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尔翔：基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走向

 

窦尔翔 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金融信息工程管理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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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志，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讨论关于实体经济的一些看法。2016年12月14日到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对2017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部署。

今天，我宣讲的题目是基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走向，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我想谈谈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点，以及它对未来经济走向的预测；第二，我想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深层思想进行一些协整性的解读；第三，我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可以解决中国关键问题的综合性的方案。

一、对金融和经济进行协整性研究：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启发

我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全文做了通读。会议从总基调、经济改革、金融改革等方面提出了看点。就金融来说，包括汇率问题、货币问题、资产泡沫问题、债转股问题等内容。

在解读之前，我们首先对国内外的整体环境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自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以来，全球产业链被打乱，全球产业链一直处于激烈变动的时期，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实行了贸易主义保护的政策。同时，全球军事冲突不可小觑。而与国际形势相对应的，我国国内的很多产业也面临着问题，比如产能过剩，经济增长存在下行的压力，特别是在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汇率面临着更大的市场化机制，所以在最近一段时期内，汇率有可能呈现下行的趋势。此外，我们的房地产在结构性数量上、在价格上都存在泡沫。可以说，这些对于2017年的金融预测存在比较强的确定性，我们把它称为“通常预测”。

我们要注意到，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到了四个字——“长效机制”，这也在提醒我们，不能仅仅做短期预测、通常预测，还要进行更深层次的预测，我们把它叫做“长效预测”。长效预测有以下几个特点：长效、长期、大格局、协整性。协整性指的是实体经济、金融经济以及网络技术经济之间的互相协整，要进行协整性预测。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金融预测，为什么这样说？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经济和金融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没有好的经济，就不可能有好的金融；没有长久发展的产业，就不可能有持续的金融；没有绿色的产业，就没有绿色的金融。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我们要预测金融的走向，就需要联系产业对金融进行预测。所以我觉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可理解为是在启发我们对金融与经济进行协整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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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金融和经济进行协整性解读的三个层次：前提、目标、关键

这一部分可以分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金融发展的前提，第二个问题是经济、金融发展的目标，第三个是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一）经济、金融发展的前提

前提就是要“稳”。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那么，“稳”的真实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把“稳”理解为政治要稳、经济要稳、社会要稳。

1.政治要稳

政治上的“稳”是指的不能有很多的相持和内耗，不能多头发声，这样可以减小决策成本。我们在新闻中也看到了西方在所谓的民主过程中间呈现的一幕幕丑剧，包括此次美国大选在内，特朗普和希拉里在竞选过程中互相谩骂、诋毁，甚至采取了一些突破底线的手段，这是西方民主的天然缺陷，显然会降低决策的效率和质量。

如果说西方民主模式是一种通过竞争而获得效益的模式，那么我们的就是一种管理模式。而在这种管理模式下，我们怎样才能提升它的效率呢？我觉得，在管理模式下，最主要的效率来源于事前和事中，这也对执政者提出了极高的理性水平的要求。这个理性水平，一个是主观上的理性，一个是客观上的理性。

主观上的理性就是指，执政者是人民选出来的，执政者和人民之间形成了一个委托代理关系，所以就不能够发生道德风险，或者说要将道德风险降低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目前来说，减少道德风险的工作主要是纪委在做。

客观上，理性就是指的技术理性。所谓技术理性，就是指行政水平、治理能力、治理过程中的专业水准。我们知道，不管是道德上的风险，还是治理水平，都存在识人、辨人、选人的技术难题。好在技术水平在发展，可以得到很多的数据，而且可以对数据进行挖掘，所以我们可以提升选人用人的水平，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的很多言行都有了客观性的记录。我们从中央纪委宣传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反腐电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可以看到，一旦某个案件被上报，那么它的整个处理过程都是客观的，而且是不可撤销的。这就是政治上的“稳”。

 

2.经济要稳

经济上的“稳”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增长速度要稳，另一个是资产价格要稳。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我国的GDP水平大概会保持在6.5-7%之间。为什么要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不能太低？首先就是信心。不管是国内的信心，还是国外的信心，如果信心下降，就必然会出现资本外逃、汇率下降等负面现象。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趋稳，也可以说是基本上达到了L型的拐点部分。

