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将有效矫正全球化的失衡和偏差

一段时间以来，“逆全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民粹主义潮流不断涌现，无论是2016年的美国大选，还是英国退欧和意大利修宪失败，“黑天鹅”可谓满天都是，这代表着过去几十年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已经开始了逆转。在这种潮流的冲击下，政治表现往往不再代表人们的利益和正义，而将仅仅映射人们的情绪，其中一些保守的甚至是极右的观念和做法，可能给世界政治经济都带来更深刻的不确定性，甚至引发更大的动荡。换言之，它内在地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反现代化倾向和反全球化倾向，进而撕裂全球共识。追根究底，该潮流不过是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弊端的具体体现。事实证明，全球化过程中如果发生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经济危机、就业危机、生态危机，该潮流就会应运而起。

全球化是一直伴随着人类发展的，而不是近几个世纪才有的现象。西方早期推进全球贸易是非常赤裸裸的、暴力的，首先是殖民主义，后来搞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其他国家的门户。当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走不下去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在二战以后确立了今天这个秩序。但是，这套秩序存在以下重大弊端：

首先，全球经济运行规则不尽合理，大多有利于发达国家。全球化是公共产品。全球化的发展，客观上需要用规则去加以规范、约束参与者的行为，而规则的制定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所谓规则，其实就是对利益冲突的一种界定。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国际经济组织是由欧美等发达国家操纵，因此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来制定。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中虽然有些涉及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很多规则却是在发展中国家缺席的情况下制定的。换言之，目前全球化给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利益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及政治利益遭受损失的基础之上的。如，美国利用美元是世界支付货币及其主导制定世界贸易规则的优势，动辄控制美元的流动冲击某些国家的经济，从而制造机会洗劫这些国家的财富并控制该国经济，事实上使得美元成为全球和平的“祸害”。

其次，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使贫富差距拉大。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这种地位使它们依靠价格制定方面的主导权，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取更多的利益。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全世界20个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是20个最穷国家人均收入的37倍，而40年前仅18倍；世界最富的20%的人口的人均收入为最穷的20%的人口的98倍，而40年前仅30倍。不少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历程中，却更加相对贫困，有的国家陷入极端贫困。

第三，发展中国家往往需要在全球化进程中付出更大代价。发展中国家由于在企业规模、效率、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方面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相竞争，因而造成跨国公司的品牌和产品充斥国内市场，进而导致民族品牌消失；跨国公司操纵和控制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柱产业和市场，抑制了民族工业的自主发展；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并面临汇率风险和偿债风险，对西方国家的巨额债务支付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经常引发经济与社会动乱。还有，发达国家往往出于本国战略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不受污染，而把大量的污染工业都建立在海外，既消耗了他国的资源，还污染了他国的环境。

第四，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使得西方国家的民众也意见颇大。由于经济増长乏力，西方国家的中产和贫民阶层的生活持续恶化，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茨曾批评美国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现象，认为“1%的人拥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受”，这与林肯总统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概念完全不同。由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拥有巨大的财力影响着议会和总统选举，以及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免和重大政策的制订，因此，美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判断过程，不可避免更多体现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经济上的挫败使中产阶层、尤其是年轻人和穷人缺少了机会和希望；经济不振则导致贸易壁垒升级，资产保护、反外资、反移民等现象迭出；而政治右倾又使得民粹主义、反移民、种族主义等大行其道。

总之，现行的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造就了一个赢者通吃的全球化，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精英们一面享受着全球劳动力充分竞争带来的廉价，一面用全球化的资产配置来规避各种可能的风险。总之，差距越拉越大，一个按资分配的地球由此产生。因此，主宰世界200余年的传统全球化范式渐趋式微，已经不能符合变化了的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时代在呼唤新模式以真正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而“一带一路”战略横空出世，就是在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

首先，“一带一路”将塑造更健康的全球化。传统全球化是规则先行，强令发展中国家接受和执行，这有利于发达经济体高高在上，占据分工价值链的有利位置。而中国政府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是要让大家都获益的全球化。各国都热切接受，正是因为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全球化。如，长期以来，美国都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共品就是“安全”，而美国就是世界安全公共品的提供者。可是，在美国继续提供“安全”之时，中国已经将重点转向了与周边国家建立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得到深层次的巩固，这些基础设施将会给这些国家的发展带来长期保证。而美国可能还没想到，基础设施以及这些设施所能带来的互联互通实际上是跟“安全”同等重要的全球公共品。对此，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卡耶夫就指出，“一带一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互利互惠，是国际关系和世界贸易的新模式，将使全球化变得公平而且富有人性。《亚洲竞争力》报告认为，“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以来，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都在向“一带一路”沿线汇聚，在逆全球化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提示人们全球化正以另一种互利共赢的方式深入发展，正在为参与各方带来红利，造福沿线各国民众，并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所以，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这些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63%和29%。

其次，“一带一路”将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出现了大量的逆差，另一方面是中国出现的顺差。再平衡就意味着，除了全球货币政策的协调和贸易、投资方面的协作，更重要的是每个经济体本身如何调整，不平衡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事实上，全球化的再平衡，是一篇重要的、影响深远的大文章，涉及到减小贫富差距、全球环境保护、贫困国家援助等诸多国际议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建设“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欢迎世界各国参与到合作中来。中国每帮其他国家修一条公路或铁路、建一个经济园区、合作一个项目，都是在培植一个经济增长动力源，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再平衡。“一带一路”建设包括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文化的互联互通，都能够对传统全球化进行纠偏，从而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第三，“一带一路”将重构全球价值链。每一个时代，全球价值链在发生变化。2000年前后中国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并加入WTO，如今，全球价值链正进行升级改革，中国也在进行经济转型升级，制造业正迈向中高端。“一带一路”不仅支持企业链条式转移、集群式发展，而且使得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布局，建立起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完整体系。从而使得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正加快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转移，使处于工业化初期的欠发达国家有机会参与到世界经济分工中来，从而提高工业化水平。

最后，“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制度文化，因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对于全球化的路径开辟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人文交流与经济合作是两条同样重要的主线。中华文化或许不是什么救世主，但西方文化却已给人类带来很多麻烦，很多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传统和制度文化能够为世界纠偏。在过去，全球化被机械地理解为“西方化”，可是，“中国模式”成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把对全球化纠偏的希望寄予中国。儒家伦理的以人为本思想包含有丰富的权利思想，与西方权利本位思维具有一定的相通意义。中国价值体系中对义务的诉求成为对权利本位价值模式纠偏的必要条件，二者的整合具有紧迫性和可能性，而当前“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为其整合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因此，“中国模式”所内涵的政治协商、德法结合、一党执政、多党协商等特质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必将有力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内部治理，从而走上繁荣富强之路。

当下，人类经济繁荣发展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当前，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面对“逆全球化”局面，“一带一路”战略借用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紧扣开放包容和平等互利的建设理念，恪守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具有包容性、互动性、整体性等特点，必将改进传统全球化模式中因为个别国家一股独大、“有钱任性”导致的全球治理结构难以优化和进化的缺陷，这也是“先边缘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国自身改革的经验和灵感的发挥。我们深信，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通过构建共同愿景，加深合作，携手促进可持续发展，必将实现全球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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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川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406/94233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