓的需求放在一起，以电视作为媒介，将政府和老百姓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由老百姓向政府提出问题或者咨询，由政府来进行释疑和与百姓对话。这几年，这类节目在很多电视台也形成了比较热的景观。也就是说，所谓的市长与市民这类的节目，我们把它叫“电视问政节目”。在我看来，它形成了第三轮中国新闻电视改革的波峰。

 

正是这样三轮波峰的出现，使得我们新时期电视问政节目成为了社会关注的亮点，是电视新闻改革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电视节目在新闻方面创新的最新类型。

 第二类是电视综艺节目的创新。我刚才说到了走什么路、靠什么人、打什么牌的问题，可能相当多的案例是来自综艺节目。应该看到，中国电视综艺在过去若干年间，走了三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本土原创（老路）。像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综艺大观》这种类型的节目，是基于中国本土需求创造出的综艺模式。这种模式持续了若干年，并在21世纪悄然退出。

第二个段落是国外引进（洋路）。从《生存大挑战》开始，大量国外的电视模板开始被引进，包括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开心辞典》《幸运52》，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模板；到新世纪之交，2005年前后，《超级女生》达到了一个高潮；再到后来出现的《中国好声音》《中国梦想秀》《奔跑吧兄弟》，这些综艺节目基本上是从国外引进模板，再稍加改造而形成的。这就形成了我们的第二个段落——洋路。

新的段落在最近几年开始了，也就是说我们在经过了老路、洋路之后发现，如果在综艺选秀当中仅依靠传统模式，我们会陷入僵化、保守的状态，可是如果仅依赖国外模式，又会出现文化的折损。我们大量引进国外节目的同时，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当代文化的创造，出现了难题，遇到了障碍。一方面，在节目制作理念上，国外的节目模板值得我们借鉴；但另一方面，从文化建设角度讲，长期依赖国外的节目模式，将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受到极大损伤。所以我们必须从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当中提取元素，重新整合资源，锻造出中国特色的电视综艺新路和新模式。比如从汉字、医药、武术、诗词等文化遗存当中寻找资源，锻造出像《汉字英雄》《成语英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这样既有广泛群众性，又能够体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将传统和现代结合的中国电视综艺新模式，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中国电视综艺的创新。

第三类是纪录片、微电影。这些年由电视媒体主创，电视制作团队作为主力推出了一大批的优秀纪录片，包括结合建国、建党、建军、长征等重大事件和庆典推出的文献纪录片，既是揭示历史真相，同时又体现了当代纪录美学的魅力。另外，还有大量现实生活类的纪录片，这种呈现当代社会生活新面貌的录片，以及一些对历史文化做深度发掘的文化纪录片，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具有创新意义的纪录片。比如最近在热播的纪录片《长征》，它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以全球视野，对80年前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红军大迁移做了深度揭示，不仅呈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而且展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甚至体现出来一种人类的高度。应该说，这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迁移，体现了时代的高度，它的记录的手法、理念和呈现出来的精神，都是非常具有创新精神的。

 

第四类是网络视频的互动。这点刚才提到了，从传播方式来讲，跨屏传播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现实，更是未来一个值得关注的创新点。离开了多屏传播，特别是与互联网的互动，创新可能就变得局限了。

第五类是最近特别流行和活跃的虚拟现实。这种所谓的虚拟现实是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有人叫VR。虚拟现实的活跃实际上是对传统电视内容生产技术的一次革命，或者说是一次提升和转型。运用VR的理念和技术，更好地与观众、用户互动，这对节目创新是一次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空间所在。

说到底，中国电视节目的创新，最终是落在讲好中国故事上。讲好中国故事，意味着我们的电视要面对中国生活，要生动、深入地呈现中国的真实景观。只有真实、生动、深入地呈现中国的生活景观，未来电视媒体才能找到更大的创新空间。

以上是我关于新环境下中国电视主流媒体的发展与创新的一些想法，敬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叶其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1115/92074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