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民：推进“一带一路” 从合作倡议到机制规范

 

王志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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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也是沿线国家合作发展的大事，已经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就成为2014年至2017年四次两会上的一个热词。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一带一路”列为优化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三大战略之一。2015年，“一带一路”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总共是一万八千多字，其中五次提到了“一带一路”，两会代表也将“一带一路”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一带一路”不仅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抉择，而且还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集中体现。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一项世纪工程，但是目前仍然处于起始阶段。最近，我也接受了几家境内外媒体的采访，他们都非常关注“一带一路”的问题，媒体关注的问题是哪些国家的领导人与会、论坛的规模、论坛的成效、论坛是否长效化和制度化、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等等。可以设想，“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一带一路”将进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推进“一带一路”：从合作倡议到机制规范》。而且我今天的报告也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丝路秩序”。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经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参与。“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大合唱。“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要讨论的就是“共商、共建、共享”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讨论合作的理念和合作的机制问题。这么多的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来，该怎么合作呢？有句话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带一路”是路，也是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俗话叫小智治事，大智治制。

推进“一带一路”，无疑需要一种新的秩序加以规范。同时，丝路秩序又是一种国际秩序。国际秩序是由国际格局决定的，而“一带一路”的推进将影响着国际格局的演变。在我看来，“丝路秩序”虽然还在形成过程之中，但是其大致的思路和总体的框架已经确立，其基本规则和国际机制已经成形。所以“丝路秩序”将为全球治理树立新范本，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一带一路”的发展进度和成果大大超出预期

2013年9月7号，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它的基本内涵是形成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合作局面。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又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概念。习主席在这次演讲中指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的“一带一路”概念提出以来，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其发展进度和实际成果大大超过了预期。

我们回顾一下，“一带一路”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其实最早提出“一带一路”的不是中国，我们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联合国、俄罗斯、日本、美国等相继提出丝绸之路复兴计划的构想。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设计了泛欧亚铁路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搞了丝绸之路国际考察活动。哈萨克斯坦也提出了“一带一路”复兴计划，俄罗斯提出过“钢铁丝绸之路”，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提出了“丝绸之路外交”的概念，韩国提出过“欧亚倡议”。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日本和韩国正在积极谋求参与“一带一路”申遗，他们自称丝绸之路的终点。人们特别关注的是，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鉴于奥巴马政府急于从阿富汗撤军脱身，提出了一个“商品北上，能源南下”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但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之前，这些丝绸之路的计划大都停留在设想阶段，最后都不了了之。而只有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是真正的战略构想，说到做到，积极推进，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且也是中国全方位开放的集中体现，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强国之路，也适合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目前，互联共赢局面良好，“一带一路”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有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参与。“一带一路”已经写进了联合国决议，而且得到了多个国际机制的支撑。现在已经存在的有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亚信会议（CICA）、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阿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等，通过这些机制与相关国家和地区沟通，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到，2017年3月8日，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了提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水平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将“愿意提升澜湄合作的水平，我们将加快完成45个已经确定的早期收获项目，启动澜湄合作专项基金申报”。此外，3月10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这是“一带一路”进程的一个重大成果。

其次，战略对接成果丰富，沿线国家正在实现互利共赢。如今，中国已经与5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初步形成了覆盖亚、非、欧的布局，而且中国还与法国、比利时等发达国家还签署了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的协议。2016年11月，中国和法国又决定将共同设立海外投资基金，投资海外项目。这不仅帮助一些沿线国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还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地的就业压力。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已经在沿线的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增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达到6.3万亿元人民币。

再次，产能合作给相关国家和人民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2016年8月份习主席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一带一路”要让有关国家不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自2013年“一带一路”提出以来，中国特别重视产能合作，如今产能合作已经是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实现形式。2014年中国就和哈萨克斯坦开始讨论合作的问题，“一带一路”和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开始对接，其重点就是能源、制造业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中哈产能合作实际上是打造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产能合作的窗口和样板。中哈产能合作也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产能合作产生了溢出效应，辐射并影响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州的鹏盛工业园就是产能合作的典型案例。乌兹别克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但是工业生产能力却相对薄弱。鹏盛工业园主要利用乌兹别克的劳动力资源和能源等优势，主要生产瓷砖、水龙头、手机、皮鞋等人们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这个工业园区创造了1300多个就业岗位，也给锡尔河州提供了20%的税收。

