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珂：标本兼治祛除北京雾霾

 

徐珂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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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顾名思义是雾和霾的结合体，但雾和霾区别很大。雾是近地面层空气中水汽凝结的产物，看起来呈乳白色或青白色和灰色，会降低空气透明度，如果能见度降低到1000米以内，我们就把这种天气现象称为雾。霾也称灰霾（烟雾），香港天文台称烟霞，主要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可吸入颗粒物组成，其中，可吸入颗粒物是加重霾天气污染的罪魁祸首。霾粒子的分布比较均匀，而且灰霾粒子的尺度比较小，从0.001微米到10微米，平均直径大约在1～2微米左右，肉眼看不到空中飘浮的颗粒物。由于灰尘、硫酸、硝酸等粒子组成的霾，其散射波长较长的光比较多，因而霾看起来呈黄色或橙灰色。一般相对湿度小于80%时的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导致的能见度恶化是霾造成的。相对湿度大于90%时的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导致的能见度恶化是雾造成的，相对湿度介于80～90%之间时的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导致的能见度恶化是雾和霾的混合物共同造成的，但其主要成分是霾。霾的厚度比较大，可达1～3公里左右。它们与雾气结合在一起，让天空变得阴沉灰暗。颗粒物的英文缩写为PM，北京监测的是细颗粒物（PM2.5），也就是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污染物颗粒。这种颗粒本身既是一种污染物，又是重金属、多环芳烃等有毒物质的载体。随着空气质量的恶化，阴霾天气现象出现增多，危害加重。中国不少地区把阴霾天气现象并入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

雾气看似温和，里面却含有各种对人体有害的细颗粒、有毒物质达20多种，包括了酸、碱、盐、胺、酚等，以及尘埃、花粉、螨虫、流感病毒、结核杆菌、肺炎球菌等，其含量是普通大气水滴的几十倍。与雾相比，霾对人的身体健康的危害更大。由于霾中细小粉粒状的飘浮颗粒物直径一般在0.01微米以下，可直接通过呼吸系统进入支气管，甚至肺部。所以，霾影响最大的就是人的呼吸系统，造成的疾病主要集中在呼吸道疾病、脑血管疾病、鼻腔炎症等病种上。同时，灰霾天气时，气压降低、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骤增、空气流动性差，有害细菌和病毒向周围扩散的速度变慢，导致空气中病毒浓度增高，疾病传播的风险很高。美国环保署2009年发布《关于空气颗粒物综合科学评估报告》指出，有足够的科学研究结果证明了大气细粒子能吸附大量有致癌物质和基因毒性诱变物质，给人体健康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包括提高死亡率、使慢性病加剧、使呼吸系统及心脏系统疾病恶化，改变肺功能及结构、影响生殖能力、改变人体的免疫结构等。据北京市卫生局统计，每次出现重度雾霾的天气，来市属各大医院的呼吸科就诊的患者就增加2-5成。民意调查显示，雾霾的有害影响已经成为城市居民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有媒体担心，空气污染问题或危及中国的社会稳定。徐珂 音频.mp3

 

大气污染治理，北京一直在行动。早在1998年，北京市就开始了针对大气污染的大规模综合治理，并先后实施了16个阶段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和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近年来，北京市在压减燃煤、清洁能源、控制机动车排放、优化产业结构、削减工业污染、加强清洁降尘、开展区域联防联控、加强环境督查监管等方方面面统筹推进，不仅从源头上严格控制，同时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大力实行铁腕治污。2017年，是完成国家“大气十条”下达目标任务的收官之年，也是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形成的大气污染治理突出矛盾、啃下“硬骨头”、突破“瓶颈”的非常时期。北京市实行“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相协调的原则，坚决打赢这场硬仗。对此，2017年北京市将在十个方面重拳出击。一是继续推动农村地区700个村“煤改清洁能源”，实现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和南部的平原地区基本“无煤化”。二是最大限度压减电力行业的本地排放，供暖季结束以后，华能北京热电厂燃煤机组停机备用。三是完成剩余的4000蒸吨工业和供暖燃煤锅炉的清洁能源改造，基本淘汰远郊区、平原地区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大兴、房山平原地区和通州基本实现无燃煤锅炉。四是治理高排放机动车，2017年2月15日起实施国Ⅰ、国Ⅱ轻型汽油车五环路内限行，全年淘汰30万辆老旧机动车。五是重点管控重型柴油车，新增重型柴油车全部“戴口罩”（安装颗粒捕集器）。严厉查处在用重型柴油车超标排放行为，重点整治渣土车。六是全面推动燃气设施氮氧化物减排，全市将完成1万蒸吨燃气锅炉低氮改造。七是进一步加大工业企业调整退出步伐，全面清理整治2560家“散乱污”企业，再关停退出500家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八是促进排放挥发性有机物重点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北京与天津、河北全面推广水性漆替代油性漆。九是铁腕执法，强化督察问责。市区两级有关执法部门保持密集执法和常态化夜查的高压态势，综合运用上限处罚、按日计罚、移送司法等措施，扩大执法成效。组建环保警察队伍，对环境领域违法犯罪活动予以严厉打击，形成震慑。十是深化区域大气污染协作机制，在环保部的统筹调度下，加强与周边省区市的协调联动，统一会商、统一预警、统一应急、联动执法，做好空气重污染应急工作。

