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2016年世界经济仍处于新旧思维碰撞、新旧机构并存、新旧规则交替、新旧动力转换、新旧力量对比的动荡期、转型期、变革期和调整期，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双双见底，更多的矛盾和问题交织并存。从2017年或更长一段时期看，同步进入低速增长“新常态”的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在面临诸多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

一、新旧矛盾交织并存的2016年全球经济

尽管金融危机已经过去8年，世界经济复苏仍不稳定。过去数十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先后弱化，对世界经济的拉动力不足。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世界经济新旧矛盾交织，经济增长面临多重风险和挑战。

（一）全球经济增长仍将疲弱，真正复苏前景尚不明朗。第一，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增速双双见底，增长引擎弱化。据2016年10月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1%，比2015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2017年为3.4%，比2016年上升0.3个百分点。WTO2016年9月27日的报告，大幅下调了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至1.7%，这将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幅。2017年的增长预期则为1.8%-3.1%，全球贸易下降幅度大大快于世界经济复苏。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国际贸易增幅日益放缓表明国际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反过来又制约了全球贸易的增长。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贸易增长放缓原因的模型估值和实证研究表明，贸易增长放慢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复苏不振。未来五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回升有限，全球贸易疲软可能还会持续。原有经济增长动能弱化，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尚未形成，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仍不明朗。

第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继续下滑。2016年10月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15年发达经济体增速为2.1%；2016年预计下降至1.6%；2017年有可能恢复至1.8%。美国经济不如预想的好。IMF2016年连续四次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期至1.6%，比2015年增长低了1个百分点。尽管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经济还有亮点，但美国经济中存在的诸如劳动力市场、劳动生产率和债务问题等长期结构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欧洲经济复苏短期内难有起色。由于凝聚力衰退、经济基本面疲弱、且地缘政治震荡，欧洲市场的吸引力将渐次下降，欧洲经济将面临严峻挑战，短期内经济复苏难有起色。据IMF2015年10月预测，201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仅为1.7%，比2015年下降0.3个百分点；2017年预计增长1.5%，比2016年还要低0.2个百分点。2016年欧洲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欧洲经济增长与其他国际问题交织对欧盟经济复苏带来了负面影响。英国脱欧，德意志银行风险问题和难民潮问题，拖累欧洲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日本经济增长比预想的还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第三个衰退的10年。据日本内阁数据显示，尽管实施了大规模的政府刺激和央行宽松政策，但受外需下降和国内消费乏力拖累，日本这个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仍然疲弱。IMF预计2017年日本经济增长将微弱上升至0.6%。

第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分化明显。据IMF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4.0%；2016年预计为4.2%；2017年有望继续上升至4.6%。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2014年，无论是按照汇率法还是PPP加权计算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60%以上，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度高达50%以上。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分化。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高速增长。2015年印度经济增长7.6%，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IMF预计2016年、2017年两年印度经济增长仍将维持在7.6%。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预计2017年经济增长为6.2%。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家经济衰退减弱，2017年有望实现增长。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些非洲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增长前景不明。

（二）全球经济发展中新旧矛盾交织并存，经济增长面临多重风险和挑战。第一，低利率与低增长、低通胀交织并存。金融危机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作为一种非常规的、临时性货币政策被美国和日本采纳。受这一政策影响，全球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基本都实行了宽松货币政策，并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全球竞相货币贬值导致了全球低利率乃至负利率蔓延。

 

目前，美国联邦目标利率维持在0.25%-0.5%之间。尽管美国2016年12月升息可能性很大，美国利率仍处于较低水平。2016年欧盟扩大了宽松货币政策规模和范围，并维持低利率（再融资利率为零）不变。英国央行利率决议维持在0.25%的低水平上。日本央行2016年9月宣布量宽的政策和负利率不变，而且还进一步修改了有关QED政策框架。量化质化宽松措施由货币基础转移以控制孳息曲线为新的政策框架，并推出十年期国债利率目标，承诺维持该利率于零水平附近。如果日本未来扩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其负利率政策还将加深。

