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强：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保障、国家发展的生命线

 

王立强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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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志，大家好。我今天要和大家交流的主题是党的领导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保障，是国家取得发展的生命线。可能有的同志一听这个题目就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个老话题了，已经有太多人讲这个题了。那么，今天为什么还要讲？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促使我和大家交流这个话题。第一，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节点；第二，苏联解体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教训；第三，面临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变动和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让大家从思想上真正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到位，继而形成巨大的合力。

第一，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国人民艰苦卓绝地奋斗，无论是劳动者还是国家，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同时也换来了巨大的进步。我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我们取得的成绩。随着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世界各地都看得见中国人民，看得见中国商品。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

“中国崩溃论”的背后实际是有一些人，他们对中国这条发展道路不认可。说得好听一点，他们以先发展起来的这么一种人群的眼光居高临下地看中国发展道理，他们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从一小撮人的利益出发，认为他们受到了侵害，受到了威胁，所以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不想让中国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榜样，因为对他们来说，历史上有深刻的教训。比如前苏联。

大家知道，苏联在1917年问世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用几十年的时间，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到了二战时期，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生产体系，能够对抗西欧工业强国的大国。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灯塔。到19世纪50年代斯大林同志去世之前，世界70%的人民真心向往这个制度，给资产阶级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苏联光辉的历史和对世界的感召力，至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噩梦。今天，他们看到第二个社会主义大国崛起，十分恐慌。他们拿出来各种各样的应对战略，统称“和平演变”。比如针对中国搞的“松松土计划”。这个“松松土计划”不是说要给你松土保墒，其目的是要把“大树”从土壤里连根刨出。一些敌对势力在国际上制造舆论，给我们形成压力，他们认为世界发展前途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多党制。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的道理必然是错的，再发展也有问题，不能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松松土计划”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最终让人们明白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国共产党就像一棵青松，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的沃土之中。

今天，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这个节点上，我相信再有十年，我们就能够在大家公认的领域，拿出响当当的、辉煌的成就。同时，我们也能拿出一套和现有的资产阶级体系相媲美的制度体系来。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实践。但是由于我们做得工作还不够，在把中国故事讲好，讲得规范化、系统化上还滞后于我们的实践，所以，我们在理论制度建设这方面还有一定欠缺。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为什么今天还要讲“坚持党的领导”这个话题。世界在关注我们，也有很多人指责我们说走的路不对，我们必须据理说明我们的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第二点，我刚才已经涉及了，就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深刻教训——苏联解体。苏联解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概括地说，就是党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脱离了群众，走了一条从脱离群众到背叛群众的路。当这个党完全背叛了人民的利益，自然就会被人民所唾弃、所抛弃。在当时，面对苏联解体这么一个世界悲剧，大家都无动于衷了，没有人出来阻止。为什么？这是我们作为共产党员要问的一个问题。概括起来讲，就是因为苏共背叛了人民，所以到最后，在苏共领导人离开党中央总部时还有很多群众围在外面，往他们脸上吐唾沫。作为中国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说法，我们要牢记教训，关注党群关系，对于出现的问题高度警惕，把自己的路走好、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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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国内国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国家内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无论是在农业领域还是其他领域，我国既有端国家饭碗的人，也有端外资企业饭碗的人，还有端自己饭碗的人，自力更生。那么，有些人就说，我吃的是自己的饭，不是你给的，你就管不着我。对于这种舆论，我们要给予高度关注。要知道，我们谋求的奋斗目标是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而不仅仅是满足于有一碗饭吃，我们不能停留在出卖劳动力挣饭吃这样一个低层次的问题上。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为人民当家作主开辟了道路。今天，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把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建设好。我们要在这么一个问题的框架下来考虑党群关系，审视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各样有悖于我们理念的问题。端着自己的饭碗不听管束的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但是这种错误观点的出现确实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因此我们才更要认真对待。我们要做解释工作，把道理跟大家讲清楚，不管端谁的饭碗，只要他在中国，就应该明白，中国共同奋斗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得依靠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中、在理论体系中把人民作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把人民的利益当作党的最高行为准则，当作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依靠这样的党，才能把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集中起来，调动全国人民的力量实现它。

