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经济新政的不确定性及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美国第45届总统特朗普即将上任，我根据他的竞选纲要及施政计划对其治国方略做一个前瞻性的预测分析。今天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特朗普新政十二大经济转向，二是特朗普新政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三是政策建议。

一、特朗普新政十二大经济转向

从特朗普的竞选纲要及施政计划看，可将其经济新政概括为十二大转变，包括：（1）金融政策——从金融监管向金融自由化转变；（2）货币政策——由扩张向收缩转变；（3）税收政策——从增税向减税转变；（4）财政政策——从收缩向扩张转变；（5）投资政策——从乱花钱向基础建设投资转变；（6）产业政策——从“海外制造”向“回归美国”转变；（7）能源政策——从能源安全战略向发展传统能源转变；（8）社保政策——从社会福利向商业福利转变；（9）教育政策——从单一高等教育向拓展职业技能教育转变；（10）移民政策——从“放松”向“收紧”转变；（11）外贸政策——从全球化向贸易保护主义转变；（12）对华政策——从恪守“一中政策”向以其做政治筹码获取经济贸易优势转变。

（一）金融政策——从金融监管向金融自由化转变。金融自由化是特朗普新政的核心。特朗普说，美国公司离开美国，既是因为税太高了，也是因为监管严厉，两者相比较，大规模削减监管规定比大幅减税更重要。必须摆脱监管，无论你主张自由还是保守。目前的监管造成公司不能运营，甚至不能启动，不能扩张，被窒息。

新政将试图废除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该立法对大型银行设置了新的资本要求，限制银行自营交易，以防金融危机重演。当下美国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了，这个法案也已经过时了，它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产物，衍生出来数百项法规，繁杂而无用，并催生了几个无用的官僚管理机构，阻碍美国民众从银行贷款。

新政将“暂停所有监管”，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可能被解散。重新审视现有的监管政策，放松银行借贷，为大型银行提供足够的资本缓冲，将允许银行从事自营交易和直接投资对冲基金，影响金融机构自营交易的《沃尔克法》则会被削弱。不会重新引入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分隔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美国大萧条时期把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进行了划分（分业经营）。前总统克林顿1999年废除这部法律（采用混业经营），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之一。

（二）货币政策——由扩张向收缩转变。特朗普多次抨击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它推高了通胀水平和市场对未来的通胀预期。随着经济复苏，美联储必须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支持美联储加息。特朗普表示，他当选后将撤换耶伦美联储主席的职位。

特朗普关于当选后换掉耶伦的主张并不现实。美联储不完全是美国政府组成部门，美联储从国会获得权力，需得国会三分之二通过。按照美国法律，美联储主席候选人由总统提名，并且需要国会批准，但美联储主席一旦当选之后在其任期内就不会受到任何政治干扰。耶伦于2014年2月开始了四年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在耶伦任期结束之前，特朗普无权撤换她。耶伦可能会面临一些压力，但只要顶住压力不辞职，特朗普将毫无办法。

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来看，议息由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决定，委员会成员包括华盛顿联邦储备局的7位执行委员加上5个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投票主要是基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和未来预期，不受外部政治博弈干扰。

2016年12月15日，美联储决定提高利率，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25个基点。汇丰预测，2017年至2018年，可能每年加息3次左右。美联储通过上调利率，限制货币供应量来抵消通胀压力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特朗普经济新政将推高市场利率并扩大利差，这对美国银行利润增长有利，但美元升值将威胁美国制造业复苏。

 

美联储加息的两个重要参考指标基本满足：一是长期正常失业率的估计值趋向于5.2%—6%；二是长期通货膨胀目标为2%。2016年10月失业率降至4.6%，为2007年8月以来最低水平；通货膨胀率接近2%。三季度实际GDP环比增长2.9%，为自2013年三季度以来最为强劲的增长率。美国财政部将自2017年的未来4年美国GDP增长率设定为3%-4%之间。上述宏观经济指标都为特朗普紧缩货币政策提供了支持的基本条件。

（三）税收政策——从增税向减税转变。特朗普说，美国公司离开美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税太高了，因此，决定大幅减税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特朗普经济新政以减税为重点。

