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青年人生航向

 

秦国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青年的人生需要三种力

人生境界的四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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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在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要注意两个词：第一个是积极培育；第二个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提出来了，但是不是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内心的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12个词应该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应该是鲜活的，应该是具象的。今天，通过介绍一些典型人物、典型事件，我们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变得鲜活起来。同时，还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挂在墙上的，而是每一个人的自觉追求。我们应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洗荡于乾坤，人人有得呼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培育又要践行，这两方面应该并重，要知行合一，不能知行两张皮。

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我们需要重建社会共识，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就是这些共识的内核。青年处于价值观的形成时期，特别需要价值观的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五四青年节的讲话中就说了这么一段非常经典的话：“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这是一个长辈、一个领袖对青年人的谆谆教导。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篱笆”扎牢，要行得正、坐得正，做一个社会上正能量的引领者。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的人生方向，我们就需要来思考一个问题：青年的人生应当怎样度过。

青年的人生应当怎样度过

人的一生是非常漫长的，但又是非常短暂的。我们应该澄清一些误区。首先，有些人追求人生的快乐，把快乐作为人生的唯一追求。这其实是有问题的，甚至有的人连快乐都不追求，而是追求快感。快感是一种非常浅薄的情绪体验。我们青年人应该追求什么？应该要追求幸福。但幸福并不等于快乐，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力、崇尚力、利用力的社会，我们要想过幸福的生活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力。首先，作为年轻人来讲，应该要有体力。为什么要有体力？因为，人生活在这个世间，那么你的智力、你的德行有一个非常基础的支撑，那就是体力，应该要身体好，不能病病歪歪。只有身体好了，才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事情，也有利于你自己发展。如果身体不好，人的生活也不会幸福。所以，体力、健康是我们考虑的首要因素。第二，青年人还应该要锻炼智力。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科技特别发达的社会。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如果你的智力不达标，就可能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然而，大多数青年人已经注意到体力和智力的重要性，但往往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力，这个力是什么？这个力就是心力。什么叫心力？我们往往就会发现有的人体力也好，智商也不差，但他的生活就是不幸福，生活状态就是很差，每天萎靡不振、无所事事，原因何在？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心力，没有精气神。

 

那么，为什么缺乏心力？心力应当怎样练？没有投机取巧，只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培养自己的心智，追寻自己的理想，勇于实践，才能够把心力练出来。我们知道许多伟人的心力强大。比如，孙中山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特点是非常坚韧，屡败屡战，百折不挠，最后成功了。而毛泽东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始终具有浪漫主义、乐观主义的精神风貌，即使在人生的低谷时期，毛泽东仍然信心百倍。我们都知道，有一首著名的词叫《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毛泽东写这首词是在他人生事业的低谷时期，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信心百倍。这两个伟人体现出人的一种心力——百折不挠。

我们来接着问：心力来自于哪里？为什么有的人有心力，有的人没心力？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应该有理想，应该有使命感。我们现在网络上有一个流行语：人应该要有点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当然，这是一句调侃的话，我们不必当真。对于这些伟人来讲，他们当然有理想，但他们报的并不是“万一实现了呢”的想法，而是报的是：即使我失败了，也要做别人的铺路石，推动正义的事业不断往前发展。大家都知道谭嗣同，他积极从事戊戌变法事业，后来变法失败了，谭嗣同是有机会逃跑的，但他拒绝了。他说,各国变法都有牺牲者，那么他就是中国为变法牺牲的第一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表达的意思就是，我要以我的生命、我的鲜血唤醒民众，共同推动正义的事业往前进步。所以，在追寻理想的过程中，不应该报有苟且的思想，只要这个事情值得去做，即使失败了也要去做，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成功。

那么，人有了心力之后，人生就有航向，人生就有骨架。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同样是一颗鸡蛋，鸡蛋破壳，从里边破和从外边破完全不一样。如果一个鸡蛋从外面把壳敲破，那么这个鸡蛋是我们要吃的食物；如果这个壳从里面突破，那是什么？鸡蛋变成了小鸡，这是一个生命，这是一个奇迹。有的人不相信奇迹，要把这个鸡蛋打碎看看小鸡在哪里？打碎发现没有小鸡，它只是一个鸡蛋而已。但是，你给它合适的时间，它会慢慢发育，最后发育成一只小鸡，出现一个生命，这叫做奇迹。人的心力、人的理想信仰也是这样一种奇迹，平时看不出来，但经过时间酝酿，它会产生奇迹。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哪里？就在于人有人心，人有脑，人会思考，人会主动地选择人生的方向。