第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持续增加。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金融不景气，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都呈下降趋势，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却呈上升趋势。美国《华尔街日报》2017年2月10日消息，代表超500家世界大型银行、对冲基金以及其他金融公司的IIF（The Institute ofInternational Finance，国际金融研究所）表示，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达3860亿美元，相较于三年前下降了30%，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而我国商务部的网站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全年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中国的对外投资和全球的对外投资呈相反的发展趋势。而2016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是145.3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新签的合同额达到了1260.3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51.6%；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

第五，亚投行成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融资机构。亚投行成立一年多以来，做了大量细致扎实的工作，树立了专业、高效、廉洁的风范，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亚投行虽然不能等同于“一带一路”的银行，但是它的投资和“一带一路”是有重合之处的，而且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提供了大量的融资支持。亚投行首批四个项目中，第一个项目是孟加拉国境内的电力配送升级和扩容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亚投行自己来做的；剩下三个项目都是亚投行和其他国际融资机构合作的。比如说，第二个项目就是与世行联合融资的、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贫民窟升级项目。这既是基础建设项目，也是民生项目；第三个项目是与亚开行和英国贸易发展部联合融资的、位于巴基斯坦境内、连接旁遮普省的绍尔果德与哈内瓦尔的M-4高速公路项目；第四个项目是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合作的、位于塔吉克斯坦境内、连接该国首都杜尚别与该国和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一条公路项目。关于这四个项目，亚投行提供的贷款总额为5.09亿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

但是“一带一路”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一带一路”需要文化支撑。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既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能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对“一带一路”的推进是相当重要的。所以“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先行，一定要得到沿线国家和人民的认可。 “一带一路”作为一个跨越时空的构想，它本身就含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抉择，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创造新契机，将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明交流与互鉴，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以，必须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合作机制，打造“一带一路”文化发展与文化交流的知名品牌，创新“一带一路”文化发展与文化交流的产业模式。

第二，沿线国家需要建立“一带一路”的联系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利益诉求各异，都有合作愿望，但合作的要求却不相同，所以我们必须把国家和国家之间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展开合作。到现在为止，我们在“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上提出了六大经济走廊，分别是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另外还有一些机制，比如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机制，中国和中东欧的16个国家是16+1机制，实际上我们还要考虑中国分别和16个国家的1+1机制。中国在互联互通方面做了很多，比如说匈牙利到塞尔维亚铁路项目。2016年年底我去了孟加拉国，切身感受了孟加拉国和中国合作的潜力，但也感觉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在互联互通上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还要进行深层次的沟通。

第三，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必须重视发挥智库的作用。现在有很多“一带一路”的智库，而且每年年底都会进行评价。但是，我们看到实际很多学者主要是在书斋里面研究“一带一路”。从学理上研究“一带一路”这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不去“用脚”去研究“一带一路”，我们了解的和感受的是不一样的，学理上也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2016年，我走了很多国家，也感受到我以前写的文章与现在的“一带一路”的发展实际还是有落差的。而且即使我们到了当地，简单走几天，也是走马观花。所以，我有一个看法，也是我的提议，就是我们的智库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甚至聘用当地人才，与当地政府合作，才能提出有价值的建议才能使我们的“一带一路”更加符合实际，能够深入推进下去。

另外，“一带一路”在推进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风险。概括起来，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风险，主要有六个方面：

第一个风险，部分国家政治与安全局势不稳定，面临政治转型且受外来势力影响较大。比如，有些国家政权是选举政治，而这个选举政治又不太规范，一个政党上台之后就会推翻前一个政党执政时期的一些合作项目，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在斯里兰卡的项目。科伦坡港被新的斯里兰卡政府曾经推翻，虽然后来又重新同意了这个项目，但其中耽误了很长时间。

第二个风险，虽然某些国家国内局势总体稳定，但中央政权难以控制一些地区局势。比如说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协调很好，但是一些地方部落对中巴经济走廊有不同的看法，虽然他们支持中巴经济走廊，但在具体项目上有自己的诉求的。另外，还有缅甸的北部民族地方武等问题都均威胁着中国的投资。

