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野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与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是对当代社会发展进程和环境的准确把握、洞察和介入。它旨在破解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代性难题，致力于解决如何以中国自身的逻辑完成中华民族人格自我完善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属于中国的现代性价值、现代性道德、现代公民品格建构等问题何以可能？中国要向世界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中国将给世界呈现什么样的发展图景？或者更深层次来讲，中国之所以需要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这一深刻命题的意义究竟何在？核心价值观及其相应的话语叙事是否足以矫正、重塑这个当下业已严重的价值沉沦、道德滑坡与失序的心灵，以重塑一种与制度结构和历史时代相适应的中国民众的理想人格？对这些问题深刻思考，考量着执政党的治理能力与现行社会的伦理治理智慧。本文通过考察中国现代性发展模式，以社会结构转型作为分析框架，揭示理解核心价值观在中国产生的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效果，并探究其价值与意义。

 一、现代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之历史际遇

当今世界竞争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全球资本与权力体系的硬实力，二是各自所凭借的“软实力”——文明。实力与文明缺一不可。如果说硬实力，潮起潮落，那么，文明却是长久竞争的底蕴。一个文明的吸引力，在于其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当今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深层问题，就是核心价值观能否直面破解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现代性难题。

无论是在传统意义上，还是在指向人类普遍价值观的中国阐释和中国发展意义上，我们皆以中国现代性为根本来理解中国的价值观，把现代性作为核心价值观形成的时代背景，作为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就此而言，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境遇问题就转换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究竟是否具有独特性？是否存在特殊学理意义的现代化“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抑或“中国方案”？即中国是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1.西方现代理论筹划和实践探索

现代性肇始于西方，西方率先建立起现代社会，且对现代性进行了实践探索与理论建构。

第一、何为现代化、现代性、现代化理论？所谓现代化，“如果有必要定义，那么现代化或许可以被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发生着急速的功能变迁——它伴随着科学革命到来，反映了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从而使人类控制环境成为可能。”［1］“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异常社会变革，是福是祸且不论。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业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 ［2］

现代化理论是在这场由现代化引起的社会变革中形成的。“尽管其模式不同，但却存在着某些基本的、共同的特点；机械化、自动化、专业化和都市化程度的提高；非生物性能源的广泛使用、积极持续增长；教育的高度普及；法制化进程的推进；个人自主性和理性思想的增强，等等。而对这一历史进程所做的专门性、系统性阐释和探索，则形成所谓的现代化理论。” ［3］

现代性是基于社会学意义的研究视角透视现代化，侧重于现代社会形态的研究时，提出的来界定现代的含义的。它指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较而具有的本质特征，即原则，是现代社会一种质的规定性。现代性乃现代化的结果。

第二、西方现代化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性价值设计。西方现代化肇始于18世纪启蒙运动，其核心价值观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民主制度与文化上的多元主义。由此形成了具有全球普遍意义上的所谓“现代文明秩序”。它以民主制度的方式呈现其价值，并将其价值渗透于日常琐碎生活中，使得源于西方的现代与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紧密相连；与宪政、民主、法治环环相扣，内在地嵌套在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资产阶级在生产、经济、交往、政治斗争甚至在每时每刻的细小日常生活中都建构了各种不同的力量，多方面的角逐和博弈的关系场景。在这里，被压迫者恰恰表现为能动的主体，他们去生产、购物、投票和旅游，表面上看完全自由自主的，可是正是这些自主生存的力量的引导上，资本控制和构序了生命存在本身的内驱力：在经济争斗和生存竞争中，深层控制存在的实质上不平等的社会构序的发生。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自由的生存形式本身恰是资产阶级权利部署方式，或者说是：一套从根本上塑形存在的不可见的链条的网络。” ［4］总之，西方现代文明是在一个有所积淀的现代性框架中展开，这有利于其拓展文明的自我治疗与纠偏机制，使其充满生机与活力，并呈现出继续向世界铺开、深度扩张之势。

第三、西方现代化面临的挑战。西方现代性以自由经济、民主制度和多元文化为核心所构建的现代秩序迅速在全球铺开。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西方现代性从器物、制度乃至价值理念上都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震荡。这似乎是对资产阶级主导的现代性这个沉重的时代唱出的挽歌。一方面，西方民主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移植变得异常的艰难。西方试图通过在发展中国家输入其价值观，更换政体模式的努力，并未达到全球民主化善治的预期。相反，代之而起的是独裁政权模式猖獗，乃至战火蔓延。据统计，2000-2015年世界上已有27个国家放弃了民主制度。 ［5］

