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永前：“一带一路”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管永前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助理、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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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强调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携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习近平主席的演讲立意高远、气势恢弘、力透纸背，为“一带一路”的未来勾画出清晰的路线图，是中国贡献给人类和平发展梦想的礼物，承载着中国与世界共同的梦想。此次高峰论坛，有来自2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与会，有来自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1500多名代表参会，是中国国际地位和中国形象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展示。论坛结束后，国内外反响非常之大。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向落地生根、深耕细作、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这和国家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一次巨大飞跃。对于“一带一路”，大家关注较多的是政治和经贸，包括旅游，也强调的是其经贸意义，而从文化角度讲“一带一路”的并不是很多。如果我们对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文化传播进行一番深度反思，不难发现文化的重要性。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如何展示中国文化中积极而富有正能量的一面？如何展示中华文明的魅力？如何展示中国的软实力？如何让世界真正地了解中国？这些重要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在已经开启的通向“一带一路”的宏伟之旅上，我们必须负责任地探究一下自己的问题所在。其实，自古以来，丝绸之路就不仅是一条商品贸易和军事斗争之路，还是一条文化交流和文明交往之路。“一带一路”倡议从历史深处走来，饱含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基因。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崛起的良好契机，更是中华优秀文化复兴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更加重视文化交流合作，处理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关系，务实推进文化影响与舆论引导的关系，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再上新台阶提供文化软力量。

 

一、文化对“一带一路”的特殊重要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使欧亚非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从提出伊始，就把“经济合作”放在首要位置上。诚然，经济有着不可替代的力量，但文化的作用同样也不可忽视。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关于“一带一路”的论述中，反复提及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要“在深化人文交流、繁荣民族文化的事业中相互借鉴”。从古至今，文化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发挥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文化交融的结晶甚至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更为永恒的记忆。

1.古代“丝绸之路”曾有文化先行的成功经验

作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的张骞开辟了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他带着说服月氏国联汉夹击匈奴的愿望出使西域，率队前后耗时十余载，历尽艰难险阻，最后虽然并未实现军事游说的夙愿，但却意外地探索出一条西进的道路，使中国的影响力直达葱岭荒漠以西，史无前例地建立起与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联系，广阔西域的科学考察和人文见闻也被他悉数带回中原，由此打破东西方长久隔绝的藩篱，为文化交流留下了熠熠生辉的历史瑰宝。丝绸、瓷器、玉帛等精美的手工艺品成为西方贵族的稀世珍宝，西方人也由此奠定了长久的东方文明想象。

七八百年后，一代高僧玄奘沿着张骞开辟的古“丝绸之路”，长路漫漫西行取经，带着对佛法的渴求和追寻，独自远赴天竺，在佛教圣地游历数年，熟习梵文，通晓三藏，研读佛经，参与辩法，随后带回了成百上千的佛像、经论和佛舍利，又携弟子历经十余年潜心翻译治学，留下上千卷佛学译著，成为继承印度传统佛教学说的集大成者，创造了中印文化交流的高峰。其口述的《大唐西域记》更成为研究中世纪印度次大陆最为经典的历史地理文献，被誉为照亮古代印度“唯一的亮光”。

及至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创下了中国航海史上的高峰。郑和船队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推行和平外交，发展海外贸易，稳定了东南亚国际秩序，也传播了丰富的中华文明。沿着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青花瓷、拔火罐、织造术、中国历法等中国技术、艺术和文明遍及亚非数十国，本着温良恭让、以和为贵、厚往薄来、四海一家的宗旨，郑和使团到了西洋诸国后身体力行，保障安宁，将儒家“宣德化而柔远夷”、“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播种海外，至今东南亚诸国还留有很多以郑和尊称“三宝”命名的地方，环南中国海区域仍然存在着以华人社会为依托的郑和崇拜现象，成为中华文化异地生根的象征。

2.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

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古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古代中国许多科学文化创新创造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后，对促进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近代西方的一些现代科学知识，也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建成涉及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创造出了形态不同、风格各异的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不同文化深入交融的融合剂。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繁荣的主要渠道，也是世界文明日益多元、相互包容的时代标签。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各国经济贸易合作的“软”支撑。“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历史文化宗教不同，只有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才能让各国人民产生共同语言、增强相互信任、加深彼此感情。据文化部资料，这些年来，我国与沿线沿途国家的文化交流形式越来越新、内容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比如，我们与沿线大部分国家都签署了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民间交流频繁，合作内容丰富，与不少沿线国家都互办过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活动等，近几年在不同国家还多次举办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我们应立足现有基础，密切中国人民同沿线各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夯实我国同这些国家合作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充分发掘沿线国家深厚的文化底蕴，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作用，共同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

