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实与深化

 

卞靖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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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央深改组第三十三次会议精神。我主要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来探讨。

一、中央深改组第三十三次会议传递了哪些精神？

201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三次会议。他强调，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自觉从全局高度谋划推进改革，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把准方向、敢于担当，亲力亲为、抓实工作。此次会议非常重要，它对于改革的整体落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还明确了改革任务的时间表，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了更有效地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整体的部署和决议，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同志任组长。深改组主要负责四个方面的任务：第一，总体设计；第二，统筹协调；第三，整体推进；第四，督促落实。从2013年到2020年共七年时间，现在，2017年已过了将近一半，在总体设计上，所谓的“四梁八柱”都已经有了，剩下的更多是在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方面。2014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深改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规则，设立了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6个专项小组，相当于把深改组的整个“框架”搭建了起来。

为什么说第三十三次会议非常重要呢？首先是在汇报方面，马凯、孟建柱、韩正、陈敏尔等就抓好国有企业改革调研、司法体制改革推进落实、抓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抓实扶贫改革等进行了汇报。其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主要负责同志要做到“四个抓”。第一，抓思路，统筹各项改革任务，带领大家一起定好盘子、理清路子、开对方子，对攻坚难度大、影响面广、同老百姓关系密切的改革任务要亲自上手、负责到底。第二，抓调研，既搞清楚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又善于从基层和群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拿出来的方案要有底气、接地气，对改革实施过程要注意跟踪、掌握实情。第三，抓推进，把推进改革的道理讲清楚，同时注意解决执行中统一思想的问题，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第四，抓落实，注重协调解决落实中的困难，及时了解重大改革落地情况，打通关节，疏通堵点，破除阻力。同时，在操作环节又提出“十二个要”，包括要有改革担当，在关键问题上要敢于拍板；要解决问题就要针锋相对，提出的措施要有针对性；要旗帜鲜明抓落实；要把主要负责同志抓改革落实的责任明确下来；要做好实化细化工作，对症下药，推动改革精准落地；要一竿子抓到底；要加强改革协同，突出抓重点难点，配套推进其他改革；要处理好难易关系；要注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一把手抓一把手”；要注意激发基层改革活力，为面上改革探索路子；要统筹安排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稳定中的问题；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突出问题，深入推进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深入推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7年乃至整个“十三五”时期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所以，抓思路必然也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要凝聚改革共识，就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理论了解清楚，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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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理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怎样提出来的？它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但是实际上，哪些能装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筐”里去，哪些不能装到这个“筐”里去，哪些是我们现在要主抓的工作，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些都是我们理清思路、凝聚共识的基本的点。

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背景是什么？主要是原有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从国内背景看，现在的供求严重失衡，在国内外需求不足、通缩压力加大的情况下，继续依靠需求侧管理的效果是不明显的。需求侧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其中，最容易抓的就是投资，因为消费是慢变量，而且是在居民侧，而进出口则需要保持一定量的顺差，所以最好抓的是投资。

从货币政策来看，2010年底到2017年3月，M2（货币供给量）已经由72.59万亿元增加到159.96万亿元，增加了87.37万亿元，其中，2016年货币供给增加15.8万亿元。这是什么概念？2016年的GDP超过74万亿元，2015年的GDP是69万亿元，也就是说，2016年GDP的增加量超过5万亿元，而货币供给量增加了15.8万亿元——货币供给增加量是GDP增加量的三倍。在2010年的时候，GDP增量和M2的比值是1：1.07，也就是1.07个货币就能带动1个GDP的增长，但是到了2016年的时候变成了3个单位的货币才能拉动1个GDP的增长，很明显，效果是越来越低。而且，依靠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是不可持续的。目前，中国占全球货币供给量的30%，不可能再进一步扩张。中国的GDP占全球的15%，但发行了全球30%的货币，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更何况，发行的这么多货币无法进入到实体经济，全部在资本市场上流转。另外就是降息降准。最近几年，我们8次降息、7次降准，货币政策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程度了，但是效果仍然不是很明显。从财政政策看，财政政策在不断加码。自2014年9月陆续推出11大类重大工程包以来，截至2016年8月底，已累计完成投资6.6亿元，这个金额也是非常大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国家紧急投资4万亿元，把经济一下就拉了上去。但是现在的投资是6.6万亿，可是经济还在降速。由此可见，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效果是逐步递减的。也就是所谓的L形，我们现在基本处于触底期，靠这个政策拉动是很难的。

