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继承：国学对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的滋养

 

郭继承 中国政法大学马列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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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里的治国理政智慧

“允执厥中”思想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

“万物并育”与中国的外交理念

如果习近平主席的思想像座大厦，那么国学思想就是这座大厦基础的一部分，根脉的一部分。在习近平思想的大厦里，起重要支撑和滋养作用的是国学。

2014年2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他说中华文化对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来讲，是根基。习近平的思想好比一座大厦，那么，它的根基是中华文化。

2014年10月13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说，“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出自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一句话，我们今天现代化的社会治理，要从中华文化的智慧中吸取营养，叫做“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而且要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从中华文化的智慧，为我们推进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句话：中华文化是我们最独特的优势，这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从有文字记载的那一天起，中华历史的累积就没有中断过，这个丰富的思想和智慧的宝库，是中国人所独有。这就是中华文化是最独特的优势，是奠基于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底蕴，我们对自己的发展要充满信心。

 

中华文化是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支撑，也是中国特色理论和建设的智慧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吸收了中国，还包括其他民族优秀的思想。综合创新以后，这些思想和智慧来支撑着中国特色理论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和大厦。那么，有哪些国学思想营养滋养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国学中有哪些智慧支撑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第一，中国文化对主体性的认识与四个自信。“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什么能提出这四个自信？我从中华文化的智慧这个角度来谈一谈。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在3000多年之前的商周之际，中华文化完成了一个启蒙的转变：到底人类的命运在谁手里？西方有宗教，认为在所谓的上帝手里，在一个神秘力量手里。但是，中国人在3000多年以前就超出了这个认识。中华文化是怎么说的呢？《尚书》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中华文化认为，人类的命运在自己手里，是要依靠主体自我的修炼才能改变命运，在于自己怎么样认识宇宙和人类自己，在于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商周代转折的时候，中国人的认识就已经达到这个高度了，已经不是简单地把人类的命运寄托在外在的神秘力量上，而是认为人类的命运在自己手里。人类究竟过得怎么样、发展得怎么样，在于人怎么样认识宇宙、认识人自身，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一句话，人类的命运在于自己怎么样认知、怎么样行动。

商代的时候其实对天命还是很重视，有人劝谏商纣王，说你不要那么荒淫无道，对社会的治理不用心。但是纣王就有一个看法，说我的命在天，上天让我当王，他也不听别人的。后来武王伐纣，终结了纣的政治生命。历史顺乎天而应乎人，商代变成周代了。这怎么解释呢？如果说天命就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纣王的命运在天那里，天是选择了商，那么西周周武王为什么伐纣能够成功呢？显然没那么简单。

所以在商周之际，伟大的中国先哲们就意识到，不能把人类自己的命运简单地归结为天的授予、天的决定。那么，人类的命运在谁手里？中国人提出了一些话，比如《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当时中国思想界有一个认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是盲目地祈求神秘力量保护自己，而是老老实实地讲究德行，老老实实地爱惜老百姓，老老实实地给老百姓做事。只有不断地给老百姓做事，顺应人民的要求，你的政治生命才能长久。在3000年前，中国的思想就达到了这个高度，已经不是简单地对神秘力量进行膜拜了。

有了这个基础，大家读孔子就知道了，孔子说过一句话，“我欲仁，斯人至矣”。我们怎么才能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呢？孔子说：“我欲仁，斯人至矣。”我想做，就能做到。什么意思？要想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是神秘的力量让我做，不是所谓外在的偶像让我做，而是我要做。我要做到仁义道德，我就能够做到。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说修炼自己的仁义道德全在自己，而不是由外在力量的推动。所以孔子才说“敬鬼神而远之”。敬畏之心是必须的，我们今天仍然要讲敬畏之心，但是为什么要远之？因为中国人认识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在三四千年以前，中国人就意识到了人类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个体的命运在谁手里。这个启蒙的转变就是，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社会的治理上，要通过自己老老实实承担社会责任、给人民做事、回应人民的诉求，从而赢得人民的支持。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面，从个体的角度，必然破除宿命论和迷信，主张“命自我立，福自己求”，通过自己的德行和智慧，通过给社会服务，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从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中华文化这种对主体精神（自己把握自己命运）的肯定和尊重，这种对自我智慧的体认和肯定，培养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甘于外来压迫的民族品格，从而屹立于世界民林之林。

一个真正自信的民族，一定是将建设的力量放在自己的基点，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很多其他国家的历史也很悠久，但是他们有的是历史中断，是不连贯的，有的是被外族灭亡了，甚至绝迹了。可是中华文明有却四五千年的历史，从历史有文字记载那一天起，一直到今天，从未中断，为什么？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养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品格。

中华文化认为，人类的命运、自我的命运要靠自己，而不不是盲目迷信和狂热地崇拜外在神秘力量。这种文化养出的民族，一定是把自己建设的力量放在自己的基点上，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结论出来了，我们为什么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因为这和中华民族这种文化的智慧——对主体性的重视、对人的尊严的重视、对把握自己命运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这么说，习主席提出“四个自信”是中华文化内在的智慧和内在的民族精神在当代的一个具体体现。基于这种历史文化的滋养，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道路，必然相信自己的力量。

