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

 

张鹏 国家财政部财政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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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胜利闭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关精神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传遍了祖国的大街小巷。今天，紧密围绕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以及2017年经济工作调控和国家治理中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手段方法，与大家做一个交流。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两个重要主题：一是进一步推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改革；二是让经济发展回到实体经济的轨道上来，追求质量发展，追求经济效益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稳定，使中国经济形成面向未来的支撑性力量。

根据会议公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关精神包括四大板块：

第一，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总结和分析2016年经济工作。

第二，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在现阶段的重要特征，及面向经济新常态进行国家治理的一系列政策框架进行总结。

第三，2017年经济发展、调控和改革的相关要点。

第四，对2017年中国经济运行进行展望，并对2017年经济运行当中的典型特征进行分析。

一、2016年我国经济工作的总结和分析

对于2016年经济工作与经济运行，中央给出了非常凝练的概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形势总的特点是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质量和效益提高。2016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是难能可贵的，能够取得当前的经济发展效果，所付出的努力是非常巨大的，做出的探索也是非常深刻的。在即将过去的2016年，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和全球经济宏观形势紧密结合。世界经济处在矛盾多发期和矛盾复杂区，一些发达国家借助自己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及其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当中的影响力，把国内的许多矛盾，甚至一些经济难题转嫁到国际经济领域。作为国际经济中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经济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国际发达经济体，特别是个别发达经济体经济矛盾转移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面对这些挑战以及我国国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结构性的突出矛盾与压力，我们能够取得现在所见的经济运行成绩，是非常可贵的。

在这里，我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什么叫“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第一，GDP指标。2016年，中国前三季度的GDP增速维持在6.7%，第四季度中，实体经济的复苏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但是由于国家主动对房地产市场实施了调控，预计实体经济的向好和房地产市场的平稳会有所抵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大致预计第四季度经济增速还是6.7%，全年经济增速非常平稳，在国际上属于经济增长较高速的国家。

第二，中国“三驾马车”的运行情况。所谓“三驾马车”，不外乎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进出口。在实践当中，也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替中国最终消费的表现，用固定资产投资代替资本形成总额的表现，用进出口统计数据来反映中国在对外贸易领域中的作用和影响。

 

从消费情况看，2016年1到11月份消费增速维持在10.4%，这个增速在当前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加速特征。比如，1月份，我们的消费增速是10.2%，到11月份，消费增速是10.8%。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国消费增速已经处于复苏进程中，消费增速的提高是比较明显的。

从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看，2016年1到11月份，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8.3%，与从年初到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态势不同，从9月份开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转入加速，特别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转入增长的特征非常明显。到现在为止，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达到3.1%，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地提升。

从进出口形势看，1到11月份，我国一共实现了进出口贸易额21.8万亿元，增速维持在1.2%左右，贸易形势出现了较大改善。而单独从11月份的情况来看，已经表现出中国贸易加速向前、加速复苏的特征，比全年的情况好太多。11月当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23467亿元，同比增长8.9%，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5.9%和13%。从这个情况来看，无论出口、进口，还是贸易总额，总体来讲都在快速复苏当中，特别是中国的出口增速由负转正，这些都将为中国现阶段和明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重大利好。

中国服务进出口贸易也有比较大的好转。比方说今年1到10月份，中国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了42915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6%。大家知道，中国在服务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我们在很多生产性服务业和部分生活服务业中确实处于逆差的状态。从出口情况来看，今年表现出超乎预料的情况，中国服务出口达到了14625亿元，增速达到3.6%。也就是说，中国的服务贸易总体上虽然还处于逆差，但是我们在服务出口上的主动性和竞争性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

中国经济“稳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最后还有一句话，叫做“质量和效益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如何进行判断？我想，可以通过三个非常有效、合理的指标进行判断。第一个指标叫做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指标叫做全要素生产率。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两个生产率提出了明确加速关注和提高的要求。此外，还有和贸易伙伴国之间经济竞争因素的比较。这就构成了我们判断质量和效益的三大指标，就是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贸易条件。

1.劳动生产率

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劳动生产率均值大约为每人88925元，增速达到5.35%，而2015年增速仅为3.86%，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较2015年同期出现了明显的提高，这说明中国劳动者创造财富的能力比去年提高了1/3左右。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实现中国劳动要素和劳动者报酬的提高。与此同时，继续保持中国制造业、中国实体经济、中国现代服务业的竞争能力水平。

2.全要素生产率

2016年前三季度的全要素生产率约为2.02%，2015年前三季度用同样口径计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为1.36%。从这个情况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达到2015年提高幅度的40%以上，40%以上的提高幅度对于整体经济运行状况的好转，中国经济所创造出来的新增财富空间的拓展，中国经济新增加的经济韧性的空间都起到了良好的支撑作用。

 

3.贸易条件

所谓的贸易条件是指中国出口的商品和进口商品的价值指数之比。如果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比上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大于1，说明我国出口的商品量能够换回更多进口商品量。我们的贸易条件越大于1，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分享到的贸易利益越多，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越强。从2016年1到10月份的数据来看，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商品价格指数提高了0.4个百分点，而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指数下降了约1个百分点。在这个条件下，我国净贸易条件大致上升了1.4个百分点，我国出口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更强，获得的经济贸易利益更多了。这是当前“质量和效益提升”非常重要的表现。