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帕斯卡尔在这里讲，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也是说我们应该主动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而不应该随波逐流。

我认为，人生境界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有种人生境界叫做欲望式的生活。也就是认为，人生的主要追求就是满足自己的吃喝拉撒之类的欲望。第二个叫做娱乐式的生活。有的人说，理想中的生活就是每天可以看各种各样的肥皂剧，每天听个笑话。我认为这两种生活方式虽然不能说是低级的、不可取的，但总归还是应该要有所往前发展的。如果人的人生只有欲望，只有娱乐，那么这个人生是不完整的，是缺乏意义的。第三种生活，我称之为创造式的生活。你可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使自己的生活变得美好一些。第四种生活，我称之为实践式的生活。人不仅是在家里离群索居地去创造、去娱乐，还应该要到社会上去实践，要为这个社会服务，在为社会服务中，使人生的意义得到体现。

前不久有这样一个争论：我们的社会是要保尔，还是要比尔？谁是保尔？前苏联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叫做保尔·柯察金。我们都非常了解他的名言：“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精神的偶像。改革开放了，我们进入了商业社会，人们的理想有所变化，相对于保尔来讲，大家更崇拜的是比尔。比尔是谁？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是商业社会，只要收入来源是合法的，赚到钱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大家注意，最后保尔和比尔殊途同归。比尔·盖茨在赚到了很多钱之后，他人生的意义就并不在于赚钱上了，而是怎样把财富贡献给社会。最终，我们还是应该在为国为民中体现人生的意义。

 

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人生选择

下面，我们来讲一个中国科技工作者人生选择的案例。

首先，我要讲的一组科技工作者是“两弹一星”元勋。什么是“两弹一星”？“两弹”就是原子弹和导弹，“一星”就是卫星。“两弹一星”元勋我们一共表彰了23个人，这里边有：周光召、邓稼先、王淦昌、钱三强、郭永怀、王大珩、朱光亚、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程开甲、彭桓武、于敏、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姚桐斌、钱骥、赵九章、王希季、孙家栋、任新民、杨嘉墀等人。“两弹一星”元勋们在非常艰苦的年代里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的心力，为国家研制出了“两弹一星”，使遭受到核讹诈的中国人直起了自己的腰杆，他们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下面，我介绍几个典型人物的事迹，让大家体会到这些“两弹一星”元勋们的使命感以及他们的理想信念。当年，毛泽东见美国不断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就决心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要研制原子弹。毛泽东估计，经过努力，争取用十年的时间把原子弹搞出来，毛泽东说这句话是在1958年。于是，中国很多科技工作者就接到了一个神秘的任务，从此隐姓埋名。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个典型代表就是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生人，1950年他26岁，获得了美国普渡大学的物理学的博士学位，26岁获得博士学位。他拿到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就回到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大家可以想见邓稼先的那种回归祖国的急切心情。回到祖国之后，他就从事核物理的研究工作，到了34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告诉妻子说：“我要调动工作，明天就走。”他妻子问：“你要去哪？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多久？”邓稼先回答了三个词：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从此他就消失了，这一消失是整整28年，当然，在这中间他也回过家，但是关于所从事的工作，他对家人一个字都坚决不说。邓稼先就在这28年中，带领他们的团队成员最后研究出了原子弹，爆炸了氢弹。这期间做了无数次核试验，有一次核试验发生了一点意外，邓稼先受到了核辐射，后来患上了直肠癌。在他离家28年后，拖着一身病躯回来了。与家人团聚没长时间就住院了，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在这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邓稼先在接到研制原子弹任务的时候，有没有把握一定能够把原子弹研制出来？那么，为什么要去研制？这就是那一代人的理想信仰，只要做的这个事情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能够使这个国家挺起腰杆，即使付出毕生心力，不能成功，我也要去做，起码我的努力能够做别人的铺路石。这个精神真是非常值得我们感动。

