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中国近代思潮与人物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印刷、出版，违者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 

点击观看完整视频

点击观看精彩论述

五百年的中国曾被视为了不得的“历史的终结”

首先我们讲一下中国近代的大势和主题。我是学古代史的，那时候有一个感觉，中国古代历史如果没有和西方接轨就不会有后来的问题。这也不是我们发现的。一百年前的1915年前后，中国的思想家像陈独秀都看到了这样的问题。没有西方因素可能中国文明也就是历史的终结了。历史终结的概念是近一、二十年来美国学者福山讲的。就是说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美国的架构下，可以到此终结了，不可能再发生大的颠覆性的变化。这是讲今天世界政治的发展。

我们如果往回追溯，可以看到五百年前整个人类对中国的看法，可能也是一个“历史的终结”的看法。在十五、十六世纪，人们就没想像到还有什么样的架构能够超乎中国当时的架构。当然我们从后来的观点来看，当时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做比较，中国发展到那个时候，人们就认为可以终结了。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像十六世纪来的利玛窦等，他们认为中国发展到这个层面已经不得了了，人类没有办法再有根本性的改变了。这点可能和我们今天接受的历史教育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如果从政治架构和社会阶级基础来讲，可能十五、十六世纪的中国另有一种状况。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超稳定的政治架构和良好的政治秩序。今天的中国社会需要去维护稳定，但是我们看到古典中国不需要去维护稳定，而是根本打不破的稳定，是“超稳定”。这就是我们过去理解中国古典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看法。我们两千多年的帝制，改朝换代不过二十来次，从人类历史、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来看这是很稳定的。这种稳定一定有它的道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早熟。政治架构的权力制衡，都能在中国古典政治体制中找到它的一种形式。

古典儒家教义使得中国乐于接纳外来文明

西方因素来了以后，问题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五、十六世纪之后，西方社会内部新的生产要素、生产方式的出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西方因素最早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的文明对于这种外来的异质文化也是最大限度地接纳，并没有觉得是很大的障碍。这和古典的儒家教育有很大关系。孔子的教诲就说“儒者，一事不知以为耻也”。从古以来，中国文明对所有自己不知道的东西都是充分地接纳，不会分出你我主次。

此时西方因素的进来和两千年前的印度佛教文明进入中国又是不一样的。经过八百到一千年的磨合、冲突，印度佛教文明转变成了中国的佛教文明，成为中国文明当然的一个部分。这也是不得了的。再从中国传出去的佛教文明，我们可以到东南亚、日本去看，很难说是最原始的印度佛教文明，而是已经带有浓厚的中国因素。过去两千年中，最早的中国文明对外部文明、周边的混合文化都是充分接纳的，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南蛮东夷。西方文明最早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还是能为我所用，纳入到整个中国文明体系中来考虑，认为西方因素在激活中国文明本身的创造力。这是应该注意到的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

 

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世界化和现代化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五百年当中，中国的问题究竟在哪？如果真的让我们概括的话可能就是两个主题。第一个是世界化的问题。没有西方因素的时候，中国文明的历史可以就这么终结；有了西方因素以后，中国本身就面对了一个能不能接纳西方化的问题。中国能够对西方有一种什么应对，西方问题能不能纳入到中国问题中来？这是中国和西方问题。也就是中国文明能不能充分地走向世界？这大概可能是中国文明在过去五百年中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看法是中国文明只有充分地世界化才能有充分地保留自己民族的特色。胡适在1916年写他的博士论文时，举了日本的例子。他说日本文明因为充分地世界化而得以最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这是个很矛盾的看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事实上就是这样的。

第二个主题是中国能不能从一个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实际上就是现代化的问题。这也是过去五百年来我们一直不变的东西。中国是过去五百年还是未来几百年中，无论遇到多少挫折和问题，从传统走向现代都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这里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一系列的中国问题，能不能从一个传统的架构走向现代。我对古典中国怀着敬意和好感，对现代中国也怀有强烈的期待。中国能不能真正地实现现代化，就是近代中国的另一大主题。

今天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过去五百年来中国的问题。西方和东方、传统和现代这两大主题，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也是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思想家们一直都比较困惑的主题。

鸦片战争对清朝冲击不大

明清之际，中西方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有一批最重要的思想家，如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他们对西方来的东西，丝毫不觉得要去排斥、拒绝。徐光启那一代人对西方的东西真是在认真地接纳和学习。比如中国传统文化架构中没有“几何”的概念，徐光启和西方人合作把《几何原本》译成了中文。这个路径可以看作中国文明从古代走过来的一个正当的路径。