对于2016年经济运行，中央还有以下一些重要的概括。比如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创新对发展的支撑作用增强。这一条是我国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也是中国经济质量提高的重要特征。我们刚才举的指标是直接反映中国经济质量和效益的，除了直接反映的指标，结构优化、创新支撑能力也是反映质量和效益的重要间接性支撑指标。这个过程中，我们来看一下两个指标的变化。经济结构的优化大致包括两个：一是产业结构的优化，二是动力结构的优化。

（1）产业结构

2016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8%，比上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在去年同期服务业占据中国经济半壁以上江山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进一步优化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服务业现在是52.8%的占比，高于传统的第一大产业、第二产业，也就是说要比制造业、建筑业高出13.3个百分点。现在，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第一大产业”的地位已经牢牢形成，我们将应对服务业快速兴起的情况，加快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需求结构

2016年前三季度，我们的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1.0%，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3.3%。在整个动力结构中，消费占比进一步提升。大家知道，在我们的动力结构当中，三大动力分别是消费、投资、进出口。我们以内需为主体，在内需中要发挥消费的基础性力量。换句话说，消费是三大动力中最重要的驱动力和基础条件。从这点出发，在需求结构当中，我们的消费需求占比越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越高，说明中国的动力结构越好。

除此之外，创新对中国经济运行的贡献也表现出明显的提高。今年前三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0.8%，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4.8个百分点。相比总体产业运行，高科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4.8个百分点，增速比整体工业、制造业增速高出接近80%。

描述2016年中国经济运行和改革，还有一个重要论断：主要领域的“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台，对外开放布局进一步完善。那么“四梁八柱”是什么意思？就是框架，是主要结构、主要支撑、主要骨干和主要的机制与路径。所谓主要领域的“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台说明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从顶层规划到主要支撑，到核心机制，到关键性手段和重大节点都已经梳理清楚了，并且做了全面的规划和相应的要求。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为接下来改革的细化、落实、技术的可操作性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运行框架。根据这样一个框架，我们来细化、规范化地推进相关的改革事件。

中国改革的顶层规划、结构研究、结构支撑部分都已经完成，接下来，改革将逐步转入到操作、落实、应用和实践层面。关于这个问题，我给大家简单做一个列举。“四梁八柱”改革应该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全面深化改革到底包括哪些领域，在哪些领域又有哪些关键的支撑？二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各个重大局部技术也牵扯到顶层规划和中间层结构，对于这些领域的重大改革也是“四梁八柱”性的重要改革。

 

比如国有企业改革。2017年，国有企业改革是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国有企业改革大致划分为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确定国企的主要改革要求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相应形成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创新国有资本公司投资理念和效果。

第二个层面，国有企业资产组织结构，包括这个过程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计划等。

第三个层面，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三会一层”（国企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党委会）制度该如何进行良好的完善和有序的协调。比如董事长、党委书记要由一个人担任，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实现管理层、董事层和党的领导层适度交叉的任职安排。

第四个层面，我们党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等方面的要求。

国有企业改革在四个层次上分别提出具体的落实要求，并就具体的落实要求给出一系列操作细则和推进方法。国有企业改革由此从框架上、结构上逐步走向落实，就能在2017年取得较大突破，在很多难点和关键节点上形成良好效果。

除了国有企业改革，2017年还将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保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新型城镇化改革。这些改革之所以能在2017年大幅度推行，原因就在于2016年“四梁八柱”性改革已经完成了内在结构化的改革要求，已经具备了进一步落实推广的应用条件。2017年仍然是改革的重点年。但2016年改革以构建机制、完善结构为主，而2017年改革以落地应用和推广实践为主。

关于2016年经济发展的成绩，还有一个板块，叫做生态环境有所好转，绿色发展初见成效。这两句话说的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和自然运行机制、规律良好吻合，协同发挥作用。

2016年前三个季度，单位GDP的标准煤能耗比去年同期下降5.2%，而清洁能源能耗越来越多，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19.3%，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7个百分点。能源结构一旦变化，很多装备投资都需要重新来做，相应的输变电基础设施以及电力市场交易基础都有可能发生较大改变。我们取得这些成就不是偶然的，其背后有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推进设备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产品的应用。前三个季度里，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同比增长了43.4%，高于全部投资35.2个百分点。

中央经济会议总结了2016年经济发展重大成绩，每一句话的背后都是我们所付出的巨大辛劳和汗水，同时也是我们国家经济表现为增长、发展、提升、改善等重大经济运行特性的重要构成。无论是可持续发展能力、改革总体架构、经济结构，还是质量和效益，在2016年这个看上去经济运行充满着矛盾、充斥着压力、充满着争议的年份中，我们悄然之间实现了稳中求进的发展总基调的目标。面对所取得的成绩，我们依然有很多现实的矛盾。这些现实的矛盾甚至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较大的风险和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全面总结了这些矛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6年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等。每一句话都不轻松，我们简单来做一个分享。

 

