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龙麟：《水浒传》的永恒之情

 

汪龙麟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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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有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第二大奇书就是《水浒传》。同时，《水浒传》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的伟大之处在于，这部作品中有一种情怀——永恒的情。那么，《水浒传》的永恒之情表现在哪儿呢？

《水浒传》为谁写“心”

很多人认为《水浒传》是写“心”之作，那它是为谁写“心”的呢？

有人说《水浒传》是写的是农民起义，是为农民写“心”。这一说法对，也不对。你说《水浒传》是为农民写“心”的，它写的是农家的事情，那起码要写农民吧？但是一百零八将里没有一个农民。有人说九尾龟陶宗旺是农民，九尾龟陶宗旺在乡下是个泥水匠，上了梁山以后也主要管梁山的基础建设，算不上真正的农民；有人说李逵是农民，李逵的确是贫苦农出身，但是后来李逵在江州做了小牢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算是个国家公务员了，所以李逵也算不上农民。所以，《水浒传》里能找出一个农民吗？这是其一，一百零八将没有农民，怎么能说是为农民写“心”呢？

 

第二，《水浒传》不但没写农民，反而对农民大加贬损。梁山英雄对称他为农民是非常愤怒的，不愿意当农民，不愿意被别人叫农民。插翅虎雷横听白秀英说书，白秀英说的是《豫章城双渐赶苏卿》，正说到务头处，白秀英下来找众人要赏钱，第一个就碰上了雷横。雷横没带钱，因此跟白秀英说，今天身上真没带，我下次再给你吧。白秀英说要讨个彩头，无论如何赏个银子。这雷横确实没带钱，白秀英的父亲白玉乔就在旁边说话了，我儿啊，你也不看看是城里人还是村里人，找他要什么钱。雷横一听人家说自己是村里人，是乡下来的，非常愤怒，说我下次多给你几个就可以，你干吗我骂我是村里人呢？白玉乔说了，我便骂你三家村使牛的，你又怎么着？放牛的，这不是农民吗？所以雷横这才恼将起来，拿手里的枷，把白玉乔打了个鼻青脸肿。雷横为什么打白玉乔？因为白玉乔叫他农民，你不应该叫我农民，明显是贬损。

所以，如果说《水浒传》是为农民写“心”，农民在哪儿？没有。贬损农民，表明作者并没有为农民说话。但《水浒传》毕竟是在农耕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中对那些欺压梁山的地主阶级、土豪劣绅也多有批判，又代表了一些农民阶层的利益，尤其是书中不同姓名、不同性别的人到了一起都哥们相称，都是兄弟姐妹。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正符合中国农民阶层的追求。血缘情感，这是在农耕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儒家文化所追求的。可以说，《水浒传》不是为农民写“心”的，却又体现了一些农民的心态、追求。

有人说，《水浒传》既然不是为农民写“心”的，那自然就是为市民写“心”，《水浒传》歌颂了市民阶层，为市民写“心”是《水浒传》的追求。初一看，倒真像，梁山英雄李俊在扬子江上做大盗，菜园子张青开人肉馒头店，好像都是小市民的所作所为。但细一看，不对。市民阶层是街市上的小手工业者，这些市民阶层最需要的是钱，很少有人把钱给别人。市民阶层是逐利的。可是梁山中，无论是晁盖还是宋江，都是大手大脚的，仗义疏财。这不符合市民的性格，也不符合市民的品德和道德追求。所以说是写市民阶层，这也不合适。不但不合适，而且作品中明显对市民阶层也是贬义的。武大郎算市民吧？武松他哥，卖炊饼的，他是真正的市民。可是这个武大郎在作品中是被揶揄的。到今天，我们提到武大郎都觉得他是个笑话。其实，武大郎卖炊饼不短斤，不少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辛辛苦苦，只是为了养活自己的家，他没有任何过错。但他就不应该有个漂亮老婆，所以《水浒传》对武大郎是揶揄的，是苛刻的、刁难的。今天读《水浒传》，没有多少人会为武大郎激起半点同情心，就在于作者在叙事的口吻之中，对市民阶层是贬义的，是看不起的。