邓稼先有一个好友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他们是同乡，关系非常不错。邓稼先生前，杨振宁提出的两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个问题。中国原子弹爆炸是1964年爆炸，但是美国人一直怀疑中国人偷取了外国情报，或有外国人帮助中国来进行核实验。中国与苏联是有一段时间的合作，但是1959年苏联把全部的科研人员都撤出去了，并且把一些非常重要的设备和图纸也带回去了，唯一留下来的是关于原子弹的几个关键数据，但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经过计算发现他们留下的这几个关键的数据竟然还是错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研究几乎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出来的。在1971年，杨振宁问邓稼先，原子弹的研制团队里边是否有外国人？因为邓稼先的工作是保密的，所以邓稼先并没有马上告诉杨振宁。他对杨振宁说，这个问题我以后再告诉你。为了防止泄密，邓稼先就把这个问题请示了他的上级领导，一直请示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恩来总理给了他发了一封信，提供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主要说明的是中国科研团队里没有一个外国人。杨振宁临走的时候,邓稼先去送他，给了杨振宁一封信，杨振宁把这封信打开，得知中国的原子弹科研团队里没有一个外国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第二个问题。后来，邓稼先因核辐射患了直肠癌，老朋友杨振宁又一次来看他。在聊天中，杨振宁开玩笑地问他：研究原子弹，国家给了多少奖金，值得你把命都搭上。邓稼先的回答是：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当时，“两弹一星”科技工作者加起来有10万人之多，为了奖励这些科技工作者，国家拨了1万元，有关部门又拨了10多万元，一共凑起来也就是10多万块钱。奖励的标准是，功勋科学家10元，做出重要贡献的5元，一般科技工作者3元。10元、5元、3元，非常微不足道。如果以钱来衡量一个科学家的成就，那么邓稼先肯定没有获得多少钱，但是如果从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来讲，邓稼先非常值得我们敬佩。做出贡献的人不止邓稼先一个人，他只是一个典型代表。

另外一个“两弹一星”的元勋是中国的氢弹之父——于敏。于敏长期隐姓埋名，并不为人所知，但他是非常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获得过国家最高科技奖。于敏，1926年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今隶属天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9年获得国家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60年年底，钱三强组织于敏等年轻科技工作者开始研究氢弹理论。1964年的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成功，到了1966年12月28日于敏的氢弹原理基本上成型了，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颗氢弹创造了一个奇迹，首先研制时间特别短，从1964年的第一颗原子弹到1967年的第一颗氢弹，历时不到三年。另外，中国的氢弹理论与国外是不一样的。世界上只有两种氢弹理论，一种是美国的，一种是中国的，没有第三种。于敏的氢弹模型叫做于敏构型。于敏构型的特点是完全的自主小型化，稳定性非常高。直到1988年前，于敏的名字一直不为人所知，长期隐姓埋名。“两弹一星”元勋们就他们的科研水平来说，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因为他们隐姓埋名，所以他们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在全体中国人心中，他们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贡献，要比诺贝尔奖要沉重得多。

与“两弹一星”几乎是同一时代还有一些人，他们从事的不是尖端的国防科技，而是非常普通但又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科研工作，屠呦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屠呦呦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是那一代普通科技工作者的代表，他们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一群人、一个团队共同在努力，他们的科研条件也是特别艰苦，也为这个国家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以“两弹一星”的元勋们和以屠呦呦为代表的普通科技工作者们，共同为国家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他们是一面面高高飘扬的旗帜，上面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隐姓埋名”。这面旗帜映射出一个信念就是：用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不一定成功，但是我甘愿做别人的铺路石。

以上是老一代科技工作者的事迹，那么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继承了老一代的传统，继续把才智贡献到为祖国为人民的事业中去。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典型人物，他是被誉为“太行新愚公”的李保国。

李保国将论文写在了太行山上。科技工作者发表论文来体现研究成果，但科研论文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这是一个问题。李保国不仅发表出了高质量的科研论文，而且把科研论文转化为农民实实在在的收入，教会他们技术，真正把科研写到了农民心中，把科技成果播散在太行山上。以李保国为代表的新一代科技工作者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