另一方面，西方自身民主制度遭遇空前危机。一是从民主理论的演进上来看，民主始于2000年前的希腊，其原始意义就是指人民的统治，即直接民主。而现代民主制度却是少数精英主导的代议制民主制。这就意味着西方民主在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实存的民主制度设计上存在不同。从西方意识形态传播上来说，当它强调民主至上的核心价值观，它在将自己的制度描述为民主制度时，无疑给人们一种追求大众民主、自由的希望。二是从其民主制度设置上来说，其隐蔽性在于采取带有精英色彩的代议制民主替代直接民主。撒切尔甚至警告，只有独裁者才会诉诸直接民主的方式，比如公投的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吊诡的是，最近出现的英国脱欧公投现象，美国总统大选等等给西方民主制度带来巨大的挑战。这是否意味着寡头政治铁律下精英与大众的断裂，民粹主义暗流涌动？是否意味着西方一贯信奉的优质民主在向所谓的劣质民主演变？西方意识形态的高调宣传与实际制度设置差异是否导致了民主的理论预设、价值排序与实际运转流程的错位？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制度是否耗尽活力？更进一步说，西方在20世纪引进福利制度后，今天的西方困境到底是自由主义的产物还是福利主义的后果？显然，西方民主遭遇到的空前危机。当然，西方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同时，也开始了自身文明的调整。我们也必须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能力有一个恰当的评估，正确的判断。即其制度本身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否达到极限空间？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呈现

西方现代性理论筹划和实践探索的历程表明，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经济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文化多元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意识形态宣传中自由民主的强大号召力、公民平等的诱人口号，并没有带来福音。且资本主义自我修复能力已经达到极限空间。正如德里达所说，“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的联合，是如何在我们这个时代，导致了一个被福山称之为‘福音’所谓事件”。“在今天的世界秩序中，也即在全球化市场中，这种利益将从大多数人置于它的桎枯之下，以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制约着他们。” ［6］显然，这似乎不是福山意义上的历史终结，而是人类社会普遍的资本主义化演绎成为人类进步逻辑的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承载着同新自由主义这一西方意识形态底色在现代性的呈现之间的博弈，并由此重构世界历史的使命。

第一，现代性并不是具体的制度设计，而是一种精神指导。现代化脱胎于西方文化母体，但在其演化过程中，逐渐演变为一种精神指导，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制度勾勒。［7］中国当代文化形态不可能像西方现代化那样推陈出新地自然形成。当然，也不能离开中国本国的传统文化“无中生有”。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抗拒现代文明的文化惰性，且封建形态的改良性遗传，已然随处可见。传统文化仅仅依靠自身不能自我再生，需要对之进行改变。另一方面，西方文化除了具备普遍意义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具有西方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它不能直接转换为现代中国价值。

中国现代化，既要引进西方现代化变革传统，又要凭借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转型升级。因此，如何通过创造性转换，把西方文化、现代性普遍理想价值与民族传统进行整合，构建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呈现。首先、要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必须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意识形态底色，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主导着文明的发展方向，体现着文明的持久性与发展性，给社会发展带来创造元素与竞争元素。它旨在对社会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行动逻辑赋予意义，进行价值诠释，并成为规约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思维的理论对话空间。因此，无论是社会的定型、稳定还是转型与发展，都是以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建构和重构社会。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第三，核心价值观旨在破解现代性认同危机的难题。现代性，无论是植入性的还是被迫性的，它是一种绕不开的社会建制。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就是现代性是否足以完全撑起今天中国社会健康运行？如果说现代性是当下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题，那么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也经历着如哈贝马斯所说的价值体系不能为社会整合提供足够的合法性以确保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信任的“合法性危机”与“合理性危机”的难题。核心价值观的使命就是对价值观多元分化或者多元价值观冲突的一种超越。其实质不是消弭多元价值取向，在多中求一，在冲突中寻觅和谐，在万变中探寻不变。进而建构一种具有引领和主导的核心价值体系。因此，核心价值观，关乎国家治理的价值，旨在多元价值诉求意义上谋划国家、社会、公民共识的凝聚和提升的精神要素和现代性价值整合。就此而言，核心价值观要解决的根本难题就是中国现代性价值重构、整合与认同的难题。

