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雷：文化传承与国家治理

 

王兆雷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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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与国家治理

文化传承与国家治理

大家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对于中国来说，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中华民族与中华的文化。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讲的是王道，中国传统社会不是封建社会。从黑格尔到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马克思、孙中山，到毛主席，我们可以一路梳理下来，都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到底要建成什么样的社会？前面这些先贤和圣贤们都已给我们指引了一些方向。

下面我从国家治理的基础，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开始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理念讲的是文武不分途，文史不分家。文化一定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就是民族。由于民族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文化。中华民族创造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又凝聚成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更新、更大的民族。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进程说明了这个特征。中华文化一定要有共性，也要有个性。文化的个性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特征。中华民族自周朝以来就是一个由多民族凝聚在一起，具有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文化特征。中间虽然经历过许多历史沧桑、艰难困苦，但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由多民族凝聚而成的泱泱大国，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就是华夏民族。

简单地说，就是生活方式、信仰对象、艺术爱好、思想方式、地域文化、语言、文字、文化基础大致相同而凝聚成的一个群体，其中最重要的标识就是文化。这里面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人都说汉语，美国人说英语，法国人说法语，这就是文化的一个标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一位学者叫斯宾格勒，写了一本书叫《西方的没落》，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响力。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认为文化有一种生老病死的过程。同时他认为西方文化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到了一个没落的阶段，就要走到死亡的边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西方的列强抱着一种所谓的民族优越感，认为只有白种人是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不是野蛮就是未开化的。这种野蛮和未开化的民族，照理该由优秀民族来管理，他们的管理就是军事，他们的经济就是殖民，他们的文化渗透就是基督教。按照这种逻辑，他们到全世界争夺殖民地，而帝国主义内部之间也在争谁是最强者，于是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从现代医学解剖古埃及的人体结构来看，古埃及的人体结构和现代人的人体结构是一样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类的进化全在文化的进化和提升，这一点很重要，也很关键。西方近代的政治理论是强权。这是一种典型的强盗逻辑。西方文化是一种霸道文化，是一时之勇。而中华文化是一种仁爱政治，人心向善，是一种恒久文化。中华民族历来没有给这个世界上别的民族造成伤害。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到现在的发展轨迹看，西方政治呈现一种特点：兴也快，衰也快。英国从日不落帝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到今天的英伦三岛，也有分裂的趋势，这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当年的德国，兴也快，衰也快。到今天的美国，全盛中已经出现衰败的迹象。这一历史轨迹我们要做重点的研究。中国有句古话，“国家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妄战必危”。

 

让我们回顾梳理一下美国倡导的所谓大中东的民主改革计划。2004年6月9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以八国集团名义正式推出了美国倡导的大中东计划。该计划在对以色列、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22个阿拉伯国家实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成为布什政府对大中东国家的一项基本战略和政策。大中东计划囊括了阿富汗重建、伊拉克重建、以巴和平进程、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利比亚问题，甚至涉及到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个重要的伊斯兰国家的未来走向，构建所谓美国的理想在中东的实现。

伊拉克民众说，“我们不要美国推销的民主，我们需要面包和安定的社会秩序。”十几年过去了，不知道今天的美国如何看待当年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一个民族有了自己的民族语言，民族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有凝聚性，有引领性，可以持续发展，可以不断汲取别的优秀民族的文化，才可以持续延绵地不断壮大。这就是中华文化为什么5000年不会中断的真正原因。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地球村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让非洲人民按照欧洲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生活，总是别扭和不适应。同样，让伊斯兰民族过上欧洲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不适应。

比如，现在的恐怖问题，伊斯兰民族在欧洲就不接受基督教的文化的洗礼。于是就发生了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我国历史上早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在欧洲基督教的文化里就没法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而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良策。

