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鑫宇：从2017年两会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先进性、开拓性、稳定性

 

周鑫宇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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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了2016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效。2017年3月8日，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谈到了大国关系、周边外交以及一些热点问题。外交部长王毅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的提问题时指出，中国外交有三个鲜明特征：先进性、开拓性、稳定性。这三个鲜明特征是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展的性质的总结和描述。今天，我想就王毅提出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三个鲜明特征——先进性、开拓性、稳定性作一些解读，通过这样一个视角，让大家对当前我国的外交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先进性

什么是先进性？先进性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语，我们经常用这个词来形容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表现在哪里？首先，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未来潮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终将被超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规律的驱动下必然会实现。中国共产党的诸多理念、政策、方针实际上就是站在面向未来的社会形态、社会组织制度、生产方式而进行的政策和理念的设计。因而，先进性实际上意味着超越现有的阶段，超越历史，面向未来。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先进性是如何超越历史、面向未来的？外交部长王毅在答记者问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潮头，把握历史方向，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比如打造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进而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此基础上，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环环相扣、面向未来的先进性，是指向未来国际政治形态的一种表述和目标的确立。

当然，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专家学者，包括一些西方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还都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甚至有人怀疑说，国家不就是大鱼吃小鱼，弱肉强食吗？中国要建立新型伙伴关系，要推动世界出现新型国际关系，要让世界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天真呢？过去几千年，国家之间不断发生对抗和战争，那么，在当今时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开展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可以超越历史呢？因此，现在不能只是提目标，还要看目标背后有哪些基本判断和逻辑。如果没有这些基本判断和逻辑做支撑，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无法建立，也无法取信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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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分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家之间的对抗和战争在未来会逐渐减少和消靡。新型的国际关系，也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的国际关系能不能建立？如果要展望未来，就要先回顾历史。历史上国家之间的关系确实充满着对抗，但这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也就是说国家间的关系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

在农业时代，国家之间经常会出现相互侵略、攻击，甚至发生战争。农业时代国家间的对抗非常频繁。《三国演义》里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上有很多国家在中国的版图上都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以后再出现战争，又会分裂。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有很多这样的对抗和战争。但是如果将中国古代历史与欧洲相对比，就会发现中国的这样的对抗和战争其实是算少的，中国是相对稳定、相对和平的，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而欧洲实际上却在不断地发生战争。

当西方文明转向罗马帝国以后，罗马帝国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征服和战乱的历史。罗马帝国的版图逐渐建立起来，横跨亚、非、欧三洲，又和北方的蛮族进行了几百年不断地摩擦，直到西罗马帝国灭亡。

接下来的中世纪出现了很多战争。一场婚姻、一个王位继承，就会造成血腥的战争。英国和法国打过百年战争，还有悲惨的十字军东征。到近代以后，战争就变得越发惨烈，被认为是近代历史开端的欧洲三十年的战争，主要在德意志地区进行。这场战争结束以后，整个德意志地区——欧洲最富庶、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千里荒野，杳无人烟。后来，欧洲列强通过工业革命富强起来，他们让全世界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吃遍了苦头，包括中国。在列强的战争中，中国可以说是凤凰涅磐，我们今天对世界的认识都是建立在对殖民战争的惨痛回忆之中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呢？所以，需要分析历史条件。

农业时代为什么会有绵延的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农业时代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农业时代的生产方式，大家都很熟悉，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人力加上土地，构成了农业时代生产的最基本要素。对于国家来说，面临一个难以逃脱的魔咒就是，需要通过不断争夺土地，才能够增加粮食生产。一旦遇到太平盛世，人口膨胀，土地就会出现稀缺。这个时候，国家强盛，就有对外扩张和征服的欲望。很多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是围绕着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且是农业时代几乎唯一的生产资料进行的。另外，还有一个定律，就是整个农业时代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劳动生产力增长非常缓慢，而资源的数量则决定了能养活多少人口。同时存在所谓马尔萨斯陷阱，就是说人口增加了，国家富强了，土地再次出现稀缺，如果不去征服，不去抢夺更多的土地，就会因为饥荒，从一个富强的时代进入一个灾乱的破碎的时代，历史从高潮进入低潮。这就是农业时代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规律。因而，在农业时代，很多国家都有扩张的冲动，都有兼并的冲动，也都有征服的冲动。而这些兼并和征服全部围绕着土地和人口进行，这就是决定着农业时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规律。

