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炼：特朗普新政的不确定性及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肖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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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朗普新政的十二大转变

美国第45届总统特朗普即将上任，根据其竞选纲要及施政计划，其经济新政趋向于在十二个方面发生转变：金融政策从金融监管向金融自由化转变；货币政策由扩张向收缩转变；税收政策从增税向减税转变；财政政策从收缩向扩张转变；投资政策从乱花钱向基础建设投资转变；产业政策从“海外制造”向“回归美国”转变；能源政策从能源安全战略向发展传统能源转变；社保政策从社会福利向商业福利转变；教育政策从单一高等教育向拓展职业技能教育转变；移民政策从“放松”向“收紧”转变；外贸政策从对全球化向贸易保护主义转变；对华政策从恪守“一中政策”向以其做政治筹码获取经济贸易优势转变。

（一）金融政策——从金融监管向金融自由化转变

金融自由化是特朗普新政的核心。特朗普说：“美国公司离开美国，既是因为税太高了，也是因为监管严厉，两者相比较，大规模削减监管规定比大幅减税更重要。必须摆脱监管，无论你主张自由还是保守。目前的监管造成公司不能运营，甚至不能启动，不能扩张，被窒息。”

新政将试图废除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该立法对大型银行设置了新的资本要求，限制银行自营交易，以防金融危机重演。当下美国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了，这个法案也已经过时了，它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产物，衍生出数百项法规，繁杂而无用，并催生了几个无用的官僚管理机构，阻碍美国民众从银行贷款。

新政将“暂停所有监管”，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可能被解散；重新审视现有的监管政策，放松银行借贷，为大型银行提供足够的资本缓冲，将允许银行从事自营交易和直接投资对冲基金；影响金融机构自营交易的《沃尔克法》则会被削弱；不会重新引入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分隔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

（二）货币政策——由扩张向收缩转变

特朗普多次抨击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说它推高了通胀水平和市场对未来的通胀预期，认为随着经济的复苏，美联储必须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支持联储加息。特朗普曾表示，他当选后将撤换耶伦（Janet Yellen）的联储主席职位。

特朗普关于当选后换掉耶伦的主张并不现实。美联储不完全是美国政府的组成部门，美联储从国会获得权力，需得国会三分之二通过。按照美国法律，美联储主席候选人由总统提名，并且需要国会批准，但美联储主席一旦当选之后在其任期内就不会受到任何政治干扰。耶伦于2014年2月开始了为期四年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在耶伦任期结束之前，特朗普无权撤换她。耶伦可能会面临一些压力，但只要顶住压力不辞职，特朗普将毫无办法。

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来看，议息会的结果是由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投票决定的，委员会成员包括华盛顿联邦储备局的7位执行委员加上5个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投票主要是基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和未来预期，不受外部政治博弈干扰。

2016年12月15日，美联储决定提高利率25个基点。汇丰预测，2017年至2018年可能每年加息3次。美联储通过上调利率、限制货币供应量来抵消通胀压力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特朗普经济新政将推高市场利率并扩大利差，这对美国银行利润增长有利，但美元升值将威胁美国制造业的复苏。

美联储加息的两个重要参考指标基本满足：长期正常失业率的估计值趋向于5.2%－6%，长期通货膨胀目标为2%。2016年10月失业率则降至4.6%，为2007年8月以来最低水平；通货膨胀率接近2%；第三季度实际GDP环比增长2.9%，为自2013年三季度以来最为强劲的增长率；美国财政部将未来4年美国GDP增长率设定为3%－4%之间。上述宏观经济指标都为特朗普紧缩货币政策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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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收政策——从增税向减税转变

特朗普说，美国公司离开美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税太高了，因此决定大幅减税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特朗普经济新政以减税为重点。对企业的减税政策包括：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累进档从7个简化为12%、25%和33%三档；将企业所得税由35%降为15%；对企业汇回国内的利润征收10%的一次性优惠税率。

