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珂：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徐珂 国家行政学院办公厅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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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首先，习近平主席热情而又庄重地表达了100多个国家的各界嘉宾齐聚北京，参加论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论坛提出了集思广益、畅所欲言、献计献策，让“一带一路”这一世纪工程造福各国人民的殷切希望和要求，并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古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和贡献，全面论述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古丝路精神。接着，习近平主席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高屋建瓴地回顾总结了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系统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4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强调这是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施联通不断加强、贸易畅通不断提升、资金融通不断扩大、民心相通不断促进的4年，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具有广阔前景。在系统总结成绩的基础上，习近平主席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希望继续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随后，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的发展正在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推动落实同很多国家达成的“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协议，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积极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伙伴关系，加强创新合作，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续联络机制、中心和平台，并在未来3年提供更多民生项目建设援助，强调“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共商共享。最后，习近平主席希望各国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一点一滴抓出成果，造福世界、造福人民，并预祝高峰论坛圆满成功。这为我们深刻理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合作倡议，集中体现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今世界性质和人类未来走向的判断，其基本指向是不但要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更重要的是推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人类文明走向作出明确判断。此后，习近平主席在众多场合不断谈及“命运共同体”，赋予了命运共同体以丰富内涵，即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决策，并强调欢迎世界各国积极参与，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强调，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此后，习近平主席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出了系列部署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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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的发展极大地引领和促进了世界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巨大贡献。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为全世界留下了极为丰富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作为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国家，用有限的土地养育众多的人口，为许多贫困国家做了蓝本。作为国际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反对霸权，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了世界多极化发展。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充分利用充足的劳动力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引进外资，打造出一个世界工厂，为全世界生产出最廉价的日常用品。2016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GDP总量突破70万亿元人民币，比2015年增长6.7%，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3.2%。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更大的市场需求，带动了更多的投资，提供了更丰富的产品，也创造了更宝贵的合作契机。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中国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移动互联的快速发展、消费方式的变化升级，都有力促进了全球消费市场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正成为全球市场的消费者。

“一带一路”是一条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作为中国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交融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体现于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蕴涵于中国坚持的正确义利观，是一份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不仅是“一带一路”的理想愿景和建设目标，也是中国世界前途和中国道路的一种判断和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决定着当前和今后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走一条与其他国家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国道路的一种实现形式，是中国道路在欧亚非和南太平洋地区范围内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伟大实验，它看重的是通过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走出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

当今世界，各国致力于本国发展，本身既是造福本国人民的需要，也对世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提出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各项举措，旨在推动中国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且，在世界各国致力于本国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责任和贡献，是最难能可贵的。据统计，地球的表面积约为5亿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近1.5亿平方公里，海洋面积超过3.5亿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中，除去高寒、炎热、沙漠等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带，真正宜居面积大概有1亿平方公里。“一带一路”东牵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穿越非洲、环连亚欧，是世界上跨度最长、最具潜力的合作带，涵盖面积大概有8000万平方公里，占人类宜居面积的80%，惠及了地球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货物贸易总额将达到19.6万亿美元，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38.9%。“一带一路”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国际社会“中国威胁论”声音不绝于耳的境况下，“一带一路”正是中国在向世界各国释疑解惑，向世界宣告和平崛起：中国崛起不以损害别国的利益为代价，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从未忘记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中国全方位负责任地履行大国责任，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一、“一带一路”的影响意义

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总称，最初只是运输丝绸、瓷器等商品，后来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陆上丝绸之路，东汉起自古都洛阳，西汉起自古都长安，经凉州、酒泉、瓜州、敦煌、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北线则是珲春-吉林-长春-满洲里-俄罗斯-欧洲一线。海上丝绸之路起始于2000多年前，以中国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最早形成海上丝绸之路通用叫法起始于唐代“广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宋元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引发了西方世界一窥东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的热潮。明代郑和远航的成功，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北线则是北美洲西海岸-北太平洋-日本，韩国-俄罗斯扎鲁比诺港-珲春一线。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除此之外，还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等。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和扬州、福州等其他支线港组成。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建立，为今天“一带一路”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历史基础和现实契机。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双边和多边、区域和全球的合作势头渐起，各国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重视发展制造业，推进工业化、经济多元化。同时，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仍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增长需要新动力，保护主义上升，“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开放与保守、变革与守旧、经济一体化和“碎片化”的矛盾凸显。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一带一路”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习近平主席强调，“一带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其“一带”与“一路”对接，形同雄鹰展翅，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推动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将着力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同时，“一带一路”解决了向西、向南开放的问题，构成了中国东南西北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标志着中国开放型经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为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外部强国之路。

