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华：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

 

李中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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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国学？

对于国学，有很多不同的界定，这个词儿在古代就有。《周礼》中有“国学”这个词，这是简称，全称叫“国子学”。近代以来，新文化运动前后，“国学”概念被重新提出来了，并被赋予了那个时期的独特内涵。

那时人们是怎么理解国学的呢？大家知道，在上世纪初西学进入中国以后，出现了所谓的“全盘西化”问题。在五四运动前后，丁文江、胡适等人提出“全盘西化”，这个口号很响。当时最有名、最激进的西化口号，叫“打倒孔家店”，是四川一位叫吴虞的老学者提出来的。还有一个口号叫“废除汉字”，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汉字也不行了，落伍了，要废除汉字。甚至还有人主张“把中国书扔到茅厕里面去”，这也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位教授讲的。

当“中学”遇到“西学”

上世纪初，一个主要的时代课题就是西方的东西——从政治、军事到思想文化——大量进入中国。从文化的角度讲，西方传入中国的学问被称为西学；原有的中国本土的学问被称为中学、旧学，也叫君学。于是，中西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交流碰撞，在这个碰撞当中，“中学”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为什么呢？那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很先进，而中国人对铁路、电报等工业化成果知之甚少，所以，“西学”进入中国以后，对中国人的刺激非常大。因此，中国就出现了文化激进主义。

那个时候，中国很多一流知识分子都是强调西方的文化，包括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当时，人们把中国文化叫“稻米”文化，西方文化叫“面包”文化；把中国文化叫“静”的文化，西方文化叫“动”的文化。慢慢地，国内形成了文化上的两个代表：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

梁漱溟先生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918年，蔡元培把梁漱溟请到北大，刚到学校，梁漱溟就说，“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当时，有的人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的人讲马克思、列宁，就是没人讲孔子，甚至一讲到孔子就羞涩汗颜、难以启齿。所以，梁漱溟说，有人讲这个，有人讲那个，我就讲孔学，别的事我不做，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梁漱溟认为，中国不能忘记孔子和孔学，他在北大执教七年，他讲的孔子课特别火，学生们都争着来听他是如何为孔子作辩护的。

 

什么是国学？

章太炎是鲁迅先生的老师，他在东西文化对撞当中最早提出了“国学”的概念。章太炎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什么是国学？国学是一个国家之所以成立的源泉。我听说，处在竞争之世，只靠国学是不足以立国的，但是，我没听说过，国学不兴，国家还能自立的。我听说，有的国家灭亡了，但国学没有灭亡，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国学灭亡之后，这个国家还能存在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国学呢？有很多定义。有人认为，国学就是孔学，六经是孔学的主要内容，体现了中国文化最具源头性的东西。

还有人认为，国学是无所不包的，在中华民族文化母体里生长出来的所有学问的总和就是国学，这也是一种说法。

1905年，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对国学有一段说法。“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去。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

国学是什么呢？一个国家自有的那些学问。这个学问怎么形成的？根据国家的地理、气侯等各种特定条件形成，植根于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国民性情，一刻都不能离。君子生在这个国家里，就应该了解这个国家的学问，爱这个国家，则必先爱其学。

二、国学有哪些重要的部分和内容？

国学里最早的一部经典是什么？《易经》。根据现代人的研究，《易经》的成书过程十分复杂，它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也不是在一个时代完成的，而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人更三世，经过三个圣人，哪三个人呢？伏羲、文王、孔子，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孔子作传解经。世历三古，经历了三个时代，上古、中古、近古。伏羲是上古人，文王是中古人，孔子是近古人。中国古代用“古”字来划分时代，远古、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摩尔根是美国一位社会学家，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马克思划分了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易经》经历三个历史时代，太久了。这是最早的一部国学经典。

