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雷：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 ——从文化角度解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王兆雷 中囯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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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庞杂的东西，首先，我从物质人生、社会人生以及精神人生这三个层次来解读什么是文化。

第一个是物质人生，也就是你的衣食住行。

第二个是社会人生，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社会关系如何？人与人如何相处？中国传统文化都给予了很多经典的论述，人与人相处，叫什么呢？叫仁爱。扩大到政治叫什么呢？叫仁政。

第三个是精神层面的人生。就是指你的价值观追求、理想的实施以及人生的抱负等，这是高于物质和社会的，人的高层次需求就是精神层面的需求，心灵要找到一个稳妥的寄托之处，也就是信仰问题。

今天的讲座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讲：1、国家治理的基础：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2、中西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的差异；3、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营养。

 一、国家治理的基础：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由文化问题解决”，这是钱穆先生的经典论述。目前，西方有一个恐怖组织的问题。实际上，恐怖组织的这些人经济基础大多都很好，他们已经解决了物质问题，但是他在精神层面问题没有解决好，所以，在恐怖组织的引导和培训下形成了恐怖组织现象。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隔膜很深，这就涉及到文化认同问题，如果文化认同，那么信仰就会得到一个寄托之处。如果文化不认同，物质条件再好，也是一个表面现象。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就没有发生过宗教之间的战争。因为中华文化强调厚德载物、海纳百川，主张包容，主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是中西文化大的区分点，也是一个大的分歧点。到底哪一个好？我们用事实和客观的历史说话。

世界上有三大宗教信仰：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的阿拉，佛学的佛祖。西方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伴随着西方的宗教战争一直在进行。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为宗教发生过类似战争，这是中西文化发展史的一个区别之处。

 

中国讲三教合一，是指佛教、道教、儒教三个教派的融合。中国传统社会把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分得非常清楚，儒教作为一种信仰，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番道理。北京的天坛，宗庙，宗祠，文庙都是儒教活动的场所。在唐朝时候每一个县都有孔庙即文庙。

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三教合一现象到处都有，山西、陕西、浙江等地都有，这就说明中华文化对各种宗教，各种文化是一种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厚德载物的态度，不像西方那种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认为不信基督教的都是异教徒。他们对于异教徒的态度是什么？要么把他像羔羊一样呼唤回上帝的怀抱，要么是绞杀他。我们研究文化现象，对这个问题，一定要从根子上来认识清楚。

中华文化的特点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汉朝400多年的治理，就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天人感应。强调国家治理、政治治理以及文化发展方向要效仿大自然，像太阳普照大地一样没有任何需求和要求，像大地养育万物，河流滋润万物一样不求任何回报，这就是厚德载物。

在大自然中，羊都知道孝顺自己的父母，乌鸦也知道孝敬自己的父母，何况人乎？亲近父母是大自然的生物现象，人是自然界的动物，应该效仿大自然，践行忠孝。忠孝，首先在家里要尽孝，扩展到到朝廷就要尽忠，这就是精忠报国的历史渊源和历史根基。

在中国传统的儒学里面有一本经典叫《孝经》，还有一本《三字经》，里现都说“人之初，性本善”。友善、善良是中国传统中的一个基点。大学里面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强调了“人之初，性本善”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

佛教在汉朝的时候传到中国，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到宋明时期，在这些大师手里一转，变成中国的禅宗，也就是中国化的佛教，将佛教的精华和中国传统儒学的经典融合在一起。

中国在秦朝时候实行中央集权之下的郡县制，实现了大一统，书同文，行同轮，车同轨。欧洲面积跟中国面积差不多，却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现象。这就说明一个现象，欧洲的文化是一个分裂的状态，而中国的文化是一个以中央集权为中心，郡县治天下安的历史传承。所以，秦朝虽然是二世而亡，但秦朝建立了中国中央集权之下的治国格局，这和西方的治国格局是不一样的。

一个国家有没有希望，一个国家的文化，一个国家的民族有没有希望，要从历史上看他做过什么样的事。西方强调标新立异、剑走偏锋，这些东西毕竟没有历史根源和历史底蕴，我们要慎重对待。

中华民族的文化来自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四大文明古国当中，只有中国的文化没有中断，这在世界史上是一个奇迹，对于研究历史、政治、文化的学者们来说，这是一笔取之不尽的智慧，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另外三大文明都已经消亡了，唯独中华文化与时俱进、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智慧取之不尽。作为领导干部，更应该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敬畏之心，要不断学习，学无止境。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写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千万不能丢弃。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友善、诚信、和谐等，跟这个都是有渊源的。孙中山在逝世的时候，最终说了一句话：“和平……奋斗……救中国”。毛泽东选集中关于中华文化的智慧也非常多。毛泽东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二十四史》《史记》里面的典故、智慧，他可以信手捏来，我们后辈也只能望尘莫及。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挖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创造性的转化，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基督教文化，他们作礼拜，伊斯兰文明，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服装，有自己的民族节日，有自己的宗教节日，这就是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一点非常关键。

