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

 

刘梦溪 当代文化历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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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上午好，我很荣幸有机会与大家进行一次学术交流。

对于经济和文化我有一个观念，认为经济的问题在于文化，文化的问题在于教育。今天讲的主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在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个背景再拓展一点，大家或许能注意到，近年人们比较关注传统文化，关注国学，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有一个指导性的观念：与传统彻底决裂。在座的各位朋友，只要是50岁以上的人都会有这个经历，我们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要跟传统彻底决裂。这个话太决绝了，要革新，要创新，都没有问题，但是传统跟创新就是那样格格不入吗？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和背景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从晚清到民国以来的改变，我们会发现，这个时间段正是西方的文化、西方的学术大规模地进入中国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生了文化的失衡，人们对自己的传统有了动摇，甚至认为，为了走向现代化必须要彻底长期摆脱传统思想。由于这个时间过于长，造成了文化的断层，这个断层非常之大，急需填补。但是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规律是这样的，一旦你欠下了账，还账的时候就变得千难万难，想重新补充十分不易。因为那个时间点过去了，世界又往前走了，我们还要去还过去的账，就会耽搁不少时间。

正是这样的断层，让当代中国人对中国传统非常陌生。近年，传统文化得到大家关注，国学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一个事实。可是另一方面，也会看到，不用说整个的传统思想，就拿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来说，他在我们今天还具有意义吗？我想在比较理性的知识界，尚不存在很大问题。但你要进入网络世界，如果发表一篇对孔子的思想正面解读的文章，下面的跟帖不少会是反对的，说中国的落后就是受孔子的害。这奇怪吗？也不奇怪，因为网络活跃的这些人的年龄段，他们小学、幼儿园时发生过“批孔”，他们都唱过很多“批孔”的歌，孔子的负面形象在他们心中扎下了根。现在我们告诉他们，孔子的思想对我们很有意义，他们不容易接受，在他们的认知中，孩童时期留下的关于孔子的记忆比中年和老年留下的记忆要牢固。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从来不轻视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对于这点，我们研究文化史的人尤其不能轻视。因为她是第一个把中国文化的最高经典，把儒家的最高典范《论语》，用她的语言方式建立起跟当代普通中国人的联系，她的功劳不可小觑。尽管学术界也有人批评她，说她《论语》的解读当中有不正确的地方，我想就像任何学者的著作当中我们都可以挑出瑕疵一样。但是总体来看，于丹在当代的文化界的文化传统的重构中作用不可低估。她建立起了孔子的思想跟普通民众的联系，使大家感到孔子是一个可爱的老人，孔子说的话你能听懂，回过头来，你再来念《论语》，就不会感到陌生。很长的时间，我们对孔子陌生，对《论语》也陌生。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开始愿意读《论语》。有一年我去北欧，在哥本哈根，我们住丹麦的使馆，他们大使知道我是研究传统文化的，还把我请到使馆讲课，还希望我给他们推荐书。我说如果可能的话，不妨把《论语》带在身边。你把《论语》作为一本身边书、枕边书，将会受益无穷。宋代有一位叫赵普的人，他说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论语》能不能治天下，这很难讨论。但是《论语》传达的基本的价值理念却是中国人做人、甚至立国的基本理念的依据，所以《论语》这部书不可轻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今天重新念古代的典籍，念中国文化的经典使我们感到亲切，而且有直接的意义。我们的现状，有些真正到了所谓挑战底线的状况，不仅仅是挑战道德的底线，甚至也挑战人性的底线。这种状况令我们研究文化的人感到忧虑，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在当代中国人身上严重缺失、断裂。其实中国古代的文化的最高经典，特别像《论语》这样的书，对日本人、韩国人的影响都非常之大，他们的企业家、官员，即便政治上有不同的取向，从文化根底的层面来讲也绝不会轻视《论语》、轻视中国文化的最高的典范。在东南亚，像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的华族社会也是如此。孔子讲过“礼失求诸野”，这句话很有意思，它是指基本的理念在本来应该在正统衔接的社会里，当它丢失的时候反而要到非正统衔接的地方去寻找到它的遗存。现在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地区，我们会看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尊崇，以及他们的基本礼仪，这些都很令人感动。