对于资产泡沫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它的价格不能大起大落。比如说在实体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的境况下，如果货币太过宽松，就相当于给社会提供了炒货币的廉价资源，既可以表现在房地产方面，也可以表现在债资产方面，还可以表现在股性上。以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为例。如果货币过于宽松，利率过低，就会刺激人们去购房。那么买房、炒房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第一就是对银行的“绑架”。我们知道，在按揭制度下，房地产是抵押给银行的，这就等于绑架了银行。第二，如果房地产价格大涨，会提升很多劳动力的成本，也会提高企业的成本，这就会促使个人或者是企业抛弃这个地方到其他地方发展。第三就是房地产是一个流动性很差的产业。如果我们的市场中配置了大量的这种资产，一旦出现问题，就很难恢复。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把水泥、人力等配置成房地资产的时候，就具有不可逆性，会挤压其他产业的发展。比如在2016年下半年，很多上市企业为了“保壳”，不断通过出售房产资源，甚至是炒作房地产来获得利润。可见，买房、炒房对企业行为是逆向刺激的。

同理，在金融领域，很多人都提出我们的资金在空转，为什么会空转？就是因为利率过低，实体企业没有一个很好的发展链条和经济增长点，于是为了获得低利率的货币，就形成了竞赛，甚至于寻找接盘侠，而在现实生活中也就出现了像通道业务、理财业务等大大小小的理财平台，但是除了个别是真正需要资金的，很多都是接盘侠式的理财行为。由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推理，就是所有的金融回报最后都应该落在实体经济之上。可是实体经济哪来的这么大的利润空间呢？这个时候如果不继续炒作，就会出现刚性兑付的问题。

以债转股为例。实际上是要解放很多主体的，特别是要解放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大型银行等。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融资的时候存在软约束的行为。关于软约束，有一个词叫“大而不倒”，是在美国金融危机以后出现的，就是因为保险或者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上是一个半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系统性。一旦倒闭，必然会直接、迅速地带来系统性风险，所以它不能倒。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债务源于预算的软约束、举债行为的软约束，“大而不倒”主要是源于侥幸心理，认为只要国家不倒，我就不会倒。既然已经形成需要刚性兑付的局面，再加上目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我们需换“心”，需要换“药”，需要换结构，需要对传统债务做巧妙的处理，让企业生命能够存在下去，所以我们进行了债转股。

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够让他们反复地债转股。从长远看，我们应该给市场、给国有企业、给地方政府定下“下不为例”的要求。这一次大规模的债转股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是第二次了，这两次相隔的时间特别短，所以说仍然有侥幸的心理。既然债转股总是能解决一些问题，那么它会不会耗费很多的成本？其实这个成本损失是非常大的。第一，会给本来已经稀缺的社会信任造成压力。目前的社会信任是十分脆弱、稀缺、敏感、宝贵的，应该得到特别的爱护。反复的债转股，严格来说是一种违约行为。第二，债转股实际上保护了落后的行为、落后的理念、落后的机构。这样会反向刺激落后的企业和落后的机构在二级市场上进行炒作，不珍惜机会，不努力，甚至会产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这样一个非公平性的市场行为。这是要引起足够重视的。

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了要多发行股权合约，这可能会带来股权合约的繁荣，但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我们既要能够利用它，也要想办法减小它的负面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在研究，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偏好股权融资？从金融学上来讲，债性融资更能体现企业的自信心。但是我们的很多企业都有圈钱的思维，而圈钱实际上是一种违约。一般人认为债权性资金是讲信用的，而股权性资金没有硬约束，没有必须要还本付息的说法。但是，投资人都希望通过投资，获得收益和回报。如果融资者不能够满足投资者的真实想法，就是违约了。在债权性资产的硬约束下，如果对方违约了，对方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但是对于股权融资来说，它把压力就转化成“心力”，整个社会的信任就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3.社会要稳

从社会稳定来讲，财富的分配不均必然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当贫穷的个人和区域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收入增长的问题时，就需要外力的介入。因此，党中央迅速出台一些政策，发出号召，来解决这些敏感性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精准扶贫。所以说未来，配合着“一带一路”的发展，西部地区将成为我国向西的一个“桥头堡”，会有很好的发展。

 

（二）经济、金融发展的目标

会议还指出，我们不但要稳，而且要“稳中求进”。下面我们就谈一谈“稳中求进”的“进”。

进，就是“要进取、要有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当然，会议还提到了很多领域，提出了很多局部目标，这里我把它简单总结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满足市场需求；第二个层次主要是资源配置机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要让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第三个层次主要是针对金融方面，比如货币汇率问题、金融风险问题、对外开放问题等。所以说，这些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这些任务既是目标，又是工作内容，并且它们之间相互包含、相互交叉、相互影响、高度相关。那么，究竟哪个是重点？我们应该怎样下手？有没有一个先后顺序？又或者是要齐头并进？怎么样解决它们的相关性问题？如果我们理解不到位，似乎还会出现表象上的矛盾，比如：如果市场化，就会出现资产泡沫；如果管制，就会出现行政化。这些问题也让我们很苦恼，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上进行解读，不能停留在浅层次上进行解读，也不能停留在局部上进行解读。怎么办？我们只能是回到问题的根本，去寻找底层逻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给我们指明了这个方向。我们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找到了两个带有真实意思的理念性词汇：长效机制和资源配置。我认为，这么多分目标，其真实意思和终极目标就是要让我们“探寻资产配置的长效机制”。那么，找到这一点之后就很好办了，我们就可以跨任务、跨领域把这些行动统一起来、协整起来，这样完成任务就会事半功倍，就会找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这才是中国发展的大文章。