 

3.文化交流是走向和平、发展、共赢的通途

我们要与沿线沿途各国齐心协力，让“一带一路”成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之路。这“五通”之中，民心相通最基础，也最核心。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大潮下，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只有“通”，才能在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也只有“通”，才能同舟共济、同担责任、共享权利，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发展伙伴关系。

因此，要通过文化的作用，一要使“一带一路”成为走向和平的通途。古丝绸之路的精神核心是“和平、友好、开放、包容”，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今天的丝路沿线各国，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中坚力量，通过“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加强各国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是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基础。二要使“一带一路”成为走向发展的通途。沿途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深挖各国之间合作潜力，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的形成，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必将从根本上缩小经济发展差距，确立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多样性的合作新范式。三要使“一带一路”成为走向共赢的通途。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重要时期，丝路沿线各国大多也处在经济建设的关键节点上。在这个发展的特殊时期，我们要创新合作模式、发展本国经济、优化产业布局、实现互补共赢符合各方利益。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大战略构想涵盖经贸、投资、人文和战略互信等各个方面，将把区域合作提升至新的高度。

4.“一带一路”建设亟须文化助力

当前，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很多可预见的障碍和不确定的困难。比如说中国的经济体量之庞大、发展速度之迅猛、能源消耗之巨大，让一些国家在亲近中掺杂着畏惧和担忧；西方舆论不遗余力地炒作“中国威胁论”，一定程度上也干扰了中国的外向发展；不少沿线国家和地区是世界重要的能源产区，既是大国虎视眈眈的战略要冲，也是复杂的宗教和民族问题的敏感区，动荡不安的地方局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与之合作的困难。种种问题叠加，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误解、质疑甚至责难和抗议，单纯靠资源置换、利益置换也许无法达到一些国家的期待。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交流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只有充分尊重沿线各国历史文化宗教的不同，充分发掘沿线国家深厚的文化底蕴，继承和弘扬“丝绸之路”这一具有广泛亲和力和感召力的文化符号，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作用，吸收融汇，互学互鉴，才能使各国人民产生共同语言，增强相互信任，增进彼此感情。

 

二、中华文化为“一带一路”贡献中国价值

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曾长期领先世界，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我们在世界文明中站稳脚跟、昂首挺胸的根基所在。彰显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特色，对于我们今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概括来讲，中华文化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的中国价值，有以下几个方面：

天下文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广阔的世界视野，追求天下太平、天下大同，是典型的天下文明。这与西方国家缺乏世界视野的“个人—民族国家—国际社会”的思维明显不同。中华民族的天下观是开放、包容的，提倡创造开放、兼容、平等的天下，保持富有弹性的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和多元治理体制，实现“一个世界，不同文明”“一种文明，不同制度”“一种制度，不同模式”以及“一个国家，不同文化”，构建契合时需、平等共进的天下文明。这种天下文明观为今天的世界治理和国际秩序建立，特别是国际新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建立提供良好的借鉴。

四海一家。中国既有独特的天下观，又有独特的家国一体观，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中国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客观地看，“家”重亲情、重包容、重责任、重秩序、重整体。天下一家理念，是通向信任、安全、和平的大道。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当今世界，天下就是全球，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地球是全人类的地球。强调天下一家，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文明交流互鉴的认识前提与思想基础。

礼尚往来。孟子把“以德服人”称为“王道”，将“以力服人”称为“霸道”。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素重礼尚往来、先义后利，讲究“礼让”，充分考虑对方的感受和利益。无论是古代对外交往的薄来厚往，还是当代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都体现了以义为先的原则。从历史上看，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一点和西方有很大不同。从人类的现状和未来看，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乃至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都具有积极意义。

守正持中。中道是中国人长期尊奉的伦理准则与道德理想。它注重持中、适度、恰到好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用缓和、和谐、适度的方法，达到消融矛盾、稳定社会的目的。中道还讲经权，讲究“中正与权变”，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中华文明认为，待人接物如果态度偏激，就会导致物极必反。所以，中道反极端，要求把握好“度”。由“中”致“和”，是中道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守正持中，自然会走向和合，达到和平、和谐。在“致中和”中达到均衡与和谐，就会实现天地有序、万物繁荣、人际和谐。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及对国际安全问题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等，都体现了适中、致和的思路。

 