传统文化的丢失非常可惜，弥补起来非常之难，甚至不知如何着手。我是主张在小学里开展国学教育的。国学课讲什么？涉及到什么叫国学？一般认为，国学就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包括诸子百家知识在内。

　二、中国学术史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的历史文明时间很长，它是文明体国家。文明体国家是指一个文化有独立建构的历史，而且它的历史非常悠久，由这样的文化慢慢形成的国家，叫文明体国家。世界上能够称作文明体国家的很少，美国就不是文明体国家。像中国这样的文明体国家，文化的渊源非常之久，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就有3000年。现在学术界对夏、商、周三代的看法还有不同意见，但是以我个人对历史的了解，夏商周的历史不成问题。

中国在学术思想方面，也非常悠久。中国最早的思想家都产生在“诸子百家”时代，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还有兵学的创始人孙子。大量的思想家产生于此时，他们的思想很活跃，而且每个人都建构自己对这个世界、对社会、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他们的思想进入很深的知觉层面，这个遗产对我们国人而言是永恒的，它是属于全人类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纷争的局面结束了。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华帝国。这个中华帝国一直持续到1911年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退位。我讲一个概念，过去我们念书的时候，所受的教育常常把从秦汉到清朝的历史称为封建社会。但是近十几年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所反思，认为封建的概念不完全能够表现从秦汉到清朝这个历史过程的状况，所以学术界不大用封建社会的概念，我个人就比较喜欢称之为传统社会，也有人提出可以叫做帝制社会。

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这个过程当中，为现代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最早的一次的努力，应该是晚清的洋务运动，以李鸿章为代表，从1860年开始，但这次运动，由于中日甲午战争被日本人打断了。

中国在走向现代的过程当中，第二次大规模的现代化努力是国民政府的现代化推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从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半期，国民政府在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的成绩是明显的，国家也开始往现代化的方向努力并且出现了成果，可是这次努力由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被日本人打断了。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中国历史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这次现代化是由中国共产党指导的，走过了很长时间，经过了曲折，但近30年成果明显，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过程没有完成，而且，在我看来还存在危险。我在很多年前曾经提出过，这次现代化努力是否还会被打断的疑问，这个话在今天仍然有效。我们继续现代化的努力还会被打断吗？还会被日本人打断吗？历史有时候是有宿命的，谁能想到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被日本人打断，第二次还是被日本人打断？第三次呢？我们不能让它打断!可是这需要有很高的智慧。

当提起智慧的时候就会跟中国文化有关联。中国的学术思想在秦汉的时候主要表现为制度文化，历史教科书上常讲，“汉承秦之制”，汉代又把它完善、发扬。汉朝是很强大的，而汉代的学术思想主要是“经学”。汉武帝时期对孔子做了重新评价，推行“独学儒术”，把孔子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独学儒术对孔子好还是不好？既好又不好，好是把孔子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好是在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身上加了很多不需要的光环。后人在解读孔子的时候，往往会因为这些附加的光环而产生误解，汉代对“经”的解释此时也走向了繁琐。

进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涌现了一种新的学术思想——玄学。玄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讨论“自然”和“名教”的关系。“名教”是以“正名分”为中心的封建礼教，里面有一个伦理秩序，以儒家思想为主题，跟“名教”相对立的是“自然”。晋朝的一批文化人，不太满意司马氏的父子篡夺了皇位以及政局的变化，他们想到乡下去。比如最有名的“竹林七贤”，包括音乐家嵇康、诗人阮籍等，他们走的是一个倾向于自然、跟名教相对立的道路，老子和道家的思想对这部分人影响甚大。这个时期还有另一个主题——关于“有”和“无”的问题。这个世界当中什么叫“有”，什叫“无”，“有”和“无”是什么关系？这方面讨论的代表性人物是何晏和王弼，对“有”“无”问题有很深的见解。当然他们也会讨论到什么叫圣人？圣人该不该有情？考虑得很细。王弼的见解是圣人并非无情，但是他不受制于情，他有情还要超越情。所以这个时候的文化，一个是名教和自然，一个是“有”和“无”的观念，这个时期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大量的思想家、著作涌现。

