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前：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另一种解读

 

朱向前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印刷、出版，违者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

点击观看完整报告

点击观看精彩论述

下面，先汇报我解读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基本框架，概括来说就是“一二三四五”。一就是一个背景；二就是两个代表；三就是三个特点；四就是四个佐证；五就是五个来源。由于时间关系，我侧重讲前面两个问题的部分内容。先讲“一个背景”，就是今天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重新来研究毛泽东同志诗词，走近毛泽东同志。

先从法国传记作家菲力普·肖特的《毛泽东传》的尾声说起。这本书是2003年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全书60多万字，最后一个自然段是这么说的：“毛是同整个欧洲差不多大小的土地上的、居住的约1/4人类的无可争辩的领袖，他掌握着只有中国历代那些最威严的皇帝才能与之相比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短短一代人的时代所发生的浓缩的变化，需要西方用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毛具有多方面的卓越才能，他是幻想家、政治家、天才的政治军事战略家、哲学家和诗人。”这就是西方世界对毛泽东同志的基本评价。　

再看国内。梁漱溟评价毛泽东同志有几句名言。梁漱溟号称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也号称是反对阶级斗争的第一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人，是毛泽东同志半辈子的挚友和辩友。他在毛泽东同志去世以后说了三句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名言，一句话说“影响20世纪的中国的有三个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第二句话说“毛不只是一个毛，是有多个毛”，这说明毛泽东同志的性格是多个侧面，他的性格是丰富的，是复杂的，是变化的。

几年前，台湾的李敖来大陆做了三场演讲，他的这三场演讲分别有三个定位，叫做“尼姑思凡”“金刚怒目”“菩萨低眉”。这是李敖给自己有设计的，他的演讲我们不加评论。我借他的三个定位，来解读一下毛泽东同志性格的三个侧面。比如说“菩萨低眉”，我们军艺的舞蹈系有一位资深女教授叫汤景秀，五十年代曾经是武汉中南文工团的舞蹈演员。18岁那年她认识了毛泽东同志，陪毛泽东同志跳舞，毛泽东同志问她，小鬼你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汤景秀。哪个汤？三点水的汤。毛泽东同志说，北京有个小汤山，那就是你们家的山，下次你来北京我请你去小汤山，就跟她开个玩笑。过了半个多世纪，今天汤老师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回忆起了那个场景，回忆起毛泽东同志的那几句话就两眼放光，终身难以忘记。这是毛泽东同志表达亲密的一种方式，也是反映他性格中风趣和幽默的一面。他总喜欢拿你的名字作文章，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也喜欢问你的老家在哪里。你一旦说出来，他就会马上告诉你，你这个地方从秦朝开始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发生过什么大事件，打过什么仗，如数家珍，绝对比你熟悉，给你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这也是反映他博闻强识的一面。这是所谓的“菩萨低眉”。

 

再说“金刚怒目”，这一面过去在媒体中披露得比较少，我就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当然庐山会议这个事件本身比较复杂，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说。今天就说毛泽东同志和彭德怀，就是你是铁我是钢，两个人一碰响叮当，这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他和彭德怀的性格，尤其是彭德怀的性格非常倔强，最后导致两个人不可开交了，毛泽东同志就跟他急了，说几十年以来你和我是“三七开”，而且是“倒三七”。就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当然，这不符合事实，彭德怀就不能接受。彭德怀说“五五开”行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不行，就是“倒三七”，这就比较激烈了，最后有点失去理智，等于这个会就开到对骂起来了。   

三说“尼姑思凡”这一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居高临下，但是又亲和无间。毛泽东同志这种性格主要是对社会贤达、博学鸿儒特别具有征服力。比如梁漱溟，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他深情回忆1938年春天在陕北窑洞的那个夜晚，他和毛泽东同志就中国的抗日前途争论了一个晚上。他写文章是这么说的：

“毛十分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话，抽烟、喝茶。等我说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使我终身难忘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政治家的风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说到这里，我想起再前推到12年前，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分析了日本对我之既定策略后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予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20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印证了毛之远见。所以，面对毛泽东同志的雄辩，梁自然心悦诚服。

著名翻译家傅雷在1957年3月12日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在这里我加了个点评：桀骜如梁公，清高如傅君。接谈之下，欣然就范。像这种桀骜不驯的人，这么清高的人，跟毛泽东同志只要打过一次交道，就发自内心地敬佩他。   

再说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以来，中国大陆对他评价的一些变化。

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1976年到七十年代末，这几年变化不大，还是“两个凡是”，显示民族巨大的思维惯性。

 

第二个阶段，是变化比较大的八十年代，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标志，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人们眼中看到更多的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同志，看到的是非神的一面，人的一面，普通平凡的一面，有局限的一面，甚至是犯错误的一面。这是八十年代我们眼中的毛泽东同志。甚至当时党的文件还有这样的原话，比如说《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第二卷第679页中说，毛主席的像在过去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程度。这个大家也看到很多资料也谈到了，曾经中央高层讨论，说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能不能摘掉，最后邓小平说不光不能摘掉，而且要世世代代挂上去。当时已经讨论到这个问题上，就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要不要摘掉。

第三个阶段，到了九十年代，有个现象很奇怪，突然之间，我发现首都很多出租车开始挂毛主席像。我那个时候很纳闷，我想是不是中央又发通知了，全国总工会下文件了？后来看了一个外国人写的《毛泽东传》的解释，说1990年的春天在广州街头发生一起车祸，八车连环相撞，七个司机重伤，只有一个司机安然无恙，为什么呢？一看车里挂了一个毛主席像，从此这个说法不胫而走，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然后司机们纷纷请毛主席像。人们觉得毛泽东同志还是有点神，至少希望他能保平安。

再之后就是到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有很多说法，有一尊毛主席铜像怎么运回韶山，在哪里出的事情，怎么吊的，什么方法不对，挂在脖子上，吊不起来如何如何。这个传说发生在新沂，说铜像倒地上后，吊车怎么吊也吊不起来，后来老农民一看，说因为他们用钢缆吊毛主席像的脖子，所以吊不动。这些传闻当然不可考，但是现在可考的是，今天去韶山参观，纪念馆里滚动播出着毛泽东同志铜像竖起来那天的录像，那天有三光同在，天上有太阳、星星和月亮，这是其一。其二，整个韶山村的杜鹃花比往年提前了一个月怒放，欢迎毛主席回韶山。

中国有很多神秘现象在毛泽东同志身上确实体现得比较集中。比如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第一师范最早有一个征友启示，署名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同志的名字繁体字是28画，“二十八画生”是一个28画后生、学生，也可以解释为诞生，中国共产党到新中国成立28年；秋收起义毛泽东同志起事是9月9号，毛泽东同志去世也是9月9号，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是重大的巧合；再一个是8341部队，这事大家都知道了，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巧合。