关于农业时代的国际关系，以最主要的人口聚集地——欧亚大陆来看的话，因为征服，因为对土地的抢夺，因为战争，国家在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了欧亚大陆沿海地带的几大文明帝国，比如最东边是古代的中国，也是稳定性最强的；再往西南方向走是印度文明，印度文明也曾经出现过很好的统一局面，而且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独自的文明。再往西是波斯帝国，再往西是阿拉伯世界，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直到最西头的欧洲罗马帝国。这些农业帝国通过不断地征服，达到了地理上所能达到的极限。对中国来说，再往西就是茫茫大漠，北边是冻土荒原，南边是充满着瘴气、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密林高山，在适合农耕的中原地带逐渐成为大的统一的帝国。这些帝国之间偶尔会产生联系，比如说亚历山大二世——希腊文明的一位大帝就曾经到过印度。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几百年间也不断地产生冲突。这些农业帝国之间的关系，构成古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面貌。

另外，在欧亚大陆的中间有很多游牧民族。比如说突厥，更早的匈奴，后来的蒙古，这些游牧民族不从事农耕生活，但他们对财富也充满了向往，因此他们会不断地南下，造成了那些伟大农业帝国的衰落。欧亚大陆的中心就像一个黑洞一样，蕴藏着一股“暗力量”，你看不到特别伟大的文明存在，但这些游牧民族却常常决定着边缘文明的生存与发展，决定着他们的命运。这样一幅图景，让我们很明显地感到，这个时代的国际关系确实存在着征服者，确实存在着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激烈甚至惨烈的竞争。农耕时代四千年历史，是国家间不断战争、不断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这么说并不为过。

 

接下来，进入工业时代，也就是欧洲实现工业革命以后。工业革命确实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工业时代和农业时代有一个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在农业时代资源的数量（土地和人口数量）决定着生产能力，但是在工业时代，不再由数量决定，而是由技术和效率决定。一个工厂占有的固定土地，却可以不断扩大生产力，产品可以行销世界，获取大量财富。到工业时代以后，人类技术变化曲线骤然变得陡峭。后来我们甚至说产生了一场技术爆炸。在这样一种新的生产和技术条件之下，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我们发现，近代以来，18世纪以后国家间的关系，由欧洲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既延续了上个时代对于资源的争夺，同时又在探索下个时代真正适合国家间相处的方式。因此，可以说从18—20世纪实际上是国家间关系的一个转折期和摸索期。18世纪工业化的欧洲国家仍然秉持着农业时代的思维方式。比如，对于一个工业化国家来说，工业生产需要矿、煤、石油作为动力能源，需要农产品作为生产原料。像早期的英国纺织业就需要棉花，为了保证这些东西的稳定供给，就需要去强占土地，这就是殖民扩张的最主要动力。在北美大陆肥沃的特别适合大农场耕作的土地上种棉花，供给英国的棉纺织业，到非洲大陆获取矿产资源或黑人奴隶。这样看起来好像跟农业时代也没有太多的区别，农业时代争抢的是土地，工业时代争抢的是土地上的附着品，比如说农产品、矿产、棉花或者是人口。但是在工业时代还有另外一个逻辑，把这些原材料变成工业产品以后，比如说运回英国变为工业产品以后，还要卖到世界各地去。那么世界各地谁有这个消费能力呢？因而就需要打开商路。英国对中国进行鸦片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贸易，就是要把生产出来的大量新的工业品卖到像中国这样消费能力和人口数量都很大的市场上去。中国因为闭关锁国的原因，拒绝这种贸易，最终导致了欧洲列强对中国的战争。实际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欧洲列强对其他古代农业大帝国的战争，比如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很多战争都是围绕着市场进行的，就是你要让我进去。