 

这段时期过去之后，隋、唐开始了。隋唐这个时期，有点像秦汉，隋朝时间短，唐朝时间长，隋唐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佛学。佛学是在东汉25年，由印度传到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有很大的发展，以至于南朝的梁武帝，非常笃信佛教，甚至不当皇帝想出家。佛学到隋唐的时候有进一步发展，武则天就深信佛教，但是即便是当时佛学发展得非常鼎盛，儒家思想也仍在继续行进。所以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最繁荣的一个时期，令人自豪。

宋朝是中国思想很深、很高明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理学，其中一个很纯粹的哲学家就是朱熹。除此之外，还有湖南的周敦颐、河南的程颢程颐、关中人张载等。他们把中国的哲学思想推向一个高峰。所以像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学者都认为宋代是我国思想文化的最高峰。

而到明朝的时候，又一个学说出现了，叫“心学”。它的代表人物是王阳明，他觉得朱熹讲的“理”太复杂，认为万物都在一心，只要吾心清明，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王阳明学说的精髓是致良知，他觉得人的内心本来应该是明澈的，但由于利益以及世俗使这个心蒙上了灰尘，我们要用一种方法恢复人的良知，他的思想在今天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在现代社会商业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忧虑，人类的怜悯泯灭了，人类的良知蒙上了灰尘。我们用什么办法使人类的那一点怜悯重新呈现、使这种良知重构呢？这需要深深的反思。明代本来很有条件使中国社会向现代发展，在科技方面也出现了很多苗头，城市生活也很发达，城市文化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清代的学术思想主要是考据学、也叫做朴学，有人称为汉学。康熙末年到乾隆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学者，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典籍重新加以审查，每个字都加以审查，所以清代的小学非常发达。小学是什么呢？是“文字学”，所以你得认字;“训诂学”，你得知道这个字怎么讲;“音韵学”，你还得知道这个字的读音。我们有一些字的读音，秦汉跟唐宋不同，这个历史过程的流变清代学者研究得很透彻。当然，也有人认为清代的学者都钻到这些文本堆里面，他们在思想上没有发出更多的光亮。但这也不尽然，比如戴震，他就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他反思清代最提倡的“理”，甚至提出“理”可以杀人，这个批评很厉害，所以也有光芒。

学术界习惯于把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考据学，这些中国文化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所显现出来的特征，称为中国学术史。

　三、国学的主要内容及核心价值理念

国学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提出来一个反思。如果国学就是中国的固有学术，那么这样一个学术跟中国的一般民众不会发生联系，只是学者们专门探讨的问题，可以成就很多学者，但是跟我们一般的民众不发生关系，跟理工科的人不发生关系，跟很多领域的人都不发生关系。那么国学是什么呢？

20世纪有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他叫马一浮，浙江上虞人。他的学问非常之好，有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读过四库全书的人。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先后请当地学问非常好的人教他，两位先生先后都请辞，认为他天分太高没法教。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应科举乡试名列第一名，当年同考的鲁迅和周作人一个第九，一个第十一。

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立刻请马一浮到教育部来当秘书长，但是在北京的时间不到三个礼拜他就回去了。他跟蔡先生发生了争论，蔡先生是新派，废除读经，而马先生认为读经万万不可废，不仅不可废，还建议教育部应该成立一个通儒院。由于这些观点的不同，马先生就回去了，但是他们争论不伤友情。直到1917年底，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时又请马先生当文科学长。这次马先生没有来，给他发了一个电报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他这段话很幽默，意思是说你怎么会叫我到你那里教书呢？按照中国的古礼，要学习应该到我这来，因而就拒绝了蔡先生的邀请。马先生不来，蔡元培才请陈独秀做北大的文科学长。