这几年，我注意到一个所谓的“毛公山现象”。“毛公山”，顾名思义指景观形状酷似毛泽东主席遗容的山峰。毛主席去世后，全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酷似毛主席像的山峰，都被称之为“毛公山”，我亲眼见过四个，新疆的罗布泊、湖北的神农架、黑龙江的镜泊湖、海南的保国农场境内。黑龙江的镜泊湖的毛公山有一个最好的角度，是在元首宾馆的最大套间的阳台上。但是元首宾馆从确定地址到修建起来，前后经历了三年，没有人发现这个事情，是张玉凤去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到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一看说对面的山多像毛主席啊！最像的是哪里啊？是海南岛保国农场境内的毛公山，现在它已经成为海南岛的一个重要旅游景点。我去年在武汉讲座的时候，武汉一个老领导，也是老红军，他就拿“毛公山”的照片给我看。我当时一看，觉得不可思议。我说，这是不是人工加工出来的？他说他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后来爬到上去看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岩石，什么也看不出来。它那个效果是远距离的效果，航拍或者离了几公里拍出来才像。武汉的这座毛公山维妙维肖，不光是一个轮廓，连五官都非常清晰。更奇妙的是，这座山附近的宝塔山底下有一个村子，叫东方红村，山的高度是8341米高。中国从孔子开始，有多少伟人，有多少名人，但是确实很少听到哪个山长得像除了毛泽东同志以外的人。

1975年，毛泽东同志会见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当时他已82岁，进入垂暮之年，身体多病。那天下午，他坐在沙发上睡着了，客人到了他还没醒。这两个美国年轻人就弯下腰来观察毛泽东同志。正在观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醒了，就问，你们看什么呢？他们说，我正在观察你的脸，你的脸上半部分长得非常杰出。这时候毛泽东同志一下突然醒过来了，他说，我长了一张大中华的脸。然后他开玩笑说，我们中国人的鼻子长得好。比如说演戏，我可以演中国人，再垫高鼻子可以演欧洲人，而你们欧洲人只能演欧洲人，总不能因为演中国人把鼻子砍掉吧！这一下说得两个美国年轻人哈哈大笑。他们出来到长安街上还在感叹，说毛泽东同志的个人魅力在十公里之遥也能感觉到。

“毛泽东热” 还在持续升温。2005年，以全国妇联牵头的六家单位在中小学生里面搞了一个调查，说说你心目中的英雄。调查结果大大出乎人们意料，第一位是毛泽东同志，第二位是父母亲。全国妇联关注的是父母亲怎么会成为中小学生心目中的第二位英雄。我关注的是毛泽东同志何以成为第一位的英雄。因为今天的中小学生懂多少毛泽东同志啊？我觉得值得研究，但更值得庆幸。原来我想，现在的小孩儿、年轻人不懂毛泽东同志。但是我错了，2008年9月25号的《文汇报》上有一篇报道——《“伟人帖”何以风靡校园？》，何谓“伟人帖”？就是通过大学生在网上的点击率，评选中国历史二千多年以来的十大伟人，最后选出了孔子、屈原、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鲁迅、宋庆龄、秦始皇、梁启超等十人，这个帖名就叫“中国十伟人我们崇拜你”，而且每个伟人都有入选理由，用标志性的大事，概括其一生功绩与影响。那些理由是大学生自己写出来的，而且写得很精当：比如，孙中山是中国民主共和之父，推翻帝制，今天中国的很多城市的街道、公园以他的名字命名；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在1954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带领中国富起来。但是写毛泽东同志的时候是这么写的：“毛泽东以他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毛泽东同志是巨人中的巨人。他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同志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没有说具体事情，连缔造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也都没说。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同志是不能用任何一件事情涵盖的，他要远远大于所有的事情，而且这一表述颇得毛泽东同志文风的精髓，非常浪漫大气。由此，我觉得今天的大学生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是很到位的。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对毛泽东同志又开始重新认识了。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解释这些现象。但是我觉得，特别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毛泽东同志的平民意识、草根意识、均富思想，西方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包括毛泽东同志缀满补丁的睡衣，都使我们感叹唏嘘、浮想联翩。

2007年1月3号下午，我看凤凰卫视台的《冷暖人生》，陈晓楠采访刘思齐，刘回忆1949年10月中旬，新中国成立半个月以后她和毛岸英结婚。我用八个字概括，前四个字是“规格极高”：当时五大常委，毛、刘、周、朱、任弼时，当时任弼时病重，毛泽东同志说就不要惊动他了，但其他四个人毛、刘、周、朱都携夫人出席了他们的家宴，也就是婚宴。后四个字是“用度极俭”：吃的是家常便饭，新郎新娘没有新衣服，是李讷用红绒布剪了一朵花贴在刘思齐胸前，以示喜庆。吃完饭以后，四大常委去开会了，小俩口儿到紫光阁去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回来，会也开完了，毛泽东同志在里屋等他们，拿出一件黑呢子大衣说：“岸英，我没有别的礼物送给你，这是我赴重庆谈判时穿过的大衣，后来未曾动用，现在送给你。”刚递给毛岸英，一看刘思齐，毛泽东同志尴尬了，觉得给儿子送了一个礼物，儿媳妇倒没有。他想了想说：“这样吧，白天岸英穿在身上，晚上盖在被子上，思齐也有份了。”作为开国领袖，清贫如洗，古今罕见。这都是我们怀念毛泽东同志的重要理由，但这都还不是最重要的理由。

在我看来，毛泽东同志首先是伟大的民族英雄。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对外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除少数局部的战斗取得胜利之外，总是打败仗。打了100多年，民族自信心不断下滑，按照鲁迅的说法，失去了自信力，这个民族没有了自信力，就是一盘散沙。那么这个下滑什么时候停住的呢？应该说是抗日战争，由于统一战线和民族团结，加上国际和平力量的支持，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我在资料中读到，有个日本教授写回忆文章，谈到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同志说的这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当时的心态是很不以为然，心想你毛泽东同志说站起来就能站起来吗？中国人能站起来吗？因为从甲午海战之后，日本人最瞧不起的就是中国人，包括二战的失败也不承认是被中国人打败的，他承认是被苏联红军打败的。他一百万精锐的关东军在东北，还没有出动呢。我们八年抗战，歼灭日本的军队几十万人，打得多艰苦啊！还有一百万关东军没进来，还没打。但是苏联红军七天秋风扫落叶把他干掉了。然后是美国的两个原子弹。日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投降的，日本人认为是被苏联红军打败的，被美国的原子弹打败的，不承认是被中国人打败的。所以，他对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不以为然。

