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与全球能源互联网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源与环境问题是一个重要抓手，是我国为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重要关键环节。同时，我国与世界高度关联，世界很多能源问题与我国密切关联。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离不开全球能源的支撑、离不开相应的国际义务和国际责任。

一、当前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一）供需失衡带来的安全问题以及对外依存度问题不断上升。能源供需的失衡，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超乎能源供应所带来的一个不平衡问题。

从石油的角度来看，从1993年开始，我们国家石油供需失衡、对外的依存程度不断提高，由石油出口国变成进口国。实际上，我国的能源失衡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内容。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能源需求不断增长，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能源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大量的能源浪费、低效利用以及无效供应，这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

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我们有效供应的能力非常弱，这种有效供应和有效需求是我们今后真正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供需问题。这个有效供应，实际上就涉及到我们对能源的利用效率问题、科技进步和节能的问题。因此，供需失衡，一方面要求我们要增强能源供应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大力推进节能效率的提升和科技的进步，提高有效供应、满足有效需求。

（二）我国是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过程中占到65%。这个比例与过去相比有了持续性下降，但是，煤炭依然是我国一次能源当中的主导能源，所占比例还相当高。我国这种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当然，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这些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的优化过程中，比例会逐步地有所下降，特别是煤炭；而新能源、非化石能源会逐步地上升，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但是如何改变我们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呢，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

能源结构的优化有一个去碳趋氢的过程。在这个去碳趋氢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减少煤炭的消费。我们确实看到，在目前消费方式、目前技术水平之下，对煤炭的消费带来了大量的环境问题、生态变化问题，以及地区和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从煤自身的组成部分来讲，存在着各种化学成分，这是煤炭的自然属性。在煤炭消费过程中带来大量的污染问题，究竟是煤炭的自然属性带来的？还是对煤炭的利用方式带来的？这是两个问题。人类在利用煤炭的过程中，特别是进入现代工业化时期，为了寻求能源的稳定供应，同时也寻求能源利用的经济性，在大生产和大消费的生产方式之下，煤炭得到了充分利用，我国和印度更是如此。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要从洗煤的环节开始，提高它的洗选率，要对大量的小规模、低效的能源开发方式进行整理、整顿，削减这些煤炭生产规模和消费，将其大规模地转向现代化的、集中的、高效的、先进的利用方式。目前，我们各种百万机组煤发电的过程当中，已经逐步出现了非常好的清洁高效的势头，比如说超低排放，以及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应对措施。

在石油的开发利用上，也同样存在怎么对石油清洁高效利用的问题。对于天然气这样一个相对清洁的能源的利用，也存在这么一些问题。除了这些化石能源以外，非化石能源的比例要不断增长，2020年要使我国非化石能源所占比达到15%，2030年达到20%。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我们提出对这些新能源也要进行清洁高效地利用。

能源结构优化的核心问题，就是能源利用方式的转型和提升。从根本上来讲，每一种能源在能源结构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从表面上看，有一个能源种类增减、消长的问题，但整体上，能源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能源结构优化的过程，实际上是能源利用方式的转型与升级，而这种转型升级的背后，实际上是能源系统进行转型升级。

（三）能源产业自身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能源产业的利用方式、能源供应都要依赖于能源产业的发展。那能源产业能不能实行可持续发展，这里涉及到一系列问题，诸如经济性问题、技术进步问题、市场问题，以及能源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国家能源发展来说，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尤其我国能源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历了迅速发展和稳定发展，新时期我国能源的供应和需求进入了一个失衡阶段，当前国际能源市场也进入了新阶段，尤其是石油进入了一个低油价阶段，这给我国能源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很严峻的挑战。同时，我国能源企业的科技投入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多年来，我国很多的能源企业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这种努力是不是到位、科技投入是不是真正促进了前面所提到的能源效率的提升、节能、清洁化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同时，我国能源的体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能源企业确实也面临市场化的过程，但我们是不是已经建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能源运作体系，这仍然是个要回答的问题。换言之，不仅是把能源企业公司化、商业化就可以了，还涉及到整个能源体系重新改造，尤其是民营企业技术市场的发育。同时，能源还是一个关系民生的产品。因此，能源企业要有非常强烈的民生属性。就是说，能源企业不仅是提供能源的，而且是提供能源服务的。这一方面要求能源企业尽到其应尽的企业责任；同时整个社会也要创造一个与能源产业和谐的关系，社会自身要培育对于能源的合理消费方式。