1935年底，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竺可桢，他是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哈佛大学的博士，国民政府任命他当浙江大学的校长。浙大在杭州，马先生就住在杭州。竺可桢校长一上任没有几天就知道此地有一个学问最好的马一浮，立刻拜访，想请他到浙大来任教，马先生拒绝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去请马先生又被拒绝了。到第三次去请，按照古礼事不过三，马先生有所动摇，但因为一个细节的商量发生问题，也没有到浙大来。

1937年，日本侵华，浙江大学由杭州搬到江西的泰和。此时马先生也不得不逃难，他带着几个私塾弟子、亲戚和一百多箱书，逃难很不方便，所以就给竺可桢写了一封信，要跟浙江大学一起逃难。竺校长如获至宝，立刻派车把他接来。

到了江西泰和以后，马先生在1938年的5月，在浙江大学开讲座，这个讲座的题目就叫国学讲座。他在讲座的第一次就提出来什么是国学的问题。现在大家都讲国学就是中国固有学术，固有学术太多了，是哪一家学术？儒家？道家？佛学？还是哪个时期的学术？他觉得这个概念太泛。所以马先生提出来如果真正讲国学的话，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六艺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后来叫《六经》。国学就应该是这个，《六经》就是国学，这是中国最早的、最正统的、最原发的学问。这个《六经》跟中国各个时期的学问思想都不一样，它是那些学术思想的源头，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孔子、孟子的思想，就来源于《六经》。汉代的经学，就是研究六经的学问。魏晋的玄学，他们在探讨“有”“无”问题的时候，必须追溯到最高的经典。宋儒的文集里面所探讨的很多是关于《六经》，包括对《诗经》的研究、对《易经》的研究。所以《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是中国最高学问思想最早的源头。而《六经》的一些基本的义理也是中华民族义理的基础依据。《六经》都有一些什么义理呢？《六经》的文本有的读起来比较难，《论语》《孟子》就是《六经》最简要的读本，通过读《论语》和《孟子》，就能领略一些《六经》的最重要的价值理念。

 

1、爱敬

你们看到我在提纲里讲了“敬”。“敬”这个字常用，但是“敬”这个字很容易理解为对他人的敬重、尊敬，但“敬”这个字的本意应该是指人的自信、庄严。自信，人都有自己的“信”，这个“信”不是外加的，是你自己的人生信仰的一种庄严。

有人会问中国人有没有信仰。按理说，我们有佛教，有道教，现在还有不少人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等。但是绝大多数主流人群，如果你问他们有信仰吗？这不大容易回答。

但是我认为“敬”这个概念，它有自性的庄严，已经有终极关怀，如果自性的庄严能够在人心深处，在你的精神视野建构起来，你就可以解决生死问题。孔子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这个志是什么？是我的志向吗？是我的一个抱负吗？当然不是，因为你的志向是可以改变的，一开始学医可以变成学文，像鲁迅，学自然科学的可以改成学文科，念文科的可以念理科。所以这个志向和抱负不是终生的，不算终极关怀，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这个“敬”，就是你内心深处的一种庄严。这种庄严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使你不可动摇，使你变得深沉，当然你也可以幽默，但是这种内在的庄严使你深沉，使你变得跟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不一样。所以我希望“敬”这个概念在所有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扎根。

孔子的弟子问孔子什么叫孝。现在以为能养就是孝，他说不是的，如果能养就是孝，犬马也能养。“没有敬何以别乎？”如果没有“敬”，你这个孝跟犬马都没有区别。所以孝的内核还是“敬”。实际上你对父母要表现一种“礼敬”，以至于社会上所有礼仪的精神内核都是一个“敬”字，这也是孔子的话，“无敬不成礼”。这个概念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在各种场合穿什么样衣服，都是礼仪，而这里面都体现在一种“敬”。所以我认为，“敬”这个概念已进入中国文化信仰之维，而且“敬”是跟“诚信”联系在一起，“无诚则不敬”，反过来也就是没有“敬”你就不能“诚”。这种自性的庄严，当然是“诚”。而没有“诚”，也就没有“信”。大家试想，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敬、诚、信”这三个概念，如果我们把它的叫做价值理念的话，有何等重要的作用。我们当今社会所缺乏的“诚、敬、信”，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2、诚信