“资源配置任务”将这么多林林总总的任务统一表达，就能使思维聚焦，引导我们首先要做理念上的调整，概念上的梳理，关系上的推演，思维上的模拟，行动上的沙盘演练。因为对于金融改革来讲，由于它是一个半公共性产品，是一个系统性很强的产品，显然它的传染性、联动性也很强，因而具有脆弱性，一旦出现了风险，就具有很强的破坏效应、蝴蝶效应。这就要求我们不能随意进行金融创新，大面积铺开，而是要在逻辑上进行反复的论证和激烈的头脑风暴，同时还要在进行试验、沙盘演练等等。

首先是理念问题，其次是理解问题，最后是推动问题。比如说要通过资产配制、长效机制把我们的思维和行动统一起来，就必须要有一些要求：既要考虑短期，也要考虑长远；既要考虑局部，也要考虑整体；既要考虑国内，也要考虑国外；既要考虑非系统性的问题，也要考虑系统性的问题；既要考虑到物，也要考虑到人；既要考虑单个产业，也要考虑生态链；既要考虑实体经济，也要考虑金融经济；既要考虑非网络的，也要考虑网络和技术。这是需要全方位、多层面的整合。

关于“资源配置”，我有如下两个基本理解。第一，资源配置不仅是物和物的配制（比如我们要生产什么，需要几种资源在一起生产），也是人和物的配制（什么人配制什么物、配制什么资源，什么资源配制什么人等），更是人与人的配制问题。第二，国家的资源配置战略与市场的资源配置战略各有特色，既有替代性，也有互补性。特别是近几年，信息技术高度发展，降低了人们观测、决策的成本，这也有利于国家宏观规划、宏观战略、宏观决策的引导功能。

关于资产配制的推进策略，就是“抓两头、放中间”。“抓两头”，一是要抓国家，二是要抓个人；“放中间”，中间就是企业，我们要把企业放开。为什么要抓国家？因为国家站得高，看得远。国家不但掌握宏观调控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有这个视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家能力越来越强，所以我们说，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可能最主要是在跨界杂交、技术入驻的这样一个时代，大力运用数据挖掘技术，为宏观的、微观的、中观的决策提供资源。为什么要抓个人？因为个人的精神、意志、品行、追求等，往往会影响所形成的社会团体、企业、政府这些组织相对应的精神、意志、偏好、风格等。目前我国存在的许多问题，实际上最主要的一些问题在“根”字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基础底层，也就是个人的非理性理念、非理性行为造成的。所以我们说供给侧的改革，当然需要改企业、改产业，但是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要对个人的非理性进行治理，治理水平越高，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可能才会更加深刻、顺畅和长久。

对于企业来说，既然我们承认它是一个企业组织，那么谁和谁配在一起、配哪些资源、上下游企业是什么样的，就应该由它来决定。它的决定原则实际上就是利润。如果现金流的现值小于零，就说明这种配制是不对的，就肯定要做出相应的转换。比如，李嘉诚赴英、曹德旺赴美，表面上看是个人行为，但实际上是企业行为，我们可以去议论它，但却没必要花费大量精力去非议，因为归根到底这是他们为了企业的生存。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当是：政府控制上限，守住底线，领头发展战略性、对国家长效有利的产业，剩下的则交由市场去完成。

 

下面，我们从以下类型来体验资源配置理念对思维资源的增进和行动决策的影响。

1.基于国家视域的资源配置

国家视域，其实这应该是国家应该做的事情，是国家应该考虑的事情。

（1）关于军事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配置

有一句话是“弱国无外交”，特别弱的国家要受人欺负。当我国经济不断壮大，有向上走的强烈趋势时，像美国、日本这些国家心里肯定是不平衡的，于是就出现了“重返亚太”“日本军事的合法化”“萨德布局”等等。因此，中国的经济要改革、金融要改革、人民币要国际化，就必须要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一点很重要。

