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辛向阳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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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志，大家下午好。我今天给大家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我打算用六个方面的内容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内涵

    （一）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内容

关于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比较系统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干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可以看到，这个体系既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社会制度体系、文化制度体系，也包括政治制度体系。在这段讲话里，胡锦涛同志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包含着一系列基本内容。可以看到，作为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际上是由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的。

第一个层面是根本政治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而且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流血牺牲，是人民民主长期奋斗取得的伟大胜利，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所以政治制度体系第一个层面是根本政治制度。

第二个层面是基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第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第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三个制度共同构成了基本政治制度。这三个基本政治制度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性，是在根本政治制度指导下形成的一套基本政治制度。

第三个层面是具体制度。具体制度是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系列具体的政治体制。这些政治体制，总得来讲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所以，从政治制度体系来看，它实际上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都阐述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内涵及其优越性。比如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说：“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人民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在这个讲话里，习总书记进一步阐述了我国政治制度三个方面的内涵，而且特别强调我们还要“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

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就是，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有优越性、有生命力，能够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社会土壤中成长出来的。所以习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当然，这个社会土壤既包括历史的土壤，即我国政治制度的形成是近代历史的选择、现代历史的选择，更有现实的土壤，那就是反映了人民的意志，是人民的选择。所以，这段讲话非常重要，阐述了我们政治制度的生命力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还提出：“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在“四个能够”上得到了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还具体分析了每一个制度的优越性。比如，总书记讲：“6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

说根本制度是一个好制度，它好在哪儿呢？首先，它符合中国国情；第二，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第三，它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第四，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下了一个非常科学的判断。

2014年9月2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了协商民主的问题。他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习总书记用了三个概念强调我国民主形式的特点——独特、独有、独到。那么，这种民主形式从哪儿来？是从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优秀政治文化中产生出来的。接着习总书记还说：“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近代以来，我国选择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体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很多体制都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君主立宪也好，民主共和也好，最后都没有成功。实践证明，协商民主是成功的。再一个，习总书记讲，“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不断探索得出来的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习总书记讲到了五个“源自”、四大基础，很显然，协商民主有着其自身的独特性，同时又有优越性。

2014年9月28日至29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习总书记特别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这肯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党自改革开放以来非常重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建设，对它的内涵作了非常充分的阐述，对它的优越性也作了非常系统的论述。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集中体现在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知道，在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对中国的一些政治体制一直有一种“唱衰”论调。比如，我们现在经济发展比较有活力，但是政治制度上好像没有经济发展那么有活力，有的说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是列宁主义的东西，缺乏正当性、合理性。我想这些西方学者其实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仅不了解，而且存在着严重的偏见和误读。

我们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其自身的优势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今天，为什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迅速？它不是偶然的，不是天上掉的馅饼，也不像有的学者说的，中国人聪明。他们讲了很多非制度性的原因，就是不承认中国经济最根本的发展动因来自于我们有制度保障，这个制度保障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制度保障。

第一个方面，政治制度保障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政治制度能够把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充分调动出来，不断加强改善宏观调控，既发挥好中央的积极性，使经济社会发展又好又快，又能够发挥好地方的积极性。所以在“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应该说是比较迅速的。

大家知道，1978年中国的GDP只有2683亿美元，当时位居世界第15位，连当时位居世界第一的美国GDP的10%都不到。美国当时是26000多亿美元，我们只有2600多亿美元。到了2016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了11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一美国GDP的60%多。30多年来，差距缩小得这么快，一定是有制度原因的，而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制度，因为我们可以利用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我们的确办了很多发展方面的大事。

 

第二个方面，我们集中力量办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大事。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先后建了像三峡工程、青藏铁路、京沪高铁、京广高铁、沪昆高铁、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电信网络等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确实需要动员全国的力量，也只有动员全国的力量才能这么快办成这么多基础设施方面的大事，而且办得质量非常高。

我记得10多年以前，在青藏铁路通车庆祝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就讲过，“在建设青藏铁路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上百个单位、十几万建设大军同舟共济、团结协作，自觉服从大局，全力保证大局，形成了青藏铁路建设的强大合力。这一事实再一次充分说明，只要我们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并善于把这一优势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推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建设项目更快更好地完成”。我们办了这么多基础设施方面的大事，确实是发挥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