正如1988年的《巴黎宣言》中所说的，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所以，中华民族必须做到文化自信。但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一直在抹黑和丑化我们的文化，打压和排挤我们的文化。这就是西方的媒体舆论战争。西方舆论的目的就是想用西方的文化来取代中华文化，从语言、服装到电影、电视，到建筑、报纸各种媒介，从网络到生活方式，给世人一种文化认识的误区，凡是西方的文化方式都是最好的方式，凡是东方的都是愚昧无知的，都是丑陋的，都是落后的。真是这样吗？西方的舆论和媒体从来都是为西方政治服务的，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楚的认识，保持清醒的头脑。

今天的美国民众特别羡慕中国人的四世同堂，也特别羡慕中国人讲的孝道。法国人还希望有一个皇帝在，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希望有一个中心和重心所在的文化背景所产生的历史心理需求。文化多元并存、一元主导是良性和谐的文化演进方式。

将来我们的文化发展重点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教化与西方现代科学合理的结合、融洽。我们要为世界守护和平与安宁，传播中国的善良文化、孝道文化、道法自然、美美与共的文化观念，造福人类，做出伟大贡献。“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才是大道之行。中华民族历史上有两大特征：第一，坚韧性。第二，包容性。对待不同文化均能容纳调和，这个词很关键。对各种文化均能容纳调和，所以，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为世界和平与美好带来贡献，可谓任重而道远。

 

那么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是什么？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是王道。《说文解字》说：“王者，往也”，大家都向往它，这个向往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认同。王者就是行王者之道。以力服人为霸道，以德服人为王道。中国传统政治是以德服人为王道。《现代汉语字典》对“王道”的解释是，在我国的古代政治哲学中，王道是君主以仁义治天下的政策。

在秦朝以后中外历史上，除了汉朝没有哪个王朝的治理能够达到400多年。汉代的儒家认为秦朝不可学，秦朝建国才15年，刻恩寡薄，应该用孔子的儒家学说治国。

中国传统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讲什么呢？讲涵养德性。为政不在多言。而西方的政治家擅长表演，比如，集会演讲、议会演讲、街头政治等，具有作秀和表演的成分。实际上政治的好坏主要在于政治集团如何做好践行和表率的引领作用。中国传统政治崇尚选贤用能，西方政治崇尚数量多少。多数就是对的，少数就是错的，现实的情况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候多数不一定对，这是中西文化观念不同的一个表现。

正如苏轼所说：“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扭转历史的不完全是军事和强力。历史上军事和强力的王朝都是短命王朝。历史前进的动力在人心，人心在于教化。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能找到这样经典的论述。

政治也是需要教育的，所以叫政教。政治如果违背人心，一味地用权来压制人，这不是治理，而是管制。管制非安邦定国之良策，更非善治和仁治。这是中西政治的一个重大区别。西方的文化背景是权力和金钱、政治。所以，西方的政治呈现一种特征：金钱政治。而中国传统政治中对于经济的观念是经邦济世，如果经济脱离了经邦济世、国计民生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经济就会谋富、谋私利，是资本主义和土豪劣绅干的事。中国传统的政治与经济规避了倾向个人主义以及倾向权贵政治的趋势和走向，秉承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经邦济世、济世救民。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的口号就可以验证这一观点，中国历史5000年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息，自然有它的伟大之处。中国历史上盛世王朝的治国理政的文化背景就是上面所说的“王者之道”。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不是封建社会。如何论述中国传统的社会不是封建社会？你看历朝历代的状元、探花、榜眼，这就是文物。比如，越南的国家博物馆在1840年以前的历史都是用汉字记录的，这种现象在东南亚很多。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文化方式，不说在整个亚洲，至少东亚、东南亚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用中华文物以及中华瑰宝来解读中华历史精神与中华文化精神，增强中华文化自信，这是一种“继往圣，开来学”的新手法。

秦朝实现了由封建制转换到郡县制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可是秦朝却是一个短命王朝，同样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秦朝15年而亡，而汉朝却能达到400多年的盛世王朝。这又是为什么？

纵观《二十四史》，中国传统政治是一部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的治理模式，是“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的治理模式。这种政治制度不是封建专制，也不是贵族专制，也不是君主专制，又不是军人专政，更不是商人和权贵可以操纵的金钱政治，而是一种天下为公，选贤用能的民主政体。而这种民主政体怎么实现呢？那就是科举制。

