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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云:从西柏坡到中南海
2017年04月19日 10:49
毛泽东到北平这一天
乍暖还寒时节。正像大自然的冬天毫无痕迹地过渡到春天一样,没有一点的突然风清还是风清,天蓝还是天蓝,地绿还是地绿,有什么呢?似乎没有谁觉出不平常。
事后有人说,那一天的太阳不一样。
是太阳被春天淘洗过吗?
不。春天淘洗过的太阳,顶多嫩红一些。
那么是纷纷扬扬的早霞?
也不,早霞再优美也顶多增添太阳的些许辉煌罢了。
那么,是什么呢?
是啊,是什么使得那一天的太阳比平日更美丽呢?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上面写道:1949年3月25日,党中央从西柏坡进驻北平。
难怪啊,难怪这一天的太阳如此与众不同。
因为从这一天起,北平的太阳就属于人民了。
人们也许还记得,毛泽东早就有过预言: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中国共产党进入北平,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也就是说,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大城市里办公了。
有回忆录如是说。
几乎与3月25日的太阳同步踏上北平土地的毛泽东,一步一步走下作为专列的火车,两行热泪缓缓流下。
北平,北方的大城市,离开30年啦。他一直和革命奔波在人烟稀少甚至荒无人烟的山沟里,努力着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大胆憧憬。多少血雨腥风过去,而如今,像黄河终究入海一般,中国的红色政权坐上现代化的火车追风赶月驶进了北平。从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由在野党而一跃成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上的执政党。尽管这时南京的蒋介石还怀抱着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但是兵败如山倒的趋势连地球那一面的美国都看出来了,蒋介石还有稻草可捞吗?神仙也挽救不了他在内地上的失败了。
全国的胜利是要不了几天的事。
这一点,毛泽东早就胸有成竹了。
如此说来,3月25日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了。尽管这日子后来没有成为节日,甚至也名不见经传。但是,它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相当光辉的也是应该世世代代铭记的伟大日子。不是么?
然而,历史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这一天的呢?
还是让历史翻到这个伟大日子的前一天吧。
3月24日,新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从北平城中打来电话,说请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今晚上乘火车进北平;明天下午安排了西苑机场阅兵式,并且邀请了各界人士。叶剑英说:“这也算我们对各界的欢迎吧。”
天黑以后,叶剑英和滕代远乘坐给毛泽东准备的专列来到涿县,准备接毛泽东进城。因为没有战争,再加上北平铁路局的工人大力保护,北平到涿县的铁路还没有被破坏。叶剑英到时,坐吉普车从西柏坡到达涿县的毛泽东正在和河北的领导同志研究如何接管城市的问题。叶剑英一进门,就把进北平的具体安排报告了毛泽东。先坐火车进北平,经过丰台,停在清华园火车站。下火车后,坐汽车去颐和园,好好睡个午觉。下午在西苑机场阅兵。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周恩来又和叶剑英具体研究了从涿县出发的问题。因为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要阅兵,并与民主人士见面。时间太紧,火车必须在凌晨开出。
最后商定3 月25 日凌晨2 点钟,毛泽东等人先乘火车进北平。
中共中央进北平的行动由周恩来主管。
进入北平的准备工作是从1949年的2月就开始了的。中央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协助周恩来统筹,具体负责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为了更慎重,还专门成立了中央转移委员会。
毛泽东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
按说,毛泽东平时是不过问这些小事情的,这些小事都被周恩来安排得妥妥贴贴。而这一次,他格外强调了一句。不是因为他太高兴了,而是因为这是一件非做好不可的大事。毛泽东不经常回忆过去,但是那些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岁月他是不会忘记的。经历了那么多血腥的风风雨雨,马上就要从辗转几十年的农村搬到大城市去,这是要载入史册的历史瞬间,如果在计划上出了疏漏就不太好了。
根据原定计划,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先期到达北平,安排打前站的全部工作。这时候,中共中央机关已经代号为劳动大学了,因此,李克农手下设立的三个临时处都放在劳动大学的名称里。一是在市内弓弦胡同的劳动大学筹备处,专门办理交涉和备置用具等;二是设在颐和园北边青龙桥的劳动大学收发处。这个收发处,可不是一般的收收发发,而是专门调查社会情况和布置警卫的保卫机构,也办理中央机关来京人员的住宿介绍等具体事宜。还有一个是设立在香山的劳动大学招待处,他们的主要任务也不仅仅是招待,更重要的是负责香山地区的房屋修理、布置和租借等。一句话,这是一个为党中央进北平打前站的临时机构。
这中间有一个史实是:香山公安分局接到命令,协助劳动大学的收发处和招待处的工作。这有力地说明在中共中央搬家北平的过程中,安全是第一等的工作。
一定要杜绝一切不安全的因素!
一定要保证党中央的绝对安全!
蒋介石发火:“我们的情报都干什么去了?”
进北平这么一个大城市,说实话,谁心里也没有底。但是,谁心里也不能没有底,这就是:豁出命去,也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北平市政府和北平驻军都联合起来,为党中央搬家一事全力以赴。
那时候,第一位的工作就是这个。
中国共产党人极重视这一次搬家。
这是中国共产党以主人公的身份从农村正式进入城市。
会上由中央社会部的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关于搬家的具体指示,成立了以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为首的组织委员会。这个组织委员会除了叶剑英外,还有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当然,还少不了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他们对中共中央在来北平的沿途警卫、对空警戒、阅兵以及城市庆祝等等都做了极严密的部署,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考虑周到了。沿途的每一段都有具体而又细致的分工。
从唐县到涿县,由华北军区负责;涿县到长辛店,由四野的42军负责;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的41军负责;西直门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对空警戒,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处的对空警戒,均由刘亚楼负责。
当天,叶剑英、聂荣臻和李克农联名将研究结果电告了西柏坡,并建议为了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休息,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到涿县后改乘火车。
周恩来在请示了毛泽东后,于第二天傍晚给北平市委发来了一份电报:
“同意来电所提的各项布置,我们预定24日晚宿涿县,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县等候我们。由涿县到北平的专车可做准备。是坐汽车还是坐火车,等我们到涿县后再做决定。请你们仍做两种情况的准备。”
3月22日,叶剑英和李克农就铁路布置致电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并报中央:“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共有12个站,约60余公里,两小时内即可到达。现每站派负责人两名,一守电话,一盯道叉并监视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保证安全,编为3个列车,每列车8个车皮。第一列车挂8个客车,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送至香山。第二列车挂8 个卧车和一辆餐车,直开到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挂5 个客车和3 个行李车,开到前门车站。”
在这个电报中,叶剑英和李克农强调如果要从长辛店乘汽车到西苑机场,必须从广安门穿经城里到西直门后才能到达飞机场,无好公路可走,拟以乘火车为妥。
周恩来复电同意了这个方案。
3月25日凌晨,灯火通明的专列已经做好出发准备,从涿县一路不停车,直达北平清华园。除了前卫、后卫和专列这三辆列车外,涿县到北平的铁路线上再也没有安排其他列车。
按照计划,毛泽东和中央首长从西郊清华园火车站下车,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从西直门火车站下车。因为清华园车站小,又在郊外,好警戒。
所以,清华园和西直门都做了警卫部署。
西直门火车站由中央警卫团先开进北平的一部分和北平纠察总队负责。
警卫重点的清华园车站,由中央社会部便衣队负责,市公安局配合,外围由吴烈任师长的那个师控制。吴烈在延安就是中央警卫团的团长兼政委,这次他又回到了毛主席的身边担任警卫。
李克农和北平市公安部长谭政文亲自到清华园车站检查部署情况,警卫人员已经全部到位,检查一圈,他们没发现什么问题。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虽然专列只有七八节车厢,很短,但是因为铁轨、因为安全和其他一些原因,开得像蜗牛一般,本来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却晚点了很长时间,到清华园天已经大亮了。
专列并没有按预定的时间到达,因为什么误点很多,谁也不知道。
北平这边不知道专列到底出了什么情况,也联系不上,急得够呛。
李克农和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商量:“不知道路上有没有变化,又联系不上,干脆把前门火车站也布置上警卫,万一中央首长因为情况变化,从前门火车站下车呢?”
因为当时的北平,火车站就是前门火车站。以后修好了北京火车站,前门火车站才废弃不用了。
谭政文表示同意。他让公安处治安科长朱寄云赶到前门火车站组织现场保卫。
朱寄云科长立即电话通知了有关单位。
很快,北平公安局行动起来了。侦讯处副科长闵步瀛、外一分局邢相生以及北平纠察总队2大队队长朱俊斌带队赶到了前门火车站。这个2大队平时没什么纠察勤务,在营房学习训练,一旦有紧急任务,立即拉出来,是公安局的预备队。
前门火车站的安全警卫很快布置好了,朱俊斌立即向闵步瀛报告:“临时接管了火车站完毕。站内和附近公路全部实行了戒严。”
这时,清华园那边的警卫也没有撤。
大家都在翘首以待。
直到毛泽东按原计划从清华园下车后,前门火车站才撤销警戒。清华园车站也多准备了一手。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轰炸,还准备好了一列火车停在清华园站内,由公安局秘书长刘进中调遣。如发生空袭,立即用备用火车把毛泽东等人拉到西北昌平一带的山区去。
当然,3月25日这一天,不仅几个备用的方案没有用上,几个备用的火车站也没有用上,毛泽东还是按原计划在清华园下了火车。
一路极平安。
当天晚上,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胜利到达北平的消息。
在溪口老家的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连火都忘了发了,说:“我们的情报都干什么去了啊?”
北平准备开欢迎会,毛泽东不准
1949年3月21日,毛泽东进北平的日子已经选定在后天,电报打到北平的六国饭店,住在六国饭店的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专门为这事召开了一次会议。
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市委书记彭真、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以及中央的代表李维汉都出席了。
这次会议除了详细安排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进北平的路线外,还专门提出了阅兵问题。由四野参谋长刘亚楼任总指挥,第四野战军出三个步兵团、一个摩托化团、两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营。领袖到场时,以36门礼炮各鸣4响演习弹,共144响以示庆祝。
至于城市庆祝由北平市委、市政府主持。
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搞这样一个庆祝活动。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进北平,代表着我们党结束了农村包围城市而进入了城市包围农村的阶段,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折,应该好好庆祝一下。更何况他们都知道了北平在不久的将来要作为新中国的首都,既然这样,那庆祝就更有了充足的理由。
当时,有人主张毛泽东进北平时,应该受到北平市民的夹道欢迎,以便向全中国全世界宣传,扩大中国革命的影响。
报到中央那里,当时就遭到了否决。
毛泽东在西柏坡听说保定要欢迎他,开庆祝会,坚决不同意。毛泽东说:“还是简单的形式为好,场面不要过大,不要动员那么多的群众。到全国取得最后胜利时,再组织群众很好地庆祝庆祝。”
这样,周恩来当即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活动。”周恩来还在电报中专门强调:“不要鸣炮,以军乐团代之。”
而在2月14日,中央曾发电指示林伯渠将已到东北的一批党外人士迎来北平,同已在北平的民主人士汇集后,要北平专门开一次隆重的欢迎大会。林彪等领导人是在开完欢迎大会以后才去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
党中央认为:西苑机场阅兵就是最好的欢迎大会了。
于是,没有彩旗,没有鲜花,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静悄悄地来到了北平城。
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有想到
毛泽东的车是第二辆,那还是毛主席在延安坐的一辆美式吉普车。
第一辆是前导车。
离开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是戴上眼镜、口罩,穿上雨衣全副武装坐在中吉普里的。这倒不是怕沿路的老乡认出来,或者怕特务发现。在一马平川的解放区里,应该是很放心的。
毛泽东全副武装的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沿途是马车走的土路,尘土很大。毛泽东的车子是车队中的第二辆中吉普,第一辆是带路的警卫员的车。虽然拉开了一段距离,但警卫车一路扬起的尘土全落到后面车上了,毛泽东用眼镜、口罩、雨衣之类的抵挡抵挡,总好一些。
警卫班的几个战士和毛主席坐在第二辆车里。
第三辆车还是一辆警卫车,紧跟在毛主席的车后,一直保持着很近的距离。刘少奇坐在第四辆车上,这车是车队中唯一的一辆小卧车。江青带着女儿李讷和王光美分别坐在两辆吉普车上。排在第六位置上的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中吉普。往后是朱德一家,再往后是任弼时一家、陆定一一家、胡乔木一家,第十一辆也就是最后一辆压阵的是叶子龙一家。
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和一个步兵排分别坐在5辆大卡车上,沿途护卫。
大卡车是四野汽车团派来的。
1949年3月21日的早晨,第四野战军保卫部的钱益民部长和作战科的尹健科长带领着300辆大卡车、20辆中型和小型的吉普车,分头从北平和天津驶进了西柏坡。这是刚参加完平津战役的四野汽车团,党中央就是乘他们的这些车辆搬进北平的。汽车团为党中央搬家来回行驶了13万公里,全部安全正点。在以后不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历时8年,行程100万公里,被誉为“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直到40多年后,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汽车团仍然担负着中央军委和三总部机关的运输任务。
代号劳动大学的党中央机关全部到达北平的香山后,为了感谢帮助搬家的汽车团,汪东兴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对汽车团说:“谢谢你们圆满地完成了为中央的搬家任务。中央刚搬到北平,没有什么招待你们。给你们一人一元钱,这就算中央给你们的招待吧。”
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了。
为劳动大学搬家的汽车团分为4个梯队。3月24日中午,第二梯队的三台车,停在一间茅屋前,几名战士正同劳动大学的工作人员往车上搬一个大木箱时,走来一个高大的同志用很重的湖南乡音说:“这个箱子很重,里面全是书呵。”说着就搭上了一把手。
这时,一名战士认出了面前的这个人,就说:“您是毛主席吗?”
毛泽东微笑着说:“我是呵。”
然后,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使劲,把大书箱搬上了车。
在场的战士们都很激动,他们只是在照片上见过领袖,而现在,毛主席就在他们的身边,而且这么朴实。
毛泽东拍拍手上的尘土,和战士们一一握手,感谢他们。
然后又和战士们聊起家常,问部队的情况,也问他们家中的情况。
战士们争着告诉自己的领袖。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认识了很久,彼此是老朋友呢。
第二天,毛泽东在进北平的路上,碰见了1934年起就担任担架队员的胡飞。毛泽东拍着胡排长的肩膀,说:“小排长,担架换汽车了,了不起呀!”
胡飞在红军时期就与毛泽东很熟,他说:“这说明我们的革命已经从担架上起来坐上了飞快的汽车。”
“是呵,是呵。”毛泽东连连点头。
接着,大家爆发出一片笑声。
3月23日上午11时,小车队出发。
很快,中央首长的车队离开了战略决战的指挥部西柏坡,超过了提前出发的中央机关的大卡车。大批工作人员虽然早出发了个把钟头,因为他们车大,走得慢,还是比小车队晚领略华北大平原的风采。
春天了,绒绒青色像烟一般飘扬,又像融化的冰一样,温柔着阳春三月的大地。猛然从几十年的大山中走出来,猛然从几十年的黑夜中走出来,似乎还不习惯如此开阔的春天的视野。毛泽东摘下眼镜,微微眯起双眼,仿佛在强烈的太阳下一般,望着刚刚吐青的田野。
“哦,又是一个阳春三月。”
毛泽东问同车的警卫战士:“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
“记得呢。”
“说说看。”
“1947 年3 月18 日咱们撤离延安。”
“去年3 月呢?”毛泽东又问。
“去年3 月22 日,咱们过了黄河。”
“今天是几号啊?”
“今天是3 月23 日。”
“对,跟去年只差了一天。”毛泽东说:“我们向北平前进。三年中三次大行动全在3 月份。明年3 月呢?”
“明年3 月我们应该全国解放了。”警卫战士肯定地说。
“对,等全国解放了,我们就不用再搬家了。”
一车人全笑了,连全神贯注开车的司机也笑了起来。
正说着,后面的车一个劲鸣喇叭,毛泽东叫司机停下车。
周恩来吩咐确保主席安全
原来,后面的车掉队了。
车队开过郭苏镇不久,正往一个小山梁爬时,第三辆车上坐的武象廷往车后看,发现后面首长的车没有跟上来,就让司机按喇叭叫前面的车停下来。
毛主席在车里探出头来问:“后面的车怎么回事?”
武象廷跑步上前,说:“还不清楚。”
这时,后面跑上来一个战士,对毛泽东说:“周副主席讲等一等,陆定一的车翻到土坎下面去了。”
毛泽东立刻下了车,连忙问:“怎么样?没伤着人吧?”原来,因为公路翻浆,加上中央机关连日搬家,华北军区专门调来了一个汽车团日夜运输。
这些大卡车全是美国造的十轮大卡,把简陋的乡村公路压得一个坑一个坑的,有的坑还挺大。大车一使加力,很快过去了,而小车却很难通过。陆定一的车就是司机没躲开大坑陷进去的。
“人怎么样?”毛主席问。前来报信的人说不上详情,毛泽东叫车上的警卫员跑步去看看。还好,没有人受伤,只是大人孩子受了场惊吓,脸色发白。
不过,还算全平安,翻下去的吉普车也被几个年轻人合力拉了上来。毛泽东这才放了心。周恩来对司机们说:“千万不要出问题,平地上开车更要注意安全。”
然后,周恩来又往前面走,对站在路边的毛泽东说:“咱们现在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吧?”毛泽东诙谐地说:“我早就想休息了。你们要走,我一个人休息不是脱离群众吗?”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于是,警卫员提来清凉的井水,又倒去一盆又一盆的黄泥汤,然后铺开绿色的雨布开始了热热闹闹的野餐。饭后继续上路时,车速明显慢了。在进北平的路上,还有一次险情。
任弼时的车半路上也出了麻烦,但他没惊动毛泽东。车上的人不少。五大书记的共同保健医生任玉洪特意坐在任弼时的车上,这是毛泽东关照的。车上还坐着任弼时的夫人和子女。这是一辆中吉普,车轮卡在山坡上,差一点翻下来。熄了火,司机跳下车修理。司机包括其他中央首长的司机都是北平选派来的,技术有一套,三下五除二就修理好了。有惊无险。
不仅仅有这两档子翻车的事,华北平原上大沟小沟的黄土路确实不好走。所以,当天可以到保定,但是没有到。天黑之前,庞大的车队在唐县附近的淑闾村宿营下来。毛泽东睡在村民李大明家的用门板搭成的铺上。前半夜同村里的干部谈话,后半夜就坐在小凳子上,以门板当桌,写开了文章,直到天亮。
第二天中午到了保定。河北省委根据中央的电报精神,取消了欢迎。但是车队经过保定西门外的广场时,许多人看见这么多小车,纷纷跑来看热闹,一时人群熙熙攘攘,万头攒动。
省公安厅忙请示河北省委书记林铁。那时,保定是河北省委所在地。省公安厅说:“毛主席来保定,在街上被人认出来了。首长走时还要通过市区,是不是要停止一切行人通行,净一下街?”
周恩来正与林铁交谈,他插嘴说:“安全工作要布置好,要保卫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安全,这很好,但不要净街,不要限制群众的自由,更不能影响商店开门营业。主要的是要把街上的交通秩序搞好。”
保定没有采取任何戒严措施。毛主席简单地洗了一把脸,就问林铁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林铁刚要说,周恩来抢先说:“主席昨晚在淑闾村同干部谈话,一夜也没睡,让主席先休息一下,你们先准备,包括吃饭,不超过一个小时,下午还要走。” 吃过饭后,紧接着汇报,到下午3 点半就又上路了。当天傍晚,毛泽东一行离开了保定,到达涿县。城门紧闭,两个战士死活不开,说领导说的,没有命令,就是毛主席来了也不开。毛主席坐在车里就笑,说等一等。
一个哨兵说去找一找领导。一会儿,返回来说没有找到。正无可奈何,中央机关打前站的同志和涿县县委的同志来了,这才打开城门。这时,天已经黑透了。在涿县结束了到达北平的汽车之旅,毛主席一行坐火车进入了北平。
便衣警卫误被拘捕
终于到了3月25日这一天,浩浩荡荡的受阅部队已经按照预定计划在西苑机场集结完毕。他们的身后,坦克、装甲车、大炮,一律崭新的美式装备,雄赳赳地顺笔直的跑道延伸过去,叫人不得不感叹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的丰功伟绩。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马上就要开始阅兵式了。一个身穿傅作义军队衣服的人,对如此激动的场面似乎没什么反应,他这蹓蹓那转转,显得很随便很悠闲。执行路线警卫的士兵早就极严肃地注意上他了。
士兵是有一番优秀经历的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师的战士,作战很勇敢。但是,有一番优秀经历就能胜任中央的警卫工作吗?未必。更何况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集结在北平的百万大军中,赫赫有名的野战师多了去啦。
为什么单单选中他们这个师担任警卫呢?