好了，现在我有了原料，要运往我的生产基地进行生产，有了产品以后运往世界各地销售，这样一来海洋就变得非常重要。因而，工业时代要争夺海洋，有的时候会抢夺重要的航路，比如对于大英帝国来说，他一定会抢托雷斯海峡，一定会想办法控制埃及苏伊士运河。因此，进入工业时代后，我们感觉好像这个国际关系还是冲突，还是争夺，还是战争。不但欧洲国家去征服全世界，而且因为全世界的紧张关系，资源有限、土地有限、市场竞争，导致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身也出现了问题。欧洲国家在农业时代时，本身就是战争频仍，进入工业时代以后，在全世界的竞争反馈到欧洲的国际关系中，又变成了一个更加典型的也就是王毅外长所提到的对抗结盟的关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结盟，英国、法国、俄罗斯对付新兴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与英国、法国、苏联的对抗。我们发现，欧洲国家总是在分着你我，总是在依靠结盟来寻求安全，悲剧式的结果却是极度地不安全。由于这种结盟对抗，导致一点小小的事件，比如萨拉热窝的一场刺杀事件，就引发了整个欧洲所有大国参与了决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承认战败。在结盟对抗思维之下，战胜国如法国、英国，没有对德国进行很好的处理，反而希望对德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压榨和压制，导致了德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德国人选择了希特勒，希特勒用法西斯的方式重新发动第二次世界战争，这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创伤是极其严重的。

所以，我们看20世纪的国际关系，就可以看到这种结盟对抗导致的巨大悲剧。也正是在这种悲剧之中，人们开始反思，把世界划成一片一片，划成你的我的，然后为了安全结盟对抗，最后导致极度的不安全，这是正确的道路吗？西方国家也在反思。因此，当冷战来临的时候，欧洲实际上就开始另寻他路。欧洲处在美国和苏联对抗的中间，是最有可能在超级大国对抗中甚至是核战争中被牺牲的，而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吃尽了苦头，因此欧盟开始放弃你与我的国界，寻求共同的资源分享、资源控制、资源利用，这就有了煤钢共同体，有了原子能共同体以及后来的欧盟。从欧共体到欧盟，这就是欧洲开始寻求一条新的道路。欧洲寻求的这条道路，实际上代表着人类的反思，也代表着人类技术形态给国家间关系带来新的曙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尤其是从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中可以看到两个非常显著的变化。

第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很多国家不再通过战争去寻求对资源、能源、原料的绝对控制，不再通过占领和征服来寻求对能源的控制。而是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就是在新的国际贸易制度之下，国家间通过正常的相对公平的不排他的开放的贸易或者经济竞争来获得资源，同时也为自己的产品去赢得市场。其中的典型当然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欧洲。欧洲的复兴不再是像过去三四百年一样，通过战争征服，通过把非洲、亚洲划成一块一块的非你即我的用高墙鸿沟隔开的破碎版图，而是结成统一的市场、达成统一的共同的国际贸易规则。我们看到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在两次战争崛起失败以后，反而通过贸易的方式获得复兴。在亚洲，日本也是。作为战败国，二战后在美国制定的《和平宪法》的约束之下，日本没有军队，也没有在海外用兵，但是他同样实现了经济转型。这样一个时代，国家的发展空间和以前的那个时代开始不一样。19世纪的德国，在兴起的时候，由于全世界都被瓜分殆尽，他要获得资源，要获得市场，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因而，他决定铤而走险。你既然可以征服占领，那么我也可以抢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复兴的德国、日本以及欧洲的其他国家，以及兴起的亚洲四小龙，甚至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金砖国家，这些国家实际上都面临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环境，就是在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下、在新的国际经济制度下，国家不必再通过征服、通过绝对的控制取得资源和市场，而是通过相对公平的贸易和竞争取得自由的市场。这是第一个特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比以前更大。

