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长征北上战略方针的几个问题

 

关于中共中央长征北上的战略方针，近10年来学术界对此关注极少，学术刊物不见有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文章。仅有的几篇本世纪初及其之前发表的文章，多在论述该方针形成、贯彻及实现过程，有的文章则重在探讨中共北上抗日方针。而在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形成及其原由等问题上，论者说法不一，对这一战略方针实现的原因，几乎没有文字提及。论及这一战略方针的主要文章观点：陈兵《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与红军长征的胜利》（《军事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一文认为，中共中央分析了当时的抗日运动政治形势和比较川陕地区的环境，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就确定了集中力量向川东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以有力地促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该文还叙述了中共中央围绕这一战略与张国焘斗争，最终实现北上的过程。陈光《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奋斗》（《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一文认为，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为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报，提出了北上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基于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抗日运动的形势，总结了长征以来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无法建立根据地的经验，以及集中了各方面的智慧。该文还介绍了贯彻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历史情况。刘国辉《中共北上战略方针与红军长征的胜利》（《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北上抗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是长征胜利的基石和根本保证，是长征胜利的最终体现。张俊英《论红军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演变》（《平顶山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则认为，中共在1933年5月就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到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正式形成，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该战略方针得以实现。刘放鸣《关于红军长征北上战略方针确定的几点思考》（《中州学刊》2005年第4期）一文考察了红军长征中的黎平会议、遵义会议、两河口会议以及榜罗镇会议，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北上战略方针，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北方建立抗日前沿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刘晓东《试论两河口会议与红军北上战略方针的确立》（《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一文经过考证，也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北上战略方针。本文依据历史资料，拟系统考察这一战略方针，对这一战略方针形成及其标志、制定的原因和得以实现的诸因素作用，提出个人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北上战略方针的形成

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中共中央曾计划在四川建立根据地。两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几经酝酿，最终决定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确立了北上的战略方针。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遵义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决议明确地规定要在川西南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

根据这个决定，中革军委于1月20日制定了黔北渡江作战计划，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该计划对渡江作战做了两手准备，对四川之敌堵截红军过江的决心做了最坏的打算，计划提出，红军“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1935年1月2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240-241页。

中央红军经由黔北北渡长江的行动遭到了国民党重兵堵截，红军果断地撤出战斗。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北渡长江向川西发展的计划，准备在川黔滇边创建革命根据地。2月7日，中革军委在给各军团的指示中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中革军委关于我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1935年2月7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253页。为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作了详细的解释：“我们现在是在云贵川三省的广大地区中，我们就要在这里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要求，红军指战员勇敢战斗，“只有消灭贵州、四川、云南以及蒋介石的追剿部队，我们才能在云贵川区域内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1935年2月16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261页。

然而，红军灵活作战，四渡赤水，调动敌人，造成云南敌人兵力空虚，给中央红军由云南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实现建立川西根据地的原计划提供了可能。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关于野战军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中指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321页。

由此可见，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中共中央在红军转入川西的计划中，目的是在川西建立根据地，并没有进一步北上的打算。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向川西挺进，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早在2月16日，中央红军经由黔北北渡长江计划受挫时，曾电告红四方面军：“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但由于敌重兵防堵红军过长江，“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为中央红军改变渡长江计划、争取创造川滇黔边根据地致红四方面军、中央军区及红二、六军团电》（1935年2月16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455页。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原定的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无变化？这是红四方面军领导层非常关心的。徐向前回忆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对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四）方面军总部那时没有讨论过，……而张国焘呢，据我观察，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当时，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亦需两军会合后才能决定，大家都有等待的思想，想等党中央上来后再说。”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37页。

