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还原文化现场，解读韩非子、老子思想

杨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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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有两次重要思想家的聚会，一次是春秋晚期，孔子到洛阳向老子问礼，这是启动以后三百年中“百家争鸣”的关键；另一次是战国晚期，韩非和李斯拜荀子为师，这给三百年的“百家争鸣”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两次聚会，以往都是争论不休的糊涂账，或者尚未破解的千古之谜。今天只讲后一次聚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李斯列传》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那么，韩非、李斯是多大年纪、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当了多少年荀子的学生呢？二千年来，人们找不出材料加以证明。战国晚期三大思想巨擘聚首于楚，乃是思想史上大事，有必要恢复它的历史现场。

关键在于考定韩非、李斯拜荀子为师的年代。清理荀子生平，他五十岁在齐襄王时代才游学稷下，“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在孟、庄之后已是首屈一指的大家。其间他曾游秦见应侯，不能说他无意于秦。由此在稷下受谗，为楚春申君聘为兰陵令，时在春申君相楚八年（公元前255年）。荀子在楚又受冷箭，辞楚归赵，再应春申君招请，已是两年后了。此时荀子作《疠怜王》之书，以答谢春申君，见于《战国策·楚策四》，而《韩非子·奸劫弑臣篇》也收录此文。一个令人迷惑不解而长期引起纷争的问题是：此文的著作权属谁？如果考虑到荀、韩之间的师生关系，就有三种可能的解释：一是韩非所作，《战国策》把它误安在荀子的名下；二是韩非抄录老师文稿，而混入自己的存稿中；三是荀子授意门弟子韩非捉刀，而弟子有意保存底稿，留下一个历史痕迹。

仔细比较《楚策》和《奸劫弑臣篇》略有文字差异的《疠怜王》文本，觉得上述第三种解释较为合理。原因有五：

一是《楚策》本比《韩非子》本删去一些芜词，文字更为简洁。而且改动了一些明显带法家倾向的用语，如：“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年长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于己也”，改成“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国私以禁诛于己也”，改掉了“御其臣”“得势擅事”等法家惯用词语。

二是《楚策》本在修改《韩非子》本时，增加了“春秋笔法”，把“劫杀死亡之主”“劫杀死亡之君”中的“杀”字都改作“弑”字，把弑齐庄公之崔杼称“崔子”的四处删去二处，改为直称其名“崔杼”二处。这些都可以看作起草者有法家倾向，改定者为儒家老师，精通“春秋笔法”。

三是文中采用的一些历史事件为荀子熟知，而为《韩非子》它篇未见，当是老师口授，弟子笔录的。比如崔杼弑君的细节，可能记录过详而作了删节；李兑在赵国掌权，围困沙丘百日，饿死主父（赵武灵王），乃荀子青年时代在赵国所知。尤其是淖齿在齐国受到重用，竟把齐闵王的筋挑出悬在庙梁上，使他宿夕而死。此事发生在荀子到稷下之前几年，此前未见史载，也未见于《韩非子》它篇，当是荀子初到稷下所听到的宫廷秘闻。这都是说明此文经过荀子口授。

四是本文用“疠怜王”的谚语作主题，乃是儒家的命题，而非法家的命题。《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刊本《战国策》鲍注：“疠（癞也）虽恶疾，犹愈于劫弑，故反怜王。”也就是说，当国王比起生恶疾，还要难受，还要危险。只有儒家想当王者师，才会如此说三道四；法家是王之爪牙，甚至国王“头顶生疮，脚下流脓”，也要当国王的狗皮药膏的。这样的主题岂是崇尚君王权威的韩非所敢说、所能说，实在是老师大儒如荀子，方能出此狂傲之言。

五是《楚策》此文之后，还增加了一篇赋，曰：“宝珍隋珠，不知佩兮。袆布与丝，不知异兮。闾妹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又引《诗》曰：“上天甚神，无自瘵也。”赋为荀子创造的文体，引《诗》述志是荀子常用的手法。因此，当都是荀子改定时所加。

