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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雷:中华传统文化与领导干部修养
2017年01月22日 15:22
王兆雷 中囯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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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下午好,今天讲座的题目是《中华传统文化与领导干部的修养》。中华民族有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在5000年的文明过程中,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和灿烂的文化。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强国提供的几点思考
1、关于文化强国。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能复兴,国家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这是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学概论》里面对文化的表述和论述。
2、西方科技发达,增加祸害。西方的文化特点是科技发达,但是科技发达如果没有良知,就会给人类带来一定的危险,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核武器。所以,对西方文化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个论述非常经典,也非常客观。
4、传统文化讲,“富而好礼”,就是指老百姓物质生活丰富之后,就要进行礼仪教化,这很关键。
5、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法治是治坏人的,德治是治“好人”的。以德治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几个朝代达到了顶峰,像汉朝就讲以德治国,以孝德国;唐朝也是以德治国,以孝治国。
6、文史哲思想——培养和区别人文知识和人文素养。人如果光有知识没有素养是不行的。比如,有个德国纳粹分子会弹钢琴,并且拥有哲学博士学位,但是他让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拉着手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这是多么可怕的人。
二、中国历史的主流趋势
周朝有800年的历史,汉朝有426年的历史,唐朝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为什么越到后世,朝代治理的时间越短?这是应该引起治国者高度重视和文史经哲研究的重大课题。下面我们来梳理一下中国历史的主流趋势。
中国历史上,治世是大于乱世和衰世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记载,中国历史上被夷狄分裂的时间是428年,被夷狄占领的时间是226年,合计654年。加上清朝末年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中华的100多年,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有700多年是乱世和衰世。这里有一个特点,只要中央集权政府腐败无能,就会被外族侵略。中央集权制强调郡县制、天下安。郡县制、天下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把县里的工作干好,把基层的工作干好,把中国老百姓的问题、三农问题解决好,天下就会安宁祥和。
学习历史经验,主要看治世、盛世的特点是什么?乱世和衰世的特点是什么?另外,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成为优秀的政治人物?第一流的政治人物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和人文呢?
历史人物分过渡性人物、时代性人物和悲剧性人物。孔子讲,给我一个地方治理,一年有样子,三年见成效;孟子说,小国三年,大国七年,可以把一个时代的风气转化好。中国历史上从儒学到佛教引进,到佛教变成中国的禅宗,到宋明理学,都有这个特点。中国文化应该引领世界发展的方向,这是我们的文化自信。中华5000年文明从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的。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下面我从几个角度来解读一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什么是文化?《周易》记载,“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社会需要正气,包括现在的反腐倡廉、六中全会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孔子对此早有定义,贪官多,盗贼就多,揭露了吏治腐败的危害。“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以载道。”文化这个东西,可以继承大道。
下面我讲解“涵养”和“修养”。“修养”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思想、理论、知识、艺术、思想等方面所达到的一定水平,潜修默养。“涵养”的解释是能控制情绪的功夫。比如,我们常说这个人涵养好,涵养正气。孟子讲,“吾善养吾浩然正气”,这就是涵养的意思。不管是修养也好,涵养也好,总之,文化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文化也是我们传统价值观念延续表现的一种具体行为。
钱穆先生将文化分为七个要素:第一,经济;第二,政治;第三,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第四,宗教;第五,道德;第六,文学;第七,艺术。人类整体文化的地位、功能、意义和价值,文化的传统和绵延继续,由于地域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文化,比如,有沙漠文化和游牧文化;农耕有农耕文化;海洋有海洋文化。在不同文化相处的过程中,存在文化隔膜,在文化隔膜过程中,我们要寻求共识、寻求合作、寻求发展,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是费孝通先生对文化发展前景探索的一个结论。