以上三方面的因素促成我们今天再一次重申、再一次深刻认识，在中国人民共同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框架下，党和群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从哲学角度理解“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是最先搞清楚人民在国家发展中作用的国家。中国有一本书叫《尚书》，相传是由孔子编纂的。《尚书》中有一句话被后世流传下来，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讲老百姓的重要性。本固，老百姓安定了，社会也就安定了，国家就富强了。之后，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发展，深刻认识到朝代更替的规律和原因，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说法。这是中国对百姓作用的看法，是我们的文化智慧。

那么，西方也出现了另外两种思想。一种是工业社会初期，随着科学技术带来了大量创新，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想，认为这些发明创造都是理性的结果，是思想的结果，所有的发明创造都跟思考相连，跟个人的智慧相连。马克思批判地指出，这一思想把“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就是说，这一社会思想把发明创造都归结为理性思考、聪明智慧，这从源头上就搞错了。文明的来源不是这些，而是实践，是生产实践活动。马克思把创造文明、推动文明进步的动力从普遍认为的理性还原为现实的生产实践，说明了人民在生产实践当中，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揭示出人民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主体作用。

另一种思潮，就是认为社会之所以能进步，主要靠的是精英，老百姓就是群盲，劳动者就是群盲，是精神的敌人。马克思针对这些看法提出，人民群众在历史中起决定的作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马克思第一次用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人民的历史作用，创造了一个新的具有革命内涵的人民观。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我们接受、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对世界的解释，对文明进步的解释，对世界动力源泉的解释。因此，共产党跟其他政党相比，是唯一一个把人民作为历史动力，把人民的生产实践作为一切社会进步源泉的政党，所以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我们要依靠中国共产党，要依靠笃信马克思主义、笃信历史唯物主义的政党。在不相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政党眼中，人民一钱不值，只有所谓的社会精英才被推崇，被认为是能把控世界、创造历史的力量。共产党除了在认知上有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人民观之外，还在自己的纲领上把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把人民利益摆在了核心位置上。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按照这种思想路线，制定自己的政治路线，并指导革命实践。

 

对建国之前的历史，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大家知道，解放战争就是靠人民群众推着小车把中国共产党推向了胜利，推进了北京，取得了全国政权。共产党在创建初期人数非常少，由于指导思想正确，牢牢抓住了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思想，坚持践行这一思想，使党从一开始就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党的一切活动紧密围绕着为人民谋利益展开，因此，赢得了人民的支持，用中国人自己的表述就是得了民心。所以，我们创造了从无到有的奇迹，推翻了反动政权，创立了人民的政权。在经济领域也是依靠人民的力量，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的精神，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在建国以后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现在，我们正在向世界先进行列迈进。大家要知道，如果从威尼斯资本主义萌芽算起，资本主义问世至今，已经有四五个世纪了，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算起的话，也有两个多世纪了。经过两个多世纪积累到今天，有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他们实现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外部条件，就是通过殖民掠夺资源，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我们说，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为什么？首先，当今七个公认的发达国家，经过200多年的殖民掠夺和发展，总人口数才8亿多，而我国建国至今，只有六七十年的时间。其次，我们的发展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并且采取公平交易、等价交换的方式。我们使用的矿砂、矿石等矿产品大量来自海外，但绝不是靠殖民掠夺获取的，这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本质上的不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使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展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科技上也有了自己的创新。跟自己比，我们有了长足的进步；跟世界比，应该说已经超过中等水平，向先进水平迈进。通过比较，大家就知道了，我们的成绩是很突出的。这些成绩是怎么取得的？就是靠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奋斗得来的。

今天，我们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问题，在新的国际环境和自身发展轨迹中，我们该如何延续过去的辉煌，建设一个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富裕，站在世界前列的国家？除了要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还要廓清一些含混的概念。

第一，西方很多人认为我们国家不民主、不自由，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学他们，因此是错误的。我想说的是，中国有一个最大的、西方国家所没有的民主基础。中国的革命扫荡了资产阶级传统形成的财富结构，使全中国所有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前两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红极一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21世纪资本论》。皮凯蒂通过大量研究现代经济学的语言和公式，证明了现在这些发达国家当中，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依靠祖上留下来的家族资产，或者是哪儿获来的遗产。没有资本的积累，想成功是不可能的。其实，皮凯蒂证明的这点是共产党人很早就明白地指出的。今天，有上百万中国人出去留学或旅游，这使得他们对西方社会或多或少都有了比以前更深刻的认识。这些国家说到底，就是有两个社会阶层，就是有钱的和没钱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财富分配格局已经固定了，有钱的人继续有钱，倚靠祖上传下来的资本积累，让它保值升值；而没钱的人也很难再挤进有钱人的圈子内，社会固化了。在这种结构下，对很多新生儿来说，如果他生在一个有钱的家庭，他就一辈子注定有钱，如果生在一个没钱的家庭，他这一辈子注定就是出卖劳动力的。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平等。