第二个特点是战争的代价和收益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战争代价小，收益高。比如说，英国征服印度，用了很小的兵力就控制了印度广阔的土地、资源和人口。印加帝国，就是今天墨西哥一带，可以说是美洲大陆上比较强盛的帝国，是被欧洲殖民者的100多支洋枪，通过诡计，也通过绝对优势的武力，被征服，被击溃了。那个时代，全球的殖民征服有一种代际的差距。欧洲列强掌握着先进的工业技术，他们面对掌握着农业时代军事技术的这些国家的时候，花费的战争代价是比较小的，而收益却是统治一片地区。那个时候的战争诱惑更大。在同样实现工业化的欧洲国家之间，在19世纪之前的战争代价也不像后来那么大，主要是因为武器技术和组织方式不一样。中世纪晚期，欧洲的战争仍然保持着中世纪时期的特征，比如说以骑兵为主要的手段，像拿破仑就是这样，以骑兵为主，军队的数量和规模都不大，有的时候通过几千人和几千人的对抗，两个国家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但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人类开始出现新的意识形态、新的动员方式，民族主义兴起。当战争到来的时候，每一个普通的农民和市民都被动员到了战争之中。这个时候的战争，就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骑士和武士的比武决斗，而是国家和国家总体的战争，这种战争的代价就非常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加上新的武器的发明，比如说机关枪，比如说一战中使用的毒气，这些新的武器，对于人的生命的摧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正是这样的代价，导致了欧洲对于战争的反思。但是这个进程并没有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研发出了原子弹。原子弹是一种摧毁力最大的武器，是一种终极武器。当大国都拥有核武器以后，大国之间对于战争都非常谨慎，因为这将是一场同归于尽的拼搏。理性的决策者、理性的国家，一定都会非常谨慎地选择向另外一个大国开战，因为这样的结果就是没有胜利，所有人都失败。不但原子弹如此，我们发现到当代战争甚至出现了一种更新的局限。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在最近20年所打的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再往前一点的海湾战争，到索马里进行的小规模的特种部队的战争。这些战争有胜利者吗？当然，萨达姆失败了，萨达姆被美军抓住绞死；当然，索马里的民兵组织被击溃了，索马里到今天仍然是一盘散沙，海盗横行；当然，阿富汗的塔利班重新被赶到山里面去了。但是，美国胜利了吗？美国如此之强大，美国在武力上对这些国家有如此明显的优势，但是美国却没有胜利。美国一直想要摆脱战争泥潭，重新抽身，离开中东。伊斯兰国起来之后，很多国家呼吁美国应该去作战。但奥巴马总统却再三犹豫，就是因为在今天战争确实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强大的美军拥有绝对的优势装备，但当面对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在作战的伊拉克的战场，当面对这样一个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的时候，这样的代价，恐怕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也难以承受。

 

总结一下，古代的国际关系可以说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国家始终在为利益而争斗。因而，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伴随着农业时代的国家对抗而出现的扩张，以及扩张过度，统治能力出现局限，随后帝国崩溃，几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就是说，农业时代的国家对抗是必然的，而工业时代的国家对抗是或然的。工业时代早期，对殖民地资源的抢夺仍然继承着农业时代的特征，但是到了工业时代晚期，国家之间的对抗代价越来越高，收益越来越小，而且即便不采用武力对抗，很多国家也实现了经济振兴和发展，时代变化了。因此，后工业时代，国家间对抗具有偶然性，战争是偶然的，和平是普遍的。尤其是冷战时期后，欧洲国家间的恶性对抗消失了，难以想象100年前欧洲国家还在相互屠杀、相互毁灭，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战争阴霾突然之间就被吹散了。

东亚地区国家间的对抗是偶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东亚地区总体处在合作的状态之中。我们今天所说的东海岛屿问题、南海岛屿问题是近几年才开始变得激烈。相比于冷战结束后20多年的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来说，在时间上是短暂的。

人口和财富密集的北美地区，和欧洲一样，很难再看到对抗的影子。尤其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卸任前跟古巴恢复了正常关系，整个北美大陆冷战的遗迹几乎都移除了。加拿大、墨西哥、美国这三个主要国家在北美大陆处在一个非常和平的状态。

欧洲、东亚、北美这三个财富和人口最集中的地区，总体上都出现了和平的国际关系。这是不是代表着新的历史条件在出现，未来国际关系出现了新的潮流呢？当然，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出现有两个例外。

第一个例外就是美国。美国采取的战争和对抗行为，在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不是偶然的，而是持续的，美国在不断对外发动军事战争。美国的自我期许是什么？就是美国认为自己是世界警察，并且美国认为世界的秩序应该由他来维护。也就是说，美国认为世界的秩序应该是什么样，甚至一个国家国内的政治制度应该是什么样，应该是由美国说了算的。这是导致美国对外发动大量干涉，甚至是发动战争和对抗行为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第二个例外是一些局部地区。比如，中东和非洲地区出现激烈的军事对抗和战争就是一个典型。这些军事对抗和战争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出于国家对于资源的争夺，它往往跟国家没有关系，或者说它的起源不是因为国家，而是比国家要小的，或者与国家不一样的一些争端，比如种族、宗教。今天我们看到，中东的对抗有相当多是出于宗教冲突。当然，也有民族问题。这种冲突不太像近代以来国家为了争夺资源的冲突，反而更像中世纪为了像宗教而进行的战争和对抗。比如，十字军东征等，就是为了宗教，为了某些信仰，为了某些族群的利益而进行的对抗。

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类开始愈发地认识到国家之间对抗的性价比很低，成本太高，收益很少。同时，人类也开始探索建立一套新的国家发展、国家富强的国际关系制度，这些制度使得国家不必通过抢夺就可以获得资源和市场。

