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领导智慧和决策风格

 

陈晋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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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有机会来交流自己研究毛泽东同志战略领导智慧和决策风格的心得体会。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战略领导、战略思维、战略谋划，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战略执行力和战术执行力都要强，想的事要做，做的事要围绕战略谋划来进行。 

战略领导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是这方面的典范。今天我讲四个方面。 

一、毛泽东同志作为大战略家的基本特点

（一）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内含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人，都是经过大浪淘沙被历史和人民选择出来的精英。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核心”是毛泽东同志。这些人去世以后，我们党对他们的评价中，有五个基本概念：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但是，唯独对毛泽东同志有几个特有定位是其他第一代领导人所不具备的，即无产阶级战略家；近代以来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党、军队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这四方面的定位凸显了毛泽东同志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内含。为什么只有毛泽东同志能够拥有这四个特殊的评语？因为他是我党可遇不可求的大战略家。战略家更多着眼于长远之处，产生的影响是超越时空的。邓小平同志在维护毛泽东同志特殊领导地位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社会上对毛泽东同志有很多非议，叫“非毛化”，邓小平同志在各个会议上都反复强调要坚决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地位。编制《邓小平文选》的时候，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请示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编几卷，当时邓小平同志是这么回答的：“《毛主席选集》的四卷我是达不到，我的选集就编三卷。”从此以后，《邓小平文选》就是三卷，后来编其他领导同志的文选也都是三卷，不是四卷。这些事说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战略领导地位，越往后我们看得越清楚，越尊重这个传统。

 

（二）重视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的一些情况

反过来谈，毛泽东同志对自身战略领导思维是如何评价的？在1965年1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到“打军事仗，政治仗，现在的经济仗，要抓大局”，“搞经济工作也要先搞战略。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我只研究战略、战役”。这是毛泽东同志对自身领导方式的基本定位和说明。邓小平特别重视和坚持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传统，邓小平说：“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战略的，部队的战士、伙夫都关心战略，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    

毛泽东同志战略领导智慧来自于他的战略思维。什么是战略思维？可以从三方面阐述：从空间上讲，要有全局性思维，正确处理实践活动中各方面的关系；时间上讲，要有发展性思维（前瞻思维），正确处理实践活动中各阶段的关系；从内容上讲，要有对抗性思维（问题导向），正确处理实践活动中各种矛盾关系。做决策一定要有问题导向，要有针对性，而且要有解决矛盾的对抗性，没有对抗性思维作出来的决策不一定就叫战略决策，哪怕你立足于全局、发展，但是你的战略不是为了解决矛盾，未必就是战略。

毛泽东同志作为一名大战略家，其战略的基本特点可以简析为以下几点：

第一，战略预见。通过战略预见实现领导，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所谓战略预见，就是要在事情还没有成为主流的时候，看出这个事情的发展趋势，提前采取措施。事情大量的出现在面前了，矛盾大规模形成了，再来决策，不叫战略决策了，就叫应付问题了。所以战略领导第一步，要有战略预见。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预见到我们党钻了20多年的山沟，进城以后这支队伍要发生变化，不是被拿枪的敌人打倒，但是很有可能被糖衣裹着的炮弹击中。这是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反复强调的问题。所以，“两个务必”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为一个非常鲜明的主题被他提了出来。从严处理了号称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这是根据战略预见发展性思维做出的决策。

第二，战略目标。作为一个领导团队、领导群体的核心人物，一定要有把我们干的事业描绘清楚的能力。在别人不清楚未来是什么模样的情况下，你要把它描绘清楚，清晰地知道战略目标在哪里。毛泽东同志作为大战略家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特别善于描绘战略目标。比如，1940年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对革命进行了总体设计。到底叫什么革命？革命的步骤、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在哪？我们干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面，谁是领导阶级？我们要团结谁？在革命过程当中，我们要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毛泽东同志一下子就把革命的模样讲清楚了。到了1945年，抗战马上要胜利了，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要干什么？目标是什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表了《论联合政府》，对抗战胜利后目标进行了规划。1949年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体和政体进行了设计，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第三，战略转变。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战略决策，但是完成了一个阶段以后，要有眼光及时作出战略转变的决策，不要老停留在一个阶段上。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要及时提出新任务，让同志们来不及骄傲。一旦干成了一件事，肯定很高兴，如果我们的领导把目标停留在这个阶段，你能创新吗？没法创新了。他还能吃苦、奋斗吗？很难了。所以你要不断地提出战略转变。而且更重要的是，有的形势变化了，原来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也需要战略转变，不是说非干完一件事。要主动去做战略调整，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又很多决策的典例。