 

到战国末期，秦始皇于乱世中拔起，平定天下、四海一统，实施“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这个政治就是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制、天下安”的治国模式。欧洲的整个面积和中国国土面积差不多，可是为什么欧洲分成几十个国家？原因当然很复杂。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传统的主流趋势：中央统一是常态，分裂是病态；统一是人心所向，分裂是人心所逆。封建制是一种贵族分治，郡县制是一种士、农、工、商的治理方式。欧洲中世纪是一种封建制，贵族政治将人分成等级，永世不得翻身。而中国在秦朝就打破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设计，李斯就是士阶层出身，就证明了这个结论，实现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治理。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除去乱世和衰世以及元朝和清朝的部族军事专政外，其余的传统政治治理是中央集权制郡县制，这就是“百代皆行秦政治”的主要历史原因。

为什么说中国传统政治是文官治？在中国历史上什么人有资格跑到政治舞台上去施政呢？汉朝给出了答案。汉朝的教育制度分两个路径，朝廷自郡县到中央太学是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私家讲学，开门收徒是一种方式。学成后参加国家考试，经过考试合格后朝廷任命为官员。当时的教材，幼学阶段主要是《孝经》和《论语》。成人阶段主要是五经，人才来自于民间，教育出来的人才都很忠孝务实、质朴敦厚。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是融为一体的，有什么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规定商人不得从政，因为中国传统政治认为商人代表一种私人势力，政治是一种公共事业，如果掺入私人势力就会代表私人力量，所以不允许商人参政，这是中西文化关于政治理念的一个重大区别。

在中国，就是一字不识的人在其人生理想中，忠孝也是最重要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因为中国人认为一个不孝的人就不是一个好人。这是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的价值判断标准。西方文化不言孝，因为在西方文化的根子里，子女和父母是平等的，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不讲孝道，这是中西文化最重大的观念差别。西方人将人的精神寄托不放在父母身上，而是放在上帝那里。

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特点，士阶层通过选拔、考试、培训后到朝廷做官。近代英国的文官制度就是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士阶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治世阶段都是有重要的士阶层在支撑和主持。由乱世到治世也是由士阶层在支撑和主持，士为知己者死，就是这个意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家尽孝，到朝廷尽忠，以孝为忠是中国传统读书人和军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商人是一种经济势力，经济有逐利性。逐利就会谋私。而中国传统政治要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政治是一种公共利益的分配行为。据历史记载，从秦朝到清朝有明确的税费规定，包括税收的名称和税收的额度。皇帝和宰相不得轻易加以改动。在政府各级行政规范中，在唐朝唐玄宗时期颁布的《唐六典》一书中明确规定了行政的权力。从世界历史论，这也是一部最伟大、最具价值的行政法典，也是中央集权行政法典逐渐走向成熟完备的标志之一。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政治不是封建社会。

为了防止政府官员的腐败，特别设有御史大夫一职，负责巡视和监察，为朝廷三公之一；为了防止皇帝出错，又设置谏官一职，谏官可以指出皇帝的错误，但是谏官归宰相管理，谏官官职小，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设置谏官又有一个高明的政治用意，如果皇帝出错，宰相不好直说，谏官敢于谏言，规避了皇帝和宰相直接发生冲突，谏官说错了即可罢免，谏官说对了，皇帝采纳了，皇帝还落一个善于纳言的美名。这种高明的政治制度怎么能说是封建的黑暗统治呢？

政治的最好理想应该是没有违反人性和人性的制度的设计来统治和把持。可惜的是，近代以来的政治走向全是学习照搬西方的那一套，走了多少弯路。君主立宪、复辟、议会、多党、总统制，我们都试过了，结果都走不通，最后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一个政治制度必须符合自己民族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根基方能落地生根、茁壮成长。抛弃自己的精华，一味学习和照抄外国的法律和制度，这些都是肤浅的，是没有希望的，也是没有出路的。毕竟中华5000年的大国治理的经验和历史教训在那儿摆着。