雾霾天气自古有之，刀耕火种和火山喷发等人类活动或自然现象都可能导致雾霾天气。雾霾的源头多种多样，比如汽车尾气、工业排放、建筑扬尘、垃圾焚烧，甚至火山喷发等，通常是多种污染源混合作用形成的。经过长期不懈地治理，2013-2016年，北京市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分别为89.5、85.9、80.6和73微克/立方米，同比降幅分别为4.0%、6.2%和9.9%，2016年较2013年下降18.9%。目前，北京市SO2浓度水平远优于国家标准，与南方沿海无采暖城市相当；在周边省区市NO2浓度水平同比上升的情况下，北京市NO2年均浓度继续保持同比下降趋势；PM10年均浓度首次降到100微克/立方米以下。但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雾霾问题时好时坏，在近两年有所加剧，特别是北京区域“雾霾”并没有随着节能减排和粉尘增长速度下降而减少，反而频率越来越高、重“雾霾”越来越多，同样呈逆势增长。我国最早被中国气象局报道、持续大规模出现的雾霾始于2013年1月。2013年，“雾霾”成为年度关键词。这一年的1月，4次雾霾过程笼罩30个省（区、市），在北京，仅有5天不是雾霾天。有报告显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与此同时，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2014年1月4日，国家减灾办、民政部首次将危害健康的雾霾天气纳入2013年自然灾情进行通报。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指出：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PM2.5，要从压减燃煤、严格控车、调整产业、强化管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方面采取重大举措，聚焦重点领域，严格指标考核，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真进行责任追究。2016年12月，入冬来最持久雾霾天气来临，京津冀、山西、陕西、河南等11个省市已达严重污染。这迫切需要我们认真研究，采取标本兼治的方法，做到查处雾霾问题和防止雾霾问题两方面工作同时进行，既要解决雾霾问题的表象，又要从根本上杜绝雾霾问题的产生，切实祛除北京雾霾。

 

一、京津冀地区雾霾成因的误读

 近些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气候日趋成熟，区域生态建设已经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尽管京津冀三省市联手驱雾霾、治污染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环境综合治理面临的形势仍然不容乐观，改善环境质量的任务依然复杂和艰巨。京津冀区域当前正处于遭受大气污染、雾霾袭击比较严重的时期，空气质量不稳、环境压力大，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一些治理雾霾暴露出的思想认识误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京津冀协同祛除雾霾的大局。

误读一：京津冀的雾霾，是由内蒙、陕西、山西这三个省区为主要污染源造成的，而雾霾最严重的京津冀三地自身产生的污染是次要的。

大量的观测分析和模式研究都表明，京津冀大气重污染主要是本地积累加上外地传输导致的。其中，京津冀三地自身的排放量大是最主要的因素，对PM2.5污染的贡献约为70%左右。京津冀区域国土面积虽然只占全国的2%，但2014年常住人口占全国的8%，煤炭消费占全国的9.2%，单位面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排放量分别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4倍和5倍。在冬季采暖期间，京津冀主要城市的SO2日排放量比年均水平增加近一倍，一次PM2.5增加50%左右，氮氧化物和PM10增加20%左右，挥发性有机物增加10%左右。冬季采暖期间京津冀本地污染物排放强度大，是重污染天气高发的根本原因，一旦气象条件不利，就可能形成重污染。

周边省市的区域传输对京津冀PM2.5污染的贡献约占30%左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山东、河南两省的污染排放。此外，山西、内蒙古和陕西的排放对京津冀PM2.5污染也有一定的贡献，但不是污染的主要原因。治理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有必要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进行联防联控。

误读二：内蒙风力发电场和三北防护林使北方风力衰减，这导致了京津冀雾霾严重，雾霾无法被吹散。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认为，发展风电对局地风速虽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范围非常有限。丹麦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研究结果表明，风电场对下游几公里到几十公里范围的地面风速有明显影响，但超过100公里，影响可忽略不计。以北京为例，北京距离内蒙古400多公里，距离张家口约200公里。因此，内蒙古和张家口地区的风电不会对北京地区风速产生显著影响。

防护林带的主要作用，是固定沙地、保持水土、减缓风蚀、降低扬沙。它对风场的作用主要是大气边界层以下的近地层影响。三北防护林不可能阻挡冷空气或寒潮，而能驱散京津冀区域重污染天气的是大范围冷空气来袭或降水“湿清除”效应。

京津冀地区重污染频发，最主要的原因是本地与周边区域污染物排放状况。当然，区域性大地形“背风坡”弱风区与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气象条件变化特征，以及该区域周边大气污染输送等，在某些时段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误读三：北京雾霾原因专家说不清。

PM2.5的来源非常复杂，可以分为一次来源与二次来源。一次来源又可分为人为源与自然源。人为污染源是指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形成的污染源，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生活等各类污染源；自然源包括火山爆发、森林火灾、土壤和岩石的风化等。二次来源是指各污染源排出的气态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和氨等，经过冷凝或复杂的大气化学反应而生成的二次细颗粒物。

研究显示，大气中PM2.5的主要化学组分包括：有机物质、元素碳、硝酸盐、硫酸盐、铵盐、氯盐、痕量元素等。各地来源解析结果表明，目前PM2.5的主要来源是燃煤、工业、机动车、扬尘和生物质燃烧等。各个城市和地区视产业结构各行业排放比例有所不同，例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因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和能源生产行业排放较少，机动车对PM2.5的贡献相对较大。PM2.5组分在空间分布上有一定的差异性，即使是在北京市的不同辖区，组分也不完全相同。

误读四：PM2.5全部来自于人类的排放。

PM2.5究竟是什么呢？PM2.5是指空气动力学粒径小于2.5微米，分散在大气中呈固态或液态的颗粒状物质。这些小颗粒状物质能够影响大气能见度，产生大气光化学烟雾，加剧或减缓温室效应。它们虽然体积很小，但是组成复杂，易于聚集空气中的有毒物质，影响和危害人体健康。 

不少舆论认为，大气颗粒物即是污染物，全部是人类在日常发电、工业生产、汽车尾气排放等过程中产生的残留物。然而，全球环境科学研究共识表明，大气颗粒物是大气的自然组成部分，有相当部分来自自然源，并非完全由人类活动造成。PM2.5的来源可分为自然源和人类源两种。自然源主要有：火山喷发、沙尘暴、海洋飞沫、森林大火等；人类源主要是人类工业、农业、交通等活动造成的排放，其中又以燃烧化石燃料的排放量最大。

虽然京津冀区域PM2.5浓度较高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排放，但不能忽略天然源的影响。同时，PM2.5不仅全来自本地污染源，还能通过中长距离传输影响周边地区。如来自我国北部西北部沙漠、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沙尘，是京津冀区域PM2.5的主要来源之一。