最后，中国现代化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性价值设计问题实际就是如何解决从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上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层面的自觉追求；在社会层面上凝聚社会共同价值的自觉追求；以及个人在公民认同上的自觉追求，进而矫正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严重社会心态失衡、失序乃至呈现扭曲的状态等等问题。即中国如何以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和更为务实的方式为世界呈现出现代化发展创新的模式，并成为构成现代化的重要维度的问题。如果说，“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是有限的、局部的现代化。尽管大不列颠在印度统治时带来了铁路等现代化变化，但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8］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向整个人类体现“东方智慧”。因为，在这个被资本和战火摇荡的世界，西方主导的现代性，已经不足以消弭日益扩大的裂痕，日渐崛起的中国，理当在人类建构未来新型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二、对现代性的中国式反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之动力源泉

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内在精神与原则，它赋予制度以意义，并对制度发生的源泉进行诠释，对未来发展做出判断。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破解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代性难题。而现代化在最终意义上是对其评价的价值尺度的准确把握。它是一个民族通过反思自身现代性，找到本民族自身发展逻辑的合理标准，确立符合自身发展逻辑的核心价值观，进而做出自己的正当性选择的过程。因此，对现代性的中国反思与检视成为核心价值观生成的动力源泉。

1.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划分及其特征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迫于内忧外患，从外在形式上被动地进入现代化，且从外在表现上已经在器物层面进入了现代化。中国在追赶现代化、享受现代化带来的诸多财富的同时，也承受着现代化所带来的诸多病症，显然文明程度不够。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对梳理现代化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中国现代化的粗略划分。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对现代化做过一个粗略的划分，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860—1949年大约90年的早期现代化阶段。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从民国肇始到国民革命；二是从1949年—至今大约67年的现代化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30年。［3］

早期现代化的失败警示我们，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化。因此，我们“讲现代化，也不能不区别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 ［9］且需时刻注意“在破除一种使中国人无力实现自我转变而只能依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的同时，我们是否无意中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上只有西方历史经验所界定的导致现代性的变化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变化？” ［10］就此而言，中国现代化既不能割断自己的精神命脉，也不能避开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和中国现代性重构的文明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两个30年（1949—1979）、（1979—至今）。本文着重考察第二个30年的现代化进程，并对现代性进行自我审理。这涉猎到构成中国现代性的两个有力杠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独特性。在后面的分析中，会不断回到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上来。如果说西方现代性制度的确立是基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上，那么，“中国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并进入现代的”，“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从本质上是由其内部历史演变所决定，是一个中国过程”［11］。我国是一个有着自己完整历史的文明国度。政府在现代化中起着关键作用，国家与社会之间在不断地调试与合作的过程形成了官民共治的多元治理主体。政府与社会不是零和关系，而是一种共赢关系。公民不是在与政府的对抗与斗争中证明自己的存在与价值，而是通过有效的沟通，参与和协商来解决现代性问题，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二，中国现代性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凝结。现代性这一概念蕴含着反映人类文明共有的规律的成分。中国现代化首先是世界化，其次是中国化，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构中国的身份认同。从外在表现上来看，现代化高歌猛进，中国实现了崛起。中国与世界的高度融合，并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建构世界秩序的重要参与主体。这意味着富强已至。然而，从内在价值凝结上看，中国的崛起究竟是富强的崛起抑或是文明的崛起？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否意味着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现代化道路，仍是一条未经之路。由于民族的文明进程依赖于其合乎文明逻辑的实践经验与其合理性的价值立场的选择。因此，特定历史时期的任何民族都必然会对自己的理论体系、制度选择和发展道路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做出诠释与辩护。带有最大公约数的、处于主导的、主流的核心价值观便由此产生，并依此为主导进行现代化建设，彰显现代化内在价值凝结。并以外在表现与内在价值凝结的方式呈现中国现代性的特征。

2.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自我审理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不断冲击与挑战下，不断选择与变换发展模式的过程”。［12］即中国现代化发展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高效推进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它集中体现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治国纲领，具有自身内在的价值理性基础与价值目标追求。深入检视与审理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价值追求，是我们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重要前提。它拟解决以下问题：如何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身（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超越精神？如何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目标及其演进方向？究竟是何种文化力量与价值逻辑影响、引导和制约着当代中国人的价值信仰？