针对个人的减税政策还包括：提高标准扣除额至现行额度的4倍，个人及已婚联合申报者分别提高到25000美元及50000美元；废除遗产税；将股息及资本利得税税率最高限制在20％；4岁以下的美国少年儿童享有托儿费免税的权利。

减税政策落实将使美国GDP增速达到4%、创造2500万个新工作岗位，将促使美股回购大幅增长。预计2017年海外总计1万亿美元的利润中将有2000亿美元回流美国，其中有1500亿美元或用于回购，在总回购量中的占比为20%。美国大型企业的股票回购总规模将增长30%，至7800亿美元（将刷新历史最高记录）。

（四）财政政策——从收缩向扩张转变

特朗普经济新政将完成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到财政扩张政策的切换，经济刺激政策的重心由货币扩张转为财政扩张。

特朗普新政减税规模可能在4－6万亿美元之间，基建投资规模在6000亿美元左右，这笔钱都将通过发行国债来埋单。目前联邦政府预算支出的54%是军费，18%左右被用来支付利息，美国政府除了养军队和支付利息外，还有维持政府运转的花销和社保支出，财政预算将捉襟见肘。奥巴马执政时期的“财政悬崖”始终成为特朗普头上的“利剑”。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2016－2026年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从73.6%攀升至85.5%（创二战以来新高）。美国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报告说，除非政府支出大幅减少，否则到2036年政府债务将飙升到GDP的80%。

根据美国税务基金会的预测，特朗普税收计划将在未来10年内损失10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联邦政府将面临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的挑战，财政入不敷出的趋势将最终限制其财政政策的施展空间。

 

（五）投资政策——从乱花钱向基础建设投资转变

特朗普说，要确保钱用在基础设施、道路和高速公路上，基础建设不是核心，但它是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停滞了数十年。为此，特朗普新政推出大规模基建投资计划（近6000亿美元），计划打造一个高效的现代交通网络，包括铁路、公路、桥梁、隧道、高速公路、机场等；发行“基础设施债券”，鼓励民间购买。该计划将在未来10年为美国带来2500万个工作岗位。

大规模基建投资计划能否实施，关键在于新任政府对财政赤字的容忍程度。共和党党内一直都反对提高债务上限，甚至以债务违约和政府停摆为代价。为了调和党内矛盾，特朗普新政强调基建计划基本排除从联邦政府资金中拨取资金的可能性，而是通过私营部门进行融资，但多数美国机构投资者对特朗普的基建投资计划并不乐观。原因在于：财政支出为扩张基建埋单的余地不大，美国较高的负债水平会限制财政政策扩张的空间；大部分美国联邦支出都用于包括社保、医疗在内的法定强制支出，可自由支配支出只占总财政支出的很小部分；通过私人渠道筹集基建资金计划受阻。

通过基础建设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作为对抗大萧条的手段，罗斯福新政在上个世纪就采用过，属于“逆周期”刺激政策。现在，美国经济已经摆脱经济危机并步入经济复苏阶段，显然，有悖于罗斯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六）产业政策——从“海外制造”向“回归美国”转变

特朗普将停止公司离岸法，逐步废除现存的损害就业的监管规定，把流向海外的制造业就业机会重新带回美国；设立关税抑制公司全球化行为（将总部设立到海外、产品返运回美国时避税并且解雇美国本土工人）；允许企业把滞留在海外的资金带回美国，反对公司推迟缴纳海外所得，对企业海外利润一次性征收的优惠税收入计入给财政，并用于投资美国经济落后的州。

特朗普的“回归美国”政策具体包括：降低美国国内企业税负，将企业所得税由35%降为15%；吸引美国海外资金回流，对迁回海外利润的美国企业一次性课征低至10%的税收；强迫跨国公司将亚洲生产线搬回美国，否则将向这些企业征收35%的重税。

（七）能源政策——从能源安全战略向发展传统能源转变

长期以来，美国坚持禁止近海石油、天然气开采，让其成为长期战略储备，而大量从国外进口能源。特朗普认为，能源安全战略的高成本制约了美国传统能源的发展和工人就业，自小布什执政以来，美国因此失去了7万家工厂，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困住了美国公司的手脚。