40 多年后,当年的师长吴烈回忆说:“据我所知,中央所以没让我们师南下,把我们留在了北平,主要是考虑我们师的干部、战士大部分来自佳木斯和牡丹江一带,全师15000 名士兵几乎全都是翻身农民,解放战士很少。因此部队纯洁。”
1949年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接到中央军委从西柏坡发来的电报:调吴烈师前去北平卫戍。林彪把正驻守天津的吴烈找来,对他说:“我们考虑到你长期干警卫工作,警卫中央的任务还是交给你放心。”
师长吴烈在延安时,毛泽东就跟他很熟,整天“小吴、小吴”地叫他。吴烈是江西的煤矿工人,曾经参加过安源路矿工人罢工,1930 年参加红军后就在红军总前委的特务大队,后来又到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一直搞警卫工作。长征到陕北后调到中央警卫教导大队任大队长,还是搞警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任中央公安纵队司令员、公安部队参谋长、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备部副部长,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直到离休前在北京军区当副政委兼卫戍区第二政委。前后算下来,他干警卫干了48年呢。因为警卫有成绩,没发生过问题,前苏联驻延安的代表阿罗夫还授给吴烈一支漂亮的小手枪,当时在延安还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授枪仪式。
日本投降后,党中央计划离开延安,转移到承德去,准备把承德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临时所在地。也就是说,党中央的注意力是朝东北倾斜的。直到辽沈战役开始前夕,在东北的林彪和罗荣桓还就党中央迁往东北的事给中央来过电报。毛泽东在回电中说:“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不能离开。”到东北去的设想就此放下了。而在当时,去东北是势在必行的。因为这个重大的决定,中央警卫团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团。原来的中央警卫团还是中央警卫团,去承德打前站的新警卫团叫中央先行警卫团,抽了团机关一些干部,并从老团的第三营中抽了两个连队,又从中央社会部办的培养公安干部的陕北公学抽了一个连队,一共400多人。吴烈被任命为团长,陕北公学的副校长李逸民被任命为团政委。
1945年10月2日,中央先行警卫团跟随李富春从延安出发,走了一个多月,11月中旬顺利到达了冀察热辽所属的承德小城。
还未来得及为中央做好安家准备,东北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拼命往东北运兵抢占交通要道。这时,毛泽东果断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承德。中央军委立即电告吴烈,就地改编隶属于冀察热辽军区,由司令员兼政委的程子华直接领导。
于是,吴烈的履历里就有了这么一项任命:冀察热辽军区热东分区司令员。
后来,吴烈去了东北,担任了第四野战军207师师长。再后来,跟东北野战军打回河北一带。毛泽东和党中央进北平后,特意调吴烈的部队负责警卫。
此刻,他的部队在青龙桥一带担任中央的外围警戒任务。
有如此出色的将军,又有如此出色的士兵,但不一定事情办得呱呱叫。
瞧,那位盯住可疑人的士兵认为他立功的时候到了,走过去,平端着亮着刺刀的长枪。“干什么的?举起手来。”似乎每个字都透着威严。
确实,他在执行一种别人没有的权力。可疑人微微一笑,掏出一个小纸片:“这是我的……证。”
“什么证不证的,这戒严了,你还闲逛?”警卫战士更加怀疑起来,上前要抓他。
警卫战士显得十分紧张,他还是第一次抓特务呢。“你再动!”可疑人一拍腰里插着的两支短枪。
“我还有这两家伙。你敢抓我,我毙了你!”士兵更加紧张,一看刷刷两个黑黑的枪口全对着自己,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开枪呢还是不开枪?
“走,找你们连长去。”可疑人清楚地毫不迟疑地说:“带我去!”
士兵越加迷糊起来,枪也握得越加紧了。
这时候,毛泽东还没来。40多年后,已是80老翁但仍然一副军人姿态的高富有用他独有的那种微笑谈起这件趣事。“他当然爱抓我啦,我哪儿重要往哪儿钻。但是,我不能让他抓,抓我,这一摊子工作怎么办?”
找到他们的师长吴烈。
站在旁边的参谋长一看,好,把便衣队长抓来了,二话不说,先给了士兵两耳光子,厉声说:“上岗前不是讲过,有这证的不能抓吗?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劳动大学的吗?”
劳动大学?那是党中央的代号,士兵知道是知道,但是他直嘟嚷没布置,脸红一阵白一阵。
高富有的便衣队因为隶属于中央社会部,所以也用劳动大学的代号。
无独有偶,不仅便衣队长高富有差点被抓,他手下的便衣队员有几个也真的被抓。高富有刚刚在机场入口处恢复指挥,一听这事,气得哭笑不得,赶紧去处理。
便衣队有三套衣服,去吃喝嫖赌的场合穿国民党军官服;遇上查坏人到老百姓中间去穿礼帽大褂;见自己人时穿自己的军装。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因为在西苑机场执行便衣警卫,就穿便衣。
人家士兵规规矩矩在那站岗,一看东游西逛不像好人,立马抓起来。他们上边也讲了,抓错了不要紧,等过了这一阵再放他走路。所以,人家士兵也放心大胆地抓。抓了人又不懂证件。也是,一个师几千人,一张小证件怎么可能家喻户晓呢?
吴烈师在东北,打过一系列大仗恶仗,减员很多,百分之七十的成员都是新兵。在执行警戒任务前,把不大放心的个别人留在了营房。但是,高富有他们不了解这些情况,他们想,四野的部队中那么多掉转枪口的俘虏兵,又实枪又荷弹,当然不能对他们放心了。于是有一些便衣就有意无意地盯着执行路线警卫的吴烈师的士兵。
你不放心人家,人家更不放心你呢。吴烈师的士兵在临出发前,也层层交代了又交代,中心是不能出问题。除了没有具体说去保卫谁,别的什么都说了。聪明一点的老兵早就心照不宣了。所以,人家的兵也严得很。刺刀挑开,刚够着又够不着,挡着便衣不让通过。
“不让过不行。”
便衣吓唬战士:“出了事全是你们的责任,我们不管。”
战士说:“我看就你会出事!”
跟岗哨说不了,必须跟他们团部说,高富有马上去安排,团部接到过通知,劳动大学的一律放行。谁知道战士才不管什么劳动大学不劳动大学呢,是人就不让通行。
团部不得不又第二次往下通知:“劳动大学的统统放行,不许拦阻。”
这时候,高富有找到抓人的连长,一顿好训。
“你把我的人扣住,要出事的!你知道我的人是干什么的?”
连长这才把人放了。
高富有心里那个急,刚刚布置好的便衣又搞乱了,只好重新布置。
万一这时毛主席来了,万一有事,10个高富有死了也不足以弥补呵。
幸好西苑机场阅兵国民党特务不知道,因此平平安安。但事后的警卫总结会上,对此事提出了批评。批评归批评,吴烈心里还是很高兴,毕竟胜利完成了任务。
毛泽东说:“你敢要一枪,我撤了你!”
在中央社会部工作队去北平为党中央搬迁做准备之前,西柏坡附近的西黄泥村又出现一个训练班,一百四五十人,由李克农挂帅。这个训练班与谭政文主持的公安训练班不同,它是以训练侦察性质的便衣警卫为目标的。这些人大部分是从中央警卫团来的,少部分来自石家庄步兵学校,几乎全是连级干部,个别是排级。全是一个一个严密审查,政治上可靠,又经过战争考验、军事动作过硬的优秀军人。
这个训练班除一般受训外,还讲城市保卫工作、北平的人情世故以及城市生活常识,别进了城,大惊小怪,连个水龙头、电灯开关也不会用。另外,他们还每人学了一行掩护身份的手艺。
很快,训练班改编为便衣侦察队,高富有任便衣队长,焦万友任指导员。李克农对高富有说:“打开北平,毛主席当然要去啦。这样子,北平不仅需要公开保卫,也还需要便衣,这个角色就是你的了。”
高富有是在1937年从彭德怀的前线主力部队总指挥部的特务团调到军委警卫营的。那次一下子调来两个连队。因为半年多前周恩来去处理西安事变,在劳山遭到土匪袭击。
自此之后,大大加强了警卫部队。原来,中央的警卫部队就三个老连,因为去了两个新连,这才成立了军委警卫营。那时,高富有是机枪班长。他1936年参军,参军前搞了一年地下工作,打了一年仗就去了延安。
在延安,他被选进警卫部队,从此,一直担任毛泽东的内卫工作。后来,赤胆忠心的他当了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连长。这个工作是最胆大心细的人才能担任的工作。高富有熟悉首长的活动规律,有丰富的警卫经验。毛泽东从城南庄准备往西柏坡去时,就是高富有先去西柏坡布置警卫的。找房子,挖防空洞,安排哨兵,调查群众中有没有坏分子,清理政治环境。高富有说:“当然,西柏坡比起北平的警卫来,要好搞得多,人少,社会也没那么复杂,反革命活动起来就很难。不像北平,什么人都有,警卫太难了。”
但是,无论多难,也要把警卫毛主席的任务完成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毛泽东进城前半个月,李克农对高富有下了进城的指示。这时,北平城里已经进去了中央警卫团的先遣部队。
李克农说:“城里城外的公安局到派出所、区政府都有我们的人,还有公开的部队,整个北平的社会秩序也大大好转,你们就一门心思负责西直门到香山这一路上,别的不管。”
高富有接受了任务,刚要走,李克农又补上了一句:“记住,千万不能出事。”本来进城训练班是计划训三个月的,才训了两个多月,李克农就叫他们提前出发了。一听说进北平,大家当然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战争形势变化很快,底下又搞不清,只觉得行动比较乱,也不知道上面的目的,前一段他们去了太原,走了两天,太原光围不打,他们又返回石家庄。这次进北平会不会又是太原那个样,说进又不进,或者走到半截又返回来,没有人去想。
4辆崭新的大卡车,赶集一般猛开一气,很快离北平只有200里了。高富有说:“休息休息吧,天太冷,受不了。车上还有几个女同志,该照顾照顾。”几个女队员过去是跑交通的,这次也跟他们一起加入了便衣队。
便衣队指导员焦万友说:“行。”
第二天进了北平,大卡车直接开到了中央社会部驻地绒线胡同。
中央社会部工作队队长王范一看见他们,立即迎出去,说:“你们来啦,好吧。路上没出事吧?”
“可以,挺顺。”焦万友说。
“这样子吧,你们就住在万寿山后面的叫青龙桥的地方。”看样子王范早有主意,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打发了。
谁知道青龙桥在什么地方。“往有山的地方走吧。”高富有一边往外走一边自言自语。
王范笑了:“别瞎猫撞死耗子了。”大方地给了他们一个人带路。那时候人紧张得不得了,不是以一当十,而是以一当百当千地用,给他们一个向导真是大大开恩了。便衣队100多人,大部分没下车,很快出发又拉到北平西郊。
那时,还有国民党的起义军队住在海淀,没有撤出去,到处乱哄哄,偶尔路边上还有一半个炮弹、子弹什么的。但是,高富有明显地从老百姓的脸上看到了黎明的微笑,毕竟长长的黑暗过去了。
到了青龙桥,才现安排住处,是东北野战军41军住过的地方。他们已经进城警备去了,还有一些人留守。房子空出来不少。便衣队除一部分住了姑子庙,大部分还住在青龙桥。几个调皮的队员听说住的是姑子庙,就悄悄地四处去看新鲜。找了半天,却发现说是姑子庙,但都是些和尚,并无姑子。那时,北平的西郊还很荒凉,萧条的周围也没什么看头,大家只好赶紧回房子蒙头大睡,先抓紧时间把以后几天的觉储备上,也不知道以后的时间里,还有没有睡觉的机会。
后来,从北京卫戍区副参谋长位置上退下来的焦万友说:“那时管你呢,头一天住,大家吃饭安排好。第二天休息一天,洗衣服整理整理,这就很不错了。
第三天王范就找上门来了,多一天也不给你。”
李克农委托王范来具体交代任务。王范没有直说中央机关进北平这件事,因为是给全体队员讲,他只是说:“谁要进来不好说,你们要准备欢迎这件事。这是一个特殊任务,对你们这个队来说,对每个侦察员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只是谁也不说破罢了。
王范大致讲了首长要住在什么地方,休息在什么地方,还谈了个什么问题就走了。临走王范让高富有他们把西直门到香山这条警卫专线安排个计划,弄出详细的小方案,直接报给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
后来李克农不放心,跑来又说:“香山那地点,要绝对安全,放上30人,主要清理人员,香山慈幼院搬家,东北野战军撤出来,还有什么单位也全搬走。至于路线怎么保证首长安全,你们自己想办法。任务交给你们,放上100多人。”
这100多个人,按照自己刚刚学会的特长,分别化装成小摊、小贩、人力车夫、修理自行车的等等。颐和园牌楼那有家老百姓,那个位置很重要,要在那搞个点,日夜守卫,但是进不去。那家老太太是卖花生的,高富有认真地想了一下,从便衣队挑了个最小的战士小高,叫他去给卖花生的老太太当干儿子。
“打水扫地?”小高不干,他说:“再叫我干我就要跑了。”高富有劝住小战士,又去对老太太说:“这个孩子就算你亲戚,在你这里帮忙,吃饭吃我们的。”
卖花生的老太太凭白添了一个不用管饭的壮劳力,自然很高兴,对小高很好,让他当了一年多的干儿子。那一年,小高十七八岁。当然,罪没少受。40多年后,小高成了一家大饭店的部门经理。
便衣队在青龙桥安营扎寨后,李克农叫进城后当监狱长的安林换给便衣队一些好枪。
难道警卫毛主席的便衣队没有好枪吗?
没有,真的没有。
别看高富有这个便衣队大部分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枪并不怎么样,还有扛步枪的,更有新分来的学生还没有枪。一听说给好枪,战士们都高兴极了,早就想鸟枪换炮了。很快把便衣队的不怎么样的枪如数上交军队部门后,高富有就拿上监狱长安林开好的介绍信,乐呵呵地去炮局监狱领好枪去了。
关于枪的故事在中央警卫团流传很多。
转战陕北的时候,召开过一次小河会议。那一次,陈赓来了。他问过高富有:“你们有多少人?武器怎么样?”
高富有回答了人数后,有点难为情地说:“有4挺机关枪,24支冲锋枪,一人还有一支破短枪。另外,就是大刀了,一人一把。”
陈赓明白,耍大刀,说明枪不怎么样,他听说一人一支的手枪中有的打不响,或者有的没子弹。于是,他大方地说:“这样,我们缴获了好多美式卡宾枪,给你150条,够用吗?”
“够够。”高富有说:“我很愿意要,但我做不了主。”
“给谁讲?团长?”
“团长会同意的,只怕司令部首长不同意。”
“这好办。”陈赓答应他去说。
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正在门前的窑洞阴凉地交谈,陈赓也在。等到高富有进来,陈赓说:“李德胜同志,我想给手枪连一人一支卡宾枪。”
毛泽东看了高富有一眼,问高富有:“他给你枪,你要吗?”
高富有没敢吭声。
毛泽东说:“你要枪,不能从他们手里要,那是人家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要枪要向敌人要。人家天天打仗,好武器有用场,咱们这里又打不了大仗。”
陈赓说:“我已经发电报让部队送来了。”
“你敢!”毛泽东说。
陈赓也不敢吭声了。
毛泽东坚决地对高富有说:“你敢要一支,我撤了你!”
自然,150支高级卡宾枪泡汤了。
后来,陆陆续续也有一些部队领导给警卫连枪,但总是小批量的。这回,进了北平城,鸟枪终于换了炮。炮局是国民党关共产党人的地方,解放后颠倒过来,国民党少将以上的军官关在这里。
炮局有100多支左轮一类的好枪,是从国民党特务那里收缴来的。领回枪来的那天晚上,高富有记得不是进城后的第二天就是第三天,他两次差点儿把命交给这批好枪。
从10多年前搞警卫开始,高富有就下定了随时准备牺牲的决心。保卫首长不是保卫自己,总要随时自我牺牲,他也愿意为了国家的事情牺牲自己。但是,领回枪的那两次险情全是无谓牺牲的性质。
队员们全睡了。100多支枪运到队部,全是让人眼馋得不行的好枪,几个验枪人像饿狼一样扑到枪堆上去,用不着多说什么,立刻开始选枪。深夜,四周静得只有他们捡枪的声音。高富有正撅着屁股翻检,背后啪一声,枪响了,子弹似乎贴着身子飞出去的。
一屋子响亮的枪械碰撞声嘎然停止,人们都呆呆地望着那支还飘着蓝烟的六轮手枪。原来一个手快的同志扳扳机,想过过瘾。谁知道子弹顶着膛呢,一下子响了起来,把一屋子人吓了个东倒西歪。
高富有直起身子,还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想问问怎么回事。话还没出口,大家立刻喊他,别动,随即扑过来一堆手在高富有身上乱摸。
奇怪?奇……怪?为什么没有枪眼?就让高富有试探地四下活动一下,胳膊腿哪里都没有毛病,全都是该怎么灵活就怎么灵活。几个人还翻来覆去在他身上找枪眼。找来找去就是没有,甚至地上连子弹壳也没有。
明明是响了一枪呀!是响了一枪嘛。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抓过肇事的枪一看,一屋子人全笑了。老天!有这么侥幸的事儿,子弹别在枪口上没出来。不是一个型号,子弹大了一些,枪口小了一些。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要不,高富有非出师未捷身先死不可。大家虚惊一场,继续静下心来选枪。又一个同志,把枪检查了一番后,下意识地一扳机,一点也没有故意,只是下意识。
啪!又一颗子弹射出来。这回子弹货真价实地射出来了,不偏不倚从高富有头上飞过去,擦着头发梢。高富有只觉得头上立刻煳了一长溜。幸亏高富有姓高个子却不高,如果他个子再高那么一寸半,不,不要高一寸半,就是高上半寸,也就彻底交代了。高富有身经百战,自然脸不变色心不跳。偏偏无巧不成书,有一个家属正好进来找她丈夫。一侧脸,准备东张西望呢,子弹钻到墙上去了。
那家属立刻瘫在地上,昏了过去。因为弹洞像一只墨黑的眼睛圆睁在白墙上,知道人没事,谁也没有过分紧张,只是七手八脚把那家属弄到床上。选枪停了下来,谁也不敢再选枪了,连着走了两次火,谁知道第三颗子弹在这一大堆枪的哪一支里藏着呢?
算了算了,先验一遍枪吧。
其实,这堆枪从库里拿出来,公安局挨个检查过。枪和子弹是分开领的。枪里不应该有子弹。但是,枪全是左轮转盘,6个弹槽,一个槽装一粒子弹,不像一般手枪,有没有子弹一拉枪膛一目了然,左轮手枪检查起来比较费劲,一二三四五六半天,有时候就一二三四五就当成一二三四五六了,容易留下一粒半粒的。
一支一支验完这一大堆枪,夜已经很深了。也奇怪,每一支枪的6 个弹槽都检查过,除了那两颗走火的子弹外,再也没有子弹藏在枪里。两颗子弹全叫高富有这个便衣队长赶上了。第二天告诉李克农时,高富有还是惯有的微笑。李克农立刻生了一肚子的气,说:“这刚进城,打死你,那些人怎么管?为什么不先检查?”“公安局检查过,咱们相信他们,谁知道还有漏网的。”高富有说:“还算我命大,马克思看我没完成任务,不准我开小差呢。” 李克农随即哈哈一笑。因为没出事,李克农也没多说什么。他威信高,平易近人,平时轻易不批评,只是问:“枪选好了吧?”“嗯。”高富有回答。“过两天把枪发下去,再发一些子弹,让大家对着树,可别对着人啦,练练枪法。”
李克农交代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吩咐:“去把李克农找来!”