 

1949年，中国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留下的财富结构，建立了新的基础。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些基础还在建设当中，还没有完全成型，那么它应该是什么样的，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总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像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固定由有钱阶级和无钱阶级构成的经济结构，这种财富结构，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进行横向比较，这不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吗？我们走到哪都可以跟他们讲，这就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平等，这是他们所没有的。我们国家能够发展，每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本领、能力去为社会做贡献，应该说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实现的。这个西方人不愿意讲，他只讲你把我们的财富剥夺了，想在我们这宣传私有制这一套，对吧？我们这里要区别，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尊重私人财产和公民财产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这里是有区别的，大家不要混淆。中国这一点西方是没有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平等。

刚才我讲了，在革命时期，军民鱼水融成一体；在建设时期，我们一个很大的贡献，也是世界上没有的，能够体现尊重主人翁、尊重劳动的就是《鞍钢宪法》，具体可以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

“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群众参加管理，用这样的办法来实现我们对社会主人翁地位的认可，把实践放在首位，体现我们这么一种认知。实际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做法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日本就很接受这个思想，也把工人的创新都作为提高生产效率，完善产品有益的经验从我们这借鉴去了。我们现在有些地方反倒对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有些犹豫，或者说执行不力。

我想从两个大的方面讲，推动我们国家迅速向前发展的实践。在管理角度，我们实现了一个伟大的转变，国家行政机关、各级政府，在这里工作的公职人员，已经从社会的统治者转变成社会的管理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和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我们党笃信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完全相融相匹配的。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所独有的一种优势，或者叫独有的政治优势。为什么这么讲？咱们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为了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各级政府都行动起来了，我本人曾经参加工作队在农村工作过，有一点点小经验和体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不是到那去做官的，他到那去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去为人民解决现实问题的。新闻报道当中有很多，各级省委明确要求干部要下乡多少天，要有时间的保障，要和贫困户结成帮扶的对子，落实在人头上，一定要把贫困户带动起来，帮他脱贫。这是一个最实在的例子，其意义是多方面的，说明我们国家管理队伍确实很好地承担了社会的管理责任，不是当官做老爷，不是社会的统治者。可能有的同志说，你说的可能还不全面，比如说西方发达国家，人家也叫文官，人家是靠法治，也不好说人家就是统治者吧？这些同志说的有一定道理。那么行政机构是什么？是执行任务的工具，它不是统治集团。谁是统治者？是那些财阀，是财阀在统治，通过利用国家的行政机构，利用这些机器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在西方或者说发达国家讲的是法治，法治国家最根本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一切要按照法条执行，第二就是执法人员是专业的，不是谁都可以执法，是要由专业、法定的执法队伍来执法，这是法治国家的核心概念。

我以前在政协工作过，就曾跟大家进行过这方面的讨论。我觉得法治当然是重要的，这种方法是我们要学习的，但是一切都靠法律，行得通吗？这也存在一个很大的疑问。在发达国家，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法国。美国是什么例子呢？美国是事无大小都要打官司，美国的律师行业非常发达。它的弊病是什么？弊病就是由此带来的行政成本很高，社会成本很高，很小一点事也要打官司，费时间费金钱。法国是另外一个例子，因为法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据说现行法律有28万之多。大家想想，几十万条法律，能都记得住吗？这样肯定是有法可依了，但是不一定都记得住。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恐怕是法律永远是滞后于现实的，你也不可能在法律上用文字写得方方面面都规范到位，对吧，那没有规范到的怎么办？如果按照严格的法治精神，那就是法律规定的可以做，只要法律写了我就要做，没有要求的我就可以不做。那么好，如果我们按照这条来处理扶贫的话，你想想会出现什么结果？如果我们的法律，我们的行政法规不把方方面面的这种情况都考虑到，我们的干部们就可以说，这个法律没规定，我可以不做，我这是合法的。大家看，现实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冲突？我们讲为人民服务，只要是人民的利益，符合人民的利益，我们就要做。我想，如果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法律，那这就是我们的法治。我不需要具体要求你哪一项，把它用文字表述出来，我们只有一条，就是只要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我们就要做。