针对企业的减税政策，包括：一是将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累进档由目前的七档简化为12%、25%和33%三档；二是将企业所得税由35%降为15%；三是对企业汇回国内的利润征收10%的一次性优惠税率。

针对个人的减税政策，包括：一是提高标准扣除额至现行额度的4倍，个人及已婚联合申报者分别提高到25000美元及50000美元；二是废除遗产税；三是将股息及资本利得税税率最高限制在20％；四是14岁以下的美国少年儿童享有托儿费免税。

减税政策落实，将使美国GDP增速达到4%，创造2500万个新工作岗位，将促使美股回购大幅增长。预计2017年，海外总计1万亿美元的利润中将有2000亿美元回流美国，其中有1500亿美元或用于回购，在总回购量中的占比为20%。美国大型企业的股票回购总规模将增长30%，至7800亿美元，将刷新历史最高记录。

（四）财政政策——从收缩向扩张转变。特朗普经济新政将完成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到财政扩张政策的切换，经济刺激政策的重心由货币扩张转为财政扩张。

特朗普新政减税规模可能在4-6万亿美元之间，基建投资规模在6000亿美元左右，这笔钱都将通过发行国债来埋单。目前联邦政府军费预算支出6000多亿美元，占总预算支出的比例居高不下。由于国债规模庞大，利息支出也是很沉重的负担。美国政府除了养军队和支付利息，再加上维持政府运转的花销和社保支出，财政预算捉襟见肘。奥巴马执政时期的“财政悬崖”始终成为特朗普头上的“利剑”。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2016—2026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从73.6%攀升至85.5%，创“二战”以来新高。美国税收政策中心报告说，除非政府支出大幅减少，否则到2036年政府债务将飙升到GDP的80%。

据美国税务基金会的预测，特朗普税收计划将在未来10年内损失10万亿美元财政收入，联邦政府将面临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的挑战，财政入不敷出的趋势将最终限制其财政政策的施展空间。

（五）投资政策——从乱花钱向基础建设投资转变。特朗普说，要确保钱用在基础设施、道路和高速公路上，基础建设不是核心，但它是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停滞了数十年，为此，特朗普新政推出大规模基建投资计划，近6000亿美元，打造一个高效的现代交通网络，包括铁路、公路、桥梁、隧道、高速公路、机场等。发行“基础设施债券”，鼓励民间购买，该计划将在未来十年为美国带来2500万工作岗位。

大规模基建投资计划能否实施，关键在于新任政府对财政赤字的容忍程度。共和党党内一直都反对提高债务上限，甚至以债务违约和政府停摆为代价。为了调和党内矛盾，特朗普新政强调基建计划基本排除从联邦政府资金中拨取资金的可能性，而是通过私营部门融资，但多数美国机构投资者对特朗普的基建投资计划并不乐观。原因在于：一是财政支出为扩张基建埋单的余地不大。美国较高的负债水平会限制财政政策扩张的空间；二是大部分美国联邦支出都用于包括社保、医疗在内的法定强制支出，可自由支配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很小。三是通过私人渠道筹集基建资金计划受阻。

通过基础建设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作为对抗大萧条时期的手段，在20世纪罗斯福新政时期就采用过，属于“逆周期”刺激政策。现在，美国经济已经摆脱经济危机并步入经济复苏阶段，这显然有悖于罗斯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六）产业政策——从“海外制造”向“回归美国”转变。将停止《公司离岸法》实施，逐步废除现存的损害就业的监管规定，把流向海外的制造业就业机会重新带回美国。通过设立关税来抑制公司一些全球化的行为, 比如将总部设立到海外、产品返运回美国时避税并且解雇美国本土工人。允许企业把滞留在海外的资金带回美国，反对公司推迟缴纳海外所得，对企业海外利润一次性征收的优惠税收入计入给财政，并用于投资美国经济落后的州。

特朗普的“回归美国”政策具体包括：一是降低美国国内企业税负，将企业所得税由35%降为15%；二是吸引美国海外资金回流，对迁回海外利润的美国企业一次性课征低至10%的税收；三是强迫跨国公司将亚洲生产线搬回美国，否则将向这些企业征收35%的重税。