 

开启文化基因。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我刚才讲，文化和人生有三个层次：物质人生、社会人生、精神人生。人最终追求还是精神层面的充实和愉悦，而用什么去实现精神层面的愉悦和充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主题。

习总书记到北大讲话，我也很荣幸写了一篇社论，里面讲到：五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无穷智慧。孟子说，有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大人之事指的是为国家民族着想；小人之事指的是为自己谋私利。青年的视野和格局就在此区别。从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到王安石“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的牺牲精神；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到岳飞的《满江红》；从戚继光的抗击倭寇精神到文天祥的《正气歌》，这些先贤哪一个不是历史上的一流人物？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有这么多的杰出人物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践行了时代的理想和历史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和担当。今天，我们的青年更应该珍惜今天，敬畏历史，展望未来，有所作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近代中华民族的历史背景：从1911年-----1949年的苦难经历

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我们看一下，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这些名词都是从西方传来的，我们的康熙字典里没有这些名词，这就是说从1911—1949年，这么多年，就是西方的这些政体在我们中华大地上在进行试错和试验，结果是什么？都不适应。只有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现在许多人不学习历史，对于历史也没有敬畏之心，西方人怎么说我们就跟着怎么说，所以强调领导干部要多学一些历史，多一些敬畏之心，多一些思考，非常关键，这是构建社会的价值需求。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13亿中国人是传播主体，要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道德境界是我们精神层面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两院院士发挥作用。希望广大院士善养浩然之气，发扬我国科技界爱国奉献、淡泊名利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严格自律，在攻坚克难、崇德向善中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带动科技界乃至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的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予政权以光明，政权得以绵延。否则此政权将成为一种黑暗的势力，必趋消亡。

西方自1840年以来，这已经177年了，我给大家讲讲西方文化的本质，他想干什么呢？想从经济上剪羊毛，文化上进行基督教的传播，在政治上进行打压，在军事上对外进行殖民和侵略。这是1840年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到今天霸权主义的根子，在经济上殖民，文化上渗透，政治、军事对外进行殖民和侵略。文化渗透通过哪一些呢？建筑，电影，文艺作品，语言。经济，方方面面，包括他的广告都带有文化殖民和文化渗透的痕迹，加上他的军事威胁。

价值观之争说白了就是一个借口。他们借用哪一个国家说人权不行，说他的法治不行，这只是一个借口，但是争取和掠夺他的经济，和掌握他的政治进行文化渗透，这是他的本质。你打一个人或者是侵略一个国家总是要有一个借口。他就讲人权、法制等等这些口号。他讲的是一种价值观之争，实际上他的根子是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进行殖民和侵略。

 

当年日本侵略朝鲜的时候，就让朝鲜学生学习日语。在这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都德有一篇著名作品叫《最后一课》，就是强迫法国人学习德语。所以价值观之争，这里面主要是文化的认同问题，文化的认同，而我们的语言、文字是最大的载体。所以我们能不对自己的文化敬畏、爱护和守护吗？。现在大量都从小学开始学英语，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自己的语言都没有学好，去学什么英语。所以这一块我们的教育方面，应该有所反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他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中国这100多年以来，开始学德国、日本，后来学英国、法国、美国，后来又学习德国、意大利，今天又要学习苏俄。西方我们都学遍了，但是也碰壁了，这是近代最大的苦痛，也是最大的迷茫。

所以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既要敬畏，又要培育，还要学习。培育重点论，必须抓住两个重点群体，一是党员干部群体；二是广大青少年群体。习总书记指出，青年的价值趋向决定未来整个社会的未来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确定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

二、中西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的差异

《周易》是群经之首。唐朝著名宰相虞世南说，不读易不可为将相，对他的敬畏和称谓是非常高的。过去也讲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里面的精髓。讲文化，周易的解读是：文化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化”是感化、教化、同化的意思。有一个成语叫春风化雨，这两个“化”是一样的。文化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非常经典的解读，而社会风气也是需要教化和同化的，这个化是指的一种正气。孟子讲“吾善养浩然正气”就是指这个意思。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以载道。这是孔子对文化的一种解读。

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已经被西方的电视和电影凿得千疮百孔。这就是讲西方文化的一种现象。也就是习总书记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大成功。这是苏轼在著名的《晁错论》里的一个著名论述。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就是人们都习惯于在这种歌平歌舞生平的环境当中。有人说这时候天下安危有问题，治国有哪一方面要引起我们的反思和警醒。这时候就有人就说天下已经很好了，不要没事找事，各种杂音。这时候历史上真正有作为的帝王想干一件事也是很不容易的，起而强为之，起来之后像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千古一帝，想把国家治理的长治久安，锦绣文章。但是天下已经习惯与歌舞生平了，而不相信他。怎么办呢？只有人人君子豪杰之士，也就是说只有大人物，具有豪杰之气的人物，为了天下人有一个长治久安的状态，所以强而推进改革，以求大成功，这是苏轼《晁错论》里面的一个著名论述，非常有名，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晁错论》。这篇文章是非常著名的政论，非常有气势，现在都写不出这种有气势的文章。