误读五：北京的雾霾只能等风来，抗霾主要靠风，重污染期间花费这么大力气实施的各项措施，也没发挥作用把雾霾赶走。

污染的产生不是一时一日，污染的治理也难一蹴而就。京津冀区域正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过程叠加的时期，燃煤、工业、机动车和居民生活排放量都处于高位，大气污染防治任务还很艰巨。目前京津冀区域的污染治理处于第二阶段，即污染的发生发展受自然边界条件的影响显著，比如风速、湿度、边界层高度等这些气象条件的影响。特别是在冬季采暖期间污染物排放强度大的情况下，这个表现就更加突出，一旦气象条件不利，就可能形成重污染。

但京津冀本地污染物排放强度大，是重污染天气高发的根本原因。重污染应急的作用是通过一定的应急减排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污染物累积程度，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众身体健康。经专业测算，今年红警期间，采取应急减排措施比不采取措施，PM2.5降低了23%左右，其他污染物平均降低了30%左右。雾霾的产生是一定气象条件下，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污染物超出环境容量所致。只有通过相应的治理措施把污染物排放强度降下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空气污染问题，而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要彻底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必须坚持不懈地扎实推进污染物减排工作，天不帮忙的时候，人就要更加努力。

 

误读六：天然气锅炉排烟是造成北京地区“丰富水汽”的主要来源，是加剧灰霾空气的“帮凶”，称北京发展天然气是双刃剑，既有清洁能源的一面，又有排放水汽的负面影响和氮氧化物的污染，北京雾霾污染完全由"煤改气"造成的。

按照我国当前的天然气消耗量计算，每年燃烧天然气产生的气态水在3亿吨左右，假如全部转化成液态水(但实际上不可能全部转化为液态水)，平摊在全国人口集中的东部地区(估算面积约360万平方公里)，液态水的厚度连0.1毫米/年都不到，仅占大气中可降水量的几十万分之一，影响微乎其微。所以说，“煤改气”不会显著增加北京市大气中的湿度，不是北京地区“丰富水汽”主要来源。

无论是燃煤、燃气还是燃油，都会排放氮氧化物。“煤改气”是否会导致氮氧化物的升高，主要取决于改气之前煤炭的燃烧方式和煤炭品质、改气之后采取的燃烧技术等因素。如果采用了低氮燃烧技术，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就会降低。我国脱硝比脱硫起步晚，近年来大气环境中的氮氧化物浓度下降并不像二氧化硫那么显著。氮氧化物浓度的增加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但这是可控的。而且污染成因和机理非常复杂，不能因为氮氧化物浓度没有明显下降，颗粒物污染依然严重，就说是完全由煤改气造成的，这是不科学的。

误读七：北京地区雾霾主要由机动车造成的，治理空气污染只拿机动车开刀就可以了。

在北京本地污染源中，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物对PM2.5的贡献是31.1%，在非采暖季要占到40%。二次转化生成的有机物、硝酸盐、硫酸盐和铵盐，累计占PM2.5的70%。在重污染天污染物早期快速累积过程中，燃煤是主要的污染来源。在采暖季，燃煤也是整个京津冀区域的最大污染来源。在北京本地的PM2.5污染来源中，燃煤占比22.4%，仅次于机动车，位列第二。近年来，京津冀空气污染日益呈现区域性的特征。北京发生的重污染一般分为三类，分别为传输型污染、积累型污染、特殊型污染。其中，传输型污染即以外来输送为主导。数据显示，在北京的PM2.5来源中，区域传输占比约28%至36%。而在遭遇传输型的重污染时，区域传输的比例更是超过50%。燃煤治理北京不能独善其身，需要邻近的河北地区统一协同治理燃煤。目前，河北燃煤总量约为3亿吨，协同治理难度极大，主要因为河北高耗能与高污染的产业结构，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这在短时间内都很难调整优化到位。此外，根据北京市大气PM2.5污染源解析结果，在PM2.5的本地污染源贡献中，工业生产占18.1%，扬尘占14.3%。因此，北京市重点控制机动车污染是十分必要的。但控制机动车排放仅仅是治理空气污染的一个环节，北京市在治理大气污染方面还实施了很多其他重要措施，包括大力压减燃煤、民用散煤清洁化、燃煤小锅炉和“散小乱污”企业的淘汰治理、建筑施工扬尘管控等。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各省市针对大气PM2.5污染治理，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持续推进散煤清洁化替代、燃煤小锅炉“清零”工程、“散小乱污”企业关停淘汰任务、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强化机动车污染防治等措施，减少燃煤，特别是冬季散煤使用量，提高工业企业治污效率，推进车油一体清洁化和农村生物质清洁利用，降低燃煤、工业、机动车和居民生活的污染物排放，取得了成效。

误读八：北京秋天的雾霾主要由北京周边地区农田燃烧秸秆造成的。

 从2014年9月份环保部关于秸秆焚烧的卫星遥感监测结果来看，河北、山西、内蒙等多个地区是燃烧秸秆比较厉害的区域。但是，雾霾是多方面组成的，因为某一个特殊的污染排放源直接导致大范围雾霾天气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燃烧秸秆绝对不是雾霾污染的直接原因或唯一原因，只是会在现有雾霾天气的基础上加重污染程度而已。其实，每年秋冬季节北京基本都会有雾霾，最首要的原因是北京市三面环山，秋冬季节北京容易出现静风强逆温天气，这是一种极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天气，容易形成雾霾。同时，由于近几年华北地区污染物排放的大气污染总量居高不下，处于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不利天气，污染物累积会上升很快，这是北京污染的规律。所以说，秸秆燃烧只是助纣为虐，并不是首要原因。

 

二、北京雾霾的成因

从北京雾霾成因的误区看，造成北京大气污染、产生雾霾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大气环境质量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空气污染物浓度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包括以能源资源消耗为主的发展方式、污染源的过度排放、内部污染和外部环境管理措施及力度、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气象条件、公众参与等。概括起来，北京雾霾的成因有以下几个：