 

这些看起来还表现在哪儿？还表现在作品中涉及市民阶层，都没有赞扬之情，而是揶揄、讽刺。比如说，武松知道哥哥是冤死的，回来以后，把那卖馄钝的、卖炊饼的，包括王婆、潘金莲叫到一块吃饭。武松知道这些人不会帮自己，所以“倏”地拔出一把刀来，插在桌子上，要求列为高邻给我做个证见。这些小市民没有一个为武松做证见的，都要逃。幸亏前后、后门都有武松的兵丁把管着，走不掉，才不得已给武松做了个证见。这些小市民有哪一个秉着正义之心去告诉武松，你哥是冤死的？没有一个，甚至连作证都不愿意，还是武松逼着他们作证的。所以《水浒传》是歌颂市民的吗？是为市民写“心”的吗？不是，这里面市民阶层没有被歌颂，是被批判的。

但是它一点市民之心都没有吗？也不对。《水浒传》中写到潘金莲勾搭武松、“王婆贪贿说风情”，写到这些倚门卖俏的女人的时候，作者的笔触花样纷飞，写得津津有味，这恰恰迎合了中国市民阶层最起码的欣赏口味。想当初，说书先生说“水浒”的时候，肯定是“王婆贪贿说风情”之类的最为人欣赏，说得最好，因为这些恰恰迎合了市民阶层的欣赏口味。所以《水浒传》也不是为市井戏民纯粹写“心”的。

既不是为农民写“心”，也不是为市井戏民写“心”，那《水浒传》写的是谁的“心”呢？《水浒传》真正写的是游民之心、文士之心。游民，这个“游”并不我们后来在王学泰书中所见到的“游民”，那个游民是常年在外旅游的，常年在外不归家的。《水浒传》中的游民，属于游离出社会政治权力中心的老百姓。晁天王没钱吗？有钱，晁家庄。李逵也有钱，宋江是押司，也有钱。所以《水浒传》真正写的是这一拨游离出了社会权力中心的人。他们不在权力中心，统治者的各种权力、政策的制定，没他们的事。他们虽然有钱、有闲，却参与不到社会的政治权力中去，所以他们要造反。所以，《水浒传》应该说写的是“游民”——被迫远离社会权力中心的老百姓的生活的艰难和艰辛、深沉的无奈和反抗。

另外，它还表达的是千古文士之心。中国千古以来的文士，他们的“心”是什么？他们都认为当今皇上不会有错，错在皇上用错人了，皇上身边的人不好。所以《水浒传》借梁山英雄的起义，表达了作者替天行道，帮皇上去推行正义大道。错在朝中有四大奸臣：蔡京、童贯、杨戬、高俅，奸臣当道，带来了官逼民反。最终，这些民被招安之后，继续帮皇帝推行天王之道，即便被处死了，也死而无悔。《水浒传》中真正表达的，是千古以来忠义之士所共同具有的内在的“心”，对当朝统治无半点微辞，恨只恨皇帝身边坏人太多了。所以替圣皇天子剪除那些奸佞之徒，还世界一个朗朗乾坤——这才是《水浒传》的内在的叙事之心、叙事追求。

所以，《水浒传》为谁写“心”？既不是为农民写“心”，也不是为市民写“心”，而是为当时的游民阶层写“心”，更重要的是为文人阶层抒发内在的追求，匡复正义、去除奸佞。因此，《水浒传》也叫《忠义水浒传》，这是《水浒传》在主题上的追求。

 

《水浒传》独树一帜的写作技巧

《水浒传》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因为它思想内涵的深刻性，更重要的是作家在写作技巧上有自己独特的追求。《水浒传》毕竟成于众说，是在民间讲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书中俗语、俚语、方言特别多。它在写作的技巧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三国演义》是写三个国家的军事征战，是作者站在三国风云之外，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分，合久必分，直说历史风云，讲故事的人对整个故事的全局清清楚楚。《水浒传》则不同，《水浒传》的作者在讲故事时，却处处有意识地利用故事中人的眼睛来看世界，不单是作者站在画外看。的确，《水浒传》里有很多作者本人站在故事之外的情况，他随时随地告诉你，这个故事你该站在哪儿，你该怎么理解，这是一种全局视角。