 

（四）能源发展的宏观战略。在国家层面上，对于能源产业有没有系统、完整的能源政策，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过去，我们按照计划经济的思路规划能源产业的五年、十年发展，那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个特点。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系中，那么能源政策是什么，对于能源政策的制定者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能源政策不应该是产业政策的综合，产业有产业的政策，国家必须有国家层面的能源政策，如此才能从全局出发，更好地制定出能源产业的发展规划及方向、重点等一系列政策，协调国内能源发展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解决在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国际话语权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所以，未来我国的能源发展需要一个更加系统、完整、综合的能源战略。这是当前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二、未来我国能源发展的趋势及其特征

未来我国能源发展的趋势及其特征，这一问题涉及到一系列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对于未来发展趋势中一些前提条件的判断以及能源政策的发展方向。

（一）未来发展趋势中一些前提条件的判断。包括：经济增长速度、工业化发展态势、城镇化率、能源效率等一系列问题。

我国未来GDP增长要进入到一个中高速的发展，尤其是今后五年。随着GDP总量的增长，从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来看，这种增长速度有一个缓慢递减的过程。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速度会减慢；随着经济体系越来越成熟，发展经济的质量会越来越提升，速度也应该有所减慢。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也会探求一个新的模式和趋势。总体上看，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个时期恐怕要比西方发达国家、比我们传统的想象更长一些。

从我们人口大国的现状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数来看，相对长的工业化时期更有利于我国的发展。2020年甚至2025年都还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中期，2025年以后逐步进入到后期。过去10年，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不断增长，今后这个空间非常的大，到底有多大，取决于我国的科技进步，尤其是在第二产业以及能源产业自身的能源效率上。

（二）我国能源政策将从以能源供应、能源产业为主，转向生态能源新战略的发展方向。要把人作为能源政策制定的核心；把提高生活质量、转变生活方式、改善我国与世界的关系、确立我国在世界能源大国的地位，作为我国新能源战略的核心。未来我国能源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从现在到2030年，我国能源总体需求会进入到一个高峰的平台，尤其到2020年，我国能源的需求进入到峰值，然后维持高峰平台，一直到2030年。这一判断的前提，就是我国GDP的增长速度在有序、逐步减缓，经济发展质量逐步提升，包括效率的提升。

第二，我国电气化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据我国经济发展新的趋势判断，我国整个发电量水平到2030年在10万亿度电左右，比我们传统的、过去的预测要低一些。但是，在终端能源消费领域，电的应用应该是更加普遍，电气化的水平要更高，由目前20%几提高到40%左右。

第三，煤在能源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及其利用方式是我国能源转型一个非常重要、敏感的问题。总体上看，煤炭目前的消费水平几乎处在一个峰值上，未来几年，整体上不会有太大的增长。到2017年左右，我国整体煤炭的需求将趋于下降。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加强对煤炭现代化的清洁、高效利用，就是煤用于发电的比例要提升；另外，煤在终端消费的比例要迅速、大幅度地减少，目前是29%左右的终端占比，到2030年有望大幅度减少到2%左右。

第四，石油和天然气的未来走势。二者未来总体上都有趋增的态势，不过发展速度略有不同。石油在今后5年内会维持3%的增长速度，之后，会进入平缓增长的时期。对于柴油的消费，到2017年左右，进入到一个峰值。对于汽油的消费，还会平缓增长。汽、柴、油被替代的程度会不断提升，尤其随着电动汽车的发展，新能源汽车不光是电车，还有天然气汽车等。各种新能源汽车在交通领域对于以汽油和柴油为动力汽车的替代速度将会不断加速。2020年以后，我国对外的石油、天然气依赖程度整体上增长的速度会趋缓。