3月21日,毛泽东进北平的日子定下来以后,中央社会部工作队在香山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由中央社会部工作队队长王范主持。负责香山的郊5分局长徐守身和负责海淀的郊6分局长张锋也来了。
便衣队长高富有自然是必到的人物。会议决定,以高富有的便衣队为主,郊5、郊6分局加上中央办公厅和驻防西郊的吴烈师联合建立三个检查站,分别设在西直门、海淀和青龙桥。同时成立颐和园调查组,香山分驻所和颐和园、西苑派出所。这一系列工作要求3月23日建立完毕,24日领发证件,勘察地形,对清华园附近、华北农村实验场周围和海淀街西口较复杂的零散居民区调查摸底。并于领发证件的当天晚上在海淀区的公路沿途,以及重点路口要害部位和复杂地区部署好警卫力量。
原来计划中,清华园车站不是重点警卫目标,而是前门,准备让毛泽东在前门车站下车。但是那些天,打前站的工作人员觉得特务似乎在前门有动向,散兵游勇的活动过多,不安全,就坚决改在了清华园。
城外安排了两个地方当车站,除了清华园车站外,另一个备用。清华园车站是个废弃的车站,基本上不用。24日夜里,叶剑英与在涿县的周恩来通过电话后,清华园车站就热闹起来了,里里外外好几层警卫。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来了。北京市公安局长谭政文来了。高富有把他的便衣队从动物园拐弯处一直摆到香山,清华园到西苑机场一路上也有。
他沿途检查回来,看看没什么毛病,就盯在清华园车站不动了。毛泽东的专列停稳在清华园站台上时,高富友看了一下表,凌晨4点多钟,微明的曙色将将能照亮马路,北平这时候还在酣睡之中。周恩来一下火车,就看见了十分显眼的高富有。
“去把李克农找来。”周恩来吩咐。很快李克农也到了。周恩来问:“你们是怎么安排的?”李克农讲了讲大概。高富有把沿途看到吴烈师哨兵和公安局警察以及便衣队的情况汇报了一下。这时候,周恩来还要问一些具体情况,那是王范掌握的。李克农找王范,找不到了,哪儿也没有。王范是东北社会部部长,临时到北平帮助李克农搞警卫工作。他人很实在,工作也相当努力,是个好同志。解放后他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但是,他没有在中央首长身边干过,有些事他不懂。
高富有可不一样,他在首长身边那么多年,知道一个负责警卫的指挥员,不是光自己干的问题,而是要站在首长能见到的显眼处,让首长随时随地能找到你。这不是突出自己,而是工作需要。
所以,周恩来一下车,第一眼光看到高富有。李克农问:“王范呢?”高富有说:“一大早见他了,再没见。”李克农说:“不管他了,去颐和园。”高富有在前头的车上带路。
特务公开用红布打信号
进了颐和园,毛泽东和中央首长一边欣赏沿途的优美风景,一边登上山坡,走进已经布置好的益寿堂。靠墙摆着好几盆不凉不热的洗脸水,洗脸巾和肥皂也预备好了。屋子正中是三张大圆桌子,桌面上铺着洁白的桌布,上面放着餐具和酒杯,还有两瓶白色葡萄酒。
毛泽东洗完脸,刚在桌边坐下,王范穿着炊事员的围裙端着鱼笑眯眯地来了。轻易不生气的李克农那个气哟,到了外屋,压低了嗓子叫住他:“王范,你干嘛去了?到处找不到你!”
因为生气,李克农差不多都吼了起来。“我?我去看着做饭的了,我怕下毒药。”王范小声辩解。
“你是联络官,你失踪哪行?”李克农一顿好批:“你不会找一个人代替?而且,你下伙房起码要交代一下,什么也不说人就没影子了,刚才周副主席找你到处找不到。”
这时候,益寿堂里,五大书记由叶剑英、聂荣臻陪同,餐桌上气氛浓烈。毛泽东一边吃一边说:“这鱼很好吃,是什么地方养的?”叶剑英说:“这是昆明湖的鱼,味道非常鲜美。”
毛泽东说:“过去想吃昆明湖的鱼是不可能的,今天终于吃上了。”叶剑英高高地举起酒杯,说:“请主席喝杯酒吧,今天是很值得纪念的日子。”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咱们都干了这一杯。”大家碰起杯来。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党中央曾一分为三,前委、后委和工委,分头进行战略转移。那时,延安人常说:“什么时候5个杯子碰到一块,蒋介石也就该倒霉了。”5个杯子指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在西柏坡,五大书记会合了。但是,那时战事紧张,人们忙得四脚朝天,哪有心思喝酒哇。
今天在北平的颐和园,5个杯子可是碰得痛快淋漓了。三张大圆桌子上的人谁也没有想到毒不毒的问题,唯独王范想到了。王范担心下毒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延安的时候,李树槐是朱德总司令的卫士长。总司令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总是紧跟着,时时不离左右。1940年,李树槐随朱德总司令从延安到前方视察。一天,朱德到一所抗日军政学校做报告,有个被日寇收买的勤务员在茶壶里放了毒药,然后提到讲台上,请朱德喝。李树槐早有准备,用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茶水代替了那壶茶。会后,那壶茶被6个人分喝了,一下子全部中毒,紧急抢救才脱险。这才发现那壶茶里有毒药。这不是侥幸而是已经习惯警惕了,总司令出去不管吃什么,李树槐都先尝一尝,以保证总司令的安全。这样,李树槐被评为保卫英雄。这件事也成为中央警卫团警卫教材上的保留例子。
中央警卫团的每一个战士都知道这件事。关于中毒,在中央警卫团还有一件。1948年的中秋节,驻在石家庄东里村的中央警卫团团部会了一次餐。说是会餐,并没有几大碗几大碗的,只是多炒了几个菜。这些菜里也没有肉,多浇了几勺同一锅的肉汤而已。尽管如此,大家仍然敞开肚皮,吃了个欢欢喜喜。上防空哨监视敌人飞机的战士,没赶上会餐,等他们急急忙忙赶回团部大饱口福时,发现整个团部吃大灶的100来人,全上吐下泻,趴在地上一大片。严重点儿的有一个司号长,七窍流血,没半个小时就昏过去了。
“怎么回事呀?你们?”防空哨吃惊地问。“不知道哇!”司号员孙恩堂费力地说:“吃了饭就觉得不对,肚子痛,我还以为撑的呢。”除了防空哨,还有几个在外面搞侦察的没赶上大灶的中秋节会餐,凡是吃大灶的全部中毒。吃中灶的没事。侯惠云那时在团部是组织股长,吃中灶了,就没有事情。
按说,中秋节会餐聚一聚,一年也就这么一次团圆节,无可非议的。没想到会中毒。团卫生队除了一个医生外出值勤外,其他的医生护士都没有幸免,一个一个也是痛苦地自顾不暇。立即八方求救。偏偏这时敌人飞机来轰炸,天上地下串通好了。
而且属那天轰炸最凶,10架走了另外10架又续上,整整轰炸了一上午。后来知道地面有特务公开用红布打信号。吃了大猪肉块就馒头的战士们,没有对空任务就疏散进野地的林子里和庄稼地里。好家伙,上吐下泻,趴了一片。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刘辉山团长着急地叫大家往外吐。一时找不到那么多水,就把卖梨的叫来,一人塞一个梨啃,好歹可以中和一下毒素。
防空哨的值班战士听说特务下毒气得不行,冲飞机没完没了地打,几乎把所有的机枪子弹全打光了,只剩下半袋子,才生气地不得不住了手。石家庄老乡一听说中央警卫团中了毒,纷纷赶来。村里的村长治安员、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及地方部队络绎不绝。
七手八脚把吃过的残余饭菜一化验,砒霜中毒。再一细查,大灶在中秋节炒的几个菜全有砒霜。一问,每种菜里都浇过了一样的肉汤。赶快解救!团卫生队那个侥幸没事的医生立即搞解毒药,连灌带服。一天后总算都缓过来了。
砒霜那东西毒性很大,半个小时就可以致人死命。它怎么跑到肉汤里的呢?保卫部门立即立案侦察。破案很快,也很简单。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跑来报告说:有个不认识的老头交给他一包白药粉,说这是强壮身体的药,吃了身体好,让他把白药粉给解放军叔叔吃。小男孩常常到中央警卫团来玩,知道伙房的情况。为了让每个解放军叔叔都身体好,他把白药粉放进肉汤里。幸亏砒霜在肉汤里稀释了,否则,非闹出几条或几十条人命不可。
那个不认识的反革命老头自然跑掉了,以后进北平才破案。因为中央警卫团的一营跟着毛泽东和周恩来,首长当时就知道了这件事。毛泽东说:“赶快想办法抢救!这是教训,以后过节不准会餐,要吃平时吃。”
从那时一直到建国初期,中央警卫团没有再会过餐。进了城以后,住在八大处的代号劳动大学的中央机关,也曾发生过120人的食物中毒。……所以说,王范一直盯在厨房是没有错的。但是,他还是错了。在警卫工作中常有这种自相矛盾的事情,这看从哪个角度说了。
从防止下毒的方面说,王范是对的,没错。从警卫毛泽东的现场看,找不到联络官,如果万一警卫现场出事,怎么办?所以他是错的,大错特错。不过,无论如何,毛泽东和党中央进入北平一路平安。这就足够了,王范就是再挨几顿批评也是高兴的。
吴克华说:“我就当一回主席!”
受阅部队是在3月20日接到受阅任务的。同时参加受阅的还有一支英雄模范组成的代表队伍。没有几天的准备时间,所有的受阅部队从接到命令,到动员、到开始准备,全都压缩到一起了。擦拭武器、洗刷军装……忙了个不亦乐乎。好在这次阅兵不是分列式,不用操练队形,否则真要抓瞎了。最先进入北平担任警备的41军政治委员莫文骅回忆说:总部通知我们,中央领导同志来北平后,即检阅驻平部队,让我们军的三个英雄团和连以上干部参加。
在著名辽沈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在塔山用血肉阻住了敌人的增援,保证了锦州战役的胜利,也给辽沈战役一个大大的开门红。坚守塔山的那个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的称号;在塔山侧翼的那个团被授予“塔山守备英雄团”的称号;也是在塔山阻击战中,坚守白台山的那个团被授予“白台山英雄团”的称号。
接受领袖的检阅,这无疑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坦克塔上的一面面红旗舞动在春天的淡淡风中,有过一次一次胜利的履历的大炮、装甲车和坦克排成整齐的队列,和握枪的步兵战士一起等着那个幸福的时刻。
莫文骅来到队列里,战士们问:“政委,今天是谁来检阅我们?”
“你们猜猜看。” 是总部首长?不,是中央首长?莫文骅压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大声说:“同志们,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战士们欢呼起来:“呀,我们要见到毛主席啦!”莫文骅和战士们一样,也恨不得蹦起来。
战争年代,不要说战士,就是他们这些军一级的高级干部,要见到毛主席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大家都很重视这次检阅。
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还特意预演了一下报告词。他对纵队司令员吴克华说:“吴司令,你来当主席,我给你先报告一下。”
吴克华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我怎么能代替主席呢?”
刘亚楼说:“我不练习,一会儿报告出毛病了,你负责?”
吴克华说:“好好,我就当一回主席。”
笑声中,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下午3点,机场上空升起4颗照明弹,南边缓缓开来一溜蜿蜒的敞篷吉普车,站在车上的毛主席在最前面。他穿着黑布棉大衣,戴一顶黑色便帽,很精神地站在一辆淡绿色的吉普车上。第二辆车上是朱德和周恩来,再后面,是刘少奇、任弼时、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领导人的车子。
一声响亮的立正,站在队前的干部都举起手向领袖敬礼。毛主席等也举起右手给部队还礼。车过之处,欢呼声如惊蛰的串串春雷。它压住了机场上的一切声音,军乐队正奏着的进行曲听不见了,汽车的发动机声和红旗的飘扬声也听不见了。
莫文骅注意到,毛主席的车经过“塔山英雄团”的旗帜前时,稍稍停了一下。毛主席深情地注视着这面用血染成的英雄战旗,轻轻地说:“这是锦州战役作战的部队啊。”
在长长受阅行列中,细心的军事记者刘白羽数了一下,有40多面彩色的英雄旗帜。在众多的红旗中,似乎“塔山英雄团”的这一面旗最红。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这面战旗,也就没有锦州的解放;没有锦州的解放,也就没有辽沈战役的胜利,起码不会胜利得这么快。这时候,毛主席的目光从“塔山英雄团”的旗帜上恋恋不舍地移开,放眼西郊机场,城里赶来的各界代表1000多人都尽情抛洒着口号和自己的笑脸。
车队来到群众的队列中,毛主席等人下了车。
最先和毛主席握手的是队列中一位农村来的母亲,她的独子牺牲在解放战争中,她用自己也经受了战争和敌人监狱考验的双手,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民主人士也纷纷涌上来和毛主席握手。民主人士中,好多都是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甚至更早些时候就认识了的老朋友。他们在最黑暗的时候,坚决支持了革命,如今,大家相会在阳光灿烂的北平,彼此都有千言万语要说。
这一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半个小时。眼看着天越来越暗,周恩来急得直看表,对大家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来这里欢迎毛主席。天快黑了,请诸位先生先回去休息,以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见面机会。”
这时,西边天上照明弹已如灿烂的纷纷花雨,给新生的北平披上了美丽的节日盛装。这载入史册的一天平安地过去了。
除了仍在月夜下警卫的哨兵,睡在硬硬的水泥地上还没有为自己找好住处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一个挨一个进入了梦乡。
毛泽东决定定都北平
这是1949 年2 月2 日的深夜。
平常,平静,但又是极不平凡。
周恩来在夜深人静的西柏坡,找来4名干部,为首的是后来成为政务院秘书长的齐燕铭。另外三位都是统战部的处长:
中央统战部第一交际处处长申伯纯;
中央统战部第二交际处处长金城;
中央统战部行政处处长周子健。
这是4 位年轻的老同事最后一次来到西柏坡的解放战争总指挥部。
“你们马上出发到北平去。”周恩来开门见山,很简短地说。虽然是深夜,但周恩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倦意,仍旧精神十足。周恩来叫他们连夜出发去北平。
这几个年轻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仿佛都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
要知道,党中央的计划是等时机成熟时就在西柏坡召开新政协会议,许多民主人士绕道香港来到西柏坡就是准备参加大会的。政协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就是由这4位年轻人负责的。
让他们去北平,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谁也没料到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地如此之快,北平此时已经和平解放,党中央机关决定迁到北平去办公。当然,还没有说定都的事。定都北平是两个多月后七届二中全会上才做的决定。所以,他们对去北平打前站没有一点儿的思想准备。
“叶剑英刚从北平打来一封电报,傅作义的部队已经全部从城里撤出来了,他叫我们派人去接收呢。”周恩来微微露出一点笑意,“给你们两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不能再多了。”其实,两个小时的准备还是太奢侈了。战争年代,谁也没有更多的什么坛坛罐罐,背包一卷就可以出发。
这时候,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已经传遍西柏坡。虽然说定都北平是两个月以后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事,但是,党中央既然已经从陕北来到华北,无论如何不会老窝在一个小山村的,就是不在北平定都,也会很快进入北平的。那一阵,人们还传说定都西安,当然,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在平山县就是公安局局长的慕丰韵认为中央一定定都北平。他认为:南方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的根据地主要在北方,离前苏联老大哥近,背靠沙发,可以稳定历代古都。1928年国民党定都南京,那是依靠英美势力,守着长江,自然方便多了。首都历来都是从政治上考虑,毛泽东是把主要定都目标放在北平的。后来,毛泽东关于定都北平说过这样的话:“蒋介石的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他定都南京;我们的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在北平。”
1949年1月19日,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带着一行人从西柏坡来到已经解放了的北平西郊,为中共中央选择住地。
齐燕铭带着周建人、吴晗等民主人士坐上缴获的半新大卡车。前后三辆,组成一个小车队,在漆黑的午夜驶进了酣睡的华北大平原。
周子健借着些许的星光,望着翻卷在乡间土路上的源源不断的烟尘,又看看身边东倒西歪在车厢里打瞌睡的民主人士,心中感慨万千。这情这景,他再熟悉不过了。战争年代,夜行军是家常便饭,队伍专朝没有灯光的地方走。原野里冷丁出现一点灯光,会把人惊得心扑扑直跳,顿生一片无名的紧张。而今天,周子健心中升起一种新鲜的感觉,那感觉不断地弥漫着。
大地还是悄然无声,还是黑沉沉地没有一点光亮,好像万物都静止了,天地间只有这三辆卡车在充满生命地活动。不知道过了多久,卡车终于风尘滚滚地驶过了黎明前的黑暗,驶进了北平城第一缕美丽的霞光里。
这时正是1949 年2 月3 日的早晨。
齐燕铭一行人,走进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这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已经就任北平市市长两个月零几天的叶剑英,此刻住在城里的德国饭店,他听说中央派人来了,就赶紧从城里拨了一个电话:“你们来得太巧了,今天上午举行入城式,就由你们4 个人代表中央吧。”
电话里的声音很小,但是叶剑英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格外悦耳。在入城式的检阅台前门箭楼上,叶剑英塞给齐燕铭一封刚刚收到的电报。
电报是周恩来在他们走后发来的。齐燕铭他们刚从西柏坡出发不久,周恩来就想起忘了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必须让这几个给党中央打前站的同志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当初跟他们交代只是笼统地让他们先期进城筹备新政协,并且为党中央迁入北平做好物质上的准备,并没有讲具体接收的地点。
中南海和北京饭店,后来一处作为政协会场,一处作为政协代表的下榻之地。齐燕铭拿上周恩来的电报,忙向也在前门箭楼上的北平市警备司令员程子华打听中南海的情况。
程子华说:“我们比你们早来几天,但关于中南海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主要是负责市内的名胜古迹以及仓库物资、公共建筑一类的守卫,至于中南海,大概是负责接收军事机关的纠察总队去接收了吧?你去找纠察总队司令员张明河,看看他知不知道。”
果然,中南海是被北平市纠察总队接收去了。程子华没有说错。按说,中南海属于名胜古迹,应该是由执行北平警备任务的程子华部队负责接收的。
但是,中南海的性质在北平解放前夕突然发生了变化。这事还是与程子华的部队有关。程子华作为东北先遣兵团的司令员率领美式装备的10万大军入关后,很快打到北平西郊,甚至出现在傅作义的总指挥部新北京一带。因此,原本怕部队被花花北平腐蚀掉的傅作义,不得不改变坚决不进北平市区的初衷,而在夜间匆匆把指挥部搬进中南海。这样,中南海就由名胜古迹变成了重要的军事机关,自然也就不是程子华警备部队的事了。
接管军事机构是另一支部队的事。
那另一支部队就是北平市纠察总队,也就是宪兵队。
本来,北平市纠察总队是要叫宪兵队的。但反复考虑宪兵这个词在群众中很臭,还是另换一个名字好,于是就叫纠察总队了。
进北平的卫戍部队,除了程子华手下的41 军和中央警卫团一部分改成的公安大队外,就是北平市纠察总队了,再没有别的部队。毛泽东为了防止进北平发生李自成那样的失败,不仅要求全党去重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而且严格进城部队,除了卫戍人员外,所有的城外部队一律不许进城。
所以,程子华知道自己的部队接管了北海、故宫等地,却没有接到接管中南海的报告。那么,中南海必定是被北平市纠察总队接管去了。
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做好入城准备工作的通告中说:历史名城即将解放,我们准备接管并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北平,完成党中央所给的神圣使命。
接到出发通知时,各单位即按临时规定之乘车顺序到丰台集合,然后按照下述序列进入北平:
甲 坦克装甲部队;
乙 摩托宣传队;
丙 北平纠察总队;
丁 公安部队;
戊 市委及军管会直属各单位;
己 物资接管委员会;
庚 文化接管委员会;
辛 北平市政府。
这个入城顺序,是为北平的入城式准备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北平市纠察总队的地位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要提及的,在这个做好入城准备的通告中,特意强调了任何人员都要服从纠察总队的指挥。
其实,北平市纠察总队没有按照这个序列入城。他们入城比北平市军管会提前了整整一天。也可以说,他们是最早进入北平的部队。
在北平市纠察总队进入北平城之前,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有一个关于成立北平市纠察总队的通知:
据华北军医步兵学校报称:“本校奉命组织平津卫戍司令部纠察总队,由张明河同志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李青川同志任参谋长,已于12月26日编组就绪,正式成立,并在良乡开始办公与执行纠察任务”等情。据此,希各机关、部队、团体知照,并饬所属严格整顿军容纪律,恪守城市政策,服从该队指导,勿得违反为要!