诚信是中国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价值理念。所以孔子讲“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说，“朋友有信”。《论语》《孟子》里面，把“信”放在非常高的位置。

“诚”，《论语》《孟子》讲得很多。但《中庸》《大学》讲得尤其集中。《中庸》认为，“诚”是“天之道”、是“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把“诚”视为天道和人道的核心问题。《大学》讲“正心”、“诚意”。人的人格修养，总是内里有诚，外面才有信。所以《易经》乾卦“文言”说：“忠信所以进德也。”又说：“修辞立其诚。”

明代的思想家王阳明，是心学的代表，有个跟他学习的人在离开前说，我跟先生这么多年，有什么重要的话告诉我吗？王阳明说：“立诚。”这个学生说，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我们面对的事情太多，难道这两个字就够了吗？王阳明又说了一句：“立诚”。他又追问：“够了吗？”王阳明说：“够了”。

立诚，这是做人之本。诚信是“六经”里面最基本的价值观。它不会过时，永远是我们做人做事的精神内核。离开了诚信，说一点花哨的话，做一些花哨的事都没有用。

 

3、忠恕

“忠恕”也是孔子的思想。忠是对一个人和他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描述，你与别人相交，有没有守持忠实的态度，是你能不能交到朋友的你自身的一个条件。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与“诚”可以互训。诚者必忠。“主忠信”是孔子的道德律令。弟子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忠”是一个永恒的价值理念。“忠”和“敬”相关，孔子讲君子有“九思”，其中两思，就是“言思忠，事思敬。”如果做到“言忠信，行笃敬”，即使到不同的族群或者不同的国度，也行的开；反之，即使是到自己的家乡，也行不通。

子贡问老师：有一种道德理念需要一辈子来坚守，是什么呢？孔子回答说：是“恕”。“恕”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强加于人。如果用这样的态度来处理你和他人的关系、和朋友的关系，跟主体之外的他者的关系，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恕”这个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理念，西方思想界有很高的评价，他们称这个价值理念是人类的道德金律，属于所有人的。而且从这个价值理念，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和合之美。

4、知耻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仁，知耻近乎勇”，这是《中庸》里面的话。修身应该从“知耻”开始。中国文化是讲究经世致用的文化，他讲究力行，光讲空话不行动，不是中国文化的特征。“耻”这个概念是人所独有的，你遇到不好意思的事情，做了不合适的举动，你的内心会产生一个愧疚，会产生耻感。

“知耻”其实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文明指标。人的文明的表现之一，是有羞耻心，也可以叫“羞恶之心”。孟子讲：“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就是不忍；辞让之心，是文明礼貌；是非之心，是社会的公平正义；而羞恶之心，就是“知耻”。孟子称这四个方面是人的“四端”，即做人的开始。如果是一个士大夫，官员，有羞恶之心，知耻，才能廉洁。明代大学者顾炎武说：“廉耻，立人之大节。”所以“廉耻”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的价值理念。

如果要讲当代社会共同的价值，应该是礼义廉耻。“礼义廉耻”最早出自《管子》。“礼”是文明秩序，“义”是社会正义，“廉”是节俭廉洁，“耻”是道德的约束与自律。管子称“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维”。

5、和而不同

中国文化倾向于不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得不可调和。“和而不同”是中国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总原则，虽然不同也可以和平共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史华慈教授提出一个理论：语言对思维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

不同文化之间可以共存，可以沟通，可以融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固有的理念。古人有“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的说法。西方人也讲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生命个体。世界有差异，但差异不必然发展为冲突，冲突不必然变成你死我活，而是可以沟通和对话，进而和解、共处的。正如宋代的思想家张载所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人类最终应该是“和而解”，而不是“斗而亡”。

对话需要智慧。文化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这是老辈人，一个文化学者对这个世界的期待。中国文化里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要正确认识这个世界的生存状态，认识人类自己，寻找危机的解决之道。这个世界应该更好些，应该更和谐，应该“有话好好说”。