钱穆将文化分为七个要素(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强调金钱万能,金钱就是一切,所以资本主义对文化的解释强调经济和斗争。我们现在回过来看,经济和斗争并不是人生的全部。而资本主义的问题就出在金钱万能的观念。这是他们对文化和政治的定义,跟我们的对文化的定义不一样。角度不一样,立场也不一样。因此就会产生各种文化的隔膜和文化的争论,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寻求共识。
从违纪、犯法党员干部的忏悔来看,相当一部分人平时不注重学习文化和历史,不注意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懂法、不学习法纪党规,有的单位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监管、监督偏松,教训非常深刻。
如何化?渐渐地化。关于“化”,中国传统文化里有许多经典的论述,比如,化干戈为玉帛、化腐朽为神奇、化险为夷、化敌为友、化悲痛为力量、教化、变化、感化、消化、文化、同化。
文化是人的根本。一个人学过什么样的文化,受过什么样的教育,这个人就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这就是观念指导行为。比如,赵高是秦二世的老师,秦桧是宋高祖的宰相,丁书苗是刘志军的朋友。从这些现象来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朋友,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文化是人的根本。
“始作于伪,终于无耻”。如果文化里面也分善和恶,有好的文化,也有坏的文化,就跟读书一样,有好书也有糟粕的书,那么中国对文化的要求是,善与恶、是与非、好与坏,把善的放到前面,坏的都放到后面。这是文化指引的方向,我们应该注意。
文化是价值观的核心,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本领恐慌”就指的是我们的文化。
现在大学教育把每一个专业分得很细,让本科生、研究生读一个专业,至于文史经哲等其他方面,一概不懂。实际上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只是一个有专业知识的人、受过专业背景培训的人,这与我们社会的要求和社会的发展是不相符的。
在我们的父辈、祖辈一代,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呢?第一,忠孝;第二,仁义;第三,诚信;第四,中庸;第五,包容。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应该转化一下,“忠孝”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仁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候应该转化为责任和义务;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化过程当中我们更要讲“诚信”;“中庸”是一种方法论,“极高明而道中庸”,防止左也要防止右;“包容”是文化的一种态度,博大精深、海纳百川,你中有你,我中有你。
中国传统文化对“德”的解释,德行(道德、品行)。中国老百姓批评或者骂一个人说“这个人德行不好”,那是非常严重的话。中国人特别看重“德行”,以德治国的“德”就是这个“德”。“德”是人的修养,包括性格。在公与私、好与坏之间,做官的应该秉承孙中山先生讲的“天下为公”。有许多成语可以帮助我们解读“德”,比如“君子怀德,百福自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品德的“德”和得道的“得”是同音字,“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说老天爷对谁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德行好,老天爷都会帮助他。这就是我们从小受到的传统文化教育:一个人要把自己的德行培养好。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中央对人才的基本要求。“人无德不立,业无德不兴,国无德不威”,可见“德”在我们文化中的地位和分量。历史上的秦朝依法治国了二十多年,汉朝是以孝治国了426年,唐朝以德治国达到近300年的盛世和治世,这都是历史的经验,后人应该汲取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地方。现在大江南北都有“忠厚传家”。一个人如果厚道、厚德,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那这个人不会坏到哪去,当官也好、做人也好,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孙中山先生强调“同进文明”。“同进文明”就是开启民智,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要受到教化,就是“富而好礼”。
大恩大德、好生之德、大德曰生、德配天地、德高望重、积德行善,都强调德的重要性。祖宗积德,可以传后代。以德报怨,缺德。所以,教育孩子的时候,一定要让孩子做一个德行好的人。可见德在我们文化中的重要性。“有德而富贵者,乘富贵之势以利物;无德而富贵者,乘富贵之势以残身”,这是宋朝的大学者胡宏的名言,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的德如果跟他的财、官位相匹配,那么趁着富贵之势去教化、感动万物;没有德行而富贵者,富贵对他的事业是一种伤害。所以传统文化有一句话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就指这个意思。古人云:“街头听人说三分,闻刘玄德皆喜,闻曹操皆怒。”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刘备这个人还是很厚道的,曹操这个人在人品上有瑕疵。
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话:“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治国之要,道理比法律还重要,我们要讲道理,如果人人都讲道理了,基本上就不用打官司了。“道”是什么意思?《道德经》里面这样解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共所走过的路程就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也是这个意思。“道”又称天道,又分人道,人道主义。大自然之道指的是天道。传统文化对“道”的进一步解释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是《周易》里面对“道”的解读。从一个人讲不讲道理,就能看出这个人的修养和涵养,“本立而道生”。所以“道理”这个词在中国非常普及,老百姓也非常认同。
中国传统文化在做人方面,讲堂堂正正。堂堂正正才能做一个好官,做一个好人。故宫里有块匾额“正大光明”,只有正大了,才能光明。就跟太阳一样,本身就很大,还很正,照耀万物而从不索取。所以,做人做官如果有这种“天下为公”的精神,党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