“一带一路”为实现全球化再平衡贡献强大力量。“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这就超越了欧洲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同时，通过实体项目的实施，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的形成，促进广泛的互联互通，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共同形成有利于共同发展的贸易投资乃至人员、信息和资金移动的新规则，从根本上缩小经济发展差距，纠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一带一路”积极开创地区新型合作。中国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创新，“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正在以经济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21世纪的国际合作理论等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一带一路”是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中日韩自贸区等国际合作的整合升级，也是我国发挥地缘政治优势，推进多边跨境贸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在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深度创新合作。“一带一路”有望构筑全球经济贸易新的大循环，成为继大西洋、太平洋之后的第三大经济创新发展空间，把全球发展从“跨太平洋时代”“跨大西洋时代”的两洋时代变成亚欧时代，将欧洲经济圈、亚太经济圈连接起来，成为未来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世界经济走廊，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地理布局，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二、“一带一路”规划的主要内容

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规划，在国内，丝绸之路经济带圈定，新疆、重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西藏13省（直辖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圈定，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5省（直辖市），共计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要求，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加强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为台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作出妥善安排。

——对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地的定位是：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

——对沿海诸市的定位是：加强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国际枢纽机场功能。

——对广西的定位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对云南的定位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的定位是：建设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

——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是东北亚区域的核心区域。此外，愿景与行动还明确了其他相关区域的功能定位。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

中国倡议，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走出一条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中国倡导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

当前，世界经济融合加速发展，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但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中国愿同沿线国家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积极利用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加强重点领域合作，促进区域合作蓬勃发展。加强双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推动签署合作备忘录或合作规划，建设一批双边合作示范。建立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研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行动路线图。充分发挥现有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双边机制作用，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相关国家加强沟通，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前海合作论坛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支持沿线国家地方、民间挖掘“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产，联合举办专项投资、贸易、文化交流活动，办好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图书展。开展“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

 

三、“一带一路”的实施

“一带一路”实施4年来，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是高层引领推动。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出访数十个国家，习近平主席出席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发展问题，多次与有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晤，多次深入阐释“一带一路”的积极意义、深刻内涵和具体举措，就共建“一带一路”达成广泛共识。2015年2月，中央成立“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任组长，为推动“一带一路”实施提供了组织保证。

二是签署合作框架。与部分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与一些毗邻国家签署了地区合作和边境合作的备忘录以及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研究编制与一些毗邻国家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匈牙利等国的规划对接工作也全面展开。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还将签署一批对接合作协议和行动计划，同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出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

三是推动项目建设。加强与沿线有关国家的沟通磋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经贸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保护、海上合作等领域，推进了一批条件成熟的重点合作项目，已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就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看，中国同相关国家一道共同加速推进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亚吉铁路、匈塞铁路等项目，建设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港口，规划实施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目前，以中巴、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重大工程为依托，一个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就经贸合作看，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就资金融通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9个项目提供17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达40亿美元，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同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开展智力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建设，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根基。中国政府每年向相关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地方政府也设立了丝绸之路专项奖学金，鼓励国际文教交流。各类丝绸之路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影视桥、研讨会、智库对话等人文合作项目百花纷呈，人们往来频繁，在交流中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

四是完善政策措施。中国同有关国家协调政策，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中国统筹国内各种资源，强化政策支持。2014年11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强化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投资功能，推动银行卡清算机构开展跨境清算业务和支付机构开展跨境支付业务。积极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推进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仅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农产品到达中国市场的通关时间就缩短了90%。

