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永远的信仰丰碑

伟大的事业必成于伟大的信仰，必成于一大批矢志追求伟大信仰的人。红军长征胜利是如此，中国革命胜利以及当今中国崛起亦如此。80年后的今天，我们之所以对长征始终心存敬意，从更深意义上看，不仅在于长征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敌人，并取得胜利，更在于它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信仰追求，升华到了一个崭新高度。长征，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信仰丰碑，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

信仰的追寻

如果说长征是一首“中国革命的壮丽史诗”，那么这首壮丽史诗的诗魂就是信仰。

那是一个追求信仰的年代，那是一群向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战的人。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遭遇到了空前的生存危机，也遭遇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精神危机。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个个改造中国的方案失败、一个个主义登场又退场。一代代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实际上也是探寻重构中华民族信仰体系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才使近代中国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政治信仰，找到了承载这一信仰的政治力量。

长征的领导者，是一群具有坚定信仰、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翻开红军长征时的领导人履历，可以看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陈云、博古，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刘伯承等，这些党和红军的高层领导人，他们大都受过系统的教育，许多都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正是在各种主义的交锋论战中，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有了坚定的信仰追求，那就是推翻旧中国维护剥削和压迫阶级的统治，谋求劳苦大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他们的信仰坚定而理性，他们随时准备为这种信仰奉献全部。正是这样一批中华民族精英，领导和创造了20世纪世界军事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创举。

长征中的广大官兵，大多来自旧中国赤贫阶层，在加入到革命队伍前，许多是不识字的赤贫农民。这些来自中国最底层社会的人，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之下当牛做马，共产党带领着他们改变命运的时候，他们在革命队伍中感受到“人”的尊严，也因此，除了与旧制度相抗争、对新世界充满向往之外，他们极少怀有私心私欲，信念极其坚定，意志格外坚强，投身革命洪流义无反顾。危秀英，在五六岁时被卖为童养媳，红军到来之前，如奴隶一般劳作，她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时仅存的30位女性之一。仅在江西省兴国县，就有8万和危秀英一样出身的贫苦农民参加红军，有4万多人在革命中献出宝贵生命。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就是因为信奉共产党人的信仰，有着实现国家独立、民族振兴，变“饥寒交迫的奴隶”为“国家的主人”的强烈追求。

这样一支信仰如此坚定的队伍，有什么能够阻挡住他们前行的脚步，又有什么人间奇迹不可以创造出来？

信仰的力量

信仰作为人们超越有限追求无限、超越现实追求理想的精神活动，是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精神原力。作为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邓小平对理想信念有着深切感悟。他多次说，为什么过去我们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

坚定的信仰造就了红军团结奋斗的强大凝聚力。信仰是凝聚共识、戮力前行的基石。对于长征来说，从准备不足、目标不清的战略撤退，到逐步明确方向目标的战略转移，信仰坚定尤为关键。长征途中，从通道会议至苟坝会议，再到著名的遵义会议，中央红军领导层内部围绕军事决策领导权问题产生过激烈斗争；中途会师后，在北下还是南上问题上，也曾出现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严重错误。剑拔弩张的紧要关头，徐向前一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喊出了红军官兵的共同心声。路线之争，最终理性占据上风；权力面前，信仰也经受住严峻考验。争论是为形成共识，有了共识，就不折不扣执行。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博古，都没有因为指挥权旁落而对革命心灰意冷，仍然在为党和红军的前途殚精竭虑，努力工作。来自各苏区的红军部队，也总是围绕着总的战略意图，实行密切的战略协同和配合。经过艰难磨砺的信仰才是真信仰，经过斗争考验的团结才是真团结，真信仰、真团结，必然会凝聚成一个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战斗群体。

坚定的信仰造就了红军将士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信仰，往往因生存逼迫而发挥到极致。长征是红军的求生之路。长征途中，面对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立体式围追堵截，红军翻越高山40座，征服江河近百条，通过人类难以生存的雪山草地，经历战役战斗600余次，损失人员达18万之多。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要到哪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倒下，但幸存者们仍前仆后继毫不动摇。在那些女红军身上，或许最能体现红军将士的坚韧意志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她们不但要与男兵一样作战，一样风餐露宿、长途行军，更要承受因为恶劣自然条件造成的各种隐痛，甚至落下无法生育的终身遗憾。红四方面军妇女运输连连长王泽南，这位裹着小脚参加长征的女红军，硬是以“三寸金莲”的小脚，一步步走出雪山草地。红军将士们战胜各种困难的勇气、与敌血战到底的豪气，成为信仰伟力的经典注释。