比如，在抗战前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的主要口号是“反蒋抗日”，既要抗日又要反蒋；长征途中，1935年8月以后，抗日成为主要矛盾，反蒋不是主要矛盾了，口号就调整为“联蒋抗日”，联合蒋介石来抗日；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答应不反共了、不剿共了，我们的口号马上转为“拥蒋抗日”，我们拥护你的领导地位，但是一定要抗日。从“反蒋抗日”“联蒋抗日”到“拥蒋抗日”，最后形成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的战略转变。

再比如，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也特别注意调整战略。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的工作重心要从农村转向城市；到1953年全面经济恢复结束以后，他又马上提出要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到1956年社会主义过渡完成以后，又提出急风暴雨的革命结束了，我党的工作重点要转向经济建设。

第四，战略步骤。制定了一个战略决策和战略目标，怎么去实现它呢？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一定要重视战略步骤。什么叫战略步骤？就是你走的每一步，你干的每一件事，都是围绕这个战略进行的，都是为实现这个战略服务的。许多同志善于提出战略目标，但是在战略目标的推进上，往往缺少一些具体的抓手，这很常见。如果没有抓手，结果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胸中没有章法；如果没有抓手，就容易一口吃一个胖子，直奔目标，超越阶段；如果没有抓手，甚至围绕战略目标无从下手。这三个问题在过去革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毛泽东同志则是“用小步骤推动大战略”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战略家。例如，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战斗，中苏关系紧张，这时候毛泽东同志第一个想到，我们过去的国际战略是又反苏又反美帝，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两霸我们都在反。毛泽东同志说，现在苏联都在你家门口打起来了，还腾出一只手反美国不现实。所以调整了新中国的国际战略。

第一，他善于找抓手，就让当时的几个老帅集中精力研究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这是他的第一个步骤。他想改变国际战略了，需要有人提出明确的对国际形势的战略判断，这个时候让四个老帅去干这个事。按道理，人大决策之前需要让搞调研，这是对的。但是去调研的人或者说去研究的人，往往是知识分子、研究室的人、各级政策研究部门，毛泽东同志没有让当时在理论界最权威的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笔杆子去搞调研，去做国际战略的形势判断，反而让陈毅挂帅，让四老帅去调研。大战略家知道，真正作出一个重大国际形势的战略判断的，不是简单的笔杆子能够完成的，一定要是本身就是大军事家，是打过仗的有实践经验的人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果然，四老帅提出两个报告，其中一个报告明确说，虽然在珍宝岛打了一仗，但目前情况来看，苏联入侵中国还不是特别紧迫的问题。应该说，在当时一般人不敢作出这个判断。第二，要考虑抓住时机改善跟美国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一看符合他的想法，战略目标确立了就要找抓手，怎么改善跟美国的关系呢？毛泽东同志找的第一个抓手是在1970年的10月1日那天，把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请到天安门。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大幅照片，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检阅游行队伍。他做给谁看的啊？这一个小步骤是给美国人看的。结果这个步骤和抓手美国人没有收到。1993年，拍电视片《毛泽东》的时候，我在上海采访基辛格，我专门问他，我说1970年10月1日毛主席把斯诺请到天安门城楼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一个信号，怎么你们后来没有通过斯诺这条线和我们联系上呢？基辛格说，毛泽东同志的思维很独特，他释放的是东方式的信号，我们体会不到。但是美国这个时候其实也想和中国改善关系。看来当时美国人也有信号，也在找步骤。这个信号太直接没有收到，但是毛泽东同志不气馁。

 

