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走近先秦诸子，揭开庄子身世之谜

 

杨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印刷、出版，违者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 

点击观看视频

为什么汉人喜欢瘦美人，唐人喜欢胖美人？

孙武为何不见于《左传》？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文化问题，我曾经讲过，文化工程说到底是一种人心工程，要把文、史、哲、宗教贯穿起来，思考中国现在的人文状态、人文精神结构，作为一个新崛起的现代大国，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人文气象和人文精神。

科技可以治贫，文化可以治愚，经济上的富裕和精神上的富裕，应该双轨并驰，富而愚，则可能导致一个民族的堕落。春秋战国时期整天打打杀杀，如果没有孔孟老庄，留给后人的记忆就是一群野兽；大唐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国力强盛，如果没有李杜韩柳，留给后人的记忆，就是一群大胖子。正因为有孔孟老庄、李杜韩柳等文化繁星，中华民族的长空才群星灿烂。

为什么汉人喜欢瘦美人，唐人喜欢胖美人？

有一个词语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就是“环肥燕瘦”。说的是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是一个胖美人，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是一个瘦美人，为什么汉人喜欢瘦美人，唐人喜欢胖美人？我们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审美的方式和标准变化了，但是如果我们从空间上展开这个问题，答案可能就不同。我现在主张文化研究、文学研究，除了时间维度之外，很重要的是还要考虑空间维度。时间是在空间中运行和展开的，没有空间的时间就变成一个游魂野鬼了。为什么赵飞燕是一个瘦美人呢？我们知道有句话叫做“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说楚王喜欢细腰的美人，所以宫中的美人都节食，很多人都饿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读先秦史书中的记载，比如《墨子》《韩非子》《战国策》的记载，就会发现楚王不仅是好宫中的美人细腰，而且好“士”细腰，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大臣们的细腰，所以楚国的臣子都节食，到什么程度呢？要撑着地板才能站起来，扶着墙才能走路。因为楚国的巫风比较盛，国王带着大臣们跳巫风的舞蹈，水桶腰跳起来不好看。现在看楚国的文物，比如说出土的楚国的国画，男的女的都是细腰。我怀疑屈原也是细腰，为什么？读《楚辞》就知道，“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就是说他戴着很高的帽子，很长的玉佩或者是很长的剑在腰间摆来摆去，水桶腰怎么摆得动？而且屈原的“芳草美人之喻”很可能跟楚国臣子的女性化有关系，有人说屈原把楚怀王作为他的恋爱对象了，其实“芳草美人”不是同性恋的问题，而是楚国的臣子女性化的问题。“众女嫉余之蛾眉兮”，他把同事们、同僚们说成一群女子，嫉妒我的蛾眉，这不是女性化吗？所以楚风很值得注意。我们看秦始皇兵马俑都是膀大腰圆的，但是到徐州去看楚王墓，那些兵马俑也就一尺多高，但所有的都是细腰的，从后面看都是像女人的腰段，但是转过去有两撇胡子，骑兵、武士、文臣都是细腰。因为汉朝是楚风北上，所以到陕西杨林汉景帝的陵墓去看，那里出土的东西有两个我印象最深，一个是他们陪葬的东西里边有很多陶做的牛、马、猪、狗，狗特别多，而且胖得像猪一样，讲解员说翘着尾巴的是家犬，拖着尾巴的是狼犬，汉朝前期的皇帝、王公贵族都是喜欢吃狗肉的，因为樊哙是屠狗的，他是刘邦的连襟，樊哙的妻子吕须是吕雉的妹妹。另一个就是所有杨林出土的陶佣都是细腰长腿的。所以赵飞燕是个瘦美人就是因为汉朝崇尚楚风。

 