坚定的信仰造就了红军良好的内外部关系。红军是一支为着人民求解放的队伍。长征沿途经过10多个省，许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很多群众对红军并不了解。然而“无论是谁，不论他开始怎样怕我们，只要我们对他说清楚了红军是什么，无不转忧为喜，同我们亲热起来”。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故事，在长征途中并非个例。得人心者得天下。红军所到之处，打土豪，给穷苦百姓分田地、分盐巴、分粮食，在短短几天里，就能聚人气、得民心。红军有超乎想象的约束力，铁纪严明。再饿，不抢老百姓的粮食；再冷，不擅进民宅。坚定的信仰产生出严明的军纪，严明的军纪促成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据统计，整个长征过程中，红军各部队共筹集上万吨粮食，补充约2万兵员，沿途群众的支援，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红军作为有着革命理想的新型军队，官兵一致，人人平等，这种新型、纯洁的内部关系，造就了一种空前和谐、团结、友爱的深厚氛围。正如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著述中所提到的，“长征本身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熔炉”“经历长征锻造的红军情同手足”。

信仰的涅槃

长征的更深层意义，还在于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涅槃。信仰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淬火，才能升华到更高境界。长征路上，一步步艰难前行，一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一回回坚守与放弃的心灵博弈，都是信仰的砥砺和淬火。一部长征史，就是一部信仰追求史、涅槃史。

长征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不仅丢失了中央、鄂豫皖等多个革命根据地，更令革命的有生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但是，长征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新生。毛泽东评价长征时说，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然而换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正是通过长征才变得更强大。这里所说的更强大，主要是思想经受了考验，能力得到了锻炼，而这些首先是建立在对信仰的正确认知基础上的。因为通过长征，中国共产党人更明白了如何信奉信仰，如何坚守信仰，如何实现信仰。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确立起坚定的政治信仰。但如何信奉追求这一信仰，一个时期内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长征初期，“洋教条”曾一度导致中国革命的挫败。那时，“左”倾教条主义照搬书本上的结论，照搬苏联的经验，甚至事事要听别人指挥。对此，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他们之间以及各自相互间都有激烈争论和斗争。但他们的争论，以及更加严酷的实践，逼着人们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必须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决不能搞教条。长征初期，“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才有了遵义会议的正确军事路线，才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该如何正确对待我们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处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后来毛泽东反复强调，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不能当做教条。长征中催生出的这种思想自觉，让原本是由错误路线导致的战略转移，变成了荡气回肠、撼天动地的英雄壮举，使得中国共产党“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随着对中国革命尤其是长征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中国共产党人学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而将思想自觉上升到道路自觉、理论自觉的新高度。陈云后来曾和毛泽东谈到，由于经验不足，自己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中央的时候，也犯过错误。毛泽东回答，不是经验不足的问题，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经历过长征，人们逐渐认识到，不是凭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就能领导中国革命胜利，除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规律，还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除了有先进的理论做指导，还要坚持实践的观点。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延安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借鉴和吸收中外军事理论，反思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已经把问题提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并具体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毛泽东，从一介书生成长为党的领袖和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中国革命开始了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新局面。

长征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信仰提供了特殊熔炉，也为升华信仰创造了伟大契机。通过长征，一种更加坚定又更具活力和创造力的信仰追求贯注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也贯注到人民军队的血脉，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磅礴精神力量。长征精神也成为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事业进程中面临重大转折、面对重大困难和挫折时，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力量源泉。

信仰的传承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当今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中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心，从落伍者、追赶者向引领者跨越。中国走在强国强军新长征路上，更需要传承弘扬红军长征的那种信仰追求，不断重塑这种信仰追求。

必须看到，在强国强军的新长征路上，坚守和重塑信仰更具复杂性、挑战性、严峻性。翻开中国历史，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往往一旦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社会就容易走向奢侈享乐，贪腐纵欲，以至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富足温柔陷阱”。私欲是信仰的最大蛀虫，放纵是信仰的致命敌人。就现实生活看，人们普遍感到，现在国家强大了，人民生活富裕了，但理想滑坡、信念缺失的问题更突出了。尤其是那么多党的高中级干部包括军队高级将领，跌入腐败深渊，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少见的。为什么革命战争年代，在枪林弹雨、艰难困苦条件下，我们的先辈们能够坚守信念、矢志不移，而在当今中国由大向强、生活富裕背景下，有如此多高中级干部忘却初心，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这是国家由大向强阶段面临的时代性课题。破解这一“时代之问”，根本和要害的，还是不忘初心，不改本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始终坚守和不懈追求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只有这样，才能挺起中国由大向强的“精神脊梁”，创造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的未来。

长征，永远是信仰的最好教科书。纪念长征，重在化心于行；传承信仰，需穷毕生之功！

责任编辑：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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