从国际上看，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无论是德国工业4.0，还是美国的再工业化，都是要对全球生产布局进行调整。他们制造的是高端的产品，而我们正努力往高端上走，这对我们来说是压力。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低端制造业出现了供给替代的现象。中国模式已经输出了很多，一批发展中国家正在向中国学习。他们借鉴国际资本，发展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低端制造业方面，对中国形成挤压。所以说此时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很好，可以说是“上压下挤”。

 

从产业转型来看，第一次产业转型是从美国到德国、日本，第二次产业转型是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第三次产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转型到了中国，所以当年我们承担了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现在，我们在进行产业转出，一个是转到中国的西部地区，但更多的是转到越南、老挝等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成本是在不断快速上升的。浙江的一家公司先在中国建了一个厂，后又在美国建了一个分厂，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中国和美国建厂的成本基本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是一样的？中国的土地成本、物流成本、银行借贷成本、电力成本、税收成本、折旧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人工成本、材料成本则比美国低。但是现在，我们在人工成本、材料成本上的优势正在不断减弱。很多国际大牌正在逐步撤离中国。例如，全球最大的服装零售之一的优衣库，自2015年开始撤离中国，只保留了营业店，代工厂都搬走了，因为我们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很多。当年有人去非洲考察，到那边的产业园一看，通电、通气、通暖、通网，而且还有税收优惠。这些都是跟中国学的。而他们当地人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呢？200元人民币。我们再回头想想，2000年的时候我国农民工的工资也就是1000左右，而现在他们的工资远不止1000元，可见这些年人工成本涨得非常快。这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转型的一个最根本原因，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成本上升，都是不可避免的。像无印良品、三星、西铁城等产业的制造，都在向外转移；而像沃尔玛这种大型超市也开始在中国不停撤店。这对我们来说压力都是很大的。从国内看，刺激效果减弱；从国际看，面临着“上压下挤”的态势。原有的发展方式、调控模式、增长动力都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效率是在不断递减的，因此不得不开辟新的思路。

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是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来又多次在各种场合，包括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在APEC会议上，在G20峰会上，都提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且很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成了我们工作的一条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什么？中央提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解决我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必须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求平衡向高水平供求平衡的跃升。

我们的课题组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的是从供给侧入手，围绕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推进改革，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以需求为导向增加有效供给，路径是以市场为导向增加资源配置活力，动力是以改革为引擎增加有效制度供给，最终形成供求结构高效对接、生产力得到解放发展、经济保持中高速的新增长体系。这是我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去除无效供给，改造传统落后供给，增加新供给；同时不能简单理解供给仅仅是提供产品或服务，还应包括强化有效的制度供给。

下图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框架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框架图

供给侧是分层的。首先是要素供给，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第二是产品供给，包括产品和服务；第三是制度供给，这就涉及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了。从经济学原理来说，分析和调控经济有两个逻辑框架，一个是从需求侧入手，国民生产总值是由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构成的，这是逻辑框架。另一个是从供给侧入手，生产总值是由劳动、资本、技术、制度等投入形成的。这两个，一个是现实需求，一个是潜在需求；一个是解决总量问题，一个是解决结构性问题。我们认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把握供给侧三个字，同时对结构性问题也要认识清楚。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西方的是不一样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的翻版。那么，二者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从学术史来看，19世纪初，萨伊（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著名的萨伊定律，是从供给的角度来看的。他指出，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这是供给学派的开端。到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发生了大萧条，原有的理论解决不了问题了，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开始盛行。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滞胀”，而凯恩斯理论认为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同步发生的。所以当凯恩斯理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又开始回归到供给侧。当时出现了很多学派，包括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新剑桥学派等，也出现了很多代表性人物，比如罗伯特·蒙代尔、亚瑟·拉弗、保罗·罗伯茨等。

 

三、中西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同

在实践的过程中，20世纪70年代西方改革有两个最典型的实践。第一个是“里根新政”。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通胀率达到了13.5%，这是相当高的了，失业率达到了7.2%，经济增长率是-0.2%，这是典型的“滞胀”。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美国社会已经很紊乱了，怎么办呢？里根上台之后，采取了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建议，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主张减税，同时减少政府开支，缩紧货币供给，这都是从供给侧角度来做的，很快地破解了“滞胀”的情况。可以说，里根新政为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大稳健时代的到来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和环境。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里根新政在提高赤字率的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债务，但总的来说，里根新政是非常成功的。