特朗普新政将打破原有的能源安全战略，强调“传统能源工业回归”,化石能源才是王道（发挥美国本土煤炭、石油、天然气储备丰富的优势）,实现美国“能源独立”，使美国转变成为能源净出口国，同时，退出“全球气候变化协议”。

发展传统能源计划包括：减少能源储备生产活动（50万亿美元以下）的限制；减轻奥巴马和克林顿对能源基建项目的限制；取消对北极圈和大西洋海岸新钻探区开放的限制；扩大对页岩气土地的经营租赁（未来7年页岩气生产可以新增200万个工作岗位）；对开发传统能源的私人企业予以优惠贷款税率；进行为期10年的1万亿基建投资；撤销对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数十亿美元的资助。

 

（八）社保政策——从社会福利向商业福利转变

美国医疗保健支出占GDP的17%左右（世界平均水平是10%），占联邦政府开支总额的41%，如不改革，2020年，医疗保健支出将达GDP的36%。

奥巴马推行“平价医疗法案”加大了联邦财政开支，使其失去越来越多的政治资源，该法案屡受司法权制约，如强制个人投保的关键条款被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定为违反宪法。

特朗普认为，过去美国人在保健上支付的保费增加了1倍，却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主张替换或废除奥巴马政府的“平价医疗法案”，它让中产阶级、平民生活缴费更多、生活更加困难，他将予以废除，只保留极小部分的“有益”条款，恢复美国联邦政府的监管角色和医保条款的历史作用。针对年轻和年迈受扶养人设立免税保障储蓄账户（对儿童保障和老年人保障费用可用于抵税），鼓励和推广健康储蓄账户，让普通人有能力在各个州购买健康保险，允许居民跨州购买医疗保险。

鉴于“平价医疗法案”现已被纳入美国医疗体系，全部废除将会导致巨大的不确定性，搞不好可能引起社会动乱，威胁到新政府的执政根基。因此，新政府的选择可能是妥协——部分废除、部分替换。

（九）教育政策——从单一高等教育向拓展职业技能教育转变

特朗普新政府将寻求通过《学校选择与教育机会法案》，这项法案将拓展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使2年制和4年制的大学更便宜，以确保7000万学龄学生、2000万高等教育学生、1.5亿在职人员有各种学习和发展的机会；将教育监督的权利还给当地社区；重新分配教育资金的使用，使父母能有权利选择送其子女去读公立、私立、教会、宗教或者家庭学校。

（十）移民政策——从“放松”向“收紧”转变

特朗普新政府将废除《非法移民法案》。对保护非法移民免遭遣返的城市取消联邦政府资助（如旧金山）。在美国南部和墨西哥3200多公里的边境修建隔离墙，由墨西哥补偿美国的修墙支出（对美墨移民给老家汇款征收额外手续费、对墨西哥的贸易产品征收关税等）。

改革签证法规，完善生物识别出入签证追踪系统，追查逾期居留外国人，加重对于超期滞留的处罚。暂停从有恐怖主义倾向的、且移民审查失效的国家接受移民。所有来美国的移民必须接受极端审查。遣返大约两百万的非法移民罪犯，倘若对方国家不愿意接收，则取消对方国家的签证。确认被遣返非法移民的国家确切接收了非法移民，切断对非法移民提供工作机会和补助。对于再次非法入境美国的重罪、多次犯罪、多次递解出境的罪犯，强制至少5年联邦监狱服刑。特朗普通过加收墨西哥贸易关税等手段的移民政策可能引起美墨矛盾纠纷。

 