（七）能源政策——从能源安全战略向发展传统能源转变。长期以来，美国坚持禁止近海石油、天然气开采让其成为长期战略储备，而大量从国外进口能源。特朗普认为，能源安全战略的高成本制约了美国传统能源的发展和工人就业，自从小布什执政以来美国因此失去了7万家工厂，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困住了美国公司的手脚。

特朗普新政将打破原有的能源安全战略，强调“传统能源工业回归”，化石能源才是王道，发挥美国本土煤炭、石油、天然气储备丰富的优势, 实现美国“能源独立”，使美国转变成为能源净出口国，同时，退出“全球气候变化协议”。

发展传统能源计划（“美国第一能源计划”)包括：一是减少能源储备生产活动（50万亿美元以下）的限制；二是减轻奥巴马和克林顿对能源基建项目的限制；三是取消对北极圈和大西洋海岸新钻探区开放的限制；四是扩大对页岩气土地的经营租赁（未来7年页岩气生产可以新增200万个工作岗位）；五是对开发传统能源的私人企业予以优惠贷款税率；六是进行为期10年的1万亿基建投资；七是撤销对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数十亿美元的资助。

 

（八）社保政策——从社会福利向商业福利转变。美国医疗保健支出占GDP的17%左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占联邦政府开支总额的41%；如不改革，2020年，医疗保健支出将达GDP的36%。奥巴马推行“平价医疗法案”加大联邦财政开支，使得其失去越来越多的政治资源，该法案屡受司法权制约，如强制个人投保的关键条款被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定为违反宪法。

特朗普认为，过去美国人在保健上支付的保费增加了1倍，却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主张替换或废除奥巴马政府的“平价医疗法案”，它让中产阶级、平民生活缴费更多、生活更加困难，将予以废除，只保留极小部分的“有益”条款，恢复美国联邦政府的监管角色和医保条款的历史作用。针对年轻和年迈受扶养人设立免税保障储蓄账户（对儿童保障和老年人保障费用可用于抵税），鼓励和推广健康储蓄账户，让普通人有能力在各个州购买健康保险，允许居民跨州购买医疗保险。

鉴于“平价医疗法案”现已被纳入美国医疗体系，全部废除将会导致巨大的不确定性，搞不好可能引起社会动乱，威胁到新政府的执政根基。因此，新政府的选择可能是妥协，即：部分废除、部分替换。

（九）教育政策——从单一高等教育向拓展职业技能教育转变。特朗普新政府将寻求通过《学校选择与教育机会法案》，这项法案将拓展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使2年制和4年制的大学更便宜，以确保7000万学龄学生、2000万高等教育学生、1.5亿在职人员有各种学习和发展的机会。将教育监督的权利还给当地社区。重新分配教育资金的使用，使父母能有权利选择送其子女去读公立、私立、教会、宗教或者家庭学校。

（十）移民政策——从“放松”向“收紧”转变。特朗普新政府将废除《非法移民法案》。对保护非法移民免遭遣返的城市取消联邦政府资助（如旧金山）。在美国南部和墨西哥3200多公里的边境修建隔离墙，由墨西哥补偿美国的修墙支出，对美墨移民给老家汇款征收额外手续费、对墨西哥的贸易产品征收关税等。

改革签证法规，完善生物识别出入签证追踪系统，追查逾期居留外国人，加重对于超期滞留的处罚。暂停从有恐怖主义倾向的且移民审查失效的国家接受移民。所有来美国的移民必须接受极端审查。遣返大约两百万的非法移民罪犯，倘若对方国家不愿意接收，则取消对方国家的签证。确认被遣返非法移民的国家确切接收了非法移民，切断对非法移民提供工作机会和补助。对于再次非法入境美国的重罪、多次犯罪、多次递解出境的罪犯，强制至少5年联邦监狱服刑。

特朗普通过加收墨西哥贸易关税等手段的移民政策，将引起美墨矛盾纠纷，导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解体。

（十一）外贸政策——从全球化向贸易保护主义转变。特朗普对外经济政策以贸易保护主义为核心。2016年11月22日，特朗普宣布了其“百日新政”的五项计划，将在上任首日宣布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把退出TPP当作他担任总统的第一项任务。紧随其后，还打算退出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退出WTO（世界贸易组织）、退出巴黎气候公约，推翻其所认为的、给美国带来负担的所有国际贸易组织及其相关协定。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开始一对一双边谈判，放弃一切与商业利益无关的意识形态，为美国捞取最大的实际利益。让商业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团裁定所有那些对美国工人不公正的非正当的国际贸易举措，利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来终止这些不正当的贸易。