1971年的4月，在日本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美国代表团给中国代表团提出，我们打完世锦乒乓球赛以后，能不能到中国打一场球？这些乒乓球运动员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要求，就是想到东方这个神秘国家旅游，打一场比赛。这个信息通过中国代表团返回国内，周恩来总理让外交部拿意见，请不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我们认为邀请在日本比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基本上定下来了，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也圈了报给毛主席，也同意别邀请了。在1971年的4月6日下午，毛泽东同志也圈话了。但是到晚上，他还在考虑这个事，睡觉之前毛泽东同志说，赶快把追回来，重新批，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消息我们是4月7日公布的，因为4月7日凌晨做了这个决策以后，4月7日白天把消息发给了在日本美国的代表团。尼克松在回忆录里说，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尼克松在回忆录里面还说，4月14日他就宣布结束存在20年的两国间的贸易禁令，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或者航运管制。立竿见影，所以说就是一个乒乓球队访不访华的“小步骤推动大战略”。所以后来毛泽东同志老讲“小球推动大球转”，“大球转”是指中美关系改变了世界格局，“小球”就是乒乓球。所以说做战略决策一定要善于找具体的抓手，毛泽东同志就很善于找抓手。

第五，战略布局。战略布局就是空间关系，像下围棋一样，要善于布局，在越来越大的空间里用大布局影响小布局。毛泽东同志是布局的大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抗日战争。蒋介石的布局就是步步为营，在正面战场不断调动新的部队在一线跟日本军打，打不赢就退，又构筑一道防线又调动新的部队，然后又打，打不赢又退，退有一个时限，东南肯定放弃，华北放弃，东北早放弃了。东北、华北、东南，甚至包括华南都会放弃，主要沿京广线以西占领，这是他的布局，等到国际形势转变，日本支撑能力不行了，这种战略布局也无可厚非。不过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布局比他巧一些，巧在哪呢？把华北、东北、东南，甚至华南和华中的部分地区让出去以后，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空间，在这个巨大空间当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有5万人左右，这5万人合到国民党的正规军里面打阵地战显不出去，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如果把这5万人撒到广大区域里建立根据地又如何呢？敌人毕竟兵力有限，不能够占每一个村、每一个镇、每一个山头，所以当时的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布局是，敌进我进，敌人往这边进，我反方向进，我绕到你后面去站住脚，建立根据地。

国民党也想占领根据地，但这种战略布局很难落实。为什么？你的军队和老百姓是什么关系？你的军队能不能到后方吃苦？你的军队打仗是不是完全依靠先进武器？你军队的将领善于不善于打游击战？这些都是考验，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从土地革命开始，打的都是游击战，强调跟老百姓一家，强调宣传动员群众，所以只有他们到后方去才能够站得住。所以，这个战略布局的最终结果就是，造成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相互策应的大战略格局。我们要谈抗战时期两支军队的贡献和特点，一定要从战略布局考虑。而且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战略布局的优势往往是提前一步看到哪些位置、哪些空间对未来的发展有特殊作用。比如，早在1943年左右，毛泽东同志就看出来，抗战胜利以后江南一带是国民党的必争地，我们的新四军在江南肯定呆不下来，一定要撤。抗战即将走向战略反攻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考虑到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军队一接收，肯定不愿意让共产党军队呆着，肯定挤压共产党军队，那么，将来我们的部队去哪里？毛泽东同志看到，将来我们的部队可以北移到山东。

抗战的时候，罗荣桓在山东建立了很大的根据地。但是考虑到抗战胜利以后江南的部队到山东，两支大部队合到一起，吃不吃得起饭、供不供养得了又是一个问题。于是，毛泽东同志又考虑让山东的部队到东北。这样的话，江南的部队到山东，山东的部队腾出地来给江南。所以抗战胜利以后，山东的部队一定要立刻占领东北。1945年的4月，中共七大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讲，抗战马上要胜利了，东北将是我们前进的基地，就算别的根据地丢掉了，只要还有东北，我们就会前进。所以中共七大以后，本来让林彪到山东去指挥部队，中途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发电报，林彪那时正在湖南濮阳，毛泽东同志说又让林彪去从湖南濮阳到东北去。毛泽东同志电令罗荣桓，武器也别要，赶快趁着苏联红军还占领着东北，直接进山海关，反正日本人留下的武器多得很，到那去找。这才有了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一下子占领东北。等到国民党的部队来了以后，跟我们打了几仗，我们打不赢，怎么办？“让开大路，占领两厢”，长春、沈阳、四平你要占就占，我们到农村去搞土改，林海雪原就是这样来的。力量差不多时，又开展辽沈决战，这就是提前的战略布局。