第三个方面，我们集中力量办了很多高科技方面的大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近10年、20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包括神舟飞船11次飞天、神舟十一号与天宫2号交互对接在内的载人航天工程，以及峰值计算速度每秒达到5.49亿亿次、持续计算速度每秒3.39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等科技项目。2016年，我国成功发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2014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曾专门讲到：“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我国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这个法宝搞出来的，千万不能丢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展协同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所以，高科技发展方面，一定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相信今后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办出更多的大事。

第四个方面，我们集中力量办了很多重大国际活动方面的大事。近10年来，我们先后成功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4年APEC北京峰会，以及2016年G20杭州峰会。这么多重大国际活动都是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办成的，都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成就。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对G20杭州峰会总结表彰工作作出指示强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筹委会和各有关部门、地方统一思想、各司其职、精心组织的结果。谈判协调有力有效，会议安排严谨有序，安全保障严密稳妥，新闻宣传有声有色，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后勤保障全面可靠，使杭州峰会落实了“西湖风光、江南韵味、中国气派、世界大同”的理念，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在二十国集团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

中国办的这些重大活动往往会引起世界的轰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国际社会的评论，说北京奥运会是无与伦比的，说上海世博会是无与伦比的，从活动举办的效果来看，确实非常得好。

第五个方面，我们还集中力量办了很多应急救灾方面的大事。10多年间，我们先后战胜了非典、汶川大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青海玉树地震，以及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等各种灾害。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优势性就在于越是在危难时刻、紧要关头，就越能使全民拧成一股劲，全国形成一盘棋，携手抵御风险，克服困难。我想，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制度能够像中国这样，一旦出现了应急方面的大事，就能够迅速形成力量，把事情妥善地解决好。

第六个方面，我们还集中力量办了很多民生方面的大事。如果没有我国政治制度的强大优势，这些大事要想办成真是不可想象。比如，精准扶贫。从现在开始算，到2020年，我们还有5000多万贫困人口需要脱贫。按照常规，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很困难。那么我们只有利用我国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指出，我们现在的扶贫开发是“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习总书记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讲：“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15年我们还有7000万贫困人口，时间十分紧迫，六年时间，平均每年要减少1170万，任务相当繁重，而且越往后，脱贫难度就越大。如果按照过去30多年年均减贫600万人的速度计算，7000多万人脱贫要11年，也就是说到2025年才能实现目标。习总书记指出，“采用常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地干，难以按期完成任务”，怎么办？只能集中力量，用非常规的思路和方法。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恰恰有这种能力。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实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跟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制度相比，确实是最明显的一个优势，是谁也不能跟我们比的优势。当然我们也听到一种议论，认为我们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成本高。表面上看，这种议论有道理，毕竟集中力量办大事得动员各种各样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即使我们短期内花了很多钱，却可能解决了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远的问题，那么今后这几十年就不需要再更多的投入了。有些制度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需要30年，好像没有花多少钱，因为是一点一点去解决的，30年过后也解决了，但是这30年中花的成本有多少？如果把这个成本算下来，集中力量一次性把问题解决所花的成本要远远少于几十年之内投入的成本。所以实际上，这种议论没有什么道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办的都是大好事，解决了老百姓各个方面的难题、问题。即使我们有投入，花了一些代价，那也是值得的。我们集中力量为老百姓办实事，不是为哪个人办事，投入再多也是应该的。所以。今后我们一定要更好地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当然，在发挥的过程中完善我们的制度，让我们投入的效率更高，这肯定是我们要继续做的一篇大文章。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保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保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而且既有公平，又有效率。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合能够让市场经济发挥更高的效率。

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同邓垦的谈话中就曾讲过这么一个观点，他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然后小平同志又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他马上自己回答道：“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体现在党的领导方面。如果我们再简化一下小平同志的论断，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在于“四个坚持”，就是四项基本原则。而四项基本原则最根本的就是共产党的领导。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我们知道，全世界所有市场经济都跟我们不一样，全世界真正在共产党领导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多，而且最具优越性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有什么特点？我想有这么几个特点，也是它的优越性。

