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经典是我们先人几千年探索的经验积淀。没有经典就没有传统，没有传统就无法走到今天。《资治通鉴》是国学中的经典，蕴含着先人们丰富的治国理政得答和社会人生经验。史书的价值有二，一是作为史料，一是作为史著。作为历史材料，《资治通鉴》的隋唐五代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源、史料价值。作为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具有不可替代的阅读、鉴赏价值。有报道说，毛泽东终身翻阅《资治通鉴》，而且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即便我们不能深度解读《资治通鉴》，也应该了解这部著作的来龙去脉，成书的背景以及它的历史功用。历史上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著名战役的典故都出自《资治通鉴》。

一、《资治通鉴》概说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花费近20年的心血，连同他的助手完成的浩大出版工程。全书共计294卷，300多万字，接续《春秋左传》，记载了上至战国初期，下至五代末年22个王朝，长达1362年兴衰交替的历史。这部巨著可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得大治之格局”。宋神宗称其“鉴于往事，有咨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

（一）《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对治国安邦具有操作意义的经典。西方的学科分类是文、史、哲、数、理、化、政、经、法。我们古人的学科分类是经史子集。“经”指儒家的经典，属于主流意识形态;“子”指诸子百家;“集”指文集，包括唐诗宋词等;“史”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对应的历史。恩格斯有一句话，“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要了解当下，体察未来，唯一拥有的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因此国学被称为经史之学。在经史之学里面，曾国藩说，“读书有两个门径，修身不外读经，经济不外读史”，修身是做人的，做人要读经典；经济，经邦济世，经济天下，要读史。现实的情况千变万化，必须要有案例，才知道怎么去操作，操作就要懂历史，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经史之学，史比经来说更贴近现实。曾国藩认为经邦济世之书没有能超过《资治通鉴》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史记》，一部是《资治通鉴》。

（二）我们中国人最关注的是现实家国问题，而《资治通鉴》恰恰就是告诉我们这些，是经典中的经典。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关注。西方文明、东方文明和其他文明对各类知识的关注是不一样的。东方文明以我国为代表；西方文明以欧洲为代表；西亚、南亚的文明也有不同的特点。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古希腊代表人物是柏拉图，他讲学的地方叫阿卡德米，就是科学院的意思，门口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着：不懂数学就不要在这儿念书。世界上近代第一个科学院是十七世纪法王路易十四在巴黎建立的。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是西方文明的特征。南亚、西亚、北非产生了世界三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故乡在印度；基督教的故乡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除了印度和以色列，南亚、西亚、北非几乎都是伊斯兰世界，这个地方的文明是宗教学和神学的文明。希腊科学传到我国，被称为“淫技奇巧”、“怪力乱神”。而中华文明关注现实世界和人生问题，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希腊科学传到我国，被称为“淫技奇巧”、“怪力乱神”。由上可见，由于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历史经历和知识体系的不同，他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中国人最关注的是现实家国问题，而《资治通鉴》恰恰就是告诉我们这些。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说：观历代兴衰，识人事臧否。从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2100年来，汉、唐、宋、明、清这五个朝代占1500年以上，动辄两三百年，试想在交通落后的情况下，倘若没有真本事，怎么能够轻易做得到?！由此值得我们探索其机制、机理。《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本书。

二、《资治通鉴》的历史意义

（一）《资治通鉴》的指导思想在于“资治”二字。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标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学术真理的追求更浓厚一些，那么，《资治通鉴》的指导思想就在于“资治”二字：总结历代帝王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以便为包括皇帝在内的读者以史为鉴提供参考。当然，司马光不搞《春秋》笔法，也不咬文嚼字，而是表达自己的历史观点和评价。他主要依据精选的历史事实来说话，必要的情况下，他会以按语（“臣光曰”）的形式，直接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

再者，《资治通鉴》在总结历代兴亡实践中，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重视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司马光更强调“人君”尤其要负主要历史责任。