 

第五，非化石能源增长的态势。我国对于非化石能源有一个整体的目标，到2030年达到20%的占比，希望非化石能源在整个电气化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非化石能源的增长过程中，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可再生能源；另外一部分是作为非化石能源的核电。我们国家的核电目前主要还是分布在沿海地区。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0月底，我国已建成并投入商运的核电机组有34台，累计装机容量3110.8万千瓦，这个发展水平和速度与未来我国对于非化石能源的需求增长来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目前，在建核电机组18台，共计装机容量1906万千瓦。根据“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我国将新增约60座核电站，届时我国核电机组数量将达到90余台，从装机容量上讲，将超过法国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第六，为了提升非化石能源，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同时，还要加强对核能清洁、高效、安全的利用。从国家角度来讲，这是非化石能源增长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2013年，从全球核电使用状况来看，法国核电使用率最高，目前已达73.3%，美国为19.4%，俄罗斯为17.5%，英国为18.3%，韩国为27.6%，我国为2%。2015年1-12月全国累计发电量为56184.00亿千瓦时，核电累计发电量为1689.93亿千瓦时，约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3.01%。2016年1-6月，全国累计发电量为27594.90亿千瓦时，商运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为953.89亿千瓦时，约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3.46%。那核电要发展到多大规模呢？现在很难提出一个绝对的数字，这涉及到核电的布局，各个核电项目的落实，涉及到产业服务能力，公众对核电的看法等等，就是说不能从孤立的角度去看核电。能源是一个系统，各种能源发展到什么程度、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要从不同时期能源的优化程度、技术水平的进步、效率能源之间的替代等方面考虑，形成合理的比例和协同关系来全面看待。

第七，随着我国政策力度的加大，我国能源效率要不断提升。关于能源效率的问题，目前应该说在我国能源产业、化工领域潜力非常大的，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针对那些新晋企业、标杆企业来说，这种潜力还很大。在煤发电领域，至少有16%的增长空间。在炼油领域，至少还有30%的提高能源效率的空间。

第八，碳排放趋势的增长。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到2020年以后会达到峰值，然后持续下降，也有可能二氧化碳在2025年左右达到峰值，然后维持高峰平台。这两种情景之间的差距就在于我国能源政策的导向，尤其是对煤炭调整的方向。如果我们能源调整尤其是对煤炭的调整比较到位，特别是总体上要算减法，比例有所减少；更多的煤用于发电，这算一定的加法，同时，在终端消费领域，煤炭消费比例要迅速减少，这是非常关键的方面。与此同时，要解决好在加减法过程中，尤其是去产能过程中带来的一系列外部效应，诸如失业、转产、转岗的问题。那么，整体二氧化碳的排放，到2020年左右将会得到很好的控制。

以上八个趋势的实现其实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整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方向，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把握，由数量转向质量等，同时，整个战略选择也要有很好地安排，使各种能源之间得到协同发展，而不是单兵突进。

（三）在能源转型过程中要处理好三个峰值的问题。一是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在生态能源新战略情景下达到峰值，并至少到2030年前维持一个高峰平台；二是煤炭需求在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之后逐步下降；三是碳排放将与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之后稳步下降。尤其是煤炭。因为能源需求和煤炭在2020年达到峰值，就可以确保碳排放得到很好的控制。2030年，使非化石能源在发电的能力，在整个装机容量中超过50%，非化石能源的发电比例由现在的28%提高到44%，甚至可以更高一些，终端的电气化程度也应该由现在的27%提高到40%。如果能确保2020年三个指标的达峰，尤其是煤消费总量在2020年得到非常有效的控制，而且在非化石能源中，能够使得核电在非化石能源比例中有一个较大的增长，特别是保证今后五到十年内，我国核电的规划能够按照合理速度投入运营，包括内陆核电适当建设和海外核电的发展。由此，到2030年，使我国非化石能源不仅能达到20%，而且有可能超过20%；二氧化碳排放下降60%到65%，甚至可能还会超过。