这五条理由可以证得，这篇《疠怜王》的答谢书，是一篇由荀子授意，韩非捉刀，最后由荀子改定的文章。过去有学者想证明《疠怜王》的《韩非子》本与《战国策》本，一真一伪，其实这两个文本都是真的，只是是过程中的真，不同层面的真。《韩非子》中的文本，是授意起草时的真，《战国策》的文本，是改定寄出时的真。如果以上的考证可以相信的话，一系列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荀子由赵经韩，准备到楚都陈郢应春申君招请时，韩非已在荀子门下，时在公元前253年；李斯在六年后，即秦庄襄王卒年（公元前247年），辞别荀子离楚入秦。即是说，韩非、李斯师事荀子，共计六年，公元前253年至前247年。此时荀子六十多岁，韩非四十多岁，李斯二十余岁。他们聚首的地方是在楚国的新都陈郢(今河南省淮阳)，其时楚国首都已迁至东北的陈城（或称陈郢，今河南淮阳县），其地离韩都新郑和李斯故乡上蔡都在二三百里路程之内，交通颇便。

那么，他们师徒相聚的方式何如？李斯年仅二十余，正是从师问学的年龄，较常在荀子身边。这又为《荀子》书中李斯、荀子的问答所证实，李斯进入秦国，也向荀子告别请教。韩非年逾四十，又是韩王之弟，必须常住韩都，经营当官的机会，不然就可能长久被边缘化。他们师生相处的时间并不长，韩非未必常在身边，而且韩非师事荀子时，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法家或思想家，因而荀子对他的影响不是体系性的，而是智慧性。兼且荀子是三晋之儒，异于邹鲁之儒，在稷下十余年浸染了某些黄老及其他学派的学术，他入秦观风俗吏治，交接秦相应侯，似有几分拥秦之心，授徒也用帝王之术，这些方面与韩非并不隔膜。

还原历史现场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考察诸子思想产生的地域文化原因。比如，考察老子思想发生的原因，就应该读一读郦道元《水经注》相关记载，因为该书难能可贵地为后世留下老子故乡的若干历史痕迹。这些历史痕迹中极可值得注意者，一是老子家乡苦县赖乡城、甚至相县县城，都是“其城实中”，或者“卑小实中”，并没有高衙大衢，充其量是一个防御性的大堡垒，这些城乡的边鄙状态可见。二是涡水、谷水在苦县、赖乡穿行盘绕，流水的季节性强，而且流经一些山谷，谷水大概因此得名。三是赖乡城以北有老子庙，再北是李母庙，都临涡水，老子庙东院还有九眼井，水是神圣的。而且老子庙只有李母庙伴随，不见李父的踪影，这是令人怪异的。地方风物透露的这三条信息，潜在地暗示着老子的身世，潜在地影响着老子的思想方式。

我们应该如实地承认老子是不知有父的，多么渊博的学者也无法考证出老子之父。他好像是天生的“老子”，而非“儿子”。但他是知有母的，李母庙就在老子庙的北面。我怀疑，老子出生在一个母系部落，才会如此。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在解释老子“姓李氏”时说：“按：葛玄曰‘李氏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这是母系社会获得姓氏的方式。以往人们把这些话当成神仙家言，认为不足信。但神仙家就要编造自己无父吗？葛玄不是明明被葛洪称为“余从祖仙公”，而且有“洪传玄业”之说，又何必编造呢？而且刘安成仙，还要鸡犬升天，全家都飞升到天上。因此老子有母而不知有父，在神仙家编造和隐瞒上是找不出必然的理由的。

了解这一点，才可能解释何以在先秦诸子中，惟有《老子》带有母性生殖崇拜的意味。历史学家吕思勉、哲学家冯友兰以及一些外国汉学家，都是这样认为。最为明显的例证，是《老子》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牝的原始字形是“匕”，作女性生殖器形状，正如牡字去掉“牛”旁，乃男性生殖器形状一样。玄牝之门，即玄深神秘的女性生殖器之门，竟然是天地之根，这不是母性生殖崇拜，又作何解释？而且“牝”字又有孔穴之义，如《礼记·月令》郑玄注，就把接纳门闩的孔穴，叫做“牝”。那么，这个“玄牝”简直就是老子形容的生成天地的无限幽深的“黑洞”了。六十一章又说：“大邦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马王堆汉墓帛书甲本作‘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这些话都语义双关，从神圣的生殖崇拜，转化出或发挥着致虚守静、以柔克刚的思想。