（二）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中国道路应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延续与创新。但是，近代以来我们对传统抛弃太多了。中国现在所走的道路是从其历史路径自然延伸出来的，我们现在的事业是在继承祖先事业的基础上展开的，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这就需要我们坚守传统、海纳百川、做出创造。问题是我们的治国传统是什么？大家未必清楚。搞清楚自己的传统家底，这就是读史的意义所在。

《资治通鉴》正面褒扬了唐太宗那样的仁明之君，批判了隋炀帝那样的荒淫之主，记述了创业者的艰难，揭露了乱亡者的无耻。一部《资治通鉴》描写了众多帝王五种（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不同的众生相，也留下了厚重的历史经验教训。平心而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何尝不也有创业者、守成者、乱亡者之别？而那些百年老店，往往也经历了中衰者和中兴者的反复。

（三）《资治通鉴》从问世起即受到广泛推崇，好评如潮。从南宋起，《资治通鉴》更是成为历朝皇家教育的必备教材，由天下饱学之士负责摘要讲解。明代重臣张居正曾为万历皇帝讲授过《资治通鉴》的部分内容，清代的康熙皇帝也曾精读《资治通鉴》并详加批注。

1954年，毛泽东同志与吴晗同志谈话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我们可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1956后，在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顾颉刚等著名学者对这部书做了点校。1956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书上“资治通鉴”四个字是郭沫若先生写的。现在世界上研究《资治通鉴》的人都用这个版本。

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就是说，当领导的不知道《资治通鉴》，那想治都不知道怎么治，有人作乱也不知道该怎么防；又说“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就是说，一般干部不知道《资治通鉴》，则上不知该怎么与领导打交道，下不知如何治理百姓;还说“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可见，《资治通鉴》是适合所有人看的书。

 

其实把《资治通鉴》讲得清楚、读得深入的是曾国藩和毛泽东，他们是文人但都能打仗。曾国藩给一个姓罗的年轻人写信，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一部书，光讲道理固然好，如果还讲权变就更了不得了。正如“一国两制”，“一国”讲的是道理，“两制”就是讲权变。一个人只懂道理不懂权变，那就是纸上谈兵。权变就是讲事态情况变化时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来加以解决。如果懂得权变，看问题就比较客观了，就不会愤世嫉俗了，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干部兴家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败家则往往是管不住自己，或管不住家人。这个书也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说家国兴衰，国事、家事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从这本书中我们能够吸取经验。

曾国藩的评价是很切道的，王夫之有本书叫《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中说，读《通鉴》有三个境界，一是提升自己，可以自淑;二是可以与人分享，诲人;三是可以知道而乐。我想，对于《资治通鉴》，我们不光要学，还应该能自淑、诲人、知道而乐。

三、《资治通鉴》的精髓

《资治通鉴》在总结历代兴亡中，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特别重视领导者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家国兴衰的影响。我们今天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司马光更强调的是领导者的责任。司马光上书宋神宗：修心之要有三：仁、明、武；治国之要有三：用人、信赏、必罚。司马光说这就是《通鉴》的精髓。

其一，修心之要——仁、明、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就是要以方向、目标、愿景让大家在精神、物质两方面愿意跟你干。修政治，即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得告诉你的部下，为什么跟着你干、跟着你走，得给一个理由。《资治通鉴》记载，刘备在有诸葛亮之前，无处藏身；得了诸葛亮之后开疆拓土，建立自己的基业。诸葛亮有本事，三顾茅庐很重要，说明刘备有诚意，见了面以后，刘备讲了一句话，“如今汉室将倾，奸臣窃国”，就是要光复汉室，那个时候皇帝是汉献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被称为曹贼。所以刘备到荆州来，光复汉室就是他的政治方向，他用这个理想鼓舞士气。就是得有一个方向、目标、愿景，政治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还要有“养育”，不仅要养百姓，还要让百姓吃饱肚子，就是既要有脑袋，还得有口袋；既要有意义，还要有利益。这两个都有，人们才愿意跟你走。这里面一定要把政治、意义放在前面。要在充分考虑员工物质利益的情况下，把意义、价值、精神等放在前面，这是领导的艺术。