国家间的对抗变得愈发地偶然，或者说人类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脱离国家层面，而进入企业层面。比如，不同国家的企业在全世界进行竞争。族群，包括宗教、民族，这些族群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在今天尤为凸显，甚至包括一些人类个体，就是人与人之间这样一种关系和张力。国家间纯粹为了领土、资源、人口等传统的国家目的变得跟以前越来越不一样，国家不再为了这些东西进行战争和对抗，或者说这样的目的正在逐渐减少。国家仍然担忧领土安全问题，但是很少有国家说我要通过抢夺更多富饶的领土来获取国家发展的资源或者是生存空间。

刚才说的很多问题，比如企业间的竞争，那是在企业层面上，他可能会影响国家的政策，但是这种竞争和国家之间通过战争进行对抗是不一样的。族群之间的关系，宗教之间的关系，这些国家通过传统的战争，甚至外交谈判的方式都越来越难以解决。今天，很多人把这些问题归为全球治理的问题。比如中东出现的极端主义，通过战争能够解决吗？我们发现美国在那个地方发动了战争，不但没有减少地方的极端倾向和混乱程度，反而是大大加剧了这些情况。传统的国家间发动战争手段、外交手段在面对这些新的问题时，正逐渐失去作用。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先进性，就要知道历史不是静止的。国家间的关系，性质是什么样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的条件。农业时代国家对抗的必然性，工业时代国家对抗的或然性，和当前时代国家对抗的偶然性，是我们认识历史在前进和变化的一个脉络。因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一方面承认这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另一方面，千万不要把它简单地当作一种外交辞令，因为我们需要更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需要更新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就是要从以前的对抗、结盟的国际关系，转到今天的合作、对话解决问题的国际关系。这不止是一种倡议，而是一种事实的必然。因为结盟对抗现在已经不管用了，结盟对抗解决不了问题，武力的压制也解决不了问题，实现不了目的。那么，我们怎样通过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现在面临很多新问题，也设定了很多新目标，因此可能还需要一些新手段来支撑。这些新的手段，我们现在其实还不完全清楚，但要认识到，光靠武力、光靠结盟对抗不管用，旧时代已经过去，而新的时代正在到来。

当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法以后，恐怕还要全世界很多有识之士一起认识到新的时代的性质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想出新的办法来解决新的问题。这就是先进性。这就是面向未来，引领潮流。王毅外长讲的中国外交的第一大特点先进性，就是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讲的。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开拓性

开拓性是什么？如果说先进性是指思想理念、眼光的前瞻，那么，开拓性就是指从思想引领到实践创新。对于中国外交的开拓性，王毅外长提出，构建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打造海外民生工程。这是他提出的几个要点，我们分别来解读一下。

如何理解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刚才提到，在当今时代的国际关系中，结盟对抗和军事压制的成本高、收益小，已用处不大。那么，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要怎样发展对外关系呢？如果不是像美国那样利用军事结盟以暴力和强制手段打压对手的方式，又该靠什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呢？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就是最主要的手段。

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与结盟对抗的最大区别是什么？结盟对抗的前半个词是结盟，意味着有很多伙伴，后半个词是对抗，意味着一定要有共同的敌人，也就是说我们做伙伴是要一起对付共同的敌手。这是传统的国际关系逻辑。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不再是拉着一些国家去打击其他国家，而是和所有国家一起共同面对环境恶化、经济发展、恐怖主义等全球治理的种种问题。当然，美国的对外关系也并不全是结盟对抗。美国在国家安全、军事外交上采取结盟对抗，但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上，基本上走的是合作发展路线。

经济上的国际合作容易达到非零和的结果，但安全上的合作要超越结盟对抗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这就是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而如何把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发展起来，则是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在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进程中，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周边的安全问题。比如南海争端，中国目前正在通过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理念，积极推动与相关国家共同形成一套关于南海安全的国际规则，增加国家间的信任度和安全感。未来，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不仅用于中国周边安全问题，还将作为一种新的创新和开拓，成为西方国家的楷模。

