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最值得读的书籍——经典

 

梁衡 著名学者、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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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经典？简单地讲，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典标准有三条：一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比如唐诗宋词，在它之前没有产生，之后也再不会产生；二是上升到了理性的程度，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比如一部经典小说，一幅经典名画，它已不是故事或者图画本身，而是创作规律、创新高度；三是经得起实践检验，可重复引用，能不断释放能量，如一些成语、名言，一两千年了，我们现在还在引用。虽然写不出这个水平来，但你可以背读，你可以在里面挖掘美感。

所以，经典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是长期筛选的文化的精华，是保证文化传承的火种。每一个领域都有它自己的经典。

经典是种子，是一个阶梯，是一个里程碑。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说，书籍是行将就木的老人给前来接班的年轻人的嘱托。牛顿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经典是前人的文化达到了的最高阶段，是巨人的肩膀。

这是《发现——数理化通俗演义》的插图。一个一个科学家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哥白尼最大的贡献是把宗教关于天体的理论给倒过来了，过去认为地球是中心，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恩格斯说，有了哥白尼以后，才把宗教的神话给破灭了，宇宙观倒过来了。布鲁诺为了捍卫哥白尼被烧死。开普勒把哥白尼的天体体系给完善了，哥白尼认为是圆周运行，开普勒三大定律发现是椭圆的。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特别是他发明了望远镜，直接看到了月球。最后，牛顿把物理世界的规律，用公式表现出来了。当然，再往后，我们还有很多巨人，比如爱因斯坦，都是踩着巨人的肩膀上来的。

 

2012年《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出版，文章的选择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它提出了一种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到现在我们还承认它；第二个条件，它的语言已经转入到了我们的汉语词典或者成语词典里面去，就是它在语言长河里被我们所承认，而且还在使用。思想和语言都要达到这个高度。

贾谊的《过秦论》，讲一个政权为什么灭亡；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讲人生命的价值；诸葛亮的《出师表》，讲鞠躬尽瘁的工作态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讲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是讲一个政权怎么巩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讲先忧后乐的思想；文天祥的《正气歌并序》，讲人要有正气；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讲一个国家、民族的崛起；林觉民的《与妻书》，讲爱的奉献；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共产党能有今天，就是这篇文章，我们塑造了共产党自己的模式。现在所有的贪污犯，实际上就是违背了这个东西。

文字上，比如这些成语：揭竿而起；救死扶伤；一家之言；拾遗补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知有汉，无论晋魏；居安思危；先忧后乐；天地正气；少年中国；充吾爱心，助人所爱；为人民服务。

经典是可以继承的，它是一个高度，一个里程碑，像科学、社会学、文学，要读就读这些东西，那么，你绝对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马、恩的书现在已经被我们社会普通认为是一种“禁区”，觉得太难懂了，太没必要了，或者觉得已经太古老陈旧了，其实不然。比如关于生态，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要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抵消了。”（《自然辩证法》）这说得非常质朴，雾霾、桑拿天，这不就是自然界在报复吗？拼命地搞城市化，拼命地发展汽车，拼命地增加人口，变成这个样子了。如果我们再稍微开放一点，有西方一百多年的经验教训，也不至于这样。

关于社会，晚年有记者采访恩格斯，问他理想的社会是什么。他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的政治经济学，其实他讲得很通俗，就是三个“所有的人”，能够得到工作，享受到物质生活，然后思想的自由。这就是一个将来理想的社会。

 

《共产党宣言》里面讲，说将来的社会是什么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将来那个社会，就是大家都很自由地联合，当然前提是物质极大丰富。

所以，有些经典的原理，你理解一下，其实很通俗、很简单。当然，有一大部分责任是我们搞宣传的、搞出版的工作没做好，没有把它很好地翻译过来。

怎么运用经典？读了那么多东西，你怎么使用它呢？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大概有五个方面的运用：一是用其理（思想）；二是用其句（原话）；三是用其形（句式）；四是用其意（意境）；五是用其趣（比兴）。

用其理（思想）

人们通常认为，散文和政治应该很难融合在一起，而我写的大部分是政治散文，怎么融在一起的？就是把经典的东西通俗化，要用文学翻译政治。比如刚才我讲了，恩格斯讲什么是好的社会呢？就是三个方面，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物质、精神、健康。还有《共产党宣言》里讲的，好的社会就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南方沙家浜那个地方有个村，叫蒋巷村，现在搞得非常富。全村55岁以上老人200人，按说各家都有别墅小楼，住房宽裕，三世同堂，足可养老。但村里又另盖200套老人公寓。平房庭院式，花木葱茏，阳光明媚。分单身居和夫妻居两种，面积不同。室内厨、卫、寝、厅，一应俱全。老人如愿与子女合住，则住；不愿即可搬来公寓自住。免去了许多因“代沟”所引起的习惯不合与情感磨擦。分而不裂，和而不同，亲情不减。“每个人的自由都是对方自由的条件”，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理想追求。在蒋巷村的墙上贴着辛弃疾的词：“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是一种什么生活？这种生活，辛弃疾是用一首词表达的，陶渊明是用一篇散文表达的，恩格斯是用“三个所有”表达的，《共产党宣言》里是用自由人联合体表达的。经典的思想，用文学的语言把它写出来，这就很好看，这就是把经典活用。