《周易》和《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春秋》一起被称为“六经”，以六经为源头，逐渐发展推演，到了清代，我们把儒家的经典归纳为13部，叫十三经。十三经是从这六部经典推演出来的，包括春秋三传《公羊春秋》《左氏春秋》《谷梁春秋》，礼经又分成三部经，有《仪礼》《周礼》《礼记》。这是三礼三传，加上《诗》《书》《易》，再加上《论语》《孟子》《尔雅》，还有一部《孝经》，一共是13部，这是13部经典。对经典研究的专门学问就叫经学。历代的人都在解释这几部经典，所以经典就会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它是在解释当中发展的。

古人认为经典重要在哪里呢？古人说：“经者，圣贤所以传道也，经之有故训，所以明经而造乎道也。”经典，它是圣人用来传道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经里面有故训，它记载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蕴含着中华民族从产生那一天起，发展到现在所走过的道路，所以，经典是国学最重要的部分，最重要的内容。中华民族很多重要的价值理念都在这些经典里。

比如，经典中多会论“道”，“道”最初指道路，人们又从道路抽象出天道、地道、人道。《周易》里讲，“易之为书也，广大悉被。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老子也讲，“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存在着“道”，老子从中抽象出一个最高的“道”，把它再具体，那就是三天地人三才之道。

天道是指自然界的规律，人道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地道是指大地的运行规律。天和地属于自然，是自然界的规律。人属于社会，是人类社会的规律，这样就形成了两面，一面天一面人，于是，天人关系就成为国学的重要内容。

“天人合一”包含的内容太多了，它主要是讲人和天的关系，而人和天的关系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自然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司马迁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讲学问，最重要的就是究天人之际，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二叫通古今之变，明了古今的这种变化。这个问题在今天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比如，生态问题要不要重视？现在我们才认识到人和自然的关系有多重要，它已经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基本矛盾。中国古人讲的天人合一，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历代都在讲这个问题，强调人道要遵循天道。《周易》的基本原理就叫推天道以明人事理。要明人事不能离开天道，社会发展不能离开我们对环境的保护。

 

《周易》里讲，“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意思是说大人的德性，要与天地的功德相契合，要与日月的光明相契合，要与春、夏、秋、冬四时的时序相契合，要与鬼神的吉凶相契合。在先天而言，它构成天道的运行变化，那是不能违背的自然功能。在后天而言，天道的变化运行，也必须奉行它的法则。无论先天或后天的天道，尚且不能违背它，何况是人呢？更何况是鬼神啊！所以，“天人合一”是国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宋明理学也大讲这个东西。

宋代有一个大哲叫张载，讲的四句话很有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么，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呢？就是天有心。天的心是什么？天地有生物之心，天地自然产生生命，是生命的源头、源泉。离开了自然界，离开了天地，生命就没有着落。现在科学这么发达，我们在寻找地外的文明，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地球上生命的源头在哪里？就是天地。《周易》里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两仪就是天地。然后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有了上下等级，才出现了社会制度，才产生了礼仪。

所以，“天人合一”的思想，重视讲人类是自然界的子女，是不是？马克思也讲，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周易》里也这样说，有天地会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才有人类，有男女，然后繁衍产生了人类社会，才有一系列的制度。所以，人类能离开自然界吗？能离开天地吗？

中国最早的一部道教经典《太平经》说：“天、地、人三合相通，三者共成一家，共成一体，不可一无也。”又说：“天地乃人之真本，天地有亏，则不能竟吾年。人命乃在天地，故欲安者，当先安天地，然后乃可得长安。”这是说，“天人合一”最基本的内涵之一是人与自然必须保持有机的统一与平衡，人类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对待自然，否则，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平衡一旦被打破，人类将不得安宁，甚至夭折。

大家看这是什么思想？也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认为天地自然的本性就是生命。《易经·系辞下》称：“天地之大德曰生。”何出此言？“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即生而又生，生而不息，绵延不绝。它推动万物生生不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事物层出不穷，万物森罗，如斯宏大，就是最盛大德行。所以，《周易》体现了一种生命哲学，天地人三位一体，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今天人类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关系问题。生态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以及空气、水、土壤的问题。人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上才开始有重要会议来讨论人和自然的关系，才有我们今天对于生态问题的重新认识。