两军会师前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一再请示今后的战略方针。6月2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在关于派红四方面军一部进占懋功与中央红军取得联系问题致中央电中要求，“请即指示以后行动总方针”，并认为“四川一带情况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作战巩固之后方根据地”。《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关于派一部进占懋功与中央红军取得联系致中央电》（1935年6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当日，张国焘在致中央领导人的电报中再次请求，“望立即恢复电报、交通，经我懋功电台拍发，请立发整个战略便致作战今后两军行动大计，请即告之”，《张国焘关于战略行动方针致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电》（1935年6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0页。并请示是北打平武、松潘一线的胡宗南部，还是南打江油、安县一带的刘湘残部及薛岳部？当日夜，红四方面军在给中央电报中再次询问“总方针应如何决定？”《红四方面军关于川西北敌我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5年6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2页。

而随着中央红军进入四川，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也在发生变化。早在中央红军进入川西南后,5月20日,中革军委在致各军团、军委纵队指示电中提出，“我野战军渡过金沙江，取得了北进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使党中央赤化川西北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的决定有实现可能。因此，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目前战略方针和任务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1935年5月2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347页。我们发现，中共中央原计划的战略方针发生变化了，即从在川西、川西南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变成只在川西北建立新苏区。6月10日，博古在《前进报》上发文号召：“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在川西北建立大块的苏区”。博古：《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1935年6月1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381页。同一时间，总政治部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中则笼统提出“赤化全西北以至全四川”。《总政治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1935年6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4页。《红星》报发表的社论也号召红军完成“赤化全四川的任务”。《伟大的会合》（1935年6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6页。而中共中央直到6月16日复红四方面军电中提的仍然是“赤化川西北”。《中央及红军中央野战军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复四方面军电》（1935年6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7页。

6月15日，红四方面军红2师向朱德转报红四方面军兵力部署情况：“现三分之一兵力渡过岷江西岸，控制理、懋两县及茂、水及懋、灌两条道路，迎接我野战军。其主力尚在岷江东岸北川、茂、威等县，与刘、孙、李诸敌对峙中，一部对松潘方面胡敌牵制”。《红二师转报四方面军兵力及部署致朱德电》（1935年6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5页。

可能考虑到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川北岷江东岸的实际情况，6月16日，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电报中提出了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并告知，中央红军“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中央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及当前计划给四方面军电》（1935年6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8页。严格地说，中共中央在电报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并不是北上的战略方针。因为它提出要占领川陕甘三省，这三省中，红军主力先占取哪一省？如果还是前面所讲的，先赤化四川，那红军就暂时不需要北上。事实上正是如此，总政治部在随后发出的关于赤化川陕甘和今后任务解释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是此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共同行动的基本任务”。《总政治部关于赤化川陕甘和今后任务解释的指示》（1935年6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1页。以四川为中心，就是首先在四川建立根据地。

而张国焘、陈昌浩6月17日给中央的复电中认为，中央红军过岷江并将红军主力放在岷、嘉两江之间发展的计划是不适宜的。他们“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但主张“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建议“一方面军大部即设法渡过金川江，经崇化、丹巴、绥靖休息，准备粮食皮衣，准备沿金川北进占阿坝。中央机关暂在抚边、懋功之线”。“四方面军北折茂、北，□敌□□□□□，由□□进占到松潘西，打□敌胡□（以下十一字不清）出甘青□□根据，往东向陕西打”。并认为现时“暂时利南进攻”。《张国焘、陈昌浩关于目前部署复中央电》（1935年6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9页。

针对张国焘提出的集中红军主力占领青海、新疆，出甘、青往东向陕西打及“暂时利南进攻”的建议，6月18日，中革军委电示红四方面军，“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中革军委关于需集中兵力突破平武对四方面军的指示电》（1935年6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0页。中央没有采纳张国焘以红军主力占领青海、新疆的建议，也不同意张国焘“暂时利南进攻”的主张。但中央显然注意到张国焘向北转移入甘、青的说法。不过中央认为，经草地入甘、青困难较大，要求进占平武、松潘“以为向北转移枢纽”。这是中央准备红军北上的一个迹象。　 6月19日，张国焘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虽然同意打松潘，但提出“一方面军南打大包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卢、灌、邛、大、名”《张国焘、徐向前关于一、四方面军行动方向致中央电》（1935年6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2页。。对此，中央甚至考虑“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中革军委为力争从胡宗南、田颂尧防线突破致张国焘电》（1935年6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3页。而陈昌浩、徐向前计划攻打松潘，连电张国焘，请示总方针，要求在是否攻打松潘问题上早下决心。张国焘则一直拖延。

