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莉：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赵莉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决策咨询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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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主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题涉及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另一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何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来探讨呢？因为这两者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2月26日正式提出来的，也是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在十八大后制定的三大发展战略之一，其重点是从区域经济的角度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强调了三地合作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的，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路径和方法，是全国性的，涉及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各领域。在这一背景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所以，这两者是存在内在有机联系的。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要求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增速明显下滑，说明供求关系出现不对等，供求平衡出现矛盾和困难。这被传统政治经济学称为“生产相对过剩”，而我们称之为“产能过剩”。那么，造成供求关系不对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两方面：一是有效需求不足，二是有效供给不足。从当前情况看，中央一再强调的产能过剩，其实就是供给过剩。同时，老百姓的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满足，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国人到海外爆买。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经济在供给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的结构问题。也正基于此，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以往的需求侧改革有何不同？先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来了解一下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的区别。过去实施了十多年的需求侧管理，其重要抓手是“三驾马车”，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投资、消费和出口，并主要通过增加投资、消费、出口的数量来拉动经济增长。但现在，我们看到这“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力明显下降。第一，制造业这个实体经济近年来的发展有些不景气，对投资的吸纳能力大幅下降。第二，在有效控制公款消费后，居民消费成为主力，而居民消费的理性化，使得消费增长趋于缓慢。第三，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市场需求大大萎缩，各国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想扩大出口确实存在很大困难。

因此，我们要转变经济管理方式，由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以供给侧管理拉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的重要抓手和工具就是四大要素，即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并主要通过调整这四大要素的配置结构来拉动经济增长。比如调整土地配置结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政策和方法，将“僵尸企业”或落后产能所占用的土地腾退出来，用于新兴战略型企业的发展需要，使得土地资源的数量保持不变，但用途结构却发生变化，并以这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推动经济发展。这就是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的区别。

供给侧管理的提出。供给侧管理并非中国首创，而是来自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现代供给理论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供给经济学，在被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采纳后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供给侧管理，是经过西方国家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而形成的。

而在我国，供给侧管理也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实际上，我国很早便开始使用这种管理方法了，只不过当时我们并不这么称呼它。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为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我国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粮食产量大大提高。此后，我国把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当时，我国物资严重匮乏，一些生活用品如糖果、火柴、自行车、电视机等都要凭票购买。为解决这一问题，刺激生产和供给，我们通过放权让利等一系列举措，调动国有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工业产品产量。由此可见，在改革放开初期的这一阶段，我国实际上实施的就是供给侧管理，目的是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刺激生产，侧重于产量的增加，也就是数量上的变化。

到90年代中期，随着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加，我国物资短缺的状态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由供基本满足于求很快过渡到供大于求的局面。国内外市场需求大幅下降，产品不仅在国内卖不出，出口也严重受挫，供给过剩全面凸显。1998年，我国政府及时转变改革策略，由供给侧管理转为需求侧管理。当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同志提出，要以扩大内需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

在需求侧管理实施了10年后的2008年，我国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速开始下滑。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管理方式应由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而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反倒是一些国外专家提出了这一观点。之后，国内理论界的经济学家们认可了这一观点。2011年初，贾康等七位中国学者发起成立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并于2013年向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咨询报告。后来，这一建议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2014年4月16日，在李克强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着力增加有效供给”的说法被重点提及。随后，201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到2015年底我国才正式提出“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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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的背景——经济新常态。自2009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折，结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阶段。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详细阐述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呈现出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速度而言，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从结构而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动力而言，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确，对于经济新常态，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经济增速的明显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主要是经济结构在不断调整、优化。而这也必然会带来动力的转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常态的阐述，实际上抓住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实质。

接下来，简单解释一下经济新常态的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关于速度的基本判断。我国未来几年依然处于底部调整期，形态大致呈现L型。此轮调整，自2016年算起还需要5-10年时间。近几年将触底，但不会马上反弹，而是会在底部出现小幅度的W型调整，经过一段时间后才会复苏回升。这里有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呈现L型走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说我国的经济走势呈现的是V型或是U型。V型就是触底之后马上反弹，U型就是触底之后在底部徘徊三五年才反弹。而这次，我们强调的经济发展速度将呈现L型走势，意味着经济增速下滑触底后不会马上反弹，而是会在底部徘徊较长时间。从2007年以来的GDP增速来看，也说明了这一点。2007年，我国GDP增长14.2%，增速非常高。但自2008年后，GDP增速开始下降。2008年GDP增长9.7%，在2010年小幅回升到10.6%之后进一步下降，由2011年的9.5%、2012年的7.9%，逐步下降至2015年的6.9%，并且在未来5-10年里经济增速仍是下行趋势。由此，我们判断未来的经济增长呈现L型走势。这一判断非常了不起。