以上是毛泽东同志作为大战略家的五个特点。

 

（三）从战略高度作决策的高度自觉

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领导智慧为什么这么突出？毛泽东同志有从战略高度做决策的习惯和自觉。我们把这种自觉和习惯称作战略敏锐性。他的战略领导智慧来自于战略敏锐性。具体说来，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站在高处总结实践的历史自觉；二是善于把经验上升于理论的思想自觉；三是把战略落实到实践的行动自觉。历史自觉、思想视觉、行动自觉，这是一个领导人战略领导的必备素养。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党的中心工作转向革命起义，各地爆发了起义，打响第一枪的就是八一南昌起义。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散了；接下来广州起义失败以后，部队也散了；唯独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虽然也失败了，但是没有散，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没有把部队散掉，而且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部队往山区退，并发现井冈山是一个好地儿，有农民武装，上了井冈山就搞起了根据地，一个根据地就开辟一条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当时，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水平在党内领导层不是最高的；他的政治地位也不高，仅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理论水平更不高，当时党内领导层理论水平最高的是瞿秋白、蔡和森。为什么是毛泽东同志在起义失败以后，能够找到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而不是别的领导人找到？这里面就有一个是不是自觉的问题。再一个，是毛泽东同志那一代人怎么接受选择的问题。起码有一条，毛泽东同志知道农村是什么样子，知道部队在农村怎样生存，而且他懂农民起义的历史，这都慢慢形成了他的自觉。这种战略的自觉性还体现为制定战略决策的敏锐性，善于以小见大，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对任何可能带来战略影响的细节都要高度敏感。

这就是战略家和战略理论家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在搞合作化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抓住一个王国藩合作社，王国藩合作社就是“三条半驴腿”的合作社。合作社的共有资产是一头驴，这头驴是土改时分给四户人家共有的，但这四户人家中有三户愿意加入合作社，有一户不愿意加入，所以最大的共有资产——“一头驴”，实际上只有四分之三是共有资产，因此叫做“三条半驴腿”的合作社。毛泽东同志一看这个材料，觉得有戏，起码有四分之三的农户是愿意入社的，这“三条半驴腿”的合作社将会代表5亿农民的方向，合作化的战略出来了，这就是敏锐性。再比如，1961年，流亡海外在的国民党前代总统李宗仁托人带回12箱文物，说要捐给新中国的政府。李宗仁捐12箱文物的时候也带回来一句话，他说这12箱古董是花了12万美元买的，值12万美元。周恩来把12箱文物拿到故宫博物院鉴定，结果基本上都是赝品，最多3000美元。

周总理想，他都运回来了，不可能退回去了，而且实际上只值3000美元，象征性补偿多少呢？给他翻10倍，给他3万美元。然后把这个报告给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一看就笑了，他说，恩来同志，你搞了一辈子统战工作，你还不明白吗？这是人家在投石问路，不是在做买卖。他想要12万美元，就给他12万美元。

李宗仁在瑞士收到这12万美元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看来共产党还是识货的，随后他就下决心回国。所以1965年李宗仁回来了，一个担任过国民政府代总统的人，抗日战争中的英雄，台儿庄战役前线的总指挥，回到了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他对台湾省的振动，对海外华人的感召力，是这12万美元买不着的。这就是以小见大的战略思维习惯。

 

  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领导智慧是怎样炼成的？

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领导智慧是怎样炼成的？他为什么有这么突出的战略领导智慧？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一把手”、全局观