理解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除了超越结盟对抗这一视角，还有另外两个视角，其中之一就是全球性。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主要集中于维护本土安全，其核心是周边问题。而影响周边国土安全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大国，包括区域内大国，如日本、俄罗斯等；还有区域外大国，如美国和鸦片战争时期的欧洲列强。可见，周边和大国是近代200多年间中国外交最主要、最牵扯精力的两个方面。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呈现出一个新特点，就是放眼全球，打开外围空间，用外圈撬动内圈。习近平同志担任国家主席之初就先后选择出访中亚、俄罗斯、非洲和拉美，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尽管与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上的麻烦，但如今中国越过这些麻烦，到全世界去拓展伙伴关系，反而为中国外交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新局面。所以说，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全球视野。

另外一个视角是什么？过去，中国与很多国家都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八大之后，中国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国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调整和细分。比如日本，中国和日本在政治上有摩擦，所以中日并不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是战略互惠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在政治上的态度非常鲜明，但在经济上可以与日本进行互惠合作，这呈现出一种“政冷经热”的局面。与此不同，中国与一些国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比如巴基斯坦，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什么叫“全天候”？就是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都不变。这体现出中巴伙伴关系的亲密性。此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还呈现出新的特点。比如瑞士，中国与瑞士是创新战略伙伴关系。为什么要用创新来界定？瑞士是一个科技大国，中国与它建立伙伴关系，是希望在技术创新领域能有更多的合作。

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英国。中国和英国是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面向21世纪，就是面向未来。全球，就是全世界，并不仅在中英双边。也就是说，中英要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合作，发挥影响和力量。全面，就是中英要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十八大以后，在习近平主席的推动下，迎来了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中英也将共同致力于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我认为，如果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那么“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伙伴关系界定也可以给美国。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大经济体，在世界上发挥着巨大影响力，因此，构建面向未来的全球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就应该是中美两国共同努力的方向。但目前来看，美国并不情愿。美国的思维并没有转到面向未来的层面，仍处于结盟对抗之中，因而无法真正理解和接受中国提出的这些具有先进性的战略思想。

 

王毅外长提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以外，还提到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那么，从开拓性的角度怎么认识“一带一路”？

第一，“一带一路”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大规模发展倡议。“一带一路”刚刚推出时，一些西方媒体说这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我们不认同。“一带一路”不是所谓“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美国为什么要搞马歇尔计划？是因为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崩溃中崛起，从而苏联在欧洲取得优势，美国不希望欧洲崩溃下去，美国是想跟苏联对抗竞争。没有大国关系的角逐，没有权益的利得，谁会去到发展中世界去搞大规模的发展倡议呢？投入巨额的资源是为了什么？如果还用马歇尔计划那种思维，就没有摆脱结盟对抗的思维，没有摆脱冷战思维。今天，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跟以前不一样。刚才我们一直在讲面向未来的先进性，这个先进性作为“一带一路”来说非常不容易。第三世界国家情况非常复杂，条件比较艰苦，我们要推动和实现“一带一路”建设，恐怕是人类历史上近几百年来，西方想都没有想过，也没有做过的事情。西方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相关机构一直希望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比如，解决基础施建设领域的资金缺口问题。但没有一个大国能够站出来说我们把这个事做了。光靠联合国、靠非政府组织、靠国际组织，力量是有限的，而中国在做这件事情，这确实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事情。中国企业的职工可能要到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区和国家，面对不熟悉的文化和自然环境，这是要吃很多苦、付出很多心血的。但是面向未来，这也是为了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过来说，如果这些国家不崛起，他们的基础设施建不起来、经济不发展、购买力不能提升，那么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的发展也会面临局限。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你的发展会为我的发展打开更大的空间。这是第一点，“一带一路”是第一个面向第三世界大规模的发展倡议。

第二，“一带一路”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思维方式，其中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有句俗语，叫“要想富，先修路”。我们是怎么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首先就是要修路、架桥、修机场、修港口，这样才能发展贸易。有了便利的贸易条件，生产成本、物流成本降低了，制造业才会起来，制造业起来才会产生就业，才能更快地推动城市化进程，老百姓才能够更加富裕，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的城市化生活。这是中国走过的道路，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走过的道路。因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集中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打开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空间。这是第二点。

第三，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国协同的局面。起初，可能我们都没有想到。比如，起初我们可能并没有想到像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能积极地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管美国想阻挡，但是失败了，美国自己也很尴尬。我们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要“另起炉灶”，其实是把具有先进经验的国家，把有意愿、有能力的国家聚拢在一起。这项工作接下来恐怕还要深入。人一多，想法就多，协同和组织也会成为最大的困难，但这就是中国的开拓。如果还像以前一样，世界银行由美国来管，IMF总裁由欧洲人担任，开发的国际机构永远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那么我们就还没有摆脱以前的模式，中国要摆脱旧的模式，开拓新的模式出来。