第三个风险，某些国家有着大国复兴的梦想而且民族主义倾向严重，虽然政府愿意接受中国投资，但民间对中国投资有反感情绪，如印度、越南等国家。

第四个风险，中国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投资金额大，周期长，对未来预测和把控难度相当大。

第五个风险，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不可低估，对一些国家的内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导致投资环境恶化。

第六个风险，法律风险和国内腐败问题影响经济合作。一些沿线国家法律制度还不完善不健全，特别是没有和国际接轨，规则意识薄弱，监管机制缺失，劳资关系复杂，有些政府相关部门存在着权力寻租现象，所以在这些国家投资存在不确定性。就中国自身而言，还要防止中国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而要鼓励中国企业形成联合共进的竞争态势。

 

二、“一带一路”推动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

国际秩序是由国际格局决定的，而国际格局的形成与变动则取决于力量对比。而无论国际秩序还是国际格局，一旦形成，必然保持其相对稳定性。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是相对的，其变动则是绝对的，是要经过从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进过程。

近代以来，国际格局也好，国际秩序也好，基本上都由列强之间的博弈来主导，其根本原因就是列强具有比一般国家更强的国家实力。虽然二战以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相继独立，但是二战以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对峙局面，同时还出现了三类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独立国家。

而冷战以后，新兴发展中国家实力不断上升。冷战之后出现了一些新兴国家的组合的名词，比如说，专用名词，如金砖国家（BRICS, Brazil、Russia、India、China、South Africa，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英文首个字母的缩写）、展望五国（“VISTA”， Vietnam、Indonesia、SouthAfrica、Turkey、Argentina，即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阿根廷等英文首个字母的缩写）、薄荷四国（MINTs，Mexico、Indonesia、Nigeria、Turkey，即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等英文首个字母的缩写）、金钻11国（Next-11，即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迷雾四国（MIST，也被称为“新金砖四国”， Mexico、Indonesia、SouthKorea、Turkey，即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土耳其等英文首个字母的缩写)，同时，地区性国际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等，这些新兴国家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正在改变着世界力量的对比，并已经积极参与到世界秩序的重建之中。仅以金砖国家为例，2015年，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已近17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3%，出口占全球出口的19.1%。同时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也从2006年的930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2440亿美元，增长16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可以看到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在不断的上升。

反观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增长乏力，而且还出现了“笨猪五国”PIIGS（PIIGS：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在上个世纪70年代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主宰世界或者决定世界经济事务的西方七国集团，现在已经渐呈衰落之势。他们没有能力关心世界经济问题，而是更多的关心政治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渐式微，基本上都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反映了发达国家对自己的不自信，也体现出他们仍保留霸权思维。而新兴国家却呈上升趋势，虽然全球化也有负面影响，但我们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认为它是一种客观发展趋势。在2016年G20峰会上，中国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而美国的新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就终止了TTIP谈判，废除了TPP，而且宣称要实现“美国第一”，声称不惜打贸易战，给世界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如今，世界经济的亮点主要是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大国，而这几个新兴大国正在进行深度合作，推动世界格局的调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美元，2016年中国GDP超过了70万亿人民币，是经济规模第三的日本的两倍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 年10月7日发表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7.6万亿美元，超越美国的17.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这无疑高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世界银行也强调，将市场汇率因素计算在内，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2016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出版的《世界概况》所列数据就更不寻常：根据购买力计算，2015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达到17.1%，美国占15.8%，印度占8%，日本只有4%，德国占3.37%。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商品贸易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同时还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在世界舞台特别是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1701亿美元，不仅超过了引进外资，而且首次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16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55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而且中国已经是亚洲最大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也是世界文化产品出口额最大的国家，并且连续五年蝉联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世界首位。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学院共同发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位列世界最具创新力经济体的第25位，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排名第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也显示，以“人类发展指数”为依据，中国已成为“高水平人类发展国家”，是30余年来在人类发展领域中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且中国也正在创新和引领中国标准，中国标准在高铁、核电、通信、汽车等领域里，已经实现了从原来的跟随到现在引领的跨越。