下面我对李保国的事迹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李保国出生于1958年，河北省武邑县人，中共党员，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1981年毕业于河北林业专科学校，2005年获得中南林学院森林培育学博士学位，是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时代楷模。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7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9项，2014年获得河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然而，比这些奖更感动人的是，他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我们常讲一句话叫做“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李保国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有这么一件事情，李保国经常开着他的越野车在各个村之间传播他的科学技术，有一回李保国开着车被堵在路上。他下车查看，村民一看是李保国，二话没说，拆掉自家篱笆院墙，让他的车过去。这个事例说明了李保国在老百姓心目的地位。他长期在中国非常贫困的地区扶贫，带领邢台县前南峪村、内丘县岗底村等贫困村打造了“浆水”牌板栗、“富岗”牌苹果、“绿岭”牌核桃等全国知名品牌，使老百姓脱贫致富。他一年365天，有200多天是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其余100多天没有跟农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还给农民解疑释惑。他每到一地给老百姓讲完了课都要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微信，老百姓有什么问题就向李教授请教，而李保国就给他们回答。

他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形象是一个满身土气的李教授。农民说：“看着很土，啥也吃，啥也干，腰里总别着钢锯和一把大剪刀，问啥教啥，不像个大教授，普通得跟俺们村里人一个样。”这就是满身土气的李教授。李保国一年200多天的时间扎根在太行山上，对太行山上各个村特别熟悉，他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使百万亩荒山变绿，带动了十万农民脱贫致富，把扶贫报国、科技报国演绎得淋漓尽致。

1996年，李保国跟随河北农业大学科技救灾团来到了内丘县岗底村，洪水刚刚把岗底村的250多亩地冲毁了。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杨双牛给大家介绍情况的时候非常悲痛。李保国在台下听着，后来写了一个小纸条，在会议间歇期间递给了杨双牛，上面写着“需要果树管理技术，我可以帮忙”，并留下了自己的家庭电话。一个月后，李保国带着同在河北农业大学任教妻子郭素萍，把家搬到了岗底村住了下来。白天，一座山一座山考察；晚上，研究治理的方案。最后，在李保国的带领之下，岗底村发展起了苹果产业。他手把手地教技术，把苹果的管理细节一步一步写下来，一共梳理出了128道，并印成了小册子发给弄明，并且在村里培养出来几个技术员，帮助老百姓种植苹果。

有一些农民不愿意在家面朝黄土背朝天，而选择出去打工去。村民杨群小常年在外面打工。有一次，李保国遇到了杨群小，他就说：“群小，你在外面打工每年能赚多少钱，快回来吧，种上几亩果树，马上就可以致富了。”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只要你听我的，你以后的幸福我包了。”这一句话不是空话，李保国手把手教杨群小种苹果树，无偿提供技术服务，杨群小用了几年的努力，一年的收入有好几万块，要比外出打工要多得多，从此摆脱了贫困。就这样，李保国用智慧和力量承包了上万人的幸福。

他的妻子郭素萍说：“我和保国有三个家：一个是城市里的家，在保定河北农大家属院；一个是山里的家，在各个帮扶基地；还有一个是流动的家，就是常年穿梭在山地平原之间的那辆越野车。”他在各个帮扶基地，在这个村住两天，在那个村住两天，往来非常频繁，以至于李保国竟然成了这些村的一个固定村民。这些年，慕名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他帮扶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他常常开车奔走于各地，喝水、吃药、中午休息都在车里。一些常用的物品，雨鞋、草帽、衣服、工具包等，把后备箱塞得满满的，车成了流动的家。郭素萍说：“比较起来，保定市里的那个家待得最短。2016年春节前，我俩回到保定的时候是腊月二十九，想准备准备年货，第二天过个年三十儿。可是我俩忙得都不知道，今年没有年三十儿。最后，还是我们亲家打来电话，让我们去他们那里过了个除夕。”

中国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和新一辈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为人民付出了这么多，值得我们敬佩，他们应该成为民族的脊梁，应该成为民族的榜样，是我们中国精神的重要的体现。臧克家有一首诗是用来形容鲁迅的，我觉得把它挪到这些科技工作者身上也是非常契合的，并以此结尾。诗是这样的：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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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凌洁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1116/92106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