特此通知
此致
主任 叶剑英
先把中南海控制起来
北平市纠察总队成立的通告是和做好入城准备工作的通告同一天发出的,都是在1948 年12 月28 日。这时候距北平入城式还有一个多月呢。那时候,别说一个月,就是一天,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40 年后,据当年北平市纠察总队的老同志证实,他们是在傅作义签字的第二天,也就是2 月1 日入城。而北平市军管会是在2 月2 日进城办公的。北平市纠察总队因为是由华北军区步兵学校改建的,所以全是排以上的干部。参谋长李青川说:“这是党中央临时决定的。”
1948 年12 月中旬,叶剑英把步兵学校的政委张明河找去,对他说:“我要当北平市长了,你当北平的纠察司令员怎么样?”叶剑英当时兼着华北军政大学的校长,而张明河的步兵学校,隶属于军政大学。叶剑英很熟悉自己的这位下级, 知道他曾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又有战斗经验。
张明河二话没说,表示同意。
叶剑英又详细交代说:“中央军委决定,在近期内要解决北平之敌。为适应这一形势,军委决定立即把步兵学校全体人员改编为平津卫戍区第一和第二两个纠察总队。校长赵再生带第二纠察总队进驻天津,你张明河带第一纠察总队进驻北平。北平没解放前先去良乡开始办公与执行纠察任务。”
张明河不仅在北平干过地下工作,还在北平上过学。所以,不能说老北京,也差不多了。叶剑英把北平的纠察工作交给了他是放心的。但是,纠察任务到底是什么?张明河不知道。叶剑英只是简单地说:“就是大体上执行宪兵的那一套任务。” 张明河想:“当了一辈子兵,还从来不知道宪兵是什么东西。”
也难怪,人民解放军从它诞生在井冈山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农村兜圈子。而宪兵,是近代大城市的产物。因此,别说张明河,就是叶剑英也说不清宪兵的职责。咱部队就从来没有宪兵嘛。本来,华北军区成立平津卫戍司令部时要成立宪兵的。但是,中央的意思是要区别于国民党,毛泽东说:“我们不搞宪兵,宪兵叫国民党搞臭掉了。”但是,名字可以不叫宪兵,宪兵的任务还是要去执行的。
在国民党那里,宪兵全部是排以上干部,比一般警察高级。翻翻词典,宪兵是某些国家的军事政治警察。平津卫戍司令部所属的纠察总队也全部是由干部组成的,排级干部有一些,并不多,大多是连级干部。他们都是优秀的基层干部,经过多次战斗的考验,到步校学习后,都有提升的可能。而突然他们都成了兵,成了军事政治警察。这一步迈得似乎大了一点,有点从地球到月球上的意思。
不过,人民解放军有什么干不了的呢?一个大城市已经在我们手里了,小小的宪兵还能难住我们吗?兵都是好兵,官也是好官。就说北平市纠察总队司令员张明河吧,他被叶剑英慧眼挑中不是偶然的。
40 多年后,张明河没有去说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而是平淡地说他在1932 年和1933 年曾在北平的东城区当过区委的组织部长,就在北京大学红楼那里住。
果然,在张明河的领导下,纠察总队进城搜捕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罗瑞卿刚刚就任公安部长就把张明河要了过去。刚任命张明河去北平市纠察总队当司令员时,聂荣臻还怕他不安心。因为已经有让张明河去野战军当副政委的意思,跟他透露过。
“你不要以为现在人少了,比起一个军来,纠察总队的人是少。但是,国民党开始就是宪兵团搞起来的。”聂荣臻对张明河说。张明河说:“聂司令员,你放心,我会全力干好。” 叶剑英对张明河说:“你们纠察总队进城三个月的任务,把任务完成你就走。”
张明河可一点也没想到因为他干得优秀,后来被罗瑞卿留下来当了北平市公安局副局长。当时他一心只想第一件事就是找一批当过宪兵的人开会座谈,摸一摸宪兵的业务究竟是些什么。
否则,大体上执行宪兵任务也大体不上来呀。啪!第一道手令从司令员张明河手聂荣臻里发出:“曾经当过宪兵的,不管给谁当过宪兵一律来纠察总队队部报到。如果不来,是党员开除党籍,不是党员开除军籍。”
如此一来,别人还没怎么样呢,参谋长先慌了,他当过阎锡山的宪兵。他半急半不急地问:“司令员,这是什么意思?”张明河笑了:“来开个座谈会,了解了解宪兵是干什么的,没有别的意思。” 旧中国的地方宪兵从清末就开始有了,民国后改称京师宪兵。
1928年阎锡山到北平,改称北平宪兵。以后历经张学良时期、何应钦时期、宋哲元时期、日伪时期,一直沿用此名。日本投降后,李宗仁收编伪宪兵,成立了北平宪兵暂编第一团。到1946 年该宪兵团又被改编为北平市警察局保安警察。
从此,北平地方宪兵的历史宣告结束。除地方宪兵外,国民党曾两次派驻嫡系宪兵,一是何应钦的国民党中央宪兵第三团;二是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中央宪兵19 团。解放前夕驻北平的宪兵就是宪兵19 团。
前宪兵座谈会一开,张明河心里有了底。原来宪兵就是要把城市所有的治安情况全部控制起来,还要把一些重点地区控制起来。这好办。张明河想:“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比他们要严得多。他们是一坨一坨的,而我们是一个整体。
我们的纠察队员素质又好,还愁搞不好北平的治安吗?”北平市军管会还在良乡的时候,叶剑英就叫张明河先分配好他手下的两个大队。张明河叫2 大队守城外,1 大队负责内城。
1 大队有8 个队,张明河完全按国民党宪兵19 团的分布来安排他的队伍。宪兵19 团在每条街道上都有分遣队并安有电话,分配很合理,没有必要另起炉灶。
跟叶剑英汇报时,叶剑英表示同意,并对他说:“你一进城,一定要先把中南海控制起来。” “那没问题。”张明河说:“反正我张明河坚持一个原则,人家国民党能控制的地方我都能控制起来,还要比他们控制得好。”
按照分工,1 大队2 队的管辖范围基本上是西城区,中南海归西城区管。因此,中南海就由2 队包了下来。大队长吕展从张明河那里接受指令,命令2 队副指导员李光带一个班从中南海西门进去,把中南海警卫起来。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党中央要去住。
傅作义设鸿门宴请林彪
纠察总队一律身着黄色干部服,棉裤全是马裤,上衣有吊兜,佩着解放军的胸章和纠察总队的红字臂章,两个领口一边一个铜牌,上写“纠察”两字,虽然没有东北的黄军装高级,但也够风光了。
他们是坐第一列由良乡开往北平的火车进来的。火车是运煤的货车。解放后担任北京军区作战部长的郭春暄当时是张明河的秘书,他回忆说:那时,火车车厢的里面外面都塞满了人,好多战士趴在火车顶上。一路上,战士们看见铁路两边傅作义的部队在解放军陪同下,正从北平往城外开拔。运煤的货车一直开到前门火车站,路上没停。每节车厢上都架着4 挺机关枪,这与41 军入城是一样的。41 军入城,也是全副武装,子弹顶在膛里,还有三分之一的部队押运子弹入城。一进城,就先抢占了景山等处的制高点。
一句话,进城是准备打仗的。他们想,谁知道傅作义的葫芦里是真药还是假药。
那时候,先期来接管北平的彭真、叶剑英等人住在青龙桥,后来住在颐和园,由中央警卫团的何振才率一个排警卫。颐和园要接待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没有招待员,也没有炊事员,何振才就从战士中挑四五个人练习。接待是接待,火药味在那呢。尤其是哨兵。双方哨兵都在,面对面,一左一右。人家服装整齐,三大件驳壳枪、卡宾枪、匕首,样样发光。而我们的哨兵,虽说衣服换了换,但穿戴不如人家,枪更不如人家,老套筒子歪把小枪以及杂牌,自然叫傅家兵瞧不起。纠察队员们也不管,行不行,你们是败家。别看我们枪破,动起手来,你们也绝不是个。
刚进城守卫北京饭店的士兵,问不清不敢放,对谁都警惕。不少人嫌他们野味十足。像傅作义、邓宝珊进门,手一伸,哪一位?一听傅作义,那火自然不打一处来。
对傅作义的仇恨大了。没有法子不大,过去战场上华北部队吃了他多少亏啊。傅家军有汽车也有马,行动都是非常迅速的,而我们只有两条腿,常常吃亏。望着战友们的遗体,多少人发誓要与傅家军势不两立。如今这思想工作绝对不好做。负责北京饭店门口警卫的带队干部李耿说:“从蒋介石换下孙连仲,抗战胜利后我们一直跟傅作义打。他偷袭张家口,打绥远,打徐水。1947 年以后华北打的这些仗基本上是与他打的。纵队政委李志民领我们从定县出发就集体宣誓不消灭傅作义死不瞑目。部队诉苦诉到根上就诉到傅作义身上。从张家口被他打出来,骑兵追我们,追过了桑干河上游,飞机低飞山沟里一扫,打死我们多少人。1947 年傅作义一个武装大游行,杀了多少老百姓,烧了多少房子。大家一听傅作义和平,都说还要他干什么?”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请客林彪,在小酱坊胡同。真紧张,外面扛机枪巡道,他家里有一个连警卫。他一个岗我们一个岗,我们的哨兵把枪对准傅作义的哨兵,怕他把咱们的人杀了。
想想,那时敌对情绪多大。
所以,一旦面对面碰上傅作义,那气能顺吗?后来,傅作义提了很多意见。意见归意见,战士才不管呢。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以战斗姿态站哨,杀气腾腾地盯着对方,只要风吹草动,马上开火。后来想想,当然玩笑一般。但当时战士是认真的。
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在1949 年1 月22 日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强调:“北平20余万敌军出城改编,你们须令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均看作一件大事。全军紧张地周密地在你们的统一指挥下对付这一个大事件,达到完满处理此事件之目的,务必不要有轻敌疏忽之观点。”
从中也可以看出紧张不只是下面紧张,上面也同样紧张。
副指导员李光带领纠察队员去接管中南海,也是以战斗的姿态准备的。那时,他并不知道上边的意图,发出命令的张明河也说不清。进城后的当天,刚刚放下背包,气还没有喘一口,李光就带一个班闯进了中南海。
走到中南海已是傍晚,这时候,傅作义的总部机关还在里面,人啦东西啦还都是乱糟糟的。李光通过站岗的卫兵找到他们卫兵室的领班员,说:“我们要接收中南海。”
领班有些为难,关于北平和谈签字的事他知道,但是他说:“还没有弄好,今天马上交有困难。你们接倒是可以,可我们出不去。” 李光心想:“天已经黑透了,我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和傅作义的兵住在一起,他们又有武器,来个夜长梦多就讨厌了。”于是他问:“那你们什么时候能交?”“明天早晨交怎么样?”领班员回答。“我请示一下再说。”
李光用电话请示了大队长吕展,吕展又请示了总队司令员张明河。张明河同意推迟到第二天早晨再接收。商量妥天明接收的时间,李光带着一个班走了。所谓接收,也没有什么收的,就是换人。他的岗全部撤,纠察总队在他原岗上派上岗,几个大门上了岗就算完了。
很简单,没想到节外生了枝。天刚麻麻亮,李光带着昨天的那个班准时来到中南海门口。不知道是傅作义的总部刚刚装好车,还是他们认为要跟接收中南海的解放军讲一声,反正他们那一大溜装得满满的载重卡车还没有出发。这是傅作义的一个辎重营。车上拉的全是中南海里的盆盆罐罐。关于这一点,李光也用不着请示,上面早有精神。他说:“中南海里的东西,一草一木也不许往外运,必须全部扣下。没有命令,你们要带走任何东西也是不允许的。”
不是昨天那个领班员了,换了个大概是营长一类的官来交涉。李光想:管你是谁,反正都得把中南海交出来。傅作义的营长说:“车上都是总务处的东西,是我们带到中南海的,不是原来中南海的东西。而且我们已经装好了车,马上要出发了。”
“不行!”李光斩钉截铁地说:“你们空人空车走我不管,装东西不行。” “那现在没有人卸车,找又找不到人,高抬抬贵手我们就过去了。” 李光说:“如果你们联系好,我们上级允许你带走多少,你就带走多少,我可以同意。
否则,只能空车出城。” 对方见李光已经封了口,再说什么也没用,只好懒洋洋地走了。时间不长,他们把所有车上的重载全部卸了下来,空车出城参加整编去了。李光立即派纠察队员在中南海的几个门上放上哨。
从此,中南海就开始了自己的光荣历史,而它最初的警卫是纠察总队的战士。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份光荣。
毛泽东进驻“太液秋风”
纠察总队司令员张明河进城后把纠察总队队部放在府右街南口的头一栋房子里。没几天,齐燕铭来了。
张明河明白他无事不登三宝殿,肯定是为什么事,而八成是为中南海。没想到齐燕铭一开口便说:“老张,今天请你先办一件大事。”齐燕铭边说边神秘地笑。
“什么大事?”张明河过去在北平地下党时,与齐燕铭很熟,是老朋友了,说话也不讲究。“请我吃一顿烤鸭子。怎么样?”“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你老兄搞得这般郑重,吃一顿烤鸭子不到10 块钱的事,容易得很,小事小事……”张明河慷慨地说。“小事?那咱们说定了。”
说到了正事:齐燕铭话锋一转,“你在中南海驻了多少部队?”问这种事属于军事秘密,但是张明河知道齐燕铭是中央社会部的,现在他问中南海,肯定是代表中央的意思,用不着瞒他。“刚开始派去一个班,现在有一个连在那里住。”张明河问:“怎么?”“你为什么不住?"齐燕铭笑着反问。“我?我官太小。那么大个地方,2000 间房子,如果部队住进去破坏,我这乌纱帽还要不要?”
一说到工作,张明河立即严肃认真起来。“你很有眼光嘛,”齐燕铭说:“我来就是接收中南海这地方的,你部队归我管,我怎么说你怎么动。”
“嗨!我部队归他管,这齐燕铭的玩笑开得出格了一点,他是地方官,虽在中央机关,但管些纸砚笔墨以及一些杂事,对于军队,无论如何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呵。野心不小,想指挥军队了。”
张明河肚子里这一大堆话自然没说出来,只是简单地问:“为什么?”“将来李德胜要来住。”齐燕铭依然平平淡淡地说。“哎!那了得!”张明河叫了起来。
齐燕铭见张明河大吃一惊,不由地又笑了。这李德胜,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化名,意思是中国革命理当获得胜利。“毛泽东要住进中南海,可、可是,中南海从清朝到现在就没有清理过,里面乱七八糟,没有办法住嘛。”张明河说。“没有办法住也要住。”齐燕铭肯定地说。“那……”
张明河对中南海很熟,他在北平读第六中学时经常进出中南海。后来搞地下党的工作,被国民党从飞行集会上抓住还曾经在中南海关过。从那时起,张明河就知道中南海不平常的历史。传说早在辽金时期,辽国的萧太后就命名这里为太液池,明代又改名为金海,并分出南海、中海和北海。偏南水面上有一座蜈蚣桥,把中海和南海分开。乾隆皇帝特意题了“太液秋风”四个大字,使这里成为燕京八景之一。清朝亡了以后,这里也逐渐破败,除了袁世凯在这里当过几天大总统外,基本上没有人住在里面。傅作义当初进北平的时候,也是坚决不住中南海的,他和他的部队住在西郊被称作新北京的原日本兵营里。后来,要不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打到西郊,他还不会搬进城去的,更不会在中南海里办公。
而现在,毛泽东要住进中南海!
“这不行,不行。”张明河说。
“怎么不行?”齐燕铭问。
“中南海不清理不行,全是垃圾。再说,水里面有没有炸弹什么的也不知道。如果李德胜一定要住,那也必须清理以后才能住进去。” 张明河这么一说,齐燕铭也不敢作主了。
“这样,我去跟彭真报告,请他出面安排。”齐燕铭想了一下,说。
他很快找了彭真,报告了情况。
彭真对张明河说:“找部队把中南海和北海挖一挖。”因为齐燕铭对张明河没有隶属关系,要调动张明河的部队,必须得经过北平市。
北平市纠察总队接收中南海主要是把几个门,再派出巡逻队巡逻里面,其他不过问,也顾不上想,一天执勤下来就累得晕头转向。别说别的,中南海那么大,不死记回宿舍的路都找不到。
关于迷失方向的问题,后来担任中央办公厅收发处长的刘栩然也谈过。他说:“中南海是圆的,坐车从新华门进去,到丰泽园就转向,过了好多天以后才慢慢熟悉了。”
一句话,挖中南海当时根本顾不上。张明河记得挖中南海是1950 年10 月1日以前。中央警卫团一营教导员杜泽洲记得是1950 年的三四月份,开春了,但仍然很冷。
毛泽东要来中南海长住,不彻底把中南海挖一挖不行。不说炸弹吧,就是传染病也是不得了的。北京那时流行大脑炎。这种病是通过蚊子传播的,不彻底打扫一下中南海的水域,怎么敢让毛泽东来住呢?
中南海的清扫计划由中央社会部行政处处长周子健负责。正当他为庞大清扫任务发愁时,华北军区派来了一支卡车队。于是,就开始了夜以继日地往外拉中南海的淤泥。中南海又叫太液池,名字很好听,但往少说也有上百年没人动过池里的淤泥了,
水面上漂着一层腥臭,把水染成一片不透明的灰黑状。很快放干了一池污水。刚刚住进中南海的战士们抬来大电网,捕捞污泥中挣扎的大大小小的鱼儿们。那些日子,他们可开了鱼宴,天天白水煮鱼。吃到后来,鲜活的鱼鲜都变成了直倒胃口的鱼腥。等到海中的紫黑的淤泥被大自然风干得差不多了,华北军区派来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挖掘淤泥。
张明河记得,那时部队搜捕任务不那么繁重了,就集中全部力量挖中南海和北海。中央警卫团也专门抽了一个营挖中南海。边上挖深两米,中间挖桌子那么深,里面子弹、手榴弹不少,甚至还有枪。足足挖了20 天。多少年的污泥,战士们又没有胶鞋,都光着脚下去挖,不小心碰破了,又不懂,照样下水。于是就感染了,有三四个战士因此锯了腿。
挖北海的时候,白塔北边有卖东西吃的,有女人抹着口红坐在那里边吃边看。战士说:“我们在这劳动创造世界,她坐在那里等着猴子变人。” 另一个战士说:“讲这干什么,还是干吧。” 很快,生锈的枪支弹药堆成小山,战士们并不感兴趣,甚至沉甸甸的金砖也不多望上几眼,却对挖出的胖胖的藕使劲咽了口唾液。班长说:“走吧,把白藕送指挥部去。” 战士不吭声。再问。还是不吭声,也不动。原来,他对挖上来的一副锈铁铐发生了兴趣,套在手上玩,不料一下子铐上了。
这种手铐,不能动,一动紧一扣,越动越紧。班长哭笑不得,赶紧找懂行的人弄来钥匙,替他打开。一时成为笑话。
40 多年后,参加过挖中南海的山西农村兵王茂春说:“活那么久没受过那个累,说40 天任务,结果为了赶五一前,20天就完工了。” 至于这时候毛泽东是不是住在中南海里,挖海泥的战士们并不知道。毛主席到底是哪一天到中南海去住的,因为当时也没有记载。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时间是在1949 年6 月15 日。对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有记载。这一天为召开新政协会议,毛泽东暂住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正式住进,当在9 月21 日新政协开会前夕。
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前,毛泽东每天从香山坐车进中南海办公,除了太晚,毛泽东一般都返回香山住宿,他嫌住中南海找他的人太多,静不下心来。可是这样来回跑很不方便,很耽误时间,投入的警卫力量也太多。据汪东兴当时的警卫报告记载,从6月15 日后,警卫工作的重心由香山转移到中南海方面,也可以对《毛泽东年谱》的记载予佐证。
这就是说,毛泽东这时已经搬进中南海了。
曾经担任过北平市公安局公安总队参谋长的李明,那时也是纠察总队的。他说:“纠察总队在中南海守了半年,大约6 月份撤出来的,那时,中南海里已经准备开政协筹备会了。中央警卫团派了几个连队接替纠察总队的中南海防区。党中央基本上从香山搬到了中南海办公。
但是,毛泽东这时并没有长住中南海,而是办完公后回香山等地,直到中南海挖过又把所有的水面扫过雷以后,他才算正式住进了中南海。” 当夏天浓绿的风驻足中南海时,那满池的碧绿才真正有了太液池的味道了。这时,毛泽东搬了进来。在这之前,他住在哪里呢?
叶剑英宣布:“骡马大会开始了!”
进北平城的前一天上午,彭真正和一些同志紧张地布置入城。这个时候,北平市军管会究竟放在何处为宜还没有定下来。
张文松对北平市区比较熟悉,他进城后是彭真的政治秘书。他刚刚赶到青龙桥彭真的办公处,几个人争先恐后地询问他进城后的办公地点,都问:“中南海怎么样?就住中南海吧?”