第一、中国现代化发展目的之自我审理。发展的目的在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实现。中国的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性的课题。一方面，从器物层面，有着学习西方的烙印。中国现代化之重构催生了民族复兴的期待。也正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硬实力，使古老的“孔夫子”扬名四海，也使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另一方面，从文化价值层面上看，经济飞速发展，人的自身素质却没有跟上去。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状况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这就需要审理与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的众多转型问题和价值问题。现代性在一般意义上，为个人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可能性，也为个性化的存在和选择打开了广阔天地。现代化带来的最大弊端就是人类的物化和精神的萎缩。而物化对精神的挤压，也带来了现代性危机，并导致文化的短缺、价值的滞后、劫富济贫多、富裕还民少的现象。因为资本增值的逻辑借着科技和贸易扎根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的同时，却又把意义的世界从人类心灵深处连根拔起。这种扎根与拔根双重作用使得现代性在创造了日益繁荣的物质空间时，却又压缩了精神空间，导致所有的现代化的扎根失去意义。同样，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呈现出物质欲望对精神生活的僭越以及个体主体性对公共性的践踏，并演化成为现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现代性症候。它犹如一面多棱镜将各个阶层的复杂心态折射出来。诸如现实生活中的仇富与仇官、浮躁与焦虑、忽悠与炫富、空虚与冷漠乃至暴戾等不良心态，皆源于现代性的病症——物化。物欲挤压甚至吞噬掉了人的精神世界，使得精神窄化与虚无化，导致精神力量让位于现代化的物性力量。“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 ［13］因此，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就是，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现代化面临着资本逻辑在中国怎样发挥作用？如何驾驭中国的资本问题？更进一步说，现代性叙事能在多大程度上释义它所处的社会发展，与人类生活？

总之，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因自身文化的断裂及其现代性经验的欠缺，在文明调整上还有不足。一是尽管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但同西方几百年积淀的现代文明还有差距；二是中国现代化高速发展自身存在的问题。因此，中国道路或者说中国方案，无论是其自身的完整还是对世界秩序的重构都应当考虑补上现代文明建设的欠缺。代替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既要接受技术理性的审核，也接受价值理性的引导。进而立足于中国现代化文明进程，对人类共同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理念做出中国诠释以深挖出广泛的世界意义。

第二，对中国现代化价值认同的审理与检视。“现代性的狂飙、理性的泛滥，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预想的成功和喜悦，相反却出现了‘道德谋划’的失败，现代人始终未能确立起现代道德精神的生长点”。 ［14］这使得价值观充满着盘旋、争执和喧哗的问题。如何回应现代性价值认同难题？这无疑是一个题旨艰涩，论域宏大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其核心是如何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社会认同、公民认同等三大认同问题？

首先，现代性带来的共识坍塌现象，加重了个人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马克思对现代性影响的经典解读是，现代性在对神圣的祛魅（即赋予人们拒斥绝对本体、解构形上理念的合理性）过程伴随着主体自我意识觉醒；而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既受到全面竞争的推动，又受到资本逻辑的宰制，带有鲜明的局限性。它“把各个人汇集在一起，它却使各个人，不仅使资产者、而且更使无产者彼此孤立起来”［15］，致使现代社会遭遇“共识坍塌”的危机。而重构价值共识的前提，是对于他者的尊重、对差异的包容与对多元的承诺。核心价值的最终旨趣在于实现国家发展之兴盛、社会运行之公正以及人之自我建构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破解现代性价值认同危机。问题是我们究竟以何种充分的理由，又将依循何种合理的逻辑，而非泛泛的学术演绎，来回应现代性价值认同危机。如果说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向全世界所做的基本承诺是对自己所坚定实践着的社会制度之先进性、优越性的信念，即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理论自信的合理性、合法性与正当性。那么在现实生活场域中，又如何让“核心价值观”成为调节人们生活际遇的信条，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其次，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始终绕不开的门槛就是现代化的本土化问题。中国现代性既面临着工业文明下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的浸淫作用，又面临着市场经济、全球化而展开的现代性问题。无论是在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民族复兴，还是在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的建构乃至个体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现代公民品格的锻造，皆涉猎到以下问题：如何来保障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创造性地转换和有机耦合，以超越现代性的西方逻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何以可能？