2016年5月，国际标准会议在中国召开，中国公布已经有189项标准成为ISO的国际标准，并且和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标准化合作协议，“一带一路”也将中国标准引向世界。同时，我国还发布了《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中国正在推动和加快中国标准“走出去”，实际上也就是要推动以中国标准进行的国际装备和产能制造合作。

“一带一路”是一个横穿和环亚欧亚大陆的地缘合作项目，同时中间还连接了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东非、中东欧等多个经济板块，充分利用各国和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多国经济共同发展的合力效应。我们常说“一带一路”沿线有60余个国家，人口总数44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3%，经济规模21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规模的29%。实际上，从现在看已经是这么一个规模了。“一带一路”是一种合作模式，不完全基于一种地理概念。“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除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以外，还有一些传统上认为非“一带一路”国家的领导人也会参加。拉美一些国家提出要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的一些企业家认为美国也应该参加到“一带一路”中来。所以，囊括这么多国家的“一带一路”项目，到底该怎么合作都在设想，不仅中国在设想，“一带一路”国家的学者智库也在设想。比如，南非学者快思•普拉提到，“中国必须意识到，一定要建立起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团结观念，才能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收益和优势。”柬埔寨战略研究所所长潘昆也提出，“柬埔寨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因为它是中国提出的，而是因为柬埔寨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国正在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实际上，这里面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实际上它在打造一种产业链，不仅中国沿着这个价值链上移，而且正打造一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崭新价值链体系。

再看俄罗斯，俄罗斯虽然受乌克兰危机困扰，又在叙利亚问题上与美国矛盾重重甚至难以解决。美欧虽然都在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但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制裁都是留有余地的，难以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因为如果制裁太严重了，他们自身也会受到影响。所以，2015年以后卢布开始升值，俄罗斯经济开始回升，这也证明了俄罗斯作为一个领土大国、资源大国，有比较强的修复能力，但俄罗斯的整体发展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潜力是比较大的，特别是俄罗斯也在进行经济合作。比如说2015年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建立了欧亚经济联盟，这将进一步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对俄罗斯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2015年5月8日，中俄两国签署并发表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将进一步整合东亚和东北亚的经济板块。加之，俄罗斯远东开发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创造了条件，也引起了韩国、日本的高度重视，这也显示了俄罗斯经济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近两年，印度经济发展势头十分强劲，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印度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各大国中排名第一，为7.5%。2016年的经济增长印度虽然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中国是6.7%，印度是6.6%，但是和中国相差不大，都呈现较快增长的发展势头。印度政府正在推动的“印度制造”前景也很广阔，印度政府在吸引绿地投资方面也处在前列。更重要的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如果能够在“一带一路”方面合作，那么影响力和辐射力是不可忽视的。2015年以来，中国、俄罗斯、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多次进行三国协商，三国均支持阿富汗和平和解与经济重建。所以，新兴国家力量是不可小视的。以2015年的一个数字为例（2016年世界经济数字还没有完全出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占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57.3%。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正在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蒙古的“草原之路”、韩国的“欧亚倡议”进行战略对接。另外，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在和欧洲的投资计划，即“容克计划”进行合作。到2015年底，中国已经与30多个国家签订了“一带一路”相关备忘录或具体协议。到2016年，已经与56个国家签订了关于“一带一路”相关备忘录或具体协议，发展的势头非常好，已经基本覆盖了亚、非、欧。这种战略对接的影响更是不可小视，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示出来了。世界格局又要影响世界秩序，而秩序就是规则，当然也包括建立机制。只有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国家或者经济体才能够有话语权，才能够参与游戏规则制定，所以，国际格局决定国际秩序，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实现国际秩序调整。

 