张文松建议说:“可以从铁狮子胡同、东交民巷使馆区和顺承王府选择。中南海恐怕要留给中央使用。”
当即彭真决定让王甫等进城勘察。他们选来选去,选中了旧德国使馆、旧日本使馆和兵营。从此奠定了北京市委领导机关所在地的位置。
正是大年初一的夜里,新旧交替的时间,彭真与他的市委机关从青龙桥入城。车子一直开到旧德国大使馆。人们仍像打游击号房子一样,随便安置下来,谁也没有想到市委机关一直在这里住下去了。
当时,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入城位置有个通知。
为便于初入城时之通信联络,避免乱找驻地,影响工作,特规定各单位临时驻地如下:
市委及军管会直属队住东交民巷旧德、意、日大使馆及兵营,崇文门内德国饭店,东长安街平汉铁路局内空运指挥部,伪中央航空站及三青团招待所。
市政府住原伪市政府旧址及北京饭店,南河沿翠明庄。
公安局住前门内伪公安局旧址。
……
纠察总队住东交民巷意大利兵营,前门外西柳树井大街路北联勤仓库,东珠市口敌宪兵队旧址,打磨厂东口路北原伪督导组旧址,内城王府井大街帅府园,东四史家胡同路北敌宪兵19 团团部,地安门外大街敌北区宪兵队旧址,西城马市大街敌宪兵第二营旧址。
在这个通知里,还强调了一句:以上地址非经准许,不得随意搬动。然后才签上了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的名字。
市委办公室安排在一进大门路东的一栋房子里,正厅很大,可以在这里开全体干部会,当然也可以跳舞了。正厅的后面是一间会客室。正厅的南面是一排房,顺次自西而东,最西面是办公室秘书值班室;接连一间长方形的敞厅,是市委开会的房子;再里面是彭真的办公室,他们一家人就住在办公室后面的两三间房子里。张文松等5个政治秘书住在正厅北面的一间房里,开始打地铺,后来才有了床。因为刚一进城机构不全,人手少,他们5 个政治秘书就作为市委领导的直接助手,承办彭真等交办的事项。在他们住的房子外面是一间敞厅,就以此当做餐厅,市委一些同志都在这里吃饭,
来了客人也在这里招待。餐厅过去就是接待室。
一栋房子装下了市委本部,成了全市党的指挥中心。
那时会议很多,大会小会几乎没有一日没有。每逢召开党政军民学这样的一揽子干部会,市委前厅就挤得满满的,黑压压的一片,像交易市场一样热闹。叶剑英曾经幽默地说:“注意,咱们的骡马大会开始了……”
旧德国大使馆有一座饼干楼,因为美国人在这里住过,东南角的一座楼里地下室储藏着许多美国大兵的军用饭盒。晚上办公饿了,尽可享用。打开腊封,里面五花八门,压缩饼干、罐头肉、巧克力、奶粉、咖啡甚至还有几支香烟。足足吃了好几个月,才把饼干楼吃空,也把大家的胃口吃倒了。后来,廖沫沙就住在饼干楼上。
中南海一直空着,仿佛是一种默契,不论军队还是地方,没有人敢去打中南海里2000 多间房子的主意。
在距离北平入城式还有半个月的时候,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带着工作人员刘达就来到了北平西郊,为党中央找房子了。
范离到达北平后,经过周密的调查,提出党中央住地的具体意见。然后向住在颐和园的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做了详细汇报。叶剑英据此给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范离和刘达两同志侦察和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地区的选择,以香山为适当,只需牵动一家慈幼院就可基本解决。”这封信由范离带着,回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去了。
为了确定党中央的住地,李克农又带着一行13 人来北平进行全面调查。他们于2月3 日动身,2月5 日到达北平。
离休前从中央联络部的一个处长位置上退下来的齐吉树,就是那时跟李克农一起进城的。他进北平后具体负责给党中央号房子。齐吉树在西柏坡就专搞联络工作。从香港到平山的民主人士要在山东德州中转一下,齐吉树负责给他们买火车票,护送他们到西柏坡附近的李家庄。人来得差不多了,齐吉树就到李家庄去了。这时,北平解放的消息传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把在延安就是交际处长的金城找来告诉他,中央让他带两个人进城去号房子,过一个时间中央要搬到北平去。
于是,齐吉树还有一个处长王福林就跟着金城一块坐上大卡车进了城。当时,大卡车上还有一些人,是分工别的事,号房子就他们三个人。
北平的房子历来是很多的,这是一座有几百年几千年历史的名城,名城就名在房子上。人多,房子更多。特别是北伐成功,当时的政府由北京迁到南京,北京也就由此成了北平后,多少多少的机关以及机关的官吏和工友加上他们的家眷,甚至度量衡局、印铸局等等机关还要带上工人和技师。同时,在前三门外各省会馆中住得满满等着上京候差的或者找事的人,也都树倒猢狲散不见了。能进南京就挤进南京,不能进南京的就在上海、苏州等地,以便接近南京。实在不能南下的就宁肯到天津也不留在北平,在他们眼中,只有个市政府和众多男女学生的北平等于空城。在这种情况下,北平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文化区。这样,北平的房子几乎多于人了。那时若一日出个三四十元,就能租到一所带花园的深宅大院。要是大杂院,有个三四十铜板就可以租一间屋了,— 般的洋车夫都不用发愁没地方住。自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南京,北平的地位就更加低下,成了华北日军司令部,北平更显得人少房多了。
金城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来过北平,但北平的房子情况他们是知道的,这对他们号房子任务的完成是个很有利的条件。他们三个人中,有两个是处长,只有齐吉树是兵了,好在他年轻,跑跑颠颠的事自然非他莫属。
找到军管会驻地,金城把介绍信交给叶剑英。介绍信很简单。叶剑英说:“欢迎你们给中央找房子,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大力协助。”
为了安全,叶剑英把他们安排进饭店,是北京饭店还是六国饭店齐吉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住在饭店里。住的高级,吃的可不高级,不论谁,一律吃高粱米。不过,这对成天钻山沟的齐吉树他们来说,就已经好上天堂了。
叶剑英对问题想得细,他说:“号房子光靠腿不行,给你们一辆小卧车吧。”他还特意派了一个熟悉城里情况的司机。
于是,金城他们三个人每天坐上车,大街小巷转悠开了。北平城街道很窄,胡同又多,好在那时路窄车也不多,街上奔跑的大部分是人力车,偶尔驶过一辆小车显得很新鲜。所以,再窄的胡同也不会发生堵车。
其实,最早号房子的不是他们,而是四野的参谋处长苏静。苏静是第一个进城与傅作义谈判的联络代表,那时候他进城有个任务是号房子。别看他在傅作义那里算公开的,号房子却是秘密的。
因为那时人民解放军还围着城,苏静因为安全原因,不可能像后来中央打前站的人一样满北平找房子,而且东北野战军的首长没有几个,用不着大张旗鼓找上一大堆房。
再加上他占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最先进城,负责指挥台儿庄战役的李宗仁北平的空房子都由他先挑挑捡捡。苏静没有去实地看房子,他搞过侦察情报工作,知道从哪方面去找线索,他直奔了警察局,从户口本子上寻找。他为林彪选中了李宗仁在西单附近的房子。
林彪急匆匆搬进李宗仁的别墅
林彪刚进北平时住在北京饭店,这是聂荣臻建议的。聂荣臻说:“咱们还是住北京饭店吧,吃住都方便,也便于研究工作。” 这样,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几位领导一进城就住进了北京饭店。华北军区宣传部长张致祥,进城后的主要任务是为华北军区号房子。
那时,后勤部门没有来人,张致祥代理总务处长的工作。对于北平,张致祥没有他们的敌工部长康建生熟悉。康建生知道北平旧军官的住宅。张致祥就跟着他,到处去号房子。东北野战军先进的城,好地方都叫他们占了,不好与他们争。庆王府一带,有华北军区的关系,那里的房子又不错,就接了过来。
于是,华北军区占用了庆王府,司令部和政治部挨着,后勤当时没进来。不久,林彪搬到苏静给他号的李宗仁的房子里去住了。三四月的时候,林彪和四野一起南下,他们的房子都交给了华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是北京军区的前身,所以,北京军区那时候在北京城里的房子很多,但是地方都不大,办公地点很分散,以后在郊外有了新地址,才陆续交了出去。
聂荣臻从北京饭店搬出来,挤进了庆王府。在庆王府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又搬进景山东街原国民党市长的院子里,一直到他去世。
金城他们不是没想苏静那样讨巧的办法。只是,他们的胃口太大,凡是大户人家的空房子全部号起来,不管大红门还是小红门,一个不拉,查房子户口后还是要实地勘测。所以,金城他们根本不与警察局打交道,直接奔小胡同。找到一处空房子,就写清胡同门牌以及是什么人的房子,编上号码,登记造册,然后给房子贴上封条。
他们先从东单一带开始转。
东单所在的东城区大户人家多,尽红门大院。北平从明清时代起,就有这样的说法:“东南为财赋之地,西北为用兵之地。”
叶剑英为金城找的赵司机是老北京人,在国民党那里就开公共小车,地形相当熟。
可以说,北平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赵司机也主动提供情况。后来,他就留在统战部开车,一直到办休息。办休息的时候,他找齐吉树给他证明他是1949 年的10 月1 日以前参加革命的,这样他可以离休而不是退休,待遇也可以高一些。
40 多年后,齐吉树回忆说:那时吃了饭就坐车出去,每一条胡同都跑。有时也跟老百姓打听,最多是问蹬三轮的。当然,不问也知道,一看门楼就不一样。门有开的,也有关的。每一套房子都进去转一转,大部分房子是空的,人全逃掉了,个别房子有年轻人守门,就告诉他们另找地方去住,军管会接收了这房子。他们最多瞪瞪眼睛,并不敢说什么。
大概忙了个把月的工夫,一百五六十栋房子登记在册子里了。直到再也没有什么房子好找,金城宣布:号房子结束。
这时候,中央直属机关又陆续来了不少人,边修缮边清理,防止有什么枪支弹药或者炸弹一类。全部整好后,就找北平市军管会联系,安全交由军队检查。挨个安全检查后,封住、锁住。首长一进城,一方面交房子,一方面交安全。
齐吉树说:“除了中南海没编号,西山包括香山一带的房子,甚至有钱人和知名人士建的别墅、花园,也全编上了号码。”
周恩来一进北平就住在中南海,金城他们号到的房子,都归周恩来调拨。宋庆龄的房子就是周恩来亲自选定的。那是在东单一条的后头,房子挺漂亮,是国民党一个大官的房子。后来,宋庆龄搬到什刹海住。什刹海那房子也是当时号房子时的重点,有水,空气好,这也是周恩来安排的。张治中、张澜等等高级民主人士的房子也都由周恩来一一交代,选择的都是最好的地点。
按说城里的房子很多,为什么党中央进城以后,不一步到位,住进城里,而选择了西郊的香山呢?
这中间的原因很多。
首先是有过教训的。1948 年8 月22 日,国民党昼夜三次出动飞机轰炸石家庄。那时,敌人以为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在石家庄。党中央进驻北平的时候,青岛还在国民党手中,青岛外面的海面上就停着美国的第七舰队,飞机飞来北平很容易。因此,北平市区随时面临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不仅仅是刚进城时,就是到抗美援朝的时候,防空袭的意识也很浓,住在城里一轰炸就出不来了。而且城里的社会秩序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不说特务,光潜伏下来的特务电台就有300 多部。
这种情况,在小城石家庄都是住不得的,更不要说北平城了,那是绝对不能住的。只能选择西边的山里。而地处西山的香山,有着很多的别墅,足够劳动大学住的。香山从唐代开始,就有房子在这里了,尤其是清代的几个皇帝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行宫。虽然经1860 年和1900 年两次被英法军队和八国联军焚烧,破败不堪,但还是有为数众多的房子可供居住。1920 年的时候,熊希龄在香山静宜园创办了慈幼院。数下来,共有3000 余间房子。这些房子,稍加修理就可以住人。
周恩来看过号房子的单子后,从保卫的观点出发,同意让毛泽东先住在香山。
为了最后确定党中央的驻地,2 月3 日,社会部李克农部长又率领一行13 人来到北平进行全面调查。2 月7 日,李克农和北平市警备区司令员程子华一起去香山踏勘,确定了香山为党中央暂时的最佳驻地,并给了这里一个代号叫劳动大学。
2 月8 日,李克农给杨尚昆有一个来北平后各项情况的报告,说林彪已经允调吴烈师为警卫部队,最近即可调至香山一带驻守,另调工兵2 连帮助修理工作……
香山,1948 年12 月14 日解放,距离北平市的西直门20 余公里,山高林密,不仅是优美的风景区,更是防空的好地方,而且香山主峰也就是鬼见愁海拔557 米,是北平的制高点。从军事上说,香山是一块风水宝地。党中央驻进香山以后,香山的最高峰鬼见愁设置了一个高射炮阵地。
但是,香山离城较远,路又不好走,到中南海办公不方便。党中央决定在西郊新北京一带盖房子。在平山的时候,中央办公地点就没有放在城里,而是放在一个防空条件比较好的小山村里。到北平,中央机关也没打算安在城里,位于北平中心点上的中南海只能是临时的办公地点。
中央把新北京那块地方买了下来,一亩地给不少钱。但是,谁的地谁还继续种,房子以后再盖。后来,计划改变,党中央办公终于还是选择了中南海。
新北京那里建了新六所,为中央五大书记一人修一栋小楼。还有一栋小楼是工作人员住的,因此叫新六所。毛泽东从1952 年到1959 年,经常在这里住,后来就不住了。朱德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去世。
如此说来,进城很长一段时间后,毛泽东才正式住进中南海。
因为毛泽东一进城先住在香山,所以香山又被称作进城时的中南海。
毛人凤飞抵北京检查潜伏计划
已经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辛任之,是公安局一成立就在的老人,他清楚地记得,党中央进北平定的是5 月份,进来后准备很快开政协筹备会。给北平市公安局的任务很紧很死,一定要在党中央进来之前把北平的社会治安搞好。
1949 年元旦,公安局侦讯处处长冯基平在香山召开了处务会议,侦讯处主要负责侦察、缉捕、审讯。冯基平要求进一步了解敌情。这时候,北平和平的希望还或明或暗,经公安局局长谭政文批准,侦讯处连续派出两批同志去尚未解放的北平搜集情报,再加上北平地下党陆续收集的情报。很快,一份完整的北平特务图就完整了。
确实触目惊心!
北平解放前是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又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东北、华北甚至西北的一些国民党要员们以及几十个逃亡的县政府纷纷云集北平。
北平的特务组织,更是独树一帜。算下来,一共有114 个单位,8500 多名职业特务,再加上外围和掩护,有1.6 万名呢,这是国民党鼎力扶助的结果。因为北平处在广大的解放区中,它不仅需要它本身的特务机构,还需要有对解放区的特务机构,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北平的特务不能不多如牛毛。
残余的这些已经够新生的北平招架的了,偏偏北平又没有用战争的火焰去烧一遍荒,于是,和平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又为北平的大街小巷增添了足足5 万的游勇散兵。每一个都可能是一个或几个案件的制造者。
别忘了,北平还有为数不少的外国间谍。
北平这地方,风水常常不错。从清朝末年开始,美国就试图用科学技术的外包装,包裹上它的意识形态来改变中国的思想和意识。这是它的长期战略,不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才对中国感兴趣。北平曾被日本占领8 年,日本间谍的势力也相当雄厚。美国把所有战败国的间谍全网罗起来,包括日本间谍。这些间谍,多掩护在外贸、学校、医院和天主教堂里。这样,北平虽然在全国大城市中,排在上海之后,名列第二,但是它的特务机构的雄厚是上海望尘莫及的。
到了1948 年7 月左右,国民党提出准备应变,搞了一整套应变计划,三次布置特务组织公开南撤,实际上分散潜伏了。快围城的时候,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还专门飞到北平检查潜伏计划。国民党里专门搞行动的特务头子郑介民精心布置了若干个潜伏组。
天津是在敌人并没有多少准备的情况下打进去的,他们没想到破城如此之快。人民解放军一进天津,立即搜捕,特务档案来不及毁掉,根据名单抓特务,一抓一个准,容易得很。北平可没这么便宜。和平解放,首先是稳定人心,包括稳定国民党军队的成员,不能马上抓人,要一步一步来,不要太刺激。而且宣布都算起义,这种和平模式带来一些问题,间谍特务机关从容地把档案销毁。你接管吧,给你空房子、空柜子,档案柜里的材料全都销毁了,人也跑散了,改名换姓,拐弯抹角。
史家胡同路北的国民党宪兵19 团团部,除了地上几摊屎尿和还在冒着细细青烟的纸灰,什么也没有,2000多名宪兵一个不剩,跑得光光的。
去接收宪兵2 营营部的马永臣,发现这里的玻璃柜子里不仅没有文件,连钢盔都砸得粉碎,人更是无影无踪。
面对如此棘手的情况,怎么办?北平2 月入城式,到5 月中央来,不足4 个月的时间,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北平市委书记彭真一方面把情况向党中央反映;一方面提出要迎接挑战,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这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1949 年的北平,最大的问题就是治安。
彭真在市治安工作会议上说:过去北平是反革命统治的城市,如今经过革命变成了我们的城市。我们要把旧的推翻,建设新的,这样一定会有混乱现象,所以安定秩序成为极重要的工作。
还没有进城的时候,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北平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成立的通知就草拟好了,一进城就张榜公布了出来。以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十几个关于治安方面的布告一个接一个地贴了出来。
彭真对侦讯处处长冯基平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对大量流散民间的特务进行秘密自首登记怎么样?”