实际上，还有一些空间在终端消费领域，尤其从现在的模型的优化来看，天然气还会得到大规模的应用，尤其是我们找到对天然气的最佳利用方式的时候，对石油的终端利用也能得到优化。目前，石油被替代程度还是一个有待确定的因素，特别是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在交通领域对石油的替代，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如果随着科技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以及人们消费方式，特别是交通方式的转变，将来还会使得石油的消费得到更有效的控制，电气化程度也能得到快速提升，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终端电气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还是有空间的。新能源转型时期，背后是新的能源产业革命、新的技术革命。世界经济处在第五轮长周期发展的下行期、短周期的萧条期。世界经济处在缓慢增长，新兴经济体也不例外，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科技发明进步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科技发明与进步在能源领域非常突出，诸如数字油田、物联网、智能电网、电动汽车，新型储能技术的进步等一系列因素正在推动能源新时代。

 

三、我国能源发展过程中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

从能源供应的角度来讲，我国与周边世界形成了一个互联互通。这也是确保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我们怎么样在世界能源发展的大势之下，确保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与世界形成非常和谐的一种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问题。

（一）全球各个地区、各个国家都在探索自身能源发展的道路，寻求自身能源解决的方案。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像美国、欧洲一系列国家，经过工业化长期的发展，到现在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其库兹涅兹曲线（EKC）迅速下降。其在之前已经经历了传统工业化的过程，就是说边发展、边污染这么一个过程。现在这些国家有非常雄厚的科技基础，根据自身的一些国情，探讨其自身的发展道路。在能源转型过程中，这些发达国家走在了我们的前列，尤其是对于传统能源的改造、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在欧洲国家、美国都有非常良好的一种体现，典型的代表是德国。在目前德国的能源转型过程中，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能和太阳能比例迅速提升，在发电总量当中的支撑作用迅速提升，现在已经有30%，要迅速向50%的方向发展，到2030年，要提高到80%的比例。德国到2020年要全部关闭核电站。同时，德国能源转型离不开欧洲市场，欧洲的大电网、欧洲能源大市场、欧洲的超级电网之间的连接。

其他一些国家像俄罗斯、沙特，也同样面临着一系列能源转型问题。这些国家都是以油为主，油气占一次能源很大比重。这些国家也在思考怎样发展新能源、提高能源效率的问题。尤其是高度依赖于石油、天然气的沙特，提出到2032年，要增加太阳能、核能的比重等一系列问题。

（二）我国能源转型方案的考量。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解决自身能源发展过程中，也有一系列的经验。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作为一个具有相当庞大且比较完整的能源系统的大国，在转型中会遇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既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利用问题，也有新能源的利用问题，规模都非常大。如：能不能解决好自身的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这对一些国家来说，非常简单，对于一些北欧国家来说，简单放弃就是一种解决的办法，可是，我国显然不行，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的问题，必须寻找到清洁、高效利用的途径和方式。

我国一些能源企业在这些领域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形成一些经验，包括超低排放的经验，有效控制度电煤耗水平的经验。这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是对一些对煤炭具有较大依赖的国家，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在解决自身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尤其对于在工业化过程中还处在我们发展前期的一些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石油、天然气、风能、光伏等其他新能源的利用过程中，我国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我国不仅需要与发达国家形成对接与对话，尤其是在技术进步、观念、管理方面等有可借鉴的地方，同时我国对能源问题的解决，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非常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些已经引起了我们周边一些国家的高度重视，尤其是东南亚和南亚这些国家。2020年到2025年之间，我国核电的能力将迅速增长。2035年，我国将成为世界最大核能生产国。我国在核能利用方面的一系列技术、经验都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有这方面核能发展规划的一些国家值得借鉴的因素。目前我国也跟他们进行这方面的一些接触、交流，帮助这些国家发展核能，和平、清洁、高效地利用核能。我国与其他国家在能源转型方面的合作是全面的，不仅局限于经验、技术上的交流，还涉及到资源的贸易、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等方面，涉及到对于发展中国家能源脱贫的问题。这种合作是多元的，包括企业层面、国家层面、社会层面，特别将会在新的框架即“一带一路”的整体发展思路中，得以很好地进行。