第一，能够不断地摆脱利益集团影响的市场经济。

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一个特点就是能够不断地摆脱利益集团影响的市场经济，是以最宽广的胸怀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不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市场经济，而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市场经济，因为我们能够摆脱利益集团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党派私利。这也是共产党跟别的党不一样的地方。关于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得很清楚，就是共产党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的利益就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这点也是我们党反复强调的，即共产党是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

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党章中的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就是要防范和清除这种非法利益关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恢复党的良好政治生态，而这项工作做得越早、越坚决、越彻底就越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我们搞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够搞好？就是因为我们党没有特殊的利益集团。反观西方，市场经济各方面已经变成了利益集团的工具，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不仅俘获了政府，俘获了国家，还俘获了很多的政党。所以很多党派都变成利益集团的工具。美国有一位著名作家叫彼得·巴恩斯（PeterBarnes），在10年前就出过一本书叫《资本主义3.0》，他说：“较之美国，中国有两个优势：其一，中国加入自由市场游戏的时间较美国短，尽可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其二，中国政府尚未像美国那样已被强大的私有企业所垄断。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有机会为其经济发展另辟蹊径，从而在享有市场经济的要义的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我觉得他讲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谋利益的。所以站在一个超越市场各个利益主体的角度，能够真正为人民群众去设计，防止市场经济出现各种各样消极的东西，让市场经济发挥健康力量的同时，把那些消极的东西减少到最小。所以我们的市场经济能够健康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的第一个优势。

 

第二，能够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或者叫决定性作用有机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充分调动各种主体创业创新的积极性。为什么我们现在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能够确保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使我们在各方面的改革中，特别是在政治职能转变中能够走得比较快，有些部门能够从自身的利益中摆脱出来。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有部门利益，也正因如此，我们的改革才能深入。比如在上市制度改革方面，近一两年取得的成就为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2016年10月1日，我们正式实施了“五证合一”“一照一码”。所谓“五证合一”是指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全面实行“一套材料、一表登记、一窗受理”的工作模式，申请人办理企业注册登记时只需填写“一张表格”，向“一个窗口”提交“一套材料”。经过测算，这样可以为每个企业节约20个办证工作日。所以到2016年11月底，全国发放“五证合一”和“一照一码”营业执照230余万张。而且，电子营业执照的试点也在全面铺开。这一改革非常有成效。国家工商总局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全国新登记的市场主体1479.8万户，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超过1.2万家，而改革前平均每天只有6000多家。初创企业的活跃度保持在70%以上，其中78%的企业都已经有了营业收入。也就是说，我们给各种各样的市场主体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制度在市场经济发挥作用过程中所提供的一个重要基础保障。

第三，能够正确地处理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知道，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两者关系处理得好，市场经济就能够健康地向前发展。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有三点。

第一，经济学理论和历史发展的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以最有效率的形式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那么，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要求，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若要这个要求真正落实下去，就必须坚持我们的政治制度。如果政治制度本身受很多利益集团的影响，在很多方面政府部门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那么权力下放是非常难的。所以，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才能使我们做到这一点。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坚持我们的政治制度。既有科学的宏观调控，又有有效的政府治理。所以要发挥好政府的几方面职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处理好这个关系，把政府职能都履行好、发挥好，市场经济就能够得到健康有效的发展。

第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也就是要形成“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互促进的机制。不能只用“看不见的手”，忘了“看得见的手”；只有“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发挥不了作用也不行。所以，要在我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恰当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点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的。

2016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

2017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8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我们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让政府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政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和调整能力，提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竞争力。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这就把市场跟政府的关系讲得非常系统了。所以，有了健康、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能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也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公平正义的一面。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一种市场经济机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制度优势。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廉洁政治促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廉洁的政治制度。十八届六中全会讲，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务。廉洁政治既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制度要实现的重要内容。

我们的政治制度一定是一种廉洁的政治制度。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包括世界很多国家的共产党成立以来都要解决的问题。要想执政不变质，就要实现廉洁政治，这样才能长期执政，才能确保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曾经采取大量的办法解决廉洁问题。

建设廉洁政治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环境。现在，中央提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这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2016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纪委检查委员会2016年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7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政治局会议提出一个重要的判断，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这个判断确实非常重要。2016年初，习总书记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而现在，已经形成。