大禹治水与古人对五行的运用

国学典籍中命名为“经”的这一部分，非常重要，因为“经”里面含有古人所走过的道路，记载有很多教训。比如，大禹治水的故事，很多经典中都有记载，这不是教训吗？禹最重要的功绩是治水，他的治水方式是从血的教训里得出来。禹的父亲叫鲧，是舜封的治水高官，水利部长，鲧治水多年，越治越乱，最后就被舜杀掉了。舜杀掉鲧的一个理由是“汩乱五行”，他把这个五行搞乱了，他不能认识水的性质，水往下流，不能堵，而要疏通。《尚书》里面就有关于五行的记录，“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水曰润下，所谓“润下”，是指水具滋润寒凉、性质柔顺、流动趋下的特性。进而引申为水有寒凉、滋润、向下、闭藏、终结等特性。凡具有此类特性的事物和现象，均可属于水。火曰炎上，所谓“炎上”，是说火在燃烧时具有发光放热、光热四散、蒸腾上升之象。由此而引申为火有温热、光明、变化、活动、升腾等特性。凡具有这类特性的事物和现象，均可归属于火。木曰曲直，所谓“曲直”，即“枝曲干直”的缩语，是对树木生长形态的生动描述，言其主干挺直向上，树枝曲折向外。从树木的向上生长、向外扩展、枝疏叶茂等现象，引申为木有生长、兴发、生机、条达、舒展等特征。凡具有此类特性的事物和现象，均可归属于木。金曰从革，所谓“从革”，有顺从和变革两个方面的含义。金的“从革”特性，来自金属物质顺从人意、改变外形、制成器皿的认识。《尚书·洪范》孔颖达疏注“金曰从革”认为：“可改更者，可销铸以为器也。”“金可以从人改更，言其可为人用之意也。”以此引申为金有变革、禁制、肃杀、敛降、洁净等特性。凡具有此类特性的事物和现象，均可归属于金。土爰稼穑，所谓“稼穑”，植物播种谓之稼，庄稼收获谓之穑。古谓：“春种为稼，秋收为穑。”土有播种庄稼、收获五谷、化生万物的作用。进而引申为土有生长、承载、化生、孕育、长养的特征。凡具有此类特性的事物或现象，均可归属于土。

 

古人很早就对五行有认识，大禹的父亲不能认识水的性质，所以他被杀掉了，罪名是汨乱五行。大禹吸取了教训，认识到水往下走的特点和性质，疏通五河，历时多年，治水成功。推天道以明人事理，从大禹治水的典故中，我们懂得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住百姓的口，就好像把一条大河堵上了，不给它留个通口，水位越来越高，水坝冲决了以后，那大水就无法阻止了。

中国的学问不是书斋里的，不是逻辑推演，它完全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经验总结。

“革命”一词出自哪里？有何典故？

古人早就认识到，你不能破坏自然，《周易》讲的八卦，前两个卦就是乾坤两卦，乾坤就是天地，天地就是父母。八卦象征自然界的八个大相——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对应着自然界的八种物——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天地间这八个最大的现象，古人把它列到八卦里了。人类社会列的什么呢？乾为父，坤为母。它除了是天以外，它又是父亲；坤代表大地，她又是母亲。

张载有一篇文章非常有名，叫《西铭》，开篇有言，“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易经》的乾卦，表示天道创造的奥秘，称作万物之父；坤卦表示万物生成的物质性原则与结构性原则，称作万物之母。我如此的渺小，却混有天地之道于一身，而处于天地之间。这样看来，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坤地之气），就是我的形色之体；而引领统帅天地万物以成其变化的，就是我的天然本性。人民百姓是我同胞的兄弟姊妹，而万物皆与我为同类。