用其形（句式）

我们读了很多书，怎么活学活用它？宋朝词人蒋捷从北方流浪到南方，看到南方的风光很好，就很想家，于是写了一首词：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风又飘飘，雨又萧萧”，这时候人最容易产生乡愁：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银字笙调，心字香烧”，古人弹琴的时候，琴上刻的银色的字。读书的时候要摆一个炉香，他摆成一个心状形的，叫“心字香烧”。最妙的是这一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他把时间的流逝，用樱桃和芭蕉的交替来描写出来。这就是钱学森讲的五种思维里的形象思维。他不直接用逻辑思维来推，不是说“我出来一年了，我想家”，而是用形象来表达。

 

抗战时期国统区物价暴涨，《新民晚报》当时有一个标题叫《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这就是经典的活用，把形式借了过来。

《论语》里面有一句话：“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他说治国呀，不患寡而患不均。东西少不怕，只要平均一点，贫富差别不要太大，这样国家就能治理好。2015年11份，我在《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就用的标题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用其形并意（句式兼意境）

还有的把形和义结合起来，产生形式和意境都美的效果。毛泽东在1964年的时候曾经有个念头，他要骑着马从黄河口，翻过巴颜喀喇山，然后顺着长江走下来，走到上海，走一趟大约要四年的时间。当时中央已经同意这个方案，并组建了一个警卫排，给他找了一批马，在北戴河开始训练了。但是1965年，美国开始和越南打仗，毛泽东说不行了，去不了了。这件事情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年，后来写成一篇文章——《假如毛泽东去骑马》。假如毛泽东去骑马，中国是什么样子？因为如果1964年开始去骑马的话，至少要走四年，就不会爆发文化大革命。另外，他深入基层的话，会看到很多基层的事实，他的想法可能也不会那么天真了。

文章里，我假设毛泽东骑马走到黄河，又到了陕北了，会是什么样子？这时候陕北还很穷，毛泽东坐在这个山上，会有什么想法？《假如毛泽东去骑马》写道：“现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权，却还不能一扫穷和困，给民饱与暖。可怜二十年前边区月，仍照今时放羊人。”以前陕北就是这样，很穷，陕北变富是最近这几年退耕还林以后的事。“可怜二十年前边区月，仍照今时放羊人”就是借了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形和意。古战场上那白骨，家里人还在想念他，不知道他已经死了。既借用了这种句式，同时借用了它伤感的意境。

用其意（意境）

《晋祠》：“这里的水，多、清、静、柔。在园内信步，那里一泓深潭，这里一条小渠。桥下有河，亭中有井，路边有溪，石间有细流脉脉，如线如缕；林中有碧波闪闪，如锦如缎。这么多的水，又不知是从哪里冒出的，叮叮咚咚，只闻佩环齐鸣，却找不到一处泉眼，原来不是藏在殿下，就是隐于亭后。更可爱的是水清得让人叫绝。无论多深的渠、潭、井，只要光线好，游鱼、碎石，丝纹可见。而水势又不大，清清的波，将长长的草蔓拉成一缕缕的丝，铺在河底，挂在岸边，合着那些金鱼、青苔、玉栏倒影，织成了一条条的大飘带，穿亭绕榭，冉冉不绝。”《晋祠》大家都很熟悉了，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学过的，和《小石潭记》在意境上是不是互通？

 

用其趣（比、兴）

用比、兴的形式，不是把原句拿来，而是借它的趣味。

前年出了一件怪事，山西某地区人大常委会一人大主任连续两年采用“五言诗”形式来作报告，汇报工作。六百多句，一用到底，居然有人叫好。这是一种笑话，一种讽刺，说明我们的政治不成熟，也说明我们的干部爱卖弄，搞虚荣。我当时就看了以后觉得又气愤又好笑，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诗歌是形式美，报告是内容。如果道理说得再远一点的话，就是修辞学上讲的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是一个大经典，用这个经典来解剖这个问题：报告属于消极修辞，以把事情说清楚为原则，诗歌属于积极修辞，以产生美感为原则，这两个不能混。比如部队下命令，你不可能用一首诗下命令；商人不可能用诗签合同。但是奇怪，政界就有人敢用诗作报告，这说明我们政治的不成熟。我在《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里写道：“现在以诗来写工作报告，这确如马克思所说，是‘惊险的一跳’，如果跳跃不成功，那摔坏的一定不是形式，而是形式的拥有者。”就是马克思讲商品，摔坏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主人。

责任编辑：叶其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406/94231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