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不忘初心，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

 

侯且岸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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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与大家分享我近来关于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的研究成果。在前两次讲座中，我主要从认识论角度出发，结合具体的历史过程和思想范例，着重分析了理论与实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理论的价值和理论的创新。今天，我转换一个角度，以历史为基点，从“初心”切入，理在史中、原始察终、实事求是，还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通过实证的个案，深刻而具体地认知理想信念，从而真正凭借理性来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

一、  问题的提出与认知方法论

通常，我们对理想和思想传统的理解是抽象的、原则性的，因此具有浓厚的主观臆断色彩，表述的方法往往是概括和提取出若干论断、结论，然后据此来填充所需要的事实。显然，这样的分析、理解方式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人为地造成了逻辑和历史的割裂，致使丰富的思想传统失去了具体的、历史的内涵，流于空泛。同时，也使理想失去了必要的理性支撑，被束之高阁。

有鉴于此，从方法论着手，我考虑只从时间上追溯其原点，以“初心”（我将“初心”定义为本真之心、纯洁之心、理性之心）为基，发掘真实的“思想存在”，动态还原历史过程、逻辑推理过程，从中展现思想的矛盾与冲突，梳理思想传统，生成对传统的理性认知。其中具体的分析，就要涉及历史人物、著述，以及思想形成的背景。

就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而言，我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特地选取与思想理论有密切联系的重要历史人物：李大钊、陈独秀。这两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们都具有鲜明的思想特点，都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洗礼，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和形成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此，讲求“初心”、追寻传统，这是最恰当、最合理的选择。侯且岸：不忘初心，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mp3

 

二、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研究个案

如上所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研究，自然不能离开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下面，我将围绕着先知的著述展开分析。这些著述包括以下名篇：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追求和坚定信仰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需要特别加以说明：“马克思研究号”的出版时间刊面标明的是1919年5月，实际出版拖期，当为是年9月。该文分两次刊登，第1－7节刊于《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8－11节刊于第6卷第6号，该号的出版时间为1919年11月1日）。这篇文章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人们对这篇文章至今并没有给予理性的解读，留下了诸多遗憾。应当指出，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国内学术界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权威史籍对该文内容的介绍不仅过于简略，而且在文章发表的时间上有误，且缺乏必要的考证。

当下，人们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容本身，也存在着争议。尤其是时人难以接受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作出的善意批评，有意将这方面的内容看作李的思想尚不成熟的标志。争议之处实际上反映的是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基本认知。通常，我们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部分，根据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但是这样一来，却往往忽略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阶级斗争与互助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等。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恰恰对上述关系都作出了自己的论证，正好反映的是其思想的敏锐闪光之处，显示其特有的理性。这种理性是其党性(信仰)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有力佐证。今天，实有必要还原历史，原始察终，作出符合历史存在的分析，重新评价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理性精神。

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认知首先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他以《资本论》为本，阐释唯物史观、阶级竞争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他批评了当时的传统知识分子完全忽视经济学的短视。告诫后人，“从前的历史学家，完全把经济的意味蔑视了，也实未当。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

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新青年》刊出前的最后定稿（如前提示，本期《新青年》，即6卷5号，拖期出版，至1919年9月方才出版），李大钊在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大会后，利用暑期，到昌黎五峰山小住。在此期间，他也同时为《每周评论》撰稿，涉及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为他所主持的《少年中国》撰稿，即《“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发表于1919年9月15日，第1卷第3期）。在五峰山上，他还撰写了游记和诗文，与自然的接触，五峰胜境为他营造了良好的心境，他以滦河为喻，自诩为“新生活的创造者”。以往我们在研究中，忽略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背景和创作环境。今天看来，确是一大缺失。

李大钊当时在五峰山上所写的正是《再论问题与主义》。因此，我们必须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联系起来考察，而使两文所相通的关节点正在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在与胡适的讨论中，胡适所责难的主要是“主义与实际”的脱节。他在文章中首先指明了当时思想舆论界的主要“危险”。在他眼中，当时“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做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从与胡适的讨论中，李大钊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鲜明地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做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我们注意到，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也明确谈到理论与现实（实在环境）的关系，甚至对马克思有所批评。“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要知道，正是有了特定的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主义，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

在我看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它以“唯物史观”为基点，着力论证这一史观在整个马克思学说中的重要价值，并围绕它来展开对其他学说的分析，认定它“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优尚的位置”。所以我们看到，李大钊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解析“唯物史观”便不足为怪了。

李大钊认为，要使人们真正认识“唯物史观”的价值绝非易事。因为马克思并没有专门阐述“唯物史观”的著作，有关论述都是散见于他的不同著述当中，这就给一般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和障碍。有鉴于此，李大钊一方面提醒人们要多加留意马氏所持的“独特的唯物史观”；另一方面，他着手以日本的河上肇博士的翻译为蓝本（明确标明“译语从河上肇博士”），专门归纳出马克思之“历史观纲要”。这个纲要的元素来自《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经济学批评》（序文）等。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回顾了西方文明史上历史的唯物论者的主要论旨，还原了其发生、演变的基本历史过程，证明马克思并不是首创者，却“持有独特的史观”。李大钊认为，这种“独特”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其一，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离了他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其二，“阶级竞争说”也是“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其三，就理论要点而言，这一史观所揭示的“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是“社会组织进化论”。