八卦之中，除了乾为天、坤为地之外，另外六个卦也有对应，震为长男，巽为长女，坎为中男，离为中女，艮为少男，兑为少女，六个卦分别对应三男三女。

大家看革卦，下离上兑，革命这个词就出于此。离为中女，兑为少女，这叫二女同居。为什么叫革？像两个女人居住在一起，老闹矛盾，其志不相得，这就叫革。周易是很古老的东西，但它里面蕴含着基本的原理，推天道以明人事。人类的活动，其合理性要追溯到自然界之中。

儒家的六经属于夏商周三代的重要思想文化结晶，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整理六经，才使这六经传到今天，使得孔子之前1500年的文化没有中断、没有断裂。大家说，孔子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一个就是整理六经，这不简单。因为到孔子的时代，夏商周三代的贵族制度，或者叫奴隶制度面临瓦解，王纲扭结，礼崩乐坏，文化礼乐制度一片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整理六经，古代的典籍都是用竹简串起来的，遇到火灾、战乱的时候，这个竹简的皮条一断就分散了，分散之后就像现在我们从古墓里挖出来的古简，需要花大力气去整理。孔子下了很大的工夫整理六经，历史上称之为“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与之相关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被后世称为六经，他们不仅仅是儒家的根本经典，也是诸子百家的根本经典，同时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孔子承传六经的意义在于：他继承了两千五百年的上古文明，将之发扬光大，并且又传扬了两千五百年——孔子正是这上下五千年的轴心。

 

孔子第二大贡献就是对“仁”的发现，以至于后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仁”，始见于儒家经典《尚书·金滕》，从字形上讲“仁”字从人从二，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孔子将其进一步升华与提炼，与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诸多内容，并将其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同时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儒家学说。以儒家而言，“仁”的内容包涵甚为广泛，而核心则在于“爱人”。从道德修养上讲，作为一名合格的“君子”首先要懂得自爱，讲求“慎独”，不失时机地巩固和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如此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这是一个人安身立世的根本，也是追求儒家“爱人”理想的基点所在。此后，孔子把这种“仁”的学说引入政治领域，进而形成了“仁政学说”的雏形，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社会民生民愿的关注，对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发展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的肯定，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孔子曰：“仁者爱人。”就是说人的本质，应该是爱，是仁爱，这也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

儒家特别强调个人和禽兽的区别，叫人禽之辨。孟子有句话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和禽兽的差异在哪里呢？就是人有“四端”，人有四种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侧隐之心，仁之端也。侧隐之心是仁爱的一个开端，要推行仁爱，首先你的心里要有侧隐之心，就是同情心、怜悯心，这样你才能把仁爱的道德推广出来。一个没有同情心，没有怜悯心的人，他不可能有人的行为。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你做了不好的事情感到羞耻，就是羞耻心、羞恶心。人如果没有这羞耻心，就不会有义的行为。“义”实际上就是合理性的意思。人的行为如何合理呢？要不断地调整自己，使你的行为符合规范，这就叫义。如果你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也不遵守交通规则，那这个行为就不合理。一个人如果能反思自己的不合理，趋向于合理，这就是义的行为，否则这个人就不义，不知道羞耻。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有辞让的心，才有礼的开端。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义礼智，孟子说这“四端”是人所特有的，没有这四端就不是人，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这“四心”是生来就应该有的，它不是外力强加给我的，这就是人和禽兽的区别。人和禽兽的区别没有多少，所以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几”是几何的“几”，是微小的意思，“希”就是稀少的意思，人和禽兽的差别，太微小，太稀少了。这些差别“小人去之，君子存之”，君子要保存这一点差别，如果这一点差别你都不要，就把自己等同于禽兽了，那就是小人，这是人禽之辨。