6月28日两河口会议，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北上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此，决定要求“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同时在大、小金川流域“必须留下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1935年6月2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4页。提出向北进攻进占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一决定，应该视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正式形成的标志。

在这之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北上战略方针作了一些局部调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重申“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1935年8月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09页。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作出的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又进一步提出“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1935年8月2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36页。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单独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的俄界会议，毛泽东报告指出，由于只有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北上，力量的减小，需要将北上战略方针中原定的创造根据地之地域作出变动，提出“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和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即，“首先在苏联边境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35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51页。俄界会议“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935年9月1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83页。而中共中央最终选择陕北作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二、北上战略方针制定的原因

中共中央为什么要放弃在川西建立革命根据地，转而采取北上的战略方针？一些论著认为北上抗日救国是中共中央改变战略方针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仔细阅读史料，就会发现，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寻求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应该是中共中央改变战略的主因。

在中共中央看来，当时川西的人文地理、敌情、经济环境不适宜红军的生存与发展。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向川西推进的过程中，其文献资料不断反映红军遭遇少数民族武装袭击的情况，以及地形和粮食的困难。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号召各军团：“以顽强的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达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给各军团的指示》（1935年6月8日），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资料选编》第3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中共中央与红四方面军来往的电报中，也透露了川西生存环境恶劣的一些情况。6月12日，红四方面军向中央报告说，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前往的川西北“理、懋一带大约地瘠人稀，粮食不丰，大金川之丹巴、崇化、绥靖一带或较此为好，马塘以上即为小草地，居民游牧生活者为多，然人烟亦密”。《红四方面军关于川西北敌我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5年6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2页。就是说，在川西北一带红军筹粮比较困难。6月13日，张国焘、陈昌浩给中央领导人的电报说：“懋功一带粮食困难，不能养大兵，须用一切力量解决经济问题”。《张国焘、陈昌浩对中央红军行动建议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电》（1935年6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3页。

鉴于此，中共中央于6月16日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提出红军渡岷江，主力在岷江以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战略方针。电报指出，“懋功、两河口之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始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良策。”《中央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及当前计划给四方面军电》（1935年6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8页。张国焘在6月17日的回电中，对中央提出的红军渡岷江向岷、嘉之间发展提出异议，理由是“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东打条件不行，“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茂、理粮食较懋功困难”。《张国焘、陈昌浩关于目前部署复中央电》（1935年6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9页。这说明在川西北地区红军已无建立根据地的可能。

徐向前回忆说，红四方面军刚进入川西北地区，张国焘就宣布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出布告，写条例，发指示，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忙得不亦乐乎，表面看来，似乎要铺开摊子，在这一带立脚生根。其实“谁都清楚，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不适合大部队久住，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少数民族隔阂不易消除，红军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谈何容易呀！”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7页。

而当时的敌情是：“胡宗南所部二十七个团固守文县、松潘、平武、江油地区，均向我伺机进攻。以杨森、邓锡侯约五十个团，由宝兴，大川、牛头山地段向我方筑垒推进。以刘文辉、李抱冰约十五个团在康定、丹巴、泸定地域筑垒并扼守大渡河右岸。以薛岳部周、吴两敌向绵阳集中；郭勋祺集结新津，均策应岷江东岸。万耀辉留靖溪、雅州筑垒，同时于学忠调为川陕甘‘剿匪’总司令，奉军有西调可能。估计敌人这一部署，其企图在阻我入甘南与岷江东岸，并防堵我军复渡大渡河，及利用西北广大草原以封锁和困饿我军”。《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1935年6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5页。正因为如此，6月28日，中共中央进一步作出迅速脱离现有地域，北上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战略方针的决定。为使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和广大红军了解和执行这一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文件、电报以及红军报刊对实行这一战略方针的理由进行了反复阐述。