第二个就是撒切尔改革。英国和美国在政策上联动，经济上的相似性也很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陷入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泥淖，零售价格同比飙升25%，比美国还要严重。这个时候，英国还面临着国企过多、政府干预过多、工会力量过于庞大等结构性问题。当年，撒切尔主要采取了货币主义的观点，以收缩货币供给量为主，大规模推行国企私有化，实行减税政策，废除物价管控等措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过改革，“滞胀”很快得到了控制，经济触底反弹，主要宏观指标波动缩小。因此，在很大程序上，人们认为撒切尔的改革挽救了英国经济，这是对撒切尔的认可。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西方政府也不限于从需求侧来调整货币了，开始逐步从供给侧采取措施。那么，中国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西方的供给学派或者供给政策的实践有什么不同？我总结了五点。

第一，发展阶段不同。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他们都完成了工业化，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所以他们面临的是滞胀的压力——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而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工业化尚未完成，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仍处于中高收入阶段，还没有跨过高收入门槛，也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我们和西方的基本国情是不一样的。另外，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通缩，而不是滞胀。

第二，供求环境不同。国外属于消费型社会，而我们面临的主要是国内外需求不足。我们的居民消费率不高，社会福利也达不到西方国家的水平，所以整体环境是不一样的。

第三，制度环境不同。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而我们的市场还不完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西方是不一样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第四，政策手段不同。西方国家的政策手段主要是靠宏观调控，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手段是有限的。而中国既有宏观政策，又有微观政策。比如我们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价值政策、环保政策等。我们的政策手段很多，这是我们体制特有的优势，也是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

第五，动力机制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只是在原有体制上进行小修小改，而我们国家则是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大的改革。

 

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处理四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处理好四大关系。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因此要让政府和市场各归各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不是重新搞计划经济，不能再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增长这种方式。比如在去产能方面，我们更多地是运用市场的手段，通过价格调制、环保标准、市场行为等调控方式。我们要痛下决心破除行政垄断，全面放松管制，切实减少和消除经济体系中的扭曲。应将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交还给市场与社会，更多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资源向更富有效率的行业领域集中。当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能完全自由化，毕竟市场有其自身的局限。所以说，要正确有效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让政府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情。可见，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

另外，从拉弗曲线来看，在减税的过程中，是有税收边际的。在税收边际之前，通过增加税收是可以增加总体税收规模的，但是一旦过了税收边际，总体税收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

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看，虽然减税会造成政府税收规模的减少，但是可以增加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降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减税。企业在这方面的获得感还是很明显的。

（二）长期与短期的关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短期通过需求管理使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对供给侧改革有利，能为长期供给侧改革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投资、消费、净出口拉动GDP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只要有投资、只要搞基建，GDP立刻就见效了。但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它主要是通过中长期内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实现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优化配置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价格引导效应、规模效应等来逐步引导。通过改善供给结构，释放新的需求潜力，虽然在短期内对经济的拉动效果是有限的，但对中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在适当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说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不要需求侧了，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政策还是需求侧的。为什么？需求管理对于短期内的经济增长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一定要保证经济稳定在一定区间内，保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就业充分，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逐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人做了一个比喻，需求管理就像是西医，做个手术，病就治好了；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像中医，今天扎两针，明天开副药，可能在一两天内见效不是很明显，但是通过长期的调理，把你的整个身体和精神调整到一个更好的状态。所以在去产能、去杠杆过程中，虽然进行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升级，但是在短期内还是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因此，关于供给和需求，在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搞好顶层设计，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久久为功。所谓战略上的稳中求进，就是战术上要抓落实干实事，注重实效，步步为营，一仗接着一仗打。