（一）工业化进程中粗放型高能耗高污染发展方式是北京雾霾产生的根本动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工业化进程中，逐步进入了以工业生产为经济主导成分的工业社会。尽管工业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生产效率全面提高，但是，以大机器的使用和无生命能源的消耗为核心的专业化社会大生产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由顺应而至利用甚至掠夺导致了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作为后发追赶型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通过单纯依靠增加资金、人力、物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即通过扩大生产场地，增加机器设备，增加劳动力等来实现经济增长，单位产品消耗资源大，收益小，价格低，结构工艺落后，污染严重，对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同时能源资源消耗也明显扩大，甚至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2000-2010年间，我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达11.58％，而同期世界均值仅为2.81％；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过高、能源强度大，2010年达到0.77t标油/千美元，明显高于世界和发达国家均值，也高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据统计，我们以占世界10%稍多的GDP产出，消耗了世界22.4%的能源、44%的粗钢、57%的水泥。对能源的对外依存度高达60%，资源短缺。能源消费构成也未得到明显改善，煤炭所占份额高、消费增长快；石油消费量和进口量增长较快，但占能源消费总量的份额却下降；新能源所占份额较低。能源资源利用率低，单位产品的能耗普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仅33％，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主要产品的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钢、水泥、纸板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45％、12％。粗铜综合能耗平均为1吨标准煤左右，比国外先进水平高40％。氧化铝综合能耗平均为1154公斤标准煤，比国外先进水平高50％左右。单位能耗创造的GDP仅为0．7美元，而世界平均水平为3．2美元，能耗是美国的3.3倍，日本7倍。

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后果是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2015年，全国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但环境污染重、生态受损大、环境风险高等问题仍然突出。拿空气质量看，经过多年不懈治理，我国空气质量总体呈改善趋势，但污染程度仍较高，导致部分地区冬季雾霾天气频发高发。2015年，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78.4%的城市空气质量仍然超标，有45个城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超标一倍以上。细颗粒物和可吸入颗粒物作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占总超标天数八成多。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占总超标天数的16.9%，问题日益增多。区域不平衡，郑州、乌鲁木齐、济南细颗粒物浓度在2014年同比下降后2015年又有反弹；同时，还有70个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不降反升。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自北向南逐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为核心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近些年来，京津冀地区发展受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大。北京的人口、土地、水源、交通等多承受的重压，已经使北京城市未来发展无法靠自己继续前行。以水资源为例，2014年北京市水资源总量降至21.6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只有100立方米，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20。北京市约70%的电、40%的成品油、98%的煤炭、100%的石油和天然气均需外部供应。如果继续发展“大而全”的产业体系，城市正常运行甚至安全稳定都会受到影响。天津的产业主要是资本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占工业的80%以上，资源环境的制约和压力加大。河北是拥有丰富铁矿、煤矿、石油等资源的资源大省，产业多为资源加工型、资本密集型，其发展方式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粗放型特征明显。京津冀区域自身及周边地区高耗能高污染粗放型增长方式，造成了生态环境破坏，空气污染严重。2011年9月26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汇总，北京的空气质量在91个国家近1100座城市中排名第1036位。《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4)》指出，生态问题成为北京城市升级的最大短板，在全球40个国际城市中，生态指数仅高于莫斯科排名倒数第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含山西、山东、内蒙古和河南）是全国空气重污染高发地区。2015年，京津冀地区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0%，同比下降7个百分点，但采暖期细颗粒物平均浓度同比增长9.6%（北京增长75.9%）。区域内70个地级以上城市共发生1710天次重度及以上污染，占2015年全国的44.1%。从重度及以上污染发生季节来看，1-3月以及10-12月是重污染高发季节，其中12月区域内连续发生多次大范围重污染过程，重度及以上污染发生天数占全年的36.8%，明显高于其他月份。

综上所述，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依靠科技进步征服自然，攫取和利用资源能源，改善生活，必然在各个方面和环节都伴随着破坏环境，造成环境污染；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作为后发追赶型国家采用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使得能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甚至恶化。京津冀特别是北京雾霾是这种矛盾和问题最集中的体现或标志。

 

（二）能源资源消耗排放量大于生态环境承载力是北京雾霾产生的基本动因。生态环境承载力是生态承载力与环境承载力概念的复合，指的是某一地域在某个时间段内，在不破坏该地域生态系统（包括资源与环境系统）自我维持、自我调节能力的基础之上，在满足一定的社会生活水平前提下，该地域所能容纳和承受的一定的人口数量下的活动强度。生态环境承载力就组成要素而言，包括资源承载力、社会经济承载力和污染承载力（环境容量）。生态系统的供给，受到自然容量的限制，虽然通过投资和运用某些技术手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承载能力，但自然容量本身的有限性无法得到根本改变。

20世纪70年代以来，每年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需求已超过了它的可再生能力。2008年，人类需要一个半地球，才能吸收其排放的二氧化碳和生产其所利用的可再生资源。我国在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经济重心转向了工业制造业，大规模地开采、使用矿产和化石能源。日益增长并快速工业化的生活和生产过程正在消耗着各种各样的能源，并产生了大量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污染物也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生态系统，破坏或降低了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和生产力。尤其是化石能源的大规模超强度利用，加大了可持续发展难度，引发了很多生态环境问题。我国目前的能源70%左右是煤炭和石油。据悉，我国每年散烧煤消费约7亿至8亿吨，主要用于采暖小锅炉、工业小锅炉(窑炉)、农村生产生活等领域，约占煤炭消费总量20%，远高于欧盟、美国不到5%的水平。大量散烧煤未经洁净处理就直接用于燃烧，致使大量大气污染物排放。此外，汽车、飞机辅助动力装置、靠港船舶使用燃油也是大气污染排放的重要源头。像电解铝、钢铁、水泥、建筑施工、运输等产业都需要耗费大量的煤炭、电力等能源资源，而在这个过程中耗费的能源资源对空气的污染不容忽视。以钢铁为例，中国年产钢铁量7.2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46%，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数亿吨煤，会排放大量的污染物。目前，我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对资源的消耗已经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资源与环境的制约成为中国现如今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