（2）关于人民币的配置

最近，出现了人民币汇率下滑、资本外逃的情况，有些人就说这是人民币国际化失败的表现。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汇率下降之间是有互相的作用，甚至有时候人民币的国际化会直接决定人民币的汇率。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尽管我们在国外发行了很多人民币，但是关键的问题还是国外的个人、企业甚至是政府愿意持有人民币。比如，我们发了一万亿人民币，而市场实际上需要八万亿人民币，那当然这时的人民币汇率就坚挺了。所以说，人家要还是不要，这是一个意愿，但它又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能不能够让人家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很多基本的事情要去做，比如说和不同的经济体签约，不管是单边的还是双边的，我们用人民币结算时，结算制度、清算制度是不是健全、快速、安全等等，这些都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

（3）关于产业链的配制

国家应当配制专门机构，运用大数据，研究全球视域的产业律动规律，并且对产业在国内外的布局和转移情况给出前瞻性的、比较科学准确的预测。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国家层面的布局，另一方面是在为企业做塔台、“北斗星”，引导企业向该有的产业发展。

关于产业链，可以细化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基于中国产权的全球产业链布局。有中国产权的企业，有些是在国内，有些是在国外，甚至有些产业链全都在国外，但是我们对它是拥有产权、所有权的，或者说是拥有股权的。

其二，基于中国、外国战略联动的产业链布局。就是说我们可以和某些兄弟国家，包括在“一带一路”过程中，要注意和他们形成产业链，形成战略性的联动。

其三，基于全球产业链的被动式、适应性产业布局。对于有些产业来说，一些国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我们可能只能跟随他们，但是我们也要认清到底要跟随哪些国家、跟随的后果是什么、什么时候就可以不跟随了等问题。

其四，基于本土视域的产业链自洽式布局。美国次贷危机为什么给中国造成的冲击也很大？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变成了外向型的、经济很强的一个形态，所以我们也是措手不及的。实际上，对于我国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在国内布置一些封闭产业链，当外部的经济发生风吹草动时，我们依然能够独立运行，支撑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其五，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产业链布局。供应链管理产业布局实际上就是说一个国家应该认清这个产业链，然后选择哪些是附加价值比较高的环节，特别是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一些环节。供应链管理的实际上的思想就是价值管理，也就是做哪个环节价值大，我就做哪个环节，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价值分解为成本和收益两个部分。从成本来说，有些企业污染非常大，那么我们就要把这点作为一个成本考虑进去。我有如下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一票否决法。对强负外部效应的产业环节，要向国外布局或者转移。有些国家实际上还没有发展起来，尽管他们也有一些环境问题，但对于这些国家而言重要的还是解决吃饭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可以支持这些国家。我举一个相反的例子，近期有一部纪录片——《塑料王国》（Plastic China），它主要揭示了我国塑料垃圾处理的现状。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贸易总额有1240亿美元，其中11.1%来自垃圾进口；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全世界电子工业将产生5000万吨电子垃圾，其中72%将进入中国。但这种垃圾处理产业带来的是极为严重的环境污染，我国众多乡村的土地、空气、河流，还有村民的身体健康都遭受着严重威胁。第二个原则是重点扶植法。可以把那些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尽量地布置在国内，这样也可以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第三个原则是将强控制性产业环节放置于国内。因为放置国外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在市场逐利行为的驱使下，我国有许多不可再生的珍贵矿藏（如稀土）等自然资源被以极低的价格出口至国外，甚至在国外加工后又高价进口至中国，这种市场逐利的短期行为，没有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发展，也需要政府进行纠正和引导。

其六，重视“软产业”环节的国内布局。“软产业”往往是轻资产、重思维，它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心理、精神、医疗产业的国内布局，包括休闲产业；二是文娱体育产业的国内布局，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注重足球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他在性质上注重的就是“软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因为足球产业不仅可以强身健体、锻炼意志，最重要的是足球产业还有很强的产业拉动效应，而且它的污染基本上是可以不用谈的；三是教育、科研、专利产业要在国内进行强度、深度、广度的布局；四是创新产业的国内布局；五是重视金融产业的国内的布局。金融产业在国内的布局需要我们对金融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很多国外的金融书籍和金融理论，但是有很多理论却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关于金融创新，还有金融交易的一个平台，希望中国成为全球的多个金融产品的交易中心、研发中心和思想交流中心。

 

（4）房地产资源的分形配置

为什么把房地产问题说成是国家视域的配制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房地产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房地产具有不可移动、不可逆、绑架产业链、绑架银行、绑架购买者、增加生产成本等很多特殊点。因此，我们对房地产不能够不管，应该在房地产的管理上慎重又慎重。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对于日本经济的伤害，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国家也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治理好。但是在实行房地产货币化改革至今，可以说我们是调却控不住，它所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