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现在还面临着较大的产能过剩压力。比如说，截至2015年底，全国煤矿产能总规模为57亿吨，全国煤炭消费量在40亿吨左右，过剩产能超过17亿吨。尽管2016年煤炭去产能已经取得了良好成绩，但比起巨大的产能过剩存量来看，去产能不是告一段落而是刚刚开始。在2017年，我们还将继续坚持去产能，继续巩固去产能的相应成果。再比如，中国钢铁产业年产能超过6亿吨，预计多于全国钢铁需求1.5亿吨以上，钢铁去产能压力依然非常大。2016年所取得去产能的成果仅仅是初步的，还需要继续巩固、继续保持，继续在去的过程中实现转型和提升。除了钢铁、煤炭以外，中国还有一些领域产能过剩情况比较明显，比如电解铝领域、水泥领域、铁合金领域、煤电领域等。这些产能过剩的领域，我们也要积极应对，努力把去产能在煤炭和钢铁领域的效果拓展到这些产能过剩的领域中来。

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内生动力要从要素规模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创新驱动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中国创新驱动领域已经取得非常大的成就，但从现在的情况看，在创新领域也有短板。短板重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原始创新、基础创新力量相对薄弱，难以形成一整套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第二，中国在创新成果领域有较大的成绩，但是在成果的应用和转化中却存在较大不足。很多创新成果被束之高阁，难以得到有效应用和转化，使得创新效益未能得到如期挖掘和体现。第三，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流转体系的现行法律还存在一定不足，现行市场交易机制还存在一定空缺。所以，经济内生动力不足来自于创新驱动能力不足，创新驱动能力不足又跟我们的创新领域、创新模式、创新应用三个板块存在的不足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在补短板过程中，要软硬短板一起补，既要补硬短板——技术层的短板、设备层的短板、产业层的短板，还要补软短板——机制、理念、法律的短板。

金融风险有所积聚。中国金融风险积聚最突出的表现应该是两个：一是2016年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偏快，导致了银行债务风险加剧和上升，并影响了很多领域债权市场交易价格。二是企业债券违约率上升。企业债券违约率在2016年有小幅度上升，但是由于一些大企业、国有企业也出现债券违约，使得债券市场的违约受到了广泛关注。其实，债券市场的违约远未达到预警线水平。但不管怎么说，相对于2014年和2015年，我们银行不良贷款率、企业债券违约率都出现了较大上升。在经济形势总体在底部筑底的关键时期，上述两个方面的金融风险在经济探底期与某些特殊因素相结合以后，将会出现放大的典型特征。所以，金融风险有所积聚，中央战略判断非常精准，切中要害。

二、经济新常态的政策框架基本形成

中国经济新常态理念的提出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完成了新常态的前两步：第一步，认识新常态；第二步，适应新常态。第一步已经较好完成，第二步正在完成的进程中。“十三五”时期，我们要在适应新常态的基础上，努力做好引领新常态。我们对当前经济新常态的一些特性、特征、作用、影响进行适度归纳和总结，将有助于我们下一步对新常态的深层次适应，以及在适应基础上的引领和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表述中，把经济新常态的内容进行了高度凝练，我在中央高度凝练的基础上跟大家重点分享三句话：

第一，把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这句话的核心在最后三个字上，前面的认识、适应和引领，我们刚才都已经提了。在完成这三步逻辑关系建构以后，新常态在中国改革、中国经济运行、中国经济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大逻辑思维”“大逻辑作用”。

什么叫“大逻辑”？因为每个人出发点不同、知识结构不同、视角不同，我们看待同一个事物会产生不同的结论，而这些不同的结论，相应在逻辑体系上都非常完整，你很难说服我，我也很难说服你，很多争论都委决不下。当有了大逻辑以后，大逻辑就要超过我们刚才所说的小逻辑，当小逻辑与大逻辑不相符合的时候要以大逻辑为准。比如说，房地产是该向下调控，还是继续向上调控？是推动房价平稳运行，还是继续通过涨价的方式刺激社会需求？由于角度不同，很多人得出结论不同。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要用经济新常态运行规律来进行评判、测度，给出经济新常态的大概念和主体结论。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要让中国经济表现出形态更高级、结构更优化的特点，就必须要在房地产发展中让房地产回归居住功能。在资产功能已经得到良好体现的条件下，当前不应进一步做大资产对社会其他产业的影响，而应该尊重房地产的居住性功能，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劳动力城镇化提供支撑，并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保障。所以，对待房地产，我们确立了“房子用来住而不是用来炒”的至关重要的结论，这是一个大逻辑。

 

第二，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我们要坚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来的创新、开放、协调、绿色、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把它与“十三五”时期经济建设完美融合在一起。在理念创新的同时，还要在产业组织、产业运行机制、产业结构上实现改革和深化，这个改革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三，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这句话不长，但是关键词非常多。

第一个关键词是稳中求进，它是我们的工作总基调。在经济新常态运行中，核心不是经济的增长速度要达到多快，而是经济不能失控，应维持在合理区间内运行。只要在合理区间内，经济就不应该受到较大的政策刺激，而应该由市场来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单纯的“稳”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在合理区间内稳定运行的同时，实现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即“求进”。这个“进”表现在质量和效益层面，表现在产业结构层面，表现在产品创新和形态创新层面。