毛泽东同志参加革命以来，长期担任“一把手”。最早的一个职务是中共湘区区委书记，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后来，主要负责长沙工人运动，再后来又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之后陆续又当《政治周报》主编、农讲所所长、中央农委书记、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红四军党代表、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等等。在战争年代，长期担任“一把手”特别容易形成全局视野和全局思维的习惯，培养了作为战略家的历史责任心、使命感和掌控全局的能力。在我们党内还有一个人跟毛泽东同志一样，几乎没有当过副手，他就是邓小平。当“一把手”的经历是敢于拍板、有责任心、掌握全局。

（二）军人政治家，政治家军人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同志是军人政治家；作为军人，他是政治家军人，这种身份很重要。在毛泽东同志之前，我们党的“一把手”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这五个人都是搞理论的秀才，为什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地位得到了确立？因为毛泽东同志是个军人。战争年代的政治统帅光有政治才干不行，要懂军事战略。战争年代的政治统战必然也应该是军事统战。美国人威廉·科恩写的《领导者的艺术》中的名言是：“如果懂得在战争中领导他人，你就能够在任何地方领导他人。”战争中锻炼的是一种刀尖上的哲学，战略思维就是靠刀尖上的哲学来擦亮的。因为在战争年代，成败最快一两个小时就见分晓，不像和平年代，一个决策下去可能十年八年才见效。其次，战争年代的决策关乎整个团体的生死存亡：要么是牺牲好多部队，要么就是让对方牺牲好多部队；要么是我们失掉很多地方，要么是我们占领对方好多地方。这种对抗特别强调辩证法，所以如果在战争中能够够玩得转、玩得透、体会得深刻，反过来对领导一个团体，做领导团体的大政治家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说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军人政治家。

反过来说，毛泽东同志作为军人，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人。单纯的军事家考虑问题首先要算军事账，但是作为政治家军人，作重大决策不是单纯从军事角度思考问题，常常先算政治账。毛泽东同志在重庆谈判时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就是一种政治底气。当时连贺龙都发电报给中央，说你们中央怎么搞的啊，怎么同意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呢？要是被国民党抓起来怎么办？毛泽东同志是有数的，他走之前跟陈赓、刘伯承、邓小平等人交代得很清楚，你们想让我在重庆安全，在邯郸、上党一带那一仗必须打赢。你们要打不赢，我很真危险，打赢了可能我就安全了。所以到了重庆谈判的时候，谈判桌上传来上党战役国民党的军长史泽波被活抓了的消息，国民党说话就不硬气了。

在军事上，如果单纯围绕军事发展军事，我们共产党永远发展不起来。毛泽东同志作为我党领导人，他是一名政治家军人，懂得用政治的力量来壮大军队。军人性格在我们党内也有一个人和毛泽东同志特别相像，就是邓小平。邓小平也是政治家军人，军人政治家，而且他的决策在许多地方跟毛泽东同志很像。邓小平的文件经常用“此事不宜拖延”，“此事早做决断，不要再拖”等语言来批示。这种性格就是看准了就干，不犹豫。这是一种决策习惯、决策智慧的显露。

 

（三）既是战略家又是文化人

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领导智慧的形成跟他的主体素质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他是战略家又是文化人。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胡适，1951年5月31日，胡适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盼我公多读一点近年中共出版的书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于红军‘长征’之后，最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以文人而主持中共红军的战略”。胡适写这封信的目的，第一是要蒋介石总结失败的原因，要多读点毛泽东同志的书；第二也暗示蒋介石对文化人要客气一点，跟文化人多接触。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成为大战略家，跟他必备的文化素养有很大的关系。作为诗人，他具有伟大的激情和想象，革命需要激情，制定战略需要想象力。反过来说，搞革命最需要激情，没有激情成不了革命家。只有奇特的想象力，所制订出来的战略才是独具一格，让对手意想不到的战略。制定出来的战略如果缺少想象力，有时候甚至战略效力都发挥不出来，别人就都知道了。

作为记者、散文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表达影响至今。可以说，毛泽东同志通过其语言魅力，开创了一代文风。今天我们党内的话语方式基本是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在延安之前，我们党内的文件很难读，两种文风：一种是外国留学回来的那种欧式语句；另一种是没出过国的老同志写的半文半白的文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改造我们的学习，改造我们的文风，率先带头开创了毛式文体。