近代西方兴亡的国家教训也在那儿摆着，一个5000年历史，一个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孰重孰轻，孰好孰坏，我们拭目以待，毕竟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兴起的国家都是海洋国家。海洋国家都有一个特点，历史都很短暂，国家都很小。

 

中国传统社会中关于社会理想的论述，毛泽东当年就曾经评价张鲁的做法。毛泽东说，汉中有一个张鲁，他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搞了30年，人们都很高兴那种制度。这有社会主义的作风，我们的社会主义由来已久。先贤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践行，已经在1000多年前实施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些名词都是随着“五四运动”之后传播到中国来的概念。“社会”一词，《康熙字典》中没有这个词，中国人所说的“社会”即是家国天下的意思。西方传来的“社会”一词注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整体，将人类发展史分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基本形态。

汉武帝当年在讨伐匈奴的时候缺少军饷，汉武帝下令全国富商捐款，只有一个人给他捐款。汉武帝一怒之下，就把山、林、海、泽收归于国家来经营。把盐、铁收为国有和官办，这样就解决了国库空虚的问题。由此可见，在汉朝汉武帝时代早就实施了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划分。这比西方的理论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划分早了2000多年。到汉昭帝时期的“盐铁论”的产生就是这一历史现象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把经营盐铁的权利收为国家经营，不得让私人经营。

董仲舒曾经说过，“大富则骄，大贫则忧”，都是要不得的。我们不能使社会上绝无贫富之分，但是不可使富人达到骄的地步，也不该使贫人落到忧的地步，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具有可操作的共产主义理想吗？富者和贫者之间的矛盾如何平衡？这就是政府的公共职责属性，谁来操作和践行这个理想？那就是读书人，士阶层。由此可见士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角色，所以才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谚语产生。

范仲淹当年在苏州创立了义庄制度，后来推行于全国，经宋、元、明、清四代而日盛。在义庄的基础上出现了同乡会馆，国学大师钱穆的老家在江苏无锡，钱氏家族在无锡共建了三所义庄，钱穆幼年读书的地方就在义庄学校。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大户家族对于教育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于经济的重视。对财产的分配是重道德、讲道义，这难道不是一种植根于中华民族早期的共产主义理想吗？

包括山东的武训，中国近代群众办学的先驱者、享誉中外的贫民教育家、慈善家，行乞38年，建起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是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被载入正史的唯一一人，被誉为“千古乞丐”。一个乞丐到处行乞，晚年办学校这种精神感动国人。民国时期，某中学的一次历史考卷上有这么一道题目，说出你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在300多份答案中，有不少学生回答武训是他们最崇拜的人。到清代时，一代名臣曾国藩到北京应试也是寄住在湖广会馆。在古代，贫寒之士都有一个栖身之处，吃饭、住宿都可以免费，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一种社会现象是报恩文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个社会文明的标识就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社会保障体系。中国传统社会对经济的观念就是经邦济世、济世救民。此处的“经”是治理国家的重大事件。济就是帮助或者有益的意思。

到近现代的陈嘉庚、李嘉诚、霍英东、邵逸夫等人都多办大学、兴办实业，这是有历史传承和文化背景在支撑这一行为。历史传承一脉相传，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就是政治与经济是相通的，经邦济世、济世救民。

西方的社会理想是以资本为基础，个人主义权利为目的，精神信仰就是金钱万能，精神层面的追求不在社会大众的忧乐和疾苦，而在教堂里面的上帝，资本有逐利性，逐利性就容易引起纠纷。这是中西文化背景的一个重大区别。一个是修齐治平，一个是争权夺利。

以上我们梳理了中国历史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雏形，为的是更好的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历史的渊源和历史的依据。