我接触过很多基层干部，比如说在城市街道，规章制度没有的事他们做多了！我觉得就是超出了规定，这一点恰恰体现了我们为人民谋利益，只要人民利益需要，我们就做，恰恰是超出了西方的法治。这是他们所办不到的，是在我们的制度下，在我们的法治情况下办得到的。他们的法治比我们的法治缺了这一点。把党的领导和法治相结合，核心是在为人民服务大前提下的法治。就是说，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们就可以做，当然，我这么讲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的法治就很完善了，大概经过十年，我们的制度就会更加完善。今天我们只能说在核心问题上，我们刚才讲三个大的方面都具备了西方所没有的，而中国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人民利益作为自己所有行为宗旨的党，党和群众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前一段有人说，党也有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很好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很好地学习了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就会认识到，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绝对没有，也不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利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我想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应该相信党、依靠党，只有共产党才是领导我们去建设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依靠。我们首先搞清楚，人民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当中的位置，搞清楚这个位置我们就知道，我们党和人民是血肉相连的，是一个整体。只要有了这个整体，把这个整体保持下去，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而敌对势力要遏制中国的发展，要破坏我们的国家，也是从这一点来下手的。“松土”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分割人民和党的关系，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使其整体瓦解。一旦瓦解，那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再产生出巨大的力量。一方面不可能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产生感召力，另外也不可能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和他们进行抗衡，和他们进行竞争。

首先，只有共产党才是从理论到实践把人民利益视为最高利益的党，因此，劳动人民要建设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就必须依靠共产党，这就回到我们的题目——坚持党的领导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保障。这里头我特别强调，当家作主，不是一般的出卖劳动力。出卖劳动力就是我端着谁的饭碗，我给谁干活就行了，这是雇佣思想，这和我们当家作主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在建设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框架下，必须坚信共产党，坚决服从党的领导。

另外，西方攻击我们最多的就是说，你们是一党制，不民主。我们国内也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是看到了在党的干部身上的一些缺点，把这些缺点放大了，觉得没有正常渠道来批评，发泄自己的怨气，或者表达自己的不满，所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呼应了西方这些声音，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糊涂思想。下面我们就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讲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我们把国家建设起来，让国家取得发展？为什么说党是我们国家发展的生命线？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讲。

第一，先来回顾历史数据。

这是一个没有人能驳倒的，所有人都承认的数据。从30年代到80年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5%的富人在国家财富当中所占的比重呈现了脸盆的形状。大家知道，脸盆的剖面是两沿高，下面出来一个平底。这个曲线说明什么？说明在这个时间段内，各个发达国家的大资本，他们占有国家财富的比例有了明显的下降，而且这个下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持续了50多年，从1930年到1980、1990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东风压倒西风，没有世界左翼运动对资本主义形成压力，资本攫取利润，绝对不会出现这么一种下降的态势。正是因为有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了工人农民的运动，对本国的资产阶级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而且在世界上形成了这么一种态势，出现了几十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对其他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简单说，就是因为有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以资本掠夺财富的程度才能够有所下降。

随着苏联解体，苏东集团消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资本对世界的掠夺再次上升，正如马克思预见的情况，就是上升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危机。苏联解体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资本主义在出现了一段时间股市的暴涨，信息技术极大发展之后，出现了巨大的影响全球的危机，而且到今天，大家也没有看到世界经济完全走出危机。

 

第二，回到我们今天的现实。

中央一再提出，我们要有问题意识。今天，我们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就是从现实主义出发，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缺少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我们知道，工业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大型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它对投资的要求是巨大的。比如一个晶片厂，就是信息技术使用的集成电路，因为集成电路越来越大，集成度越来越高，工艺也越来越复杂，所以工厂投资是翻着跟头往上涨。就是说，工业化的到来为资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使资本成为一个影响社会、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力量。改革开放在政治理论上一个巨大成果就是认识到了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说，我们的发展程度、人民的觉悟水平离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一段距离。这样我们要优先发展经济，通过经济发展来促进社会主义从管理到社会文明方方面面的进步，推动我们社会文明程度迅速提升，这样我们才能从一个初级社会进入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发达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利用资本，与资本合作。因此，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沿袭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采用的和资本合作的方式。