这也正是冯基平的想法,他说:“这个办法好。北平和平解放后,很多特务都在观望,不知道会对他们怎么处理,他们还是希望取得合法的存在。我正琢磨怎么让这些特务向我们自首呢,秘密自首好。”
这样,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就开始了对国民党各系统的特务分子进行秘密自首登记的工作。一方面组织投诚的国民党驻北平的特务头子动员其下属投案自首;一方面又在掌握了敌情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调查侦察,核实情况,对那些拒不登记的潜伏特务和阴谋武装暴乱的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这部分人当然是少数。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一传十,十传百,前来自首登记和挂号的特务分子有800多人。后来他们都去了清河大队学习和交待问题。根据他们揭发和侦讯处的掌握,整个北平的特务组织已基本上被摸清了。
彭真认为,半夜抓人,震动太大,还是要稳定。于是,从3 月11 日军管会颁发特务公开登记的布告。对那些可以按材料抓的人,给他一个坦白的机会。这又登记了上千的特务。
以后,又搞了反动党团登记。
虽然有很多中统特务没有去登记,但是,他们没有了掩护,孤立了。真正的特务并不多,中统中除了中心组长是职业特务外,他的小组里好多是发展的各行业的特务。
国民党搞假民主,从北平郊区东南西北拉选票。因为参加中统给好处,好多农民为这好处参加了中统。都抓起来肯定不行,只有用登记的办法,去瓦解特务组织。这一下,又登记了近7000 名。对既不坦白又有活动的特务,北平市公安局搞了三次大搜捕。这样抓,有理有利有节,就得到了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冯基平向市委汇报说:“主要的特务基本上清了,仅入城后两个月连续破获重大潜伏特务案9 起。”
散兵游勇密谋夜蹿双清别墅
1949 年4 月3 日,北平市处理国民党流散官兵有一个工作总结。
在入城的头一个星期中,通过公开号召旧保甲及户籍警督促散兵动员散兵登记以及争取其原有军官号召其下级报到登记等,共收容了大约1700 多名国民党官兵。到3 月21 日,收容和处理的流散官兵已经达到30912 人了,平均每天处理625 人还多。收缴了长短枪691支、轻机枪3 挺、战防枪4 挺、各种弹药6321 发、汽车30 部,还有一批军用物资。
基本上安定了北平的秩序。
由于北平市公安局的出色工作,党中央提前来到了北平。
2 月5 日,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指示:“由东北社会部部长王范、中央社会部的干部尚山羽等组成中央社会部工作组立即去北平西郊,为党中央打前站。”
尽管北平肃特工作很有成效,但是北平原来的水太混浊了,如果万一,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安全起见,党中央暂时不进城。从金城等人号到的房子看,香山一带完全可以安排下党中央。
当然,这个安排是从安排得舒服而言,也是从安排得严密而言。
中央社会部的工作队把西郊作为重点,开展了社会摸底调查。他们先后向中央社会部送去了一系列调查报告:
北平西郊概况调查
香山概况
颐和园工作报告
海淀区工作报告
青龙桥情况调查
……
公安局也抽出力量参加了这一调查工作。
张建民刚到良乡报到时,北平市委才成立,叫他进城后到社会部去。几天后,开的介绍信却是去公安局侦讯处。他是一路走着去香山的。同行的还有后来担任过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张烈。侦讯处人不多,几十个人,住在香山上快到碧云寺下面的一个地方。分配张建民整理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情报,各方面来的,需要综合汇集。
从广泛走访群众的摸底调查和整理的文件分析中,他们发现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在青龙桥一带很活跃,但是情况掌握太少。北平市公安局专门对已捕获的两名特务进行复审,进一步搞清他们在青龙桥一带的人员、组织和活动情况。然后对青龙桥的特务逐一进行登记,将首要分子送清河大队受训。
当毛泽东和党中央进北平的时候,北平城基本上是安定的了。
除毛泽东住在双清别墅外,中央首长居住和办公的地点定在香山寺。
香山寺坐落在双清别墅上边的山坡上,位于现在香山公园大门的左侧。
这里是北平西郊西山群岭之一,重峦叠嶂,清泉潺潺,花木满山,景色清幽。从元朝以来,历代帝王都在这里建筑离宫别院,尤以清朝为甚。乾隆十年在此大兴土木,共修亭台楼阁28 景。后来,香山诸景与圆明园一样,遭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破坏,残存的景观寥寥无几。香山寺的寺院早已倒塌,只剩下两排破破烂烂的平房,仿佛风一吹就要倒塌。
幸而香山寺下边的双清别墅还依旧完好。双清别墅是香山慈幼院的创办人熊希龄的住所。熊希龄是民国初的著名政治家,曾在袁世凯、段祺瑞政府中两次出任内阁总理。但是,使他流芳百世的,不是他的政治,而是他的几乎与五四同时诞生的香山慈幼院。
这所熊式学校以其扶贫救孤、亦工亦学的宗旨而享誉天下。
这里淡雅幽静,清泉汇集一池,池边有六角小亭,亭北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竹影扶疏,山水树木无不顺应自然。清朝乾隆皇帝题写的“双清”二字还清楚地留在石壁上。
双清别墅被称作香山的园中之园,安排给毛泽东居住。
从双清别墅的西侧门上去,是通往香山寺的小路。香山寺确定给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住。任弼时后来没有住在这里,因为他身体不好,党中央又给他选择了比较适于休养的玉泉山。
中央工作队到香山时,发现双清别墅住着250 多名保定的流亡学生,香山寺等地方还有一些东北的流亡学生。此外,熊希龄走了,慈善性质的香山慈幼院的机构还在。动员他们迁出去是当务之急。这个工作由北平市军管会西北区负责。
当时,北平市军管会成立了5 个分会,在长辛店的西南区,在黄村的东南区,在通州的东北区,在丰台的丰台区,以及在青龙桥的西北区。最早跟着平西工作组进到青龙桥西北区的冯挚,此时还没有去设在海淀的公安分局,他和平西工作组的另外几个人开展的第一项工作是动员那些保定中学生回老家去。
冯挚刚到青龙桥西北区时,是让他们就地宣传,并且动员一些一打仗就必不可少的棺材,那时还是准备打的架式,东北野战军一宿营,把屋子挤得满满的,一人抱一支冲锋枪,坐在那里睡觉。门外国民党兵的尸体东一个西一个,还到处可见迫击炮弹坑以及一堆一堆的红铜子弹壳。
终于,战争烟消云散,平西工作组接到新的任务,清理香山。每天,冯挚他们徒步往返于青龙桥与香山之间,一天只是一早一晚吃两顿饭。
这时候,北平西郊已经解放,不必担心国民党军的袭击。他们走起来昂首挺胸。突然,一声威严的口令吓得他们都停住了脚步。
“口令?没有人给口令呀。”因为对方并没有隐蔽自己,冯挚看见对方穿黄色军装,知道是东北野战军的,赶忙回答:“我们是西北区军管会的。”
“哪一方面军管会的?”对方哗啦一声子弹上了膛。他显然没有听说过还有这么一个组织,再加上冯挚他们的军装是晋察冀的黄颜色,跟傅作义部队差不多,自然哨兵的疑心重了。
冯挚想:“闹不好他真开枪呢。”忙把军管会的全称亮了出来:“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郊区军管会的。”
一听人民解放军,又看了他们的胸牌,哨兵这才和和气气地放他们走路。
几百名保定中学生是保定即将解放时跑到北平的,他们听了国民党的宣传,又不了解人民解放军。刚开始,国民党还管他们的饭,饱不饱总有吃的。后来西北郊一解放,国民党军缩进北平城,这些学生就没吃没喝了。本来他们中一部分人就准备返回保定,但是又不知道解放了的保定会对他们怎么样,不敢轻易动身。
冯挚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因为有些暴露去了解放区,又因为对西郊一带熟悉,很快被派回来。其他几个人也大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学生动员学生,话常常说到点子上,人家也爱听。但是,冯挚并不知道劝保定中学生回家乡的政治意义,直到完成这一任务后他才听说香山要作为党中央机关的临时住地。
经过宣传、解释、动员,再加上具体的帮助,解决了保定学生的吃饭问题。很快,双清别墅腾空了。
中央统战部交际处长金城对齐吉树说:“双清别墅的房子准备给毛主席住,需要修理,你去参加。”
齐吉树到过香山,那是号房子,也来不及细细打量。但是,他的总体印象是那里破烂不堪。这回听说毛主席要住,很认真地打量了一下双清别墅。
乱七八糟!池子里一点水也没有,满院子烂树枝子。房子倒还像个房子,但只是一个空空的房壳子,电灯泡、电灯线全没有。墙皮斑驳,地面凹凸不平,又没有围墙,不大修一下根本不能住人。
齐吉树当然不会修房子的技术,他的工作是保管员,专管各种材料的供应。
孙仲元后来留在海淀公安分局当了分局长,那时他是中央警卫团便衣队4 分队的分队长。他到香山分局报到后,被分到八大处检查站当站长兼派出所长。修理双清别墅的时候,孙仲元负责组织民工建筑队,化装一些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当小工,怕炸弹什么的,起个监视作用。头一步是先把四面的围墙打好,晚上派上岗哨,防止游勇散兵蹿进双清别墅。
修缮双清别墅的工人师傅中有部队的工兵,也有地方的民工,连轴干了10 多天,终于在毛泽东来之前抢修完毕。
在当时的情况下,修理的就算很可以了。
中直机关管理处来人接收了双清别墅,里里外外看了个仔细,大拇指一伸,表示十分满意。
第一列开往北平的闷罐车
接管北平的大军连夜从西柏坡往北平赶路的时间,是北平的西郊清华园解放的第五天,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边行进,一边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壮大。这支由叶剑英统帅的接管大军,是从中央军委、华北人民政府以及学校调集的。他们利用了一切可能利用的交通工具,有坐闷罐车的,有乘大卡车的,有坐马车的,甚至还有许多人徒步。一时间,万千的人马涌向了北平,蔚为壮观。
1948 年秋,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明朗起来,大批的北平和天津的学生潮水般地来到了解放区,驻地在河北平山县的中共华北局党校担负了培训青年学生的任务。这些青年学生,很快又潮水般地返回了北平,成了北平最初解放时迫切需要的干部大军中最得力的一部分。
12 月上旬,北平第一任市委书记彭真给李葆华打了一个电话。李葆华是李大钊烈士的儿子,在最初的北平市委班子中,他担任了第二副书记。第一副书记是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彭真在电话中对李葆华说,党中央已经定了未来的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人员和组织机构。
李葆华欣喜地想到:北平马上就要回到人民的手里了。
彭真电话通知不久,李葆华就按组织上的决定,在很短的时间里组织了一批原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干部准备前往北平接管。12 月18 日,李葆华记得很清楚,就是12 月18 日,他结束了华北局党校的工作,先到了已经在一年前就解放了的石家庄。晚饭后,李葆华在石家庄党校门口碰上了叶剑英。叶剑英叫李葆华和他一起乘车到北平去。于是,当天夜里,两辆吉普车就出发了。本来,李葆华希望能在路上遇上早两三天出发的彭真、刘仁和大批到北平接管的干部,但是没有遇上。路上倒是遇上了附近好几个县的民工,他们推着小车,挑着担子,喜气洋洋地向平津前线集结。望着这些过年一般高兴的老乡们,谁能不相信中国革命的胜利呢?快天亮时,彭真和李葆华的车子到了保定,然后休息。白天不能走车,怕敌人轰炸,晚上很轻松地到了北平西南的工业重镇长辛店。
这时,北平市委机关以及参加接管的1000 多名干部已经陆续到达了长辛店。而且他们在路上开过了两次市委会,着重研究进城以后如何开展工作。因为叶剑英和李葆华没有参加,彭真专门给他们讲了会议的内容。2 月17 日,在保定召开了第一次北平市市委会。会上宣布了中共北平市委组织机构,还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1. 军管会的组织机构和人选。
2. 进城后急需解决的思想问题。例如:如何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问题;如何正确地区别对待旧的国家机器与产业依附结构;如何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管理建设好城市的问题等等。
3. 明确提出了进城以后要做的几项具体任务:第一,要消灭混乱,安定秩序;第二,要按系统全面地进行接管;第三,要肃清潜藏的敌特分子;第四,要注意已接管的物质需要;第五,要千方百计地解决城市居民煤、粮等主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4. 强调了入城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6 条纪律。本来还要讨论一些其他问题,因为急于赶路,就暂时休了会。
第二天,也就是李葆华从石家庄出发的那一天。北平市委在涿县第二次召开了市委会议,除接着讨论第一次会议的问题外,还具体讨论了金融和北平市委机关报的问题,初步拟定报纸的名字是“人民日报北平版”,报请中央批准。进城以后,北平市委机关报就用这个名字。后来,《人民日报》作为了党中央的机关报,北平版取消,北平市委的机关报更名为《北平解放报》。
在进城前的一段时间里,每一天似乎都要办一年的事。到了12 月19 日,进北平路上的两次市委会议的精神已经传达给了每一个进北平的干部。此后的几天,北平市委与前方的同志接了头,初步布置了长辛店、丰台、门头沟与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西郊地区的工作。彭真、叶剑英和李葆华经过研究,把市委在进城之前的这一段工作,写成了书面总结,电报给了中央和华北局。与此同时,李葆华还抓了支前工作,从解放区调集了大量的粮食用火车运到杨村,给平津战役的百万部队补充了给养。到彭真和市委机关后撤良乡时,李葆华提出要到北平附近去检查工作,彭真同意了。等他返回北平时,市委机关已经在青龙桥了,所以李葆华没有经历良乡的那次险情。
长辛店这里离北平是相当近了,也可以说这里是北平的西南门户。这时,北平城中的20 多万国民党军队还没有签署和平协议,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突然有一天夜里,他们试图从城西南角的广安门向外突围,整整响了一夜的炮,然而,终于没能打开缺口。
但是,这件事给北平市军管会敲了一个警钟。长辛店离北平太近,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尚未放下武器。万一敌人突破城门,没有什么军队保护的北平市委机关极易遭受损失。为了安全,北平市军管会决定后移良乡。
叶剑英到达长辛店的第二天,也就是12 月21 日的晚饭时间,军管会的全体成员接到了上火车转移的命令。火车是客车厢,有正式的座位。那些刚刚从北平出来的学生以为又要返回北平呢,都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不料车却慢慢向后方开去,越走离北平越远了。
时间不长,车停了。大家摸黑下了车,整队进了一座城。这支队伍是从四面八方集合来的,大多彼此不认识。不认识是不认识,大家还是在黑夜里互相问了半天,可惜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住下来以后才知道原来到了良乡。为什么到良乡?这虽然没有人知道,不过大家都是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干部,估计是形势所然吧。但是,大家都坚信北平的解放是指日可待的。
这时,因为有了长辛店的危险,中央军委决定在自己的卫戍部队也很紧张的情况下,调一支精干的军队来卫戍良乡。下命令调马永臣时,他正在太原前线。太原攻坚战,打得很艰苦。阎锡山的土围子太牢固,我们又没有大炮,只有用血肉之躯去打开道路。因此,不仅仅是战士,徐向前部队的团一级干部也牺牲很大。这样,中央军委从华北军政大学抽了48 名团干部补充。这时,平津战役还没有开始。到了太原前线不久,太原因为伤亡太大,保持包围态势不再攻城。这时战场形势变了,先解放平津,然后再解放太原。华北军政大学的团干部队接到新命令,华北步兵学校已经向平津前线开进,限他们7 天赶到涿县附近找部队。马永臣是华北步兵学校所属的第一随营学校3 大队的大队长。华北步兵学校全部改编成纠察总队,马永臣的大队也改成1 大队里的8 队。于是,他去8 队担任了队长。1 大队大队长吕展对马永臣说:“进城以后我们纠察总队执行过去国民党宪兵的任务。没进城前,先保卫良乡。小小的良乡,住着我们接管北平的全部机关人员,任务不轻呢。”
陆陆续续,良乡城里来了各方面的干部,城小住不下,又在县城周围住了很多村子。但是主要的北平市军管会领导,像叶剑英、彭真等都住在良乡城里。纠察总队1 大队专门警卫他们。后来进北平城后,这个由吕展领导的1 大队还是负责北平的内城。
因为良乡这座小城中没有什么部队,又距离北平不太远,如果走露了风声,那很快就会遭到袭击。为了确保安全,北平市军管会在良乡城下了一道死命令,不许任何人进城。就是自己人送信给首长,也不开城门,一律拿筐往上提。小城的两个城门早已用麻袋堆封严了。东面墙、北面墙包括两个城门,都由纠察总队1 大队日夜守卫,城中也放出了密密的巡逻哨。
马永臣在良乡城北的指挥所里,一步也不敢离开,他有一个中队守北城,中队长叫张海山。
出事的那天夜里,是个很平静的夜,满天星星眨着晶亮的眼睛,月儿也撒下一地的银辉。一切正常,马永臣刚查哨回来,还没有喘口气,屁股后头就有一个人跟进来找他,报告说:“北门进来武装部队了。”
马永臣吓了天大的一跳:“不会吧?我刚从北门回来。”
又不能不信,他急忙跑出去,果然在模模糊糊夜色下有部队源源不断从北门进来,又悄无声息地从南门出去。
再仔细一看,是自己人,马永臣放了一半的心。
这事是北平市军管会的人偶然发现的,报告了领导。叶剑英生气了,下令:“立即把城门关死,自己的军队也不许进来。”
马永臣立即去北门,很快堵死了城门,后面的部队没再放进来。
原来是东北野战军的一个师陪着傅作义的一个师去改编地点,路过良乡。如果绕过去,要多走十好几里。他们就央求守城的纠察总队战士开开恩。说:“都是自己人嘛,让我们从城中穿过去,战士们已经很累了。”再说上一些华北、东北野战军要团结啦之类的话,守城门的中队长张海山就心软了,他想反正是自己人,也没请示,擅自挪开麻袋,开了城门的一条缝。
他这个好心眼不要紧,害得他的上级马永臣背了个不该背的处分。而张海山自己,当时就被撤掉了中队长职务,第二天调走了。华北军区司令部将此事严肃地通报了所属各部队。
那时,马永臣才20 岁出头。后来他说:“其实只放进东北野战军的一个营,傅作义的部队没放进城。当然这也是一种侥幸。要是因此而放进了敌人,那还不得把我的脑袋杀了。”
实际上,当时在良乡的大部分干部是不知道这件事的,就是现在,他们也不一定知道这件事。但是张海山不会忘记,马永臣也不会忘记。
无论如何,这件事想想还是很后怕的。
毛泽东特派中央警卫团秘密潜入
随着叶剑英从石家庄到长辛店最后退到良乡住了整整一个月的进军北平的大队人马中,有800 名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党中央给了他们一个暂时的番号北平公安总队。进了北平城后,他们担任了北平市军管会的警卫任务,还抽出相当 大的力量参加接管了北平市警察局以及所属的派出所。
实际上,这800 名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是毛泽东特意派到北平实习的。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有过两次城市实习了。
七届二中全会圆满结束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解放战争的形势,准备先解放太原。这时,太原周围已经解放,太原只剩下孤城一座,而且又被徐向前的部队紧密包围着。
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和政委张廷桢带领三个营向太原进发,准备太原一解放,马上随太原军管会进驻太原。马永臣他们的团干部队也是那时去的太原前线。那时到太原的火车只能开到阳泉,中央警卫团又徒步走到榆次,在榆次待命。榆次到太原,就相当于大兴到北京一样,相当近了。每天光听见枪声隆隆响,时不时还见押了俘虏下来,就是没有太原攻下来的捷报。僵住了。
太原城的工事不是一般的坚固,外面砖里面洋灰,碉堡又全是圆溜溜的,榴弹炮轰上去的炮弹打上去就走了,20公斤的炸药点燃,似乎什么动静也没有。俘虏们耳朵、鼻子淌血,如震傻了一般,而工事只有几个浅浅的白坑。
终于有一天,枪不怎么响了,在不远的城外等待进太原城接管的中央警卫团战士,都认为太原城攻下来了。司务长买了羊肉,准备做山西风味的糯米饭,款待大家。羊肉已经切成块,刚下到锅里,紧急集合了。
张廷祯政委对战士们说:“中央让我们进驻太原,这是一个光荣任务。但现在有比这个更光荣更重要的任务,好,不多说了,出发!”半生不熟的羊肉捞出来,和米和枣一起分给战士,很快上了路。原来,傅作义侦察到石家庄一带兵力空虚,准备向石家庄进犯。党中央接到情报,立即命令榆次待命的中央警卫团返回石家庄。这是当时能调动的唯一最近的部队了。不久,形势缓和,中央警卫团又第二次重返太原附近。不料,形势又紧张起来。傅作义明说是增援太原,实则是向石家庄猛扑过来。这一次,傅作义不惜血本,不仅出动了全部的骑兵部队,还强行征用了北平汽车公司以及私人的汽车若干辆。除载部队外,还额外装了200 辆卡车的烈性炸药,准备把石家庄的好东西装车运走后,然后把石家庄炸平。
党中央分析傅作义偷袭石家庄,很可能是冲着西柏坡来的,而西柏坡附近,没有主力部队,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就是中央警卫团了。毛泽东连夜做了紧急部署,命令中央警卫团立即从太原回来。那时中央警卫团去太原没带电台,副政委张耀祠坐上只有一节车厢的拖板火车,一路不停地把中央警卫团全部拉回来了。和古远兴带上家门口兵燕慕海,去侦察傅作义偷袭部队的情况,在行唐县公安局的配合下,敌人的作战情况以及道路破坏情况,全了解得一清二楚,并且写成材料,绘成了地图。
这时候,西柏坡的战争气氛越来越浓厚,老弱人员和重要的文件档案已经撤退进山里。在西柏坡的警卫部队,已经布置好防务。总参谋长叶剑英亲自把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找去,交代他们死任务。郭苏镇到洪子店之间的山沟要挖好工事,掩护党中央转移到阜平的大山里。中央警卫团惠金贤的那个营,走了一夜,从石家庄赶到行唐一带,布置了7 道防线。
惠金贤的这支小分队由汪东兴亲自率领,带着一部电台和一个电话机。
“敌人那么多,我们这一个连全拼光也很难堵住敌人。”惠金贤对汪东兴说。
“聂荣臻司令员已经下令,三天之内有一个团赶到这里。”汪东兴说:“咱们把警卫布置好,只要顶住三天就好办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坚持到党中央撤进山里。”
惠金贤庄严地点点头。
这时,毛泽东巧妙地导演了一场空城计。他每隔一天就亲自写文章给新华社电台广播,公开说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傅作义你来对你没有什么好处,还是老实一点想想自己的好。
毛泽东在文章中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那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8 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剩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中南海的梦。”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有了缓攻太原、先拿北平的决心。毛泽东在调华北军区的部队时,给东北的林彪拍了电报,商调程子华兵团先行入关的事。这样,在部署阻击傅作义部队偷袭石家庄的过程中,毛泽东开始了对平津战役的最初筹划,并且发出了关于组织平津战役的第一个命令。
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结束辽沈战役后准备开始平津战役,协同华北兵团主力,歼灭傅作义,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并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能于夏季在北平召开。
这时候,在东北的司令员林彪很快派程子华的部队作为先遣兵团入关。张家口前线的一支部队也及时赶到。傅作义看到人民解放军有了准备,又怕老窝北平被占领,这才匆匆撤回他的偷袭部队。
而这时,毛泽东又形成了新的作战计划,暂时缓攻太原,先围住阎锡山,不要叫他到处乱窜,集中兵力先消灭傅作义。
这样,太原的解放就在北平解放之后了。
北平一旦解放,马上需要大批的懂得城市的干部,尤其是党中央要进驻北平,需要的干部就更多了。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个战斗队,也是一个工作队。打仗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已经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但是,我们的部队长期在农村,没有一点城市工作经验,要当好工作队是很困难的。这就要让大批的战士去城市实习。在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还派中央警卫团去石家庄实习过。他希望他们在帮助地方治安的同时去熟悉城市,为党中央从农村迁到城市做好警卫方面的准备。
这一次,要进入北平这座大城市了,不事先实习实习怎么行呢?