最后、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制度实践主体——公民的生成。问题恰恰在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由于过度重视质性特点的变化，而忽视了现代性的基本前提——现代公民的生成。其实，文明的本质就是人性的文明。没有公民品格的培育，现代化、核心价值观皆会落空。公民是现代核心价值观实践指向的应然主体。然而，当下国民普遍充满着不安与紧张的戾气，诸如首都机场爆炸、摔婴儿事件等，其恶劣行为让人不寒而栗。再如日常生活中在地铁、公交上为争一个座位大打出手等等这些个案的高发，不能不引起社会的深刻反思：中国五千年的礼仪之邦，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对传统仓栗食而后知礼节的反讽吗？我们究竟是在经历恒古的道德滑坡，还是经历道德领域的高速转型？这是否意味着建构在资本化的体系上的现代性，在给人以自由的同时，也有置入放逐的生存处境的可能？如何把握马克思曾作的判断：“自我异化的扬弃与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这一难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

 

 3.以社会结构转型作为分析框架，审视中国现代性，探寻核心价值观生成的动力

对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方位、表现形式、现存问题和建构路径的判断，需要一个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就是“社会结构转型”。即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力量转移的角度来反思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从中国现代化实践与现代性价值设计上看，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现代化实践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的政府语言呈现。它蕴含着党和政府对当下社会结构转型的模式、道路与目标的期许，并凝聚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把握就转化为：思考中共独特的政治支配结构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是如何形成的？这种社会结构和气质与中国传统文明有着怎样的交相关系？在社会转型这个分析框架中，如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历史建构与自身塑造？

第一，社会结构转型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从历史和实践来看，现代性源于社会结构转型开始的。现代化过程就是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转型便成为诠释已经取得且值得人们关注思考和解决的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分析框架。以社会结构转型作为分析框架，意味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从政治学研究领域拉回到社会学范畴，拓展了其研究视野。

首先，社会转型是文明转变的根源。现代性发源于社会转型。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现代社会既是以自由、理性与个人权利为轴心的现代核心价值转型为支撑；又是以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的深刻转变。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大体上有两种，内发型的现代化与外发型的现代化。在内发型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是在同一种文明圈内逐步展开；而外发型则是一种由外及内的传导性社会转型。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是两种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并在较短时间内突发的方式展开，是一种历史传承性的断裂。其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消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撕扯与断裂。如果说，社会结构转型是导致文明断裂的根本原因，并成为分析新的文明崛起的分析框架，那么，作为文明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当然也应以社会结构转型为分析框架加以诠释。

其次，社会结构转型是构成社会诸要素变化、重组与转换的集中体现。社会变革不仅需要价值引导，社会转型的成果更需要诉诸于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信仰之中，否则转型举步维艰。社会结构转型与核心价值观相互型塑。一方面，从社会结构转型可以透视现代化的本质。即从人的依赖（或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市场或资本力量相对独立出来；使个人相对独立且为主体。它经历着社会结构转型——领域分立——力量转移——利益博弈——思想分化的过程。社会结构转型成为引发思想变革的根源。另一方面，思想的变革也会影响社会变革。“思想和文化风格并不改变历史——至少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历史。但是他们是变革的必然序幕，因为一切世上的变革——价值观和道德伦理上的变革——会推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安排和体制。” ［16］因此，基于社会转型这个分析框架来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方位、表现形式和现存问题，是历史的必然。

最后、社会转型本是中国社会内生规定性的一次宏大而持续的文明较量，只有深度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才能探寻核心价值观的生成的力量源泉。因为“就中国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种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17］因此，以社会结构转型为分析框架，旨在探寻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形式。反过来也可以追问，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如何在传统中酝酿而成的？核心价值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是否有一个结合点，且这种结合是否足以锻造现代公民品质？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转型中面临的挑战。社会结构转型首先触发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日益复杂的现实问题。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现有西方现代性的内在机理上存在缺陷，即西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底色是新自由主义，其理论指向往往导致“社会中心论”。这种对社会的无限度的信任，致使社会与国家之间陷入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我国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底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方面，中国实行一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制，党决定着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另一方面，国家需要通过配套的机制体制创新来加强和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让社会力量加入协同共治之中，形成多元治理主体。当前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症结据在于：如何化解一元党政领导体制与多元社会治理诉求之间的张力？一元的党政领导体制如何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特征的社会治理相兼容？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如果放手壮大多元社会参与是否会削弱一元的党政领导体制？