（十二）对华政策——从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向以其做政治筹码以获取经济贸易优势转变。特朗普将把重归世界经济霸权放在第一位，首要目标是在经济上敲诈我国。特朗普利用美国对我国的实力优势诸如：经济贸易优势、军事优势、国际联盟优势等，向我国施压。特朗普将在贸易、知识产权、人民汇率等问题上向我国发难，严禁高科技流入我国，延缓我国的创新进程。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底线是：只要不损害“美国优先”的经济原则，至于中国和别的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不会为了与己无关的事情跟中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最终目的是迫使中国屈服，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以服务于“美国优先”的国内经济发展战略。

特朗普说，中国加入WTO导致美国超过50000家工厂倒闭和1000多万工人的失业，准备对我国征收45%关税。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于2016年12月2日，与“台独分子”蔡英文通话，12月11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要用“一个中国”政策向中国施压，在与中国就贸易等问题达成交易前，美国没必要被“一个中国”政策束缚着手脚。“一个中国”政策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基石，正如奥巴马对特朗普的忠告，欲改“一中”先想清楚后果。特朗普多次侵犯我国核心利益，将中美关系推向无法预知的未来。

特朗普上述新政能否“转变”成功，并不取决于其主观愿望。尽管特朗普主观上想通过以上政策转变达到其“美国优先”的政治经济诉求，但是，“十二大政策转变”哪些能落实，哪些落实不了，哪些只是政治作秀，将在特朗普四年执政的时间来进行检验。第一，特朗普的竞选承诺并不都会算数。第二，如果特朗普坚持竞选讲演的立场，特朗普过于激进的政策口号未必符合共和党巩固执政与发展的目标。第三，即便共和党人占据参议两院多数席位（参议院100个席位中占52个，众议院435个席位中占246个），但未取得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特朗普作为总统对相关法规并不具有一票否决权，仅凭个人意志无法左右其想废除的条款。第四，美国在全球不具有绝对的霸权实力，中国、俄罗斯、欧洲等大国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具有制衡特朗普胡作非为的实力。因此，“十二大政策转变”有许多是变不了的，有些则要打折扣。没有任何从政经历的特朗普的经济新政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将对中美经贸双边关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二、特朗普新政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对于中美关系是否已经走到“临界点”，美国有一种观点：美中关系已发生“质的变化”，进入“制定规则”和“体系”之争的领域，美国已锁定中国为战略对手，美国必须强力防止中国与美国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并向中国施压。在欧洲与波斯湾，美国都没有面临足够强大的对手，只有崛起中的中国才会挑战到美国霸权。前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兰普顿曾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美国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赢得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民众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

基辛格会晤特朗普时就中美关系给了他两个建议：其一，领导班子要有一个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人，以确保中美关系的连贯性。十分遗憾，特朗普安排的是反华学者纳瓦罗，不懂中国经济，还有反华学者白瑞邦，不懂中国历史与文化。其二，在中美贸易、南海等争端中，总统应当明白美国的目标是什么？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要防止的是什么？如何就这些问题与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中美两国的领导者应该都充分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无论相互之间存在什么问题，两国之间都不应该发生战争，不仅是为了两国人民，也是为了全人类。在上几任美国总统执政期间，基辛格在政治上一直是被边缘化的人物，特朗普是否会听取基辛格的忠告，或是孤注一掷地将中美关系推到新的战争边缘？对此不得而知。

 

特朗普的策略是以“一个中国政策”做政治交易，以获取经济贸易优势，我国不可能用领土做交易。贸易、汇率、南海等问题都可以讨价还价，唯独“一个中国”原则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因此，特朗普及其右翼团队选择台湾问题恫吓中国是打错了算盘。我国就此进行坚决反击，将使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面临破产的危险，他自然会知难而退。