除了“稳中求进”之外，还有三个关键词。一是“战略定力”，强调两条。首先是战略层面，我们要认识到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矛盾增多都是阶段性的、历史性的，过了这个阶段以后，中国经济驱动力状况将焕然一新，中国经济内生动力体系得到扶持和培育，中国经济结构状况将形成巨大创新。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安全性、可持续性以及生产和分配之间的协调性将会出现较大改善。这个定力是战略层面的定力，这种“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稳定视角，是从战略层面出发的。其次，在战术层面，我们要积极促进转变的形成、拐点的形成、优势要素的形成和优势产业的形成。战略层面的定力不代表战术层面的无动于衷，要根据战略层面的定力有条不紊地把战术层面的各项准备工作、引导工作、推进工作扎扎实实做好，这叫做战略定力。

二是“问题导向”。有的同志说，我们难道不是一种顶层规划导向？我们为什么要做问题导向？顶层规划和问题导向是统一体。我们做顶层规划的原因是经济运行面临着一系列压力，这些压力是我们改革的对象。顶层规划就要把这些改革对象在时间表、路线图、手段体系中逐一对应好，把相关问题解决好。从顶层规划来看，问题是我们要解决的目标、解决的对象；从问题导向来看，问题的解决是支持顶层规划目标实现重要的基础条件和要求。问题导向、顶层规划并不矛盾，在当前改革实践中是完美的统一体。

三是“底线思维”。不要错误地理解底线思维。底线思维强调的是容忍度。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就是一种底线思维。金融风险是不是越低越好？也不尽然，风险越低，管制程度往往越高，效率损失往往越大，很多改革因为风险压力导致无法推出。所以，什么是底线思维？在没有达到底线之前，风险高一点、矛盾多一点、问题复杂一点，这些都不是影响改革、影响发展的关键性要件。我们要在底线之上来实施改革，促使矛盾有利转化，而不要因为风险而停下改革步伐，也不要拿着风险当作改革导向。我们的导向是问题导向，是解决问题的，而不是惧怕风险的。底线思维为改革创造空间，为改革者担当创造良好条件，这叫做底线思维。

所以，战略定力、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加上稳中求进，为我们下一阶段引领新常态的变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2017年经济发展、调控和改革要点

2017年是实现“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开始，2017年要继续深化。

中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对于经济新常态，原来叫“认识”“适应”和“引领”，现在使用的词是“适应”“把握”和“引领”。“认识”是前一阶段的问题，现在要“适应”，在适应的基础上进行“把握”，在把握的基础上实现“引领”。由此，我国经济工作的重心、路径也要发生变化和调整，要重新构建新的体制机制。

要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要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最后，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这是我们围绕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要点、改革的关键点和治理的关键领域，从总体上给出的框架，这个框架统领以下九个分框架。

（一）稳中求进

2017年，稳中求进又多了新的内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2017年贯彻好这个总基调有着重要而特别的意义。稳是主基调、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

大家注意，2017年“稳中求进”的要点依然在稳，要在创造条件形成有利局面的基础上积极求进，但是不能过度，不能影响稳，稳是大前提。这是2017年稳中求进工作新的内涵，稳是前提，是总基调；进是抓住有利时机，努力实现突破和进取的关键环节。

（二）五个政策

对于宏观政策要稳，2017年，宏观调控既然要求稳，最基本的框架就不能大调整，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搭配。总体上的稳、不变，不代表结构和重点也不变。我们在结构和重点中要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实现最大的突破，使宏观经济调控与宏观经济运行能够以最大的吻合度实现调控效果和调控成本的一体化。

从财政政策看，2017年的财政政策强调要“更加积极有效”。“更加积极有效”就表现出2017年财政政策发挥的功能要比2016年更大、更突出。在预算安排上，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这三个方面既对经济运行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又会在政策领域形成差异化效果。比如，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构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推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在这个领域，政府不加大引导力度、不加大对市场风险的有效疏解，显然是不行的，客观上要求政府继续增加与市场的协同性，提高政府对市场的引导能力，增加政府的支出。

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方面，税收领域有一个曲线叫做拉弗曲线。降低企业税费尽管在将来会形成良好的经济增长基础，最终把降低的负担又通过更好更大的经济增长弥补回来，但是这些事情都是远期的。在近期，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肯定是政府减收的效果。

保障民生兜底。有很多同志说，民生兜底跟政府有关系，但是关系不大，因为医保也好、养老也好，都是我们自己实实在在地去缴费，形成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这些保险、基金是用我们所缴的费用对自己的医疗问题、养老问题、失业问题等等进行的相应补偿或救助，跟政府的关系不大——但是这个就错了。中国社会保险体系，名字虽然叫“保险”，但实际上是政府福利和政府补贴下的保险，政府对社会保险体系提供巨大的补贴资金，才能维持现有社会保险体系的有效运转。比如，职工养老要求我们不能出现当期现收现付，那我们就要形成基金余额，并通过基金投资方式实现养老基金增长，所以当前不仅要对职工养老资金补缺口，还要进一步壮大结余资金实力和规模，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所以，从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情况来看，保障民生兜底仅靠社会保险体系做不了，必须跟政府的财政补贴融合在一起才能够解决上述领域的风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政府增加经济建设领域的支出，民生领域保障要求我们增加民生财政领域的支出。另外，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至少在短期内将会形成政府大规模的减收效应。所以，在这个条件下，2017年更加积极财政政策恐怕将以更大规模的赤字反映出来。中国的赤字规模无论如何大，大家可以确信一条，中国的赤字绝对是处于安全范围之内的赤字。中国作为资产价格快速上涨、GDP快速增加、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国家，政府赤字规模大一点还是小一点，比3%多一点还是少一点，都不是最关键问题。最关键问题是我们能否通过这些赤字有效地弥补缺口，有效地实现刚才所强调的三大政策目标。这是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要实现“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由稳健货币政策，变成“稳健”+ “中性”政策。有的同志说，“稳健”不就是“中性”吗？“稳健”跟“中性”略有差异。“稳健”主要是指数量的多少问题，“中性”主要是效果的影响问题。一个“中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应主要是从价格机制领域和资本要素的禀赋领域来产生，不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对经济的结构性扭曲和价格性扭曲。“中性”货币政策当然可以实施，其结果不外乎是影响了价格和改变了中国资本要素基本的禀赋关系。至于禀赋关系改变之后中国会新上哪些产业，会导致哪些产业退出等，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不能由政府直接干预。在这个过程当中，货币政策对某些行业的歧视性安排，某些领域出现风险和收益不匹配的安排，中性条件下都要实现纠正。要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藏到背后，首先由“看不见的手”发挥决定性、基础性的作用，然后“看得见的手”把决定性作用的效果发挥得更好，更加尊重“看不见的手”要实现的原始目标和要达到的政策原意。