五是发挥平台作用。各地成功举办了一系列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国际峰会、论坛、研讨会、博览会，对增进理解、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2017年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各界嘉宾齐聚北京，共商“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大计。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其中，2016年11月17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决议，第一次决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敦促各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加强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决议得到193个会员国的一致赞成，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普遍支持。

六是区域经济合作已形成。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国设想与沿线经济体发展诉求对接，催生了一系列自由贸易区合作、次区域经济合作。其中，中巴经济走廊是指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共同打造的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喀什—红其拉甫—巴基斯坦苏斯特—洪扎—吉尔吉特—白沙瓦—伊斯兰堡—卡拉奇—瓜达尔港全长4625公里的交通大动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辐射作用将带动南亚、东南亚、东亚三大经济板块联合发展。中国西南、印度东部、缅甸、孟加拉相对而言均不发达，此前邦省级别的合作动力有限。而将打造“经济走廊”上升至国家层面，能够通过四国延伸带动亚洲经济最重要三块区域的联动发展。这既是中国最大的国际责任和历史担当，也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最大确定性。习近平主席强调，“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契合中国、沿线国家和本地区发展需要，符合有关各方共同利益，顺应了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他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由于“一带一路”涉及方方面面，社会各界对其尚存在不同的理解，其中不乏一些偏颇之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为“一带一路”要重建历史时期的国际贸易路线。突出表现是，一些地区热衷于挖掘自己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曾有的地位，如桥头堡、排头兵、主力军、起点、通道、节点等，以期确立自己在“一带一路”中的某种特殊地位。尽管不能完全否定这种认识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借古谋今”的作用，但很显然这种理解是对“一带一路”使用“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误解。“丝绸之路”泛指历史上陆续形成的、以中国为起点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这个概念本身不是中国学者的发明，而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在《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中提出的。从根本上讲，虽然“丝绸之路”讲述的是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联系，但它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沿线国家共享的一个历史文化遗产。例如，2014年《世界遗产名录》所收录的“丝绸之路：起始端和天山廊道的路网”，就是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共同申请的。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具体线路和空间走向随着地理环境、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和宗教演变而不断发生变化。今天，我们回溯历史所观察到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密集的贸易网络，而不是几条固定的线路。今天，我们理解“丝绸之路”时，不宜将其视为一个具体的空间现象，而是沿线各国共同认可的一个历史文化符号，它向世界传递了愿景与行动中提出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因此，尽管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空间走向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但“一带一路”并非要恢复这些古代贸易线路，而是建设一个我国与沿线国家共谋发展、共享繁荣的国际区域合作平台。

二是认为“一带一路”是单向的“走出去”。“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正因如此，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误解，即“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走出去”。相应地，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出现了加速“走出去”的预期，一些企业形成了尽快“走出去”的愿望，个别地方甚至将“走出去”作为政绩来考虑。这是相当有风险的认识误区。我国正在进入资本大规模“走出去”的新阶段。2004-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增长了20多倍，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所吸引的外资基本持平。这个增长态势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增长趋势有相像之处。其主要原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正在失去竞争力，需要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需要向海外转移；我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已经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投资能力的大企业；我国需要在海外建立资源保障基地。这标志着以中国资本“走出去”为特征的第二次全球产业转移的开始，将开启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但是，不能由此而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就是单向的资本“走出去”。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很大的技术梯度差，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仍必须高度重视“引进来”。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就是各国之间相互投资不断加深的过程。因此，“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在鼓励资本“走出去”的同时，继续高度重视资本“引进来”工作，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国际经贸合作推动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另外，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已经进入到大规模“走出去”的发展阶段。各地区需要根据自身特点，科学确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重点，不能盲目跟风。一味追求“走出去”，将导致不必要的投资风险。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分门别类地鼓励企业以适宜的方式“走出去”，不能“一窝蜂”地到海外设厂。要有“走出去”的顶层设计，对于不同类型的“走出去”要给予不同的政策支持。顶层设计所考虑的核心因素是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就业岗位，而不是资本是不是“走出去”了，以及“走出去”的量有多大。既要谨防因“走出去”而形成我国的制造业的“空心化”，也需要积极防范“走出去”的各种投资风险。