张载有一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的“心”到底是什么?我们的解读就是文化之心。“为生民立命”是什么“命”呢?就是我们的天命所在,是这一生做人、做官、做事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是为公,还是为私?是为天下,还是利己?这些都要分清,尤其是领导干部,对这句话应该有更深悟的理解才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苟能修身,何患不荣”这也是《史记》里对修身的解读,这就是读书人日夜修行、走正道的价值基础。“中国一人,天下一家”,传统文化要求我们做人就要做到这一点。
中国对教育和文化特别重视,包括现在也是,在农村很多家里都供着一个牌坊,上面写的是“天地君亲师”。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巴黎宣言: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大学》里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上图是描述孟子在集市上看见人家杀猪,觉得好奇想去看,但是他母亲拉他去学习的场景。孟母从小就培养孟子的涵养,以便将来建功立业。他母亲用力一拉,拉了一个圣人出来。孟子讲,“吾善养吾浩然正气”,这个“正气”是需要涵养的。这也符合《周易》里面说的“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2004年《大众日报》采访彭丽媛的文章《彭丽媛:传统文化是营养》里,谈到传统文化,她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齐鲁文化,确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最耀眼的明珠,我很幸运自己从小像呼吸空气一样呼吸着齐鲁文化的气息。我的家乡郓城,出过宋江啊,够文化的吧。我的父亲是县文化馆的馆长,母亲是县里剧团的演员,他们从小给我灌输的也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我的最佳营养。”《周易》《里面,周易道德经》,以及我们的先秦诸子百家,先秦诸子百家,春秋战国,孔子、孟子。一部春秋史,乱臣贼子惧。从百家争鸣,到汉朝开始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学正式成为国家的正统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教育的学术,所以才有了孔子“为汉制法”。以至汉朝达到了426年的治世和盛世,从秦朝以后,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没有的。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传入;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在中国沿用了一千三百多年;唐朝伊斯兰教进入中国;五代十国乱世到宋朝朱熹将佛教与中国的儒学结合起来,成就了宋明理学,也就是中国化的佛教。在这里面有一个词特别重要,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叫“天理良心”。所以解放后有一批大学者就提出,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西儒学,就是将两个传统融合,以解决世界的发展问题。中西文化交臂以来,知识分子都想从文化的角度来为世界发展开出一剂良方。这其中存在文化交流、文化互见、文化互通等问题,课题非常庞大。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四书五经:“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是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这里面蕴含着大量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智慧。由于我们现在对传统文化理解得不够深刻,也没有钻研进去,所以对古人的智慧和经典东西有一些误解。我们要谦卑地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学习。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独中华文化从未中断,中华文明也从未中断,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独特现象。我们自身要做到文化自觉,只有做到文化自觉才能做到文化自信。
四、传统文化为科学发展观提供的思考
传统文化里讲了什么呢?公正,“集众人之私,成天下之公”,所以成就了“天下为公”这种传统的关于公与私的观点。
提倡包容的价值取向、有责任的价值取向,包括善良、公平、公正。
诚信的价值取向。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
五、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西方的价值观讲物质利益至上、个人至上,所以他们讲自由、人权、法治、民主。自由、人权以追求个人的最大物质利益为最高价值观。比如,撒切尔夫人就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大英帝国的利益;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向华沙犹太人纪念馆下跪时说了一句话,“跪下来是德国总理,站起来是德意志精神”;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下令驱逐吉卜赛民族;美国小布什时期在中东实施的改造大中东民族计划。实践证明,中东的民族计划不仅没有改善好,反而还造就了很多恐怖组织。从这些西方元首的言论就可以看出,西方文化缺乏“天下为公”的观念和胸怀。这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观不同。
下面我用案例来说明中西文化的区别。撒切尔夫人去世时,儿女都不在身边,西方媒体采访她的儿女说撒切尔夫人去世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料理你母亲的后事?她的女儿说,我现在非洲旅游,暂时不回去料理后事。这种话在中国就不敢说,这就是中西文化区别的一个具体案例。