既然要利用资本，我们就要了解资本的厉害之处是什么，在这我想以杜勒斯为例。大家知道，“和平演变战略”就是杜勒斯提出来的，他不是拍着脑瓜自己这么一想，他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在这方面，我个人认为他的依据就是说新兴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从农业国开始的，还没有进入一个发达的国家。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中，需要资本，需要资本那我就有用武之地。只要用了资本，他就不愁分化不掉你，因为资本瓦解社会、分化利益群体的本事和能量是巨大的。杜勒斯就坚信，只要进入工业化社会，只要把对资本的需求提上日程，他就不怕你不变，他是出于这么一种想法，并且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表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创业”这一代我们是打不过了。

造成苏联解体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由此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被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历史教训。我们要汲取这个教训，怎么汲取呢？应该汲取哪些具体内容呢？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发生了有利于劳动群众的变化，为劳动群众驾驭资本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我们要学习好、掌握好驾驭资本的本领，只要我们把资本驾驭住了，资本是可以为人民的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我说这个话还是有些依据的。比如说中国在50年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之所以赎买，没有采取没收政策，就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毛主席分析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有反抗帝国主义这一面。作为一个大政治家，毛主席就领导我们怎么去发挥资产阶级的所长，克服他的所短。所长，就是我们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去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压榨剥削；抑制所短，就是说资本家都是唯利是图的，我们要利用政府的力量，利用政治的力量限制资本，不能让它无限制地剥夺劳动群众权益，压榨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样我们就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些消极因素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在50年代很成功的一个经验。

改革开放之后，一定程度上我们继承了这个思想，利用资本、驾驭资本，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发展。虽然也有一些问题，但是发展是主要的。我国能够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各个大的跨国集团都能到中国来工作，为什么？经济全球化促使技术、资金和市场这三个经济发展要素的顺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生了有利于劳动群众的变化，更确切地说应该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大家知道，最早我们用的火柴叫洋火，为什么？因为是西方人发现的。我们是用火石打火，西方发明了打火机，有了生产技术，他的产品就充斥全球了。等到第二阶段，技术广泛普及，各种技术方案都有。有了钱就可以推广技术，资本的重要性就上升了，排在了技术的前面。比如硅谷。搞新技术人多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案都有，能不能把它做出来？那要靠资本，没有资本什么都做不成。等到资本主义充斥了全球，市场经济在全球都实现了之后，没有新的领地要开发了，这个时候，发展取决于消费，有人消费，工厂才能开工，才能生产，只有开了工，产品卖出去了，才能实现利润。所以到今天，当市场经济在全球都实现了，跨国公司产品也已经销售到世界各个角落之后，谁拥有市场，谁就有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中国首先人口多，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大家知道近些年，在手机领域有那么一句话，就是什么新发明都得先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实现了就可以在其他国家实现。我们国家现在已经产生了这么大的作用，在这个领域，就是谁拥有市场份额，谁就主导经济发展，在我们这已经可以说是初现端倪。在三大要素顺序上出现变化之后，或者说出现有利于我们的变化之后，我们就更需要依靠党的领导来发展经济。

 

资本的实力是什么？资本最大的力量是瓦解。各个团体有自己的利益，有了自己的小团体利益，就没有大团体的利益，社会始终存在分力与合力，资本就是社会的分离之力，资本牵扯领域越广，分化社会的力量就越强。如果听任资本分化的力量继续发展，无限地发展，那最后国家社会就解体了。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允许的，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大家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反托拉斯法，目的就是不能让一个集团或数个集团组成联盟来垄断，这就是对资本的限制，只不过方式渠道跟我们有所不同。我们的现实问题就是怎么利用好我们的市场，怎么去驯服资本。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沿袭了我们党成功的经验，就是与资本合作并控制资本。我想可以用太极图的形象来比喻。共产党是主张消灭私有制的，在社会还不发达，没有达到发达社会主义之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资本。社会就出现了像太极图一样的状态，既有正面的力量，要发展走向，消灭私有制；同时，我们又采取现实主义，承认私有制在现今存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或者概括说是资本的合理性。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就表现为我们的政治力量。在经济领域，公有制作为一个基础，同时我们也利用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两种对立的力量统一在中国社会，那么这个社会性质要由谁决定？一定是由主导这个社会的力量来决定。因此，第一，我们要拥护和支持党，这样我们就能用政治力量约束住资本；第二，光有政治力量恐怕还不够，还要依靠党把庞大的市场组织起来，还要用中国市场的力量来约束资本，做到一手政治，一手经济，那么我们利用市场驾驭资本就一定能成功。如果大家能够认可这种分析，我们也就找到了在今天利用资本、限制资本、驾驭资本的途径。我想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依靠党，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想把13亿人口组成的市场凝聚起来并用一个声音对资本说话，那是很困难的。所以，为了中国能够更好地发展，为了不被资本的力量所分化瓦解，不让我们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蝇头小利，而忘记了我们当家作主的大目标，只有依靠党。坚信党的领导，依靠党的领导，把全中国13亿人的市场聚集成一个大的市场，由我们的政治代表来和资本进行谈判，跟它展开合作。