中共中央认为，在川西建立根据地，“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致张国焘电》（1935年9月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72页。首先，这一地区为少数民族居住区，由于国民党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少数民族与汉族矛盾很深。“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端严重，决难继续下去。”《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负责人关于左路军应立下决心改道北进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1935年9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67页。其次，从经济条件上看，这一地区人口稀少，粮食缺乏，“绝对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负责人关于左路军应立下决心改道北进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1935年9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67页。再次，这一地区敌情严重，地形于红军不利。“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决无攻取可能。”《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负责人关于左路军应立下决心改道北进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1935年9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67页。“地形上也不适宜于进行广大的运动战。”《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1935年7月1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567页。

中共中央指出，红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也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因为这些地区少数民族较多，“汉族红军之全部的与长期的深入这个地区，必然会引起这些民族之误解、嫌隙，甚至敌视的态度。——这在粮食给养困难的条件下，更加容易尖锐。”这一行动“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区，而它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和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之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与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同时，这一地区“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红军大部队长时期在这个区域行动，将遭遇到极大的困难。”《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1935年8月2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37-638页。

8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这个决定对红军北上陕甘的理由作了系统的阐述。决定指出：

这个决定，是根据下面的理由和考虑出发的，甘陕地区，不论目前与将来之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些理由与考虑是：

甲、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陕川边之苏区与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的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　乙、在敌情上，在这个地区中，是几个军阀的系统，他们虽然联合地向我们进攻，然而存在着自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敌人一般的战斗力之薄弱，及士气之不振，特别是东北军，正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刀锋前从河北调来，以及十九路军改编的士兵，他们中间反帝与不满的情绪，正是我们革命工作顺利的条件，东北军与陕甘部队之缺乏与主力红军作战的经验，敌人一般的远离其军事战略及政治军事之中心地区，凡此等等，都给我们以顺利的条件，在灵活的机动之中，各个击破敌人，取得重大的胜利。

丙、在居民群众的条件上，这个地区，由于连年继续不断的深涸的农业危机，饥荒、沉重的捐税，土地的集中，迅速的生长着伟大的农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并已开展着反捐税争土地的农民斗争和游击运动，这使我们在当地基本的汉族群众中，能够给这种自发的农民斗争以组织领导，提高其觉悟程度，而走上苏维埃革命的道路，并便利于红军扩大与发展，这给在这个区域居住的及其邻近的非汉族群众（回、蒙、番）的民族解放，及建立他们自己人民共和国的运动，以大的激励和推动，并经过我们的帮助、发动、领导，能够迅速争取这个运动，汇流于苏维埃的巨涛之中。

丁、在物质的条件上，这个区域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我们现有及继续扩大之部队的物质供给的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1935年8月2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36-637页。

当时的文献，还提到了红军北上陕甘的地理条件，“这一地区离开反革命的中心较远，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这一地区与苏联和外蒙人民共和国接近”。《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1935年7月1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568页。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主要是基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的考虑。当然，应该看到，中共中央也十分关注日本对华侵略的发展，“帝国主义（侵略）的更进一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华北，造成华北国的实际行动”。《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1935年8月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07页。俄界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批评张国焘对“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935年9月1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83页。这表明红军北上也包含着到抗日前线建立根据地的意图。但在当时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处境极端危险的情况下，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如果当时川西北具备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地形等有利条件，红军一定会贯彻执行既定的建立川西北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的战略方针。换句话说，如果陕甘不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上述条件，即使这一地区处在抗日前线，红军在当时也不可能实行北上战略。而在北上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考虑过到苏联边境建立根据地。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当时的文献对中共中央制定北上战略方针主要理由的阐述就说明了这一点。

 

    三、北上战略方针实现的合力

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北上到达陕北，宣告“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林育英关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致张国焘、朱德电》（1936年1月2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854页。直罗镇战役，为中共“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最终得以实现，这对红军结束长征乃至中国革命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现有论著，鲜有探讨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胜利实现的原因。笔者认为，促使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得以实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因素有下列几点。