（十一）外贸政策——从全球化向贸易保护主义转变

特朗普对外经济政策以贸易保护主义为核心。2016年11月22日，特朗普宣布了他“百日新政”的五项计划，将在上任首日宣布退出TPP，把退出TPP当作他担任总统的第一项任务。紧随其后，还打算退出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退出WTO（世界贸易组织）、退出巴黎气候公约，推翻他所认为的、给美国带来负担的所有国际贸易组织及其相关协定。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开始一对一双边谈判，放弃一切与商业利益无关的意识形态，为美国捞取最大的实际利益。让商业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团裁定所有那些对美国工人不公正的非正当的国际贸易举措，利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来终止这些不正当的贸易。

（十二）对华政策——从恪守“一中政策”向以其做政治筹码以获取经济贸易优势转变

特朗普将把重归世界经济霸权放在第一位，首要目标是在经济上敲诈中国。特朗普利用美国对中国的实力优势（经济贸易优势、军事优势、国际联盟优势等）向中国施压，他将在贸易、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向中国发难，严禁高科技流入中国，延缓中国的创新进程。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底线是：只要不损害“美国优先”的经济原则，至于中国和别的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不会为了与己无关的事情跟中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最终目的是迫使中国屈服，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以服务于“美国优先”的国内经济发展战略。

特朗普说，中国加入WTO导致美国超过50000家工厂倒闭和1000多万工人失业，准备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于2016年12月2日与“台独”分子蔡英文通话，12月11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要用“一中”政策向中国施压，“在与中国就贸易等问题达成交易前，美国没必要被‘一个中国’政策束缚着手脚”。“一个中国”政策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基石，正如奥巴马对特朗普的忠告：欲改“一中”，先想清楚后果。特朗普多次侵犯中国核心利益，将中美关系推向无法预知的未来。

特朗普上述新政能否“转变”成功并不取决于其主观愿望，尽管特朗普主观上想通过以上政策转变达到其“美国优先”的政治经济诉求，但是，“十二大政策转变”哪些能落实，哪些落实不了，哪些只是政治作秀，将在特朗普四年的执政时间里进行检验。首先，特朗普的竞选承诺并不都会算数。其次，如果特朗普坚持竞选讲演的立场，特朗普过于激进的政策口号未必符合共和党巩固执政与发展的目标。第三，即便共和党人占据参议两院多数席位（参议院100个席位中占52个，众议院435个席位中占246个），但未取得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特朗普作为总统对相关法规并不具有一票否决权，仅凭个人意志无法左右他想废除的条款。第四，美国在全球不具有绝对的霸权实力，中国、俄罗斯、欧洲等大国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具有制衡特朗普胡作非为的实力。因此，“十二大政策转变”有许多是变不了的，有些则要打折扣。但“特朗普是‘最独特’的总统当选者……他对任何特定群体都没人情债，因为他是基于自己的战略而成为总统的”。没有任何从政经历的特朗普的经济新政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将对中美经贸双边关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二、特朗普经济新政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中美关系是否已经走到“临界点”？美国有一种观点：美中关系已发生“质的变化”，进入“制定规则”和“体系”之争的领域，美国已锁定中国为战略对手，美国必须强力防止中国与美国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并向中国施压。在欧洲与波斯湾，美国都没有面临足够强大的对手，只有崛起中的中国才会挑战到美国的霸权。前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普顿曾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美国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赢得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民众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

基辛格会晤特朗普时就中美关系给了他两个建议。一是领导班子要有一个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人，以确保中美关系的连贯性。十分遗憾，特朗普安排的是反华学者纳瓦罗，这人不懂中国经济，反华学者白瑞邦不懂中国历史与文化。二是在中美贸易、南海等争端中，总统应当明白美国的目标是什么？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要防止的是什么？如何就这些问题与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中美两国的领导者应该都充分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无论相互之间存在什么问题，两国之间都不应该发生战争，不仅是为了两国人民，也是为了全人类。”在上几任美国总统执政期间，基辛格在政治上一直是被边缘化的人物。特朗普是否会听取基辛格的忠告？或者他将孤注一掷地将中美关系推到新的战争边缘？对此不得而知。