真正让日本人、西方人震动的第一件事是抗美援朝。其实当时中央高层关于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一边倒的不赞成出兵朝鲜。最初毛泽东同志点将点的是林彪，林彪是四野的司令，四野在东北作战，已经比较熟悉或适应在高寒地区作战。所以，点将让林彪去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林彪第一他反对，他的原话说：“朝鲜只有几百万人口，而中国近5亿人口，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是不划算的。”同时他还称病，身体不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才点将彭德怀，专门把他从西安接过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朝鲜战争中，就说上甘岭，在1952年10月25日这一天，中美双方争夺上甘岭反复达40多次。最后是我们占领，而且从这之后美军再也没有向我们发动营以上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38度线上。这一战奠定朝鲜南疆北界，从此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西方人的标准是，要想成为强国，必须击败另一个强国的军队。美国西点军校把上甘岭列入世界最著名战役的军事教材。上甘岭不仅是一两个伟人的胜利，也不仅是几十个将军的胜利。当一个辉煌了二千年的民族在蒙受屈辱后，重新找回自信的时候，这种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上甘岭出兵朝鲜，它对振奋一个民族、凝聚一个民族的作用是无可限量的。尤其是我们在朝鲜的二次战役，长津湖围歼美军陆军王牌第一师，这使整个西方、日本人为之震动。抗日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出兵朝鲜——打败美国。美国虽然是如此之强大，但是立国200多年以来，两次败仗都败在了毛泽东同志手里。一个在朝鲜，一个在越南。在越南美国死了6万多人。为什么是败在毛泽东同志手里？我们最多的时候有30多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越南，我原来所在的高炮部队就在越南打了两年美国飞机。所以美国在越南又是栽在毛泽东同志手上，所以美国人真是怕毛泽东同志。然后就是在五六十年代搞“两弹一星”，当时中国多穷啊！有个段子说，毛泽东同志当时给赫鲁晓夫发一个电报去，说请苏联老大哥寄来粮食，就是说我没饭吃。赫鲁晓夫回了个电报说，请中国同志勒紧裤带，就是没有粮食支援，勒紧裤带吧！毛泽东同志再去封电报，请苏联老大哥寄来裤带。不仅穷得裤子没有，连裤带都没有了，但是没裤子也要搞“两弹一星”。中国跻身大国行列，首先是我们成为了核大国。大家想想，那是何等困难的情况？可见毛泽东同志的魄力！

所以台湾狂人李敖，说三百年以来写白话文的，第一是李敖，第二是李敖，第三是李敖。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毛泽东的精神就是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他说：“毛泽东精神就是一种强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活得顶天立地的精神；它是从唐朝以来久失了浩然之气和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保国、保种、保教三重危机的挑战而激发出的勇敢的应战的精神；它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我觉得李敖对毛泽东精神的概括是很到位的。过去我们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觉得我们应该加一句——“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我们中国的今天”。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此之谓也。任弼时在延安说过，有毛泽东同志是中华民族的幸事。解放战争时期，决定部署主要是毛泽东同志，调兵遣将主要是周恩来。他们经常是几天几夜不脱衣服睡觉，实在不行了就眯一会儿，肚子饿了就把手往后一伸。李银桥的描写很生动啊，伸个手就表示要吃东西了，给他一块地瓜土豆，两口就吃掉了，喝点水又开始了。所以任弼时说的这个话，不仅是指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智慧和谋略，还有他过人的胆量、精力和体魄，否则指挥不了三大战役。李银桥曾回忆，平津战役即将结束的一个早上，在给毛泽东同志梳头的时很惊讶地发现了一根白发，毛主席拿在手里看了看说，我看用它换来三大战役的胜利，值了。再说1948年，毛泽东同志召粟裕到西柏坡面授机宜。两个湖南老乡吃着辣椒侃大山，毛泽东同志对粟裕说，1947年孟良崮一战，你能干净利索地歼灭整编74师，当时有两个人没想到哇！粟裕脱口而出：“蒋介石。”毛泽东同志说，还有一个呢？“陈诚？”毛泽东同志说：“不足挂齿。”“白崇禧？”毛泽东同志说：“何足道哉。”“何应钦？”毛泽东同志说：“离题万里了。”“那还有谁呢？”毛泽东同志大笑：“那就是我毛泽东同志啊！”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种领导艺术，表扬粟裕，表扬得很巧妙，很艺术。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的领袖风采和伟人魅力。

打仗方面林彪是天才、常胜将军，但林彪就佩服粟裕，他说粟裕打仗有四成把握就敢打，林彪说自己没有八成把握都不敢打。林彪打法也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就是一定要有绝对把握地打。所以林彪打平型关，这是他的军事家眼光，一看平型关这个位置，这一仗肯定一战成名，而且可能代价不大。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在平型关打成一比一的伤亡比，而且日军还不是作战部队，是个运输队，也就是后勤部队。由此可见日军的战斗力确实强，同时我们的装备也确实不行。这也遭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批评，一比一的伤亡代价太大了，因为经过长征到了延安，每一个人都是火种。

还有锦州的问题。“战锦”是一个大问题，罗荣桓在战锦州的时候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但是林彪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一会儿打，一会儿不打。这就反映了林彪的性格，他就觉得悬，如果葫芦岛一增兵，锦州就打不下来，所以林彪不敢打。但是打淮海的时候，形容粟裕是“三块肉”，嘴里吃着一块，筷子夹着一块，眼睛盯着锅里一块，最后三块肉全吃下去。粟裕有四成把握就敢打，敢冒风险、出奇招。粟裕当时打孟良崮的时候，整编七十四师大几万人，全是美式装备，战斗力非常强，国民党在外面又是一个大包围圈，如果他在20分钟打不下来，就会被国民党合围了。打下孟良崮来，我们欢呼了不到十分钟，国民党就包上来了，赶快撤，如此紧张，这种仗粟裕都敢打。

回到毛泽东同志诗词，郭沫若有诗云：“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说的是毛在治理军国大事之余写点诗词，就足以称得上是诗词泰斗。其实不光是诗坛泰斗，在世人眼中，毛泽东同志首先是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治大国如烹小鲜，谈笑间引导世界风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在游泳池边上，或者干脆在游泳池里游泳接见赫鲁晓夫。以这样的方式会见赫鲁晓夫，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表示很亲热，但是有点不成体统。但是我觉得这是反应毛泽东思想的一种方式，这是有意为之。在赫鲁晓夫之前，斯大林还健在的时候，几十年中苏关系始终是“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勇气和魄力在于，他并没有听从苏联指挥官的指挥棒瞎转悠，要按照他们那套去转的话，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胜。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深居简出，常常让一些大国政要，像尼克松、田中等到书房见他。最近我读到外交部王殊的文章，回忆1975年10月前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时候的情景。那时在西方的大国政要眼中，毛泽东同志的神圣、神秘让他们佩服、崇拜。他们来华访问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是，有没有受到毛的接见和接见时间的长短。施密特当时来中国压力很大，因为他的政敌先来了中国，而且是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接见，而且是接见了30分钟。所以他就没把握毛泽东同志能接见他，能接见多久，很紧张。他那天是在去长城的在路上，突然被通知掉头，直接开进中南海，开到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接见了他，而且接见了45分钟，以至他从中南海出来后欣喜若狂、手舞足蹈，兴奋得犹如孩童。

再说一例。2008年11月18日胡锦涛同志访问古巴，劳尔·卡斯特罗跟他一见面，就用中文唱了一段《东方红》，唱得纯正标准，凤凰卫视评论说，这是唱中国歌唱得最好的外国元首。我要再加一句，这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个外国元首唱另外一个国家歌颂该国元首的歌，这是毛泽东同志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关于“一个背景”的问题就讲到这里。现在讲第二个问题“两个代表”。