 

讲到开拓性，王毅外长还提到了另外一个要素，就是“打造好海外民生工程”。

今天，我们都在讲外交为民。大家听起来觉得这似乎是天经地义。政府就是要为民，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外交作为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政策领域，当然是要为民的，但是如果从专业角度进行解读，外交为民可不容易，也就是说外交为民是一个新生事物。以前，外交主要是为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服务。以前的外交首先是为安全，然后是为经济利益，进行对外经济谈判，比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那么，外交最终会不会为民？也为民，但是跟我们今天所强调的领事工作等还不是一样的概念。

这个转型在哪？中国外交海外民生工程是建立在什么前提之上呢？就是我们的海外利益在扩张。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不太有海外的存在和海外的利益。那时最主要的就是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打开国门，通过建立深圳特区，加强对外贸易，加强对外合作，引进外资，引进外国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因此，那个时期也不可能存在海外民生工程，甚至也不存在太多的领事保护，因为出国的中国人很少。90年代后，中国的制造业水平提升，这时中国外交最主要的是什么？是进行贸易谈判。比如，跟美国进行最惠国贸易条件的谈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只有跟国际贸易接轨，中国的商品和中国刚刚兴起的制造业产品才能够走出国门，面向海外市场。2008年以后，中国和外国的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时就不再是简单的“引进来”或商品的“走出去”。中国人、中国的资本、中国的管理也开始走出去了。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在收缩，西方需要中国的资本，第三世界国家更是这样。同样，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和制造能力，可以走出去。因此，2008年以后，中国的企业和公民开始大规模地走向国外，这个时候才出现了海外民生工程的需要。

中国人普遍对世界还是很有兴趣、很有了解的欲望，但是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仍然是有限的。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但是对广大的“一带一路”国家，也就是中国企业正在大规模“走出去”的国家，我们了解的并不多。在很多中国人眼里，非洲就是一块大陆，非洲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其实有很多刻板印象，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现在走出去，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会遇到困难，我们要适应当地的文化环境、法律环境、政治环境，这中间都蕴含着风险。这些风险小则让我们的投资失败，大则可能损失生命财产。因此，外交面临着一个新的任务，就是要让“走出去”的中国公民、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地环境。同时，当危机出现时，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在海外的财产和生命安全。这是开拓性。王毅外长从外交的开拓性特点来讲海外民生工程。也就是说，面对今天出现的新局面和新要求，我们更加注重讲海外民生工程，讲外交为民。

当然，除了外交为民，民也要为外交。我们的企业和公民走出去以后，光靠外交部门的领事保护、外交部门的教育和引导是不够的。大多数风险是由我们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因为我们学习不够，我们不够谨慎，或者跨文化的环境太过复杂。因此，外交为民，民也要为外交。每个中国人走出国门以后，也得想想自己就代表了中国。因此，在国外首先要保护自己的安全，保护企业、组织的利益，同时，也要保护国家的形象，维护国家的利益。这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大转型。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稳定性

稳定性是什么？外交部长王毅提到，面对“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思潮抬头，我们始终高举多边主义和包容开放的旗帜。中国外交的这种稳定性和确定性，是大国应有的担当，不仅对冲了各种不确定性，也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定力和自信。

前不久召开的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是“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虽然中国的外交代表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慕尼黑安全会议在传统上还是由西方国家来主导的。“后西方”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的世界不再是由西方主导了，像中国、印度、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正在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

“后秩序”又是什么意思？“二战”以后，在西方国家的推动和反思之下，全球建立了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建立了集体安全机制。国家不再是必须通过占领和征服就可以获得市场和资源。也就是说，推动自由贸易、集体安全和全球化是我们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在条件。这也是“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的最主要特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都是这一秩序的得利者。

那么，“后秩序”是什么？就是说这一秩序正在出现问题，它的主要建立者和推动者——西方国家——开始怀疑了、迷盲了。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思想是希望阻止人口流动、阻止自由贸易，是贸易保护主义。欧洲的很多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潮。