讲一下文化背景与治国理政：

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 什么是规矩呢？道家讲规，规则，规划。儒家讲矩。孔子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道家和儒家讲的规矩。

党纪国法就是领导干部的规矩。我给大家讲一下中西文化区别，因为文化根基不同，所以它的行为方式也不同，规矩也不同。像美国小孩见父母回家，躺在沙发上他是不起来的。而中国的父母如果回家见小孩躺在沙发上不起来，觉得是一件不懂规矩的现象。这是中西文化的背景不同，所以规矩也就不同。这个没有谁对谁错，但是把这种文化背景不同解读出来，可以帮助我们多角度认识问题。

 

再给大家讲一个文化现象不同，白求恩有一年在抗日前线春节吃饺子，他第一次用筷子，不会使用筷子，那时候饺子比较稀缺。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吃饺子吃得特别快。但是白求恩夹了半天没有夹着到一个，小孩已经吃了七八个了，快把一盘饺子吃完了。白求恩说这个孩子天生就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大夫。要这么说，中国小孩学医都是一流的外科大夫，未必。这就是由于文化背景所产生的社会现象的不同。

关于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中国历史上秦朝是依法治国，但是二世而亡，只有15年。到汉朝的时候就强调，我们不能学习秦朝依法治国了，我们要干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这种大的理想格局下，成就了汉朝400多年的天下一统，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一种奇迹。儒家儒学来治国，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汉朝就是一个体现。像明朝的时候，15-30万人口的县，县政府只有9-12个人治理。我们现在来看，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中比比皆是。治理30万人的大县，县政府只有9-12个人治理。他怎么治理呢？他是通过乡绅、员外、族长、家规。当时是什么情况呢？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之。县政府通过员外、族长、家规，家训这些来规范这个县的百姓，所以治理起来很轻松了。

在山东，安徽有的县150年没有发生过一个杀人案。这我们都到当地去调研过，真是这样，治理的非常好。所以王夫之就有一个评述：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中国传统文化早就强调，要天下为公，怎么样天下为公呢？《礼记》里面讲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就是要把人才选上来，人才是关键。

办事公道就会深入人心，深入人心之后，因为你办事公道，所以才能达到心服口服。公道自在人心。这个成语就是这样的。公平，这是好政策的试金石。政策公平与不公平，我们要看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多少群众受益；

第二，出于公心还是私心；

第三，制定者是否对这个社会调查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很了解？

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前几年公安部制定闯黄灯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行为，没有做过严谨的调研，推行不下去，完了又把这个政策给撤掉。所以，制定一个好政策，一定要到基层去做好调研，从这几个方面来综合考虑。包括现在的教育问题、中医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楷模。法治为什么这么重要？朱苏力教授说过，中国现代法治化建设，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颁布法律、法规，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的过程，而是一个重建社会秩序的复杂过程。法律是一个机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深入研究实行法律、法规所需要的历史、社会、人文环境，以及实行的社会效果，我们才不会草率得出“法制社会就是和谐社会”之类流于浅薄的结论，才能真正创造出既能指导中国实践，又能与西方理论对话的“中国理论”。这一点非常关键。

大家记得有一个电影叫《秋菊打官司》。我们看秋菊迷茫的眼神。秋菊打官司讲述的是啥？秋菊只是向村长要一个说法，也就是赔礼道歉而已，但是她听律师忽悠，让她去打官司。结果呢，把村长给抓了，给判刑了。这不是秋菊所想要的结果，这就是秋菊迷茫的地方。所以说法治建设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颁布的过程。大家有时间去看一下《秋菊打官司》，这个电影非常清晰准确地纪录了中国在由传统社会走向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律建设的困惑和迷茫。传统社会是用什么治呢？是用礼治、仁治加上法治。礼治和仁治为主，法治是为辅的。

中国人讲，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中国人追求什么？实质正义。西方人追求什么？程序正义。通过法庭、律师、辩护，看着很正义，实际上法律有时候是一种媚俗化，看着很高大上，但是在实施法律辩证的过程中和实施法律过程中，有时候难免会受到政治、金钱和执法者水平的限制和制约。所以，西方追求的程序正义，中国人讲理，你讲的我心服口服，这个好象比法律还管用。

讲几个著名的案例，一个留学生在美国做义工，早到半个小时进入别墅为别墅主人做义工。这个别墅房主提醒了两次，因为中国留学生女孩子在思考别的问题，没有听到房主的提醒，就被枪杀。在美国判的竟然是房主无罪。这用法律来解释，很多问题是解释不透的。

 

甘肃天水张家川公安局刑拘16岁初中生一案。一个青少年因为无知发了一个帖子，就用现行的法律制裁他，结果这个案子一报出来，让老百姓觉得太不可思议了。16岁的小孩要经历引导和教育的过程，而动不动就给他上刑事法律、刑拘，不太妥当。