儒家非常强调道德的力量。人的力量主要体现在道德上，如果道德不好，人的硬实力就会起反作用。所以这是道德主体性，构成儒家人文内容最重要的一点。孔子提出仁治，建立起“仁”的思想体系、道德体系。一部《论语》，就大量地讲了这个东西。中国的学问在18世纪传入欧洲，在欧洲曾经流行了一个世纪。中国人大多知道西学中传，较少有人知道，我们中学在18世纪是西渐的。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大都读过中国的著作，包括伏尔泰、狄德罗、莱布尼茨、歌德等，他们都有关于中国的论述。我们现在有人在把这些人论中国的内容进行翻译。到了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确立成熟以后，他们反过来就看不起东方，像黑格尔这些人，就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因为他以西方哲学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哲学。

孔子的第三大贡献就是兴办教育，有教无类。原来老百姓没有受教育的权利，那时候是有教有类，不是谁都能上学的。后来，孔子讲有教无类，开始办私学，所以孔子又是伟大的教育家。

中国人对孔子的认识是一个风向标。乱世的时候往往反孔很厉害，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家有一部分人反孔，近代以来也有几次反孔。

 

中印佛教有何区别？

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文明当中唯一没有断裂的文明，因为中国的文字一直保持到现在，世界就这么一份。文字不断裂非常重要，文字是文化的第一载体，印度用梵文写的佛经现在很难见到了，就是因为古梵语失传了。再加上印度的国教不是佛教，印度教、婆罗门教流行，所以佛教后来在印度式微了，到现在佛教在印度也不占主要地位。因为佛教讲众生平等，不合印度的国情，印度的等级制度在古代太严厉了。所以，在印度的梵文佛经里，不是人人都能成佛，最低种性的人是不能成佛的，最低种性的人就像熏熟的种子，种到地上就不能再发芽了。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400多年的本土文化的磨合，到了唐代，逐渐融入我们的本土文化。其中一个标志就是认为众生皆能成佛，为什么呢？因为儒家的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用儒家的性善论来理解佛性，所以人人皆有佛性，每个人心里都有成佛的种子，佛性不分南北，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人人皆有佛性。这个佛性论就是中国儒家性善论的翻版，和印度原有的佛教区别很大。可以说，我们的国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发展，不断融入新的内容。

《周易》中的“与时偕行”“与时俱退”

《大学》里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就是做“新民”，做一个有新思维的人，这在中国的传统里叫日新，《周易》《诗经》《尚书》里面都有日新的观念。《大学》第三章：“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九个字被刻在商汤王的洗脸盆上。而且古人把“日新”作为人的道德修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你不能守旧，社会是发展的，所以你的思想要跟上社会的发展，这在《周易》里叫与时偕行。偕是白头偕老的偕，与时偕行，就是人的活动不能脱离客观世界，包括环境、条件、时机。古人认为“时”含有某些必然性的因素，时和命连在一起叫时命，时和势连在一起叫时势，时和运连在一起叫时运，人不能违背“时”，如果违背，这个人就要倒霉了。动和静、行和止、进和退都要看这个“时”才行，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动静不离其时，其道光明。

《周易》里讲，“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周易里面有阴爻阳爻，阳爻就是一横，把这个横中间断开一点叫阴爻。爻象征客观世界的变，爻的本质就是适时之变，变要随时，要适时，这是中华民族的适变哲学，生存之道。所以讲日新，讲适变。“适变”包括与时俱进，同样包括与时俱退。该退的时候得退，一味地进是不行的，一味地进就是亢龙有悔了，《周易》乾卦的最上一个爻叫上九，亢龙有悔，一个飞得太高的龙，飞得不能再高了，还想飞，那就跌落了。

《周易•乾•文言》解释这个卦，什么叫亢龙有悔？“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 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易中的“亢”是议论物极必反道理的。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隐退；只知道生存而不知道人总会要死亡的；只知道获取而不知道失去。这些道理只有德才超群的人能懂吗？知道进取、隐退、生存、死亡的道理，而且又要不背离正当道理。这只有德才超群的人能做到吗？