那么唐人为什么喜欢肥胖的女人？因为唐代是“关陇之风”南下，他们是关陇集团，关就是关中，陇就是陇西，就是西北一带游牧民族的风气。比如说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北周的开国六柱国之一。李唐王朝的母系几乎都是少数民族，比如说李世民的妻子是长孙氏，就是长孙皇后，他的母亲窦氏是突厥人，他的祖母独孤氏是鲜卑人，所以他们的母系有一半的血统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喜欢的女人是健壮的女人，马背上的民族要逐水草而居，女人要随军而行，而且少数民族的女人是要参政的，跟汉族的女人不一样。唐太宗的长孙皇后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儿子是长子李承乾，就是废太子，一个是三子魏王李泰，唐太宗认为他像自己，对他的待遇超过了太子，所以引起宫廷的变动，还有第九子，就是晋王李治，后来的唐高宗。长孙皇后死后，魏王李泰就在龙门石窟宾阳洞给他母亲造了一个佛身像，我那年去参观，讲解员告诉我说这是长孙皇后，是大方脸，而且脸是鼓出来的，可见她其实是胡人，胡人就是这样一个长相，很健壮。其实武则天也是很健壮的。所以在唐宫里面，杨贵妃必须是个胖美人，她才能够“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部族种族众多的民族共同体，每一个地域、每一个民族给这个共同体注入的文化的、审美的思想要素都不一样，所以把中华文化做得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比如说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还有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等，这些都是少数民族给中华民族增加的东西，是很了不起的。中华文明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

我提出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现在用得很多，叫边缘的活力，就是说少数民族处在边远的地方，它的文化能够保持一定的活力。比如说你坐在主席台上就不如在下面自由、舒服。中原的文化是官方的文化、主流的文化，它在逐渐地模式化、系统化，甚至僵化。少数民族的文化是边缘的文化，是不同的文化板块结合部的文化，是一种带有原始性和混合性的文化，带有野性和强力。这种东西，在中原的文化僵化的时候可以输入一些新鲜的、活泼的东西。当然，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自上而下的，因为少数民族懂得汉文的是达官贵人，只有他们才请得起老师。我们讲少数民族文学都有几个层次，有一些是少数民族人用汉字写出来的文章，但比汉人写得还要好，比如老舍、萧乾、李准这些人；另一种是少数民族人懂汉文，写的是草原文化；还有一种是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写的诗，比用汉文写得好，因为有些人不懂汉文，祖祖辈辈就是牧民。所以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影响是自下而上的，它渗入我们的民间，十几年后影响我们的上层，是这么一个过程。

走近先秦诸子，揭开庄子身世之谜

我们讲先秦诸子也有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过去都认为诸子出于王官，好像是官方的文化产生了诸子，当然诸子确实接受了官方文献的影响，因为他们要变成一个士人阶层，需要读书，但是诸子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他们用民间的、民俗的东西，来打破原来周代的王官体制。我们搞文学史就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一般都是搞书面的文学史，而不讲口头的文学史，不讲来自民间的文学史，其实这是不行的。人类会写文字只有五千年的历史，而且在古代能够用文字著书立说的人寥寥无几，所以史官文化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人类会说话的历史有多少年呢？根据牛津大学的实验室对人类基因变异的研究表明，人类会说话已经十二万年了，用这个十二万年和五千年对比，好比一个人到了12月20号才会写文字，其他的11个月加10天都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来传授知识。

 

其实大量的民族记忆、民族想象都是通过口头传授的，比如黄帝的传说，尧舜的传说，大禹治水的传说，这些传说实际上早就存在了，什么时候记录的？我们的疑古学派有时候走进了一个误区，他们认为这些传说是先秦诸子伪造的，而实际上这都是民间的传说，诸子正是利用它们来创造自己的学问。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走了几万里，到处的人都在讲黄帝、尧舜，这就是民间的资源，民族对自己的部族始祖的一种记忆。包括现在的苗族，在苗族的古歌里，讲蚩尤是他们的祖先，他们认为人类文明三祖是炎帝、黄帝、蚩尤。清朝初期康熙年间有一个大学问家叫毛奇龄，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不记载的不等于不存在。“六经无髭髯”，髭就是上嘴唇的胡子，髯就是络腮胡子。“六经”里面没有“髭”字和“髯”字，但是中国人的胡子绝不是汉代才长出来的，是你认为有价值的时候才记载的。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左传》没有记载他，所以疑古的先生都认为孙武是子虚乌有的人，因为吴楚柏举之战有记载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吴王阖闾，一个是伍子胥，一个是吴王的弟弟夫概，而没有孙武。因为孙武是客卿，不是重臣，不像伍子胥是相，是帮助吴王阖闾上台的重臣。官方的文献很可能不记载参谋长或者高级参谋、军事专家，而把功劳都记在国王的身上。但是先秦的兵家文献记载了，《尉缭子》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他是谁呢？是齐桓公；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是谁呢？是吴起；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是谁呢？是孙武子。柏举之战，孙武指挥吴国的三万军队对抗楚国的二十万军队，他开始是坐在船上溯淮河西，楚军就张着口袋准备让他钻进来，但他突然中途把船抛掉，直插楚国首都，等楚军回援的时候，再打伏击仗。这种打法，就是孙武的打法。所以我们要关注民间的问题，关注不同文化层次的问题，才能走进诸子。先秦的书，《老子》是最早的，五千字，《孙子兵法》是六千多字，《论语》一万三千字，在当时就是很大的书了，《庄子》是六万六千字，共三十三篇，内篇七篇是庄子做的，外篇十五篇是别人所记的，还有杂篇十一篇是后学所做的，但是这个说法可能还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这些书影响了中国，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以我们研究先秦诸子，就是研究自己的DNA。先秦诸子，既是我们思想上的先驱，又是我们精神上的朋友。先驱率先开展思想的原创，朋友则转过身来启发文明的对话。我们面对诸子，应该做的事情，乃是沟通诸子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深入地进行原创的对话，以对话开拓新的原创。要发现原创和深入对话，其中的关键，是使这些先驱和朋友真正在场。在场的要义，在于还原他们的生命状态和生命过程。