后来，中西之间这种学术交流的良好状态却被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动打乱了。满人建立的清朝里面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满汉问题。满人汉化的问题压倒了自明朝一直走下来的中西交流。因为满人如果对汉文明没有足够的了解，就没办法统治这么大的帝国。顺治、多尔衮刚入关时连汉文都不懂，但是没过多久，都充分汉化了。整个满洲宗室的汉化程度非常高，一直到清朝晚期，都是这种满汉双轨制。总体来讲，清帝国建立之后，中西文明交流的过程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乾嘉汉学是没有思想的学术

康熙年间开始让一些西洋传教士帮助中国制定历法，因为西洋历法可能更准。这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种很不健康的思潮，就是杨光先提出的“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种极端的提法开了此后三百多年间民族主义、本位主义、排外主义的先河。在这之前，中国人不会这么讲的。虽然中西交流并没有完全停止，但必须承认十七世纪中国对外部世界开始隔绝了，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充分地接纳外国文明。当时中国知识界形成的东西就是乾嘉汉学。这是一种没有思想的纯粹讲文字考据的学术。此时中国遇到了重大问题，这种学术却不能提供一个思想的解决方案。

这个时期西方因素开始影响中国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在农业文明的架构之外提供一个工业文明的架构和商业资本的活跃空间。从十六世纪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都没有出现一个应对这个问题的思想的方案，当时的学术界完全在做古典的研究。这就使中国问题在十八世纪面临复杂的困境。表面上看，十八世纪的中国非常不得了，达到了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但是它是一个积恶的、财富分配不均、财富来源也有问题的盛世。康乾嘉时期的中国人都没有发现问题在哪儿。

两百年前西方到东方来就是因为产能过剩，需要一个庞大的外部市场。这种状态下应该如何面对外部世界？当时知识界是拿不出方案的。到后来就发生了鸦片战争，发生了西方势力的强行进入。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么一个漫长的和西方交流的过程中，没弄明白问题症结在哪儿。

 

魏源思想在中国被忽视，而为日本重视

经过鸦片战争的打击，一些有眼光的思想家开始重新思考，使得近代出现了一个重要思潮，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鸦片战争一线指挥的林则徐，最早地看到了问题症结，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是两个时代的差距。林则徐在抗英时，就组织幕僚编写了《四洲志》。这本书给出的路径就是学习西方。战争结束后，林则徐受到处分。他把《四洲志》交给了朋友魏源。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扩充编写了《海国图志》。他讲述的路径也是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就是纯粹为了打败它也应该学它。《海国图志》对当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应该怎么做，进行了很好的分析。比如在东南沿海建立按照西方方式发展的基地，有点像今天讲的特区；接纳西方的技术、资本、人才，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但是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统治者、精英还是民众，并没有在1842年之后迅速地接纳他的思想。

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重回原来的状态。从1842年一直到1860年，中国平安无事，大家都不再讲这件事。但是魏源的书深刻地影响了东邻日本。日本在1853年面对西方时，就选择了完全不一样的路径。我们面对西方是打，失败，拉倒。而日本是开放和发展。这个路径公认地受到了《海国图志》的启发。

“中体西用”的口号引领中国发生巨变

这二十年当中，中国社会重新地回到原来的农业状态，直到《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才真正地发生了改变。恭亲王战后上书提出中国的发展路径应该是学习西方。他把十八年前魏源、二十年前林则徐所提出来的向西方学习的方案规范化了。这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学习西方的程序启动后，一波政治家创办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理衙门”），终于开始与西方国家建立平等的近代国家关系。

总理衙门的建立是1860年代中国一个重大的调整，从中衍生出了一系列近代化设施。如从它衍生出的同文馆，再从同文馆衍生出的近代教育体制，包括京师大学堂。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一个原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实行了三十多年，一直到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张之洞在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中仍然强调“中体西用”：坚持学习西方的优点，而不是全盘西化。

总体来说，在这三十年中，这个口号确实引领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860年的中国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文明国家，没有城市，没有工业，没有现代军事。在这个口号的指引下，中国的经济在1870年代就获得了迅速增长。到了1880年代，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海军，而且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的海军系统。另外还可以看到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天津制造局这一系列过去中国从来没有的重工业。

容闳、曾国藩、李鸿章、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这一批洋务派思想家，认为中国在一个农业架构下能够增加一个工业文明，在过去重农抑商的架构下能够恢复商业的活力。在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重农抑商”的过程中，商人仍然成为“四民”之一。农民和工人是“四民”社会最大的群体，但也是最穷、最没有冲动和能力的一群人。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商人阶层。郑观应的重商理论讲的是有点西方意义的对商业的重视，不是说像我们今天一样，给商人一个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就是重视了。他讲的是当你的商业利益在外面受损时，你的国家和政府敢不敢为商人而战。这才是真正的保护商业。这个理论如果在当时就引起政治家的注意的话，后来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了。