由于我们能够在政治上凝集成一体，我们就能够控制住资本、驾驭住资本，让资本来为我们的事业服务，我觉得这个前景是非常光明的，道路也是非常现实的。而且我们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有了很成功驾驭资本的例子，所以只要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把经验更好地梳理出来、总结出来，上升为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就能破浪前进，不管世界经济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一定能够把自己的道路走好。首先实现小康，进而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按照党中央提的五大发展理念，建设一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现在把刚才讲的两个问题归纳一下。第一，从哲学角度来理解“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笃信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会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这个党的行动指南，作为它的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建立人民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不依靠这样的政党，还能依靠谁呢？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角度再次强调，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散兵游勇的个人就没有办法成为社会的主人。第二，结合当前经济全球化、技术高度发达、全球资本流动的新环境，资本的势力空前强大，瓦解社会、分化社会的能量十分强大，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当家作主的理想，只能通过共产党领导，不能轮流做庄，也不能让其他党派领导，因为他们代表不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由中国共产党来代表十三亿人民，代表这个市场，用一个声音来对外、来和资本谈判，我们才能够约束住资本，才能驾驭住资本，让它为我们的事业服务。这就是我讲的要相信、依靠党。在具体手段上，更要凝结全社会，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持共产党执政，用这个办法来约束住资本、驾驭住资本来为我们的事业服务，这是核心观点。

 

讲了这些之后，我想再回到毛泽东主席当年在窑洞谈到的，共产党如何跨越历史周期律的问题。

大家知道，黄炎培去延安考察。他很坦率地跟毛主席在延安里谈，他感觉在延安看到的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确实是有希望的，但是他提出执政之后能否始终保持这种局面的问题，怎么突破历史周期律？毛主席答复说，我们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人人都负起责任，采用民主的办法来跨越，或者说超越历史周期律，让人民的江山长久存续下去。我对这段话有两个理解。以前所说的“民主”就是大家熟知的投票、选举等等这些民主形式，采取了这种方法，就能调动起人民。把“民主”理解为民主形式还不完全准确，现在对于“民主”有了新的理解。我想把我们自己发展的历史与前苏联解体的教训综合起来看，人民的江山怎样才能长久。这里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很多具体实施环节的问题。首先，当党和人民利益融合成一体的时候，当人民真正成为这个国家主人的时候，借助一位原中央领导的话就是，人民就是江山。这个“人民就是江山”就和毛泽东主席讲的那个“民主”对上了。也就是说，当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那就是江山永固的时候。否则的话，不管你是哪一个集团，只要脱离了人民，就得下台。你代表不了人民的利益，没有办法服从人民的利益，人民就要抛弃你。只有你和人民一体了，和人民完全一致了，才不存在改朝换代的问题。要实现这一点肯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起步了。通过苏联的经验教训，我们看到，成立人民政权之后，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变革既有突发的，也有长期的。我们通过革命，可以在一天之间宣布旧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而新制度的诞生、成长、扎根，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内，它也必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特别是传统势力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刚才我们讲到，我们在三个方面已经具备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优势。首先是政治上的优势，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跟其他的政党是不一样的。第二，我们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经济平等。第三，我们有一个巨大的、统一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现在掌握在人民的手中。中国拥有约束资本，拥有能和强大的资本面对面谈判的资本。有了这三个基本条件，我们就已经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渐行渐远。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和它可能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我们正在逐渐地跟它分开，而且未来，这个区别会越来越明显。