中国文字对“君子”的解释是“君者，群也”。意思是人在人群中生活不能光顾自己的利益，要兼顾大众的利益，此等人才能配以“君子”的称号。小人的定位是心胸狭小，眼光狭隘，专为一己之利，不顾及公众利益，此等人称之为小人。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要把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教育、培养成一个好人和善人，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神大义所在。西方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法律家、化学家、物理学家、金融家、经济学家、企业家，正是这些家在一个领域有专业知识，却不具备通识、通德的智慧，容易走向极端，也容易走向偏执，自然就会培养出利己主义者，这是对教育、对青少年不负责任的表现，应该值得警惕和反省。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体系，用一个专业知识来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本来就缺乏全面和理性思维，用一个专业知识来治理社会，结果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治理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简单思维。

未来教育的前途，一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精华有自尊、自信，要予以实施；二是要与时俱进的进行自然科学、科技的修补。现在的教育有一个大问题，很多群众除了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之外，进入社会之后就很少有再教育的机会。但在传统社会中还有族规、家规、家风的教化和规范。

试想一下，这么多没有受过人文关怀和人文教育的人到处流动，出了问题自然也是社会问题，添了麻烦自然也是给政府添了麻烦。而这一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和教育系统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进行纠偏。

有些人，在欧美留学几年，满脑子都是人权、自由、法治、独立这些观念。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渊源和文化根基根本就不了解。回国之后，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批评这个，指责那个，最终在抱怨与埋怨之中将人生废弃。现在，在我们的大学、研究所、机关里，有些老师将不成熟的国外观念和概念传输给年轻学生，误人子弟。试想一下，国家复兴怎么能靠这种人？这种人如果把持了一方，制定的政策自然就会脱离国情、脱离民情，何谈党性原则、家国情怀。这应该值得我们教育界和用人单位的反思。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儒学是国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比如，汉朝以孝治国，唐朝以德治国，宋朝的理学、明朝的理学、心学，就是清朝也继承和弘扬儒学。乱世和衰世则是邪教横行。

中国盛世时期任用官员的历史警示，纵观一个朝代的兴衰，操纵政治运行好坏的根基是考试和选拔人才的机制，也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步入政治领域，这是一个重大课题。纵观历史，治国其实就是治吏。政治上的尊严如要维护，最要紧的是选人用人的制度和实施不定期巡视监察才行，让各级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如果不加强监督和巡视，老百姓受到委屈也没有申诉的途径。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加强国家监察委和加强腐败力度的根子所在。

所有的良法如果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不去践行，不去督责，那就会变成打着改革的旗号，但却在行恶法而已。国家之大、地域之广、复杂程度绝非理想那么简单。

汉朝为什么能维持400多年的王朝治理？主要在于汉朝确定了人才选拔制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朝的官员是如何选拔的呢？良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处于卒伍。教育的地位远远高于封建制的任人唯亲，选拔人才始终是将人品和德行放在第一位。

解读元朝时期南北文化交融中的重要人物。在元朝的时候，历史记载成吉思汗三次召见了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丘处机建议他以敬天爱民为本，减少屠杀、清心寡欲。成吉思汗十分认可丘处机的观点。丘处机因在74岁高龄的时候远赴西域劝说成吉思汗要“止杀爱民”而闻名世界，行程3500万里。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的南北文化交融都是中华文化再一次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提升过程，南北文化融合的过程使得中华文化得以升华。总的文化趋势是南北文化在融合后，力量更加强大，更加坚韧。

埃及文化为什么中断了？凯撒在征服埃及的时候，一把火把埃及史给烧了，把懂得埃及语的人都给流放了，或者杀了，这就是文化中断的原因。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到，元世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保持敬畏之心，历史已经证明，政治如果与传统文化脱节，此政治肯定是短命的政治。元世祖知道这个道理。民心所向是社会发展需要的目标，正如传统文化所要求的那样。政治所兴在顺民心，政治所废在逆民心。有理的可大可久，无理的趋于灭亡。

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在什么地方？中国传统文化对君子的人文要求是什么？我给大家解读一下。中国传统政治者看不起在现实的利害上做打算、谋私利的人；看不起只为自己打算，而把别人作为工具的人；看不起用权力欺压百姓，欺软怕硬、以大欺小、忤逆政府的人；看不起土豪，因为土豪没文化，没文化修养的人是最可怕的。从《封神榜》《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这种抑恶扬善的品德。

