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民：“一带一路”与国际公共产品塑造

 

李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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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学术界、实业界乃至政府部门从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多个角度，在理论和对策的层面对“一带一路”进行了解读分析。三年来，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恐怕就是“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如何界定“一带一路”的性质、定位和内涵？那么，我根据自己近年来的学习研究，从国际公共产品塑造角度来谈对“一带一路”的认识。

一、“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重要公共产品

2017年4月18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外交部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外媒体吹风会上介绍了即将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情况，并指出：“‘一带一路’是迄今为止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重要公共产品，它是中国首倡，但为各国所共享。”我们注意到，之前在多个场合，中国领导人和官方已经多次提及“一带一路”是国际公共产品。比如2015年3月23日，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欢迎各国、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能参与到具体的合作中来。”

早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蒙古国时提出了“搭车论”，并指出“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 搭快车也好, 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之后，在2014年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了“搭车论”。此时提出“搭车论”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对近年来西方政客和学者无端指责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是“免费搭车者”的言论，进行有力回击；二是从国际政治意义上宣示，中国已准备更加积极地向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一）什么是公共产品

什么是公共产品？学术语言表述是公共产品就是为整个社会共同消费的产品。从国际层面看，公共产品是在特定时期内由若干国际行为体通过单独或者合作方式提供的，国际社会广泛使用和普遍受益的一切物品。公共产品的特性是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这样讲可能比较抽象，具体说，公共产品就是指那些能为国际社会所有成员享用的东西。根据联合国有关报告，目前全球公共领域需要集中供给的公共产品包括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基础设施、跨国通信、安全、和平、公共卫生、跨国协调机制和国际多边论坛等。

一般来说，国际公共产品可分为六个层次和四大类型。从层次来说，国际公共产品有全球、大区域、小区域、区域间、主权国家或地区独占六个层次，其中又可以划分为纯粹公共产品、不纯粹公共产品、俱乐部公共产品和联产品四种类型。这些国际公共产品最重要的特征，是其公用性、可靠性和持久性，是得到多数成员国的认可、接受、采用和推广的，有助于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有益于国际危机的缓和和国际和平事业的推动。总之，公共产品有助于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国乃至整个人类进步的基本福祉和需要。

（二）“一带一路”公共产品的特性

按照这些标准来衡量，“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是面向全球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具有其独特的特性。

1.规模巨大。从中国角度看，“一带一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提出的规模最大的对外经济合作倡议，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对外经济合作传统的继承、发展和提升，其复杂程度超越了我们以往所开展的各类经济技术输出或引进。从全球角度看，“一带一路”可以说是冷战后由单一国家提出的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倡议。官方曾讲，“一带一路”覆盖65个国家。但实际上，现在这个数字一直在淡化。因为“一带一路”本身在理论上是开放的机制，所以覆盖国家的数量不是固定的。“一带一路”问世三年多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有近40个国家与中国商签了“共建合作协议”，国际产能合作也拓展到近30个国家。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外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一带一路”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国际合作的倡议，可以而且应该向所有志同道合的国家开放。从已经公布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名单看，有110个国家和61个国际组织的官员、学者、企业家、金融机构、媒体参会。从地理层面看，涵盖的国家既有欧亚地区国家，也有北美、拉美、非洲地区国家。之前有个统计，“一带一路”覆盖地区、国家人口超过43亿，经济总产出逾21万亿美元。未来这些数字还会扩大。

2.高度开放。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后，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希望同其他国家一道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人为制造排他性标准、规则、体系，避免造成全球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并积极构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可以说，这是中国在理念层面为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同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及倡导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立场高度一致，倡议贯穿了很多新的理念，体现在框架思路、相互关系、合作重点等多个方面。《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白皮书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将“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坚持开放合作。‘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是“三共”：共商、共建、共享，该原则蕴含着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共”字不仅是指各国与中国，也指沿线各国之间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主要倡导者，实际上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对话平台，推动各方共同实现互联互通的宏大目标。