第一个代表，毛泽东同志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代表，或者说是中国农民的代表。这可以一分为三：第一，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农民之子。去过韶山的人都会对毛泽东同志故居印象深刻。根据20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土改标准，毛泽东同志家里划为富农。以我在农村的体验，那时的富农是中国传统中最本分、最勤俭甚至是吝啬的人，才可能在那时创下那么一份家业。毛泽东同志的父亲毛顺生就是一个勤俭、吝啬的人。但也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父亲，毛家才能有这个家业供毛泽东同志读书。这种家庭主要是耕读传家。追根溯源，毛泽东同志的平民意识、草根意识即由此而来，因为他是典型的中国农民之子。

 第二，毛泽东同志是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领袖。历任中共领袖少有农民出身。为什么强调此点，因为此点与中国革命重大相关，所谓中国国情一是农民，二是农村。如果不了解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就不能说懂得中国国情。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选择，也是中国国情的选择。因为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农民感同身受，他深刻地洞察中国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和愿望，所以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领袖。包括他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对农民的革命要求体察的是何等透彻和深刻。周恩来1957年对他领导的上海起义有一个反省，说：“我负责领导起义，但是缺乏斗争经验，对政治动力理解不足。我是一个出身封建家庭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联系很少，因为我没有参加过生产劳动，我的革命生涯是在国外开始的，革命知识有限，仅仅是些书本知识。”这是英国的迪克·威尔逊在他的《周恩来传》里引用的周恩来的一段话，接着他分析到：周恩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将不得不由一个农民领袖来领导，这个人知道农民是如何生活的，并且清楚他们在想些什么。

 

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需要一个能在世界上代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外交家。周恩来并不奉承毛泽东同志，但他熟悉毛泽东同志的个性。毛泽东同志一方面不信任任何溜须拍马之辈，另一方面对潜在的背叛十分的敏感。周恩来能够熟练地平息这些不安全因素，而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坚如磐石的长者形象。周恩来童年的经历或许使他对这样的一个形象十分向往。这是狄克•威尔逊的分析，这跟周恩来的经历有关系。他几个月的时候就被生父过继给养父。在他八九岁还没有完全懂事的时候，养父死了。在他十岁的时候，他的生母、养母相继去世。也就是说，在十岁以前，周恩来的生母、养父母都死了。他虽然出身在大封建官僚家庭，但其实相当于一个孤儿，没有得到更多的父爱和母爱。这样的人需要一个坚如磐石的长者的形象，毛泽东同志恰好为他提供了这个形象。所以他们几十年的关系中虽然也有一些恩怨，但是一直合作到最后，这也是一个可以解读的角度。

第三，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列主义本土化、中国化，极而言之就是农民化的杰出代表。用经典的表述就是说，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表现形式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和集体智慧的结晶。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苦难深重，治国主张纷纷攘攘，斗争形势错综复杂，革命领袖群雄逐鹿，为什么唯有毛泽东同志能高瞻远瞩，抓住中国革命之要害？为什么像陈独秀这样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遇到武装斗争就手足无措？为什么像瞿秋白、王明等共产国际培养的理论家，一遇到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就茫然失策？原因就是毛泽东同志比他们更懂得农民、更懂得中国、更懂得实践。

比如在《长征》《开国领袖毛泽东》《延安颂》《解放》等电视剧中，建国前的高层领导很多人都直呼“老毛”，周总理与其温文儒雅的性格有关，一直叫主席，但其他人像朱德、彭德怀，都叫他老毛。他能叫老毛，而且毛泽东同志能笑纳，这说明毛泽东同志的胸怀是很宽广的。

再有一点，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引经据典地说，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这是真实的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常说的话是乡间俚语，是农民的话，是老百姓的话。比如长征之初给广大官兵做动员，你别给他讲什么《孙子兵法》，也别扯《资本论》。毛泽东同志最喜欢的话就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就是说现在红军的形势就是“叫花子”，狗很多要咬你，一味地跑，狗扑上来肯定把你咬倒了，但是你不跑停在这里打又打不完，狗越来越多，那就只能狼狈地边打边走。当时广大官兵一听这话就明白了，你的想法用什么样的语言让他们听懂，这是至关重要的。   

台湾的毛泽东研究权威学者、《新新闻》周刊副社长杨照在他所撰写的台版《毛泽东语录·导读》开篇就说：“毛泽东是个现实的策略家，他对这个共产党最大的贡献，而且他之所以成为中共的领导人，正在于他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马克思主义教条，也没有真正服从过共产国际的路线指示。”这说得可能有一点过，但大体是事实。杨照进一步指出，“毛路线”由三大主题所构成：其一，“承认相当长时间中，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所以总战略必当是持久战，可是战术上又必须追求有限的速决战”；其二，“是承认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不相信阶级论、经济决定论真的就可以‘化繁为简’。二十世纪的中国，对毛泽东同志而言，是古代近代现代同时并存的，不可能单靠一套‘现代’标准，来判定中国社会成分与社会情势”；其三，“就要靠懂得如何运用中国农民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语言。”他把“要懂得如何运用中国农民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语言”提升到构成“毛路线”的三个要素之一。就是你的语言是要让大家听得懂，不管你的理论多么高妙，其他人听不懂，那就没用，就跟束之高阁是一样的。

由此大家可以想到，在我们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那些代表性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博古、王明，都是大知识分子，留洋回来的大学教授。而毛泽东同志是长沙第一师范毕业的，如果以学历论，介乎中专和大专之间，按照今天任用领导干部的标准是不够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如前所述，毛泽东同志熟悉农民、熟悉农村，大量语言来自民间、来自生活、来自乡间俚语、来自中国农民式的生存智慧，这一点至关重要。台湾交通大学的教授曾仕强在电视上讲胡雪岩的时候就说，胡雪岩这个人没什么文化，充其量也就是小学三年级的文化，但他有非常丰富的生存经验、生存智慧，这就足以办大事了。

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熟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到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等，他都读得熟极了，特别像《离骚》《九歌》《庄子》《昭明文选》《韩昌黎集》等重要经典都能背诵。据杨尚昆回忆，毛泽东同志读《二十四史》一共读了三遍。其实毛泽东同志对史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见解，但他读史的东西，包括一些眉批，没有整理出来变成专著，这点非常可惜。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怎么来评价诸葛亮？千年以来，我们都以为诸葛亮不出茅庐知天下事，隆中对、三分天下让刘备折服，传为千古美谈，被历代有志之士所仰慕，甚至把他看作是伟大的预言家。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这么看，毛泽东同志对诸葛亮的评价不高，毛泽东同志说他有两次错误，其始误于隆中对，就是刚开始他的隆中对就错了。怎么错的呢？叫做千里之遥，二分兵力这首先就错了。其中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前面提到的是二分兵力，后面是三分兵力，这都不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你本来就是弱势，你还二分、三分兵力，肯定要输。毛泽东同志评价诸葛亮可以说是一语翻千古定案。在毛泽东同志读史的过程中，有很多这样的真知灼见。以《毛选》四卷为例，其中的引文、成语、典故，引自《左传》48条、《史记》42条、《孟子》26条、《论语》22条、《礼记》14条、《尚书》13条、《诗经》9条等等。这种“童子功”使毛泽东同志受益匪浅，讲话、作文常常是纵论古今，引经据典，妙语连珠。