三是认为“一带一路”是地缘战略。“一带一路”的出现既有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原因，也是过去三十年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其中，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国家、第一大商品贸易国家以及重要的资本输出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倾向于将“一带一路”解读为我国的地缘战略。这种认识与“一带一路”的根本理念相去甚远。所谓地缘战略一般意义上被理解为地缘政治谋略，讨论的是国家政治行为与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从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到马汉的“海权论”再到麦金德的“陆权说”，都是在探讨如何控制世界、如何进行势力扩张，特别是借助武力的控制和扩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一些学说被用来服务于纳粹德国的扩张，地缘政治研究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因名声不好而衰落。即使是在得到不断恢复的今天，地缘政治研究也主要是为各国制订国防和外交政策提供参考依据。而“一带一路”是推动沿线国家深化国际经贸合作的倡议，与地缘战略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相去甚远。当然，如果地缘战略仅指地缘经济关系，那么它与“一带一路”存在相通之处，但问题是国际上通常把地缘战略理解为地缘政治谋略，具有进攻性。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可以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共同”及“合作”。因而，“一带一路”是探索对接发展、合作共赢等国际合作新途径的尝试，也是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尝试。这与地缘战略所讨论的自我利益扩张是完全不同的思维。将“一带一路”误读为我国的地缘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其的歪曲，将有损于其倡导的“对接”及“合作”理念，不利于其顺利建设。

 

四是认为“一带一路”是简单的线状经济体。尽管“一带一路”包含了线状经济体（如经济走廊、经济带等），但“一带一路”绝非简单的“带”和“路”的组合，而核心内涵是借助“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打造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平台。线状经济体仅仅是这个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其具象的表征。“一带一路”首先是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进行对接对话的一个平台抓手，是一个合作的“舞台”。“一带一路”建设必然有很多具体建设项目，包括很多线状基础设施。《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但这些走廊是更为宏大“一带一路”合作愿景的重要载体，而不是“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的全部。因此，正确理解“一带一路”首先需要将其视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对接发展、合作发展的平台，其次才是各种“线状”载体。否则，很难充分发挥“一带一路”这个对接平台的作用，也与其开放、包容的性质不相符。

五是认为“一带一路”是一种战略竞争。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困难的调整期。由于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发展不平衡加剧，贸易和投资增速放慢，保护主义盛行。面对世界发展中这些问题，各种反应和对策都有。“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是开放、合作、发展的新风。它不同于一般的技术创新，它是通过学习经验、分享资源、共享利益来激发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参与热情，动员其资源投入，改善其综合发展环境，调动经济增长的潜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包容与平衡的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有关国家和地区合作共赢，推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一带一路”是合作倡议，不是战略竞争，它有助于培养合作精神，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合作与和平的地区与世界。

六是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在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一带一路”不仅推动合作，也推动开放。通过实现互联互通，促进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通过推动沿线国家协调经济政策、开展更加深入和广泛的高标准区域合作，共同营造一个开放、包容、均衡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凝聚共同利益，实现合作共赢。“一带一路”不搞“区域第一主义”，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不仅沿线国家可以参与，也欢迎世界上其他国家参与建设。以亚投行为例，其成员资格对真正有兴趣并愿意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家开放。互联互通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路线，涵盖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多种多样的连接。某些媒体制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名单、地图的做法并不值得提倡。中国从来没有对“一带一路”限定过范围。任何地区都有机会享受“一带一路”红利。只要把握机会，扬长避短，都可以搭乘便车，顺势而为。因此，“‘一带一路’沿线有65个国家”的表述不准确，也不要过多强调“中国性”，做成或使人误解为仅仅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世界有230多个国家，只要致力于“一带一路”发展的，都是丝路国家。

七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产能合作是向外转移被中国市场淘汰的落后过剩产能。“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改善陆地跨境基础设施网络，提高现代化港口的连接，发展港口区经济，构建海上物流网络。这不仅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瓶颈，而且能创造新的发展机会，促进各国共赢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既有设备技术能力，也有管理经验，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当地国家共同协商、设计、建造新产业，不同于以往的简单的产能转移，不是把过时的和污染的产能转移出去。从这个角度说，“一带一路”下的产能合作，是中国与当地国家共同协商、设计、建造新产业，能促进当地产业提升和经济发展。