一般意义上，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低利率会出现通货膨胀，推动经济增长，但世界经济走势却恰恰相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央行纷纷进入“大放水”的QE时代。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全球很多经济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却陷入“通缩”威胁中。2015年发达经济体CPI仅为0.27%，不仅低于2014年底的2%，更远远低于1990-2013年间全球通胀11%的平均水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增长乏力，深层次问题突出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需求不足，通缩风险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据美联储2016年10月的预计，未来三年美国通胀率为2.6%，日本的通胀率更低。据日本产经新闻2016年10月报道，受日元走强和油价疲软以及消费支出低迷影响，日本央行可能调降2017财年的消费者通胀率预估，从1.7%调降至略超过1%的水平。目前欧元区通胀率为0.4%，2016年10月公布的欧洲央行对专业预测机构调查显示，2016年通胀率预计为0.2%，低于之前预估的0.3%，到2021年欧元区通胀率将触及1.8%。值得注意的是，在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交织背景下，竞争性货币贬值导致的低利率乃至负利率的负面效益正在逐步凸显。德意志银行濒临破产就是典型例子，由于长期的低利率和负利率，银行没有盈利点，这使得银行业发展面临很大挑战，不利于经济增长。

第二，高债务与高杠杆交织并存。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债务风险整体处于不断上升通道之中。据2016年10月IMF发布的全球财政监督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全球债务总额已膨胀至152万亿美元，创新的历史纪录，比21世纪初的规模多出超过一倍；占同期全球国内生产值（GDP）的225%。公共部门债务，即国家主权债务约占三分之一。据IMF的数据预测，2017年全球债务总量将继续上升至67.31万亿美元，奔向70万亿美元大关，整体规模十分庞大，相当于同期3.5个美国的经济量，或5.4个中国的经济量，或27.4个印度的经济量。从占比看，2016年全球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84.05%，这一水平不仅远高于60%国际警戒线，也高于2008-2015年危机时期的均值(71.89%)。IMF预计，2017年全球政府债务占比将上升到84.63%，由此表明全球主权国家债务风险仍在持续扩大。目前，美国的国家主权债务规模已接近1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的110%；日本债务占GDP比重在240%以上；欧盟平均也占95%，而且欧洲的一些国家如希腊、意大利等仍面临国家债务危机。

自2008年以来，美欧中日英五大经济体中，除了我国企业部门债务在2009年以来仍持续猛增之外，其余最大的四个经济体私人部门债务已经大幅度降低，但这是以恶化政府部门负债为代价的。我国则正好相反，我国官方公布的中央政府债务率仅16%，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56%，但企业债务风险正在加剧。有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总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为249%。

高债务与高杠杆是相伴相随的，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处于相同的债务周期，但全球债务规模之大，可能会触发前所未有的去杠杆化过程（即削减债务水平）。全球经济低迷与高额债务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一方面，低增长阻碍了去杠杆过程；另一方面，债务增长使实际债务负担和杠杆率增加，从而拖累经济增长，并导致通货紧缩。

第三，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与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交织并存。近年来，美国大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与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三大谈判，进行贸易战略部署，搭建美国从双边、区域到诸边、多边的全方位贸易格局。其实质是为重构国际贸易新规则、重新执掌国际贸易主导权。尽管特朗普反对TPP，赢得选举后也明确提出要退出TPP，但这并不表示贸易规则之争已经结束，而是表明，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之争和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加剧，并由此对全球的经济带来拖累。

第四，全球新一轮结构性改革与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交织并存。结构性改革对提高生产率和潜在产出、促进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作用。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的一项重点议题就是结构性改革。为了实现G20国家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目标，G20杭州峰会就《G20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达成了共识，各国将致力于结构性改革提高潜在增长，使G20经济体更具创新性、强劲、有韧性。

 