西方人讲自由、独立、平等、权力、法治。他们讲的平等是什么意思?他们都信基督教,上帝说了,父母和孩子是平等的,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西方字典里没有“孝道”这个词,这是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六、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核心的价值观念,我们来梳理一下,比如:精神第一、群己统一、集体主义。中国个人和群体的关系是什么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体主义是有根源的,从家到家族,到国家,到天下。讲不讲道理,有理走遍天下。西方人不讲理,西方人讲法,这就是农耕文化与契约文化的区别。中华文化讲良心,俗语讲“天地良心”就这个道理,这个“心”跟西方医学的“心”是两个概念。中国人说天理良心;西方的心,它纯属于医学上的心,这是中西文化的区别。我们讲的“心”,指的是有羞耻心和知耻心,靠内心、良心自觉约束,这就是道德底线。
传统文化里面讲礼、智、仁、义、信,讲天人合一,讲和谐,实际上就是道教里面讲的“道法自然”。实际上就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资源,经济学里面有一个词叫“资源诅咒”。有资源的地方,资源被开发完之后,这个地方就衰败了。西方讲“征服自然”,中国讲“道法自然”,这是中西文化一个大的不同。
而实践证明,道法自然的观点对世界的和谐发展是有益而无害的,而西方对资源的掠夺是有害而无益的。中国人对名声特别重视,像司马迁的祠堂里讲“君子万年”,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爱惜自己的名声、官声、官德。
七、中西方文化对比
西方人和大自然是对着干,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资源。表现方式是什么呢?用武力来掠夺财富,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到霸权主义,西方都呈现这么一个特点。他们的名言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他们缺乏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法律之外,不外乎人情”的文化涵养。在西方文化里,父母和子女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他们的追求就是平等。中国讲君臣、父子、规矩和规范,但西方人讲吾爱吾师,吾更爱自由。中国人讲天地君亲师,西方文化的特点是讲“分”,讲独立、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如果没有分寸,做到极致,说白了就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表现。而中华文化讲究集体主义,集体关心个体,个体爱护集体。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具体区别。
中国人讲性善,西方人讲性恶。中国传统文化也探讨了关于性恶与性善的问题,孔子和孟子这两位圣人强调人之初是性本善的,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由于环境所迫,或者由于事实所迫,导致一个人有可能变成坏人,怎么办呢?我们用教育的方法,用善教得民心的方法,加上人之初性本善,来对人的成长发展进行引导,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好人、善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
而西方特别强调法治,用契约社会中的法治来管理人。法治、法律毕竟都是外来的,如果我们用“善教得民心”,加上“人之初,性本善”“止于至善”的观点,培养的人应该是一个善人、好人,但是对坏人,我们该用法治来治理,这是治理社会必不可少的方法。
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中的“中国人的性格”一节中,近代西方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罗素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坚强毅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他认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性格品质上的明显差别表现在:西方人生性好战,喜欢竞争,中国人气质平和,安于现状;西方人爱权,中国人爱钱;西方人重视人际交往的直率,中国人讲究人际交往的客套;西方人办事倾向彻底,中国人办事喜欢妥协;西方人崇尚变革,中国人易于保守;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突出优点是对生活目标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中国人可以从西方人那里学习不可缺少的讲究效率的品质,而西方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善于沉思的明智。
八、治国就是治吏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治国就是治吏。
司马迁说,读孔氏书,想见其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的教化和同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孔子对《周易》的评价是什么呢?“易与天地准”。《周易》是“群经之首”,唐朝著名宰相虞世南说,想要当宰相和将军,不读《周易》是不可能的,“不读易,不可为将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的文化功底之深厚,我们要读十遍八遍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
九、官员的文化品德引领社会的正气
我们用两首诗来看刘邦、项羽的文化涵养。刘邦一辈子就写了一首著名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项羽一辈子也写了一首诗,叫《霸王别姬》:“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由此可见这两个人的文化涵养。刘邦是治国平天下,项羽在兵败之后满脑子想都是老天爷对他不公平,想着他的宝马以及最喜爱的美女,这就看出两个人的格局和视野不一样。
中国每一个朝代都有非常优秀的政治家、政论家,像唐朝的韩愈,其著名的代表作是《师说》,宋朝的苏轼为韩愈写的碑文是这样的:“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
中国每一个朝代都有第一流的政治家,这些人物都践行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大道理,而且都有所作为。仅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靠武力征服并不能得匹夫匹妇的心,武力征服只是一时的。中国历史上的元朝就是靠武力征伐,但是老百姓都不服,所以它在中原大地的统治时间不到100年,后来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