傅作义无处逃痛失中南海
作为北平市委秘书长的张文松,因患淋巴结核动了手术,所以没赶上良乡长长等待的一个月。等到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签字后,他实在不能再等到伤口严丝合缝了,匆匆从养病的平山县南庄搭上伴,没黑夜没白天地往北平赶。先到了天津,张文松到处打听北平的情况和军管会驻地。别看天津挨着北平,可谁也说不清楚。总不能瞎闯吧?没办法,张文松硬着头皮去敲天津市委书记黄敬的大门,也顾不上此时已经夜深。
黄敬从睡梦中醒来,笑骂张文松搅了他难得的好梦,然后说:“我也不了解北平的进展情况,只听说丰台已经解放了,你去丰台找找再说。”
张文松无可奈何登上了天津到北平的火车,到丰台已经是下午,还算顺利,很快找到了丰台军管分会。但是,他们也说不清北平市军管会到底在哪里,只说大概在青龙桥一带,去那边打听打听。
张文松和一路同行的伙伴商量,由他雇上一辆三轮车,先去青龙桥一带摸一摸情况,找到军管会再派车来接他们。
那时,傅作义的部队虽说已经放下武器,但其中有的究竟是真是假,还很难说,别单枪匹马被抓了俘虏。同行的一位东江纵队的同志把他的手枪交给张文松说:“起码可以防防身。”
张文松这时候已经顾不上安全不安全这一说了,穿着一身灰棉军装,裹一条军毯,就着暮色匆匆出发了。
天完全黑下来了,马路两边的树丛中不时有沙沙地自东而西的军队。张文松也辨不出究竟是人民解放军还是傅作义的部队,人家不理他,他也不敢理人家,生怕惹出什么是非来。这时,进入一个村庄,静悄悄的村口有持枪的哨兵拦截。
“干什么的?”
张文松以为是自己人,顺口问:“同志,找军管会怎么走?”
持枪的哨兵嘿嘿冷笑,根本不回答。
张文松莫名其妙,也不知道再问什么。好在持枪的哨兵没有刁难,放他出了村。
蹬三轮的工人很快把张文松载到村外的公路上。张文松这才恍然大悟,刚才,是从城中撤出来的傅作义部队。
终于到了青龙桥,果然军管会在此。张文松大喜,忙叫人派车去丰台接人。
谁知道接人的车空车返回,那些人不见了。直到凌晨3 点左右,他们才到。原来,与张文松同行的老老少少二三十人在丰台听说军管会已经入城,正等得不耐烦,找了辆卡车一路开进城,从永定门一直转到中南海。东南西北城转了一个遍,没找到军管会,
又畅行无阻地转了出来。张文松埋怨他们:出点事怎么办?他们却为先期入城而得意洋洋。不管正式还是不正式,公开以人民解放军的身份进入北平城,恐怕他们还是第一呢。进城以前,甚至在良乡之前,北平市军管会的班子就已经基本上搭配好了。良乡这边还在热火朝天规划蓝图的时候,有几个小分队已经在青龙桥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工作。
1948 年12 月19 日上午的长辛店,国民党的双体蚊式侦察机不时掠过上空,战争气氛十足,大学生冯挚从涿县抵达长辛店的闷罐车上走下来,排入准备进北平的第一梯队里。一个多月前,他从燕京大学撤退到泊镇城工部,参加了接管北平的干部训练队。这个队主要是学习党的城市政策,今后作为解放北平的突击队,随攻城部队一起进城,并以最快最短距离进驻指定的接管单位。
冯挚到达长辛店的第二天上午,和挑选出来的20 多个干部在叶剑英的小院里听了叶剑英的报告。
讲完形势和平津战局后,叶剑英宣布了北平解放在即的几项任务,并说在座的各位同志要编几个工作组配合攻城部队工作。冯挚被编入北平西郊工作组,组长张锋。张锋后来是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局长。
在刚进城的时候,他因为连破了两个大案而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嘉奖。叶剑英在讲话的第二天携北平市军管会后撤良乡,而冯挚他们在头一天夜里就乘上十轮大卡车去了丰台火车站。
在丰台火车站差点儿出了问题。十轮大卡车再往前开200 米,就是国民党阵地了。司机一发现,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退回。国民党军队也不知道这车是属于谁的,并不加以理睬。如果给上一梭子,那就危险了。
北平西郊工作组一共7 个人,两个燕京大学学生,两个清华大学学生,还有三名中央社会部派的接管郊6 警察分局的公安干部。冯挚说:“我们是北平军管会最早派出的接管干部。” 从北平到解放区后,冯挚换上了滤灰水染的紫花上棉布军装,又绿又黄的。
东北野战军的小伙子们以为他们是国民党军队,连连喝令他们停车。组长张锋拿出叶剑英签署的介绍信,这才一路到了程子华的兵团司令部。清华园到圆明园一带,举步就是战场。因为国民党是突然收缩进城里的,北平西郊这里几乎没打什么仗,小战斗还是有的。冯挚他们一路上看见东北野战军的战士们正在打扫战场,收伤员时连国民党的伤员一起收。这时西郊已经解放。从整个北平来说,西郊是最先解放的,那时规定,哪个区解放哪个区的干部先进城。
为什么先解放西郊呢?
张家口解放的硝烟还没有散,四野的部队就接到命令,尽快返回北平郊区。这时,经过康庄、怀来、张家口的一系列战斗,北平西边的地区已经解放,最担心的傅作义西窜之路堵上了。天津也在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傅作义东逃海上也不可能。这时火速返回北平,不言而喻,要解放北平了。
莫文骅有这样一段回忆。塞外隆冬,风吼雪飘。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鼓舞人心的进军场面:红旗猎猎,军号声声,战马嘶鸣。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平绥铁路上,蒸汽机车喘着粗气向北平飞驰。“向着北平,向着天津,胜利进军”的歌声在塞外的寒风中回荡。好一派大进军的气势!
12 月29 日,从张家口来的程子华先遣兵团的41 军到了北平西北的青龙桥、清河、东北旺、海淀一带,军司令部驻在海淀。至此,平津前线调动的两个兵团4 个军的兵力,已经严严实实地把北平包围住了。41 军的战斗地段是北平的西北郊,任务是飞快肃清西北郊外围的工事和据点,并完成对阜城门至德胜门及城内北半部的侦察工作,做好进攻的准备。
如果光是打,还没有什么说的,大江大河都见过了,还怕什么呢?问题是打北平不同,打北平不光光是个打的事儿,还要保护北平的千百年古物。部队刚到西北郊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把颐和园、八大处、香山、玉泉山等等风景名胜保护起来。至于打北平,早已由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给圈好了一个又一个不能炮击的范围,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整张地图。要是按梁思成老先生的意思,北平根本就不能打炮,连枪也不能打。在我们祖国的六朝古都中,那5 个古都像咸阳、长安、洛阳、开封、南京都曾遭到过炮火的毁灭,只有北平幸免。但是,难道这一次北平要毁在炮火中了吗?玉泉山下的炮兵阵地,指挥员一遍又一遍地对射击目标进行精确计算……
那些天,真是紧张得不能再紧张了。
天津攻下来后,断了傅作义海上南逃的路,只剩下走清华园到张家口这一条西逃绥远的活路了。为了防止这一着,程子华先遣兵团牢牢把住了北平的西北大门,不让傅作义回他的老根据地去。不久,形势大变,北平和平解放了。平津前线司令部通知41 军担负警备北平的任务。然而,在北平西北郊工作组到位时,北平城内的形势还处在打与不打之中。所以,叶剑英特别强调到北平西北的这个工作组要注意形势发生变化这一点。在三家店找到程子华后,张锋把叶剑英写给他的介绍信拿给他。
连续的东北和华北的战斗,搞得程子华很憔悴,他看完介绍信,说:“很高兴欢迎熟悉北平西郊的地方同志来工作。”冯挚注意到程子华的右手负了伤,他用左手把铅笔
插到右手的两个指头间,签了意见。
那时,北平还围着城呢,张锋他们小心地从城外奔向青龙桥。
青龙桥驻扎的是东北野战军的33 师。
33 师师长还没等他们把来意讲完,就用一种粗暴的很不耐烦的口气打断了他们:“现在还谈不上这些事,先住下来再说。” 态度与他的上级程子华截然相反。不过,饭招待他们倒是挺好的,大米饭和香喷喷的红烧肉,在解放区梦也没梦见过这么解馋的饭呀。
很快,风卷残云,几个人就把那点不愉快消化了。过了几天,33 师师长主动找上门来,眉开眼笑,他解释说:“前几天新保安没拿下来,怕傅作义跑,因此比较心烦,对你们态度不好,请原谅。” 第二天,北平西郊工作组住进青龙桥,开始了工作。过程很快。没隔七八天,又来了一个西郊工作团,对外的名称是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西北分会,荣高棠是主任。他们也住在青龙桥。北平西郊工作组就成了荣高棠手下的一部分。大概又是七八天,大批的地方干部就都来了。青龙桥的小街上,满街都是穿军装的人来来往往。这时,比青龙桥更靠近北平城的海淀也已经解放了,刘仁仨去接管。夜里到了海淀区政府,黑糊糊的,人早没了,连电灯泡也没有了,地上到处是屎。没办法住,又连夜返回青龙桥。
青龙桥已经成为进军北平的桥头堡和基地。
北平形势发展太快,颇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几个月前还气势汹汹调动全部精锐部队企图偷袭西柏坡、甚至一个月前还名列战犯名单之内的傅作义,竟然表示可以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
这样,北平军管会也向前移动了,大批的机关干部陆续从良乡到了颐和园后边的青龙桥。最先进入北平接管北平城区的二三十人就是从青龙桥出发的。
叶剑英被外宾邀进颐和园
入城前的一天,叶剑英来到住在海淀的41 军军部,听取他们准备进城的汇报。一边听,一边记,间或还提出他的建议。叶剑英说:“你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硬仗,还要在新解放的大城市打好警备仗。这次进城可不简单,正像你们说的,是代表我党我军进城的!”最后,叶剑英要求他们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把工作做好,不仅从物质上,而且从精神上做好进城的准备。
41 军这个军隶属于东北野战军的先遣兵团。从塔山阻击战中撤下来,紧接着就秘密入关。打了一连串漂亮的战斗,康应和怀来以及张家口追歼战。然后又火速返回平郊,在青龙桥一带布防。这一连串的任务,他们完成得都十分漂亮。
1 月中旬,41 军接待了由何思源为首的北平各界和平代表团后不久,就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指示,北平解放后,由41 军担负警备北平的任务。
41 军副政委欧阳文在这之前专门去了一趟良乡,去见罗荣桓和叶剑英。
罗荣桓就41 军即将担负警备北平的任务作了具体指示:“你们是第一支进北平的部队,政策纪律的好坏,不仅仅是你们一个军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整个人民解放军,在国际国内都有重大的影响。必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各级干部要以身作则,逐级负责,约束部队……”
叶剑英也讲了很多。
为什么选择41 军呢?
本来是让另一个军的,偏偏那个军在节骨眼上有个别人出了纪律问题。进北平的军队,要保证百分之百地不出问题。
于是,立马换上了41 军。
这个军太让人放心了。毛泽东表扬过的不吃老乡一个苹果的部队就是这支部队。而且,这支部队能打,全国闻名的塔山英雄团就是在41 军的序列里。第一支进北平的军队,这无疑是崇高的荣誉。战士们兴奋起来,原来光啃骨头没捞上肉吃的牢骚无影无踪。
战斗中打运动战比较便宜,有缴获是吃肉。打防御战,就光啃骨头了。本来以为打完塔山阻击战还可以参加打沈阳,这样多少可以有些收获。没想到沈阳开战的前一天命令入关,到平津战役上又是一连串的追歼战,什么缴获也没有。好不容易碰上张家口那么大的缴获,漫山遍野全是散失的武器,从轻型到重型,如果打扫一下战场,那肯定立刻肥起来。还没顾上收拾,又一个命令急返北平前线。任务重要,什么好东西都不能带,俘虏交给兄弟部队了,打扫战场更是别人的事。不是发洋财的问题,打一仗,消耗那么大,多少总要补充。老是打完就行军,捞不上补充,还一天到晚长途急行军,自然怪话就多了起来。
又回到北平西郊,41 军立即把颐和园、八大处、香山、玉泉山等风景区保护了起来。规定部队不许参观,不许从里面拿出任何东西,连一草一木都不准动。
这些硬性规定,不仅仅对战士,对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也如此。41 军政委莫文骅回忆说:“有一次叶剑英在颐和园接见外宾,请我来作陪,我这才登上万寿山,第一次欣赏了这举世闻名的皇家公园。而那些师级干部等到春节联欢会,招待中央同志,才与颐和园见面。”
这些,都使那些慢慢滋长起来的怪话更有了质量和数量。
41 军从锦州西边千里迢迢入关时,满脑子灌输的都是到华北去打响第一炮,解放华北立大功,所以一连串追歼战,爬山越岭,没白天没黑夜地急行军,战士的情绪始终高涨。只是觉得敌人太熊,仗打得太不过瘾。本来想在打北平时打出点名堂来,好好地立它几功,却没有想到北平更是几乎一枪不放就整个和平了。当然更没想到的是让他们警备北平。
尽管41 军从东北打到华北,有过进驻中小城市的经验,有了初步的城市常识。像辽阳、鞍山、兴城以及张家口,41 军在这些城市都执行过警备任务,没发生什么大问题。但是,北平是大城市,又是闻名中外的文化古城,究竟行不行呢?
从塔山阻击战以来,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进步明显,不仅表现在作战和巩固部队上,也表现在执行党的政策和遵守纪律上。塔山阻击战提高了部队的自尊心和荣誉感。
战士们表示到北平立政策功去。
从天而降的让他们41 军第一个进北平的命令。这个命令来得太及时了,甚至不需要去动脑筋做什么工作,怪话就销声匿迹了。
北平市警备司令部成立的布告是1949 年2 月2 日贴遍北平市的,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入城办公布告并列在一起。
平津前线司令部命令41 军组织警备司令部的时候,已经把布告印好了。
但是,这份布告不是后来张贴北平的那份,而是由41 军军长吴克华任警备司令,莫文骅任政委。40 多年后有人访问莫文骅,告诉他从档案馆里翻出来的是这一份,而程子华任警备司令员兼政委的布告却没有保留下来。大概那时候全部张贴出去了吧?
后来作废的布告那时已经拿到41 军,让他们一进北平就张贴出去。同时平津前线司令部把成立北平警备司令部的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的意思是让程子华出面任司令员,这样,第一份布告作废,又重新印。内容是一样的,任命不同。
本部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令:为确保北平治安,保障革命秩序,着即成立北平市警备司令部,并任命程子华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明治、吴克华为副司令员,莫文骅为副政治委员,随令颁发“北平市警备司令部关防”印章一颗。程子华等遵令于即日就职视事,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执行任务。特此布告周知。
傅作义的和平姗姗来迟
傅作义如果上天有路,入地有门,那他也许是不会和平的。尽管傅作义的和平决心实在是姗姗来迟,但是他一签字,他的部队一撤出城,马上就要开进部队去,不能让北平形成真空。从准备血水拚杀到警备北平,这个转弯似乎急了一点。41 军的党委会议开得很短,但是很快定出了进城的原则。
41 军进城,是代表我党我军进城的,因此,我军纪律的好坏,不仅是我一个军,而是全党全军,对国内国际有极大的影响……我全军的干部战士,对北平城内的一切城市工商业、市政文化、名胜古迹、国家仓库、财产物资及其一切公共设施,只准看管,不得动用;只准保护,不得破坏;空手进,空手出,切实做到秋毫无犯。后来形成了几条铁的纪律或者说条件。进城的人,从师长到战士,挨个评,谁不够格,谁就不能入城,绝没有含糊的余地。
有一个师,还专门制定了6 项标准,叫做评入城资格。从师长、政委到炊事员、驭手,一个人一个人地评,谁不够资格也不能入城。如此一来,每个人都搞得很紧张。进北平,这是比立了大功还光荣的荣誉。北平是国际性的大城市,中国的古都之一,曾经是一个政治统治的中心之地。北平的经济以中小工商业为主,产业工人很少,文化比较发达,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集中地。古物很多,有全国最大的博物馆、图书馆,学校也很多。
因为北平是近几百年来政治中心城市,因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觉得占领了北平就像占领了全国一样。这个荣誉还不伟大吗?如果因为某一点什么而失去这个荣誉,那是一辈子都值得后悔的事情。
有一个大个子副指导员,在解放张家口的时候把一支缴获的钢笔悄悄装在了自己的口袋里,在这次评议中,连部的通信员、司号员、卫生员都不同意他进北平。司号员说:“在张家口可以拿钢笔,到北平谁保证你不再拿别的东西。”这位大个子副指导员检查了两次,都没有过关。最后,他流着眼泪去找团长、政委和政治处主任,要他们给他作保,这才勉强得到了入城资格。
尤其是那些解放战士,更慌得不行,有的连队三分之一是他们。过去他们在国民党中的格言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现在要评入城资格了,他们怎么办?胆大一点的解放战士找领导坦白:“我……犯过纪律……”
领导自然眼睛一瞪:“狗改不了吃屎。”这话没说出口,解放战士又结结巴巴地说了:“那……那是在国民党军那里……”“哦,”领导高兴了,“过去犯的错不算。” 解放战士乐了,一传十,十传百。在得到入城资格的41 军队伍中,有不少是解放战士。
当然,有极少数人无论怎样努力也没有评上入城资格,被留在城外丰台的预备师中。痛哭、悔恨,全没有用,不能进城就是不能进城。
很快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命令41 军先派一个师随时准备进城与傅作义军队交接防务。并且说傅作义在撤离北平时,为了给市民留下较好的印象,尽量约束自己不搞破坏活动。
莫文骅对李福泽参谋长说:“好哇,他们给我们敲警钟了。立即通报各师,要求他们以更加严明的政策和纪律,让北平人民认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民解放军。” 1949 年1 月31 日,后来被历史学家定为平津战役结束的日子。美式装备的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师,威武雄壮地来到西直门城楼下。西直门里,临时知道消息凑起来的老百姓拿着各色小旗,等着欢迎解放军。却没想,久久不见城外的解放军入城,人们议论纷纷。
“不是来了嘛?”
“是来了,就在城外,一排好几里地呢。”
“那为什么还不进城?”
“谁知道呀?”