《水浒传》中第一次出现“剪径”的时候，作者在背后加了一句：原来这“剪径”是强盗说的，强人下拜，忌讳说“下拜”二字，故说“剪径”。这显然是作者加进去的介绍。这就属于作者站在故事外，向你介绍这件事。

“宋江怒杀闫婆惜”，宋江发现信函、赠金忘了带，复翻身转又上楼来拿。在这里作者加进一句话：列位，若是说话的跟他同时生、并时长，定将上前抱住宋公明。有分教：此一去，直叫三年沧州发配之苦。这是说书先生说的，说我这个说书的要是跟宋江一块长大的，我就一定将宋江抱住，不让他上去。他上去杀了闫婆惜，杀了闫婆惜就被发配到沧州了。他知道故事结局，这属于全局视角。作者本人对故事将来的发展很清楚，随时提醒你这个故事是讲什么的，你应该站在哪个立场，这叫全知视角，是说书先生站在故事之外，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还有一种叫限知视角，限定你知道的。说书先生借助书中人的眼光去看世界，这在《水浒传》中有几种表现：

一是环形的视角。杨志、索超都是大名府梁中书的爱将，两人在大名府比武。俗人写杨志、索超比武，肯定是杨志、索超两将出马，大战多少回合，索超往后拖着便走，杨志随后跟来，索超回身叫一声，来个回马枪。但是《水浒传》不这么写，《水浒传》写什么？杨志、索超在大名府的校武场上大战了五十余合，未分胜负。紧接着下面怎么写？这月台上梁中书直看得呆了；那两边的将官们纷纷议论道，向来见过厮杀的，未曾见这两人如此厉害；李成、闻达在将台上一边擂着鼓，一边叫好；两边的士兵们都纷纷跺着脚，连声叫好。

 

应该是写杨志、索超比武，可是作者的笔却游移到了月台上的梁中书，将台上的李成、闻达，两边的将官和士兵，绕了一个圈，圈的中心是杨志、索超比武，写圈子周边人是怎么看的。梁中书是大名府最高长官，他不懂武，但是他要矜持，所以他看得呆了；将台上李成、闻达，俩人懂行也矜持，所以随着鼓点叫好；两边的那些将官们也懂行，但不矜持，所以纷纷议论；两边的士兵们，既不懂行，也不矜持，所以跺着脚叫好。行文的笔法是杨志、索超比武场中心外的周边，这叫环形视角，这种环形视角是从周边看中间。

还有一种由中间写四边的环形视角。梁山英雄攻打大名府，约定了翠云楼举火为号。大名府最高长官梁中书戳枪在手，披挂上阵，打马向东门而来，却见东门有史进（绰号“九纹龙”）等人杀将过来。于是只好向南门而去，又见到鲁智深、武松杀过来。向西门而去，又见李逵杀过来了。四个门，梁山英雄以翠云楼举火为号，共同攻占大名府。这个时候如果让你去写，“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四个门你写哪一个门？《水浒传》作者借梁中书突围，东南西北四个门都写到了，这也是环形视角。这可以说是《水浒传》的独创，借书中主要人物的眼睛来看世界。

二是流动的视角。《水浒传》中写到武松，在水泊梁山，武松是盖世英雄，一身好武功，曾经在景阳冈打虎，在安平寨抛掷石礅，显出他的勇力无穷。这一日，武松被刺配了，小管营施恩每日给武松送酒，武松感恩不尽。后来这施恩就告诉武松，我为何与你结交呢？只因这南边有个快活林，当年是我的地儿。近来被这本营内张团练，新从东潞州来，带一个人到此。那人叫做蒋门神。蒋门神一身好武功，把我打伤了，霸占了我的快活林。这快活林可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南来北往贸易之人，每天都能捡不少钱，现在被蒋门神占了，没有别的办法，你能不能帮个忙，把这快活林给夺回来？