 

1965年2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春节座谈会上和作家诗人们纵论文学史，进而谈及状元问题。他说：“历史上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都不是状元，出色的状元只有文天祥。柳宗元、韩愈，出身翰林，但是二流。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等都不是状元。”其实毛泽东同志的潜台词就是，我毛泽东同志也不是状元，也不是名校毕业。他年轻的时候到北大求学，到图书馆当助理管理员，曾经主动接近胡适、傅斯年等当时名流、名士，多次遭到冷遇。从他年轻的时候操着一口乡音到北大，受到那些名士们的冷遇，然后到中共高层党内都是大学教授，俄语、英语都很好，也包括在长征路上，他和张国焘辩论，张国焘动不动就用俄语给他来一段列宁、斯大林的语录，搞得毛泽东同志一头雾水。所以从毛泽东同志求学到后来斗争的过程中，被这些所谓的大知识分子所轻视，说他山沟里没有马列，打仗就靠一本《三国演义》，这确实弄得毛泽东同志很郁闷。但是在我看来，学历和创造力不能等同。

所以我说三个不等式：第一，学历不等于学问，学历高学问不一定就大。第二，学问不等于能力，这点更重要，就是满腹经纶的人，他的实际运作能力可能非常小，甚至成反比。第三，能力不等于天赋，最高的境界是天赋。毛泽东同志就属于学历较低，学问很大，能力极强，天赋更高的天才。借用林彪当年的一句话：“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人物。”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首先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论者。农民出身，无师自通，在长沙第一师范期间又当过一年兵，参过军，然后搞学运，领导整个湖南的驱张运动。秋收起义的时候，他已经34岁了，长征之初，他已经过了四十。但是当时中共的核心领导人物，王稼祥是27岁，博古是26岁，远在莫斯科遥控的王明是28岁，他们徒有理论，满口马列，但是远离实际。所以毛泽东同志的名言“实践出真知，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就是针对他们说的。如果在满腹经纶但实际运作不行，与没有读多少书但是操作力、实践力很强之间选择，他情愿选择没有读过书，但是很会做事的人。比如他说，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最厉害的一个。自古以来能打仗的是李世民，其次是朱元璋，朱元璋也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人。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将士绝大多数没有进过什么学校，没有读过多少深奥的兵书，但是仍然是经常打胜仗，最后消灭了蒋介石庞大的军队。”同时毛泽东同志对知识分子有两句批评，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切中要害，他说：“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瞧不起谁，文人相轻。”毛主席说的这两点，是中国不少知识分子的通病。然后我们自然就想起第三句话，就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为什么？就是因为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往往容易犯的这两个通病。  

正如1942年2月他在延安党校的一段讲话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这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大家注意，毛泽东同志写文章、讲话，就像写小说一样，有形象有细节。前面文雅生动，然后就开始变了。当时延安的整风对象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俄苏派，所谓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同志这个讲话就是针对他们讲的：

“应该老实的对他们说，你的教条一点用处也没有，或者大喝一声，你的教条还没有狗屎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呢，它们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又何用之有！”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同志的文风，大雅大俗。前面雅的有小说语言，后面俗的又如村夫。这种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沉重打击了王明的自尊心。因为王明当年可了不得啊！1937年底，他带着陈云和康生从莫斯科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亲自到机场去接他，说：“我们今天欢迎从天上来的人，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此话一语双关，有实情，有讽喻，典型的毛风格。坐着飞机来当然是天上来的，但更重要的是说，王来自莫斯科，来自共产国际，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中国国情。当时季米特洛夫特别推许王明，共产国际非常看好王明，曾经一度是想用王明来取代毛泽东同志。但是到了延安以后才发现，毛泽东同志已经是根深蒂固，难以撼动了。

王明马列原典读得好，俄语讲得好啊，年轻有为，才华横溢。当年在延安听王明作报告是一种享受，是一道风景，他讲几个小时不要稿子，滔滔不绝，洋洋洒洒，最后回头总结时“一二三四五”，条理清晰，逻辑严谨，闻者无不折服。对这种雅人，毛泽东同志就和他来粗的。

 

当然，毛王之争的要害不在于雅俗之争，而在于王明的理论脱离实际，无条件地搬用马恩列斯，套用苏联经验，鼓吹城市暴动，远离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相去何远，隔膜何深，他怎么能是毛泽东同志的对手呢？解放后，毛泽东同志在《调查工作》一文中谈起他的军事思想来，还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通通都忘记了的……”这里面的“有人讲”指的就是王明。现在有一种资料表明，毛泽东同志在长征路上就带了一本《三国演义》，但是他也绝对不可能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同志如此说不过是极言实践的第一性罢了。

第二个代表，毛泽东同志是承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毛泽东同志当然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比如马列主义中暴力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等等。但是我个人感觉，毛泽东同志更多的是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从四五岁开始发蒙，读了将近80年的书，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日理万机，他都真正做到了“三上”——枕上、厕上、马上，一辈子手不释卷、嗜书如命。所谓“枕上”，我们看毛泽东同志的故居，他的床2米宽，人睡的是一小半，更大的空间是留给了书，随时摊开几十种书；所谓“马上”，在战争年代，戎马倥偬，他坐在马上或担架上读书、推敲诗词，“马背诗人”也是由此而来；所谓“厕上”，他的卫生间里也是到处摊开的书。毛泽东同志的这种读书习惯坚持了几十年。1939年，46岁的毛泽东同志视察延安兵工厂时，讲到学习的时候说：“年老的也要学，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零359日。”毛泽东同志践行了自己的诺言。现在有案可查的毛泽东同志的最后读书时间是1976年9月8日5点50分，这时离他去世不到24小时。据毛泽东同志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毛泽东同志最后一次读书，准确地说是听书——因为他晚年白内障，从1974年开始就已经是由芦荻来给他念书——在1976年9月8号凌晨5点50分，这时进入弥留之际，一直在抢救，昏迷不醒的毛清醒过来了，又叫别人给他念书，最后听了7分钟，又昏过去了，直到去世。

毛泽东同志这一辈子读书，给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树立了榜样，真正读到死。别说一个伟大领袖，就是古今中外的文人学者，又有几个能像毛泽东同志这样读书的？而且是真读，读到烂熟于心，张口就来。   

再举一个例子，据五十年代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她以江西第一夫人的身份接待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到“美庐”去见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问她叫什么名字。然后说，哦，水静？不对啊，违反辩证法，水是动的，怎么是静的呢？然后就聊天，问她，你爱读书吗？回答说喜欢读书。读《红楼梦》吗？读过。《红楼梦》里写了多少人物啊？水静傻了。毛泽东同志随即自言自语地说，一共写了327个人，其中剥削阶级是30个人，占了大概十分之一。之后再告诉她，《红楼梦》的祖宗是《金瓶梅》，你回去再看看。