“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2016年12月26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凝聚共识，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敦促各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加强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首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决议欢迎并敦促各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便利区域互联互通的举措。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一致通过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2344号决议，再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决议内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已与中国国家发改委共同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这既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同和共识，也彰显了中国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多边体制，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对全球治理在理念和方案上的重要贡献。

 

3.路径创新。“一带一路”充分反映了中国对周边外交战略布局的新思路。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边境漫长的大国，妥善处理与周边诸多邻国的关系，在外交全局中处于首要地位。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受三大因素影响和制约，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着严峻挑战。

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中国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增强，但也导致一些周边国家的疑惧增加和外部大国对中国的制衡加深。第二个因素是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前美国政府将其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一方面是应对中国快速崛起和阻遏中国对周边国家影响力的上升，另一方面是为部分周边国家“抱团”对抗中国“打气撑腰”。第三个因素是周边国家“外部反应综合征”。就是说，虽然周边国家从中国的经济调整发展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却对中国快速崛起感到警觉和不安，企图借助外部大国的力量“制衡”中国，甚至借机挑起与中国的领土主权争端，使中国周边地区进入了动荡升温期和矛盾多发期。

面对周边环境出现的新情况新机遇新挑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新时期的周边外交战略。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和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认了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意味着中国从大国外交向周边外交的转型。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要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扩大同发展中大国的合作。要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把我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要切实推进多边外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从周边外交理念的演变来看，中国正在从原来的“更多强调互惠”到现在强调互惠的同时还要“更多惠及周边”，强调从全局着眼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提高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质量，在地区事务中积极扮演经济发动机和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

 

要贯彻落实上述外交理念和策略，实现“亲诚惠容”，打造周边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需要一个抓手，而“一带一路”倡议恰恰提供了重要依托和路径。按照传统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联系，可以将中国周边划分为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南亚四大板块，包括与中国陆海毗邻的29个国家。“一带一路”提出的六大经济走廊里，除了新亚欧大陆桥和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其余的四个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与中南半岛经济走廊，都是针对中国周边的。东南亚板块将以打造“海上丝绸之路”为抓手，利用中国-东盟外交平台，加强中国与东南亚进一步的经济融合。东北亚板块以继续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加快实施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为依托，共同维护区域安全。中亚板块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支撑，将上海合作组织建设成一个推动成员国政治经济合作的有效平台，务实推进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以及欧盟的深度合作，积极打造欧亚大陆版多边贸易协定，促进古丝绸之路经济带复兴。南亚板块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为两大支点，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加强中国与南亚在交通、能源、海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还提出了“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合作重点。“五通”的推进，将产生重要的规模效应。以互联互通为例，亚欧建立海陆互联互通，尤其是欧亚大陆板块的畅通，将为新兴国家带来更多的投资资金，更多的商贸合作项目，与新兴国家共同分享相关商机，这不但会为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助力，更将共同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据统计，传统意义的全球化以减让关税、打通世界市场为主要目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在5%左右，而开放、包容、共享的“新全球化”通过各种互联互通将使全球经济增长10%-15%。这将为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简单归纳，“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是合作共赢、普惠开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其贡献是为全球治理模式提供一条新思路，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并在人类利益共同体基础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方案。 

  

二、中国在公共产品领域的角色转变

所谓转变，是说中国在公共产品领域已从初期的旁观者，到后来的参与者再到当今的倡导者。一般来说，国际公共产品是由大国设计提供的。在国际社会中,只有拥有强大国家实力的国家才有意愿和能力向国际社会供给国际公共产品,成为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俱乐部的成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多数公共产品都由西方发达国家来提供。就经济层面来看，战后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所主持的国际贸易规则、国际货币合作与稳定机制、国际消除贫穷和发展机制，都是在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公共产品。这些全球公共产品对于战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进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带来了相对持久的战后经济繁荣。由于美国长期在国际秩序中居于领导地位，并因此获得利益，形成和巩固了美国的霸权。

那么现在，为什么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促使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身份转换的内外动力和因素是什么？我觉得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考察。

从主观上讲，经济实力的增长使中国有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提高了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自信。