武松一听，这还用说，明天就去。施恩担心武松喝多了酒，所以第二天说蒋门神不在家，先不去，武松只好再过一天。这一天，施恩只给武松案酒，案酒是下酒的菜。武松很烦恼，所以跟施恩说，明天给你打蒋门神可以，但是有个要求——无三不过望，每过一酒望子（酒帘）喝三碗酒。施恩一听，说你干吗这么喝酒？武松说，我这个人十分的酒有十分的力气，你让我打蒋门神，我必须借酒去打，所以必须喝十分的酒。施恩一算，这里到蒋门神那里有二三十里地，一路上十几个酒望子。既然你非要喝酒，那酒望子的酒都不是好酒，我明天让手下人带着好酒，在那酒望子等着你。

第二天，武松跟施恩向快活林走来。走了三五里地，果然看见一个酒望子。门口板凳上摆着的三碗酒，武松走上前去一饮而尽。如此走了约莫二十里地，施恩看到武松脸上并不见十分醉意。武松说，施恩你别去了，我自己去吧。施恩答应了。武松往前又约莫走了三四个酒望子，每个酒望子都喝了三碗酒，再往前看，却是一片竹林掩映。树林之中有个大汉坐在竹椅子上，武松猜想那人就应该是蒋门神了。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见丁字路口一个大酒店，檐前立著望竿，上面挂著一个酒望子，写著四个大字，道：“河阳风月”。转过来看时，门前一带绿油栏杆，插著两把销金旗；每把上五个金字，写道：“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

 

酒望子里面是三个大酒缸，柜台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这个女人是蒋门神新买的小妾。这一切都是从谁的眼光写的？从武松的眼光写的。武松是个胆大心细之人，所以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如果换作李逵，什么也没看清，直接抡起板斧就杀将进去了。但是武松不同，武松胆大心细，所以看得清清楚楚，看到蒋门神拿着一把蒲扇坐在椅子上，看到蒋门神的媳妇，看到酒望子的“河阳风月”和“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的对联。这就是武松的眼睛看到的世界，这是一个流动的视角，从头到尾都随着武松眼睛的流动而写下来。这可以说是《水浒传》在写法上的独特之处。

这种从书中人眼睛看世界的视角，还比如写得非常真切的李逵暗杀罗真人。写李逵“腾”跳过墙去，看见罗真人独自坐在日间见到的这件东西上。“日间见到的这件东西”是李逵白天看到的一个东西。面前桌上点着一炉好香，香微微的，罗真人拿着一本书在那里念着什么经。

这里是从谁的眼光写的？李逵。原来书中写的是：李逵跳进屋里，看见罗真人坐在莆团上，面前桌上点着一炉好香，手上拿着一本“玉枢宝经”，正在那里念经。金圣叹改了，改成“李逵‘腾’地跳墙进去，见罗真人独自坐在日见这件东西上，面前桌上的香，烟微微的，手里拿着一本经书，念诵什么经号之声”。这是李逵的眼光。罗真人坐的那个是莆团，但如果是戴宗看到了，知道是莆团，李逵看到，哪知道是莆团啊！所以从李逵的眼中看是什么？是日间这件东西上。原来说他面前点了一炉好香，李逵哪知道香和好坏，所以金圣叹后来改成“面前桌上香，烟微微的”。原来说罗真人念的是“玉枢宝经”，李逵哪知道他念的是什么经书，念着什么经号。那么，这好在什么？好在都从李逵的眼中去看这个世界，这叫限知视角。

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看到，《水浒传》既不是为农民写“心”，也不是为市民写“心”，它是为游士写“心”，为文人写“心”。其次，《水浒传》在写法上有着自己的新发明，它开始借助书中人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与《三国演义》的全知视角相比，它已经表现出不同。

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讲故事的技巧在逐渐地精进和发展。《三国演义》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作家的如椽巨笔暗合了中国古代的二元对应之学；《水浒传》也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作家写到了中国千古以来文人的内心追求，并且用他精妙的笔，从不同的人的眼光，来审视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这两部作品都是史诗一样的作品，都是伟大的作品。

我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叶其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505/94666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