一方面，厘清我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一种文明，必须研究这种文明在其独特的制度结构以及这种文明的价值担当者的精神气质。了解中国现代化文明，必须对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支配方式与政治文化进行深入理解。厘清社会转型的动力主体是什么？主体的塑造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是国家，抑或是社会？在我国，无论是在近现代或是当代，在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上，都呈现出与西方社会的巨大差别。就中国而言，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往往所起的作用更大。中国人有着寻找组织的某种惯性的冲动与本能。中共以其自身的先进性主导社会结构转型有着深厚的历史逻辑与制度逻辑。一是中央顺应民意，积极承诺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正视与解决，并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各种问题的对策。二是积极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发展思路上的差异，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思路，以解决地方国家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紧张。三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从严治党。要求共产党员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仅通过延伸触角，在数量上确保壮大党组织。同时，通过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手段，在质量上保证党组织的先进性。“无论是中共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还是中共通过党员对非党群组织的领导、或者群众路线，都在政党国家与人民群众之间呈现出极其复杂而又独特的交错关系。无论是将中共的这种集中，认定为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反面乌托邦’，还是将中共的群众路线或改革方向比附成西方式的社会运动或民主取向，都是乱贴标签”。［18］

另一方面，从理论研究上来说，我们对于国家与社会复杂关系的研究缺乏贴切的诠释，几乎忽视了国家视角，只是面对社会，遮蔽了对国家视角的研究。尤其是上世纪80-90年代，学术界把精力聚焦在城乡、阶层、社区、家庭等范畴之中，导致政党、国家、政府研究的缺位。到2000年政府行为才开始进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国家视角研究的回归，旨在突破社会学惯常的机制研究、底层研究、潜规则研究；旨在找寻如何把制度本身的设计与实际运作、上层与下层、规则与潜规则结合在一起，以透彻理解，现行制度怎样运作的？从哪里发端？如何沿革流变？如何加载在人的心中的？一旦遮蔽国家、政党视角，就无法了解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组织形态。［18］就此而言，需要强化国家权能。因为国家应有权能被削弱对社会来说是不利的。我们既迫切需要培育一个法治的、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又不得不依靠一个强大的国家体制来保护和完善市民社会，建设成熟的现代中国。

 

 三、破解现代性认同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当代价值

精炼而成的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统一，也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它在“从社会中来——理论凝练——到社会中去”的循环过程中，经历了理性与实践的双重检验。因此，作为包含民族禀赋与现代精神价值信息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持久性的理性思考与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肩负着对异质价值观的辨析的使命，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在社会价值中，“核心价值观因文化性而趋同，从而构成了中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属性交点；因政治性和民族性而多元，从而主导着中西核心价值观的差异”。［19］不同价值观的趋同性、相异性及其矛盾性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说，价值因交流而丰富，因借鉴而厚重，那么，也正是多元价值诉求的存在，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和意义才更为清晰。

第一，核心价值观凝练在形式上属于最严肃、最严谨与广涵式的呈现。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是沿着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方面，在时间维度上，核心价值观源自传统伦理价值，却不是传统的时间延展，而是重构了的传统，表现为当代中国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传承耦合，并赋予其新的意义。另一方面，在空间维度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置于中——西互通的世界维度，它是对西方现代价值的参照与借鉴，却规避了对他者的摹写。它不是直接的空间移植，而是他者的中国范型。尽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的世界意义与新的文明的可能性。并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价值范型的世界普遍意义问题而呈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一整套完整的话语体系，是空间与时间相互交织下的中国价值的集中反映。它经历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一次艰难的文化结合。因此，中国是一个黑格尔眼中的世界民族，对于西方文明来说，它的归宿却在东方。

其次，核心价值观的凝聚有助于厘清意识形态冲突“场域”里交织着的左与右、保守与变革、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等不同层面的角力和矛盾。这种矛盾并非仅仅反映在观念和思想上，而其背后密切相连的是利益集团形成的种种社会与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上。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实然”与“应然”的两极紧张。即大众意识或思想文化的实然判断——多元、多样、多变转换到“应然”努力——凝聚共识、建立核心价值观，形成价值共识的追寻上。 ［20］换言之，中国社会正从一个高度同质化的人民逐渐转型为分化的不同主体，且这个过程不可逆。如何将分化了的群体重新整合在一起？在什么基础上整合以及整合谁？面对这些问题，中共开启的群众路线实质上是让群众成为一个政治范畴的过程。通过政党与大众的结合而产生新的政治主体性，从而实现政党政治与大众政治之间的紧密结合与相互形塑。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民族凝聚力规避陷入“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语）中，也使得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成为平衡政治体系的承诺兑现与民众的信任预期之间的供需关系的过程。