在各国推进结构性改革进程中，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已经开始并加速。一方面，随着中国制造业的用工成本迅猛上升，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成本优势逐渐显现。我国低端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地区转移。另一方面，当前全球制造业新一轮产业转移趋势还表现为高端制造业回流欧美，这主要是受发达经济体创新驱动战略影响。据美国“回流倡议”机构2016年4月统计，自2010年2月以来，回流企业和外国投资共在美国国内创造了24.9万个新工作机会，仅2015年就达6.7万个。在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的回流美国企业中，60%是从我国回流的。2016年4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在不计算交通成本的情况下，美国制造业与中国制造业在工资和能源等成本上，差距已从10年前的14%缩小至现在不足5%；到2018年，美国制造业成本将比我国便宜2%-3%。

第五，逆全球化思潮与全球化深入的内在冲动迸发交织并存。2016年以来，随着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赢得大选等“黑天鹅”事件，德国十万人示威反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TTIP)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全球范围内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浪潮兴起，给人以全球化遭受重大逆转的强烈印象。

而实际上，全球化正在进入超级全球化内在冲动力迸发阶段。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与互联网革命的结合，导致了世界经济形态、经济表征与产业链接方式产生颠覆性变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链接成一体，形成新的实体经济形态。世界经济表征呈现出网络状态和链状链接。制造业不再是在原来的一条生产线、一个工厂或者某几个工厂的叠加完成制造过程，而是通过没有任何产权关系的产业链的链接，价值链的链接、服务链的链接以及信息链的链接，形成新的产业布局和产业体系。信息作为一种要素禀赋进入流通，成为流通中最大的变量，若干的制造业企业变成一种链状的存在，出现不同国家产业链的组合，不同区域服务链的组合，覆盖全球的信息链的组合。与此同时，互联互通带来的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革命，超越了自然和政治地理边界，发挥实际效用的功能连接网络线将取代名义上的政治国境线，形成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全球化社会和全球人类新文明。

第六，全球绝对贫困人口下降与相对贫困人口增加交织并存。过去几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世界经济增长，全球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不断下降。按照世界银行2015年最新国际贫困线，即每人每天1.9美元的标准，全球贫困人口数量从1990年18.5亿，下降至2013年的7.67亿；贫困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35%下降至2013年的10.7%。据世界银行预测，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进一步下降至7亿；贫困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继续下降至9.6%。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就业和2016社会前景趋势报告》显示，尽管自1990年以来，全球极端（绝对）贫困率减少了超过一半，但是全球贫困依然严峻。据估计，全球仍有近20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3.10美元，而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更是超过了36%。

我国曾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标准不断提高，但贫困人口数量在不断下降。据统计，1978—2010年的30多年间，按照我国扶贫标准，我国累计减少2.5亿贫困人口。参考国际扶贫标准，我国共减少6.6亿贫困人口，同期，全球贫困人口减少7.26亿，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93.3%来自我国。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60%以上，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2014年下降到4.2%。我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返贫尤其部分发展中国家减贫取得成效的同时，发达国家相对贫困人口在增加，尤其是在欧洲。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受难民潮等移民因素影响，2012年发达国家的贫困人数已超过3亿。妇女和儿童是遭受贫困影响最严重的两大人群，约有36%的发达国家儿童生活在相对贫困线以下。美国反贫困任务也很艰巨。金融危机后，美国贫困人口从2008年的3980万人上升至2014年的4670万人。按照美国由两个成年人与两个儿童组成的家庭贫困线24306美元的标准，2015年美国贫困人口减少了350万人，仍有4310万贫困人口。贫困是“无声的危机”，贫困人口增加尤其是相对贫困人口增加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当前地区冲突、恐怖主义蔓延、环境恶化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等重要根源之一，也会严重阻碍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第七，一些国家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交织并存。随着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社会矛盾更加凸显。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持续低迷不仅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困差距不断扩大，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社会民众获得感普遍下降，造成社会撕裂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日益凸显和加剧。

美联储主席耶伦将贫富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的现象称为“当前美国社会最令人烦恼的趋势之一”。据美国新经济联盟2016年初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了全国40%的财富；而80%人口仅拥有大约7%的财富。这1%人口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平均财富差距超过20倍以上，中产阶级队伍萎缩。贫富差距扩大使美国民众所坚持的“美国梦”等文化和价值观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社会分裂、撕裂严重。欧洲也是如此，近年来欧洲经济持续低迷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难民潮问题更是使欧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交织在一起，给经济增长带来难题。