特朗普对华新政的基点是自以为是的所谓“公平”和“优势”逼迫我国让步，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特朗普面临的现实是，美国财政寅吃卯粮，难以负担其称霸全球所需的庞大军费开支；国内“白种工人阶级”（white working class）经济地位下滑，民众整体消费力下降，无法再以巨额大众消费维系美国作为全球市场中心的地位。

（一）对华贸易政策影响。如果美国和中国、墨西哥贸易战打响，可能产生三种可后果：一是全面贸易战。美国对我国征45%的关税，对墨西哥征35%的关税。对方予以全面回击。这样的话，2017年—2019年，美国GDP将完全陷入“衰退”。即使美国GDP重回增长轨道，GDP增速也赶不上没有发生贸易战的正常情况。在全面贸易战情况下，美国的消费水平将大幅下滑，政府支出也同样大幅下滑。美国消费和政府开支将遭重创。全面贸易战将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高速公路以及装备制造行业的失业率最高，将达到10.2%，紧随其后的是建筑装备制造失业率10%以及采掘业失业率10%。从失业人数来看，由于消费量大幅减少，零售业将失去31.1万个岗位；批发业和医疗产业将分别失去25.7万、19.2万个岗位。从美国各州私营部门损失的就业比率看，西部地区就业损失最高达5%以上。二是非对称性贸易战。我国和墨西哥不进行全面反击，但是有选择地采取反制措施。三是短暂贸易战（不超过一年，我国和墨西哥和美国相互妥协）。如此，美国私营部门也将失去130万个工作岗位，占该部门就业总人数的1%。

1960年—2014年，美国对外贸易对GDP的贡献率，从不到1%增加到近30%。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至今，美国历届总统从未质疑通过国际贸易来提高美国就业和国际经济地位，特朗普还是头一个要打贸易战的总统。其结果只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两败俱伤。实际上，特朗普发起中美爆发大规模贸易战难度非常大。第一，共和党内部难以取得共识，激进做法会带来战略和外交风险；第二，特朗普并无独立实现对中国全面征收45%惩罚性关税的法律权利，法律只允许总统在不超过150天的时间里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最高15%的关税；第三，即便如此，我国也可向WTO提请诉讼进行反击；第四，美国无法承担由于贸易大战而带来的严重经济衰退和失业，这将使特朗普无法实现其优先发展美国经济的战略，并动摇其执政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如果局部贸易战开打，美国可能会对我国进口增加15%左右的关税。这对我国出口将产生很大影响，其中的机电产品出口可能首当其冲。美国自我国的进口商品以机电产品为主，2015年进口额2370亿美元，占美国自我国进口总额的49%。家具玩具、纺织品及原料和贱金属及制品分别居美国自我国进口商品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位，2015年进口额分别为556.1亿美元、426.2亿美元和248.7亿美元，占美国自我国进口总额的12%、9%和5%。同时，对我国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我国每1000美元货物出口的增加值为621美元，出口对就业拉动明显，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对我国就业拉动为59人次，出口贸易产生1.2亿个就业岗位。若中美两国发生全面贸易战将使我国损失2000万个就业岗位。

（二）投资政策影响。奥巴马任期内没有谈成的中美双方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特朗普政府是否接单继续谈判，是一个未知数。特朗普认为，中国对美投资加大对美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拟推出“排华法案”，对华投资进行审查。这将增加我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并购的不确定性，使我国企业在美国经营成本上升，制约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特朗普的基础建设投资将提升世界原材料需求，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这将对我国带来输入型通胀压力。

（三）金融政策的影响。特朗普新政的核心是金融自由化，放松所有监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金融过度自由化、银行缺乏自律通过“次贷”危机而引发的。目前，美国经济已经走出危机，特朗普准备故伎重演，眼见特朗普正在为全球下一次金融危机搭建新的舞台。

我国金融业好像没有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金融自由化似乎某种程度上走在美国前面。2016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到10.2%，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也不过6.5%。金融业占GDP比例快速提高，但制造业比重却在快速下滑，我国企业100万亿的负债，以4%计算，每年企业要交利息成本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2015年我国新增GDP总量。如果特朗普金融自由化得以实施，将会进一步加大我国金融风险，增加来自外部和内部金融风险的压力。