关于人才的培养,中国传统文化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以要培养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宋明理学大兴,书院因此迅速发展,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大师,像“四大书院”都非常有名。
十、善性与恶性的价值取向
中华文化讲性善是人的第一价值观念,“人之初,性本善”“止于至善”。西方讲性恶论,性恶论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基督教,基督教里面说了一句什么?人都是有原罪的。这就是中西文化的一个大的区别。我们在学习文化的时候,一定要厘清中西文化哪些地方有共性,哪些地方有区别,要加以甄别地学习和借鉴。
善是人的一种性格,中国人通过学习和教化,把一个人培养成为善良的人,尽善尽美的人。
《大学》里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是指的这个意思。善行、善性,“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这是《周易》里面的一个著名论断。西方讲,人有原罪,所以人之初是性恶的,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用法治要来对这种恶的东西进行惩治。这当然是对的,法治是治坏人的,但是对“好人”怎么办呢?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德治”。
西方文化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他们将人生、宗教和科学分道扬镳。他们的精神信仰就是宗教——基督教,而随着科学无限制的发展,包括到太空去,发现太空上面并没有上帝,这样科学与宗教就产生了分歧。他们人生的终极信仰是在宗教上面,而不像我们中国讲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讲的是现世东西。所以西方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西方是站在他们角度和立场说问题的。永远向外寻求科学,而科学再发达,机器是没有感情的,导致现在孩子都不爱说话了。对科技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已经给做了定位,叫“厚生”。正德、利用、厚生,是这六个字。而西方不讲这些,他们只讲利用。
印度的英雄甘地对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进行了对比,提出了毁灭人类的七件事:第一,没有劳动的富裕;第二,没有良知的快乐;第三,没有是非的知识;第四,没有道德的商业;第五,没有人性的科学;第六,没有牺牲的崇拜;第七,没有原则的政治。这是甘地经过中西文化对比得出的一个结论。尤其是他说没有人性的科学,现在的毒品、生化武器,这就是没有人性的科学。而中国传统文化要求:“正德”,首先德行要好;“厚生”,对生命敬畏;然后再谈“利用”,这是中国对科学发展的一个观点,到现在都是与时俱进的,也是具有前瞻性的。
十一、破解信仰的迷茫
我刚刚说,西方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是一个伪命题,这是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中华文化有5000年的历史,《论语》现在好多人没读过,这么大一个民族、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有一个共尊共信的东西,或者说有一本共尊共信的书,来起到文化的教化作用、引领作用。纵观中国文化,《论语》应该是共尊共信的东西之一。西方基督教的《圣经》人人都读,而我们有《论语》大家却不读。《论语》要求传统文化要“君子应该“积极入世”,建功立业,来扭转社会的不足。佛教讲来世这种虚无缥渺的东西,它是一种宗教信仰。基督教讲上帝,把所有的寄托都放在虚无缥渺的上帝身上。而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给你指出了一条成功的大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大丈夫不仅要扫一屋,而且要扫天下,由家庭、到集体、到国家、到天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经典。
十二、中国历史人物的天下观
刘备请诸葛亮,最后一句话是:“先生不出,如苍生何?”就是你诸葛亮才高八斗,但是如果不学以致用,不来经邦济世,那老百姓怎么办?你让天下老百姓接着受罪?这句话感动了诸葛亮,诸葛亮才出山,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海瑞“位卑未敢忘忧国”,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张居正“担当天下事”,到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是有区别的,西方的文化是利己主义、金钱万能、权力万能,而中国人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西方文化有共性,也有区别,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甄别。
十三、西方治乱的表现过程
下面我从历史的角度给大家解读一下,西方文化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西方,而没有发生在东方?这就说明西方文化有“病”了,我们要认清“病”在什么地方,根子在什么地方。
西方创立了罗马帝国,凯撒至高无上,日尔曼雇佣军打败了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的帝国跟宗教的相互勾结,形成了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像哥白尼、伽利略的科学态度,使宗教颜面扫地,所以要绞杀他们,引发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优势是尊重个体、尊重民主、尊重自由、尊重法治、尊重人权。但是任何事情都应有分寸,如果没有分寸地任性发展自己的自由、法治、人权、民主,那么这个社会就会乱得一塌糊涂。政治的最大基础是什么?正确的治理、正确的秩序,如果人人都是没有底线地讲自由、法治、人权,那么社会就会乱套,西方因这个理论而身受其害,比如,美国的枪支泛滥问题解、种族问题。白人警察枪杀黑人的事件年年有,经常引发大暴乱和大动乱。但是美国政府就解决不了,导致种族歧视、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冲突。
