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近渴+引远水 解决“上好学校难”问题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教授长期关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日前，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期间，钟秉林接受《紫光阁》杂志社专访，分享了他关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些思考。

解决优质资源短缺矛盾是个长期过程

记 者：当前，大部分地区的“上学难”问题已经解决，但社会上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钟秉林：这个问题反映了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的变化。一二十年前，主要矛盾是教育资源短缺。如今，国家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程度都大为提高。比如，义务教育已全面免费实施；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都在加快发展，再过几年也会实现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在2020年达到50%，进入大众化、普及化阶段。可以说， “上学难”、教育资源短缺问题已得到根本缓解。当前，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老百姓的期望来看，迫切需要高质量的教育， “上学难”的矛盾转变成了为“上好学校难”，即优质教育资源短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必须标本兼治，注重治本。

治本，就是要拓展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办学质量，尤其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使优质教育资源更广泛地普及，满足社会发展和老百姓的需求。但是发展教育、办好学校要遵循教育规律，要长期积累，厚积薄发。经费充足、规划得当，学校的硬件条件可以很快得到改善，软件管理水平也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得到提高。但是仅有硬件条件改善和软件水平提高，距离办一所好学校还差得很远。学校办得好的关键是教师队伍，而精良教师队伍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需要几代乃至十几代教师接的艰苦努力；学校的办学传统、校风学风、校园文化，对学生成长成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催化作用，而优良的办学传统、校风学风、校园文化，包括鲜明的办学特色形成绝不可能一朝一夕、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靠钱简单堆砌而成。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上好学校难”的矛盾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长期存在。

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一方面要引导学校要注重提高质量、加强管理、积淀内涵。另一方面，政府既要引远水，努力拓展和配置好优质教育资源；又要解近渴，采取政策措施，如在幼升小、小升初阶段推行就近免试入学，抑制择校风、条子生等现象，推进入学机会公平。

记 者：民办学校在解决这一问题中能否发挥一些作用？

钟秉林：民办教育、民办学校确实对提高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程度、满足老百姓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地方如北京、上海，一些民办学校办学水平很高，也很有特色，已经成为优质教育资源，尽管收费偏高，但生源火爆。要抓住《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颁行和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相关文件发布实施的契机，促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学生要有压力有竞争，但要适度

记者：近年来，一些地区将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作为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仍不乏学生“负重不减”。有家长反应，孩子上社会上的托管班或培训班，经济负担沉重。另外，小升初取消考试后，“占坑班”“点招”等教育培训市场乱象仍然存在。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如何解决？

钟秉林：严格讲，减负应该是减轻孩子们不合理的课业负担。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要有压力、要有竞争，但要适度，要符合身心发展的规律。我认为我们的孩子在小学、中学阶段压力过大；另一方面，要看负担重在什么地方，如果压力都来自于应试教育，或者来自于参加应试性的培训班或“占坑”班，比如英语、奥数，还有艺术、体育的培训班等，功利性过强，就会压抑孩子们的求知欲、好奇心，甚至产生厌学情况。所以，我的观点是，减负问题的解决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政府、社会、学校、家庭要加强联动，形成合力。比如有些公办学校可以在放学后开设一些托管班或兴趣班，家长适当出一点成本费，这样既减轻了家长对于安全问题的担心和经济方面的负担，又有利于孩子兴趣特长的发展，当然不能搞变相的补课。另一方面，对现在的民办培训和辅导机构，要加强规范和管理。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减负。中国教育学会正在与一些知名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协作，研究和探索培训教师的认证和培训问题。要对孩子负责、让家长放心。现在一些培训教师素质不高，有的没有任何教育学、心理学的基础，缺乏基本的教育教学能力的训练，这样去办培训会误人子弟。

高考为培养人才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要与时俱进

记 者：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您怎么评价这项制度？

钟秉林：高考自1977年开始恢复，如今已有40年了。我觉得，高考目前还是我国社会公信度最高的国家级考试，这是毫无疑问的。40年来，高考让大批孩子进入大学深造，为国家建设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目前，我国正实行新一轮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在一些地区先行试点，例如2014年在上海、浙江开始试点，今年启动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个省市的试点。高考为什么要改？有两个原因。第一，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比如，高考招生制度是在精英教育的背景下设计的，就是从一大批考生中选出少数尖子人才进入大学深造，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校分层分类的趋势明显，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是不一样的，选拔学生的标准和方式也有差异，用一张卷子显然难以满足高校选拔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另外，从基础教育的发展看，随着普及程度的提高，中小学校都在加强课程改革、教学改革、学生评价制度改革和师资队伍建设，相应的各种考试评价制度应该为基础教育的改革服务，应该能促进基础教育改革。第二，公平性遭遇了挑战。比如，奖励性加分政策的设计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走样了，局部失控了，出现了加分名目繁多，、加分幅值过高、身份作假等现象，所以对高考加分政策要进行清理和规范。另外，在进行制度设计时还没有出现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逐渐凸显了出来。比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随迁的城市参加高考的问题，过去不突出，因为当时这些孩子都还在上小学中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他们要上大学的年龄了，“异地高考”问题就突出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教育公平。

记 者：现在教学改革、高考改革就如您刚才所说，重视学生全方位的素质，不再一考定终身了，但有另一种声音就是，农村贫穷地区的孩子在综合素质方面可能面临劣势，难以进入好的高校深造，这是否会造成另一种形式的不公平？

钟秉林：你说得对。我认为，如果加大综合素质在高考录取中的权重，可能农村、边远地区的孩子会处于劣势。我在陕北延安插过队，切身感受到这种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农村孩子不聪明，更不是因为这些孩子学习不刻苦，而是由于他们生活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从小没有享受到良好教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高考招生的时候给予政策补偿。近年来，重点大学每年都拿出专门计划，面向国家连片贫困地区定向招收农村考生，单独划线，单独录取，增加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人数。我个人非常支持这样的举措。当然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要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城乡差距的缩小，这需要一个过程。

“双一流”建设不能贴标签

记 者：您觉得我国高等教育当前面临哪些挑战和压力？

钟秉林：就跟我刚刚讲的基础教育一样，就是好大学太少了。为什么搞“双一流”建设？就是要通过建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提高我们高等教育的水平、服务国家建设的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提高高等教育水平需要在很多方面下功夫。比如，学校的发展目标定位如何更加科学、更加合理，避免盲目攀比；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如何深化，质量保障体系如何完善，培养全面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现代大学制度如何构建，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如何优化、治理能力如何提高，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如何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如何加强，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如何提高；优良的大学文化和育人氛围如何营造等。总之，高等学校要励精图治，把主要精力放到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上去。

记 者：您刚刚提到“双一流”，您觉得应该如何界定？

钟秉林：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要求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最近教育部的相关配套文件正式下发，已经进入操作性阶段。

我认为，“双一流”建设不能一拥而上，要做好顶层设计，形成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要避免贴标签，上世纪末启动的 “985”“211”工程对提升高等教育水平起到了重大作用，但也出现了盲目攀高求全、贴标签等现象。我希望“双一流”建设要尊重规律、重视过程， “双一流”建设成功与否，不是自封的，要得到国际认可。

（《紫光阁》杂志社两会特派记者 任海军）

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306/93774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