至于“明”，就是判断力。“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就是要磊落，知道义，有安危意识，有分别贤愚的判断力。

“武”就是决断力。“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就是要有决断力，决策之后勇往直前，奸佞不能迷惑你，不能改变你的主意。

其二，治国之要——用人、信赏、必罚。“用人”，指的是干部的任用;“信赏”、“必罚”说的是激励约束机制。唐太宗说，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制度要严明，最关键的还是用人；信赏、必罚是外在的治理手段，这些手段的交集点就是用人。如何用人、识人、治理国家，可以说构成了司马光管理体系框架。

四、《资治通鉴》讲析

《资治通鉴》记录了22个王朝的兴衰，涉及了《二十四史》里面的17部正史。

典故一：楚汉之争的启示。毛泽东同志曾说刘邦是我国历史上最厉害的一位皇帝。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石勒，是位英雄，但不识字，有人给他读史，并问他欣赏历史上哪位皇帝，他说要是遇见刘邦甘愿称臣；遇见刘秀就要跟他争一争；至于曹操，则根本看不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世界上有两个伟人：一个是刘邦；一个是凯撒大帝。

启示一：领导艺术的一个基本点，就是谦卑。公元前226年刘邦在洛阳问大家，我怎么赢了?大家七嘴八舌讲了很多，刘邦笑了说我不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三者皆人杰，我能用他们，所以能取天下。项羽有个范增不知道用，所以败在我手里。这就是领导艺术的一个基本点、起点，只有谦卑，别人才敢谏言，才能集思广益，从而作出全面判断。

再看看项羽的见解，他说，我自起兵到现在八年了，经历70多场战争未曾输过，最终困顿在这儿，是天要亡我。项羽至死都不知道他跟刘邦的差距在哪儿。领导的第一门功课就是要知道我不行。因为领导不是一个自然人，而是岗位、是角色，在这个岗位的人不是给自己做决策，而是给方方面面做决策。在这个岗位上，权力越大，盲点就越多，所以必须集思广益。

启示二：领导者要有知人之智。萧何治国、韩信打仗、张良战略筹划，这三个人都是人杰，刘邦能够很好地协调他们，这就是知人之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知识背景，所以看问题的侧重面是不一样的。三杰的任用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刘邦用韩信。

 

韩信当初在项羽麾下，项羽不用他，韩信就跑了，到刘邦这儿，刘邦也不用他。在用不用韩信的问题上，刘邦和项羽是一个水平的，因为他们都是楚国人，韩信从小受胯下之辱，名声不好，都不用他。萧何知道韩信是个人才，就给刘邦推荐了。刘邦听萧何的建议就提拔了韩信，但仍没有达到韩信的预期，所以韩信就跑了。萧何来不及报告，就去追韩信，两天以后才把韩信拽回来。萧何回来对刘邦说了一番话：“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刘邦采纳，拜从未立过功的年仅24岁的韩信为上将军，这需要多大的判断力！刘邦和项羽打仗，从来没有赢过，所有的胜仗都是韩信打赢的，最后垓下之战的统帅都是韩信。韩信赢了，刘邦就赢了。可见，刘邦这样的才是高人；项羽这样的不是高人，力拔山兮气盖世，喑恶叱咤，千人皆废，这不是本事，仅是匹夫之勇吧。

看《资治通鉴》的卷一，谈的就是这个道理。子思是孟子的老师，孔子的孙子，他说，“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事是而臧之，犹却众谋，况和非以长恶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就是说，如果领导自以为是，大家就不会献计献策了。即使领导决策是对的，也应该集思广益，百密总有一疏，更何况决策错误，却一味获得拍马屁奉承，会使错误更加严重。作为领导人，不明辨是非，一味地喜欢歌功颂德，没有比这更昏庸的了。而作为臣属，不坚持真理、说真话，一味阿谀自保，没有比这更奸佞的了。领导愚蠢，臣属奸佞，能得到百姓的支持么，国家能长治久安么?！