所谓“后真相”，也就是说在这些秩序的背后埋藏着真理。过去，西方人总是认为自由就是真理，民主就是真理。但是今天，很多西方人都产生了怀疑。比如说民主，如果选举导致的是国家的政治分裂，是无休止的内耗和争夺，那么民主还有用吗？民主还是绝对的真理吗？以前支撑西方国际秩序的理念，现在也受到了怀疑。实际上，全世界在这个时刻都面临着危机。过去西方用血与火所换来的认识、所建立起来的全球化经济体制，现在受到了西方人自己的怀疑，他们甚至想从原有的这套规则中退出去，这当然会加大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不确定性。这个时候，中国站了出来。

我们既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要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的经验，包括国际关系、国际秩序方面的经验，人类过去几百年间流的血不能白流，过去几百年的经验也不能白白浪费。中国所要建立的具有先进性、开拓性的国际关系，是以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体制为核心的。所以，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体制这一秩序不应被颠覆。一旦被颠覆，我们的很多思维和逻辑都将回到200年前。与很多西方人看法不一样，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什么确定无疑的趋势的话，全球化就是其中之一。

 

在过去几千年中，人类的活动范围由小的空间走向了大的空间；人类的政治实体由小的村落、部族走向了大的城邦、国家；人类的生产由局限在当地的农牧业生产变为工业时代的大规模商品流动。这样的趋势能够倒退吗？特别是在能源方面，蒸汽机的发明把化石能源转换为动能，赋予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力量。除此以外，另一个最主要的发展方向就是交通和通讯技术。尤其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就是以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为目标的。那么，为什么要发展交通和通讯技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人与人之间需要越来越便利的相互连接。如果有更快的高铁、更快的飞行器，我们的贸易将无限便利；如果有更快的通讯网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将会更小。而这些，都会使生产和生活的效率大大提高。这是人类前进的总趋势。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之所以一些国家开始怀疑全球化，甚至出现倒退的趋势，正是因为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有一些问题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所不能解决的。比如贫富分化问题。在西方国家拥护全球化的人群之中，有的人获利更多，比如企业家、金融家、站在技术潮头的创业者、“独角兽”企业的企业主等。但是在一些传统产业中，因全球化而失去工作岗位的，或者工作岗位转移到别的国家的工人、白领等，他们获利却更少，甚至在失去利益。

一个好的国家、好的政治治理，不是去反对全球化的进程，而是通过国内的政策进行转移支付，进行培训，让失去利益的群体能够获得基本补偿，同时也给他们转向新兴产业、学习新技术的机会和希望。

但是，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在这方面都做得不够。尤其是美国，美国的贫富分化导致了“特朗普现象”的出现。所以中国要开拓的，不仅仅是一种国际关系模式，还包括国内治理模式。我们要在快速的经济社会变革中走出一条跟西方、跟美国不一样的道路，解决西方和美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样，“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才不会是价值的缺失、秩序的崩溃，才能后继有人。中国要在自己的智慧的引领下取得实践的成功，为“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填补空白、指引新方向。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

中国和美国之间具有结构性矛盾，美国在南海地区给中国制造政治压力，甚至有人认为中美之间必有一战。但我们在外交部长王毅所提出的中国外交的特点中，看不到这样的判断；我们在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也看不到这样的判断。我们与其停留在过去、停留在古老的思维之中，不如放眼未来，紧跟党中央所提出的新的外交理念。当然，这些新的外交理念需要一种支撑，而这种支撑就是国内建设和改革的成功。如果说中美之间必有一战，那么这个战场不是在某块土地上通过枪与炮解决，而是一场改革的竞争。谁能够解决现在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谁的政治制度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发展，谁就将引领未来的世界。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要做好自己的事，用改革的成功获得真正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要在外交中更新自己的理念，认真学习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的理念，广泛传播新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领导人曾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要多予少取、先予后取，要讲大国的责任、大国的担当。我们的民众和各级领导干部，也要有大国的自我认同和大国的心态。与前苏联、美国这样的霸权主义国家不同，今天的中国，要做一个新型的大国，我们的大国心态，是负责任的心态，是既要讲“义”，又要讲“利”的心态。这些新的思想是具有开拓性和先进性的。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我们熟悉的国际关系中的“利益”。而今天，当中国的领导人提出新的“义利”观时，我们能否更好地理解它？

讲“义”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呢？这是理解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和关键。而要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维，就要理解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要理解哪些是必然的，哪些是变化的；要理解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革；要理解什么东西是面向未来的、具有引领性的。外交的专业性是非常强的。要理解中国外交的先进性、开拓性和稳定性，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

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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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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