 

二、在新的机遇和挑战中继续前行的2017年全球经济

2017年世界经济与我国经济分别进入低速增长和经济全面转型发展的新常态，将在新的机遇和挑战中继续前行。

（一）全球货币政策仍将继续分化。经济基本面决定各国货币政策的走向。由于世界经济增长依然缺乏内在动力，2017年的货币政策仍然会延续2016年的发展趋势。

第一，自2014年11月美国退出QE开始，美元逐步走入上升通道；2015年美联储加息一次；按原来预期2016年美联储加息三到四次，市场提供的明确信号也表明美联储美元加息条件不断加强，但加息姗姗不来。实际上，美国经济仍未从根本上摆脱困境，经济增速和通胀率都偏低，美国货币政策仍将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美联储加息能够提振美元，却可能损害美国经济增长；或者放任美元下跌至能够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关口。特朗普上任后，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2016年12月美元加息可能性加大。特朗普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这可能将引起“特朗普通胀”，并加快美元加息进程。但从2017年或更长一段时期看，美元加息仍将是一个渐进的缓慢过程。

第二，欧、日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仍将继续保持或扩大宽松货币政策。2016年3月，欧洲央行将欧元区主导利率下调至零这一历史最低水平，同时下调隔夜贷款利率和隔夜存款利率分别至0.25％和负0.4％。之后，欧洲央行一直没有推出新的宽松措施。在欧洲央行2016年10月20日举行的例行货币政策会议上，欧洲央行继续维持目前的宽松货币立场，以帮助提振经济和刺激通胀回升，每月800亿购债规模将持续至2017年3月底，若有必要，将延长，预计一段时间内利率将维持当前或更低水平，QE将持续直到通胀路径符合目标。可以看出，2017年欧元区宽松货币政策仍将保持或扩大。

日本方面，自日本央行推出货币宽松政策以来，目前利率水平已非常低，加码宽松的余地并不大。2016年11月1日，日本央行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维持当前货币政策不变；维持对超额准备金-0.1%的利率；维持将10年期国债的利率控制在0.0%附近的利率曲线管理政策；维持每年新增900亿日元ETF和J-REIT（不动产投资信托）的资产购买规模。可见，日本宽松货币政策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第三，主要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面临更大挑战。由于国际储备货币中美元占比高达63%，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国际资本流动有导向性作用。随着美元走强和进入上升通道，美、日、欧货币政策博弈使在全球石油和黄金价格下跌中与商品挂钩的新兴经济体面临更大风险，新兴市场可能因此面临更大的风险。虽然2016年上半年以来，日本、欧洲、英国央行相继宽松货币释放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兴市场资金外流压力，但短暂的提振并不足以化解其困境。美元加息频率缓慢，但仍处于加息通道。一旦美联储加快货币政策调整步伐，新兴市场将面临新一轮冲击。

（二）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和非理性贸易保护倾向抬头。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低迷总是相伴相生、互为因果。金融危机后，一向倡导自由贸易的美国成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国家，自2008年以来，对其他国家或地区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占G20成员贸易限制措施的四成左右；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平均每四天就推出一项，数量和密度都无能出其右。从2016年、2017年两年看，由于发达国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浪潮兴起，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更有可能粉墨登场。特朗普大选期间多次声称我国是汇率操纵国，要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45%的高关税。尽管特朗普大选期间的竞选口号不一定会转变为现实的政策实践，把我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也缺乏根据，但不难预测的是，未来一段时期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会上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有三分之一的贸易救济措施直接针对我国。据商务部统计，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共有48个成员国对我国发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共1149起，占全球同类案件总数的32%。我国已连续21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十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涉案损失每年高达数百亿美元。可见，贸易保护主义将给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挑战。IMF经济学家的研究也表明，如取消现有关税会使生产率得到不同程度的增长，从日本的0.3%到韩国的7%不等。