（三）减法与加法的关系

做减法，就是指减少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为经济发展留出新空间。做加法，就是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补短板、惠民生，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为经济增长培育新动力。无论是做减法还是做加法，都要把握症结、用力得当，突出定向、精准、有度，做减法不能“一刀切”，要减得准、不误伤，要分类施策，对于不同群体、不同事件、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情况都要加以区分。做加法不要一拥而上，避免强刺激，不搞大水漫灌，不搞撒胡椒面，避免形成新的重复建设。要增加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比如有的地方的学区房，是房子值钱吗？学区房已经不仅仅是居住功能了，除了投资功能以外，还牵连了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特别是基础教育。由于我们的优质基础教育没有那么多，所以才有了学区房的出现。如果我们让每个小区都能有优势的小学，那么大家也就不会再去争抢学区房了，房子自然也就不是用来炒的了，居住功能也就回归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除了供给侧外，还有就是结构性问题。虽然中国的钢产量是全球第一，但是结构不合理。中国每年生产几亿吨钢铁，但是圆珠笔的笔珠却一直依赖进口，直到2017年初，山西太钢才宣布具备圆珠笔“笔尖钢”的生产能力，这就是结构性问题。虽然现在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但是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区域结构发展不平衡。除了区域问题，城乡间的差距也很大，即使是城市内部，差距也会很大。所以我们要增加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缩小城乡间、地区间的公共服务差距。很多人都选择来北京看病，为什么？因为全国最好的优质医疗资源都在北京。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不仅仅是做到全覆盖。我们做减法、做加法，既要把低端的、无效的供给去掉，也要把高端的、有效的供给扶上去。要通过增量带动存量，一方面要让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也要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不是落后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是非常重要的。这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意义非常重大。

 

（四）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既对立又统一。供给决定着需求的对象、方式、结构和水平，是满足需求的前提和基础；同时，需求又反过来引导供给、为供给创造动力，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萨伊提出，供给创造需求，他认为不用管市场，只要生产出来就一定能卖出去，市场会出清。但那是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东西的时候，但是现在，市场状况和那时完全不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新业态、新模式。所以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需求就能创造供给，我们也就认为需求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称由商品到货币的过程是“惊险的一跃”。如果没有实现“惊险的一跃”，那么摔坏的不是产品，一定是产品的所有者。这是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在供给侧，现在就是要增加中高端产品，使得有效需求进一步得到挖掘和释放。我们现在有需求吗？当然有需求。过去我们出国大都是买高端的产品，可是现在去海外买什么？买马桶盖、买奶粉、买电饭煲，买的都是大众日用品，可见我们是有很大需求的。但是如此大的需求却没有相应的有效供给。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类既有生理的需求，也有自我实现的需求。现在，我们的需求在升级，如果供给不跟着需求“走”，肯定就要出问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力于打破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什么现在做不到有效供给呢？因为很多要素资源被固定在某个区域或者范围里了。比如在劳动力方面，高层次人才在大城市的落户是有难度的，这就是一种束缚。再比如资金，进入不到实体经济领域，全部都在资本市场上转悠，在房地产市场来回“炒”，一个原因就是传导机制没有疏通，体制机制也没有完全理顺。所以要进一步充分发挥科技要素、制度要素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的乘法作用，努力把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

从学理上讲，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从低端平衡向更高水平均衡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需求和更高水平的需求，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即处理好政府和市场、长期和短期、供给和需求、减法和加法的关系。同时，我们还要注重国际和国内的联动。现在，全球市场一体化发展。入市以来，我们的外贸增长非常快，现在的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全球第二大外资吸引国。现在的市场是全球连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考虑国内，还要考虑国际。

首先，在要素的集聚方面，要运用国内国际的两个市场、两种手段，做到全球调动配制。比如高端人才的引进，不仅是“海归”，也可以引进国际的人才。还有就是尖端技术方面，过去我们属于追赶期，技术的获得比较容易，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不严格，但是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由追赶者变成了并行者，甚至在一些领域已经成为了领跑者，与前端技术的差距越来越小，此时就很难从国外引进了。比如航母技术，美国就不会转让给我们，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在研发能力和水平上有进一步的提升，要把高端人才引进研发领域，这也是实现技术突破的一个思路。

除了“引进来”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走出去，既包括人员的走出去，也包括产业的走出去。我们的供给是中低端偏多、中高端不足，而“做加法”就是要增加中高端，“做减法”就是要减少中低端。减少中低端也是两个思路，首先不能总是着眼于国内的关停并转，还要注意到国外的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不仅要关注低端加工环节，也要注重高端研发设计。所以说，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要有全球思维。

 