我们在实施法律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这几个方面：

第一，党性。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的执政党。

第二，人性。孩子有多大？

第三，人情。王者之道不外乎人情。这叫人情关怀和人文关怀。

第四，人文。中国传统政治讲仁政，人与人之间讲仁爱。

第五，法律。迫不得已才讲法律，而我们现在某些执法部门动不动就上法律，这是不对的，我们也应该进行反思的。

还有一个案例是美国的弗格森枪杀事件。黑人已经举起手，警察连开六枪。黑人手里没有武器，结果法官判警察无罪，引发大规模的抗议。奥巴马在这个问题上表态是：这不是弗格森的问题，这是整个美国的问题。这才说到问题的本质，是黑人和白人种族之间的矛盾，法律能解决得了吗？法律是可以解决，但是只能解决一部分。

由于文化根基不同，所以任何外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一定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尊重自己的文化传承。否则，都会水土不符、血型不符，何况法律？中国传统文化是不鼓励打官司的。但是现在我们讲依法治国，好象这个社会现在进入一个鼓励你打官司的状态。看孔子《论语》讲什么呢？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我不建议人们去打官司。孔子的意思是我们尽量要道理。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所以，传统社会讲礼治、仁治为主，法治为辅。汉朝、唐朝，中国历史上治理非常好的朝代，都是以德为主，以法为辅。这就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的历史渊源。讲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的思考，要从这个大的历史维度去思考，肯定会得出理性的、全面的结合。我们要创造自己的中国理论、中国气象。西方的这些学术也好，政治也好，他有一个特点，兴也快，衰也快，而我们中华民族已经走过5000多年的文明史，所以我们要多从历史上去传承和继承。

现在讲权力传承的正当性，西方讲合法性。合法性是指一人一票，选出来是合法，但是我们中国不讲这个，中国历史上讲禅让制。像我党现在实施的实际上就是禅让制，选贤与能，这也是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现在目前世界政治上呈现这几种权力传承的正当性：

1，禅让制。像我党就是选贤与能，天下为公。

2，世袭制。

3，暴力革命。像非洲或者是东南亚，包括前一段时间的土耳其。

4，民主选举。像英国、美国。

5，君主立宪制。像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日本既然说民主那么发达，他怎么还有天皇在呢？

所以任何一个政治制度的选择，一定不能脱离文化根基和文化背景，这一点十分关键。治国理政必须要与文化背景相结合起来。

中华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华民族是讲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天生就具有勤劳、朴实、善良、保守、友善、守望、相助这些特点。海洋文化有一种望洋兴叹，海洋文化就有一种冒险精神、创新精神。游牧文化有一种团队的作战精神，因为都是骑着马匹，他是择草而息，择水而息，就是有水草的地方，他就搬过去住了。他们搬家非常简单，牛和马一拉就走了，而农耕文化讲究什么呢？可大可久，讲究安居，讲究稳定，这是农耕文化、海洋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简单区别。

 

将来世界文化发展的中心肯定是在中国。肯定是农耕文化，因为所有的海洋文化都想在大陆上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宿，所以农耕文化最具有生命力，中国就是典型的农耕文化，美国也具备这个特色，像欧洲当中也只有俄罗斯具有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这种特点。所以将来世界文化的中心也就是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但是美国的文化根基在哪儿呢？根基在欧洲，所以他的文化特点呈现一个分的状态。他们强调什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用这个观点瓦解了前苏联。而他一直想用这个观点来对待我们国家，简直是不可能的，那是他们一厢情愿，他是痴人说梦啊。因为中国民族在秦朝时候就已经实现了中央集权大一统，56个民族是一家，都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所以，美国的这些文化策略在苏联适应，但是到中国来，他就不适应。这是因为美国人不了解我们中华优秀文化的根子在什么地方。而欧洲的文化，我刚才讲了，已经是呈现分的状况。像英国的文化是分，美国的文化将来也是在分，因为它的文化根基是在英国，在欧洲。

近代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误解。给大家讲两个案例。家政，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一个家里面也要有政治、要讲规矩、要讲秩序，也要尊卑，这就是秩序和规矩。但是现在的家政讲什么呢？现在的家政成了家务和保姆打扫卫生的了。这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敬畏的一种表现，变得非常庸俗化，这是不对的。

还有一个词叫锦绣文章，锦绣文章是指把国家治理得长治久安，政治清明，现在文章写得好叫锦绣文章，这也是对传统文化不了解作出的一种肤浅的认识。从1840年以来，中华传统遭受到了很多的这种摧残。

王国维看到这种文化受到不停的摧残，受不了这种打击就自杀了。还有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为了文化殉国。梁济在去世之前说了一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那个时候把线装书扔进厕所，准备废掉汉字，全盘西化。新文化运动的代表胡适，年轻时候提出了很多西化观点，但是到晚年，胡适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总结道：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年轻时候就强调自由，觉得自由是生命，自由是真理。但是到晚年他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像清政府：对中华统治的时候，就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就是一种文化标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梁启超提出来的。匹夫有责在什么地方？就是将文化传承下去，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和传承下去。