八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开发援助。“一带一路”建设采取共同参与、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和共享成果的合作方式，遵循的原则是“在满足所有参与者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共同建设，努力整合所有参与者的国家发展战略”。不同于传统的开发援助，“一带一路”的参与方都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一带一路”不是不顾经济规律和商业可行性的无偿援助，“一带一路”是经济建设的倡议，很多对外建设是经济行为，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正常盈利，不能刻意回避中国经济利益。“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包括了促进经济开发和建设的议程，也包括文化和学术交流，培训、媒体合作，人才、青年和妇女交往，从而“赢得公众对深化双边和多边合作”的支持。在各种合作机制下，促进人才、旅游、体育交流，疫情信息共享，预防治疗技术和医务人员的培训交流，提高科学和技术合作水平，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实践合作、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理等方面的交流，加强相关城市之间的合作。

九是认为建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将取代现有机制。“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创新之处是构建新的合作机制，如建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但它们不是要取代现有的机制，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而是做增量，推动合作，与原有的机制合作互补。“一带一路"构建的新机制与原有的机制是合作互补的关系。像亚投行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就是与亚行、世行联合开展融资业务的。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党中央和国务院统筹国内外形势变化而提出的具有深远国际、国内影响的长远重大战略，是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倡导的包容性全球化倡议，是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模式，也是我国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实现“中国梦”的重大举措。对于国内而言，“一带一路”是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统领性战略，是我国实现“开放发展”的主要旗帜和载体，决定着未来数十年我国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对于世界而言，“一带一路”是改革现有国际经济治理模式、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尝试，有可能改变未来数十年的世界经济格局。因此，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统筹谋划、系统布局。

一是要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要彼此尊重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彼此尊重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深入开展产业合作，抓好大项目建设，培育新业态，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要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要着力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聚焦关键通道、关键城市、关键项目，联结陆上公路、铁路道路网络和海上港口网络，完善跨区域物流网建设，扎扎实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六大经济走廊框架。要抓住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技术变革趋势，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要促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联通，为互联互通提供机制保障。要以开放为导向，以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为着力点，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要着力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题，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保合作，建设生态文明，共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要建立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群体、反腐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 

二是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也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要积极推动已签订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早日启动、早见成效。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中国还将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及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合作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同有关各方共同制定“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中国将积极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伙伴关系，促进同各相关国家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建设“一带一路”自由贸易网络，助力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中国将同30多个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同有关国家协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要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4项行动。在未来5年内安排2500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5000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50家联合实验室。设立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倡议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并为相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援助。中国将在未来3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生项目。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目。将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中国将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续联络机制，成立“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同多边开发银行共同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建立能力建设中心。将建设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打造新闻合作联盟、音乐教育联盟以及其他人文合作新平台。

三是要服从“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加强与国内发展战略的联合推进。“一带一路”是我国重大长远的全球战略，根基在于国内发展，重点在于国际合作，是与所有“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直接有关的国际区域合作倡议。要围绕“一带一路”陆上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和海上重大通道及支点建设，更加重视国内区域与国际区域的有机衔接。要充分发挥贯通南北方、横跨东中西、连接国内外的重要轴带在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在“一带一路”建设总体框架下，西南地区通过珠江-西江经济带，要充分利用中国—东盟合作平台和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走廊建设，深化珠三角与北部湾和西南地区的合作，使广东、广西成为我国面向东南亚地区开放的核心区，云南成为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西北地区要通过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国际大通道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西北地区的发展与向西开放紧密结合，加强西北地区发展与中亚五国及巴基斯坦等地区的发展需求及发展战略的对接，提升西北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要通过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通过加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蒙古国的全方位合作，为东北地区和内蒙古的发展创造新的动力。要通过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合作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要把提升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提升整体国际竞争力。要在“一带一路”的框架指导下，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总体目标，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基本出发点，在“四大板块”的基础上细化政策制定单元，建立目标导向为主导并与问题导向相融合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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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一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516/94778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