启示三：领导应该管重大的人事布局和重大方向决策，应该举重若轻。不同的领导层干部有不同的领导力、有不同的要求。“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基层干部得有能耐，没有能耐，别人不听你的。所以基层干部要勤勉、要有执行力，基层干部要尽己之能，你的能耐就是你的领导力。中层干部要尽人力，需要把人的能力调动起来，要有沟通、协调能力。《资治通鉴》记载，处罚20鞭以上诸葛亮就要亲自审批，最后他50岁就累死了。当领导的，一把手不能太忙，越忙越糟糕，应该让手底下人去做，越俎代庖，非常辛苦，事情还不一定能做好。古人这点经验跟现代管理学是相通的。那么应该管什么呢，应该管重大的人事布局和重大方向决策，领导应该举重若轻，再大的事他都会把大家派放在各个位置上，然后他管最重要的。

典故二：唐太宗用人之道。启示一：用人如器。贞观元年，唐太宗的大臣好久没推荐贤能之人，皇上就问，为什么不推荐？这位大臣回答说，我不是不尽心哪，而是至今我也没有看见什么奇才异士，都是普通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人才。唐太宗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代治理天下的难道都是从别的朝代借人吗?就是说，我们用人就像用工具那样，尊重人才，用他所长。而且“用人之长，就容人之短”，“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就是不要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要靠制度约束，让其天使的一面得到张扬，魔鬼的一面得到遏制。

唐太宗临终之前，给其子写了个遗嘱，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谈“用人”的，他说：明主用人，就像巧匠处理木材一样，直的做车辕，弯的做车轮，长的做栋梁，短的做栱角。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就是说，把人分为智、愚、勇、怯，并不是分为三六九等，智者、愚者、勇者、怯者都是人才，关键是怎么用他。

“知人者，兼而用之。”当领导的，不能用一个观点看人。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一定跟他的岗位、跟他的任务联系在一起。一定要“用人如器”，锤子很有本事，那是对于钉子来说，可是对于布来说，就不如剪刀了。就是说，用人一定要放对位置。

“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割政分机”，就是要注意人才的组合。人才在这种组合下，不能发挥作用，可能在另外一种组合下，就能施展才华、互相配合得很好。  

启示二：唐太宗用人之术。唐太宗在谈其成功之道时说：“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意思是说，一是取才胜己者(选比自己强的人)，要恢弘气度，不按照自己的模式选人；二是用人之长、弃其所短，这需要能识得真才；三是使贤不肖各得其所，什么人可用，什么人可信，心里要有数；四是容忍耿直顶撞者，要有大修养；五是一把手不搞小集团，不管亲仇疏远，一旦用之，爱之如一。唐太宗讲的这五点，都是他的用人之术。

唐太宗在谈“用人”的时候，还特别提出了对隋文帝的评价，说，隋文帝太多疑，刚愎自用，什么事情都自己决定，不信任别人。群臣都知道他刚愎自用，也就不敢劝谏了，所以二世就灭亡了。唐太宗说，我择天下贤才，让他们去做这些事，然后汇报到我这里，有功就赏，有过就罚，用天下之才。

 

典故三：汉武帝之用特殊人才。《资治通鉴》卷二十一，记了汉武帝一段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就是特殊人才，不要追究其有没有缺点，关键在于他的本事，重点是领导能不能驾驭他。曹操提出“唯才是举”，只讲才，不讲德。司马光讲“德”不讲“才”，认为有才有德是圣人，无才无德是愚人，德胜才是君子，才胜德是小人。

一个国家、一个王朝，建立的时候人才济济，因为不拘一格用人。到王朝灭亡的时候，就没有人才了，因为道德的“筛子”把人给“筛”掉了。所以今天在这个问题上，要思考一下这个“德”是什么?首先，法律层面不能缺德，再有本事，违法那也不行；其次，从制度和文化的层面约束，让人性中善的一面得到张扬，恶的一面得到遏制。就是应该退到文化上来讲这个问题，不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个有德，那个没德。谁都有“有德”的一面，谁都有“无德”的一面。人是生活在群体当中的，没有“群”，别说洪水猛兽，连藏獒、狼狗都对付不了。没有“群”，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不能提升，譬如纺纱、织布、染彩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怎么处理好这种群体关系，这是人类永恒的命题。处理好了，社会就和谐；处理不好，社会就乱了。一个人不敢为非，是领导厉害；一个人不去为非，说明制度厉害；一个人不想为非，是文化厉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反腐，让权力得到约束，讲的就是制度和文化层面的事情。