那么，到底问题在哪里？核心的悖论是什么？核心的悖论就是刚需和过剩严重背离。实际上据很多机构统计，现在不管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房地产的控制力是相当的高，那么为什么房地产的价格还这么高？为什么很多需要房子的人还是住不上房子？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原因在哪里？主要就是混沌，由于混沌而产生了绑架效益。简单来说，就是投机者和投资者绑架了消费者。对于消费者来讲，即便有贷款也是量入为出的。因此，对于消费者而言，就是“量近期之入”而决定买不买房。但是对于投机者和投资者而言，却是“量未来之入而出”，也就是说，只要房地产带来的红利或者资本利得足够大，那么不管现在房价有多高，对于投机者和投资者来说，只是一个金融理财的问题。但是我们想一想，当投资者愿意付高价购买房地产时，对于一些购买能力非常有限的、急于住房的消费者来讲，他们也需要购买，也需要提供这么高的货币价格。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办法，把投资者和投机者这种少数的“狼”和大多数的“羊”区分开来，比如我们可以尝试性地将人均面积作为税费的一个管理依据。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有一句话叫做“华屋万间，夜卧不过五尺”。因此，可以在一定的面积之内不额外收费、收税，但是如果超过了规定的面积，就要阶梯收费（超过的面积越多，税费越高）。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杜绝房地产投资性的“投”的交易。由于投资、投机两者不容易分清楚，所以我们就要再想一个办法，就是怎样杜绝投机，让它回归到投资。投资是主要通过房地产的出租获得收益和红利；投机是房地产的资本利得，也就是价差。显然，投机对房地产市场的损害是相当大的，我们要对这一部分进行税费上的严厉管控，把投资、投机区分开，那么我们提出的方案就是市场的分型。

（5）政府撬动式资源配置

第一，通过政府的部分资源调动社会资源的深度参与。

比如，在项目融资里，最近PPP是非常热的，也是我们要重点推出的。就是要把原来政府做的一部分事情交给市场，杜绝腐败，提高管理效率，提高工程质量，增强社会监督。但政府并不是完全放手不管，而是把能控制的那部分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今后，我们还要激励PPP进入教育领域、医疗领域、媒体领域。PPP的意思是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前面两个P是指的公共力量和私人力量，我们在研究时还要在公共力量上加上其他的含义，比如说一种是慈善和公益的“P”，还有一个是我后面要给大家解读的域的力量。对于国家这个大系统来说，对于全球的系统来说，域的力量是“Private”，但是对于私人来说，它是“Public”。而政府的底线，就是能为政府配置引导资源、管理资源、把控资源。

第二，监管资源的配置。关于监管大家都不陌生。但是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于股票市场的监管，都慢慢演变成了监惩。监管的意思是监督、管理、培育，而监惩则是监督、惩罚，方式非常简单。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监管没有进行体系性概念的梳理和理解，包括监管对象、监管主体、监管依据、监管内容、监管工具、监管效果等。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监管都已经有些指标化、简单化，就像GDP一样，是不是8%就比7%好？不一定。如果我们要把GDP的增长速度降下来，难道降到5%就一定比降到7%好吗？也不一定。更重要的是里面的结构和积累，是GDP增长或下降所带来的盈利的长久性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

 

2.基于人的资源配置的理念对经济的影响机理

组织的很多风格是由个人风格所构成的，所以我们必须重视个人资源配制所带来的经济、金融的后果。比如，按照生命周期以及人的任务来说，人的一生可以分为：第一，学生期；第二，工作期；第三，养老期。在这三个阶段中，一定不会少了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成长，第二个就是生活。人们在不同的阶段会做一些决策，那么这些决策的依据是什么？尽管我们不推崇货币主义，但我们还是要按照成本净收益的概念去理解。我们在工作期和养老期的任何一个决策，都会受到前一个期的影响，比如我现在学不学习，学什么；工作不工作，做什么工作；是不是这样养老；等等。从长远来看，我们所希望获得的，既要考虑到每一期，也要考虑到一生的净收益是不是大于零。

对于学生阶段来说，最宝贵的就是成长，这对他的工作时期、养老时期都会有重大的影响。人是重生性动物，人刚生下来还没有成人。人从娘胎里面十月怀胎到呱呱坠地，还要大概18年的时间才能够成人。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但是我们却发现，由于家庭背景、经济条件、成长资源的约束，很多孩子失去了成长的某些可能。所以孩子应该不分贫富、不分种族，都能够发挥他自己的潜能为社会所用。然而很显然，一个孩子所缺乏的资源，一个是通用性的货币资源，另一个是成长性的各种资源。我简单地举两个例子。比如说通用性的货币资源非常稀缺，所以才出现了助学贷款。但是最近又出现了“裸条”的事件，可见学生在货币资源方面是缺乏的。因此只有有了充足的学生金融的工具，才能够通过挖掘学生的潜能找到他的兴趣点，为我国培养创业人才，培育工匠精神。这是一个连锁的反应。再比如说学生缺乏成长资源。越来越多的学生拼爹妈，很多教师的孩子学习成绩比较好，因为他们有成长的资源。父母如果见多识广，孩子可能就会成长得更快一些。