三、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实现国际秩序调整

当今的国际秩序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工业革命后的国际分工形成了“中心-外围”体系，进而使世界分化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后国际秩序一直由发达国家来主导。而当今的国际秩序主要是二战以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在两极制格局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种国际政治秩序。其实冷战之后，国际秩序虽然有所调整，但是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上是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决定国际事务的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集中体现在大国干涉他国内政，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富压贫，而且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由此建立国与国之间支配与依附的不平等关系，进而建立军事集团，而且还在进行军备竞赛，包括美国在奥巴马时期提出的重返亚太，现在特朗普时期并没有说要废除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战略，只是废除了TPP，所以军备竞赛依然存在，美国和韩国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就可能引起军民竞赛。所以，现在国际秩序依然存在着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但是，自从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相继独立，他们联合起来要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最早可以追溯到1964年，当时77国集团发表联合宣言，首次提出了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要求。而1973年，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再次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之后，这种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声音从来没有中断，而且一浪高过一浪，因为力量不断上升的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却仍然要维护这个秩序，这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矛盾。奥巴马在2015年的国情咨文中呼吁国会支持TPP和TTIP时说：“中国正想要给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地区确立规则”，“这会给我们的工人和商业带来不利。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一切发生？我们应该来书写规则，我们应该来定义游戏规则”。

“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部署，从国内经济发展而言，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起构成优化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三大战略；就参与全球治理而言，是中国参与和引导全球治理，实现“一带一路”在亚、非、欧布局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集中体现。推进“一带一路”，我们经常说有“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际上，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是主要内容，但要想实现这“三通”就离不开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所以，我们说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保证，而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在民心相通基础上在实现政策沟通就容易多了，这将为地区秩序和世界秩序的构建奠定基础。

战略对接是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形式。现在，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对接已经和几十个国家签定协议了。那么，战略对接必然涉及到国际秩序的重构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规则的重构问题，也需要建立新的国际机制加以保障，由此就会衍生出新的规则，需要借鉴其他国际经济合作经验，但决不能照搬西方规则。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共同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所规划的，“充分发挥现有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双边机制作用，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现在，“一带一路”已经有多个国际机制在支撑，正在“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相关国家加强沟通，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构想所要建立的国际秩序不能抛开现有的国际秩序，还要借鉴现存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的合理内容，同时也会受到现存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的制约。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增强，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也在增强。比如说，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是16.85%，实际拥有一票否决权。而人民币正式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仅次于美元和欧元。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中的出资份额和投票权也受到限制。比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两个最大的股东日本和美国各占份额是15.65%，而中国在亚行的持股比例只有6.429%，拥有5.442的投票权，影响力还是受到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自二战以来一直由欧洲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一直由美国人担任，亚开行的行长一直由日本人担任，而亚投行是由中国主导来建立的，所以亚投行的行长现在由中国人担任。

“一带一路”需要沿线国家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务实推进，建立相应的国际机制不可或缺。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的同时，也要与相关国家合作，建立融资机构，亚投行是我们建立的第一个，也是响应程度非常好的一个，这无疑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力参与国际秩序的新举措。亚投行与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拟议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将是“一带一路”战略四大金融支柱，将在国际秩序制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亚投行的基本功能主要集中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所涉及的领域不矛盾，而且是一种补充，因为这些融资机构几乎没有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而亚投行就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为什么得到那么多国家的响应呢，的确其中充满着商机，也可以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好处。所以，亚投行并不谋求打破国际秩序，而是客观上达到实现国际秩序与时俱进的目的。

 

四、“丝路秩序”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范本

所谓秩序，就是指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或环境。国际秩序，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以世界格局为基础的国际社会中各行为主体之间形成的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原则及相应机制的总和。国际秩序表现在行为规范和国际机制两个方面。行为规范实际是国际社会所遵循规则；国际机制实际是国际社会的调控机制，也就是国际机制。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行为体和处于非主导地位的行为体对国际社会对基本准则规范化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形成国际社会所遵循的规则，这些规则还需要国际机制为其提供制度保障。

国际秩序，体现国际行为体的话语权，而话语权无疑是以硬实力和软实力为后盾的。但国际秩序的建立和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确有诸多不合理的因素，比如，存在着不等价交换的贸易体系和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现存国际政治秩序虽然存在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但其中的一些原则、规则和机制有诸多合理性，特别是《联合国宪章》规定各成员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就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今天已经成为公认的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缔约国地位，逐渐开始通过这些机制来提出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改革要求，特别是在21世纪初，中国又加入WTO。中国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正是在现存国际秩序框架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方面，中国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际秩序的合理部分，同时我们也要积极改革不合理部分；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适合我们国家利益、国家要求，同时我们也要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呼声和要求。所以，中国积极参与到国际秩序中来，参与了绝大多数国际组织，签署国际公约的数量几乎是世界平均值的两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具有话语权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秩序，比如说，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2016年至2018年中国将承担10.2%的维和摊款，仅次于美国。据联合国官网不完全统计数据，截至2016年底，共有17名中国籍维和人员在他国执行维和任务时牺牲。这是中国对于整个国际秩序的贡献，也是中国对世界贡献的公共产品。所以，我们常说“一带一路”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集中体现，也意味着中国将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截至2017年2月，中老缅泰四国在湄公河流域进行了55次联合巡逻执法，促进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有序发展。