和而不同。习近平同志指出，“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要倡导和而不同，允许各国寻找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应对之策”。中华文明倡导“和合”，但同时尊重差异和不同，主张将“和”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历史上，中国不迷信武力，对外持“怀柔”政策，极少出现掠夺土地、财富、人口的征伐。汉朝派张骞去西域联通、唐朝派玄奘去印度“取经”、明朝派郑和出使西洋，都是为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增进中华民族同世界其他民族的人文交流。连接世界与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更是一条如丝绸般光滑的和平之路、文明交流互鉴之路。新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与邻为善”“和谐世界”“不搞文明冲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等外交方针，弘扬了和而不同的中华传统价值理念，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坚持和而不同，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重要理念。

义重于利。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正确义利观”，“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中华文明深明“义利之辩”，总体上强调义利一体、义是利之和，但又区别对待不同的行为主体。如孟子对梁惠王讲“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表明在义利关系上对治国者与对老百姓的要求不一样：治国者宜行仁义，而不必关注为自己谋利；对一般人而言，可以“义利并举”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过度言利，崇尚消费、享乐和拜金主义，放纵物质欲望，就会面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局面。对于国与国之间关系而言，也是如此。将中华文明的义利观注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家层面，强调以义为先、义利兼顾；在企业层面，强调以义取利、义利并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有利于贸易互通，也有利于人文交流。

平等共治。“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是中华文明重视的传统价值。“一带一路”建设突出平等共治，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试验田和新样板。“一带一路”建设强调“自主、自愿、自觉、自律”与“互助、互利、互谅、互让”，以增强合作动力、减少建设阻力。自主、自愿，体现了对沿线各国的主权和文化传统的尊重，各国根据自身需要决定如何参与；自觉、自律，体现为尽力提供公共产品，为共同利益规范自身行为。“互助、互利、互谅、互让”则突出了东方文明的平等互助智慧。这些都可以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理念。

顾全大局。习近平同志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中国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中华文明重视整体利益，在处理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的关系时，注重小我服从大我、以整体利益和大局为重，因而产生了“民齐者强”“人心齐，泰山移”“计利当计天下利”等思想。周恩来同志曾说，中国外事哲学主要来自于文化传统，如“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决不开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首先不使用核武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中国儒学重视“忠恕之道”，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推己及人、助人即是助己。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文明交流互鉴进程中，各国都需要以大局为重，奉全球命运之公，共同打造更多全球公共产品，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文化传播的现实困境

自古以来，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亚、非、欧三洲的交通大动脉，不仅是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通道，更是各方进行文明交往和较量的场所。作为一条贸易通道，丝绸之路上贸易的不仅是丝绸，还有其他各种商品和技术；不仅是有形的物质，还有无形的观念。作为一个文明交往的场所，沿线各文明和民族在这里交流、融合，各民族和国家在这里交往、较量。

如果说军事斗争和经济贸易体现的是硬实力，文化交流和文明交往则更多地体现了各方的软实力。从整体来看，中国在丝绸之路上长期存在软、硬实力失衡的问题，在软实力方面又存在中华文化辐射东强西弱、古强今弱的问题。对照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当前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传播的现实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辐射力失衡

文化可以进行跨国界传播，从而影响甚至成为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或主流文化，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软实力。文化因为集中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生存质量、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事实上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软实力的基础和核心要素。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甚至断言:“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尽管文化辐射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软实力中的强项，儒家文化圈地域之广阔、国家之众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古今丝绸之路上，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存在多方面的失衡问题。

首先是古强今弱的问题。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辐射力，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竞争中长期处于守势。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输出量也大幅增加。但是，目前“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以电影输出为例，好莱坞电影遍布全球，几乎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的九成份额。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主渠道和海外票房的主要来源都是合拍大片。但中国现在每年生产400多部电影，投资高昂的商业大片毕竟是少数，大部分还是中低成本影片。这些影片在国内市场能见度都很低，更遑论国际市场的能见度。

其次，是物质强、观念弱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在丝绸之路上输出的更多的是物质文明，包括丝绸、瓷器、茶叶、谷子、高粱、香料等商品，打井、造纸、印刷等技术，精神文明的输出相对较弱。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国输出的更多的是技术性文化，观念性文化的输出相对较弱。在物质和技术方面，中国和外部世界进行的是双向贸易，艺术和思想领域的贸易则基本上是单向的。中国向西输出了四言绝句等文学作品，在古波斯产生了四行诗“柔巴依”，中东和中亚的各种宗教却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传，祆教、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和景教都在中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佛教传入西域后，造就了曾经的“千佛之国”新疆，佛教与儒家文化和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传统。伊斯兰教兴起后，中国西北地区逐渐实现了延续至今的伊斯兰文化。