（四）货币政策。美国摆脱金融危机，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形成美元紧缩周期；而世界其他国家（包括我国）还处于经济衰退之中，纷纷采取不同版本的“量化宽松”政策。紧缩美元政策将打破全球原有资本流动、利率、汇率三者之间的平衡，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首先，全球资本反向流动。金融危机期间，全球资本从美国向新兴市场国家流动，现在，反过来从新兴市场国家向美国流动。新兴市场国家流出的资本增加了5.6倍（2014年—2015年从1110亿美元增至7350亿美元），我国流出的资本增加了1万亿美元左右（2015年—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新兴市场国家（包括我国）资本外逃会进一步加剧。 

其次，世界其他国家将被迫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要么停止“量化宽松”政策（包括降息、降准等），要么随美元加息而被动加息。否则，其本币兑美元汇率就会大幅度贬值，这对于还在经济下滑中的国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再次，面临资本外逃和本币兑美元的汇率贬值的压力，持有美元国债的国家只能被动抛售美债，以支持利率和汇率，避免资本外流。

紧缩美元政策将加大我国金融风险。前几届美国总统执政期间，我国经济处于上升周期；特朗普执政期间，我国经济将处于下降周期。2008年，我国实施四万亿投资计划时，自己并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四万亿“逆周期刺激”投资，间接帮助美国摆脱危机。如果当时不实行四万亿投资，也不会出现今天的产能过剩、地方债和企业债高企、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企业竞争力降低的被动局面。特朗普不仅未能感谢我国，反而落井下石。美元紧缩周期将引发强势美元和人民币贬值走势，资本外流、通货膨胀预期，增加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短期内，导致我国股市、债市、汇市三重下跌；加上我国国内金融信用膨胀带来资产泡沫，所有这些正在构成2017年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祸根。

（五）税收政策影响。如果特朗普新政将企业所得税由35%降为15%、对企业汇回国内的利润征收10%的一次性优惠税率得以落实，将对我国企业构成强大的竞争压力。按照经合组织统计，中国企业宏观税负高达37.2%，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30%-35%。按照国内的统计，我国企业2015宏观税负率36.9%，高于美国的35%。

（六）财政政策的影响。特朗普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使未来10年美国公共债务增加5.3万亿美元至28.4万亿美元。到2026年。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将攀升至105%。2016年8月，我国持有美债规模占总外汇储备的比重达37.2%。如果中美发生重大冲突，我国持有美债将有被挟持的政治风险。如果美国发生债务危机，我国持有的美债价值面临缩水的经济风险。

（七）产业政策的影响。奥巴马“再工业化”使美国制造业出现回迁态势，2013年—2015年，美国资本流出下降16.26%，资本流入上涨183.97%。而外资从我国制造业“进”在减少，“走”在增多。特朗普的“回归美国”产业政策及其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加快美国在华企业回流的步伐，可能使一些美资企业从我国撤资或者减少继续投资。例如，苹果公司把一部分Mac电脑的制造从我国转移至美国；福特汽车、通用电器等制造企业也从我国撤回部分岗位；星巴克开始将其陶瓷杯制造从我国回迁至美国中西部地区。

 

除了美国企业准备“回归美国”外，部分我国企业，如福耀玻璃，也准备把企业迁移到美国。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说，中国从事制造业，除了人力，什么都比美国贵。除美国劳动力成本是我国的2.57—8倍外；我国的电价是美国的2倍；我国银行借贷成本是美国的3倍；美国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我国进口原料3500元/柜（22.58美元/吨），我国出口原料1600元/柜（12.9美元/吨）（以上不含陆运、关税、增值税，仅含各种手续成本）；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是美国的2倍，美国高速公路不收费、我国过路费一吨5毛钱。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与我国生产成本处于同一水平。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我国便宜2%—3%。

“回归美国”产业政策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降低我国的就业水平，对我国吸引外资政策造成极大阻力。我国应该提高企业向国外迁移的高度警觉，并制定相应对策，否则，我国企业将难以竞争过美国企业，应付不了特朗普发动的“制造业战争”。

（八）能源政策影响。“美国第一能源计划”将扩大世界能源市场的供给，有利于抑制世界能源价格的上涨。目前，我国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进口国，能源对外依赖程度高达60%。因此，“美国第一能源计划”对我国的能源进口无疑是一个利好，但对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石油供应国不利。