旅英澳大利亚记者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拍摄的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The Coming Warin China)预测，由中美引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成为现实，因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正在动员一场大规模的毁灭性战争。美国试图挑起与中国的战争，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已“不再不可想象”。中国经济继续扩展已威胁到了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主导地位，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已部署了400多个军舰、核武器和轰炸机基地，在“亚太再平衡”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周边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绞索”。部署在韩国的美国军备指向中国，日本则是美国拳头上的手套。中国人到清醒过来的时候啦，不要再沉浸在“中美联手，共创世界”的美梦之中。世界霸主地位的争斗，从来只有你死我活；中国要做到和平崛起，就必须奋力挣脱身上的枷锁。

特朗普的策略是以“一个中国”政策作政治交易，以获取经济贸易优势。但中国不可能用领土作交易，特朗普及其右翼团队选择台湾问题恫吓中国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就此进行坚决反击将使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面临破产的危险，他自然会知难而退。

特朗普对华新政的基点是自以为是的所谓“公平”和“优势”，逼迫中国让步，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他面临的现实是，美国财政寅吃卯粮，难以负担称霸全球所需的庞大军费开支；国内“白种工人阶级”经济地位下滑，民众整体消费力下降，无法再以巨额大众消费维系美国的全球市场中心地位。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指导方针是先拿中国开刀，处处与中国作对，以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

 

（一）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

如果美国和中国、墨西哥贸易战打响，可能产生三种可后果。一是全面贸易战。美国对中国征45%的关税，对墨西哥征35%的关税，对方予以全面回击。

这样的话，2017年－2019年，美国GDP将完全陷入“衰退”。即使美国GDP重回增长轨道，GDP增速也赶不上没有发生贸易战的正常情况。在全面贸易战情况下，美国的消费水平将大幅下滑，政府支出也同样大幅下滑。美国消费和政府开支将遭到重创。

全面贸易战将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高速公路以及装备制造行业的失业率最高，将达到10.2%。紧随其后的是建筑装备制造（失业率10%）和采掘业（失业率10%）；从失业人数来看，由于消费量大幅减少，零售业将失去31.1万个岗位，批发业和医疗产业将分别失去25.7万、19.2万个岗位。下图表示美国各州私营部门损失的就业比率，西部地区就业损失最高达5%以上。

二是非对称性贸易战。中国和墨西哥不进行全面反击，但是有选择地采取反制措施。

三是短暂贸易战（不超过一年，中国、墨西哥与美国相互妥协）。美国私营部门也将失去130万个工作岗位，占该部门就业总人数的1%。1960年－2014年，美国对外贸易对GDP的贡献率从不到1个百分点增加到近30个百分点。从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至今，美国历届总统从未质疑通过国际贸易来提高美国就业和国际经济地位，特朗普还是头一个要打贸易战的总统，其结果只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两败俱伤。

实际上，特朗普发起中美爆发大规模贸易战难度非常大。首先，共和党内部难以取得共识，激进做法会带来战略和外交风险。其次，特朗普并无独立实现对中国全面征收45%惩罚性关税的法律权力，法律只允许总统在不超过150天的时间里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最高15%的关税。再次，即便如此，中国也可向WTO提请诉讼进行报复。第四，美国无法承担由于贸易大战而带来的严重经济衰退和失业，这将使特朗普无法实现其优先发展美国经济的战略，并动摇其执政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如果局部贸易战开打，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口增加15%左右的关税，这对中国出口将产生很大影响，机电产品出口可能首当其冲。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以机电产品为主，2015年进口额2370亿美元，占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49%。家具玩具、纺织品及原料和贱金属及制品分别居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位，2015年进口额分别为556.1亿美元、426.2亿美元和248.7亿美元，占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12%、9%和5%。同时，对中国就业也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中国每1000美元货物出口的增加值为621美元，出口对就业拉动明显，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对中国就业拉动为59人次，出口贸易产生1.2亿个就业岗位。若中美两国发生全面贸易战，中国将可能损失2000万个就业岗位。

 