我们在肯定上述这些优势和独特之处的同时，也要考虑传统势力和外边各种势力的影响，它们总在影响我们偏离正确的轨道。另外，我们要不断提高自己来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要。首先，要把重点放在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上。这个过程是劳动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过程，并不是说你当了工人，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工人阶级的觉悟，这需要一个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过程，不是天生的、必然的。我们的认识确实有与时俱进的问题。在我们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之初，我们对这些东西的理解不够，当事情出现了，我们就要敞开思想来认真对待它。

以下岗失业或者转岗为例。现在，欧洲经济长期停滞，失业率比较高。法国共产党就要面对这个社会问题，怎么解释？怎么解决？一味地说失业是资本主义固有的，恐怕不能完全说服人。因为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技术经济的发展，产品更新换代，技术换代，社会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企业的生命周期是否能超越个人的生命周期？比如说我们能活到六十岁，企业可以是百年老店。现在看来，百年老店越来越少。因为技术进步太快，产品的更新换代和资源配置需要不断调整，企业关门的速度在加快。企业关门，职工自然就要面临下岗的问题。法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的同志就跟我说，他们通过研究认为，下岗或者说失业是经济生活当中的一个现象。出现这个现象之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主张就产生了对峙。资本主义说：你出了门，就跟我无关，我就不管了。社会主义说：社会要对每个成员负责，由于经济原因企业倒了之后，社会应该为下岗工人、失业工人提供再教育、再培训。社会主义认为，社会有这种义务，要有一个发达的体系，为他们转岗或者介绍新的工作。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理念。联系他讲的这个新观念，我感觉到，我们有很多新的东西不能按照以前的固有看法处理，不是说你让我下了岗，你就是资本主义。我国现在就有大量的职业培训，适应了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的岗位变化。企业的产品生命周期到头了，退出市场是正常的，不能把它加上政治含义。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人？负责任，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为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转岗的一系列社会服务。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在观念上要把以前那种刚从农业社会发展而来的对共产主义的初步、朦胧的认识进一步调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适应这个社会。

第二就是思想道德体系。我们在中国是一个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你在一个大企业工作，你就是合格的产业工人，你就自然具备了无产阶级所有的禀赋。比如说，守法、注重公共道德等。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应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其他性质的矛盾。我们要进入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每个人都要提升自己的素质。举个例子，交通堵车。一堵车了，开车就瞎来，怎么合适怎么来，随意占道啊，不遵守交通规则啊，闯红绿灯啊。我觉得这些现象都是公民素质的表现，素质不高，想推动社会进入更发达一级，我觉得还差得太远，也不可能。现在，生态问题在发展中也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席位。在南美洲，巴西左翼学者认为，集中的工业化生产可能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是造成环境不友好、经济无法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相信他们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要让国家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按照党中央提出的五个发展理念中的一个重要的理念——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注重环保。这是我们国家继续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理念。发展是为了什么？发展是为了让生活更好，还是给自己找病，这是今天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党中央提出五大理念之后，已经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而且各级政府都下了大力气在做这个工作，在补救我们出现的环境问题。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全民都能够提高意识，从每个人做起，这样才能使环境污染现象逐渐得到扭转，让我们国家出现更多的宜居城市，让我们能够给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

 

除了这些关乎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之外，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中国有外国没有的问题，就是我们特有的经济平等，我们粉碎了传统的财富结构，但是我们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建设一个适应我们国情的促进发展的财富结构。这种财富结构能让社会财富运转起来，而不是沉淀下来；不是再次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财富结构，不是只有少数人占有财富。我觉得，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在粉碎旧结构之后，有另外一套制度化的体系，保证我们的平等基础，让每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能量，也就是实现中国常说的“物尽其用、人尽其财”的状态。在这方面，第一个挑战就是贪污腐败行为。在传统结构不存在的情况下，总有人想利用权力去填补这个真空。钱不管用了，就要靠权力。今天有很多腐败现象出现，这是原因之一。这种现象出现并不可怕。我们依靠党，不是被动地依靠，而是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共同与腐败现象做斗争，能够有效抑制住官员层面的腐败。腐败现象从政治角度来说是管理层脱离人民、背离人民利益的一个集中表现。前苏联也存在贪污腐败行为。国家虽然有惩治贪官的委员会，但是好像没有能够有效的抑制住官员当中的腐败。有同志写文章说，我们现在汲取了苏联的教训，把监督监察聚焦在“关键少数”。这确实是一个重大举措，把监督的力量集中在了“关键少数”，也就是集中在我们的高级干部身上，用制度来保证我们的干部能够在党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用制度约束住他们，使他们无法贪腐，然后再通过思想教育让他们达到不想贪腐。既有制度防线，又有思想防线。当然，这个防线的建设是长期的，要坚持下去。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我们走过这一段“深水区”，随着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贪腐现象是可以杜绝的。我又回到刚才那个老话——我们的政治基础和西方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官员是管理者，不是统治者。统治者通过权力来换取自己的经济利益；而管理者的职责是为社会服务，而不是通过权力换得利益、谋取利益。这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也具备客观条件来最终克服腐败现象。