所以我们在文化融合过程当中,一定要利用中华文化5000年的经验。我们有足够的经验和足够的智慧,来化解目前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作为学者、作为读书人、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有这种担当,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当西方文化到中国来的时候,坚船利炮,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清政府“且战且退”,到清朝末年可以说是“文化自卑”,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时候,我们还是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后来甲午战争失败、八国联军侵略中华,导致我们全盘西化。
“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习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这是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的亲身感受。
有一个著名论断:“传统可以现代化,而现代化则始终不能脱离传统”,这一句话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文化是传统的一种方式,你学会了英语到英国去生活,也未必是英国人,因为传统文化已在你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是绵延、有序、利用的关系,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传统,因为文化是价值观的核心,文化是传统生活的一种方式。
台湾学者龙应台说过一句话:“越先进的国家,越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传统保护得越好,对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后的国家,传统的流失或支离破碎就越厉害,对自己的定位与前景越是手足失措,进退失据。”这在近代史上比较明显。越是先进的国家,越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像法国、英国就对自己的传统保持得非常好。传统保护得越好,对自己越有信心。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但是先是中国的,才是世界的,先是民族的,才是中国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文化大国,我们要首先保护好我们的传统,再和现代化之间有序借鉴、有甄别地继承和学习。
刘云山在《更加自觉、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一个概括:“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变革与创新。如果离开传统,割断血脉,就会迷失方向,丧失根本。”这就讲了文化的传统性以及连绵性。
可以借鉴的现代文明,像民主、科学、理性、法治都非常好,没有人说这些东西不好。
十四、关于党政干部的几点思考
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领导干部应该增强哪些涵养呢?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要把自己的德行养好;“立功”就是在工作岗位上想办法建功立业,要践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言”比较难,因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这就要增强自己的文化涵养。
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一个人的德行好了,又建功立业了,那么他一定有一些好的建言,为社会的发展建言献策,这就是“有德者必有言”的实质含义。钱穆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把人生分成三个状态:自然人生、文化人生、光辉人生。自然人生就是生下来就有温饱、有食色性也的需求,高一点的境界就是文化人生,进行文化涵养,再高一点就是光辉人生。光辉的人生就是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做到这一点,老百姓就会说你德行好。
制度在运行的时候有三种状态:良性、中性、恶性。各级干部一定要增强自己的文化涵养,要致力于使社会达到良性状态。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利益在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面前,应该无条件让路。
十五、西方治乱的论述
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沃勒斯坦说:“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资本主义是一剂危险的麻醉药,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刻对它屈服了。我们从此都在承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沃勒斯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
钱穆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说:“欧洲文化一落不起,中国文化愈挫愈勇。不违背天,又不违背自然。又能达到人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这是世界文化的归结。也是世界文化发展方向,这是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
1916年,泰戈尔指出:“古希腊的明灯在初点燃的土地上熄灭。罗马的权威被埋葬在它广大帝国的废墟之下。但是建筑在社会与人的精神理想上的文明仍然活在中国和印度。从今天机械强力的角度来看,这(文明生命)可能显得弱小,然而,正像活的种子一样,天上降下滋润的雨水,它就会抽芽,成长,伸展他造福的树枝,开花、结果。”
这些先贤的认识都是客观而有前瞻性的。从现在来看,西方那种征服自然,以破坏、掠夺自然资源为目的的手法,导致现在全球变暖、资源危机,各种污染接踵而来,真不如中国传统文化里讲的“道法自然”。现在怎么解决问题是关键,这也给中西文化的学者布置了一个大课题。
1998年联合国决议《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讲到:不同文明的成就构成人类的共同遗产,是全人类灵感和进步的源泉。
十六、社会转型时期领导干部应如何应对?