（二）投资政策影响

奥巴马任期内没有谈成的中美双方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特朗普政府是否接单继续谈判是一个未知数。特朗普认为中国对美投资加大会对美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拟推出“排华法案”，对华投资进行审查，这将增加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并购的不确定性，使中国企业在美经营成本上升，制约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应指出，特朗普的基础建设投资将提升世界原材料需求，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这将对中国带来输入型通胀压力。

（三）金融政策的影响

特朗普新政的核心是金融自由化，放松所有监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就是由金融过度自由化、银行缺乏自律通过“次贷”危机而引发的。目前，美国经济已经走出危机，特朗普“好了伤疤忘了疼”，准备故伎重演，他正在为全球下一次金融危机搭建新的舞台。

中国金融业好像没有汲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金融自由化似乎某种程度上走在了美国前面。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到10.2%，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也不过6.5%。金融业占GDP比例快速提高，但制造业比重却在快速下滑，中国企业100万亿的负债，以4%计算，每年企业要交利息成本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2015年中国新增的GDP总量。如果特朗普金融自由化得以实施，将会进一步加大中国的金融风险，增加来自外部和内部金融风险的压力。

（四）税收政策影响

如果特朗普新政将企业所得税由35%降为15%、对企业汇回国内的利润征收10%的一次性优惠税率得以落实，将对中国企业构成强大的竞争压力。

（五）财政政策的影响

特朗普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使未来10年美国公共债务增加5.3万亿美元至28.4万亿美元，到2026年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将攀升至105%。2016年8月，中国持有美债规模占总外汇储备的比重达37.2%。如果中美发生重大冲突，中国持有美债将有被挟持的政治风险。如果美国发生债务危机，中国持有的美债价值将面临缩水的经济风险。

 

（六）产业政策的影响

奥巴马“再工业化”使美国制造业出现回迁态势，2013年－2015年，美国资本流出下降16.26%，资本流入上涨183.97%。而外资从中国制造业“进”在减少，“走”在增多。特朗普的“回归美国”产业政策及其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加快美国在华企业回流的步伐，可能使一些美资企业从中国撤资或者减少继续投资。例如，苹果公司把一部分Mac电脑的制造从中国转移至美国；福特汽车、通用电器等制造企业也从中国撤回部分岗位；星巴克开始将其陶瓷杯制造从中国回迁至美国中西部地区。

除了美国企业准备“回归美国”外，部分中国企业（如福耀玻璃）也准备把企业迁移到美国。“回归美国”产业政策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降低中国的就业水平，对中国吸引外资政策造成极大阻力。中国应该提高企业向国外迁移的高度警觉，并制定相应对策，否则，中国企业将难以竞争过美国企业，也应付不了特朗普发动的“制造业战争”。

（七）能源政策影响

“美国第一能源计划”将扩大世界能源市场的供给，有利于抑制世界能源价格的上涨。目前，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进口国，能源对外依赖程度高达60%。因此，“美国第一能源计划”对中国的能源进口无疑是一个利好（但对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石油供应国不利）。

美国退出新能源市场竞争，为中国“十三五新能源发展战略”开辟了广阔国际空间（201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增量占世界40%）。

（八）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影响

西方关于基辛格对特朗普的建议有两个版本：一是组建中美俄新“神圣同盟”，牺牲日本和德国；二是美俄接近，打压中国。特朗普可能在克里米亚、叙利亚、北约东扩上作出妥协，以换取俄罗斯对美国遏制中国的默认，避免中俄走近。美国可能会让中东继续混乱，让石油涨价，让俄罗斯得益，打乱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速度。基辛格建议采取与上世纪70年代相反的做法，当时美国通过接近中国削弱苏联；今天则是要通过接近俄罗斯打压中国。把前苏联共和国的势力范围“让给”俄罗斯，俄美力量平衡将有助于巩固全球稳定（包括核问题）。为此，美国非但不会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还能减少维系这些国家中大量亲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开销，并使俄罗斯变得更好说话；美国承认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作为交换，俄罗斯将撤走在东乌克兰的军队——扫清俄美关系中的障碍；美国将承认波兰和伊朗、阿富汗和中国之间的空间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美国CIA报告认为，俄罗斯黑客袭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计算机服务器帮助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作为回报，特朗普正式提名埃克森美孚CEO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出任新政府国务卿，美国CNN称，这一决定是释放缓和美俄关系的信号。