洋务运动中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后发优势

中国经济增长到了1890年的时候，法国人的评论是“中国是重回了世界中心”。确实，当时中国的经济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政治力量和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在1890年代初也是重回世界中心。这一点确实不得了。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另外一种思潮，我把它概括为中国优越论。

究竟怎样看待那三十年的增长？那三十年的增长确实是不得了的，从零开始建构了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近代工业。我们今天看，这就是因为中国大步接纳了西方的方式。但当时的一拨思想家认为，中国的迅速成长是因为坚持了“中体西用”，坚持了在政治上不改革了。张之洞、辜鸿铭的讨论都是立足于中国文明本身的优越性。

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中国经济学家、十几年前去世的杨小凯在分析这种后发国家能够快速崛起的原因时，讲到了后发优势。意思是人家在前面已经走了，你现在只要模仿就行。在政治架构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模仿力是最强的。因为政治架构不变，就没有人去分享你的权力，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主导，这种状态下当然发展得快。他回望洋务运动中的增长，认为这体现的不是中国文明的优越性，而是后发优势。

在这样的状态下，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判断上就发生了偏差。到1890年初期，我们也可以相信中国如果不发生大的颠覆，大概能够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进行一些社会、政治、教育的改革。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短短三十年的增长，就让中国人骄傲自满了，瞧不起“小日本”了。1894年朝鲜问题发生之后，中日在朝鲜一战，黄海一战。两场战斗都非常短暂，都不表明中国的实力，甚至也不表明日本的实力。但是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

李鸿章、梁启超、孙中山都说过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不是在讲鸦片战争后中国向西方学习，也不是明清时期的“天崩地解”，而是讲甲午战争带给中国的结果。战前中国的增长是在政治和社会架构都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的增长。战后中国的变化，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带有一种恐慌和匆忙，这也将近代思想的脉络带入了另一个阶段。

 

辛亥革命后复辟帝制是对国人智商的嘲弄

近代中期，也就是从1895年到1915年二十年中，可以分明地感受到中国的恐慌情绪，因为其间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从君主专制走向君主立宪，从君主立宪走向共和，又从共和回到帝制，再从帝制走回共和，二十年中走完了两个回合。

早期的资本主义是赤裸裸的丛林原则

《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家严复出现了。严复是甲午战争中受刺激最严重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是福州船政学堂出来的，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回来后又到福州船政学堂教书，一年之后调到北洋水师课堂教学。在过去二十年，培养了北洋海军最重要的中下级军官。整个甲午战争中死掉的海军将士，不是严复的同学就是严复的学生。严复真正发表的作品就是1895年春天的不到十篇的文章，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战败的检讨。他认为中国失败不是因为军事不如人，也不是指挥有问题，就是因为科举制度。后来他在废科举这件事上也是主张最强烈的人。严复最后给出的结论是什么？寻求富强。

严复可不是要颠覆之前三十年的发展路径，他是认为中国还不够强，不够富。他在1895年的思考就是中国还必须走丛林原则。19世纪晚期，也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本主义的这种民主、人权、道德。现在的资本主义是文质彬彬的，但在一个世纪之前严复的时代，资本主义就是赤裸裸的丛林原则，你有力量就可以征服。

严复并不认为这个时候中国应该发生天翻地覆的改革，放弃之前的发展路径，而是应循着之前的路径去寻求富强，寻求真正的富，真正的强。同时进行启蒙，增加文化教育的内容。他认为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识字，拥有一定的知识，对世界文明有一定的消化力，那中国怎么能不强大呢？因此他并不认同孙中山的革命，也不认同康有为的改良。在严复晚年写给学生的信中，他认为断送清朝的就是康梁师徒两人。

实业救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

近代中期的另一种思想是郑观应、张謇所代表的实业救国。郑观应认为中国在进入到一个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状态下时，应该调整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他当时就认为资本和商品的输出不应该仅是西方对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贸易是双向的。郑观应承认过去中国三十年直线上升的经济增长，确实造成了一个盛世，就是我们讲的“同光中兴”。但是盛世永远要有一个“危言”，要检讨它的问题在哪。他在《盛世危言》中就讲该怎么办教育、改科举、兴商务这些具体的道理，走的路径仍然是让中国社会自身的资本主义能够发展和强大。郑观应这一代人已经明显地看到，所谓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就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

从1894年到1920年代，南通成为全国的示范区，就是张謇一个人通过地方自治发展出来。他也是从实业救国一直走到民族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一直到辛亥革命发生时，张謇认识到东南地区稳定局面不是没有基础的。再往前推到1900年，北方发生义和团运动时，张謇在南方推动了地方脱离北京，和西方国家达成局部和平。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还表彰他做得不错，保护了国家的财产。同时，张謇也在思考中国资产阶级的权利问题。在1895年、1896年，日本的立宪体制刚刚通过五六年时，他就推动中国开始研究、借鉴学习日本宪政。