我们要走近诸子、还原诸子，首先要追问：诸子是谁？他们为何把著作写成这个样子？这就是研究诸子的发生学。比如庄子是谁？这个问题，二千多年就没有弄清楚。司马迁叙述先秦诸子，对庄子只作附传，附在《老子韩非列传》，非常粗略地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蒙地在宋国（河南商丘）的北部，漆园吏就是乡镇里种漆树、造漆料的小作坊的账房先生，恐怕连个股长都够不上。细读《庄子》就会发现，庄子的家世蕴藏着二千年来被忽略了的三个未解之谜：

（一）庄子家贫，到了要向监河侯借粟为炊的地步，监河侯推托“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庄子就以涸辙之鲋（鲫鱼）作比喻，说“君乃言此，曾不如索我于枯鱼之肆！”他是个连肚子都填不饱的人，那么他著书时“其学无所不窥”的博学何从谈起？当时可是学在官府，施行贵族教育。把官学变为私学的孔子，可没有收过一个弟子叫庄周。

（二）他出任一个小小的漆园吏，职位可能还不比现在的股长，那么他又哪来资格与那些王侯将相对话，而且衣冠不整，神情傲慢？在等级森严的社会，若无相当的身份，恐怕早就受到驱逐或拘押了。

 

（三）《史记》和《庄子》中，三次记述楚王派使者迎请庄子委以要职，都为庄子不屑一顾。《庄子·秋水篇》载：“庄子钓于濮水（按：此水于春秋时属陈国，楚灭陈而归楚，在楚边境而邻宋），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于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另一则见于《列御寇篇》：“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楚国是当时的一流大国，为何到宋国聘请一个小吏而委以重任，而且这个小吏也无何等政治声望或实用的治国本事？人们也许会说，这是“庄子寓言”，不必较真；但是寓言是有底线的，尤其是涉及自己身世的时候，不然，他就是信口蒙人的骗子了。

由于存在以上三个千古未解之谜，我们对庄子的家族身世尚需进行深入的考证，才有可能认识他的文化基因从何而来，为何呈现此种形态。这是我们进行还原研究的根本的入手之处。人们往往忽略了先秦的姓氏制度，与汉代以后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假若从上古姓氏制度作进一步考察，庄子家族渊源的信息就可能浮出水面。宋朝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说：“以谥为氏。……氏乃贵称，故谥亦可以为氏。庄氏出于楚庄王，僖氏出于鲁僖公，康氏者卫康叔之后也。”又在“庄氏”一条下作注：“芈姓，楚庄王之后，以谥为氏。楚有大儒曰庄周，六国时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号《庄子》。齐有庄贾，周有庄辛。”《通志》的作者郑樵，以博学著称，对唐宋以前的文献无所不读，他的考证当然有唐以前文献的根据。回过头来再读《史记》，它又是如何记述楚国庄氏的渊源？庄氏到楚威王时犹有存于楚者，比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太史公的这一笔，明明白白地印证了楚国庄氏，是以楚庄王谥号作为氏的，可以同楚威王想聘任庄周的记载相参照。因此，庄氏属于楚国贵族。