凡事都由国家主持，只有国小而社会情形简单的时代可以办到，国大而且社会复杂，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是吕思勉在《中国文化史》一个重要论述。我们做了一个课题《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解读这个现象。以一种新文化替代一种旧文化，一定要兼摄旧文化之长，此为辩证法的真理。

《大学》首句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精神体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华民族有两大特征；一是坚韧性。团结一致，自强不息；二是融和性。和别的民族能够有效的融合在一起，所以成就了他有不可估量的文化合力。《中庸》里面就强调：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履，地之所载，日月所照，相霜所坠，凡有气血者，莫不尊亲。像春秋时候的国家八百年以上历史的有：宋，卫，燕，楚。三百年以上的有赵，韩，魏，齐，这都不得了的事。美国建国才多少年，还不到300年。这就成就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渊源不断的文化根基。夏朝时候是崇尚忠臣。商朝的时候是崇尚鬼神。周朝时候崇尚文治、礼治。 春秋战国到秦国崇尚法治，15年而亡。后来为了借鉴经验，所以不崇拜依法治国的国策。到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成就了400多年的大汉王朝。到三国魏晋南北朝中间有一个乱世，就是五胡乱华时期。再到隋朝又是一个大一统。到唐朝又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盛世将近300年。到五代十国又是一个乱世，但是这个乱世是几十年时间，到宋朝又统一了。宋朝也是300多年的历史，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复兴。到元朝的时候，他是具有侵略性质的游牧民族，所以他不是中国历史朝代中的向往的一种治理方式，到明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统江山，实现了明朝的中华文化的正统的地位。到清朝又是一个部族军事领导性质。但是清朝对我们儒学是打压的。这一点是历史中的一种现象。从民国到建国，从1911—1949年，刚才已经讲到，那么多的西方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大地上的试验，一直到1949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完成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根基和基础。

 

中国历史呈现以下几个趋势：

第一，治世大于乱世和衰世。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记载，中国历史上被夷狄分裂的时间是428年，被夷狄占领的时间是226年，合计654年。加上清朝末年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中华100多年，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有700多年是乱世和衰世。

元朝和清朝都是部族统治，具有封建专制的特色。元朝将人分成十级，“臭老九”就是元朝时候的，第九位是妓女，第十位是乞丐。中国传统历史是文治，所以是礼仪之邦。在清政府将军当中，几百年只有岳飞的后代岳钟琪是军事方面的领导。到后期，八旗子弟实在是无人才可用了才重用了汉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才登上了政治舞台。这说明部族政权是有私心的，你看他们说的这些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所以中国历史的主流趋势是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治，天下安”，不全是封建专制。

中国历史的本质：

（一）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历史事实。

（二）历史上治世和盛世远大于乱世和衰世的历史事实。

（三）和平统一是中华历史的常态，分裂和变乱是历史的病态。

（四）内忧必然导致外乱，也就是所谓的“内忧外患”。汉朝末年的外戚专政，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大宋王朝积弱的中央政府，明末的宦官专权，清朝末年的清政府腐败无能，都验证了这一历史结论。

（五）中国历史上盛世王朝都崇敬儒家文化，乱世、衰世时期歪理邪说和邪教就会大行其道。比如，汉朝依孝治国、唐朝以德治国、宋朝的宋明理学、明朝的亦儒亦道、清朝的博学鸿儒等。而且中国历史讲正统与非正统，历史上因为正统与非正统爆发了许多战争。正统以儒学为主，或者是孔子所创的抑恶扬善的“春秋笔法”。

下面我们从一个案例来理解一下正统和非正统。曹操父子的建安文学很有名气，但它却没有诸葛亮《出师表》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大，这就是正统与非正统区别。诸葛亮就是正统代表，曹操有篡权的嫌疑，所以是非正统的代表。苏东坡说:“街头听人说三分，闻刘玄德胜皆喜，闻曹操胜皆怒。” 这句话也说明了正统与非正统的问题。

朱元璋在《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中说：“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天道好还”在这里指的是天主持公道。那这个“公道”指的是什么呢？善恶必有报。《周易》里面讲：“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大陆文化具有稳定性，游牧文化具有移动性，海洋文化缺乏安全感，像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日本，都没有安全感，他们一直想在大陆上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是他们的野心。在和平时期，我们对这一块也不可掉以轻心。“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是我们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1900年（光绪26年）义和团起义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曾经说过，全世界的暴风雨中心点，目前业已转移到中国，任何人士倘若能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各方面了解中国，便可预测此后五百年的世界政治局势变化。

在中西交兵以来，西方凭借强大的军事能力和殖民侵略策略，使我们东方文化们遭受了许多侮辱和欺负。在西方的认知体系当中，西方与非西方是两个不同且彼此排斥的实体。他们认为，西方的是文明的、先进的、理性的、成熟的、优等的；非西方的是野蛮的、落后的、非理性的、幼稚的、卑劣的。这种认知体系确立了西方对东方的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使西方具有了一个弹性的位置优越。借此，西方完全肯定自身的价值观，并理所当然地建构他们对东方的想象，生产关于东方的言说模式和知识。换言之，东方丧失了独立的主体性，成为西方观察、研究、判断、限制和管束的对象，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甚至需要通过西方的确认才可以被理解。