最后，核心价值观凝聚是一个从政治宣传与走向学术研究相互形塑的过程。这为核心价值观理论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石和研究格局。“价值观涉及的是基本哲学的思考，需要逻辑推理，更需要价值澄清” ［21］这就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上厘清不同价值理念和理性与先进性，也为多元文化演进中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坚实的基础。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文明进程，对人类共同价值观中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价值理念提供中国理解与中国解释，以挖掘出更广发的和普遍的世界意义。总之，核心价值观，不是简单延续传统文化的母版，更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也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更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因而，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的议题空间。 ［22］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孕育着新的生命力。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及其运行都具有世界价值。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内在于社会主义事业振兴的命题，肩负着化解困扰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解构现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指向人类梦。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其主体不仅是中华民族，也是人类整体。经过现代化历程及其积累，中国在其政策设计、制度供给与体制安排上，其最终旨趣，旨在全球的现代转变格局中，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完成中国现代性建构，重构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历史，并同世界不同文明传统及其现代化一道共建人类文明新秩序。马克思在1857年“大胆预言”成为当下印证。“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23］我们无法断言，某种现成形态的价值形式，但是核心价值观在各种思想资源之间的碰撞、汇通果真能呈现出一种自主的建设性与创造新的融合，极有可能成为指向性文明的生长点。［24］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彰显

现代社会是多元主体，中国确立了人民主体地位和群众路线，把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保障人的公民权利，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最高宗旨和根本原则，把人民是否满意和拥护作为判断是非和工作好坏的根本尺度，对广大人民实行大幅度经济赋权、政治赋权、社会赋权、文化赋权，为每个个人的基本价值找到新的精神资源与制度上的存身机会。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种关注群众获得尊严、价值、地位与权力主体的感受与认同上，彰显其在现代化发展中的价值。

第一，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应然目标的基线与世俗生活的实然底线之间的统一。“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核心价值观靠将其价值观念浸润在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落地。” ［25］这就意味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其从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变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价值共识，并能在草根民众生活中落地生根。一方面，现代性所导致的物化与个体化，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15］它让“本质的人性降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功能化的肉体生命力，降格为作为凡庸琐屑的享乐”。［26］核心价值观通过不断拷问自身的精神状况，不懈追求超脱的人生境界，还原符合人之本性的精神世界，塑造富有人性魅力的人格品质，以对抗世俗的粗燥，对抗现实的束缚。

另一方面，精神生活的完善与精神境界的提升需要社会塑形与主体交往的社会生活空间支撑。一是生活层面的东西已经纳入了政治的视野，并开始获得政治话语权。［27］社会公众更倾向于从日常生活层面获取政治。二是意识形态也以一种弥散性的社会存在，悄然进入我们的无意识层面，进而编制为一种合理的价值体系。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唯有以社会生活为载体，才能以有限之深追寻无限之道，提升人的生命的样态。三是核心价值观代表着一个国家的道义基础和形象，进而决定性地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变革和社会发展方向。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彰显的制度精神，是一个国家运作得以立足，借以扩展、乃至延续的灵魂。它渗透于中国广泛的制度运作，政治权利逻辑、社会运行轨道中，“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28］

第二、核心价值观的凝聚是理论诉求与实践境况的统一。任何理论只有与具体现实相结合，才能凸显它的效力与限度。核心价值观的凝聚，经历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回到理论的循环过程。一方面，核心价值观的凝聚来源于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它是民族国家的奋斗目标，个人的行为规范，是基于日常生活所做的逻辑凝练。换言之，它源于生活，成于实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理研究应自觉融化于世俗中，让世俗闪耀出智慧，使得严谨缜密的理论懈驰，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纯。24个字，念在嘴上，放在心上，绑在腿上。

总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处的坐标认知结构与价值的建立，有利于我们更快进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生的种种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任重而道远。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从喧嚣的广场回到冷落的书斋，而今，从学院壁垒而出，走向公共媒介，走向街头和田野时代。这意味着理论工作者不仅需要将“以学术为业的精神”与“以政治为业的精神”相结合，还需具有“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韦伯语）的硬功夫，更需要潜心于“灰暗的、细致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而“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只做我们的工作，正确的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事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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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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