应该指出，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没有把“阶级竞争说”看成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素之一，而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限定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他确实感到有些问题尚待深入探讨，一方面，两者“很有密切关系”；而另一方面，“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李大钊还敢于独立思考，率直指出马克思学说中存在的“偏蔽”。他说：“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我们于此可以断定，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灭，不过因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始至不能实现。”他还引用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家约翰·罗斯金的名言做《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的立论。该文的开篇语即是罗氏的话：“竞争的法则，常是死亡的法则。协合的法则，常是生存法则。”李大钊认为，“这是互助的思想”，“是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的思想深受罗斯金学说的影响。他的“物心两面改造论”实际上源于罗斯金；他强调“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精神改造”、宣传“互助”思想，也是依据了罗斯金的学说。

 

（二）陈独秀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的探究

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不能忽视对陈独秀的思想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连续五任的总书记，另一方面亦是因为他的思想特色，尤其是他对资本主义的理性认知。

与李大钊不同，陈独秀的关注点、着力点不同，他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讲演都要晚于前者。他的思想更多地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反对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思想主张，倡导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直接参与了当时关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且相当活跃。

陈独秀最有代表性的演讲是1921年1月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的《社会主义批评》。他将社会主义分成五派，即“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他说，“我们最要注意的是前三派”，认定“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际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表面上却挂着马格斯派的招牌”。我们在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并没有看到这样偏激的表述。

 

对于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的认知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凸显其学科性。他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刚好这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要知道，“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的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因此，他“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很明显，陈独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避免导致庸俗的“经院哲学”。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但困难在于：如何既讲求“形而上”，又不过度地抽象、繁琐，与实际的问题紧密联系？这是留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真思考的理论焦点问题。

历史地看，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知发生在大革命失败的十年之后。此时，他已离开中国共产党，并且在国民党政府的监狱中遭受了长达五年的牢狱之灾。在双重打击之下，他对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进行了反省，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深刻影响中国革命的斯大林主义作了痛苦的反思。同时，他也对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对象——万恶的资本主义的本质有了理性的思考。与十年前相比，他已完全判若两人。

长期以来，在方法论上，我一直有一个想法。要深入探究中共领导人的理想主义——马克思主义观，与其说要从他们的社会主义观入手，还不如认真地考察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轨迹。

陈独秀的资本主义观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联系中国社会实际的。它也不是感情的（如早期的激进主义），而是理性的，着实难能可贵。

 

1938年7月，他在重庆民生公司发表演讲《资本主义在中国》。他说，“说到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问题，又会引起过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论”。但现实中，我们又必须承认，“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之余地”。尽管“由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缺点，其发展也，可怕的罪恶，亦随之而来；然而它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能够增加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旧的封建制的缺点与罪恶；在目前过渡时期，我们宁可忍受资本主义的罪恶，来代替封建军阀的罪恶”。

既然如此，中国是否存在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呢？陈独秀并未简单地否认这种“可能性”，但他针对中国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将国人的社会主义观区别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明确指出，前者的“特质是废除私有及生产集中，和固执私有及均产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大不相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不象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却是幻想的，在经济上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比起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是革命的，因为前者使生产力增高，后者使生产力停滞甚至萎缩”。

不久，陈独秀又在另一篇文章《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中通过批判俄国小资产阶级民粹派，阐释了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针对现实中“青年人模模糊糊的反对资本主义，爱好社会主义”的态度，以及特别有迷惑力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陈独秀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在科学的社会主义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的，人们的努力，只能使可来者快点来而已”。据此，他将思路引向俄国，揭示俄国的特殊问题——超越资本主义。他说，“在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根据俄国的特殊国情，来否认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俄国可以由农村公社制，直接走到社会主义，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免得受它的毒害。其时俄国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反动思想，加以严厉地抨击，因为这种思想没有一点现实性，只有阻碍俄国社会跳远的进化”。

陈独秀专门谈到列宁的态度，期待“俄国民粹派学习中国的孙中山”，因为“孙中山先生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工业计划是革命的”。他表示：“我希望历史不至重演，希望中山先生的信徒，不至于倒过来学习俄国的民粹派”。

以前，我们一直认为，有关俄国民粹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所提出的。现在看来，应该是陈独秀开其端倪。其中之缘由，必定与陈独秀对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主张的深入反思有着必然联系，它确实是实践的产物。

 

三、结语

从上述内容中不难发现，与一般的研究不同，我们在动态分析中直接触及到思想和理论中存在的矛盾，每一位历史人物都有其质疑的基本对象。李大钊有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和疑问，陈独秀则主要是集中于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思。他们具有共同的思想特征，这就是独立思考、直面问题、探求真理。我想，这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的题中之义。同时也告诉大家，思想传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空洞的，而是可以感知的。但必须要通过历史去认知。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同其自身的思想传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须臾不可分离。它不仅代表的是理性的追求，也为我们指明了深入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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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永峰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216/93496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