人们也许会问：春秋晚期中国已进入相当高度的文明进程，难道还存在母系部落吗？上古中国是一个多元共构的、并非都是同步发展的文化共同体，恰恰相反，非均质、非同步是其突出的特点。周室及其分封诸国的中心地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而远离城邦的边鄙之地，则存在着明显的原始性，中央政权和邦国的力量相当虚薄，依然活跃着许多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在这些边远地区，就很可能存在着母系氏族，或母系氏族的遗风。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西南部还有母系遗风，那么二三千年前的属于陈楚边远之地的苦县赖乡，又怎么能排除有母系氏族或它的遗存形态，生存在山谷溪流之间呢？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二十一章，在讲了“道之为物，惟恍惟忽。……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之后，特别讲到“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众甫二字，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均作“众父”，这种用语是否带点群婚制的信息呢？老子是否也因而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呢？陈国（河南淮阳市）本是 “太皞之虚”，伏羲女娲的故土，伏羲是他的母亲踩着神的脚印生下来的，至今每年三月还表演伏羲母亲踩着神的脚印的舞蹈，尤其是那里有一种陶器玩具叫做“泥泥狗”，一个、两个、三个直到九个头，胸前都绘有色彩斑斓的女人阴部的图案，非常醒目，是女性生殖崇拜的遗存。

那么，为何又称“谷神”呢？从《水经注》可知，大概与赖乡颇有山谷，谷水出焉有关。那里的初民，也许有谷神信仰。而且溪谷也是“牝”，如《大戴礼·易本命》所说：“丘陵为牡，溪谷为牝。”这就将老子从原始民俗中所汲取的玄牝信仰和溪谷信仰，贯通起来了。谷神也就是玄牝。因而《老子》三十九章以“道生一”的“一”字言道，便如是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请注意这一系列得一者的顺序：天，地，神，谷，万物，侯王。这是一系列非常神圣的名字，其中惟“谷”字特别，超出常人的想象，说明“谷神”信仰的神圣性。《老子》书也用了不少“谷”字、“谿”字来论道，比如六十六章：“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从“百谷王”的虚怀若谷、海纳百川，讲到不争而莫能与之争，老子把原始信仰转化为无为思想的辩证法思维，理论穿透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而言，无水为谷，有水为谿，在季节性山间小溪中，谷和谿是同一物在不同季节的各异形态。二十八章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天下谿和天下谷相当，又与百谷王相对应。知雄守雌，以雌为雄，处下不争，归朴复婴，所追求的都是“常德”而不是一日长短。从母性生殖崇拜到谷神信仰，老子所发掘的历史文化资源，在诸子中最称古老和原始，由此他触及宇宙的根本和人生的根本，在宏大的宁静中寻找着此世界生生不息的母体。

陈地的地理风物对老子影响至深者，一是谷，二是水。他自小就在流经赖乡的谷水、涡水上，天真无邪地嬉戏，因而对水性、水德体验极深。《庄子·天下篇》称老聃之学“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是咀嚼到了老学中的水味道的。《老子》八章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这就是老子体验到的水之德。不妨设想，涡水、谷水滋润着童年老子所在的氏族部落的田地林木，流水何尝有侵占田地林木的收获的欲念，它只留下波纹的笑，留下两岸的绿，就向低处毫无留恋地奔流而去了。这就是流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流水，老子只能望着它蜿蜒的身影而遥致敬意了。还有水之性，《老子》七十八章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克刚，……正言若反。”柔弱胜刚强，是老子最有标志性的发现之一，而最初启发他的莫非水，最好的喻体也莫非水。这个发现既可鼓舞弱者敢于坚持的勇气，又可告诫逞强收敛其锋芒，还可涵养强大者游刃有余的处事谋略，成为各阶层的人们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思想源。高深莫测哉，老子智慧，他的发现对中国人心理的渗透和模塑，谁也不应低估。老子从水性中发现了“柔弱胜刚强”，从水德中发现“善利万物而不争”，这和孔子叹逝川，可以并列为对水之哲学的三项杰出的发现。涡水、谷水虽小，它们滋生的哲学却功成而不居地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

责任编辑：叶其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313/93873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