第一，中共中央坚定不移地贯彻北上战略方针。北上战略方针确定后，中共中央在同坚持南下错误主张的张国焘的斗争中，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方针。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1935年6月2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547页。由于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未解决向中央索取领导权而延误战机，胡宗南在松潘得以集中兵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已撤销松潘战役计划，毅然决定改经草地北上。草地荒无人烟，环境恶劣。而在这之前，中共中央认定红军不可能过草地，“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觉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张闻天等关于红四方面军的战略任务致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电》（1935年6月1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519页。“北出草原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为力争实行川陕甘方针再致张国焘电》（1935年6月2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523页。但中共中央为贯彻北上战略方针，决心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拟定《夏洮战役计划》，“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夏洮战役计划》（1935年8月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04页。毛泽东指出，“敌人判断我们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467页。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对坚持南下的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斗争，并随红军右路军进入茫茫草地。右路军过草地后，张国焘不但没有率领左路军过草地，还命令已过草地的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南下。中共中央毅然决定率领右路军中的一、三军单独北上。

有人对中共中央事先没有打招呼、悄然率领红一、三军北上不理解，质疑张国焘要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企图危害中央的密电存在。事实上这种责备、质疑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没有打招呼、没有这份密电，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在当时的情况下悄然北上也是无可厚非的。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的错误主张，不仅不率领左路军北上，还指令陈昌浩、徐向前率领已经北上的右路军南下，这说明到中共中央单独北上前，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已无法改变。而陈昌浩在张国焘的指令下，“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62页。毛泽东后来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陈昌浩“当时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但北上有王钧、毛炳文，走草地没有王钧、毛炳文。这是他根据的机会主义观点，所以，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35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50页。而徐向前则表示，“四方面军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60页。在这种情况下，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共中央只能单独北上。而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不断散布攻击中央的言论，使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的关系到了稍有不慎就会擦枪走火的地步。聂荣臻回忆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天晚上，陈昌浩找聂荣臻谈话，要他反对毛泽东，他没有表态。在回驻地的路上，聂荣臻害怕陈昌浩整他，他和警卫员枪里的子弹都上了膛，“而过去在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因为在这之前红2师的参谋长就是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的。《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225页。张国焘甚至下令正北进过草地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张国焘关于扣留军委纵队致詹才芳的电令》（1935年9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69页。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单独北上时，对红四方面军还“放了警戒哨”。而红四方面军有人则提出对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打不打的问题。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62页。基于这种紧张关系，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悄然北上是正常的，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打招呼应该是多余的，当时即使没有密电，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恐怕也要悄然北上。而对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再做无效的工作，只能贻误战机、失掉北进的最佳时机。在答复张国焘对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的质疑电中，中共中央表示，“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卅军开辟道路，以便于他们的北上。”《中共中央再次要求张国焘放弃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指示》（1935年9月1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85页。

正是中共中央面对各种干扰和威胁，坚守北上战略方针，才使北上战略方针得以实现。

第二，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中共中央对北进形势的估计和分析，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当时的文献也展示了红军北上征途与四川完全不同的情景。正如中共中央所说：“向北是出路”。《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致张国焘电》（1935年9月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72页。“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负责人关于左路军应立下决心改道北进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1935年9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68页。

右路军过草地后，徐向前、陈昌浩在电报中报告说：“此方粮、房甚多”。《徐向前、陈昌浩关于速集全力突破岷（县）西（固）成（县）封锁线的意见》（1935年8月3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53页。徐向前回忆说，“穿过草地，部队进入了半农半牧的巴西、班佑地区。有粮、有水、有牛羊、有民房，大家可高兴啦”。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55页。

8月31日，在通往甘南的要地上、下包座，红军全歼守敌和敌援军第49师。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先头部队“向俄界地区探路开进，敌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线兵力不多，筑碉未成，难以阻我突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58页。