货币政策要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货币供应关系新变化，主要是货币投放模式的调整。过去，我们的长期货币投放主要靠外汇占款，短期货币的投放主要靠央行票据的管理，随着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靠外汇占款和央行票据管理显然无法满足需要。我们现在对货币供应方式的变化调整是综合利用。在短期层面，我们采用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Lending Facility，简称SLF)和逆回购来做；在中长期层面，我们采用中期借贷便利（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简称MLF）和降准进行操作。

短期和长期的货币供给方式在当前都表现出新的特征。我们2017年的重点是让新的货币供应方式更加顺畅、有效、规范、科学使用，以调整好货币闸门。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依赖数量型货币政策，还要大力借助价格型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但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传导渠道也有着明确的要求。

 

价格型货币政策要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传导出去，能够影响市场，并跟随市场的变化而产生相应的调整。举个例子，美国这次加息，加了一个联邦基金利率，是美联储和商业银行之间的结算利率，但是美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可以把联邦基金利率0.25%的涨幅传递出去，传递到无风险资产收益率曲线，传递到整个市场定价基础价格当中，从而这0.25的变化被货币政策传导到整个资产市场、资本市场的方方面面，导致了这些领域被重新定价、估算。我们要想实现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有效应用和政策效果的发挥，就要努力达到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的畅通有效。

我们要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对于货币的数量，我们总体的要求是流动性的基本稳定，既然叫基本稳定，那流动性就不能过大，当然也不能过少，要在满足社会对流动性基本需要的同时，还能够引导流动性的价格反映出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中国资产市场的变化和调整。在这个条件下，预计2017年M2供应量会在11%～12%之间，不会太快，稳健中性的特征将会进一步显著。

人民币汇率现在面临着较大的问题，承压很大。美元加息导致美元指数进一步上升，进而导致人民币汇率进一步承压。市场机制告诉我们，美元指数上升必然导致美元对其他货币走强。我们顺应这种走强，按照市场要求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科学、有效、有度的调整，向市场的均衡汇率靠拢。从现状看，人民币贬值压力已经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市场正在向均衡利率轨道上回归。2017年，我们一方面要继续遵循汇率市场化，遵循管理汇率基本原则和管理理念；另一方面要尊重市场所形成的基本均衡汇率，维护基本均衡汇率，防止不必要的干扰和外部风险影响市场均衡汇率的稳定和有序。所以，2017年，我们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

另外，我们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风险管理大致包括四步。第一步，风险识别。到底有没有风险？有什么风险？达到什么程度？第二步，风险管控。有风险之后，针对风险的类型和水平实施有效管控，进行相应的调整和缓解，把风险降低。第三步，风险转化。采取有效手段把风险转化成另外一种较低的形态和方式存在。比如现在正在实施的债转股改革，把相对而言风险较大的债转成对实体经济和资产本身都影响较小的股。第四步，风险分散。通过采取风险和收益相平衡的方式着力把一些集中领域的风险分散出去。比如资产证券化改革中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安排等。这都是我们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和机制。

会议还强调，要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在这句话中，谈到资产泡沫，没有加“风险”二字。在原来的很多文件中，都讲要着力防范资产泡沫“风险”，把“风险”二字拿掉，代表着我们对资产市场的高度重视，代表着资产泡沫已经从一种不确定状态转成确定状态。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资产泡沫，必须要根据现在的积累水平和运行规律进行有效释放，着力防控。资产泡沫风险转为资产泡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第二个重要变化，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原来是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现在把“区域性”三个字拿掉了。根据10月份出台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我们要对地方政府债券，特别是高风险地区的地方政府债券，进一步加强管理，甚至对部分债券进行刚性的化解安排。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处置好债券风险，之后重新进入政府债务的滚动体系当中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对一些民间金融和不规范金融比较集中的领域和地区，给予强硬的、有效的、科学的金融风险防控和疏导手段。在这个条件下，把“区域性”三个字拿掉，并不是说我们放任区域性风险爆发，而是让区域性金融风险从防的状态走向治理的状态，走向化解的状态。