北京人口增长过快，生产和生活消耗的资源能源排放量大。截至2014年底北京的常住人口达到2151.6万人，已突破2020年1800万人左右的控制目标，在国内大城市中仅次于上海（2425.6万人），位居第二位。近些年来，北京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长50万人以上，几乎相当于国外一个大城市规模，人口无序增长势必会增大北京的资源能源需求量，导致对资源能源的消耗不堪重负，超出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出现，主要包括住宅奇缺、用水用电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严重、卫生状况恶化等。《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指出，京津冀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可达17080.75至19101.07万人，人口密度可达1023.97至1145.08人/平方公里。北京常住人口规模早已超出了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交通拥堵、用水紧张、教育医疗资源告急、环境污染严重等现象在北京已经凸显。报告指出：北京的综合承载力已进入危机状态，天津已达警戒线，河北发展空间有限。因此，能源资源消耗排放大大超出了生态环境承载力，使得北京大气环境比较脆弱，很容易产生雾霾，并可能出现加重现象。

 

（三）北京自身内部为主、外部联动为辅是北京雾霾产生的直接动因。北京雾霾的产生，自身排放量大是最主要的因素。2014年上半年，北京发布PM2.5来源解析的最新研究成果。北京全年PM2.5来源中，本地污染排放“贡献”占64%至72%，其中，机动车、燃煤、工业生产、扬尘为主要来源，分别占31.1%、22.4%、18.1%和14.3%。北京煤炭行业本身的开采、洗选、运输、销售过程排放很少，排放主要来自4个下游行业（钢铁、发电、建材和化工），一般工业锅炉和民用。数据显示，2015年北京燃煤消费总量为1200万吨，有300万至400万吨为散煤。根据北京燃煤压减任务，2017年，北京燃煤消费总量预计将压减至1000万吨以内。目前，北京郊区和农村地区的散煤问题比较严重，有不少劣质煤。从观测数据看，与燃煤排放直接相关的有机物、硫酸盐、黑炭等物质，是PM2.5的主要组成成分，也证明了煤炭污染，特别是城乡接合部与广大农村地区的原煤散烧，是导致大范围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作为大气污染重灾区的京津冀地区，每年的散烧燃煤量占煤炭使用总量的10%，但对污染物排放量的贡献却达到了50%。机动车尾气对pm2.5的大部分贡献是间接产生的，尾气中含有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物质，这些都是气体，不会反映在测量pm2.5的空气质量测试仪中。但是，这些气体既是产生PM2.5的“原材料”，同时也是“催化剂”。在极端不利的气象条件下，机动车排放污染对PM2.5的“贡献率”还将更高。目前，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达561万辆，年排放污染物70万吨。据测算，机动车排放的一氧化碳（CO）、氮氧化物（NOx）、碳氢化合物（HC），分别占到该类污染物全市排放总量的86%、56%和32%。北京绝大多数机动车的能源来自于燃料燃烧，在将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过程中，会产生对人体健康及环境均有害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颗粒物等物质，机动车尾气排放属于低空排放，所排放的污染物会长时间滞留在人类的呼吸带附近，是对人体危害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污染物。北京仅“城市垃圾”的年产量就近1.5千万吨，焚烧使垃圾体积缩小50%～95%，但烧掉了可回收的资源，释放出有毒气体，如二恶英、电池中的汞蒸汽等，并产生有毒有害炉渣和灰尘。从排放量来看，尽管北京的工业污染排放并非主要污染源，但北京周边地区工业污染是京津冀区域主要的污染源之一。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比如冶金、窑炉与锅炉、机电制造业，还有大量汽修喷漆、建材生产窑炉燃烧排放的废气等，以及建筑工地和道路交通产生的扬尘，家庭装修中产生的粉尘等，也会加重空气污染。燃煤污染、汽车尾气、工业污染、工地扬尘等污染因素众多，污染物的组成也很复杂，形成了复合型污染，是北京雾霾产生并可能加重的最主要的直接原因。

近年来，北京周边地区污染水平明显高于城区，特别是北部地区，大范围、大区域内污染物特别是近周边沙尘区域输送和北京本地排放污染物相叠加，使PM2.5污染物浓度水平进一步升高，也客观上加重了北京地区的污染水平。以北京大气灰霾溯源为例，北京PM2.5大约30-40%来自原始排放，20-30%来自大气中的光化学转化，30-40%来自区域输送。280m高空的SO2浓度远远高于8m的浓度分析表明，北京SO2来源于周边燃煤排放带来的硫酸盐输送。局部区域气候条件分析，北京城区大量污染物通过低空气团来自于东南方向的近距离输送。京津冀近周边的沙尘层输送至北京，与本地的污染性气溶胶混合后加重污染。尽管周边省市的区域传输对京津冀PM2.5污染的贡献约占30%左右，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转化为雾霾产生或加重的主要因素。因此，北京市在努力降低自身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的同时，要加强联防联治，解决好周边污染物排放与传输问题。

 

（四）人为因素是北京雾霾产生的关键动因。尽管自然因素也是雾霾产生的重要原因，但从广义看，90%以上的人为因素是导致雾霾产生的元凶。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能源迅猛消耗、人口高度聚集、生态环境破坏，都为雾霾天气的形成埋下伏笔。北京的燃煤污染、汽车尾气、工业污染、工地扬尘等污染也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恶果。北京已着手制订建设节约型社会规划纲要，但在北京发展最为短缺的水、电、气等领域，“漫灌”式、粗放型的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在河北农村，每年耗煤量约4000万吨，一些农户使用高硫、高挥发的劣质煤，导致冬季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北京市在售散煤煤质超标率为22.2%，天津市超标率为26.7%，河北省唐山、廊坊、保定、沧州4市平均超标率达37.5%。这都是人为的结果。目前，一些环保部门力量薄弱、能力有限，缺少有专业知识的环保工作人员和车辆，难以应付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现状，环保工作更多的是协调处理群众环境污染、纠纷和协助环保局开展收缴排污费等工作，同时，执法和管理力度不够，对环境污染行为较为宽容，造成企业存在“违法成本较低、守法成本较高”的不良思想，治污决心大、口号响但缺少较好的措施以推进环境污染整治工作。特别是，尽管环保督查越来越严格，惩罚措施也越来越严厉，但是，一些地方和个人为了自身私利，偷排私排现象十分严重，个别环保部门成为其保护伞，形成利益链，不管不问，甚至为其通风报信，执法犯法致使污染屡禁不止，甚至越禁污染越厉害。