最后，是东强西弱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一直有着很强的辐射力，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辐射力主要表现在东面和南面，在西面的辐射力一直很低。儒家文化圈以及一些华人众多、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都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亚和西亚地区基本上是清一色的伊斯兰世界，中华文化在那里的存在和影响都比较小。当前在中国的十几个邻国中，巴基斯坦是中国“全天候的朋友”，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则是差的。但从文化上看，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非常近，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是较远的。

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事实上是一条起始于中国的商品流通、文明交往和观念交流大动脉，其名称除了说明中国制造的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畅销外，还隐含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硬实力强于软实力，长期面临着物质出超而观念入超的贸易失衡问题。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的今天，上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对于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和西亚国家来说，以儒释道精神为代表、以孔子学院为传播渠道的中国文化仍需加强。

 

2.文化对外传播意识错位

近年来，国家对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大力推动，激发了全国上下各个阶层、各个团体对于文化“走出去”的极大热情。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近些年来文化交流项目呈级数状递增，对外文艺汇演的形式也愈渐丰富。但是这种看似轰轰烈烈的活动背后究竟有多少实质性的收获呢?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实质及目的在于让中国文化在国外扎根，深度发挥文化的影响力与吸引力，并不只是停留于表面的文化表演。就当前国内的形式来看，无论是举办文艺活动的地方政府还是参与文化活动的个人，或多或少都对我国的文化传播战略存在误解。比如过于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将对外输出文化产品的数量作为竞争业绩的首要内容，而不顾其实际的收效。甚至还有部分群体只将文化“走出去”视作出口转内销的有效途径，卖力地争取出国表演只为“镀金”，以期回国之后相同的表演能收取高昂的门票，提高自己的利润所得。在这种错位文化意识的指导下，文化传播很难做到扎实有效。

3.高素质人才不足

中华文化“走出去”离不开人才的推动。目前来看，我国文化传播急需两类高素质的人才，一类是高水平的翻译型人才，另一类是综合型的对外汉语教师。我国的传统文化大多是以文言文的形式作为传递文化内涵的载体，文言文难以使用英语直接进行翻译，即便是翻译过来其中的文化内涵也难以体现，因此，文化的吸引力会大打折扣，外国人的学习热情也难以持续。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高水平翻译人员的不足，导致我国的传统文化无法在国际范围内产生共鸣。由于我国本土化的翻译对欧美系语言的使用习惯了解很不足，这就造成语言转述的说服力薄弱。此外，全球孔子学院的建立使得我国对外汉语教师的需求也有所增加，因为孔子学院的对外汉语教师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是文化对外输出的主力，其对综合素质的要求非常高。孔子学院的对外汉语教师不仅要精通两国语言，更需熟知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国外语言表达习俗，还得具备高超的学习能力、交际能力以及表达能力，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将中华文化传递给国外的学生。

4.文化产业实力薄弱

中华文化真正的物质载体是文化产业与文化产品，但以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很难担负文化输出的重任。

首先，缺乏优质的文化产品。虽然我国每年拍摄的电影、出版的读物不计其数，但真正在国际范围内起到影响的并不多见，更没有类似于美国迪士尼乐园中耳熟能详的经典动漫人物，就连功夫熊猫和花木兰也是被冠以美国的意识形态之后推出的，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国产文化的代表。其次，文化产业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并不完善。产业链条的断层导致优质的文化产品在市场中未能发挥其最大的商业功效。还有，我国文化产业与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文化产业使用的相关技术仍旧处于传统技术的阶段，使用的生产工具也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淘汰遗留下来的，这种技术的落后使得文化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也导致我国文化的输出战略的困难程度加深。另外，我国设立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难以与国外的文化创意园区相匹敌，发挥出其应有的文化产业的集群效应，成为创意的源泉之地。最后，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严重影响了文化产品的流通。由于文化产业具有特殊的文化属性，这种属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导向，所以上映的影视作品或者是出版的纸质读物都有一套严格的行政审核的流程，这一系列冗长的审核流程既不利于文化产品的及时销售和后期流通，更不利于文化创新的实现。缺乏优质的产品、完善的产业链条、创新创意的文化氛围、高效的行政审批流程等都造成我国文化产业薄弱，难以成为中华文化的坚实载体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强力助推器。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既需要宏观层面的深层思考，还需要实践和操作层面的合理运作和科学安排。

注重文化传播顶层设计。坚持文化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发挥政府引领统筹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政府间文化交流，着力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国内各省区市优势，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共同建设。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遵循国际规则和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调动各方积极性，将文化与外交、经贸密切结合，形成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贸易协调发展态势，实现互利共赢。探索设立对外文化产业基金，加强“一带一路”在文化领域的金融合作。围绕重点文化产业和重点项目，推动文化资源有效配置、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文化市场深度融合，形成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发展合理布局。