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思路

下面我们谈一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怎么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三个层面的供给：一是要素的供给，二是产品的供给，三是制度的供给。其中，要素是基础，产品是基石，制度是根本，要努力从这三个方面来挺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最终目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着力改善供给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质量。

第一，要深入推动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完善要素市场机制，建立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全国统一现代市场体系，有效增加市场供给。现在，农民到城市打工面临两个困境，第一是打完工回不去乡村，第二是年轻一代的人不愿意再干农民工这个工作了，认为太累，宁可去当保安、当快递员。但是他们又不能留在城市，这就说明体制上的限制没有完全破除。

第二，要推动产业政策从选择性主导向功能主导型转变，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改革创新机制，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过去的产业政策是政府主导型的，因为当时的市场没有那么完善，而政府主导型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现在，市场逐步完善，到202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会更加成熟，所以政策也要相应地转型。政府职能转变了，产业政策的方向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的主导选择型，而是提供更多的产业服务，提供更好的环境。比如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可以对一定排量以下的小汽车实行税收补贴或税收优惠，为新能源汽车提供更好的市场环境。“放管服”也不像以前那么复杂了，管理更加规范，加强了监管。同时，加强了对大气污染、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等的监管，以及对市场中的各种不正当竞争、各种垄断行为等，都加强了事中和事后的监管。

第三，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稳定经济政策，形成良好稳定预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更有吸引力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无论是对于国内主体，还是对于国外主体而言，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都是十分重要的。

（二）主攻方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建立以市场化为改革方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大力推动以产权制度为突破口的改革，明确公共产权与私人产权的平等地位，保障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同时，进一步明晰产权，通过深化土地、矿产等自然产权、知识产权、财产权等改革，建立多元化、多层次产权结构。

 

（三）根本途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推动“放管服”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第一，简政放权要到位，用政府减权限权换取市场活力，通过打破垄断、降低税收等途径，还利于民，减少对经济的干预。

第二，监管职能要落实，把行政资源更多从事前审批环节转向事中事后监督检查环节，加快建设监管机构权责一致、规则程序完备清晰、决策机制公开透明、监督问责有效到位的现代市场监管体系。

第三，服务职能要增好，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效率，优化供给结构，让群众更多更公平地享受公共服务，形成覆盖更广、水平更高、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效率依靠什么？很大程度上依靠购买服务，包括社区服务、养老服务等，都是购买的。

我们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要以市场化为导向，努力营造好的环境，政府既要有所作为，也要简政放权，找准自己的位置，给市场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环境、竞争环境。

阿里巴巴和联想是两个非常典型的企业。比如，联想的柳传志在接受采访时会穿得非常正式，而阿里巴巴的马云则会在很多场合穿着T恤，甚至还把袖子撸起来，一副摆开架式谈的样子。由两个企业的领导人的穿着就可以看出，两个企业的活力是不一样的。从创立之初，联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政府的业务，包括现在的PC业务、移动业务、企业级业务集团、云服务业务集团等，政府化倾向很明显，很多业务是围绕政府开展的。而阿里巴巴则属于草根型企业，借助的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商业模式创立的，从创立之初的淘宝店开始，逐步扩张，不难看出它的市场化、商业化倾向非常明显，除了淘宝网以外，还有淘宝旅行、蚂蚁金融、阿里巴巴影视、阿里通信、恒大淘宝等，完全是商业化的运作模式。2016年，中国500强企业中，联想排在第18位，营业收入是3098亿，体量非常大。而阿里巴巴排名第62位，营业规模是943亿。从营业收入上来看，二者是有差距的。但是从利润上来看，联想的3098亿的营业收入中只有46亿的利润，而阿里巴巴的943亿营业收入中，利润将近690亿，利润差不多是联想的15倍。

还有一类企业，以华为公司为代表。它不是靠商业模式，而是靠技术创新。2015年，华为的销售收入有3950亿元，其中60%的收入是海外收入。可以说，华为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了。华为是一个靠技术研发、技术创新起步的企业，它的研发团队非常强大，2016年的研发投入更是达到了600亿元人民币，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现在，就连苹果也要来买华为的专利了。这就是创新型企业。

所谓的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就是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方向上鼓励像阿里巴巴、华为这样的企业发展，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市场环境，让他们更好地参与竞争。

 

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框架与政策方向是什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行政体制改革、企业体制改革、要素体制改革、财税金融改革、基础制度改革。