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胡、薛二部弱极，薛尤甚。截止卅日止，薛部主力尚在守（平）武、广元、昭化线。蒋令胡部绕道文具开西固，计程近千里。胡请蒋令薛部开南坪，樟（漳）腊、松潘接防，才能集中开进。目前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线一般空（虚），无多敌，仅十二师及鲁大昌部或在此，但碉堡未成。……于学忠部仅一部在两当、徽县设防。……消灭了四十九师后，胡宗南部更须绕道才敢前进。……下包座地区去西固，五天左右，去岷州六天，路大、房多、粮足。罗达以东，即完全汉人区域”。《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有利于我军向前发展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9月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54-655页。

9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林彪、聂荣臻电中说：“我三十军派队分向南坪、黄胜关前出百二十里侦察无敌情，向东北方向五十里侦察亦无敌情，蒋令胡敌以一部守备松坪线，主力速集岷州，但至今未开动”。《徐向前、陈昌浩关于速查明岷州方向前进道路致林彪、聂荣臻电》（1935年9月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56页。

9月8日，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负责人致电张国焘等，要求左路军应立下决心改道北进，电文指出：“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负责人关于左路军应立下决心改道北进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1935年9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668页。　由于甘南敌人兵力空虚，为红军北上提供了有利时机。

9月10日，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单独北上后，俄界会议决定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17日，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第229页。　正随陕甘支队北上的童小鹏在9月18日的长征日记中，记载了红军过腊子口后的兴奋心情，“今日要离开藏人区域了，大家都异常兴奋，巴不得赶快走。早饭后即出发，爬一座二十里高的大拉山，至山顶时，见前面路上即不同了。回头看，后面是崇山峻岭，前面是平地矮坡，这时真是脚踏两个世界。下山出沟约二十里，即见麦田屋宇，并且有牛羊鸡犬，尤其见到数月来未见过的群众，在路旁微笑的欢迎我们。这一下就大不同了，真是高兴得要跳起来。一见就问路呀，谈话呀，弄得群众应付不来。再近十里到悬窝宿营（约五十里），于是数月来没有打土豪的工作又恢复起来了，很久断绝了的交易生活也又做起来了。今天似乎是另出了一世！回想自入夹金山进藏人区至今三个月，过着的是非常的生活，见不到人，没有交易，没有土豪打，今日则完全相反”。《童小鹏日记》（1934年9月1日-1935年10月31日），中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9月20日，中共中央到达哈达铺，毛泽东等领导人从《大公报》等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

22日，张闻天在红军刊印的《前进报》上发文《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引用了《大公报》关于陕北苏维埃革命运动情况的报道。文章说：“据我们所知道的徐海东同志所领导的二十五军以前曾占领甘南之两当、徽县，逼近天水，陷秦安，渡渭水，而至陕甘之交，取得许多伟大胜利，现在想来已与陕北之二十六军取得了联系。……从各种反动报纸上看来，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响应着陕甘红军与赤色游击队的活动，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了甘南的重要地区。……这将大大地推动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前进，发动千百万西北劳苦群众为苏维埃革命而斗争。……让那些没有气节的机会主义者去悲叹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低落、去歌颂反动统治的日益巩固吧，……我们将踢掉这些障碍物，肃清自己前进的道路，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而斗争。”《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1935年9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701-703页。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举行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在中苏边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77页。

中共中央正确的北上战略方针，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不但赢得了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还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抗日开辟了前进的基地。1936年5月，张国焘的“第二中央”在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中，承认南下的战略是错误的：“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现在的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一方面停留川、康将不得不以英帝国主义为主要斗争对象，这就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另方面粮食的缺乏，使我们在现有地区少数民族中工作增加困难。因此我们目前的革命战略方针是在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张国焘“第二中央”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1936年5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22页。

第三，各路红军的相互支持。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还由于有各路红军的相互支持，不管这种支持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他们多多少少都为中共中央实现北上战略方针作出过贡献。