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变化将影响亚太格局：美俄矛盾缓和（美国将俄罗斯从敌人的黑名单上删除，而中国仍在黑名单之上）；制衡中俄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加深；俄日关系得到改善（普京访日就是证明），俄日都对邻国的崛起怀有戒心，日本试图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在东海和南海领土争端上追随美国，遏制中国崛起；俄罗斯则希望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以摆脱西方对其经济制裁的压力；利用美日韩同盟关系，放手让日本挑战中国，在东海、南海搞事，消耗中国的战略力量，利用日本限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影响力，以避免自己的传统地盘被中国侵蚀。

美国退出TPP将减轻中国的地缘经济压力，它意味着以美日为核心的亚太新经济秩序解体，这将对日本造成重大打击（日本充满危机感），亚太经济圈的重心将会转向中国主导的RCEP：马来西亚将寻求推动RCEP谈判；秘鲁希望能加入RCEP；拉丁美洲其他TPP签约国将会跟进；澳大利亚转向中国倡导的RCEP和FTAAP的方案。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影响力扩大，有利于加快“一带一路”的步伐。

 

三、积极应对特朗普经济新政，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

贯彻“韬光养晦、绵里藏针、斗而不破”方针，对特朗普新政“听其言观其行”，尽快摸清中美的底线是什么？美国想要什么，中国能给美国什么？中国需要什么，美国能给中国什么？避免双方矛盾激化，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

若美中爆发贸易战，美国并不占绝对优势，美国在经济贸易上占有相对优势，但不具有绝对优势，中国不像世界上其它国家那样，容易被经济制裁所制服。首先，尽管美国经济总量比中国大6-7成（美国占全球GDP的24.5%，中国占15%），但中国对全球GDP增量的贡献率达30%，大大超过美国（仅占12%）。IMF认为，2016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2个百分点，美国只贡献了0.3个百分点。如果中国经济不再增长，全球经济只能增长1.9%，如果美国经济不再增长，全球经济仍能保持2.8%的增长。其次，中国的贸易总规模3.9万亿美元，多于美国的3.8万亿美元（2015年）。再次，从中美双边货物贸易看，美国对中国出口1161.9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5.7%），中国对美国出口4818.8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8%）；从中美双边服务贸易看，美国从中国进口151亿美元，美国对华出口是484亿美元，顺差为485亿美元。第四，中国列全球出口商品数量市场占有率第一名（1485个），美国仅列第三名（603个）。2015年，在全球全部5313种商品（按全球统一的海关编码计算）中，中国有1600多种产量占全球第一，超过第2-5名国家的总和。第五，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比美国多40多个。第六，中国是世界上保持国防和工业体系完整、独立和齐全这三要素的三个国家之一（美国、中国、俄罗斯），而中国拥有全部工业门类（371个）比美国齐备（联合国，2015年）。第七，中国的国内市场潜力比美国大4倍，中国在全世界的产业供应链条比美国延伸得要长。在中美经济博弈中，中国拥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可比拟的弹性和回旋余地，与中国打贸易战，被搞死的首先是美国大企业。具体对策建议是：

（一）从理论上驳斥特朗普关于“中国加入了WTO使美国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的谬论。导致美国工厂倒闭和工人的失业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慷慨救助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银行，却让中小企业和一般居民自生自灭”。让本已有钱有势的银行和大型企业（包括特朗普家族企业）得利，中小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则被牺牲了。特朗普并不是从根本利益上为老百姓着想，而是把中国当“替罪羊”，以转移主流政治人物无法兑现承诺的责任，美国自己得的病却给中国开药方。

 

（二）从法律上推翻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立法基础。研究美国《对敌贸易法》、《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等使其能找到发动贸易战的依据，找出这些法律与WTO关于国际贸易法律体系的矛盾和冲突，用国际法制衡美国，起诉美国。