第二，关于结构的优化升级。对此，大家感受最深的就是消费结构的变化。多年来，我国消费结构确实出现了明显的优化升级。就居民家庭消费热点来说，从80年代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到90年代的冰箱、彩电、洗衣机，再到21世纪初的房子和汽车，短短30年间，居民的消费结构明显升级，表明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另外，在房子和汽车成为居民消费热点时，这两个产业以其较长的产业链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据统计，房地产业的产业链涉及60多个行业，而汽车制造业涉及40多个行业。所以，这两个产业强力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迎来了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但现在，居民对房子和汽车的消费需求基本饱和，我们面临消费结构的再次升级。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现在的消费热点在哪里？大家可能会想到养老、医疗、教育、旅游等等。这些确实是目前的消费热点，但老百姓对这些消费热点的需求不如房子和汽车那么集中。并且，这些产业的产业链均比较短，每一个产业对经济的拉动能力要远远弱化于房子或汽车。这种变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居民消费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在消费需求多元化的今天，每一个产业对经济的拉动力都会有所下降，势必会使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日趋放缓，产业结构逐渐转变为以第三产业为主。2012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45%，第三产业占比45.5%，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到2015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50.5%，高于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可见，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也在相应的调整。第三产业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当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相对弱化于以重化工业为主的时期。所以，在当前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有所下滑。

第三，关于要素驱动力下降。经济增长动力，要从原来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就要素驱动来说，要素驱动主要指的是通过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拉动经济增长。但现在，要素驱动难以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去，大量的农村流动劳动力涌入城市参与到工业化进程中，推动了经济发展。但现在，这一局面发生了变化，我国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据统计，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345万人，2013年减少了244万人，2014年减少了371万人，2015年又减少了487万人。专家预测，“十三五”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或将继续减少1000万人以上。2012年以来，劳动力总量的绝对减少，说明劳动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

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据统计，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3.2%，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3.5%，高于同期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1.1%的水平。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这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在逐渐丧失。还有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就业人员平均月工资核算下来是4200多元，越南约合1300元人民币，泰国约合2300元人民币，印度约合不到1000元人民币。可见，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明显高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这一背景下，再靠加大劳动力投入来拉动经济发展，显然是不行了。

另一方面，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近年来，通过广义货币的增加、信贷的投放，目前市场上并不缺少资本。但问题是，资本没有有效的投资场所和投资机会。为什么？资本的边际效率大幅下降。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结果显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仅需1块钱信贷就能创造1块钱的GDP，但如今需要6块钱信贷才能创造1块钱的GDP。也就是说，现在的实体经济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大大下降，很多行业存在产能过剩，即使投入了大量资金也不一定能真正推动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产业结构、发展动力的变化，我国结束了原有的发展模式，进入经济新常态。在新常态下，想问题需要新理念、新思想，干事情需要新方法、新举措，谋发展需要新理论、新高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引领经济新常态。而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同样也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三地协同发展。

 

（二）我国当前供给侧管理的主要途径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五大任务，简单地说就是“三去一降一补”。

1.做减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

在未来发展中，我们必须先解决原有问题，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五大任务中的“三去一降”就是在做减法，目的是化解以前的一些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问题。

第一，去产能。这是供给侧管理的首要任务。去产能，主要涉及我国四大产能过剩行业，分别是煤炭、钢铁、有色金属和水泥。这四大行业的存量有息负债达5.4万亿，产能过剩30%左右。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50多个月负增长，最低时达到-5.9%。产能的持续过剩，导致价格的持续下跌。另外，过剩产能占压了大量的资金、劳动力和土地，严重制约着经济的良性发展。所以，去产能迫在眉睫。

在2016年的去产能工作中，中央重点抓的是钢铁和煤炭行业。为什么会是这两个行业？这里有一个国际背景。2016年6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产能过剩问题成为了继人民币汇率等之后的又一重要议题，其核心就是钢铁行业。目前，世界钢铁产量已高于总需求量的30%左右，而近年来，美国、日本等国家钢铁行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均在不断下降，只有中国钢铁行业在大幅提高。所以，一些外国专家认为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给国际市场带来了压力，世界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主要责任在中国。

中央对此也非常重视。2016年5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强调，“今明两年压减央企10%左右钢铁和煤炭现有产能。”随后，国资委决定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345户大中型“僵尸企业”的市场出清。然而，中央在下大力气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比如，上海宝钢集团计划到2018年压减产能920万吨，在这一过程中必然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人往何处去，二是债由谁来背。经调研，发现人的问题在资金跟上的前提下相对容易解决，但债务问题比较复杂，就不是这么好解决的了。