作为散文家和记者这个文化人的身份，为什么有利于他的战略呢？他能够把自己的认识、判断、决策化为具有号召力的鲜明生动的警句。比如，毛泽东同志经常给别人改文章，一篇文章标题叫《京东郊区蘸庄子乡民生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太长了，毛泽东同志改为《妇女走向了劳动战线》，主题一下就鲜明了；还有一个标题为《上华社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发动社员增养毛猪》，毛泽东同志改为《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没有记者的敏锐，没有散文家对警句的运用，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毛泽东同志文化人的身份使他能够在一大堆现象里面提纲挈领、抓住主题，看出问题的实质，作出决策。

作为历史学家，毛泽东同志懂中国历史传统，懂中国文化传统，他拥有来自国情传统的经验和智慧。在中国搞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不懂得中国的国情，没有这方面深厚的底蕴，很难。所以赵超构精辟地指出：“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悉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

作为哲学家，毛泽东同志懂得思想方法的重要性，强调对立统一和实事求是这两个核心概念。对立统一的矛盾思维和实事求是的实践思维，这是支撑战略思维的两个最根本的思想方法。什么叫对立统一的矛盾思维？实际上就是两句话：世界上任何问题、任何事情、任何人物、任务决策都有正反两面；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两面变成一面，促进矛盾的转化。这是最简单的说法了，真正要说什么是对立统一，那得几本书来阐述。什么叫实事求是的实践思维？第一句话：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干什么事情、做什么决策，一定要根据实际环境，根据所提供的条件，来解决问题，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别跑到中国来唱苏联的歌，那就是“教条主义”。王明、博古在土地革命时期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唱苏联的歌。第二句话：要明确饭是一口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不要想一口吃成个胖子，制定战略要实事求是，一步一步地来。毛泽东同志作为哲学家，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思想方法。我特别要强调一点，毛泽东同志作为理论家的出现是在延安，而在到达延安之前，他的主要特点是打仗搞实际。他就是通过发奋阅读，结合革命实践的创造，思想水平、理论水平一下子就上了一个大台阶，所以才能够成为大战略家。

刚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并不是党内最懂理论的人。当时延安男女比例是18：1，18个男同志才有1个女同志，所以男同志在延安找对象很困难，而且女同志也很苛刻。那些女同志都是抗战开始以后，在大城市里因为向往革命而到了延安的大学生，家里条件好，很洋气；男同志各个灰头土脸，年龄又大。所以女同志找对象总结出四句话：第一要有王明的理论，第二要有博古的口才，第三要有周恩来的风度，第四要有毛泽东同志的实际。当时在延安的几个领导里面，毛泽东同志的特点是懂实际。但是毛泽东同志不服气，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受打击、受排挤，就是因为说他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所以到陕北以后，他下决心阅读，读哲学、军事、马列书籍，写批注，思考我们过去为什么犯错误，思考我们为什么进行抗日战争。最后写出了一大批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著作，一下子让党内的人都服了，成为了大理论家，实际上也成为了我们党的精神领袖。毛泽东思想成熟了，他就有战略思想武器了。所以不要小看文化人理论家对制定战略的影响。

 

作为书法家，毛泽东同志拥有自成一格的独创个性。

以上五点，说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文化素质，使他拥有充沛的智之源和不竭的创造激情，拥有工作思路创新的好奇心、创造欲、想象力和使命感，从而使他的战略思维获得超越其他人的润滑剂和翅膀，体现出特殊的感染力。这是文化素养对毛泽东同志成为大战略家的帮助和支撑。

（四）逆境沉浮，“聪明起来”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讲到：“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这这句话说得非常朴实，说明人的智慧有时候是从挫折、逆境，甚至失败中来。