对于工作者来说，他们的任务是干中学。干中学以后，他们的技能结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和原来的企业不是很匹配的，就需要工作重置。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工作者对资源配制认识得不到位，经常出现各种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坊间有一句俗语，有的人前半生用命来换钱，后半生用钱来换命。可惜都是划不来的，都是失败的。再比如说，人的成长是一个生产力再生产的过程。咱们以吃东西为例。因为我们重视口味而不重视质量，这也是造成很多产品不健康的重要原因。如果所有人都非常注重产品的健康问题，都不去买不健康的产品，那不健康的产品也就没法生产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将自己的体能过度配制给工作，这就出现了一些企业的“九连跳”，很多人在工作中猝死，或者由于工作压力大而抑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配制的休闲资源不够。那么，怎样才能相对减小工作强度？有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做你喜欢做的，做你能做的。在现代社会下，我们更加提倡“爱一行，干一行”。那么，工匠精神是怎么来的？如果他不爱这一行，怎么能有工匠精神？所以说不爱工作的工匠精神，是虚假的工匠精神，是不能持续的工匠精神。我举一个例子。近几年，金融泡沫非常严重，很多学生都去学会计、学金融，因为挣的钱多。所以说大家是为钱而去学的，而不是为兴趣而去学。

 

3.企业资源的配置

企业配制的依据，第一是成本收益，第二是系统性引导。我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1）全球已经进入信息技术深度介入的时代

“互联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人机交互技术等之所以会成为大家热捧的重点，还是有它的时代趋势根据的。每个企业都要重视自己跟互联网的融合度。

（2）全球处于产业链重整时代

产业选择的风险性增强。尽管特朗普反全球化，但是事实上全球化已经深入人心，已经深入企业、国家的骨髓。那么在企业风险加大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形成股性关系，用股性代替股权。我们一般说国家与国家之间是战略伙伴关系，其实企业和企业之间也应该有战略伙伴关系，甚至要达到企业和企业的融合、人和人的融合。我们可以采取分成制，也可以采取合伙制，这都是股性合约的表现。

（3）另外，企业的成本在增高，炒作、投机的机会越来越少

一个企业要很好地存在，应该靠员工的兴趣爱好，靠工匠精神，靠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靠创新。但是我们知道，创新也是有风险的。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不喜欢以“债”的形式投资，而是喜欢以“股”的形式投资，所以从金融来看，一定要发展天使投资基金、VC创业投资基金，以及PE、股权投资基金。

 

（三）中国目前的核心问题和关键问题

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国内，不管是个人、国家，还是企业、团体，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四个共性因素：信心、信任、信息、信用。这四个元素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缠绕、互相为因变量和自变量的一个关系。但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信任，如果“信任”问题解决不好的话，后面的改革、长效机制的建立都是比较难的。目前的社会信任比较稀缺，信任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比如在官民之间，国家垄断了一些资源，不让市场进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不信任感。再比如国家的一些部门或个人出现寻租的现象，还有就是政府的非理性投资，包括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形象工程的建设、豆腐渣工程的建设等。增加的一些本不需要的预算，也都会增加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不信任。还包括具体的某些人的态度，比如一个官员跋扈的形象，就会造成大家仇官。再比如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危机，也是非常严重的，像假冒伪劣产品、毒奶粉事件、毒玩具事件、毒食品事件等。这就造成了大家之间的不信任，而不信任则会提高交易成本。现在，社会成员之间的不信任也比较严重，很多不信任已经冲破了道德底线，像湖北省的“挟尸要价”现象，老人摔倒在地上没人敢扶，一旦扶了就容易被人赖上。这都是对社会信任的极大破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说到底，就是整个社会的委托代理关系出现了道德风险。人和人、人和组织、人和企业之间就是一个分工合作、委托代理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容易出现问题，甚至影响到了整个改革的推进。