典故四：《资治通鉴》把领导分为五个等级。即：创业之君、守成之君、陵夷之君、中兴之君、乱亡之君。创业之君的特点是智勇冠群；守成之君的特点是中等才能，能够约束自己；陵夷之君是中等才能，但不能自修；中兴之君是才能过人，自强；乱亡之君是下愚而不可改移者。这些评价都是从两个方面说的：一个方面是指才能；另一个方面是指能不能管住自己——修心克己。

事例一：魏文侯的儿子叫子击。魏子侯出行的时候在路上碰到田子方，田子方是孔子弟子子贡的学生。魏文侯对儿子说：赶紧下车，给田子方作揖。田子方不为礼，扬长而去。子击就生气了，他对田子方讲，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就是说是富贵的人值得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值得骄傲呢？田子方回他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值得骄傲了，富贵的人怎么值得骄傲呢？国君骄傲了，失其国；大夫骄傲了，失其家，我没有听过失其国的人还有个国在等着他，也没有见到失其家的人，还有个家在等着他；贫贱之人，言不用，行不合，我穿着鞋，拔腿就走，哪里不是贫贱呢？这句话让我想起凯撒大帝在罗马的一次著名演讲说，位高权重者，如果是发脾气，百姓说这是狂妄；普通人发脾气，只是觉得这个人的脾气怎么这么大呢？位高权重者内敛低调，大家赞扬是美德；一无所有的低调，大家说这是活该的，你一无所有，你不低调干吗？就是说当干部的、当领导的所有行为都会被放大。

事例二：《通鉴》卷一记载，子思对卫国国君讲：君以后国事将日益糟糕。于是，卫国国君问其原因。子思回复，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也自以为是，而士庶人也不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就是说做领导的，要有反省能力，要谦卑。

事例三：《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一辈子是靠打仗得天下的，古人打仗最厉害的武器是弓箭。有一件事让唐太宗很吃惊，有人给他送来一批做弓箭的材料，唐太宗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说，我从小喜欢玩弓箭，拥有很多良弓，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材料，可是将其拿给工匠看却说都不是好材料。工匠说，虽然弓很刚劲，但发出箭以后，因为脉理不匀，箭会偏，射不到靶子心，所以不是做弓箭的材料。唐太宗立刻顿悟了，过去以弓箭定四方，用的弓多着呢，却没完全知道其中的奥妙。那么天下的事，我哪能都知道呢？还不知做了多少错事，失误多着呢。于是，唐太宗设置皇帝接待日，五品以上的官员轮流上朝进谏。这就是讲克己，如果唐太宗没有谦卑心，怎么能从看弓箭看走眼反思到自己治国方面呢？！

事例四：《资治通鉴》在谈到唐明皇时，有这么一段话：“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 《诗》云:靡不有始,鲜克有终,可不慎哉!”一个人刚上台当领导的时候，想建功立业，但能不能做到善始善终，这是考验领导素质、领导能力的，也包括谦卑克己。

五、小结

德国一位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轴心时代就是我们讲的孔孟老庄、释迦牟尼、犹太的先知、古希腊圣贤所在的古典文明时代。文艺复兴点燃了西方发展的火焰，启蒙运动跟资本主义结合，形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维护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秩序。法国孟德斯鸠和英国洛克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要是总结我们的传统，要海纳百川来弥补不足、摒弃糟粕。我们之所以走跟西方不一样的路，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有我们祖先的经验，这就是探索我们自己模式的最大理由，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这个理由。就是要不断地走自己的道路，传承我们自己传统经验中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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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斌）

责任编辑：李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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