除了宏观政策要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等方面作了相应论述。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最初，很多人都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站在当前谈如何化解历史困难和矛盾的改革。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十三五”时期主线性、纲领性的改革，在G20杭州峰会中，被认为是当前世界进行复苏和转型的重要核心引领范式。因此，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以往立足当前谈如何化解矛盾的“回头看”角度转变为高瞻远瞩的“向前看”角度。我们到底要实现中国经济怎样的未来？中国供给体系、生产体系怎样的未来？中国供给方式、生产方式、产业组织方式怎样的未来？要解决这些问题。

会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就供给谈供给改革，而是谈如何适应和满足需求，这是改革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通过深化技术的方式来调动、调整、集中社会资源，提高供给质量，提升经济运行效率。这样，增速和规模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不是刻意追求的改革目标。

1.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

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满足需求就是满足老百姓的需要，要满足老百姓符合公序良俗、符合个人根本利益的需求，包括已经发生出来的需求和经引导而迸发出来的需求。已经存在的需求，我们称之为现实需求；经引导而迸发出来的需求，我们称之为潜在需求。我们要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使供给体系既满足现实需求，又引导潜在需求，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协调有序发展。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2.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

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经济新常态下，模仿型和排浪式的消费阶段基本结束，我们的消费将逐步转向以个性化和多样化为主，供给体系就要以差异化产品和服务来匹配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标准化供给要转向差异化供给。标准化供给做得再好、成本再低、质量再高、专业化程度再强，也会与个性化需求不相匹配，就会出现无效供给。二是在转向差异化供给的过程中，差异化不代表完全匹配个性化，当生产出来的差异化产品满足不了个性化需求，就会形成更多的无效供给。因此，我们在转向差异化供给的过程中，要主动捕捉消费特性，真正实现差异化供给，使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匹配或者引导差异化需求。同时，我们要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

3.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单纯依靠对经济体系的修修补补和对个别产业的调整重置，实现不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要求，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全面转变思路，全面创新机制，全面革新手段。这就要求我们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来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

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2017年要注重突破的三个方面。最终目的和主攻方向是要使供给适应、匹配和扩大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健全两个市场的应用，一是要素市场，二是商品和服务市场。通过市场机制的巩固、完善和有效利用，使价格机制在真正意义上引导要素配置和产品服务配置。

 

（四）“三去一降一补”在2017年的重点工作

“三去一降一补”是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落脚点。2017年，“三去一降一补”还要不要坚持？在坚持过程中，内容是不是跟2016年一样？

首先，肯定地回答第一个问题，“三去一降一补”依然是2017年要继续坚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支撑政策体系，这个不会变。但在一些具体的政策方向、政策手段构成以及政策着力点和施力方向上会有一定程度的调整。

在去产能方面，首先要继续推动钢铁和煤炭产业化解过剩产能的安排，进一步抓住处置僵尸企业的“牛鼻子”。但在解决去产能问题的时候，对煤炭、钢铁以外的领域，要通过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来实现产能的退出和去化。我们尽量少采用行政命令进行行政干预，更多采用市场准入的共同标准和法律体系的无歧视要求来做事。不在市场主体之间形成“挑肥拣瘦”、形成不公平的安排，大家基于共同指标、共同政策要求，做出相应的决策。达到了标准，就继续运行；达不到标准，该退出市场就退出市场。

在去库存方面，2016年把去库存改革主要放到房地产市场存量房上，而没有有效区分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2017年，去房地产库存依然是重点内容，但在整个政策体系上增加了12个字：一是坚持分类调控，二是因城因地施策。我们对于去库存不再一刀切，但去库存不能偏，怎么去库存？谁是重点？什么手段是有效的？要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2017年的重点是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的问题，并且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有效结合起来。要利用很多三四线城市毗邻大城市的特点，比如北京周边有廊坊、张家口、保定等重要的三四线城市存在，要通过特大型城市的基础设施与三四线城市互联互通的安排，来有效提高三四线城市吸引力和城市化服务能力。比如，北京的朝阳医院已经在河北燕郊建立了燕达医院，相应的医疗服务进入河北，燕郊的经济发展和燕郊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都有所提升。高铁通了以后，从北京到保定只需40分钟，保定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使北京的一些优质要素流动到保定去，也可以使三四线城市与特大城市之间的关联度和影响力得到良好的改善和提升。

在去杠杆方面，2016年的要求主要是降低总杠杆率，2017年在降低总杠杆率的前提下，要把企业去杠杆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企业去杠杆不外乎有三种方法。一是在企业新增融资中增大股权融资力度、适当减少债权融资力度。2017年要加大股权融资或股债结合的融资，适当降低债权融资的比率而不是降低债权融资的规模。二是企业在降低杠杆率的过程中，要主动利用资产价格较高的有利时机进行资产形态的转换，让资产处置所产生的收益再回到企业生产经营体系里。比如，房价、地价较高，通过土地置换和房屋处置大幅度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水平，恢复企业的融资能力，恢复企业投资能力，使企业运行得到全面改善。这就是企业通过主动处置资产来降杠杆。三是可以适当通过政府加杠杆来引导企业去杠杆。通过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分级基金的使用，以及政府相应置换债务的安排，帮助企业降低杠杆。