美国退出新能源市场竞争，为我国“十三五”新能源发展战略开辟了广阔国际空间，201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增量占世界40%。

（九）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影响。西方关于基辛格对特朗普的建议有两个版本：一是组建中美俄新“神圣同盟”而牺牲日本和德国；二是美俄接近打压我国。特朗普可能在克里米亚、叙利亚、北约东扩上做出妥协，以换取俄罗斯对美国遏制我国的默认，避免中俄走近。美国可能会让中东继续混乱，让石油涨价，让俄罗斯得益，打乱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速度。基辛格建议采取与20世纪70年代相反的做法。当时美国通过接近我国削弱前苏联；今天则是要通过接近俄罗斯打压我国。

美国CIA报告认为，俄罗斯黑客袭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计算机服务器，帮助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作为回报，特朗普正式提名埃克森美孚CEO雷克斯·蒂勒森出任美国新政府国务卿，美国CNN称，这一决定是释放缓和美俄关系的信号。

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将变化，影响亚太格局。一是美俄矛盾缓和，美国将俄罗斯从敌人的黑名单上删除，而我国仍在黑名单之上；二是制衡中俄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加深；三是俄日关系得到改善。俄日都对邻国的崛起怀有戒心，日本试图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在东海和南海领土争端上追随美国，遏制我国崛起；俄罗斯则希望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以摆脱西方对其经济制裁的压力；四是利用美日韩同盟关系，放手让日本挑战我国，在东海、南海搞事，消耗我国的战略力量，利用日本限制我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影响力，以避免自己传统地盘被我国侵蚀。

美国退出TPP，将减轻我国地缘经济压力，它意味着以美日为核心的亚太新经济秩序解体，这将对日本造成重大打击。亚太经济圈的重心将会转向我国主导的RCEP。马来西亚将寻求推动RCEP谈判；秘鲁希望能加入RCEP；拉丁美洲其他TPP签约国将会跟进；澳大利亚转向投我国倡导的RCEP和FTAAP的方案。我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影响力扩大，有利于加快“一带一路”的步伐。

三、政策建议

对特朗普新政听其言、观其行，在其执政100天里尽快摸清：中美各自底线在什么地方？美国想要什么，我国能给美国什么？我国需要什么，美国能给我国什么？避免双方矛盾激化，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

（一）若美中爆发贸易战，美国并不占绝对优势。美国在经济贸易上占有相对优势，但不具有绝对优势，我国不是可以像世界上其它国家那样被经济制裁所制服的。

第一，尽管美国经济总量比我国大，美国占全球GDP的24.5%，中国占15%，但我国对全球GDP增量的贡献率达30%，而美国占12%。IMF认为，2016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2个百分点；美国只贡献了0.3个百分点。如果我国经济不再增长，全球经济只能增长1.9%；如果美国经济不再增长，全球经济仍能保持2.8%的增长。

第二，我国的贸易总规模3.9万亿美元，多于美国的3.8万亿美元（2015年）。

第三，从中美双边货物贸易看，美国对我国出口1161.9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5.7%，我国对美国出口4818.8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8%；从中美双边服务贸易看，美国从我国进口151亿美元，美国对华出口是484亿美元，简单计算美国方面在服务贸易上的顺差为485亿美元。

第四，我国列全球出口商品数量市场占有率第一名（1485个），美国仅列第三名（603个）。2015年，在全球全部5313种商品（按全球统一的海关编码计算）中，我国有1600多种产量占全球第一，超过第2-5名国家的总和。

第五，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我国作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比美国多40多个。

第六，我国是世界上保持国防和工业体系完整、独立和齐全这三要素的三个国家之一（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并且我国拥有全部工业门类（371个）比美国齐备。

第七，我国国内市场潜力比美国大4倍，我国在全世界的产业供应链条比美国延伸得要长。在中美经济博弈中，我国拥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可比拟的弹性和回旋余地。与我国打贸易战，首先受影响的将是美国大企业。

（二）鉴于上述现状，提出以下具体对策建议。第一，从理论上驳斥特朗普关于“中国加入了WTO使美国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的谬论。导致美国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慷慨救助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银行，却让其中小企业和一般居民自生自灭。让本已有钱有势的银行和大型企业，包括特朗普家族企业得利，中小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则被牺牲了。特朗普并不是从根本利益上为老百姓着想，而是把我国当成“替罪羊”，以转移主流政治人物无法兑现承诺的责任。就是说，美国自己得的病，却给中国开药方。