传统文化讲君子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立言最难。为什么呢？因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中国传统社会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什么？是好的放在前面，坏的作为警示放到后面。只有好的才能引领社会，坏的和恶的政治都是人们抛弃和鄙视的对象。试问，哪一个民族喜欢坏人当道？毕竟正大才能光明，黑暗势力是暂时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观点，动乱和暴乱是历史的变态和病态，和平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谁挑战这个趋势谁就会失败，谁挑战这个传统谁灭亡的越快。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这个趋势是不以政党和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汲取历史教训对于党政干部来说是必要的。多一些历史文化涵养，对于事务的处理自然就会先辨善恶，后言是非，分清公私，再断利害。可是近代以来，由于历史修养和文化修养的短视，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历练，所以处理政务的时候颠倒了，没有善恶之分，没有是非之辨，如果一切向钱看，那么处理公务时就会增添了许多私心，是非不分，善恶不顾，公私不清，到头来害的还是自己。建议今后在国家治理中，在制定政策中，在教育各级干部的培训中，要增强先辨善恶、后言是非，分清公私、再断利害的修养教育，避免部门利益打着改革的旗号与民争利。不少突发事件的起因就是由于少数执法人员由于没有善恶之分，没有大是大非的观念，唯利是图导致的。

所以，贬义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的是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顾炎武在《日知录》一书中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对朝廷百官讲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太史公自序》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朝廷治理怎么乱到这种地步？考察一下这种政治乱象的深层次原因，都是由于失掉了“忠孝礼义廉耻”这个根本的价值观念，君弑臣、子弑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原因是由来已久的，以此告诫后人做国君的不能不读《春秋》。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只要有大动乱就说明这个时代缺乏人才了。人才破产了，政治就会极度腐败。道理很简单，跑到政治舞台上的人都自私自利，利益集团把持政治，毫无公心、毫无礼义廉耻，政治能不坏吗？政治说到底就是人才的问题。有德之人把持政治，政治就会清明；品德恶劣者把持政治，政治就会龌龊，人民就会受罪。

什么是贤者？邵雍这样解读：“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人，有亿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用群众的语言就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汉朝在遇到大天灾时，丞相往往引咎自杀。由此说明当时的丞相主要负责全部行政职责。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管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监督之术是政治治理的最高明法则。监督分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监督；一种是监督者全国巡视，倾听各阶层的声音。这样既可以对腐败官员和不作为官员起到震慑作用，还可以起到监督作用。

我们讲一下文化背景与国运。在抗日战争时期，黄河连续八年没有结冰。假如黄河结冰就有大麻烦了。日本人的兵马就能南下黄河，日本人一直在等这个机会，但是老天爷护佑中华，抗战八年，黄河就没有结过冰。

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的支撑，此种理论必须是正义的、光明的，此政权才能得以延绵，否则此政权将是一种黑暗的势力，必须消亡。我们的近代史，国民党，包括民国军阀，再往上推清政府，实际上都是一种黑暗的势力。

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现今中国人的信仰出现了问题，原因如下：第一，受西方商业经济金钱至上的观念影响；第二，受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的影响；第三，受极度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影响；第四，受西方所谓的宗教信仰的影响。以上四个方面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中都没有根基。传统的价值观念与西方传来的价值观念是冲突的、矛盾的，让人措手不及、防不胜防、不知所措，加重了社会戾气，造成了困惑和冷漠，社会呈现浮躁、狂躁的病症。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梳理一下建国以来的治理方式，需要静下心来从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礼仪之邦，外来观念和行为与几千年的文化背景的冲突是现代人最大的困惑和迷茫。所以，我们必须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有效融合在执政理念中，只有这样才能同心同德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文化背景关乎国运昌盛，这可不是一句空话，如何提炼出自己民族的文化背景来凝聚共识，这是一个历史和现实的大课题。同心才能同德。社会秩序的重建必须建立在自己民族传统的文化基础之上，要与时俱进。在历史面前，任何执政者都是学生。