一些“僵尸企业”往往常年亏损，欠债较多，靠政府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来维持生命。如果清退这些“僵尸企业”，那它们的债务又该由谁来偿还呢？有人会说，1998年国有企业的“三角债”也很严重，当时中央通过债转股的方法，慢慢化解了这一问题。但是，新形势下，再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的难度和风险会相当大。债转股的根本手段，就是银行将债务设计成理财产品向市场销售，而一些单位和个人购买了这些理财产品，就等于把钱借给了银行，之后银行将这笔钱投资到一些重要领域，用所获收益偿还理财产品的本金和利息。实际上，就是让社会来分担债转股的成本。这在当时有一个前提，我国的经济形势迅速好转，银行的投资能迅速收回。但现在，我国经济复苏还需要较长时间，在这一背景下还用债转股的方式去融资，那么，偿还就成了问题。所以，当前能否通过债转股来破解“僵尸企业”的债务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去库存。去库存，主要是指去房地产库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12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7.1853亿平方米，增长15.6%。除北京等一线城市外，全国房地产市场普遍存在大量积压的问题。所以，中央多次强调要去库存。那么，如何去库存？现在来看，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涨价，另一种是降价。

有人说，房地产市场“买涨不买落”，只有涨价时大家才会买，降价时反而没人买，所以，降价不能去库存。我不赞同这种观点。在目前的高房价下，我们已经动用了所有积蓄，甚至超前消费，贷款来买房，为什么还要在房价高涨时再购房呢？房子不是一般的商品，它除了居住功能之外，还具有投资功能和投机功能。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出现了“买涨不买落”的市场现象。那么，还有哪些商品是“买涨不买落”的？恐怕列举不出多少，能想到的也就是黄金和股票。只有这些热门资本品才具有“买涨不买落”的特点，对此，我们也有一个普遍的认知就是在预测其要涨价时才会购买。不过，无论是黄金还是股票，在金融市场上都有做空机制。也就是说，这些资本品也不是只“买涨不买落”，有时候在价格下跌时买进也能照样挣钱。但房地产市场更为特殊，它没有做空机制，所以，给大家留下了“买涨不买落”的印象。

那问题来了，如果我们还是通过涨价去库存的话，是否能真正解决问题？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不妨想一下，这一轮的房地产库存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三四线城市会出现大量库存积压？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原因，多年来的房价只涨不跌，使得各行各业、各类人群涌向这一领域，将精力、物力、财力都集中在建房、炒房上，导致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库存大量积压。而供大于求的商品竟然还要通过涨价的方式去库存，这本身就存在矛盾。过去的房价长期上涨导致现在的库存大量积压，如果认可了这一结论，再来看通过涨价去库存的方式，就会发现这一逻辑本身就不成立。表面上，通过涨价加大购买人群的恐慌，刺激投资人和投机者的需求，一时间房地产市场销售火爆。而实际上，这只会造成更大的库存，不仅不能解决去库存问题，还会增加矛盾。

所以，通过涨价去库存，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应该通过降价来去库存。谈到这一点，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房子降价能否去库存？因为房子降价后大家就会持币观望，而不是买房。对于这一点，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去掉房子的投资功能和投机功能，只保留其居住功能，强调的是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这时候，房子恢复了其原本的性质，与汽车、家电等商品一样，在降价后自然会刺激人们消费。当然，在房价长期走高的过程中，人们心中已经形成了“买涨不买落”的印象。现在来看，房价还会继续上涨，即使开始降价，大家也不一定会马上购买。可一旦降价趋势日趋明显，对于楼市的刚性需求也就释放出来。所以，我们不会再通过涨价的方式，而是要通过稳定房价或是略微降价的方式来去库存，这才是正常的路径。

第三，去杠杆。去杠杆，主要是指降低社会资产负债率。近年来，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的负债率都比较高，已经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所以，去杠杆就是要降低负债率和债务风险。

第四，降成本。降成本，主要是指降低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的成本越来越高。有人做过比较，中国目前的土地成本是美国的9倍；物流成本是美国的2倍；电力和天然气成本是美国的2倍多。可见，我国实体经济在成本上的优势逐渐丧失。所以，要确保我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要降低成本。

2.做加法——补短板、追需求、创需求

供给侧管理既要做减法，还得做加法。在这方面，主要有三点：

第一，补短板。未来发展中，哪些方面是我们的短板？创新、农业现代化和实体经济等。只有了解这些，才能明白我们今后的发力点。这几年，中央为振兴实体经济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比如，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2016年强调的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等等。这些都是利于实体经济未来发展的。