水静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话，心里很惊讶。更惊讶的是，她经过了开始的紧张之后，静下心来观察，发现在毛泽东同志的茶几上摆了一套《安徒生童话集》。她事后几十年写回忆录的时候，还在感叹这件事情，说毛泽东同志日理万机，尤其在庐山会议期间，山雨欲来风满楼，难道还有这份雅兴闲情看《安徒生童话集》吗？其实毛泽东同志读书，读得多、读得广、读得深，远远超乎我们的预料。

今天的中央党史档案馆里，保存着毛泽东同志手书的古诗117首，其中书写了2000多年来58个大师的重要作品，包括屈原、李白、李贺、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等等。那么，毛泽东同志是在什么情况下书写的诗词？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办公桌旁边有一个大书案上。工间休息，我们一般是散散步，或做做广播体操，或者抽根烟，但泽东是到大书案前，提笔写古典诗词，也就是默写。从《离骚》到《长恨歌》《琵琶行》等，600字以上的在古典诗词里面都可以算是大作品，毛泽东同志那时候七八十岁，提起笔来就写。今天我们看手迹会发现一些错误，比如漏掉一两句，或者是颠倒两句，但大家想想，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在休息的时候提起笔来就默写，今天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际，有一天晚上毛泽东同志批了一个文件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并信手在最后一页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三垂冈》。清代的诗人严遂成可以说是不入流的，在文学史里基本没有这个名字，但是他的这首诗写得不错，尤其是后面两句：“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因为这个文件跟这个诗有某些关联，毛泽东同志就顺手把诗默写出来，然后又加了一个注，说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第二天，工作人员把这首诗翻出来，查对了一下，毛泽东同志写错了三个字，这一年毛泽东同志七十岁。

 

我们再说81岁的毛泽东同志，这时候已经患了严重的白内障，但是他又不肯离开书本，怎么办呢？他就需要一个侍读，条件是口齿清晰，古文功底好，年纪适中，政治可靠。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北大中文系选了一个名单，让张玉凤把名单念给毛泽东同志听，当念到“芦狄”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略作沉吟说，那就让芦狄来试一试吧。为什么选中芦狄？芦狄，女，时年44岁，并非学界名流，但是1963年她到人民大学的时候，跟着冯其庸编著《历代文选》，其中有《滕王阁序》《枯树赋》这么几篇是她编著的。毛泽东同志看过《历代文选》，而且这几篇也是毛泽东同志喜欢的文章，觉得她编著得不错。这是他通过1963年读过的一本书，就记住了芦狄的名字，她仅仅是编著者之一。

那天是汪东兴开车，直接把芦狄拉到中南海，拉到毛主席那里。毛泽东同志跟她握手，首先就问：“你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吗？”不等她回答，毛泽东同志自己就开始朗声背诵起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然后笑着问：“你的名字是不是从这里来的呀？”然后毛泽东同志从刘禹锡开始说起，又背诵刘禹锡的《陋室铭》《竹枝词》，谈到三国的阮籍、北周的庾信，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然后毛泽东同志让芦狄讲讲庾信的《枯树赋》。芦狄就背了《枯树赋》，这引起毛泽东同志更高的兴致，谈起了江淹的《别赋》、刘向的《触龙说赵太后》，然后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屋子里踱步。到了凌晨一点，大夫劝他休息了，谈兴正浓的他们又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到凌晨三点多。

对芦狄来说，古典诗词、散文是她的专业，均可对付，可以说点到哪儿背到哪里。但是《二十四史》就超出了她的专业范围，况且多达四千万字，经常会碰到一些生僻古字，芦狄不认识。碰到这样的字的时候，芦狄就要去查字典，这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故意跟她开玩笑，说：“你怎么不念了，往下念、往下念。”芦狄只好坦诚地告诉他，说：“主席对不起，有一个字我不认识，我要查一下字典。”毛主席立马脱口说出这个字来。芦狄就纳闷儿，难道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他都背下来了？这我想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经典的篇目、经典的段落，毛泽东同志肯定背过。   

这样的事情让芦狄窘迫之中又万分敬仰，而且有这种经验的不止芦狄一人。1975年7月21号，广安门医院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毛泽东同志做了左眼白内障手术。两个小时后，唐由之轻轻走进病房，这时毛泽东同志也醒过来了。毛泽东同志问张玉凤：“谁进来了？”张玉凤告诉他说唐由之大夫。毛泽东同志马上朗声背诵一首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是鲁迅悼念杨杏佛的诗，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口音很重，唐由之没有听懂。于是，毛泽东同志叫张玉凤拿笔和纸来。毛泽东同志双眼隔着厚厚的纱布，摸索着，用铅笔在白纸上写开了，然签下自己的名字后，把这首诗送给了唐由之。这一年，毛泽东同志82岁。

我读日本人矢吹晋的《田中角荣与毛泽东谈判的真相》，说的是1972年9月25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国宴欢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周恩来致欢迎词后，田中致答词。在谈到侵华历史时，他表示：“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期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在此表示深切反省之意。”翻译将“迷惑”直译为“麻烦”。周恩来就指出“麻烦”用词不当，说我们如果不小心把水泼在女同志的裙子上，可以说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但是中日关系岂是“麻烦”二字解释得了得？田中也解释，说“迷惑”是从汉语中学过来的，在百感交集的时候、道歉的时候是可以使用的。文字出处、原义不是周恩来的强项，到了第三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接见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二阶堂进，周恩来作陪。我方带了一个翻译，日方没有带翻译，宾主刚刚坐定，毛泽东同志对着田中，指着周恩来说：“你跟我们这位吵架吵完了吗？不吵架是不行的嘛！”这叫做语出惊人啊！根本就没有“我代表中国人民热烈的欢迎你”这一套。毛泽东同志这句话其实是给中日关系定了一个调子，就是一个吵架的关系，不吵架是不行的，也指出用“迷惑”“麻烦”不对。田中也给他解释，说这是从汉字里学的，如何如何，可以用。毛泽东同志不跟他讨论，一个小时以后，要送客了，毛泽东同志说，我这个人中了书的毒了，我就把这本《楚辞集注》送给你。田中大喜过望，把书带回去了。

我原来看到这个史料也没太留心，把它作为毛泽东同志终身热爱屈原、热爱《楚辞》的一个旁证。后来我又重新翻阅了《楚辞》，结果发现在《九辩》里面有两出处出现“迷惑”：“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厌按而学诵”。按照《楚辞补注》说，“迷惑”的原义就是思念、烦惑，举足不前，跟今天“迷惑”的意思比较接近，没有太大的变意，跟百感交集、道歉根本就不沾边，所以田中是胡扯。那么毛泽东同志就是要让你回去学学什么叫迷惑。在汉语里，我想“迷惑”可能最早就是出自《九辩》，没有比这个更早的了。而在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索引，就是让一个专业人找到“迷惑”最早在哪儿出现、什么意思，恐怕都不怎么好找。但是毛泽东同志就在他脑子里找出来了，然后让田中带回去学一学。当然，田中到现在也未必搞明白了。