社会信任是一种基本的行为秩序。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货币本位秩序代替了信任秩序。如果我们要重建货币信任，放弃原有的货币秩序，就要从构建一种新秩序做起。这种秩序是什么？就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去参加社会、文化、经济活动。假如一个人有能力、有智慧，但是却比较贫穷，那么就可以创造条件，比如去贷款，去获得别人的投资。另外，还要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天道酬勤”这个法则的作用。只要诚恳，只要付出劳动，就会得到相应的收益。但是目前社会上更多的可能是一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奸诈狡猾之人，老实人总是吃亏，真正有才能的、品质好的人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个社会中，甚至最后也变坏了。只有当道德败坏的人受到了惩罚，社会信任才会逐渐建立起来。

这么说是很抽象的，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淘宝网，我认为，淘宝网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典范的建立商业信用的平台。因为只要你勤劳，你就可以开淘宝店；只要不出售假冒伪劣产品，你的产品就能够营销得很好。作为商家，可以提供尽量多的商品信息，线下顾客和线上商家可以通过支付宝作为第三方信用平台，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信任。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更多、更全面的元素。第一，信息的普惠性。淘宝网上什么产品都有，各种产品信息也可以看得到。第二，信任的普惠性。淘宝网上的产品信息基本上能对产品的质量做详细的表述，再加上它的质量管理，以及支付宝这样一个支付平台，就实现了信任的普惠性。第三，信用的普惠性。支付宝通过花呗、借呗等进行数据挖掘，给网上交易者和电商信用评级，有些人的基金信用评分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获得贷款，这就叫信用的普惠性。第四，勤劳致富原则。其实，不仅是在淘宝上，网络上的很多交易都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只要你能提供足够的价值，就有人跟你交换。所以说当下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数据挖掘、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更加客观。

 

三、解决中国关键问题的综合性方案

关于淘宝网的经验，我们在吸收它合理成分的同时，也要进行优化改进，并推广到不同的领域。这个优化改进的装置，我把它称为塔福域（TIF）。塔福域不仅可以改善、增进、优化淘宝网，更重要的是可以推广到更多的方方面面，比如精准销售。

在生产领域里也可以推出塔福域，可以将生产细化为物的生产、人的生产。以人的生产为例。教育是人的再生产过程，所以教育塔福域的效能应该是比较好的。除了教育以外，医疗也是对人的再生产，所以医疗领域也可以推出塔福域。

推广到具体方面来说，我给出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方案，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三维四面五螺旋”。

“三维”就是指从古到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三个元素。如果你能把这三个元素都考虑进去，而且能融合得很好的话，就会获得很好的效果。那么，这三个元素是什么？首先是科技。任何事物的发展，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金融的发展，都离不开科技，平台本身也是一种科技。过去，在没有电话、电报的情况下，金融实际上就是“马路金融”，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把货币交给对方，必须要走路。但是有了电话、电报以后，金融信息出现了IT化。后来又出现了互联网、ATM机、比特币等。这就是第一个元素——科技。第二个元素是产业本身。第三个元素是金融。我们希望这三者之间能够进行深度的互动、互扶、互养，最后可以产生比较大的效用（技术有用武之地、产业繁荣、金融风险小）。这个时候的金融往往是绿色的金融。所谓绿色的金融主要是指它的坏账率比较低，比如淘宝的阿里小贷，支付宝的花呗、借呗。为什么他们的坏账率比较低呢？原因就是它所提供的资金对象往往是域内的。当然了，如果它要给域外提供资金，和内部相比就要承受一定的风险。

“四面”的顶点就是效用，三维是底边，三条边和顶点就组成了一个三棱锥体。如果三条边所对应的三个侧面的效能均衡的话，整个塔福域的效用就达到了最大化。

我们之前说的是静态的塔福域，再进一步的话，也可以是动态的塔福域。所谓动态的塔福域就是说在这个三棱锥体的基础上，每一个顶点都通向它的效用边。比如说产业边，并不是说只要有一个产业就可以了，还要考虑产业从萌芽到与下游产业之间的关系。我们把它抽象为五种形态，最源头的产业是人的学习，然后是研究、发明、创造，最后到初级产业的诞生，紧接着才是下游和下线，一共是五个环节。再以IT边为例。塔福域上的所有IT都会涉及五个方面的IT技术，只有这些技术均衡，才有利于塔福域效用的最大化。第一个是IT网络技术。“互联网+”实际上就是在做互联互通的技术。当互联互通的技术达到一定的程度，如果不把IT技术的其他方面提上来，就会影响实体经济的效果。第二个是大数据挖掘技术。我们希望所有加入互联网的企业和个人都重视数据挖掘，而不仅仅停留在互联互通。第三个是区块链技术。第四个是人工智能技术。我们要利用它为人类的经济发展、为人类的幸福感提升服务。最后是人机交互技术，包括NFC技术（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这五大技术要均衡发展，充分利用。

 