形成以后会带来非常好的效应。一是人民的满意度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党政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不断提升。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十八大召开之前，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是75%，2013年是81%，2014年是88.4%，2015年是91.5%，2016年是92.9%，逐年走高。短短四年，满意度上升了近18个百分点，非常不容易。压倒性态势的形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基础。我们知道，一个腐败行为猖獗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短期内有可能实现，但是长期是不可能的。只有政治清明，才能使国家发展有深厚的动力。所以，反腐败形成压倒性态势不仅大量减少了腐败的存量，而且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增量，政治生态正在得到重构，政治生态环境受到污染的问题在不断解决。良好的政治生态、优良的从政环境，使广大干部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学习和工作，从而更好地推进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

政治制度本质上有助于实现廉洁政治，而且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制度才能够实现。廉洁政治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开班仪式上讲：“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任何损害国家、民族、党和人民利益的腐败行为都是我们党所不能容忍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逐渐形成了廉洁的政治制度。廉洁的政治制度不仅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清明的政治基础，也为今后的发展积累了更加强大的动力。广大党员干部从前通过应酬进行交流，天天晚上吃饭喝酒，现在这样的情况少了，党员干部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上，提高自己的能力，以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基础，特别是廉洁政治的基础，这也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一个优势，这个优势的潜力是无限的，发挥空间会越来越大。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目光远大做大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仅仅局限于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目光远大做大事。有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任期制，总理、总统当选之后只能干三到五年，不可能设想10年以后的事情。这样的政治制度就决定了他们的目光看到的只是眼前这点事，看不到长远，但有些问题看不到长远，想解决眼前的问题反而困难。中国人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目光远大是我们政治制度的特点。

我国政治制度在设计发展时有三个方面的层次。第一，能够从战略理念上设计我们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制度是稳定的长期的政治制度，所以战略理念也很长期。比如，“两个一百年”。当然，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就讲到了“两个一百年”。十五大报告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零零零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在党的十五大时就已经提到了“两个一百年”的问题。建党一百年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建国一百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并对“两个一百年”战略理念作出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习总书记说：“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这就丰富了“两个一百年”的内涵，我们之所以敢想100年的事情，是由我们政治制度本身的长远性决定的。

那么，有了“一百年”奋斗目标，怎么去实现？我们的政治制度就确保我们有实现的战略步骤。第二，有战略步骤。不光要有“一百年”的战略理念，更关键的是有能够实现这个战略理念的战略步骤。实际上，我们党在设想“一百年”以后又设计了若干个20年的战略步骤。比如，邓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应该说，从1980年到2000年，这是邓小平同志实现小康的一个20年战略步骤。

另一个20年就是在2001年，江泽民同志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今后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是“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然后说，“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二〇二〇年力争比二〇〇〇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在此之后，十七大、十八大，包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都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小康社会的思想。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其中讲到，“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一口气讲了六个“成为”。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提出了若干要求，包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等。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还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要求。公报中提出，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这是对十八大的坚持。“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主要经济指标平衡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得到优化，投资效率和企业效率明显上升，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

我们党对“20年目标”非常重视，提出来以后，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八届五中全会，一步一步地，到2020年把这个目标扎扎实实地完成。我们奋斗了一个20年，是总体建成小康社会，又一个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步一步地向着百年目标在前进。

第三，能够设计战略实施的一些具体操作方式或方法。比如，要实现20年，首先要完成四个“五年规划”。我们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清楚地描绘出具有约束力的发展路线图和时间表，每一个五年完成什么任务，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用四个“五年规划”完成20年的目标。

再一个，我们还配套各个部门的五年发展规划。包括过去制定的新兴战略产业五年规划、国家文化发展五年规划、科技发展五年规划等，每一个五年，社会各个部门都会制定。

再一个，我们还编制区域发展规划，以经济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近年来，我们制定了很多，批准了很多，包括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长株潭、成渝经济区等新经济区。十八大以来，区域协同发展更是强劲有力，五大发展理念中专门提到了协调发展。2014年，我们通过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强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是大的战略区，不光是国内，还涉及国外，协调发展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功能互补、区域联动、轴向集聚、节点支撑”的布局思路，明确了以“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骨架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布局。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只要我们坚定地沿着规划纲要提出的路线落实下去，京津冀会成为带动整个区域发展非常强劲的动力。