30多年来，中国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实力，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美国GDP规模18万亿美元，中国是11万亿美元）。同时，2012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2012年美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82万亿美元；而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87万亿美元），2016年美国重新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但是中美差距并不大，在全球货物贸易中占比分别为11.45%和11.51%。

现在，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和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达129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占全球总量的比重快速提高。200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为9亿美元，占全球比重还不足0.1%，到2010年，占比提高到4.9%，2015年则进一步提高到8.7%。2015年，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中国目前仍是世界上官方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2016年12月跌破3万亿美元，截至2017年4月重回3万亿美元以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不断提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按照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1979—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2%提高到9.3%，年均提高0.3个百分点；2015年，占比进一步提高到11.9%。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最前列。“十五”和“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14.2%。“十二五”时期，按照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30.5%，跃居全球第一。金融危机后更加明显，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达到33.2%，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同期内，美国和日本分别为16.3%、1.4%。

随着自身实力的扩大增强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领域的角色已经发生变化。自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进程，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利益的全球扩散是同步的,中国快速崛起的同时其国家利益的边界日益扩展延伸，形成复杂的海外利益格局。目前，中国的海外利益扩展延伸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的扩展，突出表现在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中国还有大量的对外经济合作、对外援助、外汇储备。规模庞大的央企投资涉及境外单位达数千家，央企境外资产更是超过了4万亿元。中国海外能源运输通道的运行安全，中国公民在海外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些都是中国海外利益构成的一部分。当规模庞大的海外利益受到直接侵害，并威胁到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时，要求政府必须加快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建设，对遍及世界的国家利益做出安全保障的规划。可以说，对中国政府凭借外交、经济、法律乃至军事手段来维护海外利益的压力和要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过。同时，中国还必须加强与国际体系的互动，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制进程，强化从多层次多角度对国家海外利益的护卫。可以说，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中国迫切需要保护海外利益的要求是中国要成为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倡导者的内部动因。

从客观上看，当一国的实力足够强大时,外部国际社会相应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备了大国影响力，就会被国际社会赋予更多的期待和责任，这和过去中国作为全球化的跟随者、追赶者，韬光养晦、闷头挣钱时完全不同。

当下的国际秩序和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于二战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逐渐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出现了全球治理失灵和公共产品供应短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战后70年取得巨大成就后，已进入全面调整阶段。

从全球范围来看,冷战后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全球化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与整合，加快了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产生了碎片化现象，比如近年来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与全球气候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在提升，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并未减轻，反而日渐加深，贫富差距加大。从过去20多年的演变来看，由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之比已由1990年的3.9倍下降到目前的1.6倍，但经济总量差距缩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南北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和巨大数字鸿沟。从人均水平看，2013年，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40186美元，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8.2倍，远高于总量差距。“南北失衡”仍然是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过程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

另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迅速提升，但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的局面并未得到相应调整。

除了经济和发展问题之外，从恐怖主义泛滥到重大疾病的传播与防范，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与危机日益增多。在地区层面，由于利益和观念因素差异,各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领土冲突、制度冲突和观念冲突，欧洲乌克兰危机、中东叙利亚危机、恐怖组织 ISIS 壮大并在多个地区挑起事端、亚洲南海领土争端加剧、东北亚朝核危机接二连三浮现，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妥善解决的方案。

国际社会对霸权国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日趋不满，改革呼声强烈，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希望中国能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与发展经验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变革不合理的国际体系与秩序。中国崛起之后，我们能够给世界提供什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承担责任和义务，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率先做出更多的投入，这既是我们自身利益所在，也是大国责任使然。全球治理困境的加剧给中国的政策选择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也加速了其身份转换的现实进程。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成为更广阔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者。而中国则需要重构自己的国际身份，逐步适应和扮演经济、安全、社会、文化诸方面合作更积极的倡导者角色，以更好地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

 

三、“一带一路”推进中面对的挑战及需要处理的关系

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和全球发展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处理差异性，并在特性和差异性中寻求共识，共同发展，对此，“一带一路”倡议给出了中国式的回答。在政治治理模式上，本着各国自我选择发展模式，交往上强调相互尊重与理解，并在努力理解对方的原则下，寻求对话和共商。而在经济合作层面，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在推进与加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公共基础建设的同时，以双方利益最大化来推进国际产能的合作，并最大限度地创造公平发展机遇。因此，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愿景，不仅是当下全球应对低速增长和债务困扰，特别是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下的一种新途径，同时也是全球治理能力提升的一种新模式和新努力。