右路军过草地后，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红四方面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一举攻克了敌人占据的包座，打开了北上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红一、四方面军没有一起北上，这对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是个破坏。但红四方面军南下，客观上也牵制了追剿北上红军敌人的力量。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上说，红四方面军“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因为当时主力红军的南下，牵制与吸引了敌人，使一、三军能够顺利的达到陕北”。《张国焘在干部会议上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1936年3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97页。这是张国焘对自己南下的错误战略辩解的夸大其词，但也不是子虚乌有。一、四方面军都是红军，共同的敌人都是追剿他们的国民党军。红一、四方面军分别北上和南下后，国民党军不得不分兵追剿，这无形减轻了北上红军的压力。

红四方面军开始南下时，蒋介石国民党军就已经注意到红军分裂的情况，“朱、徐两匪，率大部在芦花、黑水及松茂间闽江西岸各地，似有回窜之样。”《邓锡侯关于严密筑碉坚工固守逐步推进给杨宗礼、李树华的命令》（1935年10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749页。“赤匪内部分裂，毛匪已带伪一、三两军团北窜入甘，而徐、朱两股会合，希图先窜康北，再转康南与西昌会理一带，冀图苟延残喘。”《蒋介石关于防守雅江与康定一线给李韫珩的手令》（1935年10月7日），《红军长征·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751页。10月7日，蒋介石在飞往西安督剿北上红军的同时，电令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中（蒋本人）本日飞西安巡视，对于徐、朱合股，图窜西康，势所必至，此即残匪之末路，只要我军禅精竭虑，必有歼灭成功之道，望兄一面与各友军切实联络，彼此分别堵截与追剿之责任。”《蒋介石关于在康北地区堵截红四方面军给刘文辉的手令》（1935年10月7日），《红军长征·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752页。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攻势，使蒋介石不得不将很大部分的国民党军力投放到“围剿”红军的四川战场上。　红四方面军的情报也显示，国民党军分兵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作战。“蒋敌、川敌在我北路军出岷县通渭地带时，即以周浑元十二个团移武都，胡宗南约二十余团由松潘延伸到西固，以配合陕甘军队行动，而以在茂县之李家钰军准备北进策应。……蒋、川各敌似知我主力南下，将待机觅我主力而出动。特别在康定、丹巴线上之敌似在北移，企图抗拒我军”。《绥丹崇懋战役计划》（1935年10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31页。

由于红四方面军已南下，11月12日，中共中央也致电红四方面军，“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邓、杨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钳制川敌主力残部”。《中央对四方面军战略方针的指示电》（1935年11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67页。

红二、六军团在南方湘鄂川黔地域的作战，牵制了追剿北上红军的国民党军的兵力。1935年9月1日，已经北上过草地的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告诉他们：“二、六军团在伟大胜利后，蒋不得不增调十个师去，吴纵队（国民党军吴奇伟纵队）全部正抽调中”。《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为促左路军北上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9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38页。吴奇伟纵队是追剿红军的薛岳所部劲旅。9月29日，任弼时在红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苏区成为长江南岸——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最重要柱石，他是配合协助中央主力红军（野战军和四方面军合称）击败国民党军阀进而直接同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力量。……最近中央红军（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已由川西北出动将要开始摧毁蒋介石主力的神圣战斗，中央红军的出动，这是最有力的配合我们粉碎蒋介石对我二六军团的大举围剿计划”。《任弼时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1935年9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111页。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是红军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军事“围剿”的重要保证。

在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北上的过程中，包括1935年9月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在内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为中共中央与陕甘支队北上提供了落脚点，对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由于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中共中央才决定将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北上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的10月1日，陕北红军第15军团在打破蒋介石的“围剿”中，取得劳山战斗的胜利，消灭敌一个师、击毙敌师长何立中，进一步巩固了陕北根据地。当年红25军老战士王诚汉在文章中说，“红25军同陕甘红军会师后，紧密团结奋斗，形成了一股坚强的革命力量，为迎接党中央和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将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开创抗日新局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王诚汉：《革命大本营的奠基礼》，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

责任编辑：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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