 

萨义德就曾说过，“就19和20世纪的西方而言，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个假定：东方以及东方的一切，如果不明显地低西方一等的话，也需要西方的正确研究，才能为人们所理解。东方就像在课堂上、法庭里、监狱中和带插图的教科书中那样被观看”。

一战前，德国著名学者史宾格勒写了一本书，叫《西方的没落》，他就说西方的文化已经有病了，并且他准确地预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讲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是有冲突的，这就是导致法国查理事件的文化根源。法国人对他们的先知默罕默德无礼，因此这些真主的信徒向他们宣战，教育他们要懂得尊敬，并知道言论自由的界限。这是“基地”组织所强调的“你有言论自由，我有袭击自由”。

福山于1989年写下《历史的终结》，他推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西方的生活方式或许将是人类社会文化演进的终点，也是人类政府最终的组织形式。似乎从此天下无忧，以后都是好日子。此后几十年间，他也感到自己这种肤浅的结论有不对的地方。英国哲学家、预言家汤恩比曾说过，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汤因比所说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指中国的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儒学文化。

在中西争论当中有一个特点：中国历史上的大政论家，要么出过将、拜过相，所以他们写的东西能流传并影响中国文化；而西方的政论家都是空论家，他们本人没有当过总理、省长或国王，因此他们以空论为主，逻辑思辨非常强。比如：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洛克、康德、休谟、伏尔泰、卢梭、黑格尔、叔本华等人都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特点就是“多空论，少践行”。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政论家都是以身作则，从周公、孔子、孟子，到李斯、董仲舒、诸葛亮、魏征、赵普、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朱熹、文天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等，这些都是当过宰相的人物。所以他们写的东西让人服气，有客观事实，有时代的传承性。而用西方空论家的理论来建立国家或者治国理政，这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例如，19世纪的西方产生了一种理论：每个人只要能自私，充分满足本性里的欲望，社会就会形成最好、最融洽的秩序。亚当斯密说“冥冥之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会安排个社会秩序给每个为自己打算的人们去好好生活的。这是自由主义经济的历史渊源，而我们回过头来，这个东西非常可怕。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而西方传统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这就是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发生的悖论。因此，西方的理论到中国来，一定要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否则就会血型不符。

西方文化的构成基础：

1. 希腊的个人主义；

2. 罗马人的法律、军事、组织、政治的群体组织；

3. 犹太人的宗教信仰；

4. 现代的科学。

西方的焦虑：科学与宗教、宗教与哲学、哲学与人心之间的矛盾如何调和？不好调和，也没法调和。所以他们就得出一种结论——“上帝已死”，说科学的发展证明上帝已经死了。这是西方的困惑之处，各大宗教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到现在也解决不了。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如何相处？白人和黑人如何相处？这也就是问题所在。

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正德、利用、厚生，这是《左传》里面明确记载的，讲仁政，讲仁爱。西方人真善美分开讲：科学求真、宗教求善、艺术求美。英国达尔文的进化论“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德国纳粹二战就用了这个观点。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犹太人是最低等的民族，所以就发生要绞杀犹太人的悲剧。这种思维影响到了日本，日本认为他们的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是东亚病夫。所以发生了南京大屠杀的悲惨事件，这是历史的警醒和教训。

 

西方的科技兴也快，衰也快，像BB机、大哥大、手机、智能手机、电脑、QQ、微博、微信，这些东西特点就一个字——快。但是精神方面没有得到稳定，他呈现出精神的空虚。这个背后是什么？谋利，而这一切与我们人生追求的幸福没有多大关系。这些东西反而导致我们心神不宁，导致社会呈现焦虑、急躁的状态。所以，我们要强调传统文化“宁静致远”这一文化的优越性。中华传统文化要求什么？宁静致远，和气致祥。而西方文化“乖气致戾”，什么都兴得特别快，但衰得也快，呈现一种焦虑、急躁的状态。    

政治必须与人心联系在一起。说起人心，不得不讲如何做人，人的自觉性是最大的能动性。“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著名论断。谈到人心向背，必须谈到文化背景。文化是建立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文化是人类集体生活的组成，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哪两种文化可以经过同样的循环路线或者有同样的起点，文化背景是一方面，制度与方法是另一方面，民族和文化复兴是一个理想实现的过程。