四、从“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看全球能源互联网

电力是现代能源系统的主体，也是未来能源互联网的核心枢纽，电气化程度越高越是如此。基于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的考虑，电气化和清洁化成为全球能源发展的两大趋势，这推动了构建能源互联网需求的产生。全球能源互联网理念的提出，是在更大范围内对能源互联互通的宏伟构想。

“一带一路”、“全球能源互联网”和电力系统三者之间具有很强的交叉性、关联性和协同性。目前，国内专家提出从国家相联、洲内相联，再到洲际相联三个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发展阶段。其中，“一带一路”所推动的区域能源互联互通是构建能源互联网在国家间和区域层面的具体体现和难点所在。“一带一路”共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 65个国家，如何在各国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发展层次、能源需求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实现这些国家间能源（电力）的互联互通，对构建更高层面的区域或全球能源互联网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一）能源合作潜力巨大。“一带一路”国家电力发展很不均衡，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根据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统计，“一带一路”64个国家电力装机容量为12.7亿千瓦，其中75%为火电装机；我国的电力装机则为13.6亿千瓦，其中火电67%。可见，65个国家之间在电力领域的巨大差异。我国电力产业的体量大于64个国家。从人均装机容量看，“一带一路”国家人均装机409瓦，而世界平均为751瓦，我国为1000瓦。其中，蒙古国及中亚地区的人均装机整体水平高一些，而俄罗斯则更偏高一点，中东欧地区的人均装机也超过了1000瓦。而东南亚、西亚和北非三个地区的人均装机容量水平整体偏低。除新加坡外，东南亚地区的人均装机略高于300瓦，南亚则只有150瓦左右。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人均装机水平或电力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很低，但从另一角度分析，这些地区的电力开发潜力十分巨大。

再从电源结构来看，“一带一路”国家主要以火电为主，其中俄罗斯火电装机占总装机的70%，哈萨克斯坦则高达88%。而各国火电装机结构也不尽相同，如西亚和北非地区主要依靠燃油燃气发电，而东南亚则主要是燃煤发电。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清洁能源占比较低，在水电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上有巨大潜力，如南亚国家。同时，现有火电项目的设备更新和系统升级也迫在眉睫，需要加大推进合作力度，如中东欧国家。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力合作潜能巨大，可再生能源发展需求强烈，但面临基础较弱的问题。

首先，要解决能源贫困问题。东南亚、南亚电力发展比较落后，无电人口相对较多，需要新增电源潜力，扩大电力普遍服务。中国在2015年解决了无电人口的问题，可以与其他国家共享相关经验。

其次，要大力开发电源，建立大电网，扩大供应规模。“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间具有电力互联互通的需求，如沙特与埃及的互联互通。目前，南亚和东南亚的装机规模分别在800万千瓦和1500万千瓦。可见，新增电源潜力、扩大电网互联互通是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地区的重要任务。

最后，这些地区也面临着能源电气化和清洁化的双重需求，需要加快能源转型，构建新的电力体系。为此，需要新的互联互通的硬软件支撑，如技术设备、互联网、智慧化管理、法制和安全保障等。

（二）国际能源合作需要创新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要实现能源互联互通，不仅需要在商务上和技术层面上构建多边及多元的合作模式和联网的解决方案，更需要一系列相应的配套机制，如清晰的政策支撑等。

目前，中国在不同层面对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共赢都有比较清晰的思路，并已出台和落实了一些配套政策，包括国际产能合作、经济走廊建设、海外工业园区开发、自贸区建设、投资基金设立等等。尤其是在电力领域和其他领域合作方面，中国都有不同的基金投资支持。而中国推动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也对“一带一路”能源互联互通起到了支持作用。