第二，追需求。追需求，就是要让现在的供给追上社会需求。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国人境外消费达1.2万亿元。这说明老百姓的很多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满足，我国供给跟不上社会和市场的需求。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向和重要途径。

第三，创需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追需求相对被动，而创需求更加主动。创需求，就是创造出新的需求。目前，社会需求的潜力非常大。据统计，2015年新增贷款11.72万亿元，新增存款14.97万亿元。那么，如何把如此大的市场潜力挖掘出来？这就要看供给方能否创造出新的需求，能否把人们的潜在需求给调动出来。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

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就要明确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内容和主要任务。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三地协同发展明确了定位、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意味着顶层设计的完成。未来，我们就要落实这一顶层设计。

1.功能定位

《纲要》中明确的京津冀区域整体定位，就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和环境改善示范区。

除此之外，《纲要》还明确了京津冀三地各自的功能定位。过去，对北京、天津的功能定位有交叉和重复的地方，对河北的定位和职责也一直没有完全理清楚。而《纲要》的制定在这一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北京市的功能定位就是“四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天津市的功能定位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由此来看，天津市的功能定位与北京市的功能定位不一样，明显错开，各有侧重。

河北省的功能定位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2.空间布局

功能定位明确之后，如何落地？这就需要对空间进行布局。《纲要》对京津冀的空间布局可以简单概括为一句话，“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一核”，指的是以北京为核心。“双城”，指的是北京和天津要唱好双城记。“三轴”，指的是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三个产业发展带和城市聚集轴。“四区”，包括中部核心功能区，主要是北京、天津、河北相连的平原地带；东部滨海发展区，主要是从河北的秦皇岛往南到沧州这一地带；南部功能拓展区，主要是从河北的保定往南到石家庄等这一地带；西北部生态涵养区，主要是北京山区及张家口、承德等地方。“多节点”，指的是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沧州、邢台、衡水等节点城市，重点是提高其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有序推动产业和人口聚集。

3.发展目标及时间表

近期目标：到2017年，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取得明显进展，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

中期目标：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要力争控制在2300万人左右，城六区常住人口在2014年的基础上每年降2-3个百分点，“大城市病”等问题得到缓解，交通、生态、产业协同取得重大进展。

远期目标：到2030年，首都核心功能更加优化，区域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区域，在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北京的主要任务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北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项任务：去功能

北京与其他省市不同，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仅要去产能，而且还要去功能，核心就是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坚决退出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二是引导和推动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整体迁出；三是推动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向京外发展；四是有序疏解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

近几年，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中做了很多工作。在清理整顿污染企业方面，2013年至2016年，北京市累计调整退出企业1341家，已提前完成了《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要求的调整退出1200家污染企业的任务。2017年将继续修订并落实污染行业淘汰退出目录，关停退出500家以上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全面清理整治镇村产业小区和工业大院。在清理整顿区域性批发市场方面，2014年拆除中心城商品交易市场36个，升级改造34家；2015年调整疏解150家商品交易市场；2016年调整疏解117家。2017年全市将疏解提升市场120个，其中城六区疏解提升市场100个。动物园地区、大红门地区、天意、永外城等批发市场年底前撤并、升级和外迁，官园、万通、雅宝路等批发市场的转移疏解和升级也将基本完成。在疏解教育和医疗资源方面，北京城市学院5000余名学生、工商大学500余名学生、建筑大学1100名学生分别迁入顺义、良乡、大兴新校区；天坛医院新院、同仁医院亦庄院区项目积极推进。在其他方面，已化减煤炭产能180万吨，压减燃煤200万吨；2017年要分类处置50户以上“僵尸企业”等。

那么，非首都核心功能往哪里疏解？一方面，疏解到北京周边的河北和天津。另一方面，就北京自身来说，也有中心城区和郊区均衡发展的问题。在这方面，介绍一下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承担原来中心城区的很多功能。所以，这两年通州区的建设受到大家广泛关注。2016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精神进行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设计、建设。第一次强调了通州不只是要建成行政副中心，而且还要建成城市副中心，赋予了通州更高的定位和职责。会议还指出，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把握好城市定位，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后再开工建设。根据这一要求，北京市计划到2017年2月办公用房全部主体结构封顶，同年年底四大市级机关和相关市属行政部门率先启动搬迁。同时，还将推进一批优质教育医疗项目落地。由此可见，2017年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将初具规模。