（三）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黑天鹅”事件将持续发酵，新的“黑天鹅”还有可能继续飞出。2016年世界风云变幻，世界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外交的格局进一步演化，国际舞台上的闹剧和戏剧不断上演。美国大选闹剧中特朗普出乎美国社会精英和主流媒体评论赢得大选；菲律宾杜特尔特上台以后菲律宾政策风向骤变；韩国突然变脸，部署萨德系统；英国脱欧，德国德意志银行濒临破产，难民潮危机等都出乎意料。

 

2017年是全球大选年，政治风险仍将继续释放。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事件的影响仍将持续发酵。英国脱欧影响也将持续发酵，作为欧元区的三大核心国家，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政治稳定将接连遭遇民粹主义势力的强劲挑战。2017年法国面临总统大选，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极有可能进入第二轮选举。当前荷兰当政的联合政府将受到民粹主义、移民问题和反欧盟浪潮的严峻考验，将在2017年3月15日举行大选。德国也将在2017年9月进行议会选举。从2016年地方选举结果看，德国两大传统政党日趋衰落，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则高举反移民的纲领连战连捷，跃升为最大反对党。此外，2017年我国将召开中共十九大。目前看，除我国政局稳定可预期外，其他一些国家存在出现类似2016年“黑天鹅”事件的可能，并且这种不确定性风险正在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新的不稳定风险。

（四）经济新常态下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

全球新技术革命将加快发展，信息技术、新技术与互联网革命结合，对传统业态和行业产生了颠覆性革命。传统的制造业态将向以智能化、柔性化、即时传输和通过流程再造实现全过程服务化为主要特征的下一代制造业态转变，智能制造成为未来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互联网革命将产生下一代的贸易业态，e国际贸易与其他贸易形式并存，将成为主要贸易方式。据埃森哲和阿里研究院共同完成的研究报告显示，未来几年全球会有20亿人加入以EWTP为平台的e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下一代服务业态已经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在很多领域开始呈现。服务业态的智能化、需求的个性化、移动互联网化和基于移动终端的消费需求将决定消费市场的集成，成为消费的主流方式。

下一代的农业业态也会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农业会形成订单农业，会使食品安全成为业态革命的方向。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全过程信息的透明化和可追溯体系，将使农业业态发生革命性变化。农村电商将成为农民买、卖的重要流通通道。

下一代的数据集成、协同的新业态，发端于互联网，继而形成数据集成，再进一步发展到云服务、云计算，统称为大数据。未来大数据的存储、大数据的交易、大数据的生产和对数据的分析，将生产出激增的数据产品。这种数据产品将成为可以创造价值和附加值的交易品，直接交易数据将成为一种趋势，形成巨大的交易市场。数据将从储存、应用转向市场交易要素禀赋。谁占领了数据协同集成和交易的高端，谁就能创造巨大的数据消费需求。

（五）全球治理和全球秩序重塑出现新亮点。第一，现如今，世界迎来了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推动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和新格局的全球化4.0时代。一方面，全球的投资贸易、信息技术、人才、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产业链正在重新组合、重新构建。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体系下，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各种资源要素正在向着最有效率的地方进行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有了平等参与全球化的新机遇。另一方面，推动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这也是全球化4.0时代的典型特点。全球化进入了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全面发展并推动全球治理和全球秩序改革和完善的阶段。建立全球治理新体系、国际经济新秩序，已经成为了全球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重新开始走向世界体系的中心。

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重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正在发挥着积极的正面作用。其中，金砖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作用明显加强。2016年9月金砖国家在G20会议上召开了金砖国家的会议。2016年10月，《果阿宣言》为全球发展再次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同步，金砖机制经过10年发展已经日趋成熟，成为当今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之一。展望未来，金砖国家中的中国、俄罗斯、印度，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中俄印的大三角战略关系，使新兴经济体作为整体在世界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的另一个亮点是新经济和创新驱动正在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新的动力和新空间。正如G20提出的创新驱动倡议，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技术、3D打印、人工智能、航天航海、生物医药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推动产生科技革命、思想革命、组织革命、管理革命、业态革命、商业模式革命。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我国也正在形成一个持续推进的、具有非常明确导向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的设计，比如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物流、互联网+政务等等，这既是寻找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也为全球经济复苏创造新动力和新空间，还将逐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有利于世界经济长远健康发展方向变革。