 

2016年9月，国家正式印发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所以现在中国的区域发展有三大核心：一是“一带一路”，二是京津冀，三是长江经济带。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确立的，如果没有我们的政治制度基础，我们不一定能够通过这么多有战略意义的规划，这也是我们政治制度很重要的一点，它是我们实现战略理念和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所以，我们的制度很大一个特点就是目光远大做大事。这个政治制度避免了很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短视性，避免了只考虑眼前事。我们的制度并不意味着着眼长远就不脚踏实地了。我们首先立足现实，踏踏实实扎根现实，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制定了很多具体的制度。同样，立足现实与着眼长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把现实问题跟长远问题放在一起解决。如果只就眼前的事谈这件事，打不开思路，没有着眼长远，反而没法解决眼前的问题。目光远大做大事，这是很重要的，是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政治学家都承认的，包括过去一直“唱衰”我们制度的弗朗西斯·福山，也已经意识到这点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形不成集中的力量，同时，它已经丧失了对未来的判断，只有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看问题才看得非常长远。在制定政策、制定解决问题的办法时，才能够找到各种各样有效的办法。我想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善抓机遇善化风险

我们的政治制度既善于抓住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机遇，又善于化解前进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风险。这个优势我们应该很好地看到。

1.善于抓机遇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不断以完善的政治制度来捕捉各种世界范围内有利于中国发展的重大机遇。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有局部冲突，地区热点也非常多，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于对世界大战严重后果的认识，外交上开始由直接对抗走向缓和。那么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抓住这一机遇，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思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战略市场。我们利用政治制度优势及时地发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世界缓和局势，以及在缓和的局势下出现的以“和平发展”为时代主题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等一系列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剧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果断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是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行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非常好的，关键是比较僵化的经济体制，特别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再搞下去了，我们要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们正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牢牢地抓住了机遇，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进入21世纪，2001年在美国出现了“9·11”恐怖袭击和美国攻打阿富汗等重大事件。面对这些重大变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意识到历史出现了中国发展的难得机遇，并且我们抓住机遇，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再强调，“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新世纪、新阶段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的、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抓住了战略机遇期，中国的发展就比较迅速了。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在提出维护战略机遇期的同时，要延长战略机遇期。这个思想是在2014年11月28日到29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应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讲：“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这段思想我觉得非常丰富。习总书记首先说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要把维护三大利益（即国家主权利益、发展利益、安全利益）作为根本，特别强调我们要维护战略机遇期。但是习总书记又提出，“延长”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为什么提出“延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政治制度能够做到这点，我们的政治制度本身是稳定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为什么还能够“延长”？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以及各方面的制度在不断地完善和成熟定型，制度能力越来越强大，因此发现的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过去，更多地是别人创造机遇，我们及时地抓住和用上，应该说外生性机遇多。很多国家发展经济创造了一些机遇，中国人抓住并且用上了。发展至今，很大的一个机遇变化就是，内生性机遇增多，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创造的机遇在不断地增多，因为我们到这个阶段了，有经济实力了，有发展能力了。比如“一带一路”建设，它本身就可以创造出很多的战略机遇来，我们要把这些战略机遇转化为发展动力，包括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这些都为我们的发展提供战略机遇。所以，我们很自信地提出要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我们不光要维护到2020年，还要把它延长到2030年、204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善于化解风险

一个制度很重要的不光是要抓机遇，还要防范风险。如果不能防范风险，那问题就大了。如果光抓住机遇，机遇用上，产生结果了，但是一个大风浪来了，没有注意到，就有可能把创造的成果吞食掉。我们的政治制度有防范风险的能力，我们的政治制度就像一艘航空母舰，再大的风浪都能稳得住。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曾经讲过：“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

2000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曾讲：“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地遇到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困难和风险。远的不说，只要看一看党的十五大以来的这两年多时间，我们就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严重洪涝灾害的考验，发生了美国悍然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法轮功’邪教组织聚众闹事、李登辉抛出分裂祖国的所谓‘两国论’以及主张‘台独’的陈水扁在台湾地区选举中当选等重大事件。”但是我们扛住了，我们能够很好地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