（五）北京所处地理气候特点是北京雾霾产生的环境动因。北京的地形不利于污染扩散，这也是形成北京大气严重污染的直接原因之一。北京东、西、北三面环山，仅南面是平原，所以只有在冷空气带来的北风吹拂下，污染物向南面扩散，空气质量才能转好。而如果是其它的风向，遇到了大山的阻拦，污染物依然留在城区里。当污染扩散条件不利时，污染源排放污染物难以扩散，空气污染随之加重。北京天气，主要包括静风稳定天气加上高湿、混合层薄、逆温强度大等气象条件，也导致污染物扩散不利。北京大楼越建越高，阻挡和摩擦作用使风流经城区时明显减弱，静风现象增多，不利于大气中悬浮微粒的扩散稀释，容易在城区和近郊区周边积累。逆温层好比一个锅盖覆盖在城市上空，这种高空的气温比低空气温更高的逆温现象，使得大气层低空的空气垂直运动受到限制，空气中悬浮微粒难以向高空飘散而被阻滞在低空和近地面。受低压辐合或均压场的影响，天气系统较弱，近地面大气稳定，风速较小，并以弱偏南风为主，湿度较大，且逆温层厚度大（500m-1km）、强度强（逆温温差5~10℃），进一步阻碍了空气对流，导致京津冀区域和北京局地排放的污染物迅速累积，空气污染严重。

 

三、英美应对雾霾措施

（一）伦敦百年治污。早在中世纪，伦敦就开始出现煤烟污染大气的问题，当时的英国国会还颁布过国会开会期间禁止工匠使用煤炭的法令。由煤支撑的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由于工厂大多建在市内，居民家庭又大量烧煤取暖，煤烟排放量更是急剧增加。在无风的季节，烟尘与雾混合变成黄黑色，经常在城市上空笼罩多天不散，形成曾经客居伦敦的老舍先生描绘过的“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伦敦雾。

1952年12月5日至9日，浓雾一直笼罩着伦敦。一场持续4天的大雾对于雾都伦敦来说并不罕见，然而4000居民的丧生却让这场雾写入了环境科学的教科书，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烟雾事件。大雾过后，伦敦居民的死亡率仍然高于正常水平，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次年的3月。找出导致这场悲剧的原因并不困难，当时的伦敦由于大量烧煤空气污染严重，已经设置了12个空气污染监测点，每天测定空气中煤烟和二氧化硫的浓度。在起大雾的那4天，这两种污染物的浓度比平时高出了4-5倍。

1952年的灾难让伦敦人决心走出迷雾：1956年,英国政府颁布世界首部《清洁空气法案》,城区内开始设立无烟区,发电厂和重工业等污染大户迁往郊区；1968年又一次颁布法案,要求工业企业建造更高的烟囱,以利于污染物的疏散。1965年以后的伦敦,有毒烟雾已经绝迹。1975年，伦敦的雾日由每年几十天减少到了15天，1980年降到5天。“雾都”称号终于不再名副其实。

但是，伦敦治污到此并没有完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数量持续增加的汽车取代煤成为英国大气的主要污染源。起初人们主要关注汽油的铅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无铅汽油逐渐受到重视。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汽车排放的其他污染物如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不稳定有机化合物也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对象。为此，英国于1997年设立了必须在2005年前实现的污染控制定量目标，要求工业部门、交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减少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8种常见污染物的排放量。

2001年1月30日，伦敦市发布了《空气质量战略草案》。市政府将大力扶持公共交通，目标是到2010年把市中心的交通流量减少10％到15％。伦敦还将鼓励居民购买排气量小的汽车，推广高效率、清洁的发动机技术以及使用天然气、电力或燃料电池的低污染汽车。

 

（二）洛杉矶雾霾之战。美国西南海岸的洛杉矶，西面临海，三面环山。早期金矿、石油和运河的开发，加之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它很快成为了一个商业、旅游业都很发达的港口城市。然而，好景不长，从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洛杉矶拥有250万辆汽车，每天大约消耗1100吨汽油，排出1000多吨碳氢化合物，300多吨氮氧化物和700多吨一氧化碳。另外，还有炼油厂、供油站等其他石油燃烧排放，这些化合物被排放到阳光明媚的洛杉矶上空，不啻制造了一个毒烟雾工厂。每年从夏季至早秋，只要是晴朗的日子，城市上空就会出现一种弥漫天空的浅蓝色烟雾，使整座城市上空变得浑浊不清。这种烟雾使人眼睛发红，咽喉疼痛，呼吸憋闷、头昏、头痛。此后，烟雾更加肆虐，以致远离城市100千米以外的海拔2000米高山上的大片松林也因此枯死，柑橘减产。这就是著名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

 1943年，洛杉矶第一次雾霾之后，最先站出来的是洛杉矶当地最大的媒体《洛杉矶时报》，他们雇用了一个空气污染专家就雾霾展开调查，专家得出的结论是空气中的85%污染物来自汽车尾气中没有燃烧完全的汽油，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工厂的废气以及焚烧炉。加州理工学院的荷兰科学家阿里·哈根斯米特通过分析空气中的成分发现，雾霾的罪魁祸首实际上是汽车尾气。汽车尾气中的碳氢化合物和二氧化氮被排放到大气中后，在阳光紫外线照射下，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含剧毒的光化学烟雾。

20世纪60年代末，催化式排气净化器的发明从技术上解决了汽油燃烧不完全的问题。于是，监管者依照新的法律，规定所有汽车上必须装上这种净化器。政府的新规马上遭到了汽车制造商的激烈抗议，他们一开始抨击这种装置在技术上不可能实现，而后又抱怨成本太高。他们的抗议导致这个法令一度中止，一直到1975年所有的汽车才实现全部安装净化器。此举被认为是治理洛杉矶雾霾的关键。