在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中，如何统筹利用疏解腾退出来的空间？这里包括三个层面：城区，主要用于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增加公共服务设施。比如，西直河石材市场复垦土地和绿化面积达136万平方米，西城区职业高中腾退空间将用于补充中小学教育资源，动批天皓成市场升级为创新综合体，吸引科技金融、商务服务等高端业态入驻。中心城区，主要用于强化政治活动、科技创新、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等高端服务功能，着力提升综合承载力和现代化治理水平。东城区和西城区作为中心城区的核心，将首先满足服务中央政务功能需要。农村地区，统筹集约利用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所以，对于腾退出来的空间，我们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主要是优化功能、优化空间、优化生态环境。

这两年，北京在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上做了大量工作，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心城区流动人口依然没有明显减少。尽管在低端产业，如批发市场等的疏解中减少了部分就业人口，但由于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依然高度聚集在中心城区，吸引着大量流动人口，导致交通拥堵更加严重。

第二个问题，低端服务业，如蔬菜市场、修理店等的拆除和疏解，在给当地居民带来生活不便的同时，还导致生活成本的上升。

第三个问题，由于政府财税政策、疏解专项基金等不到位，疏解工作主要靠行政推动，被疏解的企业、市场、人员利益受损，使得疏解的主动性不够。

第四个问题，由于输出地与承接地的财税、土地、工商、社保等政策还不能有效对接，导致出现“转不出，接不住，留不下”的困局。

 

第二项任务：补短板

国家层面要补短板，北京层面也要补短板。北京层面的补短板，其主要目标就是为转型升级创造条件。

一是构建“高精尖”产业结构。在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中，北京要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发挥科技创新中心作用，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大力发展服务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进一步提升总部经济服务水平。什么是“高精尖”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核心是产业结构。而“高精尖”产业结构，应是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以配套产业为支撑、以部分产业链为补充的产业体系。也就是说，“高精尖”产业结构不仅仅是高精尖产业，还包括一些产业链。这些产业链也许并不属于“高精尖”产业，但一定是“高精尖”产业发展所离不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完整理解这一概念，只有这样，才能在城乡地区找准自己的定位，发展一些服务于“高精尖”产业的行业。2017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对“高精尖”产业提出具体要求，并指出，巩固提升金融、科技、信息、商务服务等优势产业，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服务、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人力资源等新兴产业，支持传统优势企业实施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技术改造，加快机器人创新产业基地、集成电路产业园、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园建设。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空间布局及相应配套上，支撑“高精尖”产业发展，构建“高精尖”产业结构。

二是构建创新共同体。这是北京的第二个短板，强调的是创新问题。在这方面，要构建京津冀三地创新共同体，就要特别重视落实《京津冀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制定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行动计划。目前，已经有了初步规划。比如，北京与天津合作建设京津中关村科技新城、与张家口合作建设中关村云计算产业园、与承德合作建设中关村大数据产业园、与石家庄合作建设中关村集成电路产业园、与保定合作建设中关村创新中心（入驻的北京企业已达45家）、与秦皇岛合作建设中关村海淀园分园（该项目已于2014年5月启动）。

三是交通一体化先行。关于京津冀交通一体化，2015年北京提出：

（1）要修建京张铁路、京沈客专等干线铁路；

（2）要修建辐射范围70-150公里的城际铁路，如京唐线；

（3）要修建辐射范围50-70公里的市郊铁路，也称区域快线；

（4）要修建连通中心城区和郊区的短线地铁；

（5）要修建高等级公路，如2017年开通北京到秦皇岛的京秦线；

（6）要修建北京到台湾的京台高速，第一阶段计划在2017年开通京津段，这相当于北京到天津的第三条高速；

（7）要在六环外再修建一个环线高速路；

（8）建设北京新机场，并于2019年投付使用。

四是生态环境建设先行。生态环境建设是京津冀地区最突出的短板。对此，相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规划。2015年底，国家发改委、环境保护部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近几年的重点就是分层落实。首先，要统一京津冀地区环境标准，通过规划、标准和评估等方面的统一，实现京津冀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其次，要建立区域环保联动机制，要联合执法、共同监测。

第三项任务：促改革

促改革，就是要提供制度生产力。管理制度是生产关系的体现，与时俱进的生产关系有助于最大程度地解放生产力。实践证明，制度改革比技术创新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所以，无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需要变革以往的制度设计。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如继续下放行政审批权，推动以混合所有制为抓手的国企改革，探索京津冀三地的医疗、养老、教育、户籍等社会领域的改革。这些都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密切相关，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做的工作。通过改革，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供给配套的政策，削减已有的落后政策，增加急需的促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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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苇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210/93418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