从发展前景看，“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短期行为，而是指导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服务于中国和平发展的长期规划，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找不到可供照搬的经验模式，会有更多的新问题需要解决，需要从理论上回答解释，并从实践中解决修正。

1.在公共产品供应方面，中国面对双重身份的挑战

目前，中国的国际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新兴大国，国家实力与美国的差距正日渐缩小；另一方面则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财富水平相对较低，生产力发展高度不平衡。双重身份对国家政策带来了选择的两难：其一，政策要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其二，也要回应不断上升的“中国责任论”的压力。这一压力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他们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责任”，也来自发展中国家。

中国能否担当起大国责任，首先取决于自身的硬实力，但仅靠国家意愿和硬实力是不够的，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软实力，增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认为，软实力的重点在于增加公共产品，证明你获得地位不只是为自身谋利益，也是为了提升别人的利益。所以如果中国想要增强自己的软实力，就必须开始“生产”公共产品，需要表明自己是为了更广泛的利益。中国如果希望被接纳为全球强国，就必须说服大家：你有意愿来扮演“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

因此，中国需要提升制度学习和议程设置能力。如何将关系自己切身利益并需要国际合作的议题列为优先议题，这就关系到国家的议程设置能力。相对西方国家而言，中国是国际制度领域的新手，对国际制度的运作与管理相对陌生，经验不足，其在议程设置中往往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导致其国际话语权偏弱，难以在供给国际公共产品中有较大作为。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参与实践过程中，中国应注重提高自己的制度学习与管理能力：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取经，学习参与各个领域的国际制度，学习多边主义，学习用新的安全观看待和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学习地区主义观念并参与地区合作进程。同时保证供给效果优质化，促进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获得制度公信力，既提供公共产品，又不称霸。

提升话语塑造能力。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意义重大。尽管当前中国为地区和全球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国际社会并未给予相应的高度评价，这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较弱有很大关系。国际话语权不是靠宣传所能获得的，而是需要加强话语塑造、有效传播和良性互动。

 

2.如何处理新型义利观和经济效率问题

在公共产品的供应当中，一直有一个集体行动的困境。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带来的集体行动困境和搭便车行为，在国际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现在，我们欢迎很多周边国家搭便车，我们的“亲诚惠容”理念在义利观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我们准备接受多少国家搭便车？如果周边国家都搭便车，我们这个车能拉得动吗？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是经济学研究中的老问题，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做出解答。如同周小川行长所说，“一带一路”投融资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不是某个国家的独角戏；也不是单向资金支持，应以市场化为主。

3.如何处理制度化和开放的关系

以往在区域合作模式上，一般讲制度化水平高，效率会更高，最高的水平是让渡部分国家权利，设立超国家机构，但这种合作准入门槛会很高，它以规则标准制度竞争为导向。“一带一路”则更注重依靠区域主体自身的文明特点、发展特征、资源禀赋与制度的优势来形成发展合力，实践一种“合作发展导向的一体化”，而不仅仅是通过一套无差异或标准化的市场准入、税制、劳动力与货币规则来挖掘各自的竞争力。但在实践中如何实现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开展平等合作，共享发展成果？这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4.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面临一个投资收不回来的风险

投资就要贷款，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600亿美元，余额超1100亿美元；2014年至2016年底，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放贷款5400多亿元人民币。除了政策性银行外，中国商业银行也是“一带一路”建设资金的来源之一。以工商银行为例，仅2016年，该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放贷款规模为235亿美元。如何保证投出去的钱不会亏损？这是需要认真思考对待的。最近，中国金融口“一行三会”和外管局领导均发表文章谈金融对“一带一路”的支持以及风险规避问题，足见这一问题的重要。学会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任务，需要加强中国的实力转化能力建设。

  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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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莹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512/9475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