 

三、我国经济仍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保持中高速，仍将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一）中国力量不断增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制造业、货物贸易大国，我国的经济转型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增大。自2010年以来，无论是IMF还是世界银行的统计均表明，近年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25%以上。我国的经济转型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增大。估计未来5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保持在25%-30%。中国力量正在不断增强，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消费拉动。中国消费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也是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动力源。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15年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6.4%。进入2016年，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进一步增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1.0%，比2015年同期提高13.3个百分点。

据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WTCF）发布的《中国公民出境（城市）旅游消费市场调查报告（2015-2016）》显示，最近5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我国出境游客对世界旅游市场和一些国家经济增长功不可没。据世界旅游旅行理事会数据，由于中国游客激增，日本2015年来自境外游客收入同比大增49%。冰岛2015年旅游业收入大增19.4%，远超该国整体经济涨幅。

二是投资拉动。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增长。近年来，我国境外非金融直接投资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投资总额和增速都在快速增长。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迈向新的台阶，实现连续13年快速增长，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8.3%，占全球流量的份额从2002年的0.4%上升9.9%。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仅次于美国（2999.6亿美元），首次位列世界第二（第三位是日本1286.5亿美元），并超过同期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356亿美元）、实现资本项下净输出。

据统计，2016年1-8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9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7751.2亿元人民币（折合1180.6亿美元），同比增长53.3%。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境外企业对东道国税收和就业的贡献增大。据统计，2015年我国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家（地区）缴纳的各种税金达311.9亿美元，较2014年增长62.9%；雇佣外方员工122.5万人，较2014年末增加39.2万人。

三是贸易拉动。尽管受全球贸易放缓的影响，我国依然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是12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5年我国出口情况好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我国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升至13.8%，比2014年提高1.5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提高最快的一年。据海关统计，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7.53万亿元人民币，比2015年同期（下同）下降1.9%。其中，出口10.06万亿元，下降1.6%；进口7.47万亿元，下降2.3%。尽管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值同比虽仍然下降，但从季度情况看，呈现逐季回稳向好态势。

我国市场对全球市场的重要性不断增加。2014年数据显示，我国进口占全球出口商品的10%，为第二大出口市场，我国已经成为亚洲、中东、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出口市场。这为诸多产品生产国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和丰厚的利润。有统计显示，过去10年，我国年均进口额7500亿美元，相当于为贸易伙伴创造了1400万个就业岗位。

（二）站在道德、道义制高点上的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将引领世界经济开创新局面。在2016年9月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上，中国发展理念首次在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上转化为发展方案，为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提出了振兴世界经济的中国方案。峰会形成了一系列共同声明和机制化的安排，比如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G20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G20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2016年G20集团创新行动计划，G20创新增长蓝图，G20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G20贸易部长会议声明，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杭州行动计划等等。这些共同声明和一些机制化安排，显示了中国方案对引领世界发展，或者引领世界舆论导向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和包容型世界经济，为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国提出的倡议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响应。特别是“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我们同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态度积极，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除了57个创始成员国外，据亚投行行长透漏，目前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已经超过20家。到2016年底，亚投行成员国将超过90个。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交融影响加深，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舞台扮演的角色也日益重要。

展望“十三五”，新常态下我国将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未来5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5年，也是全面夯实“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实施的5年，我国与沿线60多个国家项目、战略和规划的对接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GDP总量占美国GDP总量的比重有望从现在的60%左右上升到80%左右。到2030年我国经济总量有望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四、对策建议