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思潮纷沓而至,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有甄别能力。在宣传和学习方面,我们一定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中央党校在县委书记班上做过一个调查,局级干部有70%是向善的价值取向,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领导干部价值观念的一种引导。
怎么由自然人生、文化人生到光辉人生?第一,保持持续学习的能力,善于总结;第二,稳定的价值观取向,控制自己情绪;第三,谦虚谨慎的能力,作为领导干部,本身就应该具备良好的修养;第四,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第五,有责任、有能力、有感恩之心;第六,廉洁自律的能力;第七,要想到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不要光想一己之利;第八,人生与家庭的规划,建功立业;第九,在文化修养方面,孔子讲“四不”:不揣测、不固执、不武断、不自以为是。少数领导干部不注重自己的文化修养和涵养,有时候难免产生自以为是、武断、固执、揣测等问题。第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撒切尔夫人曾说,“冷战结束了,……但是共产主义还没有结束,那就是在中国。因此我们在亚洲要支持日本、印度,不要让中国取得亚洲的领导权。”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原主席卢格说,“过去五十年美国与苏联争霸,今后五十年美中争霸。” 所以在意识形态方面,文化上我们要自觉,有文化自觉才能达到文化自信。
社会转型时期,作为领导干部应该如何应对呢?规范、稳定的价值观。西方人对科技的成败形成科技主义,但中国对科技的态度应像道法自然,对资源的利用和发掘一定要规范,不能有“资源诅咒”,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十七、中国思想史
佛教里面有一个故事,说一片森林里面发生了火灾,有一只小鸟从西边衔着水飞到森林里面去救火。别的鸟都说,你一只鸟飞到森林里面去有什么用?你那点水对失火的森林有什么用?小鸟说了一句话让人感动,它说:“我的家就在森林里面。”由此可见,人人都敬畏、爱护、维护、保护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个社会就能达到和谐的状态。
近代思想家韦政通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追求满足和快乐,是人最基本的要求,但从来没有一个沉溺于物质享受的人真正得到过这些。一个人能为明天的希望和理想而痛苦,这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经验,具备这样生活经验的人才能享受较高的满足和较大的快乐。”他就说了一个问题,追求物质生活不是人的幸福之源,人真正的幸福之源是精神层面的满足和心灵的愉悦。怎么才能达到精神层面的满足和心灵的愉悦?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讲的,把社会治理得国泰民安、政治清明、老有所养、少有所教、终有所成、兄弟姐妹皆有所安、孤寡残疾者皆有所照顾,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的“大同世界”。中国文化的胸怀可谓海纳百川、博大精深。
韦政通说:“一个好的思想体系,必须为发展人的潜能提供途径和方法,孔子的仁学满足了这个要求。春秋末期的中国,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社会秩序的重建,其中包括政治领导中心的重振和社会的贫富问题。二是个人内心的调理,其中包括道德规范的确立和社会秩序在人性中的基础。这就是儒家人本主义的精神,成为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在这一方面,宋朝学者找到了一个接近平民性的原则,来应对宇宙、人生、国家、社会、生死、入世、出世等理论,这就是道。宋朝的时候有道学,它塑造了众多的第一流的政论家和政治家,如:朱熹、王阳明、“二程”、张载、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海瑞、包公、岳飞等。那时候他们讲究“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用百姓语言讲就是“天理良心”。天理的对面就是人欲,为公则是为天理,为私则是为人欲。还有一名称是义和利,为公则是为义,为私则是为利,自私自利就这样来的。为公就是为道理,为私叫心术,所以讲天下为公,创造理想的社会,这是我们读书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应该理解和践行的基本价值观念。
韦政通在《中国思想史》中对中国文化有清醒的认识,同时对中国文化的重建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味歌颂固有文化,把历史文化理想化,很容易得到一般人的同情,甚至也能得到一般人的尊敬,但就思想更新这个历史性的课题来说,这实在是最不负责的态度,因那样会增长我们的蔽固,认不清中国文化在当前世界的处境。怀疑是知识之母,我们必须有勇气培养合理的怀疑态度,根据这个态度对传统从事客观的研究,只有在客观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有深度的批判,必须经由批判的过程,才能知道该保有什么,或该吸收什么。中国人的思想必须经过怀疑——研究——批判——抉择的程序,才有彻底更新的希望。”