在降成本方面，2017年降成本主要安排有三个：一是减税，二是降费，三是降低要素成本。这里面，大家所熟悉的是减税、降费，对于降低要素成本，还不太熟悉。要素成本包括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降低要素成本就是引导资本的价格或利率下行，适当调控劳动要素的价格涨幅，使劳动要素价格涨幅与GDP增速大致保持一致，对企业进行成本降低和负担释放。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求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政府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最后一句话很关键，要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眼睛向内降本增效，就是说如何基于企业现有经营，从经营模式、投资管理、成本管理、产品定价、产品生产、物流、仓储等各个方面来解决和降低企业成本问题，而不是寻求外部援助、寻求外部补贴和补助。

在补短板方面，2016年主要强调哪些产业短缺、哪些基础设施短缺就在哪个领域当中来进行补短板，2017年我们补短板时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同时更加有效地推进扶贫和脱贫工作，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发展目标。

通过的分析，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三去一降一补”在2017年的大框架不变，在具体要求中有一定程度的微调，这些微调有些更加聚焦，有些更加强调，有些是拓展和补充。

 

（五）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随着中国农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产品市场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销售渠道的不断完善，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农产品要从原来的同质性产品比规模、比成本的方式转向比质量、比效益、比品牌、比渠道、比差异，并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生产和营销，面向市场进行有效突破和推广。现在已经不再是农产品同质经营的时代，而是更加强调农产品的差异性，从而实现产品市场价格的差异。从而，农业也就从高产量、低产值、低效益的产业转变成高产量、高价值、高附加值产业，真正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不是用补贴方式解决“三农”问题，而是通过补贴引导的方式完善市场基础条件，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同时，提升农民生产能力，共同解决“三农”问题。

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要加大农村环境突出问题综合治理力度，加大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力度，保障农村环境健康有序的发展。要积极稳妥改革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抓好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做好政策性粮食库存消化工作。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是2016年的热点内容，目前实行的价补分离政策，既带来一系列好的效果，也带来一些新的压力和矛盾。目前，玉米的市场价格在七毛钱上下，比2015年同期下降了4毛多。如果实行价补分离对农民进行补贴，农民的实际利益不会有太大损失。但对于收储企业来讲，会产生较大压力。所以接下来，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中，要进行更好的设计，兼顾各方利益。但是，我们强调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要细化落实承包土地“三权分置”方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三权分置”是指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分置。经营权可以看作使用权，土地承包权在经济属性上无限接近为产权，除了极其特殊的情况，它的表现形式、功能、权利层次、法律授权都按照产权来进行管理。这样，农民手里的土地承包权更加稳定。在这个过程中，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保障也从使用权保障转为产权保障，保障力度更大、稳定性更好，更加有利于农业投资，更加有利于走高品质化、高端化设施农业的道路。

除此之外，还要大力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包括一系列领域，仅仅在土地领域中，就包括了农业用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公共基础设施用地等，这些都会纳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领域中来进行规范和管理。还有一些非土地产权，比如，很多东南沿海地区和部分发达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都有一定的集体经营收益，农民对经营收益有着索取权。而农民经营收益索取权也将被纳入产权改革进程中来，当前影响农民经营收益索取权实现的几个问题也将得到突破。比如，经营收益索取权的赠与问题、转让问题、继承问题、法定性问题，都将进行进一步的明确。

同时，我们要严守耕地红线，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落地，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广辟农民增收致富门路。藏粮于地与藏粮于技中，有三个字很重要：一是藏，二是地，三是计。换句话说，要拥有生产粮食的土地资源和技术准备，而不是仅仅把生产的粮食收储起来。在粮食生产已经实现供求平衡、粮食安全得到基本保障的前提下，重点是做好藏于技和藏于地，而不是进一步追求生产规模、追求产量增长。这样，就可以较好地实现中国农产品由规模型、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

 

（六）着力振兴实体经济

2017年经济工作的关键是要让实体经济得到充分复苏和发展，要想尽一切办法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振兴创造良好条件。为此，要重点关注以下六点要求：

第一，要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

第二，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

第三，引导企业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强产品竞争力。

第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是要让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一方面，创新带来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并形成新兴产业，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创新形成的新生产工艺和生产组织方式，与现在的生产工艺与生产方式相融合，并对传统的生产工艺和方式进行更新改造，以此驱动国民经济发展。

第五，要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加强引进外资工作，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六，要更加重视优化产业组织，提高大企业素质，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使中小微企业更好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在保持大中小微企业的市场公平性和竞争性中，强调的是两个市场：一是产品服务市场，二是要素市场。这两个市场要从准入、管理、监督和机制上保持足够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七）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实体经济的快速复苏，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一方面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资产处置进行支撑的有力安排，另一方面让实体经济发展为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化解和泡沫吸附创造有利条件。为此，房地产市场要核心做好三件事：

第一件事，房地产市场要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这个服务来自于两点，一是价格体系、价格水平要保持稳定，这样才能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二是房地产市场要能实现大量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由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从而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创造有利条件。这就要求房子一定是用来住的，而且还要住得起、安下居。安居才能乐业，乐业才能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第二件事，房地产市场要能找到一条发展的突围之路。当前，有近3亿人生活工作在城市，但在城市里并没有房子，他们的存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刚需。另外，从房地产供给情况来看，在居住性房地产和投资性房地产供给方面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功能性房地产和基本居住性房地产方面还有很大不足。接下来，用一部分小户型满足基本居住需求，并在这个条件下形成功能性房地产需要。这样，房地产市场就具备了突围和转型的重要条件。