在当前和今后几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错综复杂多变，外部环境严峻。因此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推动建立全球经济宏观协调机制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增强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第一，2016年“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进展顺利，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是去产能流于形式上的推动和行政化的推进，以致出现落后产能“死灰复燃”、把先进产能视同过剩产能去掉的现象。去产能，不仅是减总量，更应在调结构上下功夫，通过产业升级保持产业竞争力，在积极开展产能国际合作的同时，也要防止产业空心化。应密切关注产能过剩问题发展的新动态，对过剩产能问题开展深入调查，全面摸清产能过剩的总体情况，从应对新一轮国际冲击和占领产业制高点的角度，完善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发展先进产能、有效产能和优质产能。去产能还要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能只在文件上说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际工作上却向计划经济和政府替代回归，应更多地采用市场化手段淘汰不适应生产力的落后产能。政府作用则更多体现在通过社会政策兜底来解决失业增加等“市场失灵”问题上。总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力在体制机制上取得突破。去杠杆的重点是降低企业负债率，通过市场手段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帮助企业并购重组、调整结构和提高竞争力，避免形成债务紧缩的恶性循环。

第二，增强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迫切需要新旧动能转换中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一是抓紧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解民间投资长期遭遇的“玻璃门”和“弹簧门”，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二是积极增加有效投资，更好发挥政府资金对社会资本的带动作用和投资的乘数效应，培育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激发的消费和投资新动能。三是制定适应e国际贸易发展的外贸管理体制机制。当前我国外贸形态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跨境电子商务正向e国际贸易方向发展，并将成为下一代主要贸易方式，应破除体制机制性障碍，应以更优品质的产品、更加丰富的新业态、更便利的服务，引领和创造消费需求,支持e国际贸易等领域新消费发展，在消费升级中释放需求潜力。

（二）研究制定适应新形势的一揽子战略，拉长我国战略机遇期和经济增长的周期。我国与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增强。外部风险会通过各种金融和风险传导机制影响国内经济。这就要求我们研究制定适应新形势的一揽子战略，拉长我国战略机遇期和经济增长的周期。

一要建立宏观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当前除美国外竞争性货币贬值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仍在加码蔓延，美国加息进程可能加快，一些金融风险还在集聚，存在发生突发性金融风险的可能。这就要求我们对内稳步推进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对外加强货币政策协调。对内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质量，更加有效地把货币政策效益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的动力，为实体经济服务。对外高度重视和防范输入性系统性金融风险，要在保持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稳定的前提下，建立由央行为主导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巩固和提高各专业监管部门的微观审慎监管能力，形成两类监管分工合作、协调有效的整体金融监管体系。还要加强和国际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加强沟通和协调，建立宏观货币政策协调机制。

二要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当前，各国货币政策实际已经很宽松，面对全球性的高债务风险和高杠杆风险，应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适当扩大财政赤字，相应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可由中央银行认购，用于国企注资，降低国企杠杆率，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要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区域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支持的方向，定向、精准支持，着力解决产业发展不协调和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三要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我国已经连续6年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近年来我国用工成本不断上升使得我国制造业优势正在下降。我国制造业正呈现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南亚等低成本地区转移，高端制造业向欧美国家回流的现象。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所在，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的主战场。过快、过度的转移不仅会拖累经济增长，还将加大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经济凋敝风险，加剧资本外流。因此，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以应对新一轮制造业转移的风险，形成以我国东西部和周边国家为重点地区的产业链、价值链、服务链、供应链的重构和新的产业布局。