清廷的宪政改革推动革命走向高潮

近代中期的第三种思潮就是我们争论最多的革命。在孙中山之前，中国人是不赞成革命的。孙中山说革命正当得很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觉得是不太正当的。在中国的常态体制下，革命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革命的起源对孙中山来讲也是非常偶然的。1890年之后孙中山就讲中国从明朝开始就灭亡了，当然今天我们不这么讲了。他讲满洲对中国殖民了三百年。因此他当时给出的路径就和朱元璋一样，认为我们不推翻满洲人的政治体制，而指望着满洲人把中国带到一个现代化的轨道上去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在1905年有几篇演讲都在讲满洲人民落后、自私。他认为只有推翻满洲，一切重新开始。我是天下为公，没有私心的，满洲人都是有私心的。

这样的话，从甲午战争之后，孙中山就走向了革命。我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其实如果有后来统战路径的话，孙中山几次都可以回来的。但是统治者是从来不会给造反者招手的，除非到了不得已的状态。武昌起义之后，再给孙中山招手已经没用了，那时已经是大势已去了。 我们过去一直讲1907年之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往高潮上走。革命高潮的表征是什么？就是到处开始造反起义。1907年后为什么革命往高潮上走？原因就是1906年开始推动的宪政改革。宪政改革的实现就意味着革命是没有任何机会的。要这样讲才能明白孙中山在1907年到1911年的这种作为，以及为什么武昌起义发生之后，在海外的孙中山很快就要回来。当然后来历史证明了孙中山的判断确实太伟大了。而且孙中山给出的是两个路径。他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至今还影响着后人。

当然最重要的路径是更接近于主流的东西，可能还得是康梁给出的改良问题。在一个常态社会的正常发展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改革，不能是颠覆性的变化。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留下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改革。特别是当时日本的维新改革，就是在一个古老的体制中不断地去调整。这可能当时是最正当的一个路径了。

维新也好，改良也好，革命也好，当中国政治发展到1912年的时候，过去的这种研讨都是废纸一堆，没有意义了。1912年构建的中华民国是之前没有讨论过的方案。过去十年中，绝大部分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是君主立宪的方案。总体来讲，共和是一个没有讨论的方案。所以，走向共和之后就面对很大的问题，1913年发生宋教仁案，紧接着发生了袁世凯说叫“孙黄叛乱”、孙中山说叫“二次革命”的这么一件事情。按照当时的宪政架构，武装叛乱肯定宣布非法。因此整个国民党被宣布非法，在议会被驱除，宪政架构受到破坏。如果中国在当时没有遇到外部的问题，也许还能够支撑维持议会共和的架构。但是历史就是偶然的，就在这时候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下子改变了中国的进程。

辛亥革命后复辟帝制是对国人智商的嘲弄

1915年，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二十一条”。这导致了一个思想史上的重大结果，就是一下子启发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杨度。他就在“二十一条”交涉结束时，给袁世凯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是当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而是通过袁世凯的“办公厅主任”递交的。这篇谈话体的文章叫《君宪救国论》。杨度讲一个道理，我们从1900年开始讨论的中国发展方向都讲的是君主立宪，走到1911年突然放弃了君主立宪，走向了共和。因此这几年的问题都是共和给闹的。既然这几年错了，我们就改回君主立宪架构。

如果这是放在一个公开平台上面，到底是君主好还是宪政好？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当时它是作为一个内部参考递交给袁世凯的。袁世凯很快就批了一个“旷世一才”，大大地表扬了一番。由于袁世凯欣赏，紧接着政治小人就出来了。1915年整个民国是非常昏暗的，有希望废帝复辟的，有希望袁世凯称帝的，这都是非常荒唐的。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有一个演讲，讲他为什么不赞成帝制复辟。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十年，皇权的神圣性就已经完全被世俗化了。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其他的党，其他的政治家，都在妖魔化皇帝，皇帝被说成是一个傻帽。这时候再恢复皇帝简直就是对中国人智商的嘲弄。

在这种状态下，袁世凯在一拨政治小人的挑唆下开始去弄筹安会，复辟帝制。当反对的力量起来后，就真的是树倒猢狲散了，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但是这里面也启发了中国的思想家，使中国思想从近代中期走到了现代。

中国不管在过去五百年还是未来几百年中，无论遇到多少挫折和问题，从传统走向现代都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过去五百年中国文明的早熟造就了超稳定的政治结构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今日中国虽不再是“历史的终结”，却也仍能从昔日的辉煌中忆古审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是否真正地实现世界化和现代化，也是中国的思想家们一直思考的难题。

责任编辑：潘攀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310/93866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