毛泽东同志在党内政治地位上有三次大的挫折：第一次挫折是1927年底，引兵井冈山，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二次挫折是1929年秋，朱毛之争，被选下台。这次挫折给毛泽东同志很大的教训，他始终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带出来的部队不支持我？而且好多部下都觉得毛泽东同志说的是对的，但是觉得你再对，就是因为你脾气不好，家长制，听不得不同意见，别人就不选你。通过这次挫折，给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决策方式的教训就是，一定要改掉脾气。第三次挫折是1931年秋冬到1935年1月，受“左”倾教条主义打击，被夺走军权。后来毛泽东同志对这事耿耿于怀，他开始思考，搞调查研究。

总结这三次的挫折，会发现毛泽东同志在逆境之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首先，从方法上总结教训，制定思想路线，提出事实求是，走中国化革命道路；其次，从历史上总结教训，调整战略构想，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战略；第三，从个性上总结教训，提升统合水平，承认个性中的不足之处，在后来的处事中更加包容。

三、毛泽东同志在弱势处境中的战略决策风格

中国革命长期处于弱势，毛泽东同志善于在敌强我弱环境中推动时局发展。他本人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也是在危机中被历史选择出来的。毛泽东思想归根到底是弱者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领导智慧归根到底是弱者的战略领导智慧。

战略决策，常常体现为是否正确地处理危机、准确地把握机遇、大胆地创造时机，从而控制和推动时局向有利于战略目标的方向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是用弱者思维构想我国发展战略。因为经济上弱，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经济；因为在国际战略上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所以我们要反对美帝国主义；因为要依靠社会主义阵营来建设，所以我们建国初期外交战略就是一边倒；因为担心我党变质变朽，所以要不断地在党内抓党建。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智慧就是教人怎么样由弱变强，由小变大。

 

弱者的思想和智慧对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领导智慧和决策风格的影响体现为：

1、正确地处理危机。领导权威常常是在危机中产生和形成的。危机中的选择是对领导者素质最严峻也是最全面的考验。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要解决好几个问题：

第一，危机中能不能看清形势，这取决于认识水平。抗战时期，梁漱溟专门跑到延安跟毛泽东同志谈了8个晚上，毛泽东同志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上。毛泽东同志分析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这是梁漱溟在1984年出版的《梁漱溟问答录》里的抗战时期他跟毛泽东同志的谈话。

第二，危机中能不能做出选择，这取决于利益权衡。危机中没有万全之策，否则那就不是危机了，要做的是尽量选择利大于弊的决策。毛泽东同志战略决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危机中善于放弃，不恋战，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放弃延安。当时放弃延安是很大的冒险，在国内和全世界的影响多大啊？但是毛泽东同志说，这个影响再大、再坏都是暂时的，只要保存好我的军队，延安早晚得回来。而且当时他提出放弃延安有的干部不同意，说放弃了延安，我们党中央都没有了，就说明我们失败了。毛泽东同志说，只要我们有军队就失败不了，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我的战略是用延安换全中国。这就是危机当中敢放弃。

第三，危机中能不能下定决心，这取决于决策胆识。有时候，危机中的决策，真正面临的困难不是缺乏对事件的了解，也不是缺乏对利益的清醒选择，甚至也不缺乏对危险结局的判断和设想，真正的困难在于了解这些以后，是否有承担风险的能力和胆识，是否能够在挫折和失败面前做得起，撑得住。

第四，危机中能不能应变实施，这取决于行动能力。在危机当中做的决策很仓促，能不能够在行动的过程当中弥补这个仓促，这很重要。在危机中实施决策的能力，主要是两条：一是说服大家，形成共识，共同去做；二是发现形势有变化，善于并且敢于对决策进行调整。毛泽东同志处理危机最多变的战略决策充分体现在对长征战略方向进行了多达10次的调整。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一定要对战略时刻进行调整。长征这个危机最早的战略目标是到哪儿？北上湘西和贺龙、肖克会合。出发不久，毛泽东同志感觉这个目标不行，就要求改变长征的战略方向，在黎平会议改变，遵义会议改变，一渡赤水后改变，二渡赤水后改变，四渡赤水后改变，渡金沙江前改变，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改变，一直到9月27日才决定最终的战略方向。没有一个一个的调整和改变，在危机当中长征很难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和中国革命一样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所谓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同志，就是危机选择了毛泽东同志。