实体经济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第一，税负。世界银行刚刚公布的和普华永道共同做的一个研究报告说，中国企业综合税负占全部商业利润的68%，这个税负现在全球190个经济体里边，排在第12位。第二，成本。我们企业现在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去年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3661元人民币，非盟53个国家平均月工资154美元，印度尼西亚是我们周边的一个国家，平均月工资100到150美元。印度平均月工资现在是我们的三分之一。第三，融资困难。第四，新旧实体经济形态在发生变化。旧的实体经济遭受了新经济、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挑战。怎么办，要做到“三减”。一是减税，综合税负一定要减下来。美国特朗普上台以后，飞出一只最大的黑天鹅，是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特朗普有一个核心政策就是减税，他提出的中产阶级税务减轻和简化法案，这是一项使GDP增速达到4%，产生2500万个新工作的经济计划。他提出要把美国的企业税收从35%减到15%，要把个人所得税从七档减到三档，减到12%、25%、32%。这将造成非常大的虹吸效应，资本、产业、财富会向美国回流，或者向美国集聚，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对实体经济将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减税要实实在在的减，要整体设计，减轻总税负。我们应该使实体经济的企业税负负担，成为世界上最轻的国家之一。二是减压。就是我们现在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太多，大的企业没问题，但是中小企业，包括我们的社会保障支出的费用等等太重，我觉得有些带有公共性的支出政府要承担，要给实体经济减压。三是减债。我们企业的债务负担重，对于有些企业债务，如果这个企业的生命周期中还处于上升的趋势，那么有些债务是能够还的，特别是对有市场、有需求、有空间的这些企业，不要把它都变成僵尸企业，有的能不能挂账停息，注入资本，让这些企业活起来？总的来说，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一定要采取新的思路、新的举措、新的政策，要总体设计，要实实在在地把支持实体经济振兴的整个政策框架设计好，把支持实体经济的氛围创造好。

 

四要积极应对政治因素导致的经济风险，尽早制定和研究应对方案。当前全球面临诸多的政治不确定性风险，特朗普上任后，中美关系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风险。2017年全球的形势更加复杂、更加多变，外部因素可能导致内部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要形成国家的整体战略、整体推进，来应对外部风险。使我国经济能在越困难的情况下，越能找到突破点；在越困难的情况下，越要找到经济发展新的引擎，使我国经济在2020年能够实现中国共产党确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为我们到2050年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打好基础。

（三）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继续主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在我国越来越融入经济全球化，并成为举足轻重经济体的今天和未来，我国也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通过双向开放形成更高层次的资源配置、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统筹和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引进来”承接国际资本和“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使我国成为全球要素重组和产业集聚最具活力和吸引力的平台和载体；使2.6亿农民进入全球产业链体系，不出国门即加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也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国家竞争力特别是制造业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要继续主动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

当前，在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表象下全球化正在深入纵深发展步入全球化4.0时代，原来分散、断裂和割裂的资源、生产、服务、和消费将会通过全球共享的供应链和价值链连接起来，使现有资源和要素在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流通中实现增殖。

一要准确把握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趋势，继续支持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要继续推动“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和“亚投行”等造福世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二要以“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实施推进为抓手，逐步形成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基础、以沿线国家为主线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同时，要加快发展和推进e国际贸易，适应全球贸易发展新业态和新模式，以期在新的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

三要加快双边和多边自贸区谈判,加快推进中美BIT和BITT谈判，继续积极推进中欧FTA谈判。要积极推动RCEP进程，在TPP和TTIP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下，加快协调RCEP与FTAAP二者关系，协同推进；加快构筑自贸区网络体系，建立立足周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全球的自贸区网络；加快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健康发展进程，提升我国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构建区域治理新机制，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谋得更大利益。

四要继续推进国内自由贸易区试点改革,以国内自由贸易区为改革试验田，进一步深化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便利化、投资准入简明化、政府监管中立化等方面的改革，积极参与创建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加快完成与美国的BIT谈判进程，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四）继续推动全球宏观治理体系变革，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一是推动全球形成引导宏观经济政策的共识。通过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引导世界经济朝着一个方向发展，推动全球形成联动效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全球化下，单一国家政策通过传导可能会对全球造成重大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各国宏观政策协调，设置一些各国遵循的、确保全球和本国经济稳定增长的红线，减少“以邻为壑”政策出现的概率。

二是制定一些制导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各国宏观政策协调，明确哪些是需要制约的，哪些需要约束。诸如竞争性的贬值，负利率等这种既违背了经济学的规律，确实也给银行业、金融业、全球经济带来更大不确定性政策进行约束，避免世界经济从一个恶性循环走向另一个恶性循环。引导世界经济复苏的方向、向着健康的方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形成新的规则和秩序。

三是对已经形成的各国共识，要加快推进落实和跟踪评价。要积极推动全球落实G20共识，推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五国，形成金砖国家的行动计划和长效机制，要动态跟踪落实情况，并及时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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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颜少君对本报告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刘斌）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201/93718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