在《周易》64卦里，每一个卦都是一个哲学范畴，包含非常广泛的内容，所以，《周易》虽然只有5千字，但它是中华民族的第一部哲学著作。算卦只是在民间的理解，在精英的文化层面，是“善为易者不占”，真正懂得《周易》的人不是拿它算卦的。

大家知道《周易》的乾卦，卦词有四个字，叫元、亨、利、贞。这元、亨、利、贞有很多很多讲法，古人对“利”的解释就是利益，在什么时候有利益？在秋天的时候，到了秋天，用镰刀把果实收集回来，就给人们带来了生存的利益。所以，利代表秋天，元是春天，亨是夏天，贞是冬天，春夏秋冬。还有人从道德角度来解释，朱熹认为这四个字就是“仁义礼智”。

我专门说这个“利”，《易传》对利的解释，“利者，义之和也”。利要用义来调整、调和，真正的利是符合义的，讲利的时候不能离开义，利和义是一对范畴。义利统一，不能重义轻利，也不能重利轻义。这个在六经里面，是要重点讨论的问题，被称为义利之辨，辨是辨别的辨，是分别的意思。所以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味地去讲利，那是小人，但是话说回来，一味地去讲义不讲利，这是伪人，伪君子，我们现在越来越明白这两者是要统一的。脱离了利的义，就是空头主义，脱离了利来讲义，那是画饼充饥，是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脱离了义来讲利，这个利就完全是私利。所以古人讨论来讨论去，改造了董仲舒说的“正其义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变成了君子要“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尽其功”。社会一旦义利割裂，就要陷入矛盾，甚至造成两极分化。人类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社会矛盾的根源就是物质利益的分配问题。

 

人和自然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出现生态危机；义利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出现社会危机。除了这两个，第三个大危机就是人的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形成道德危机。道德危机就是人只要功利不要理想，只要肉体不要灵魂，出卖灵魂，出卖灵魂不要紧，最后为了这个又出卖肉体。所以，一个社会要健康地发展，它一定是义利统一的，这儒家的一个辨题，义利之辨。

三、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学国学？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学国学？这是因为人类正面对重大的挑战。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三大矛盾制约：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失衡，导致生态危机；二是人和人的关系失衡，导致社会危机；三是人自身灵肉平衡的破坏，导致道德危机。这三个危机，在今天并没有解决，而是越来越严重了。

现在是一个人类文明转型的时代。怎么转型？由工业文明转入下一个文明时代。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不到300年的工业文明，为人类创造了无限福祉的同时，也制造了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产品——欲望。可以说，现在是人类欲望最高涨的时代。

人类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原始形态，在这个早期形态下，人类和动物差不了太多，通过原始的生活方式，靠打猎和采集野生植物果实来生存。

后来，人类开始把活的动物蓄养起来，把采集的果实种下去，于是，人类进入了第二个文明形态——农业文明，离我们现在约一万年。农业文明创造的物质财富大大高于前一个文明形态，它造就了我们将近几千年的封建时代。

工业文明崛起飞速。第一架蒸汽机的出现标志着工业文明的产生，到现在不到300年。但是，不到300年的工业文明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尤其最近100年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福祉，但同时也制造了一个最大的产品——欲望。在工业文明“知识就是权力”“利益最大化”等口号的影响下，人们在竞相追求物质、财富、金钱、美女的同时，精神世界正在逐渐地萎缩。

上世纪后期，召开了一些世界性的会议，主要是研讨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遇到的重大挑战是什么？我们归结为三个：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今天人类文明面临着重大转型，就是要克服这三大危机，西方文明没有能力来解决这几大矛盾，很难自我调整。在上世纪后期的世界国民大会就讨论这些问题，其中有一条，他们必须对指导工业文明的哲学进行反思，吸收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思维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学国学，就是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我们不要忘掉我们自己的传统，中华文明是对世界文明转型、重组的有益补充和重要内容，这是中国文化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潘攀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116/93067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