毛泽东同志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典运用得出神入化，然后又不着痕迹地运用到外交领域，这真正显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大国领袖风范。但是这个前提就是，毛泽东同志对典籍烂熟于心，脱口能诵。

 

书法我就不说了。其实毛泽东同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远不止书法和诗词，还有传统戏曲。今天在韶山的毛主席纪念馆中就保存了毛泽东同志生前爱听的传统戏曲唱片和磁带共2000多盒（张）。毛泽东同志一生酷爱京剧，1958年在上海看《白蛇传》，看到许仙与白娘子生离死别时，毛泽东同志哭出了很大的声音，终至怒不可遏地一拍沙发站了起来，高声叫道：“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不留意间，早已松开皮带的裤子退了下去，还是卫士李银桥反映敏捷，抢上前去，帮毛把裤子提了起来。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传统戏剧的酷爱一直贯穿到他的晚年，七五、七六年之间，为了满足毛泽东同志的需求，由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于会咏牵头，先后调集了津京沪三地著名的戏曲家李少春、李和曾、关肃霜、高盛麟、张世麟、厉慧良、俞振飞、蔡瑶铣、岳美媞进京录制经典唱段，如岳飞的《满江红》、白居易的《长恨歌》、辛弃疾的《南乡子》、《水龙吟》、张元干的《贺新郎》等等。   

传统文化有四性：稳定性、超越性、穿透性、覆盖性。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学界风行之后，我们经常谈“大历史观”。其实，所谓“大历史观”无非就是一个时间长度问题，在什么样的时间段里研究问题，不同的问题对应不同的时间段。比如货币政策，面对当下，可能以十年、二十年为周期；比如人口政策，“只生一个好”其实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人口政策失误的一个反拨，不得已而为之。前几年，不管是李敖还是连、宋，还是慕郁明来大陆，发表演讲尽量都要多背一点唐诗宋词。为什么呢？因为唐诗宋词是好东西。《水浒》《西游》《三国》《红楼梦》是好东西，国民党说好，共产党也说好，毛泽东同志喜欢，蒋介石也喜欢，这就是文化的超越性和稳定性。它超越党派之争，稳定于意识形态之上，不管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如何尖锐对立，一追溯到传统文化，就相互认同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去中国化”是徒劳无益的。

我们再讲“穿透性”。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南唐后主李煜，要说这个人皇帝当得很窝囊，政绩、人品，无从谈起。但是没关系，只要有一首《虞美人》足矣——“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一流就流了一千多年啦！何况李后主的妙语多多，什么“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什么“离愁恰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我相信，只要汉字不灭，这些无上妙词就会伴着我们这个民族永远流传下去。

再说说“覆盖性”。譬如古代战例有很多，什么巨鹿之战啦、淝水之战啦、长勺之战啦、官渡之战啦、赤壁之战啦、夷陵之战啦等等，但是哪一个战役的知名度最高呢？赤壁之战。为什么？因为有《三国演义》，但更早是因为有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就够了！虽然今天在湖北有两个赤壁，苏东坡所咏赤壁可能还不是真赤壁，赤壁之战到底是在哪个赤壁打的也搞不清楚，这都没关系，文化“赤壁”已然名扬天下。  

再举个更小点儿的例子，江西赣州的郁孤台，原本毫无知名度，而且赣州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里也可以说是无足轻重。但八百多年前，一代词人辛弃疾被下放到了那里，很郁闷，无所事事，到处瞎转悠，有一天转到了郁孤台，凭栏远眺，悲从中来，大发感慨：“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够了，出了两个名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从此，郁孤台——赣州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脱颖而出。今天谁去了赣州，一定要去郁孤台。

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文化的穿透性、超越性、稳定性和覆盖性，这是一种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所谓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就是名山事业，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啊！

 

大人物都有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我前面说的乾隆号称传世三万首诗，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高产诗人，尽管很多诗作是他人代笔，但都归到乾隆名下，乾隆要靠它们来传世啊。但诗无好诗，湮灭无闻。真正起到了传世作用的是“乾隆御笔”，它们遍布名山大川、风景名胜，你想躲都躲不开，想不知道都不行。还有《曾国藩家书》，围剿洪、杨之际，戎马倥偬，秉烛夜书，天天批改快马送到的子侄辈的作文。常言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曾国藩教子有方，代代出进士，他的家书当时就已名扬天下。他写这些家书时，有没有一种传世意识，有没有要写给天下人看的意识？我看是有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读到如此完整、完美、完备的《曾国藩家书》。再举一个《胡适日记》。胡适二十六岁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完博士回国，成为最年轻的北大教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名士意识油然而生。他的日记有没有要写给天下人看的意识？有没有要写给后世看的意识？我看是有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此完美、完整、完备的《胡适日记》。

毛泽东同志更有这种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君师合一”的人物，即又可以做“皇帝”，又可以做教授。他对文化的重视超乎寻常。他有三种经典表述：第一，“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第二，他在长征路上，不管如何艰难困苦、轻装简从，他的马背上的褡裢中始终背着文房四宝，他多次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大家后面再闻其详。第三，1935年秋天，丁玲到了延安，毛泽东同志专门给她题了一首《临江仙》，其中有两句：“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语出孙中山1922年8月24日与报界的谈话，论及康、梁的舆论作用，“常言谓‘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毛泽东同志是借此说对丁玲过去文学成就的一种认可，更是对她到延安以后的一种期待。  

换一个角度，换一个例子。1961年冬天的某日，毛泽东同志刚刚写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之后，心情愉悦，上班的时候，他的卫士张仙朋进来给他倒开水，毛泽东同志就问，小张，你知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吗？小张当然不知道，看着毛主席傻笑。毛泽东同志很有兴致地把这篇文章的观点给他讲了一遍，讲完以后看他还是似懂非懂，毛泽东同志长叹一声说了一句话：“人们常说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给人民留下点儿文就行了。”

为了留文，毛泽东同志确实殚精竭虑。从6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共中央评苏共中央来信的九评，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九篇大文章，由陈伯达、康生、吴冷西、胡乔木、田家英等党内大秀才们参与起草，但最终均由毛泽东同志钦定。这不是因为毛泽东同志乃党内一把手，而是因为他的文章水平比大家高出一筹。在1965年，修改五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时，毛泽东同志在其中亲笔加了一个名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3年之后，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性文章，题目就是这句话。这是毛泽东同志无意中留给我们的财富。为后世留文，是一个伟人的想法，更是一个文人的想法。我想，名山事业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宗教”，所以才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所以才有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看来皆是血”啊！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它恰巧可以对应毛泽东同志晚年的自我总结。他晚年总结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这个说法版本众多，我引征的是官方的权威版本，出自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6年6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同志在病榻上召见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左派政治局委员，讲了这么一段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是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跟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同志的文风。我们可以当做毛泽东同志的临终遗言或者政治交待。