下面我们浅论一下美国文化的利弊。在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有一个社会学家叫斯宾塞。他想尽各种理由，穷其所有智力写了系列著作来证明社会主义是最完善的社会治理模式。200多年过去了，资本主义经历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两次世界大战、霸权主义，随着以上主义不断地失败和破产，世界人民也看到了这些所谓的主义给世界各族人民带来的严重问题。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给西方捧上了一杯兴奋剂。历史终结了，自由民主彻底胜利了，自由民主没有对手了。1991年苏联解体，似乎证实了历史的终结。但是，随着“9.11事件”的突发、2004年美国以八国集的团名义为由主导的大中东计划的失败、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突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恐怖组织在欧洲和美国的神出鬼没的时候，福山的观点又变了，最近又推出了《衰败的美利坚》。

当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大行其道的时候，哈佛大学的亨廷顿就警告每一个人，福山错了，冷战结束了，但是自由民主并非一统天下，历史没有终结，还存在文明的冲突。21世纪，基督教文明将与伊斯兰文明发生重大冲突。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自由民主国家一下从四十几个增加到120个以上，结果如何呢？有的陷入内战和分裂中艰难地苦撑着，比如，阿尔及利亚、前南斯拉夫和目前的乌克兰、叙利亚；有的则陷入周期的政治动荡，比如，泰国、埃及；有的则是长期无效的民主及无效的国家治理，比如，印度、菲律宾、墨西哥等国。

下面我们从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社会、文化、外交、宗教七个方面解读一下美国文化的利弊。西方的经济是私有的，导致垄断经营。那么在政治上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当年的斯大林和杜鲁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斯大林对杜鲁门说，不妨并存，合作更好。但是杜鲁门回答，并存不得，你得让我。这就是美国政治上层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经过几十年的渗透和经济意识形态教育方面，以援助改革的名义在1991年瓦解了前苏联。美国上层政治家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在竞争的过程中必须瓦解社会主义体系。

由于拥有核武器的战略制衡，美国转换了斗争的手法。在军事上进行打压和恐吓，教育上服务于权贵，社会文化方面用的是基督教。在外交中，美国的金融经济势力左右着美国的政治格局。文化基础、军事力量、外交局势，美国标榜的所谓人权、自由、法治、民主这些目标都是围绕着为美国少数金融经济利益集团服务的，与美国人民无关。美国外交的目的是配合美国的媒体蛊惑人心、扰乱人心。宗教方面，现在的美国在宗教界有一种倾向，就是越古怪越有人迷。迷到几百人相约集体自杀，却没有引起社会上的反省。

 

总之，我们要用修养来克服容忍，用谦卑的态度来了解自己和外来文化，做到增进相互了解、取长补短，从而减少文化的隔膜，为世界文化和政治注入中华智慧的活力。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海纳百川、和平友善的观念越深入人心，就越能显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就越能得到世界各族人民的向往，这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路径。

我们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探索中，一定不要被西方所谓的经济理论所绑架，因为立国基础不同，西方的经济、金融系统、股票、债券、期货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如果和他们学，就会陷入他们事先设计好的圈套。当我们看见了资本主义标榜的普世价值背后的阴谋，看到了由金融经济主导下的政治标榜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看清了本质，再来回顾无谓的争论已经失去了意义。当下应该放下门户之见，放下学术之见，放下观点成见，凝聚共识，开启民智，选贤用能，建立自己的智库，人才兴，国家兴。

中国文化传统的政治理念是仁政、善政、为民等理念。美国的政治理念认为物质就是道德，将经济放在第一位，所以美国的政治会发展成金融经济集团支配政治的局面，他们的观念就是时间就是金钱，知识就是力量。社会中许多犯罪的根源正是受了这种狭隘观念的影响，市场拜金主义是当今社会上大部分邪恶犯罪的总来源。

责任编辑：李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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