我们从经济角度、政治角度讨论了腐败现象，还有一个更宏观的层次，那就是在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和社会的过程中的官民关系，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这始终是个焦点。在建国初期，双方有一个相互习惯的过程。过了初期之后，我们就要制度化。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够体现我们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的集中表现，就是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具有约束手段，有要求管理者服从被管理者利益的权利。在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各个职能局述职。他们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向被管理者汇报工作。这种汇报在中国很普遍的，被管理者要给他们打分。打分这件事在别的国家也有，但是什么是别的国家可能没有的？就是这个分数与这些职能局最终的工薪、奖励等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具体的制度，确立了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管辖。换句话说，有了这种制度，虽然它还很简单，但是确实体现了新的方向。或者说，通过这个简要的措施，我们就把管理者服从被管理者意愿这个圈划圆了。管理者是人民的服务员，承担了管理社会的职能，但他们也是人民中的一分子。按照常理，被管理者要听从管理者的指挥，被管理者没有约束和批评管理者的权力。我们采用被管理者给管理者打分，直接影响管理者的奖惩，让被管理者有权约束管理者，一种新型的官民关系就诞生了。被管理者对管理者有制约的权力，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应该把它们继续推动下去。

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产生管理者的程序问题。西方几十年如一日地攻击我们，你们就是共产党一党说了算，没有选举就是不民主，你们都是专政独裁，等等，不一而足。我想说，实际上我们已经跟他们分道扬镳，到了创造一种新制度的阶段。选举的好处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定期轮换管理者，不要让一批人一直管下去，从制度上设定了任职期限。通过西方的事例，不但是我们，就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选举制度带来的问题。问题在哪呢？大家投票不是根据业绩，而是根据候选人影响公众的能力。在竞选期间，他演说的怎么样，他的竞选纲领怎么样。候选人把竞选纲领说得天花乱坠，有效影响了选民，他就可能当选。当选之后，他能不能兑现自己的竞选纲领呢？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兑现。这就是西方制度上出现的弊端。

我们考察一个干部、考察一个管理者是不是胜任，不是听他说什么，而是看他做得怎么样。这是中国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有人提出来，我们是不是应该进行选下制，而不是选举制？选举制是根据候选人说的来投票，候选人中谁说得好，我就选谁。选下制是根据业绩。领导班子有五个人，或者六个人，或者七个人，业绩怎么样，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谁不再适合为人民工作了，那么我们通过大家表决的方式，看大家是一致认为他不行，或者是多数人认为他不行，或者少数人认为他不行。这个办法可能有更多的合理性。诸如这类的思考，在中国始终是存在的，在制度上也做了很多的准备，我们就等着有大的突破。其实，基层有的地方已经有这种实践。比如说，末位淘汰这种制度实际已经引入我们生活很长时间了，在普通岗位上实施得多些，可能还没有普及到领导岗位。很好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是有意义的。把这方面的经验总结好，经过试点就可以推广开来。它在一个根本问题上规避了西方制度的缺陷。也就是，我们评价一个管理者，是根据业绩和行动，而不是单凭纲领，单凭他的夸夸其谈。这是最核心的。

前面讲了，只有中国共产党信奉历史唯物主义，把人民当作创造历史的动力，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奋斗的最高目标，其他的党认为自己是精英，要自己作为主体。那么，我们共产党的理念实际上远远超越了这些所谓的精英理念，只不过这个道理还没有被广大的群众所认识，这些道理普及得不够。我们并不是要把精英和人民对立起来，人民是需要精英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区别在于，精英统治的理论基础是把才干、智慧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不是群众的社会实践。我们从哲学、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角度讲这个道理，而不是把劳动者与精英对立起来。

刚才讲了经济的问题、环保问题、管理者方面的问题。这几个问题能够处理好，保证我们的管理者队伍始终沿着人民根本利益的这条主线往前走，我们的事业发达成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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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玉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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