关于金融，有五个元素，也叫五螺旋。

塔福域的开域之人应该给域上交易者提供一定的金融资源，这既是对他们的奖励，同时还可以调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资金。怎么调动？就是采取劣后的方式。调动来的资金，如果通过的是债，那开域者就是劣后债；如果通过的是股，开域者就是劣后股。开域之人对域上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信息掌握得非常透彻。如果他能够维护这个域，就能在域上获得很多的收益，而且不会发生委托代理的问题。那么，社会上的资金有什么？有政府的资金，有慈善和公益的资金，还有社会上的私人资金。通过劣后关系将这几个资金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5P的关系。

为什么域上的这些主体不太会违约、不太想违约、不太敢违约呢？原因就是开域之人利用一些原理做了一些事情。第一，他利用了互联互通技术，形成了一个俱乐部福利，让很多人都参与进来，扩大了潜在的交易对手。第二，开域之人利用了对人进行评价的技术，要进行信息的登记。如果你是卖东西的，那么我要对你的产品进行检测。这是一个数据的收集、挖掘、描述、评价的过程。我们知道，评级在金融领域里是非常重要的。评价本身就是一个信息揭示技术。作为消费者和购买方，都需要对方的真实信息。而作为销售方，如果他可以让别人知道他是不错的，有人给他背书，有人给他揭示他自己的好，就会形成一种声誉福利。第三，有了之前这两种福利以后，域就会不断壮大，开域之人就可以利用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效应，使域上的各个需求主体之间互相交易，对销售方进行统一协调。开域者还可以把域外的资源提供到域上，让大家低价购买。最后，开域之人可以利用前面所提到的这些福利，形成影子抵押技术，从而带来信用的福利。

影子抵押实际上描述了一种信用资源，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从广义上来讲，金融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应该服从或者遵守等价交换原则。交易的双方，一方付出的是流动性，另外一方就要付出与流动性相等或者相当的资源。那么，与流动性相等或者相应的资源有哪些类别？最朴素的其实就是抵押物、质押物以及担保人。即使是后来的供应链金融，都与系统没有关系，而与你自己的资源多寡有关系，资源多，就能获得较大的金融额度；资源少，就不能获得较大的金融额度。但是在一些国家，即使没有非系统资源，也照样能够获得理想的金融额度。比如在美国，一个学生即使没有抵押物，银行照样贷款给他。为什么？这就得提到另外一种信用资源，叫做大系统信用资源。美国的账户体系是非常严谨的，所以人们不太敢违约。一旦违约，就可能被驱逐出“域”，也可能会被“流放”。所谓“流放”就是指如果没有办法把你驱逐出境，就可以给你贴上标签，让你不能在有信用的人之间活动，你的活动范围就会受限。还有一个叫做个人破产管理。就是指如果没有办法对你进行流放，你依然可以在大系统内部活动的话，就要对你的消费内容进行限制，比如不能住大酒店，不能吃一些较贵的饭，不能坐一些较舒服的车等，这就是个人破产制度。

目前来说，我们的大系统信用资源做的还是不够的，要在这方面进行探索，要把简单的征信资源上升到大系统信用资源的高度，使其拥有很强的变限能力。

我刚才所提到的影子抵押技术也可以称为第三种低能信用资源——小系统信用资源。比如在农村，违约率之所以低，靠的不是房子抵押，也不是国家大系统信用，而是靠的一种特有的乡村文化。

特有的乡村文化指的是什么？首先是落叶归根。人死了都想回到原居住地去，再加上农村这样一个比较固定的域，人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违约成本太高。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这种功能借鉴过来，把它移植到陌生人之间呢？其实就是要把很多具有一定内在交易联系的人放在一个域上，开域之人利用一些技术，让大家得到各种各样的福利。比如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俱乐部福利。它有互联网经济的特点，就是成本为零，收益为正。如果你离开了这个域，就享受不到这个福利。再比如声誉明晰的福利。如果你声誉好，那么大家都愿意跟你交易。再比如一定的信用资源，就是我给你一定的信用额度，你也不会离开个域。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塔福域。通过域福利的构造，我们在域上进行充分的信息揭示，只要你诚恳，只要你勤劳，只要你具有工匠精神，只要你提供的东西物美价廉，那么你就能在域上获得足够的回报。塔福域这样的模式是我们要共同要寻找的，因为它可以孵化社会信用，为社会信任资源的构建提供一种思维资源。当我们不断受它启发，在放大这种模式的同时，还启发我们去寻找更多其他的能够增强社会信任的资源，只有这样，2016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希望的不同目标的改革任务才能比较好地实现。

今天的解读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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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甜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116/93051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