构建包容和谐的全球视野。“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但不限于）亚欧非65个国家、44亿人口，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横跨欧亚大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安全等诸多领域，具有全球视野、蕴藏中国智慧、基于长远考量，致力于主导泛区域化合作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始终反对暴力殖民、主权干预、文化渗透、争霸世界，始终将开放包容、尊重多元、平等合作、和谐发展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基调。在此意义上的文化传播必须跳出自我意识，超越局域思维。既要通过换位思考，理解沿线合作国家的担忧疑虑，积极采取各种方式消除外界误解，纠正误导性舆论和攻击性言论，让共建、共享、共赢的发展思路真正深入人心，让睦邻、友邻、惠邻的大国形象真正感同身受。同时也要立足全球视野，积极寻求各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最大公约数”，建立起复兴欧亚的共同理想，肩负起全球治理的共同责任，承担起维护和平的共同义务，实现互利共赢的共同目标，打造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只有全面而准确地表现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和丰硕的当代文化创新成果，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为人类文明做出中国独特的贡献。一是要研究沿线各国风土人情、民族习惯、文化渊源、审美趣味和时尚潮流。充分考虑各种文化背景下的消费习惯和风俗因素，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群体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接受心理，找到他们的关注点和兴趣点，有针对性地开展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形成文化名牌，使中华文化不但能“走出去”，而且能“走进去”，最大限度减少“文化折扣”现象。二是要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充分挖掘“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遗产，引导和动员民间力量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支持沿线有关国家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在坚持其独特价值观和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实现内容和载体的创新，发挥各国在文化资源、制造、资本、人力等多方面的比较优势，将各自的潜在优势转化为实际发展成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进步。

完善人才的培养机制。首先，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完善学校课程，在丰富理论的同时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其次，注重对高水平人才的引进，为我国的文化输出战略注入新的人才活力。最后，注重对民间组织人才的使用。很多民间文化组织中的人才不但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更具备管理能力，且借助于民间组织的形式可以解决很多政府等官方不便解决的问题，还能促进文化的民间传播。所以，我国政府一定要注重对民间组织人才的培养和重用，为其提供便利条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转变文化传播方式。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文化“走出去”已经不再是单向从内向外的过程，那种一厢情愿地靠强势推广和单向宣传的传播方式，往往欲速则不达，影响文化“走出去”成效，甚至影响到国家间的政治伦理互信。文化是互动的，要打破简单强调以我为主的单向传播方式，即便是一方的文化“走出去”，也需要在共同交往、理解尊重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倡议并非简单地复制古丝绸之路线路，而是要注重依靠区域主体自身的文化特点、发展特征、资源与制度禀赋的优势以形成发展合力；不是通过一套无差异或标准化的市场准入、经营模式、管理程序来挖掘各自的竞争力，而是承袭其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功能，实践一种“合作导向的一体化”，推动文化、经济等各种资源要素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配置和结构优化。

增强文化企业竞争能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市场主体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关键环节。一是推动文化企业做好“走出去”的心理准备。必须事先熟悉国际商务的各种通行惯例和规则，对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政局状况、法律规章、风俗人情等充分了解，同时，为提高属地化水平，有必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当地的社会风气、人际关系、环境意识等特点特色，善于运用国际语言融入和开拓国际市场。二是提升产业层次、产品质量、科技含量、供应链管理和品牌打造能力。文化企业必须适应当前在国际价值链中位置的上升势头，顺势而为地提高各方面的能力与层次，并最终形成综合性的优势。三是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培育一批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和大型文化中介机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大力打造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品牌，增强“走出去”的文化竞争力。

注重文化科技深度融合。当今社会是技术统治时代，很多文化变革、文化创新往往是技术发展和突破所带来的。创客、“互联网+”、“工业4.0”等体现了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也代表着“一带一路”的建设方向。加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提高文化的传播力、表现力，能够使文化产品更有力地影响世界、造福人类。一是要推动有关科技领域先进、共性、关键技术成果向文化领域的转化应用，创新文化产品及服务模式，提升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二是运用互联网思维带动文化与科技融合。互联网改变了社会生活，也逐渐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在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中，要坚持平台为王和内容为王并举，不断推动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专业垂直、O2O模式、股权众筹以及在线参与等新兴模式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流。

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立志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国崛起的复兴之路，希望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发展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合作、和谐的力量。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用共商、共建、共享将之建设成一条互尊互信之路，合作共赢之路，文明互鉴之路。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应当而且只能更多地依靠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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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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