这些理念的最高的源头来源于“六经”，所以我赞成马先生的看法，如果讲国学的话，应该把“六经”作为国学的最主要内容。但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学问“经学”是好大一块，你要进入“经学”还要读“小学”，所谓清儒讲的读书必先识字，“小学”是一个入门的途径。所以这个国学，就跟大家认同的学术史区分开来。

我主张小学、中学、大学都开国学课，以“六经”为主要内容，要选读可从《论语》和《孟子》入手。慢慢地，中国传统思想与这些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就深入到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里面去了。

 

　四、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

如果说在当代中国有价值缺失，这个价值缺失就需要慢慢加以弥补，或许要通过一百年到几百年之后，中华文化的最高形态价值理念就能变成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了。而且我提出来，跟国学相辅相成的还要学习一点文言文写作。“文言文”有很多好处，简洁、含蓄，礼貌和典雅都可以在里面体现出来，白话文有时候不够典雅。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传统价值理念在今天一点都不过时。如果讲当代中国的价值缺失，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这不仅仅是传统价值理念的缺失，这个缺失由于断层显得格外严重，尤其应该弥补。

但同时，我觉得也要警惕。长期的断层之后我们又开始重视自己的传统，讲座、报刊、文章也增多了，我甚至感觉到，已经开始有人产生一种只有中国的好，外国的都不好的观念，这也是不对的。其实在现代文明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不只是几年、十几年的问题。所以，在我们讲国学、讲传统文化、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的时候，不要忘了，人类的文明是共存的。

孔子的年代就是公元前7世纪到4世纪，这一段时间，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思想家诞生的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这些大的思想家都产生在这个时代。西方有一个哲学家叫卡尔·雅斯贝尔斯，他提出一个轴心时代的理论，在公元前7世纪到4世纪的这个时期，是世界上各种文化系统一流的思想家诞生的时期。所以在文化的发展中，我们会提出来回到轴心时代，现在我们讲传统文化国学我们要回到《六经》，这些价值理念对我们是永久的，甚至它本身也有普世价值。我讲的“敬、恕、耻”这些概念，它是属于整个人类的，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它可以成为我们跟不同文化对话的资源。我还经常讲另外一个概念“和”和“同”。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首先是“和”，大家是在一起，但又是不“同”的，不“同”才能“和”，否则谁跟谁去“和”。你看《易经》讲，“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宋代的哲学家张载，把这个思想发挥到最深刻的地步，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精髓。张载字横渠，这四句话也叫横渠四句教。刚才也提到，张载还有另外哲学四句教，这四句话是这样讲的：“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他对宇宙世界的各种物象存在，作了一个描述，然后又加以解释，这些思想跟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区别。

西方文化是个二元的对立文化，它的特点是二元对立，主客分离。把主体和客体分解得比较清晰，科学发达。而中国文化则是“天人合一”，有人说是不是和科学不发达有点关系。有一次杨振宁先生在一个讨论会上，讨论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不是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反对他的人也不少。“天人合一”这个思想我们觉得非常好，它比较爱护自然，不那么对立。国际间的事情是不是就一定要对立到你死我活以至兵戎相见呢？中国古人的智慧不是这样的，他觉得是可以化解的，可是化解需要智慧。

中国最古老的智慧，这些基本的价值理念现在对我们仍有益处。但是我提醒一句，因为仅仅有中国的价值理念，你还不能成功的作为文明世界的一员，你一定还要懂得现代文明的观念、形式、方式、礼仪、规则，这个跟传统的价值理念并不矛盾，他们可以互相阐释、互相启发。

中国古代讲这个“礼”，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如果中国人能做到内心世界的“庄严、有敬”，别人就不会说你没有信仰，可是现在我们全体一起向“俗”社会里面逐流而去。从传媒到电视，一起向“俗”世界里蜂拥而去，像鱼一般的排着队伍往那儿游，但那儿是一个深渊。这个问题请大家三思。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潘攀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6/1229/92830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