第三件事，房子不是用来炒的，不能把它当成一个资本品。如果将房子作为一个资本品，在短期内将会面临房价过高导致的定价失衡，从而使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实现。在远期，由于房地产市场建设周期较长，不能像一般金融产品那样说停止供给就停止供给，说退出就退出，一旦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则会导致大量烂尾楼的出现，以及大量社会财富的蒸发和社会资源的低效、无效使用。我们要区分房地产市场的资金保障与供给需求，对于需要保障的居住型需求，要继续保障，对于投资性需求，要大量破除单纯利用“加杠杆”方式以房屋滚动投资获取牟利的渠道，要通过构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长效机制和制度化机制来解决问题。

基于此，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一系列政策组合。

第一，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第二，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

第三，要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

第四，要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

第五，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

第六，要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加快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

第七，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

 

（八）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

从城乡发展来讲，要继续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关于农民工市民化，在这里强调的不是农民工自己的市民化，而是以其家庭为对象和载体的市民化，就是要实现农民工家庭落户城市。新型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的扎实推进，对根本解决中国农村和城市发展统一性问题、真正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和福利，以及彰显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都将实现有效突破。

除此之外，还要进一步保持区域之间的发展平衡。要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继续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三大战略。

（九）2017年经济改革要点

从改革角度看，2017年经济体制改革有哪些关键性的要求和表现？我把它大致梳理成七条：

第一，要深化国企国资改革。2017年最为关键的改革有两点：一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二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要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真正落到实处。现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重点管的是资本。资本是一种抽象形态，主要讲究价值的增加或减少，而不是价值以哪一种具体形态来表现。当然，从具体形态、资产管理的角度来讲，资本出资人又作为资产持有人的股东方、董事方、决策方，通过加入资产持有人的董事会来管理资本所形成的资产形态。这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做的事情。国资委管的资本主要集中在这两类公司，而这两类公司又是资产持有方的具体出资人，于是就形成了出资人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样就可以较好地保证政企分开，保证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经营体系，保证国有企业按照市场规则经营管理的典型特征。另外，混合所有制改革是2017年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要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国有企业一些重要领域，如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军工等，迈出实质性步伐。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国有资本要跟其他非国有资本实现同股、同权、同价、同责。在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前提下，基于“四个同”的要求，混合所有制既要增强国有企业资本实力，又要提高国有企业管理效率，同时还要为民间资本的投资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空间和市场保障。

第二，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改革。产权保护制度改革的重点是落实好以下三个方面的权利：一是自然人财产权，二是企业和其他产业组织的财产权，三是知识的财产权或是创新成果的财产权，也叫知识产权。产权保护制度试点要重点在上述领域实现突破，从而保护和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

第三，要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从财税体制改革情况来看，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事权和支出责任匹配问题。2016年出台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2017年将进一步细化方案，特别是在共享事权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在实践中明确。二是加快制定地方税制度以及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明确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问题，并且把它稳定下来。

2017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改革和变化。二是关于民营银行的组建问题，将特许权准入逐步向资格准入方向迈进。其实，这项工作在2016年已经开始，对民营银行成熟一家批准一家，不设数量限制。2017年还要继续坚持这个方向，并大力促进民营银行的组建和规范管理。三是金融监管体制在2017年也将出现一定的变化和调整。四是资本市场体系、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建设以及股权和债权市场比例分配关系等等，这都是金融体制改革关注的重点内容。

第四，要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第五，要有重点地推动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好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金融作用。

第六，要完善跨部门的统筹机制，加强对财税、金融、土地、城镇化、社会保障、生态文明等基础性重大改革的推进，既制定改革方案又推动落实。

第七，要抓好重大改革顶层设计，充分调动地方和基层推动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

 

四、2017年经济调控框架和要点

我们简单地给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关重点内容做一个梳理和收尾。根据上述一系列重要安排，2017年我国经济运行表现出以下特征。这些特征既有经济运行中的客观反映，也有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作用的自律性、科学性要求，还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国家治理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效指导。

第一，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充分调动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合力，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第二，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进政策协同配套，提高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第三，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和财税金融、国有企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第四，推动供需结构有效匹配、消费升级和有效投资良性互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

第五，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广泛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传统动能焕发生机。

第六，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持续增收。

第七，推进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赢得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

第八，持续加强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新进展。

第九，更好统筹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

上述九条是我们对2017年经济工作的筹划安排。最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对各级党委、党的领导干部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了要求：

第一，做好经济工作，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在党领导经济工作之中。

第二，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落实党中央经济决策部署作为政治责任，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必须执行，党中央确定的改革方案必须落实。

第三，要深入调研，加强学习，提高本领，使制定的政策更加符合实际。要抓住想干事、敢干事这两个关键点，健全正向激励机制，促进干部创造性开展工作。

第四，全党坚定信心、知难而进，尽心尽力把经济工作做好。

2017年中国经济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关精神的指引之下，在全党全社会全国各族人民努力之下，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实现中国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新基础，使我们具备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能力。

展望2017年，我们信心百倍。祝2017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加高质量和高效率。谢谢各位同志！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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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报告部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1220/92635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