2007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也提出过，“越是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之所以要突出地讲忧患意识，是因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的国际环境中，在国际国内各方面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现实状况下，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较大风险的可能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很现实的。我们必须有足够估计，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比如说，发生非典疫情那样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发生影响全局的严重自然灾害，发生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严重金融风波，发生世界性能源危机，发生影响我国的局部军事冲突，发生国际反华势力纠集起来对我国施压的情况，发生重大‘台独’事变，发生‘藏独’、‘东突独’等分裂势力、恐怖势力的严重破坏活动等等。”所以，我们党早有判断，而作出这些判断的前提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政治制度来确保中央领导集体能够敏锐地看到这些问题。

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需要注意的是，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要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出手及时有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

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及早意识到可能会面临风险？是因为我们有政治制度和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

其次，我们的制度有化解风险的能力。也就是说，即使出现风险，我们的制度也有非常强的化解风险能力。

第一，我们的政治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的力量。无论是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还是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政治体制，都是服务人民群众利益的制度，是能够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制度，这是化解风险最重要的制度基础之一。也就是说，一旦出现风险，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民众的力量来化解风险，就像出现“非典”疫情、汶川大地震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我们都可以通过动员群众，及时把风险化解掉，将损失减到最少。

 

第二，我们的政治制度有科学决策能力，确保重大战略、重要政策措施符合客观规律。特别是在化解风险的决策制定方面的能力，一是及时，一旦出现风险能够迅速在第一时间制定出政策和决策化解，二是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我们也能够及时地制定出化解风险的科学决策，而且一步一步地实施，从而迅速把已经出现的风险化解掉。

第三，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与各个阶层群众协商行动的制度，有雷霆万钧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这里讲到四个角度，一是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二是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三是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四是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那么，商量的结果是什么？能够形成最大共识。一旦出现风险，我们通过协商民主，通过坚持基层民主制度，就能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实际上，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来自于人民群众。所以，我们的制度不仅有防范风险的能力，还有化解风险的能力，并且这种化解风险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我们化解风险的能力非常强。比如，化解经济方面的风险，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10年以后的欧债危机等，这些是经济上的风险；化解社会方面、自然方面的风险，像大的水灾、“非典”、汶川大地震等。因此，要看到我国政治制度化解风险能力是相当强大的。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实有非常强的优势。我想这种优势来自于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的政治制度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自发形成的，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由此形成的政治制度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第二，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经常讲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建立政治制度并不断完善政治制度。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确立了，坚持了，还要发展，还要完善，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我们要不断地完善它，让它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在不断完善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好，都有一些需要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要在解决问题中完善政治制度，让它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另外，有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需要不断地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完善它。还要建立一些新的制度来不断丰富它。而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善的方向，一定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去完善，它不可能向着西方的所谓多党制、议会制方向去发展，这不是我们的目标，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完善我们的政治制度，要利用政治制度自身的优势。比如说，我们的政治制度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自我完善能力非常强大，不断地去改进自己，通过自我完善把优势发挥出来，同时能够不断解决可能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

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就提出来，用30年让我们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其中很重要的是政治制度要成熟、定型。政治制度一旦成熟、定型，就能够发挥非常强大的力量。其他各方面的制度也是一样，到2020年就基本成熟定型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展现给世界的优势就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在政治制度方面一定要有自信。当然，有自信不等于自满、自傲，不等于我们的制度完美无缺、不需要再完善了，不用再发展了，这不行。我们在自信的基础上一定要有完善、发展的态度。我们的制度需要完善、发展的空间还很大，但是无论怎么发展，无论怎么完善，我们不会向着西方多党制的方向去。事实也证明了，在当今世界，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断下降的。欧债危机出现了这么多年，世界金融危机这么多年，他们的政治制度怎么去解决？没看到能解决的前景，这说明西方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方面已经丧失了解决危机的能力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搞西方的政治制度呢？我们的政治制度已经超越了西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吸收借鉴一些国家在一些具体政治制度上的确实不错的设计，比如说权力制约的问题，怎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一些具体的办法我们可以借鉴，可以学习。但是政治制度是不能照抄照搬的，照抄照搬也不可能有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坚持好我们的政治制度。同时，要完善、发展好这个制度，使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更大范围内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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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玉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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