中国也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者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我们在很多平台上推动国际秩序的规范化发展，以形成新的国际机制和新的合作规则。一是中国在地区性论坛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比如博鳌亚洲论坛、亚欧经济论坛），包括中国倡议建立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5月份就在北京召开了。二是各种博览会将发挥“一带一路”的桥梁纽带作用，比如说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诸多合作平台，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经济合作支撑。三是挖掘“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举办专项投资、贸易、文化交流活动，如办好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图书展等。

“丝路秩序”虽然还在形成过程之中，但我们已经可以初步描绘出其大致思路和总体框架。中国关于“丝路秩序”的新思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丝路秩序”以“五通三同”新理念为引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是推进“一带一路”的基本内容；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价值观和治理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是通过这种“结伴而不结盟”的形式，参与和引导全球治理。“五通三同”体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通过推进“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实现互利共赢，为21世纪国际与地区合作提供了新模式。“一带一路”在2016年11月17日召开的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上被写进了联合国决议，而且得到193个会员国的一致赞同。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写入联合国决议，这都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普遍支持，也证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认同。

其二，“丝路秩序”坚持“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正确义利观。中国历来反对赢者通吃的霸权义利观。一般来说，资本具有逐利性质，经济合作难免追求功利性的目的。“计利当计天下利”是一种义利观，也是一种发展观。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是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发展观和治理观，奉行的是“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思路。中国坚持的“计利当计天下利”正确义利观，就是要在追求和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做到弘义融利。

其三，“丝路秩序”倡导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2014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率先开始“一带一路”和“光明大道”的战略对接。之后，“一带一路”逐渐与包括新兴发展中国家实施战略对接，如土耳其“中间走廊”的战略对接，与越南“两廊一圈”的战略对接，与印度尼西亚打造“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同时也与发达国家实施战略对接，如与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战略对接，与英国“英格兰北部经济中心”战略对接。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已经同56个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发表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联合声明，并且签订了相关谅解备忘录或协议，初步形成覆盖亚、非、欧三大洲的布局。

其四，“丝路秩序”体现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坚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一律平等。在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在经济上则通过和平合作、开放包容，实现共同发展；在文化上通过互学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周边关系处理上奉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与沿线国家的合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其五，“丝路秩序”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创新和补充。应该说，“丝路秩序”并不是要颠覆现有国际秩序，而是对其补充和完善。现存国际秩序还有许多欠缺和空白需要新的规则和国际机制加以规范，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的国际融资机构均没有关注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便是对现有融资平台的补充。“一带一路”还将创新一系列规则，如信息和通讯领域仍然有很多空白，事关互联网安全。中国已经主办了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中俄也就规范网络安全等相关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2017年3月1日，中国发布《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这是继《网络安全法》和《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之后的又一份重要文件。中国将为国际互联网秩序的构建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其六，作为“丝路秩序”的国际机制，已经建立起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丝路基金等融资机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有57个。目前已经又有20多个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而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分别仅有31个和28个创始成员国，欧洲投资银行只有6个创始成员国。至2017年初，亚投行将发展到90多个成员国。亚投行得到广泛响应，不仅意味着各国都看到其中的商机，而且反映时代发展潮流，无疑为“丝路秩序”提供机制保障。

“丝路秩序”所体现的行为规范，超越了近代以来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旧思维，开创了国际合作新模式，将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一带一路”建设弥补了世界经济的短板，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短板、发展中国家产出和消费不足的短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背离的短板等。“丝路秩序”将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方向发展，进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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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凌洁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322/94002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