与此同时，政府敦促石油公司必须在成品油中减少烯烃的含量，这种物质被认为是造成光化学污染的主要物质；加州的环保机构还提倡和开发了用甲醇和天然气代替汽油的新技术，因为这些燃料的尾气排放量只有汽油的一半。尽管甲醇因为价格原因没有成为汽油的替代品，但这些措施第一次让石油公司感受到了威胁，促使他们去开发更加清洁的汽油。

治理雾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洛杉矶从1943年第一次雾霾的出现到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经历了整整27年。在这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来自汽车公司，来自石油公司，此外还有政府和立法者的不作为。美国环保署在1997年7月率先提出将PM2.5作为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美国公民可以对PM2.5的标准监控程序进行监督，根据公布的全年监测统计和日常监测数据，参与所在州的环保机构举行的公共听证会。通过长达数十余年的努力，洛杉矶的空气开始慢慢转好。根据环保部门的统计，洛杉矶一级污染警报(非常不健康)的天数从1977年的121天下降到1989的54天，而到了1999年这个数字已经降为了0。蓝天白云重新出现在洛杉矶的上空，城区的人们大部分时候都可以清楚地看到70公里外的巴迪山，而做客洛杉矶道奇球场的客队球员也不再需要氧气罐完成比赛。

 

四、标本兼治北京雾霾的方法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十条”实施细则》规定北京PM2.5治理目标是，到2017年，全市空气中的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比2012年下降25%以上，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北京市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十三五时期(2020年)，实现PM2.5年均浓度比2015年下降15%左右。到2030年，北京PM2.5年均浓度有望达到国标35微克/立方米。实现北京PM2.5一系列治理目标，任务是艰巨的，时间是紧迫的，需要我们结合成因分析，吸收借鉴国内外经验，坚持标本兼治，逐步彻底祛除北京雾霾。

（一）从旧常态经济发展方式逐步转变为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采用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尽管通过科技创新逐步降低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但能耗下降的速度明显放缓。相对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于资源环境约束相比，我国追求的是GDP的增长方式依然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高增长低效益的粗放发展方式，也就是在帮助十三亿人摆脱贫困的同时，造成环境污染的“世界工厂”模式。随着经济全面发展及人民群众生活需求的提高，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资源，由此带来更多的污染，使得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挺立潮头、高瞻远瞩，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实践，以新的有力作为标注着中国经济的新方位。新常态带来新速度、新方式、新结构、新动力：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动能转向新的增长动能。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摆脱“旧常态”，就是粗放、失调、模仿、黑色、失衡的发展。新常态的本质是提质增效，其指向是国民生活质量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提升，就业稳，价格稳，环境好，民生保障更完善。可以说，新常态经济增长方式坚持以提质增效为核心，必将在发展的各个方面每个环节都逐步大幅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大大提升了生态环境水平。坚持新常态不懈降低能耗，不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展，是祛除雾霾的根源手段。

 

（二）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刚性约束条件倒逼规划控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决定着一定时期承载的人口数量及相应的经济社会活动总量的能力和容量。一个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有限度的。京津地区都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环境容量相对有限的特大型城市，尤其近年来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人口规模膨胀，资源短缺已成为阻碍这些城市发展、威胁城市安全的首要问题。过去，经济增长、规模扩大的目标导致北京“摊大饼”式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底线，倒逼北京城市功能调整、规模控制、结构优化和质量等的提升。具体来说，要以人口控制目标和水资源、大气、绿色空间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作为刚性约束条件，反算确定北京城乡各类规划总量，提出北京城乡各类规划建设规模和开发强度的控制目标，实现“瘦身减量”。当前，京津冀区域总人口已超过1亿人，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公里，面临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城镇体系发展失衡、区域与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等突出问题。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推进京津双城联动发展，要加快破解双城联动发展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区域一体原则，以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作为优先领域，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合作重点，把合作发展的功夫主要下在联动上，努力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赢发展。面对北京日益严重突出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环境恶化，2015年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提出，要“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凡是不符合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定位的功能，包括“一批制造业”、“一批城区批发市场”、“一批教育功能”、“一批医疗卫生功能”、“一批行政事业单位”等，都要逐步疏解。聚焦通州，北京市加快推进市行政副中心建设。2017年，完成1200家污染企业调整退出任务，确保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迁入通州区有实质性进展。此外，北京还将有序引导呼叫中心等劳动力密集的后台服务功能从三环以内整体迁出﹔加大“以业控人”、“以房管人”力度，到2020年常住人口力争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城六区争取下降15%左右，使人口资源环境与首都城市战略地位相协调，让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更加便利。通过一系列协同治理，北京的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改善。2017年，PM2.5年均浓度比2012年下降25%左右，天将更蓝了；推动建立环首都国家公园体系，地将更绿了；完成1460公里河道治理，到2020年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率将达到99%以上，新城达95%以上，水将更清了。今后一个时期，北京要继续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大力推动市内卫星城镇以及河北环首都15县建设特色卫星城建设，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升北京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三）依靠创新培育环保发展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对于节约能源资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比如，对于久被雾霾困扰的北京人民来说，供暖“煤改气”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为小区供热的锅炉房改造，从燃煤改为燃气，虽然使用了天然气会减少污染，但减少污染不是没有污染。“煤改气”大量增加排放的氮氧化物，加之汽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是北京PM2.5雾霾日益严重的重要原因。2013年冬季供暖期，北京市天然气用气量为78亿立方米，按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300毫克计算，排放的氮氧化物量为25740吨，排放量和汽车排放基本相当（现在北京有500多万辆汽车，年消耗700多万吨汽柴油，排污总量90多万吨，其中氮氧化物8万多吨，在供暖期时间段也在2万多吨左右）。按照北京市“十二五”时期燃气发展建设规划，规划到2015年，北京市天然气年用气量达到600亿立方米，排放的氮氧化物量为19.8万吨；2017年用气量达到930亿立方米，排放的氮氧化物量将达到30.69万吨，接近2013年的15倍。2016年，北京“煤改电”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同时为满足采暖季“煤改电”用户最高1万度的用电需求，将把张家口、内蒙古、东北、新疆等地区的清洁绿色电力引入北京，“煤改电”用户将全部用上京外清洁电。“十三五”期间，国网北京电力将完成67.4万户“煤改电”改造工程，北京电网计划投资近百亿元，自2017年至2018年，配套建设46项配套输变电工程。截至目前，已有16项工程开工建设，整体工程将于年底前全部开工，并在2017、2018年供暖季前陆续投产。北京将依托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规划，新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7个外受电通道，全部建成后，北京电网外受电能力将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一倍，供电能力大幅提升。又如，2016年，国务院决定，今后不再批准燃油汽车生产厂家，而是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在北京市场对新能源汽车的政策与补贴，只围绕纯电动汽车进行。电动汽车可以享受单独牌照摇号、不受尾号限行等优惠政策以及国家、地方甚至厂家给予全额补贴。新能源电动汽车的推广，将逐步解决北京机动车排放问题。再如，最近以色列利用无线充电技术，设计无线充电道路，新能源电动汽车行驶在这种道路上，随时自动充电驱动前行；美国在柏油马路上铺设太阳能板，可以即时发电。如果把这两项技术结合起来，机动车就会实现零排放的目标。据预测，2020年左右，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整个汽车行业开始被打乱。那时你会用手机要一辆车，它会出现在你所在的位置，并自动送你到目的地。你不需要停放车辆，只需支付路程费，可以一边开车一边赚钱。孩子们永远不需考驾照，也不需拥有自己的车。未来，只需要现在5-10％的汽车。现在的停车场可改造成公园。目前全世界每年死于车祸的人120万，每10万公里就有一次事故。随着自主驾驶，这将改进到1000万公里一次事故。每年将拯救100多万人的生命。2020年前后电动车将成为主流，城市将更清洁和更少嘈杂，且更便宜。创新不仅提高生产率，创造环保产品，降低能耗污染，而且还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环保监管能力。比如，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把该放的权坚决放开、放到位，有利于加强和改善政府管理，把该管的事管住、管好。要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力量，坚持节约能源、综合利用和提升生态环境并重，不断培育环保发展动力、提高环保发展水平。