后来,部队哗哗入了城,而城门却依然剑拔弩张。原来,西直门这里遇到了一点麻烦。守卫西直门的士兵,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围城期间,傅作义派出的秘密谈判代表从别的城门没有出去,最后还是从西直门走通了。
后来何思源的民间和平代表团,也是打西直门出去的。傅作义对西直门守城的官兵一百个放心。此刻,城里的傅作义部队陆陆续续撤出城外,基本上撤光了,而守西直门的卫兵依然坚守职责。不知道是因为国民党乱了套,忘了这座城门,还是故意不通知,反正西直门没有移交,好在解放军进城他们不干涉。双方僵持起来。一方坚决不让城门。一方把队伍一摆,机关枪架起来,对准城楼,一副准备战斗的架式。解放军说:“把城门交给我们吧。”
“不行,没有命令,我们不能交。” 其实,已经到了这个份上,城里几十万兵都和平地放下了武器,一个小小的西直门城楼再坚持又能成什么气候?但是,局面就这么持续下去。一方交也可以,上司无论如何不会怪罪,明摆着嘛。另一方攻也可以,闯过大江大海,一个小小的城门不是大话,三五分钟的事。
这时候,好多胆子大一些的老百姓围上来,围观这种和平也可以战争也可以的局面。
傅作义的守城士兵想不想打仗不知道,恐怕也是不想打的。都和平了,再打个死的死,伤的伤,断胳膊断腿的,何苦呢?但是,他们没接到上司命令,随便交给解放军,如果怪罪下来,也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人民解放军要打,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顶多消耗些弹药,死伤些人。但是,北平整个全和平了,何必在小小的西直门动武呢?西直门洞开着,全副武装子弹上了膛的41 军都眼睁睁进入了城内,而城门却不交。围观的老百姓都看着急了,悄悄拉过来一个军官模样的解放军。
“你们的代表正和傅作义在东交民巷那里谈判呢。”他不知道这是41 军政委莫文骅,只知道是头儿。“真的吗?”莫文骅问。“真的。”
这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不知道怎么知道这个绝密消息。
傅作义把所有的记者全拒之门外,还专门派了一个营警卫四周,不许任何人进去。直到他签字和平的消息公布后,人民解放军谈判代表的住址才无所谓保密了。但是,关于人民解放军的谈判代表住在东交民巷的事,41军政委莫文骅不知道。
41 军在讨论入城时让莫文骅带队。他在西直门城楼交涉半天不得结果,却让一个老百姓给顺利解了围。
“我带你们去找你们的代表。”老百姓自告奋勇。这样,莫文骅在引路的老百姓向导下,坐吉普车来到洋楼林立的东交民巷。在一座日本式样的小洋楼里,莫文骅见到了随傅作义的谈判代表一起进城的陶铸。
陶铸是莫文骅的老上级,自然很熟。莫文骅报告了41 军一个师入城完毕,但是西直门的城门楼顶死活不交。陶铸答应去找傅方交涉。很快,陶铸就打通了电话。陶铸说:“如果你们不交,我们可以攻,你们一个小城楼可顶不住。” 对方连连道歉,说:“我们忙乱了套,一时忘了通知西直门的官兵放下武器,我们马上通知,通知。” 陶铸对莫文骅说:“对方已答应通知西直门。你们尽快接防完毕,做好以公开的武装力量对付暗藏敌人的准备。”
等到莫文骅驱车赶回西直门,电话早已过去,西直门已经是人民解放军的岗哨了。莫文骅看见,西直门城头上飘扬着人民解放军的军旗,站岗的战士佩戴着“平警”的臂章,很是神气。大队大队的学生和市民举着彩色的小旗,围上了正在往城里开进的队伍。衣服上用粉笔写着解放两个大字的女学生,不由分说花插在队伍里扭起了欢快的大秧歌,边扭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还有一辆广播车也在大声广播“欢迎解放军进城”的口号,和鞭炮声、锣鼓声一起,汇成了胜利的海洋。就在这震耳欲聋中,莫文骅听见路边有几个老太太在大声议论:
怪不得他们能打胜仗呢,你瞧他们那枪、那炮多棒!亮得晃眼。国民党兵,碰上他们还不跟钻炕洞的老鼠一样……莫文骅放声笑了。继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结束以后,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个大战役平津战役也胜利结束了。
朱德中山公园做报告
第二天,吴克华军长带领两个师也入了城。所有的城门、仓库及要害部门全由臂戴“平警”臂章的人民解放军守卫了。隆重的入城式在41 军入城后的第四天。那是由聂荣臻建议后补的一个为扩大人民解放军影响而举行的仪式。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入城各部都有具体驻地的通知,唯警备司令部由该部自行选定后报告批准。
41 军军部选择在西单附近的报子胡同。本来,先入者总是有挑选的优先权,他们可以选择更好的住所。但是,他们知道平津前线司令部很快要入城,党中央也要来,一个军不能抢先占好地方,免得总部和中央来了又要搬家。房子是事先号好的,很小很破旧。莫文骅的家属和孩子这时也跟进城来,住在报子胡同41 军军部。因为有家,莫文骅请随他一同进城的英国记者阿兰吃烤鸭子。
谁也没吃过,主人莫文骅和客人阿兰全是第一次,厨师也是第一次,高高兴兴地把鸭头、鸭屁股专切了一盘端了上来。莫文骅夹上鸭头就吃掉了,他觉得鸭头比起鸭肉来算最不好的了,但是,他仍吃得很香。
阿兰大概也想吃鸭头,就问:“鸭头为什么不让给客人吃?”因为彼此很熟,莫文骅就说:“这是中国人的习惯,谁吃鸭子头谁是主人。”他是随便说的。翻译翻给阿兰,阿兰也开玩笑说:“在我们英国可不一样,谁吃鸭子头谁是客人。”
吃鸭子是莫文骅进城以后的唯一享受,虽说是进了城,但是在平时他也是吃炒面之类。这一切都是为让还不了解人民解放军的北平人民从根本上认识我们这支仁义之师啊。41 军军部尚且如此,进城的战士就更艰苦了。入城前,炊事班准备了三天的干粮。不仅吃如此,住也如此,不去麻烦北平市民。不少老百姓跑到有部队的地方去看,惊讶得目瞪口呆,战士们吃的是带冰碴的高粱玉米馍和腌萝卜干,喝的是扎牙根的凉水。
而且,全部的兵都住在屋檐下,怎么请也不进屋,说上级有规定。
北平的正月,正是三九四九冰上走的季节,莫文骅在入城的第二天,曾到各个警卫点看一下。守在西直门的战士都挤在老乡的门洞里或屋檐下,冻得嘴唇发紫,也没有一个人叫老乡的门。驻德胜门的部队,同样露宿街头。
战士们说:“我们有火龙衣呢。”原来,他们夜间冷得不能入睡,就来回跑跳,以此来产生体温。战士们一边跑跳一边对一同露宿的机关干部开玩笑说:“哈哈,你可不冷,你,比我们多铺了一层。”
机关干部看看屁股底下,还真比战士们多了一层报纸。
鼓楼的警备战士倒是住上了高高的鼓楼,但是,几十个窗子全是空洞,阴森森的屋里又没有火,地上也没有铺草。北风一吹,高高楼上更是无限寒冷,比露宿屋檐下更糟糕,连个避风处也没有。
解放军不入民房的消息很快传开。怎么能让子弟兵活活挨冻呢?北平市人民政府经过多方努力,很快解决了部队的住房问题。
警备司令部的通信科住进了著名京剧大师程砚秋家。战士们早就听说日本占领北平后,程先生蓄起胡子拒绝为他们唱戏。而解放军一来,他马上结束罢唱,准备重登舞台,并且腾出房子让解放军住。41军的几位领导去看望他,表示感谢。
程砚秋说:“贵军为民赴汤蹈火,理应盛情款待,只是家人甚多,寒舍狭小,实在抱歉。”
41 军军长吴克华说:“这已经给您增添了不少麻烦,请程先生海涵。”
程砚秋也不再客气,对警备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平津前线司令部在1948 年12 月22 日公布的约法8 章,归根结底一句话,安定城市秩序,确保城市治安。
几天以后,以叶剑英的名义宣布北平市军管会成立的布告上,提到了遵照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约法8 章实施军事管制。
警备司令部是军管会第一重要的部分,它的下面才是市政府及物资和文化接管委员会。因为只有安定了秩序,才能谈上其他。警备司令部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肃清一切反革命武装及散兵游勇,执行军纪、军法及戒严、解严等事项,并有效地组织防空。
北平内外两城,以三个师的兵力警备,共接管了108 个仓库,同时,还有警戒点237 处,兵力相当分散。由于入城前划分好了警备区域,部队很快有秩序地铺开了。
41 军从1 月31 日入城到4 月13 日南下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在公安机关的大力配合下,共破获偷盗、抢劫等扰乱社会治安的案件46 起,逮捕坏分子40 人,逮捕和令其悔改的特务50 人,缴获电台两部、密码两套。此外,还给公安机关提供敌特组织的
重要线索10 余起。同时还收容登记遣散了15400 个散兵。其中,国民党军官6000 余人,宪兵172 人。
不久要准备南下了,部队战士提出,参观一次中南海或者看一场京戏。
按说,这要求不高,无论如何应当满足的。但是,城外还有好几个军呢,人家也同样提出这些要求来怎么办?去中南海不能答应,况且中南海那时乱七八糟也没有什么好看的。41军领导商量后,组织部队参观了一次故宫。
说是参观故宫,连走马观花也不算。跑步,跟上。跟上。跟上。行军似的在故宫大院跑了一圈。也不懂也不问,出来大家一聊,没看到什么,只记得到处是大红房子。
看京戏也不好办。那时北平唱京戏的戏园子就两个,一个长安大戏院,一个吉祥戏院。但是,部队辛辛苦苦警备北平,就提出了这么两个条件,都不满足说不过去。最后决定从41 军历年积下的小金库中拿出一大笔金子,让全军4 万多人每人看一次京戏。不一定非是名角,反正是京戏就行了。当然也不能天天占领剧场,慢慢包呗。终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让每个战士都过足了一次戏瘾。这件事很鼓舞战士们。比起城外的部队来,他们的条件优越多了。整个东北野战军,曾组织过团以上的干部看过一次京戏。唯独他们41 军,每个战士看了一遍。
一段时间后,41 军的名声在北平传开了。有一天,副政委欧阳文拿着一大叠群众来信和两张报纸对政委莫文骅说:“莫政委,你看,群众表扬我们的战士呢!”41 军南下之前,朱德在林彪、罗荣桓陪同下来到中山公园音乐堂给他们做报告。朱德说:“本来毛主席要来给大家讲话的,但他的工作太忙,所以,我来了。来之前,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问候同志们。” 全场响起极热烈的掌声。朱德总司令讲了南下的几个问题,他首先强调了政策纪律。要求41 军像在北平一样,当了官,但决不发财。
部队告别古都那天,千千万万群众自动出来夹道欢送。有的唱歌;有的呼口号,挥动小旗;还有的送鞋袜、毛巾;有的送熟鸡蛋、热点心;不少北平市民拉着战士手,热泪滚滚;有的接过战士的背包,一直送到广安门外……
这种气氛,比欢迎41 军入城时还热烈。
从西柏坡出发的后卫
整个中央机关是分三批离开西柏坡的。
第一批是先遣队,他们在北平一解放就进了城;第二批是党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第三批是后勤辎重部门和后卫。
这最后一批中,包括中央警卫团的9 连。9 连有一部分已参加先遣队提前到北平去了,剩下的又一分为二,一拨骑马,一拨坐车押运物资。
这押运物资的车队由刚到任的指导员狄福才负责。
本来,住在石家庄西兵营的狄福才马上要随先遣队进北平了,行李也装上了车。
临开车前,才把铺盖取下来,匆匆忙忙的,连干粮袋也丢了。
一个命令让他去9 连当指导员。
关于这个9 连,狄福才听说了一些。
他们保护彭真从东北到了华北,然后编进中央警卫团。因为从前方来,比较淘气。副连长把清理出来的地雷用绑腿系上,扔到井里,想听那一声响。偏偏他又伸下头去看,结果把肠子炸出来,死了。连长又因为一点鸡毛蒜皮把司务长绑了起来,被政委张廷桢宣布撤职。9连的指导员呢,看上空着的连长位置,非要干连长不行。
他认为指导员麻烦,要保证连队不出事,但连队那么多口子人,很难保证不出事。连长只管训练,简单多了。加上9 连的指导员过去一直干军事工作,讲个话写个字什么的很费力气。
所以,他坚决要干连长。这要求也算合情合理,这样,中央警卫团把狄福才调来当了指导员。狄福才到9 连没多少天,就准备党中央进城,执行了一段路线警卫。撤下路线警卫后,他们也准备进城了。狄福才带领几个战士押送中央供给部的车辆。这些车辆,是先遣人员从北平市雇来的。车是卡车,破烂不堪,大概是日本投降的胜利品。司机也打扮特殊,头戴破礼帽,身穿烂工作服,脚穿破皮鞋,有的还戴墨镜,活像解放区舞台上的汉奸,真有点叫人不放心。一伙农村的小孩子追着他们屁股后面看热闹。
当晚装车,第二天出发。车上装的都是硬纸盒,不大,但很沉。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车厢上铺了一层,上面放着背包,坐上警卫人员。因为乡村道不好,破卡车走起来比牛还慢。有一辆车在唐河沙滩上抛了锚,轮胎爆了。换轮胎时,司机发现车箱板缝里跌出两块银元。警卫战士也发现了,立即检查。搬起背包发现下面的一个纸盒摔烂了。
一堆白花花耀眼的圆东西散了开来。
司机大吃一惊,说:“难怪走不动,超负荷呢。”
到了保定兵站已经是夜11 点,院子里的车停满了,这台车只好停在马路边上。警卫战士把情况向后勤的老李汇报后,后勤老李说:“车况不好发生事故是难免的,丢失几块钱也是没法子的事。不过……”后勤老李的意思是车停在大街上,司机又已经知道车上全是银元,怕出问题。后勤老李面有难色,欲言又止。几个押车的警卫战士看出老李是不好意思提出让他们放个哨,就主动说:“那我们今晚睡在车上,冷就冷点,为了安全嘛,也没什么关系。”
后勤老李非常高兴,四处翻找,给他们找来一块雨布,直说:“你们辛苦一点,就在雨布下休息吧。” 其实,那些打扮像汉奸特务的司机们全是经过严格审查过的,都是好人,后勤老李太多虑了。一夜无事。第一天驻保定,第二天就进北平了。路上碰见东北野战军徒步南下的部队,看见车队往北开,就笑他们:“我们把北平让给你们守卫啦。”车上的战士也笑着说:“那没问题呀。” 因为从服装上更从口音上都很容易分辨出来是东北来的部队,所以车上车下不管认不认识,都亲热得不行。车上的战士问:“北平什么样呵?”车下的战士答:“我们也不知道哇,压根就没进城。” 车上的战士说:“不是有入城式吗?”车下的战士答:“人山人海一包围,光看人了。” 说笑一阵带着东北的高粱米味的闲话,坐车的走路的又往南往北出发了。
车队从广安门开进北平城,问了问路,又过了崇文门,到了丰盛胡同供给部驻地,卸下金银物质,就直奔香山了。
中央警卫团有个骑兵连,马不多,几十匹的样子。骑兵连的人跟毛泽东一行的车队进北平去了,留下几十匹马,加上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首长的马,90多匹,不到100 匹。九连由指导员改成的连长带着两个排骑马进北平。
这些马不要行不行呢?
当然不行!
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次进北平能不能长久。按说是能够长久的,从人们的愿望中也是觉得能长久。国民党虽然还占有半壁江山,但寿数已尽,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的。正像落日,一点一点地沉入西山中,不可能再冉冉升起。北平永远是人民的,这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又不能不预防万一。
万一再来个转战陕北,没有训练有素的战马可不行。
所以,无论如何马群也要进北平。
毛泽东坐中吉普进中南海
马群中有一匹引人注目的骏马,这是毛泽东的忠实的坐骑。
毛泽东是坐中吉普进北平城的,老青马留了下来,中央首长的马也全部留了下来,一共有30 多匹,加上骑兵连的马,除了给9 连的人骑外,还多几匹。马不怕多,就怕少。
少了不能两个人骑一匹马吧,多不要紧,拉上走就行了。
这个临时组成的骑兵连由中央警卫团1 营教导员杜泽洲负责。40 多年后他离休时是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副主任。杜泽洲领人检查了马匹的装具,尤其是马的蹄铁。西柏坡到北平坐火车几个小时,走起来可就不短了,马蹄铁可不能出问题。
不用说,这些军马都是宝贝,特别是毛泽东的大青马,更是宝贝了。杜泽洲在走之前,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详细检查中央机关的保密情况,不要遗留下什么。党中央机关走后,中央警卫团参谋长古远兴已经检查过了一遍。中央后方的供给部长邓延涛也派人检查了一遍。但是为了防止不细致,仍派杜泽洲带几名干部,再仔细检查第三遍。这已经成为传统了。准备撤出延安时,中央警卫团让政治处留下两个人负责保密检查。其中一个人是侯惠云。他们带上四五个战士,走了所有的机关,帮助整理文件,烧纸烧了半个月。
撤出延安时,古远兴殿后。他最后检查一遍保密情况。在王家湾,他发现一封给周恩来的信,是和其他字纸一起扔到坑洞里烧的,没有烧干净,古远兴又把它重新烧了一遍。别的地方倒没有发现残存的有价值的文件。
转战陕北的时候,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毛泽东前脚走,敌人后脚就到了毛泽东住过的窑洞。窑洞的主人是个老农。国民党兵问他:“毛泽东是不是在这里住?”
“不知道,他没有在这里住。”老农回答。
“你是不是主人?”
“我是。”
“那毛泽东在这里住过,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国民党兵进窑洞一阵乱翻,从炕席下翻出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一个信封,下面写着毛泽东三个大字清清楚楚。“你说没住,那这信是从哪儿来的?”“我一个大老头子,又不识字,谁知道谁放在这的?”“你这个老家伙不说实话,剁你的手!”
“杀掉我也不知道!”
就这样,老农的手被剁掉了。其实,他知道毛泽东住过他家,但他不说。毛泽东进北京后听说那个老农为他受了伤,给陕西省政府写信要他们把老人照顾好。敌人从一个信封上发现毛泽东的行踪,如果不是房东大力掩护,那是很危险的。从西柏坡往北平搬家不像战争年代连窝端,除了文件带走以外,其他通通原地不动,包括粮食以及办公用品,全都留下。党中央说走就走,吉普车拉上人,家就算搬走了。剩下的杂七杂八由中央后方的供给部长邓延涛负责处理,登记造册然后把它们交给河北省政府。
虽然是在我们自己的根据地里,又是移交给自己人,但是文件不能拉下,甚至一张废纸也不能拉下。万一拉下个把纸片记有重要或者比较重要的秘密,哪怕只言片语,也可能出问题。
杜泽洲领着人一个屋子一个屋子检查,边边角角全不放过,没有发现遗留的文件,就把零零星星的废纸弄火烧了个干净。
这样忙过四五天后,就准备进北平了。
为什么偏偏把杜泽洲留下当后卫呢?
这跟进北平的方式有关。
他们这个后卫,既不是坐车又不是走路,而是骑马进北平。杜泽洲是老红军了,在骑兵排当过排长,弄马这一套他太熟悉了。给他留下的一个连,因为是跟彭真从东北过来的东北兵,大部分也会骑马。至于那一小部分人不会骑也不要紧,没骑过马总骑过驴吧,骑马和骑驴也差不到那里去,再说马又是熟马,好学。
杜泽洲给战士们讲了几课,无非是备鞍子喂马一套。备鞍子很重要,每匹马都有自己的鞍子,鞍桥小了,马背大,就容易磨烂,反之鞍子容易掉下来。另外,路上喂马也不是小事,人是铁饭是钢,马也不例外。喂不好喂病了,背着它呀还是抱着它。至于上马下马,稍微一讲就行。马都是百里挑一的优秀战马,早训练得滚瓜烂熟了,你怎么动它就怎么走。一上马,缰一提,马就开步走;再一提缰,双脚一夹, 马自然跑步;身体往后一坐,一摆缰, 马就自动停下。
因为不是讲马术,又不需要打仗,三言二语,会骑马的和不会骑的就差不多了。长途行军又不讲速度,一天走上个八九十里地。更何况这次又不像从石家庄拉出来筑工事准备打傅作义,搞得风风火火紧紧张张。这次到北平,没有警卫任务,从精神到物质全都不需要紧张。
杜泽洲说:“我是舒舒服服进北平的,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骑兵连的马和中央首长的马合在一起,将近400 只马蹄子,走起来尘土浩荡,再加上战士们是进北平大城市,自然心花怒放,轻松得很。有几个战士头一次骑马,不会顺着马上下起伏而起伏,而是硬颠,屁股都快颠破了,仍然百分之百地说没事。
一路上也没有地图,好在大概方向知道,走的又是大路,边问边走。中央警卫团临出发前,曾交代杜泽洲往香山去。但是,香山究竟在北平的什么地方,他一点也不知道,那只有先问到北平再说。贴着西边的村子,到了卢沟桥。老百姓说北边有部队。再走,到了西郊的新北京。在新北京,杜泽洲问路。
老百姓说:“香山哪,还得往西,从八宝山边缘北上,过南辛庄、松堂,北边那山就是香山了。”
那时,北京到香山只有一条窄窄的石板御路,就是出西直门,走白石桥,经过海淀过去。别的路全是沿山而行的小路。按老百姓的指点,一过南辛庄,就不断碰见我们的战士了。过了正兰旗,就到了杜泽洲后来住的一粟院。
那就是美丽的香山了。
责任编辑:潘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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