文化背景是一个方面，制度与方法是另一个方面。民族文化复兴是一个理想实现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到欧洲访问，强调要搭建沟通的文化桥梁。《人民日报》“今日谈”栏目刊登过我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搭建沟通的文化桥梁》，里面有两个观点。一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什么意思呢？“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物都在生长，但是并不相害。大象不会欺负小兔儿，大象也不会伤害绵羊。“道并行而不相悖”，道路有大有小，但都是往前走的，他们之间不会是一种悖论。也就是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中国文化行王道。什么是王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走和平发展之路。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我们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实际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就是继承和发扬了“丝绸之路”，和平世界、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理念。“一带一路”走向复兴，实行又一次经济文化大融合。中国将来发展的希望在西部。儒学与伊斯兰文化融合经过了多长时间？经过的五六百年。同样，我们佛教将来要融合基督教文化，为世界发展做出中华文化的贡献，这至少需要600年，这就是中华文化厚积薄发、博大精深的理念。孔子讲，给我一个地方治理，一年有样子，三年见成效，治国者必须注重三十年的周期变化。我们要形成中国特色的中国理论。

西方的价值观讲物质利益至上、个人至上，所以他们讲自由、人权、法治、民主。自由、人权以追求个人的最大物质利益为最高价值观。比如撒切尔夫人就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大英帝国的利益；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向华沙犹太人纪念馆下跪时说了一句话，“跪下来是德国总理，站起来是德意志精神”；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下令驱逐吉卜赛民族；美国小布什时期在中东实施的改造大中东民族计划。实践证明，中东的民族计划不仅没有改善好，反而还造就了很多恐怖组织。从这些西方元首的言论就可以看出，西方文化缺乏“天下为公”的观念和胸怀。这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观不同。

下面我用案例来说明中西文化的区别。撒切尔夫人去世时，儿女都不在身边，西方媒体采访她的儿女，说撒切尔夫人去世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料理你母亲的后事？她的女儿说，我现在非洲旅游，暂时不回去料理后事。西方人讲自由、独立、平等、权力、法治。他们讲的平等是什么意思？他们都信基督教徒，基督教里面上帝说了，父母和孩子是平等的，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西方字典里没有“孝道”这个词。而中国就有“孝”，像汉朝以孝治国，由孝扩大为忠，在家尽孝，到朝廷尽忠。

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这是中国人对家庭的信仰，是世界上所没有的。西方不言孝。基督教不许人以自己的心情爱父母，他们教育孩子以爱上帝之爱爱父母。人类有原罪之说，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是公平。基督教对西方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一出生，神父和牧师要洗礼；结婚时，神父和牧师要主持；去世时，天堂有神父和牧师，宗教无处不在。

中国儒学讲什么呢？讲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人之初，性本善；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讲“修齐治平”；讲现实。西方佛教和基督教讲来世。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对儒学这般崇尚呢？因为它讲修齐治平，把这做好了就是人间最美好的时候，我们的祭祀其实已经超越了宗教。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就变成中国的禅宗，变成了宋明理学。一个人信佛了、出家了，你的兄弟姐妹，你的父母怎么办？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所以中国人强调把“修齐治平”做好，比出家当和尚来得现实。基督教讲忏悔，而我们中国讲天理良心，你把“修齐治平”做好了，使老有所养，少有所教，就已经具有宗教或者高于宗教的价值。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太大。据统计，2014年全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363.7万对, 连续十二年呈递增状态，这是民政部公布的。原因是什么呢？沟通障碍激发矛盾。

从毒品滥用情况看，国内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数量持续增长，毒品滥用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截至2014年底，全国累计发现、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实际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这就说明这些人没有稳定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这是值得反思和急需解决的问题。解决精神空虚问题，还需要我们继承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儒学的“修齐治平”这一套。

有一个电影叫《刮痧》。在中国，中医刮痧是治疗感冒的手法；但是西方觉得这是在虐待孩子。中西文化背景不同，导致看问题的角度、结论也不同。电影中的爷爷给感冒的孩子刮痧，美国觉得刮痧是对儿童进行虐待，就把这个儿童送到福利中心去了。但是福利中心都是些什么儿童呢？流浪汉、犯罪分子。《刮痧》这个电影就折射出中西文化的差异。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在社会治理或者治国理政当中，一定要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习惯，包括我们的文化根基。中国的法律建设任重而道远，必须要尊重中国本土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人讲性善，西方人讲性恶。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在欧洲，这说明欧洲的文化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讲性恶，崇拜权力、金钱，并正影响着我们。所以要学习和坚守自己民族的传统优秀价值观念。当年的英、法、德、意、日兴起快，但是衰亡也快。英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自己的国土面积由日不落帝国现在变成英伦三岛。这就是西方文化的根子。西方讲征服大自然，中国人不讲征服大自然，讲“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对于天和地要有敬畏之心。伊斯兰讲真主安拉是唯一主宰，但是伊斯兰文明跟中国儒学融合得非常好。在《古兰经》里有一句话：“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所以我们在唐朝的时候和他们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在广州，在唐朝的时候有10多万伊斯兰人民在广州经商。这在历史上都有记载。佛教到中国来是在魏晋南北朝时候到唐朝，跟我们融合的已经非常好了。伊斯兰民族到中国是在唐朝时候做买卖，融合的都非常好。