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我国在水电开发、风电和太阳能建设上具有较强优势，中国可以提供火电、水电和风光产业适用的技术、整套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直至提供产业（技术与人力和标准等）培训；在经济走廊建设方面，可建立大电网和分布式电源和电网，输出中国的长距离电力输送技术如特高压，提供产业配套、负荷中心规划和管理；在海外工业园区开发方面，可以为园区提供清洁高效的电网（互联网和智能电网）；在自贸区建设方面，双多边自贸区将为电力合作提供合作规则；在投资基金方面，亚投行等金融机构可从传统的低息贷款，走向以增加资本金撬动更多资金投入，通过合理搭配股权和债权，以股权投资为主，兼顾债权、贷款及基金等多种投融资形式，为能源互联互通提供资金支持。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合作，并不局限于一个项目、一个领域或者一个环节的合作，而应该扩展为整个产业链的合作。对电力领域而言，要把双多边自贸区之间的合作政策结合起来，明确运作模式，进行组合和捆绑，将产业和金融紧密结合，互相支撑。

就企业层面而言，合作方式在未来要全面升级，从单一设备出口转向技术和标准整体出口，从直接参与经营转向提供节能提效减排技术服务。尤其应将火力发电作为重点领域，并非“去火电化”，而是提升火力发电的能效比。近些年，我国在火力发电领域积累了大机组零排放的经验，可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为他们提供设备、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解决方案和系列技术服务。同时，扩大资本投入和转变股权经营。“一带一路”许多国家进行政府和企业合作，有较大的空间，尤其是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企业和政府间应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此外，企业也可以通过建立企业联盟等抱团发展的方式，达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效果。当然，实施这一切的基础，是基于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正确分析和认识，以正确的理论推动实践，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在技术合作层面，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需求和着眼点。发展中国家应侧重各类电源开发、电网建设和运营，我国要相应地推动对外特别是与若干周边国家的电力互联互通，推出中国的中高端品牌、技术和标准，并参与重大技术开发和技术转移。在蒙古国、中亚、东盟国家和中东北非地区大力开拓超高压和特高压技术市场；在中东欧地区，则要侧重技术、设备和电网改造；而发达国家需要联合推动电力系统的互联网建设和物联网开发，与其他国家共同开拓市场，拓展智能网和智慧能源的技术设备、软件开发以及大数据与云计算的服务供应。

机制创新，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支持，不可忽视国家在政策制定、合作方式引领方面的作用，通过多项举措促进能源合作。通过双多边能源政策沟通，达成区域合作共识；形成区域合作政策、商务、技术和合作规范；形成政府—产业—公众对话机制；推动经济一体化，建立包括电力在内的自贸区规则和协作机制、争端处置和应急处置机制；建立国家之间的互信和缺乏互信下的第三方介入机制，推动国与国之间政治合作伙伴关系；此外，有关国家之间还应探讨加强能源互联互通的安全合作。

区域层面的合作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各区域应根据当地社会情况，推动区域电力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共享基础信息、运营经验、成功案例和税收等政策；加强区域人才培训和电力标准融合和推广；建立跨区域电力合作论坛，探讨区域电力互联互通、互联网化和智能化途径，乃至电力市场一体化的方案，应对不确定性；制定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贸易规则，特别是不同自贸区、贸易体制之间的对接。

总的来说，能源互联互通在不同地区、国家具有不同的体现形式、实现途径和需求。“一带一路”能源互联网的基本需求是电源、电网和市场的系统发展。但是要视不同地区电力体系的发育程度，分类推进互联互通、互联网和智能化管理。在印度等个别国家，可能面临不同的社会环境，需要因国、因地而异。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已成为国家倡议，政府在这方面要发挥引领作用。电力产业需要做好国内能源互联互通的投资合作方向的引领，探索不同方式和经验，努力加快能源互联互通，从而为迈向更高层次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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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斌）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201/93719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