 第一件事，所谓立功，他充满自信，毋庸置疑，无可辩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建立了新中国，成了开国领袖。但是在我看来，还是毛泽东同志读了一辈子的《三国演义》里的话说得好，“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以海峡两岸早晚是要统一的。这是时过境迁，这是与时俱进。这件事我们存而不论。

第二件事，所谓立德，毛泽东同志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实现天下大同，这个效果不佳。

第三件事，所谓立言，我首先想到《毛泽东选集》，总体看来，我觉得《毛选》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尤其到了延安以后，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都参与了很多重要文章的起草，包括后来的润色。毛主席在编《毛选》四卷的过程中说了一段话，他说：这些文章都是我自己写的，除非少数情况，比如我生病了。那篇《当前时局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病了时，我口述江青同志记录的，然后送给任弼时和周恩来看，最后再交由我改定的。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解释，书还是他自己写的。

延安以前，青年时期、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确实都是他自己写的。到了延安以后，应该说观点、基本思想都是他的，最后润色可能经过很多人参与。比如说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这是胡乔木最重要的代表性文章，现在收在《胡乔木文选》里。这篇文章是当年为了纪念建党三十周年，为刘少奇写的讲话稿，分工让胡乔木起草，结果这个文章送给毛泽东同志审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批了一句话：建议以胡乔木个人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看到以后不敢从命啊！说这个不行，这是给刘主席写的讲话稿啊！毛泽东同志说你听我的，刘少奇那里我去说，另外写一篇就是了。然后，这篇文章就以胡乔木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也因为这篇文章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只有党的主要领导人才有资格去谈的——这就大大提高了胡乔木在党内的地位。今天该文也收进了《胡乔木文选》中。如果当时是刘少奇去讲的话，那么自然就收在《刘少奇文集》里边了。

 

还有一篇文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这篇文章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同志四次讲话整理出来，然后发给驻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书记，在100多个人里边征求意见，以胡乔木为首的小组改了11稿，毛泽东同志改了两稿，前后一共改了13稿。1957年6月1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

真正是毛泽东同志个人化、心灵化、情感化的，只有他的诗词。诗词谁也代不了笔。在我看来，毛泽东诗词在毛泽东同志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总体看来，我认为毛泽东同志甚至比《毛选》还重视。

那么随之而来就有一个问题，诗词如此重要，但是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为什么没有出一个全面的版本，而在他生前只出了37首呢？我的解释就是因为他过于重视。我举几个例子：

一是这37诗词都是陆续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国家大刊发表过的，只是结集再出版，但在结集出版之前，毛泽东同志亲自授意召开了一个高规格的座谈会，而且为此，他写了两个纸条。一张写着：“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大家议一议”；另一张写着他钦定的出席座谈会人员的名单，即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袁水拍、臧克家等中央领导和著名诗人共20余人。他非常重视他这本诗集的出版，因为过于重视而导致推敲不定，犹豫再三而终无定论。毛泽东同志一生杀伐征战、决断无数，但是在修改自己诗词上却谨小慎微、患得患失。  

《沁园春•长沙》这是他代表作之一，这也是公开发表过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大家都熟知这个“层林尽染”，但是你去看毛的手迹，那里边是“层峦尽染”。到底是“层峦尽染”好还是“层林尽染”好呢？这说不清，诗无达诂啊！毛泽东同志改来改去，公开发表了“层林尽染”，但是还舍不得“峦”字，所以凡是他手迹写的时候都写“层峦尽染”，手心手背都是肉。“到中流击水”和“向中流击水”，“向”和“到”哪个更好，这又说不清楚。这还是已经公开发表了的，仍然这样犹豫。《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有“天若有情天亦老”，还有一个版本是“天未有情天亦老”，从字面上看，意思正好相反，但各臻其美，难分伯仲。

第二个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了”。天下大乱，风声鹤唳，十年不已。诗词本为雅事，此等环境和心境，还如何改得了诗词？据保管毛泽东诗词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同志生前对他的手稿念兹在兹，1973年，80高龄的毛泽东同志拿出他的诗词，企图作最后一次的修改整理， 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写给杨开慧的《贺新郎·别友》改得最厉害，可以说改得面目全非，几乎是重写了一遍。这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的精益求精，108个字，过了半个世纪，拿来重新修改，而且几乎等于重写。这是要传世的，所以叫做超越性、穿透性、覆盖性、稳定性。毛泽东同志知道这些东西再过一百年、五百年，甚至一千年都是立得住的。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是立得住的，毛泽东同志的书法也是立得住的。

总体看来，一个书法，一个诗词，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宗和精髓之一，毛泽东同志玩的就是这两样，而且都玩到了极致。当然，就大文化而言，毛泽东同志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多方面的承传。

现在，我们可以在“两个代表”的问题上下结论了：

第一，由于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农民，从而拥有了广度，赢得了历史。

第二，由于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拥有了深度，他将赢得未来。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李后主，他的诗文对时间的穿透无穷无尽。李敖曾在多种场合引用了现代著名学者蒋廷黻的一个问题：汉武帝和司马迁谁对中国历史贡献更大、影响更远？李、蒋都选择了司马迁。在我看来，就文治武功、文韬武略而言，毛泽东同志是汉武帝加司马迁。一方面，毛泽东同志是开国领袖，28年打江山；另一方面，他又是诗词大家，而且以诗纪史。他有意无意用他的诗词，记录了他打江山和建设新中国的主要经历或者主要大事。他用自己独具一格的毛体书法来书写。至于他的武功还是文治流传多久远，那就有待时间的检验了。这就是我所谓的立言的威力，不可小视。于此，我甚至还想到，再过500年，长征会不会因为是毛泽东同志《七律·长征》的一个注脚而方为后人所知呢？就像我们今天读古代优秀诗文会带出很多历史大事。   

最后我再说一下毛泽东同志诗词的三个艺术特点：一是豪迈大气；二是想象浪漫；三是文采华美。由此得出三个结论：一、毛泽东同志是一流诗人；二、毛泽东同志古为今用；三、毛泽东同志史诗合一。

时间关系，别的从略。单说一下第三个结论——“史诗合一”，这是表达了我对毛泽东同志的基本评价，故略作解释如次：

从25岁毛泽东同志1918年写下《送纵宇一郎东行》明确表明革命心志，到1949年写《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在这30年间恰巧有28首诗词，正好对应和记录了毛泽东同志开创和领导的28年武装斗争。可说是巧合，也可说是天意。毛泽东同志用自己大气磅礴的、瑰丽多姿的、文采风流的诗词创作，有意无意地记录了自己领导的艰苦卓绝的、惊天动地的、波澜壮阔的、翻天覆地的斗争历程。所谓艰苦卓绝，就是一介书生起于草根，千难万险，艰苦备尝；所谓惊天动地，就是以弱抗强，以卵击石，石破天惊；所谓波澜壮阔，就是从小到大，百川归海，势不可当；所谓翻天覆地，就是乾坤再造，捣它一个底朝天，开创一个新纪元。毛泽东同志是用诗写史，以史写诗。正事写史，余事写诗，诗史合一，是为史诗。这才是一等一的大诗人，大手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责任编辑：叶其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1226/92702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