基督教到中国来是1840年，他们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枪炮”，他讲征服。美国建国时，白人消灭印第安人都用机枪扫，很残忍很野蛮，如今的印第安人几乎灭绝了。他们当时的手法就是一手“雪茄”，一手“机枪”。如今美国每年有3万人死于枪杀，6万多人因此受伤。美国的枪支数目是多少呢？3亿1千万。这就是美国号称的法治、民主、自由、人权。西方某些人的根子里想把我们改造成非洲或者美洲的印第安人。历史证明，这是一种妄想。道理很简单：第一，我们人口多；第二，国家大；第三，历史文化深厚；第四，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甘于受外来民族的欺负。而当年的印第安人和非洲人都很少，国土面积也很小。所以，西方想把我们改造为非洲和美洲，这是痴心妄想。

1840年以来，我们遭受了西方多年的文化侵害和渗透。比如当年荷兰占领印尼的时候，对付华人的办法就是：晚上九点以后不准通行，要通行必须两个证件。这是在孙中山《三民主义》里面记载的。一战时，中华民国政府派几十万人去挖战壕，做后方勤务，结果还是被帝国主义欺骗、瓜分，被迫割让山东半岛给日本。因为俄国不赞成欧洲的侵略行为，所以伟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提出，让弱小的、被压迫的民族享有自决权。所以西方列强都去打俄国，俄国就是为了公理而战。但是西方不讲这个，这就是西方打俄国的历史背景。

中华民族在强大的时候，在大明王朝的时候，郑和下西洋到南洋的国家都归顺明朝。中国人不用武力，如果南洋这些国家不让他们进贡给我们，他们觉得很委屈，是一种耻辱。在世界发展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像印度的几个部落、朝鲜、越南、尼泊尔等在民国元年还在向中国进贡。这就是羡慕，为什么羡慕呢？它就是羡慕我们中国的文化。1914年，泰国的外交次长对孙中山说，如果革命成功，中华民族走向国富民强，泰国愿意做中国的一个省。这在当年的《三民主义》都是有记载的。

能力就是公理，武力就是公理，这是西方的观点。列强都想亡中国，帝国主义之间因为利益不均，分赃不均，所以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战争。日本学欧美不过三十年便强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如果再给我们30年，走和平与发展之路，实现我们的民族复兴指日可待。西方一直想用经济殖民、文化殖民、军事和科技为手段，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渗透和经济掠夺。

下面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当年世界文化历史背景。，每个国家都是不一样的。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因为法国人不自由、不平等、不博爱，所以他需要自由、平等、博爱，这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美国人的独立战争的口号：独立，因为美国不独立，它是英国殖民地。但是美国人发现英国人对美国，比对英国人压迫得厉害多了。所以他说得不受英国欺负，我们要独立，所以就发生了独立战争。而中国人，当时孙中山和毛泽东都知道开启民智的重要性，要干嘛？民族独立。因为中国人不讲自由，不讲独立。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太自由了，太自由就是一盘散沙。所以孙中山到毛泽东都要讲开启明智，就要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富强。

 

核心价值观就是开启民智的重要践行。所以，一种道理在外国是适当的，在中国未必就适当。欧洲人的专制比中国厉害多了，他们是世袭制度，国王贵族是世袭，耕田的永远就是奴隶和农民。中国历史上是皇权世袭，宰相是可以选举，这就是科举制。汉朝的宰相有一两百个都是出自农村的，通过科举，通过读书。“良相起于州府，猛将拔于卒伍”，这个话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英国的文官制度就是学习我们的科举制度。美国开国到现在，联邦宪法都没有改变。说明它没有进步，人权与政府的职能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一人一票的选举，选不出贤能智者。他只是多数与少数的问题。

建国前，也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西方的著名学者也在反思西方的文化到底出什么问题？“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资本主义是一种危险的麻醉药，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刻对它屈服了。我们从此都在承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这是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国际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沃勒斯坦的一个论述。

撒切尔夫人曾说，“冷战结束了，但是共产主义还没有结束，那就是在中国。因此我们在亚洲要支持日本、印度，不要让中国取得亚洲的领导权。”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原主席卢格说，“过去五十年美国与苏联争霸，今后五十年美中争霸。” 里根时代是从文化上把苏联击败了。所以就要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以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营养

中华传统文化对促进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和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要作用。现在是中华民族走向民族复兴的最好时期。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从科技、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复兴做好基础，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今天我们13多亿中国人的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

党纪国法与修齐治平，实际上这是一脉相承的。1950年我国的平均寿命是41岁，现在是76.1岁，这是最新的资料，前天我看到的资料。想想中国进步有多大？现在社会治理当中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好，但我们只要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将仁者爱人，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结合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两者有效融合起来，就没有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就是大国的担当，民族的复兴，文化的自信。

1950---1953年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说了一句著名的论述，战争结束后，西方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我们民族要走向复兴。作为读书人，作为领导干部，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珍惜这个时代，从而认识这个时代，引领这个时代。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做好理论的基础，做好文化自信，做好制度自信这方面的宣传、教育。

本次讲座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潘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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