然而，庄子的年代（约公元前370—前280年）距离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已经200余年，相隔七八代以上，只能说是楚国相当疏远的公族了。楚庄王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曾以有鸟在阜，“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传奇故事驰名。他向北扩张势力，曾破洛水附近的陆浑戎，观兵于周郊，问九鼎大小轻重于周室，是楚国最杰出的政治家。楚庄王的直系后裔，就是楚国国王；旁系后裔到了孙辈，以他的谥号为氏，也是相当光荣的。

既然庄氏乃楚国疏远的贵族，那么又何以居留在宋国的蒙地？此事需从楚威王（公元前339—前329年在位）派使者聘请庄子当卿相入手，往前推五十年左右，看楚国发生何种重大事件，导致庄氏家族的这一支无法在楚国存家安身。五十年左右，是一个时间的关键点，因为超过五十年、甚至一百年，许多历史旧案就会在“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的过程中，淡出人们的视野。大概四五十年前，也就是在庄子出生前十几年，楚悼王（公元前401—前381年在位）任用吴起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吴起列传》），拓展了楚国的实力和国土；吴起改革弊政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吕氏春秋·贵卒》）。当时楚国的一些疏远公族，可能被充实到新开拓的国土上，甚至降为平民躬耕于野，因而对吴起积怨甚深。等到楚悼王一死，宗室众臣发生暴乱而攻打吴起，追射吴起并射中悼王的尸体。射中国王的尸体，犯的是灭门重罪，因而在楚肃王继位后，“论罪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属于疏远公族的庄氏家族可能受到牵连，仓皇避祸，迁居宋国乡野。

通过梳理庄子的家族渊源，我们就获得一把合适而有效的钥匙，真切而深入地解开庄子为何能够接受贵族教育，为何敢对一些诸侯将相开口不逊，为何楚国要请他去当大官，而他又以不愿当牺牲的牛，作为拒绝聘任的理由。同时，一旦进入《庄子》书，我们就感到楚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秋水篇》记述，庄子由于遭受故人惠施怀疑他要谋取其梁相的地位，在国中搜查三日三夜，就向惠施讲了一则“猫头鹰怕凤凰抢走死老鼠，对之进行威吓”的辛辣的寓言，其中说道：“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鸾凤之属），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庄子家族生于南方，他便自居为“南方有鸟”，而且自拟为楚人崇尚的鸾凤。其家族迁于北方，便说“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在鸟由南飞北的叙述中，隐含着庄子家族由楚国至宋国迁徙的踪迹。

庄子笔下的楚国故事有十几个，多有一种悟道的神奇色彩，那可能是他的父母、祖父母告诉他的关于那个失落了的遥远故乡的故事。“月是故乡明”，失落了的那轮故乡月，更是令人心尖儿发颤，激发出无穷的幻想。比如郢匠挥斤的故事，楚国首都的这位匠人是如何练就这份绝技的，庄子未作交代。但是如果与《养生主篇》的庖丁解牛相比较，约略可知他也经过类乎“所见无非牛”“未尝见全牛”直至不以目视而“以神遇”，因而“以无厚入有间”的游刃有余的修炼进道的过程。此外，《天地篇》中汉阴抱甕丈人的故事，《达生篇》关于驼背老人捕蝉的故事也都是庄子借以论道的，而阴抱甕丈人、驼背老人也都是楚人。

 

先秦诸子在创造其学说的时候，除了面对非常有限的文字文献系统之外，他们主要的是面对非常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传统和原始的民风民俗。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会陷入一个文化怪圈，总觉得诸子喜欢假托，或无中生有地造假。以往未见于文字的民风民俗和口头传统，沉积深厚，一旦被诸子著录为文，精彩点化，就令人惊异于闻所未闻，造成巨大的思想学术冲击波。春秋战国之世彪炳千古的思想原创，与此关系深刻。我们知道，庄子丧妻时的“鼓盆而歌”颇受儒者诟病，但这也事出有因，它与楚国的原始民俗存在着深刻微妙的关系。据《明史·循吏列传》：“楚俗，居丧好击鼓歌舞。”这么一句话，就足以使我们把庄子鼓盆而歌，与古老的楚地原始风俗联系起来。对此，清同治五年湖北《长阳县志》卷一可以验证：“丧次擂大鼓唱曲，或一唱众和，或问答古今，皆稗官演义语，谓之打丧鼓、唱丧歌。”这些风俗记载尚多，如湖北有一首《竹枝词》：“家礼亲丧有法程，僧巫那得闹书生。谁家开路添新鬼，一夜丧歌唱到明。”这里的丧礼唱歌，已掺入了佛道宗教因素。此外，贵州、浙江、岭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更不乏此类风俗。这种到明清时期犹存楚地的古俗，说明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出自家族风俗记忆，因为在古中国的习惯中，其他生活方式或可随乡入俗，惟有“丧祭从先祖”，这个惯例是不能随便变更的。根据我的考证，庄子老婆六十岁死，在古时已是长寿，鼓盆而歌，也表达了庄子对老婆长寿而终，感到的安慰。只不过也许庄子流亡异地，家穷，无法邀集亲友或延请巫师击鼓歌舞，只好独自拿起盆子敲打唱歌。