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包括刚才所说的“放管服”。

企业体制改革，是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资监管体制，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要素体制改革是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优化要素投入结构，持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深入推进资源环境体制改革。虽然我们的总体劳动力人口基本达到了峰值，绝对数量开始减少，但是人口红利在由数量型向治理型转变，劳动者的水平提高了，可以抵消人口减少的负担。这就是持续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深入推进资源环境体制改革。为什么很多小钢厂、小煤窑能够发展起来而且不容易被淘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前的体制机制不完善，他们依靠补贴政策，生产成本较低，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随着资源环境体制改革的开展，随着环保约束的加强，随着资源税体制的完善，很多东西自然会被淘汰掉，只是需要一个过程。

在财税金融改革方面。一是实施结构性减税，特别是营改增的效果已经很明显了。二是优化财政支出机构，财政支出要更多地向地区、行业、群体倾斜。三是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四是稳定货币政策，放松金融管制。

基础制度供给包括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体系、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公平竞争保障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

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体系的产出是什么？是劳动力供给、资本投入、技术创新、资源环境等的优化。最终形成激发供给侧的要素活力，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

 

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落脚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个关键落脚点。第一个关键是能否尽快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因为传统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动力也在失去，新动力还在孕育之中，我们现在正处于新旧动力交替的过程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动能转换的过程中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力。一些省市之所以经济发展不好，很大程度上是它的原有动力在衰弱，新动力又没有形成。例如山西，2016年GDP增速全国倒数第二位，就是处在资源型城市迟迟不能转型，煤炭产业在去产能，价格形势不好，新的动力又迟迟没有形成，没有什么新产业新模式，所以经济迟迟上不去。

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是需要一个过程的。2015年7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发布，提出十一个重点行动：“互联网+”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普惠金融、益民服务、高效物流、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生态、人工智能等。从中选择重点领域实施重大工程包进行支持。到2025年，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完善，“互联网+”新经济形态初步形成。

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材10大领域。《“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指出，“十三五”科技创新的总体目标是进入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进入前15位，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建设高效协同国家创新体系，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健全可持续发展技术体系，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的技术体系。

改革的“四梁八柱”有了，各项规划也有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结合现实优势和潜在优势，把新领域新动能逐步培育起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三次会议强调，要抓推进、抓落实，要负责任、敢担当，要一竿子抓到底。也就是说，在具体操作领域，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要担负起重要职责。

 

第二个关键是能否尽快构建体制机制新引擎。我们说的新的增长动力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层面的，而构筑新引擎则是靠体制机制来完成的。“十三五”规划纲要第三篇是关于构建发展新体制的，其中很明确地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改革的核心是什么？还是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要把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画清楚，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门类是有不同情况的，如何在改革实际中恰如其分地把政府该发挥的作用发挥好，尽量减少对市场的各种干预，这是关键。

政府如何减少对市场的干预？第一，减少、取消一批行政审批权事项，降低企业制度交易成本；第二，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减少买方垄断或卖方垄断；第三，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为社会减税减费，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增加福利；第四，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为中低收入人群消除后顾之忧；第五，重构科技创新体制，为万众创新、产业升级再建新引擎。

中央深改组第三十三次会议强调了“四个要抓”：第一，要抓思路，统筹各项改革任务，带领大家一起定好盘子、理清路子、开对方子，对攻坚难度大、影响面广、同老百姓关系密切的改革任务要亲自上手、负责到底；第二，要抓调研，既搞清楚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又善于从基层和群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拿出来的方案要有底气、接地气，对改革实施过程要注意跟踪、掌握实情；第三，要抓推进，把推进改革的道理讲清楚，同时注意解决执行中统一思想的问题，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第四，要抓落实，注重协调解决落实中的困难，及时了解重大改革落地情况，打通关节，疏通堵点，破除阻力。

通过中央深改组第三十三次会议可以看到，中央对于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对于节奏的把握也是很好的，关于如何落实也是具有方向性的，特别是提出主要负责同志要有担当有责任。

小结：我结合中央深改组第三十三次会议，回顾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两大背景——国内和国际，讨论了中国跟西方的五大不同——发展阶段、供求环境、制度环境、政策手段、动力机制。提出要处理好四大关系——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减法与加法、长期与短期。还要落实两个关键点——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体制机制的新引擎。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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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甜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504/94650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