2、大胆地创造时机。对弱势一方来说，大胆决策、创造时机、快速行动往往能够弥补力量的不足，甚至可以创造控制事态、化危机为生机的机会。在危机当中创造时机是毛泽东同志很重要的决策风格。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主动出击，创造有利于的形势，化危机为生机。最典型的一个决策就是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因为当时我们完全处于守势，国民党的战略重点一是进攻陕北，把毛泽东同志找出来，要消灭毛泽东同志；再一个重点是进攻山东，把陈毅的部队干掉。因此，山东和陕北处于非常危险的地步，全局也都处于危险的地步。

 

在这种弱势、危机当中，毛泽东同志天才型地想出让黄河边上的刘邓大军不要根据地，不要后方，甩掉辎重，千里跃进大别山。大别山在武汉南京附近，在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中心的腹地。派出12万人马打到敌人心脏里面，在战略守势、退却的阶段直接做出了战略反攻的决策，这是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一般战略反攻是在战略相持或者平衡的情况下，为了打破战略相持或者平衡。毛泽东同志不在战略平衡，而是在战略守势、战略退却阶段，突然跃过战略平衡，进入战略反攻，这是军事史上不可能有的事情。毛泽东同志当时连续给刘邓大军发电报，一定要以半月行程直插大别山。他也知道，这就是要牺牲这支部队。所以毛泽东同志跟他们说，你们有三个前途：第一，还没有到大别山就被敌人打散了；第二，你们到了，大别山呆不下去又被迫撤回来，你们损失了；第三，到了大别山，也站得住脚。而且这三个前途都是可以接受的。刘邓大军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最希望的那个前途，到了大别山，站住了脚。他一到大别山，敌人再也分不出军队到陕北进攻，再也分不军队到山东进攻陈毅，山东和陕北的局面一下子就缓解了。

蒋介石在判断毛泽东同志决策的时候，几次都没有判断准。毛泽东同志在1947年7月30日发的电报，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8月1日他们就渡过了黄河；在8月2日，蒋介石的日记里面还判断说，敌人晋冀鲁豫之部队，南逃黄河。他们过了鲁河以后，蒋介石的日记又把“南逃”改成“南窜”，他始终没有明白刘邓大军往南走，过鲁河、沙河、黄河最后是到大别山，不是逃，也不是窜，是一个主动的战略进攻形势。蒋介石如果意识到这是主动战略进攻，他会在沿途调动很多部队，不让你实现你这个战略目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危机当中所作出的一个出乎意料的战略决策。后来毛泽东同志说，解放战争的转折点就是挺进大别山。甚至后来毛泽东同志在一篇文章当中还说，我们这次战略进攻性选择行为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他把1947年挺进大别山这个战略进攻的决策，当做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选择。近代以来，我们永远是在弱势环境下搞革命，这次行动表明，从军事上我们开始实现了转折了，我们也能够主动进攻了，意义很重大。

3、敏捷地抓住机遇。战略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呈现出来，能不能抓住，也有一个眼光是否敏锐的问题。典型的案例，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危机中的决策、处于弱势情形下的决策，最考验领导人的战略智慧。事后看，好像很灵光一现，高人一筹。身处其境，却是要经历内心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不容易。毛泽东同志一生中有两大最难的战略决策行动。一是1946年国民党不愿再谈判，发动内战，我方如何反应？二是1950年抗美援朝的决策。这两大决策，当时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毛泽东同志也是反复考虑，几天几夜不睡觉，很难下决心。许多没有大胆略的人常常突破不了思维上的瓶颈，毛泽东同志突破了，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决策。 

四、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战略失误及其原因

毛泽东同志晚年有两大失误：一是超英赶美战略导致“大跃进”错误；二是防修反修战略引发“文革”动乱。

主观认识上的原因，表现为脱离实际，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历史方位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执政方式上的原因，表现为过度依赖、迷信、消耗过去的经验和权威资本；战略思维上的原因，表现为在全局性思维上误判重点，在发展性思维上急于求成，在对抗性思维上扩大矛盾。

毛泽东同志虽然在晚年犯了战略性失误，但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我们党可遇而不可求的大战略家。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叶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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