十八、规范的价值观
文化的最终成果是塑造人格,这一点非常关键,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
人民大学的郭星华教授在《从中国经验走向中国理论》中指出:
“近代以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西方文化发生了正面的冲突与交锋。依仗船坚炮利,西方文化在交锋中节节获胜。之后中国文化: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是‘全盘西化’。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过短暂的‘国学热’‘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等等,但总体来说,整个近代史就是西方文化逐渐占据主流话语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后,前期是‘言必称苏联’,后期则是一片混沌与动乱。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洞开,西方文化再次蜂拥而入,‘言必称美国’的盛况再现。虽然期间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在呼吁、在呐喊,在身体力行地探索中国理论,但终究不是学术主流。
应该感谢改革开放30余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曾经被外人视为‘古董’、国人视为‘垃圾’的中国文化重新得到了人们的关注。然而2008年的一场金融危机,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球,中国也未能幸免。但却在短时间内率先经济复苏,再次让世界刮目相看。从‘北京共识’到‘中国经验’,再到‘中国模式’,一波又一波研究中国的热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然而,‘中国理论’却始终走在了‘中国实践’的后面,很难起到给予‘中国实践’以前瞻性的指导,丰沃的‘中国经验’土壤却未能产生出丰硕的‘中国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中国传统文化讲君子要“明道”,什么是明道呢?孔子说,使此道名扬于世,“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能弘道,非道宏人”。
“明道淑世”是连在一起用的。什么是“淑世”?世界在他手里,他就能把这个世界弄好,这叫淑世。要淑世,当然要明道,明道救世、明道淑世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传统文化也有自己的缺点,比如留长辫子、裹小脚。孙中山和毛泽东也都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他们都要求“开启民智”。我们到现在都还应该继续开启民智。毛泽东明确提出“解放以后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
中共有很多优势,其中有两大优势比较明显——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是传统文化对政治的理解。习总书记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政治的最大原则是求贤共治。汉朝、唐朝、宋朝、明朝都是群星闪耀,达到群贤共治。因为一个人能力与智慧是有限的,如果能同心同德、群策群治,这个国家的事情就能解决好。全党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六中全会要求从严治党,治国就是治吏。历史上盛世的政治特点就是群贤共治、同心同德。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的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予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延绵不倒。否则,此政权将为一种黑暗的势力,黑暗根本无可存在,必趋消亡。”这是对历史洞察的经典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官员要视民如伤,到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由于教育的原因,导致少数领导干部有了权力之后,不学习历史的案例和教训,为所欲为,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给我党的形象抹黑,这是从严治党的必要性。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风、政风、民风逐渐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指日可待。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叶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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