 

第二，从法律上推翻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立法基础。研究美国《对敌贸易法》、《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等使其能找到发动贸易战的依据，找出这些法律与WTO关于国际贸易法律体系的矛盾与冲突，用国际法制衡美国，起诉美国。

第三，打击挑起贸易战的美国利益集团。如果特朗普执意发起对我国无论是大规模、还是小规模的贸易战，我国均可以采取对应报复措施。我国可以取消20年内购买6700亿美元波音飞机的订单；取消来自特朗普支持者汽车州的订单；取消来自特朗普支持者在粮食、大豆等农业州的订单。这些措施将损害美国股东和工会的利益，导致对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加剧特朗普新政府的压力。

第四，暂停中美BIT双边直接投资谈判，为美在华企业投资设置障碍。譬如：禁止与美国企业进行电子信息服务，包括软件服务；对美实行战略资源产品出口管制；暂缓（终止）执行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包括软件、电影、音像、生物制药等等。

美国在华企业投资额达2280亿美元，如果这些企业经营受到双方贸易战的伤害，必将影响到其在我国市场的份额，丧失对其它国家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优势。

第五，游说美国国会和利益集团。美国在金融、财政、社保医保、种族、移民等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特朗普属于少数派。迫于焦头烂额的国内矛盾压力，特朗普自然没有精力挑战我国的底线。还有，游说美在华跨国公司，诸如：通用汽车、苹果、微软等，向特朗普政府施压。再有，发挥对华友好的非政府组织作用，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它们曾经在我国加入WTO、最惠国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六，与受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伤害的第三方国家和企业，包括美国企业，一同维护合法经济利益。尽管我国对美国市场依存度要高于美国对我国市场依存度，比如2015年我国对美货物出口占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1%，美国对华货物出口占比仅7.7%，可是我国对美国出口3656.9亿美元商品中的一半零件来自美国或其他国家。可见，美国在伤害我国的同时，更伤害了自己或其他国家。例如我国每卖一部苹果手机只获得7美元的加工费，而美国苹果零件供应商却至少从中获取40美元。

第七，加快国内金融改革步伐，防止特朗普金融自由化给我国带来金融风险的压力。必要时终止或者威胁终止购买美国国债，直接抛售美国国债，打击美国金融市场。强势美元将导致未来美国债市下跌，趁目前美国国债价格短期上涨的好时机，择机抛售美国国债。

第八，借鉴特朗普减税政策，倒逼我国税费体制改革，真正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为企业营造透明、宽松、公平的经营环境，增强我国企业与美国企业竞争的实力，而不是利用各种借口增加企业的宏观税费负担。

第九，不排除中美在基建投资合作的可能性。如果特朗普摒弃反华冷战思维定式，我国企业可参与美国基建投资计划项目。特朗普新政6000亿美元基建投资计划的资金存在巨大资金缺口，我国在基建投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在资金规模、还是在经营效率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如果两国能够就此进行合作，将给美国陈旧的基础设施带来丰厚的回报。

第十，我国应承担引领世界气候变化及未来新能源发展方向的责任。特朗普威胁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将使美国失去承担国际法律责任和道德高地的地位，我国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率先制定世界气候变化及未来新能源发展的国际标准。如此一来，要么是美国遵守国际规则；要么是美国与世界各国为敌。

第十一，加快组建FTAAP。利用美国退出TPP契机，加快RCEP谈判进程，为组建FTAAP，也就是TPP加上RCEP，创造条件，加快推进我国“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我国取代美国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建设性力量，而非破坏力量。在WTO框架下，联合欧洲、新兴市场国家、俄罗斯、东盟等共同书写合作共赢的世界经济和贸易规则。特朗普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利己（美国优先）短视，将自我孤立于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潮流之外。

第十二，警惕“逆基辛格建议”的危害。要警惕“逆基辛格建议”，即美俄接近打压我国。要根据特朗普制定的对华政策，及时调整对美政治、经济、军事新战略，继续夯实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日俄接近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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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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