从庄子向惠子阐述为什么“鼓盆而歌”的原因来看，庄子已将古俗哲理化了。在反省人间生死哀乐之中，庄子提炼出一个“气”字，从而把溟溟漠漠之道与活活泼泼之生命，一脉贯通。他认为：“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化为臭腐。”对生死一如的生命链条作了这种大化流行的观察之后，庄子得出结论：“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庄子·知北游篇》）庄子看透了人之生死只不过是天地之气的聚散，通晓了万物皆化的道理，所以，在鼓盆而歌的行为中，便自然蕴含着见证天道运行的仪式。

比较起来，庄子写他的祖籍地楚国，与写他的居留地宋国的态度和手法，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写楚国，他灵感勃发，神思驰骋，心理空间似乎比宇宙空间还要无际无涯；写宋国社会则似乎回到地面，描绘着各色人物的平庸、委琐、狭隘、甚至卑劣。“月是故乡明”的那轮明月，似乎沉落在污浊的水坑中了，需要那只在泥泞里拖着尾巴的乌龟去打捞。宋国本是商人的后代，大概多少懂一点生意经吧，但在庄子的描绘中，他们简直是生意场上的笨伯，脑筋死板而封闭。庄子行文，有时涉笔成趣，随手拿宋国人开涮。《逍遥游篇》有这么一句：“宋人资章甫适诸越，越人短发文身，无所用之。”把殷商时期留下来的士人礼帽（章甫），拿到越国那个断发文身之地去推销，可见宋人做生意不看行情，闭塞到了连蛮夷之地的服装、礼仪习俗与中原不同，都不明白。

地理也能为诸子学说的发生，提供思想形式创造的基地。庄子留居蒙泽湿地，他的文章来自水木丰茂、百物繁滋的湿地林野，携带着湿地林野的物种的多样性，携带着湿地林野文章的清新、奇异和神秘，是文人呼吸着湿地林野空气的适意悟道的写作。庄子寓言写树大多辨析有用无用，写动物则涉及世相百态、道术百端。树木无言，动物有性，它们都是那位蒙泽湿地少年的沉默的、或调皮的朋友。庄子最喜欢的动物似乎是鱼和蝴蝶，往往用之自喻，庄周梦蝶，濠梁观鱼，成了尽传庄生风采的千古佳话。对于猴子，庄子多加捉弄、嘲笑，说它不知礼义法度。猴性活泼而浮躁，总是上当吃亏。人性本能取法猴性，应该有一种万物不足以挠心的定力。庄子认为：“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他是推许“用心若镜”，不取于心猿意马。

虽然对动物有喜欢、有嘲笑，但庄子对之浑无恶意，更多亲切、平等的感情。庄子有一个广阔而繁盛的动物世界，既有鲲鹏、鵷鶵，也有斥鴳、鸠雀；既有虎豹狼狙，也有马牛龟蛇；既有螳螂井蛙，也有蝉蝶豕虱。他似乎喜欢独自漫游山泽林间，自小就因出身流亡家族而缺乏邻居伙伴，因而对林间百物是如此知根知底，知性知情，随手拈来，喻理证道，恰切、灵动而别有一番机趣。这块蒙泽湿地，使庄氏家族获得了避开政治迫害的生存避风港，也使庄子思想获得了一个有大树丰草、有蝴蝶、有鱼、有螳螂、有蜗牛的梦一般的滋生地。

责任编辑：叶其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306/93778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