 

（四）坚持绿色环保修复和提升生态环境。绿色发展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当今世界，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趋势，许多国家把发展绿色产业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突出绿色的理念和内涵。我们要坚持绿色发展，把环境保护真正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把生态环保培育成新的发展优势，探索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新模式。“十三五”规划浓墨重彩描绘绿色发展，展现出一幅美丽图景。为此，布下五招“大棋”，亮出“绿色”举措。一是有度有序利用自然，划定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保护红线，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调节城市规模，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消费自觉。二是发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图和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目录，防治“城市病”，逐年减少建设用地增量，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三是推进能源革命，有序开放开采权，积极开发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提高建筑节能标准，主动控制碳排放，实施循环发展引领计划。四是实施全民节能行动计划，开展能效、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管住公款消费，深入开展反过度包装、反食品浪费、反过度消费行动。五是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实现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将细颗粒物等环境质量指标列入约束性指标，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提高环境质量，未来将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同时，植树造林对治理沙化耕地，控制水土流失，防风固沙，增加土壤蓄水能力，可以大大改善生态环境。据统计，一亩树林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万~6万千克，每天能吸收67千克二氧化碳，释放出48千克氧气；一个月可以吸收有毒气体二氧化硫4千克。草叶是天然除尘器，能吸附烟尘中的碳、硫化物等有害微粒，还有病菌、病毒等有害物质，还可以大量减少和降低空气中的尘埃，一公顷草坪每年可吸收烟尘30吨以上。在城市，一棵树一年可以贮存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所排放的污染物。很多树木可以吸收有害气体，如1公顷柳杉林每天可以吸收二氧化硫60千克，其他如臭椿、夹竹桃、银杏、梧桐等都有吸收二氧化硫的功能。当城市绿化面积达到50%以上时，大气中的污染物可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增加绿化面积，不仅可以提高北京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而且可以有效控制污染物，提升生态环境品质。

 

（五）共推联防联治协同加强生态环保。区域污染输送问题已成为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的共同问题。同时，根治雾霾需要各个部门、各种手段齐抓共管，联防联控。要充分发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作用，既各自为政、解决好内部问题，又要结合协同治理实际，解决区域突出问题。要组织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推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联动监测。要制定多种污染物减排的一揽子计划，协同京津冀区域生态圈规划，明确北京、天津、河北及山东、辽宁、山西、陕西、内蒙等周边省市的联防责任，加强污染物协同控制。联防联控，不仅需要区域间联合、城市群间控制，更需要打破行业壁垒，需要包括环保部、交通部、气象局、工信部、卫生部、发改委、科技部、大型国有能源公司等在内的国家、省市各级部门平级之间的通力合作，转变目前各自为战的局面，切实做到相关数据充分共享、治理措施共同制定、排污执法协作配合。要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推行“谁污染谁买单”政策，加强行政执法，严格财务监督，做到专款专用，切实杜绝偷排现象，促进北京能源消耗清洁化。要积极改进能源消费结构，尤其要严控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减排，加强煤炭的清洁化利用；大力发展天然气，规模化替代煤炭；提升油品质量，推进更严格排放标准，严格控制燃油机动车保有量。

（六）祛除雾霾人人有责。能源资源的消耗维持着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同时也相应产生环境污染，是制造雾霾的来源。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单位、每一家公司、每一个政府部门都应该身体力行，节能减排，推动低碳经济。要把治理雾霾、保护环境上升到道德的高度，让任何破坏环境的人和企业成为谴责与监督的对象。要重视榜样的作用，积极推进污染物零排放，不断加强环保事业发展，提升生态环境水平。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将环境特别是雾霾精细化执法与管理列为与改革开放一样的大事，像过去抓计划生育一样去落实，推动中央、地方、社区、行业、企业、民众五个层面的全面参与。要认清雾霾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自觉降低资源能源消耗，为北京雾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像少开一天燃油机动车、少烧一块煤球、不乱扔垃圾等生活细节，都是祛除雾霾的方法。只要人人对此献出一份用心，北京的雾霾就会越来越少，我们就会呼吸到更加清洁的空气，拥有更加健康的身体、更加幸福快乐的人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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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莹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216/93507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