（三）打击挑起贸易战的美国利益集团。如果特朗普执意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无论是大规模还是小规模），中国均可以采取对应报复措施。比如，中国可以取消20年内购买6700亿美元波音飞机的订单；取消来自特朗普支持者等汽车州的订单；取消来自特朗普支持者在粮食、大豆等农业州的订单，这些措施将损害美国股东和工会的利益，导致对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加剧特朗普新政府的压力。

（四）暂停中美BIT双边直接投资谈判，为美在华企业投资设置障碍：禁止与美国企业进行电子信息服务（包括软件服务）；对美实行战略资源产品出口管制；暂缓（终止）执行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协议（软件、电影、音像、生物制药等）……

美国在华企业投资额达2280亿美元，如果这些企业经营受到双方贸易战的伤害，必将影响到其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丧失对其它国家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优势。

（五）游说美国国会和利益集团。首先，巧妙利用美国国内矛盾，加剧美国社会分裂。美国在金融、财政、社保医保、种族、移民等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特朗普属于少数派）。迫于焦头烂额的国内矛盾压力，特朗普自然没有精力挑战中国的底线。其次，游说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向特朗普政府施压（如通用汽车、苹果、微软等）。再次，发挥对华友好的非政府组织作用（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它们曾经在中国加入WTO、最惠国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六）与受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伤害的第三方国家和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共同维护合法经济利益。尽管中国对美市场依存度要高于美国对中国市场依存度（2015年，中国对美货物出口占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1%，美国对华货物出口占比仅7.7%），但是，中国对美国出口3656.9亿美元商品中的一半零件来自美国或其他国家，美国在伤害中国的同时更伤害了自己和其他国家。比如，中国每卖一部苹果手机只获得7美元的加工费，而美国苹果零件供应商却至少从中获取40美元。

 

（七）加快国内金融改革步伐，防止特朗普金融自由化给中国带来金融风险的压力。必要时终止或者威胁终止购买美国国债，直接抛售美国国债，打击美国金融市场。强势美元将导致未来美国债市下跌，趁目前美国国债价格短期上涨好时机，择机抛售国债。

（八）借鉴特朗普减税政策，倒逼中国税费体制改革，真正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为企业营造透明、宽松、公平的经营环境，增强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竞争的实力，而不是利用各种借口增加企业的宏观税费负担。

（九）不排除中美在基建投资方面合作的可能性。如果特朗普摒弃反华冷战思维定式，中国企业可参与美国基建投资计划项目（对美国没有任何威胁）。特朗普新政6000亿美元基建投资计划的资金存在巨大资金缺口，中国在基建投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资金规模还是经营效率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如果两国能够就此进行合作，将给美国陈旧的基础设施带来丰厚的回报。

（十）中国应承担引领世界气候变化及未来新能源发展方向的责任。特朗普威胁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使美国失去承担国际法律责任和道德高地的地位，中国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率先制定世界气候变化及未来新能源发展的国际标准：要么美国遵守国际规则；要么与世界各国为敌。

第一，加快组建FTAAP。利用美国退出TPP契机，加快RCEP谈判进程，为组建FTAAP（亚太自贸区）创造条件，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建设性力量（而非破坏力量），在WTO框架下联合欧洲、新兴市场国家、俄罗斯、东盟等共同书写合作共赢的世界经济和贸易规则。特朗普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利己（美国优先）短视，将自我孤立于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潮流之外。

第二，警惕“逆基辛格建议”的危害。90年代前苏联解体以来，基辛格已成为中美关系的“负资产”。要警惕“逆基辛格建议”（“美俄接近打压中国”）对特朗普制定对华政策的影响。决策层应该清醒头脑丢掉对基辛格传统思维的幻想，及时调整对美政治、经济、军事新战略，继续夯实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日俄接近保持高度警惕，应采取“挑拨美日、联俄制日”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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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永峰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119/93127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