近代以来，虽然外敌入侵、西方列强践踏，中国积贫积弱，可是我们走过来了。而且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又重新崛起了，靠的就是中华文化所养出的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在几千年历史文化累积的基础上，我们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和不断超越。所以，我们既要海纳百川，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点，不封闭僵化，同时也要永远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坚持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这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之本。“四个自信”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是中华文化所养出的这种民族智慧、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在当代的一个具体体现。

现在有些人，由于没有中华文化的基础作用支撑，对四个自信的认识不够深刻。习近平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可以说，没有文化自信滋养，也不会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必然养出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举一个例子，我曾经给一个企业做培训，负责人说，他们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甚至全世界都是知名的大企业。可是，这个企业的老总觉得不自信，为什么？他觉得自己是乡镇企业起家的，尽管有几百亿销售额，规模也很大，可是不自信。于是下决心从美国IBM买来了所谓最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型，打破自己30多年累积的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方式，结果一年的时间，大量企业高管出走，企业利润一落千丈，甚至濒临破产。他非常后悔，又赶忙把这所谓的最先进的管理模型给拿掉了，按照原来的管理模式重新组建。这一番折腾，这个企业元气大伤，一落千丈。

连一个企业都不能不尊重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一个国家呢？我们有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现在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全方面进步，如果我们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这套理论、道路和制度，而是简单模仿、照搬其他模式或做法，后果是什么？那就是颠覆性的错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走自己的道路，一定要充满自信，要相信自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走的这条路、这个发展模式，是适合自己的。同时，我们也不封闭、不僵化，要善于学习和吸纳其他任何民族的优点，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维护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和尊严，这是底线。

“四个自信”不是偶然的。中华文化对人的尊严的认识、对人类命运的认识，必然养出我们今天的“四个自信”，这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认识，是中华民族内在的品格和民族精神，在今天这个特定的环境下提出的“四个自信”，有深刻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第二，《易经》的智慧与中国的民主政治。一谈民主政治，一般人都会有一个偏见，以为民主政治肯定是西方的产物。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不了解。客观地看人类民主政治的实践，包括美国、我国台湾、邻居韩国等，这种按照所谓的西方民主政治来运作的模式，优点多，但问题也很多。我们绝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简单地模仿，而是要在充分地研究、总结和吸纳人类社会治理模式优缺点的基础上，来提升中国社会和人类社会治理的水平，我们要探究更优质的民主。

 

在现有社会治理模式之上，有没有一个更优质的民主？不是简单地模仿和照搬其他国家的做法，而是在总结、分析现今社会治理，尤其是美国、欧洲那一套社会治理模式的优点和缺点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提出更优质的民主？能不能提出更优质的社会治理方式？中华文化的智慧就能提供给我们很多的启迪。这个文本实际上就是《易经》。   

一般老百姓对《易经》的理解不精准，或者说不准确。清华大学的校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就是《周易》》里的话，1914年11月，梁启超到清华演讲，以《周易》的两个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激励学子，后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概括成清华大学的校训，一直沿用至今。

《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儒家、道家，乃至佛家、中医等，很多思想都能从《易经》里面找到源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对整个宇宙和人类社会治理的观察和思考。《易经》是探究社会发展大道的书，是探究社会变化、运动规律的书，不要简单把它当作算命的书。

那么，《易经》对整个社会治理，包括对中国式的民主有哪些启发呢？我们从《易经》里面吸取什么样的智慧，能够探究出更优质的现代社会的治理方式？

《易经》有64卦，第11卦是泰，泰卦上面是地，三个阴爻，下面是天，三个阳爻，这个卦叫地天泰。第12卦是否，“否”这个词不是那么好，一个人倒霉的时候我们就劝他“否极泰来”。泰是好的，上面是地，下面是天，地天泰，所以“国泰民安”，五岳之首是泰山。否不好，但是否的卦象是什么？它的卦象上面是天，下面是地，所以天地否。泰是吉祥、顺利、和谐，否是诸事不顺。那么，泰为什么是地在上、天在下呢？我给大家稍微引申解释一下。

泰卦，上面是地，下面是天，地是三个阴爻，天是三个阳爻。三个阳爻在下面，三个阴爻在上面是泰；三个阳爻在上面，三个阴爻在下面就是否。如果把天和地这两种自然现象用在社会中，天好比是管理者，管理者有决策权，做了决策得执行。阴爻承载的是老百姓，地就好比老百姓。如果我们把天比作管理者和执政者，把地当作老百姓的话，天在上，就是执政者和管理者高高在上，把老百姓踩在下面，这个卦就是否。社会的管理者或者执政者，高高在上、践踏人民的尊严，把人民踩在脚下，那就是非常不好的状态，说得重一点就是被推翻的时候。反过来讲，什么叫泰呢？人民在上面，领导人、管理者在下面，人民是主人，领导人或管理者要倾听人民的声音、反映人民的诉求、维护人民的尊严，这个卦就是泰。

我们再引申一下，地在上，天在下，地天泰。阴爻的能量是下沉的，而阳爻的能量是上升的，所以地天泰不仅表达的是人民在上，领导者或管理者要倾听人民的声音、反映人民的诉求、维护人民的尊严，而且阴爻往下走，阳爻往上走，这叫互动。领导人或管理者和人民之间是互动的。怎么互动？第一方面，民的建议、人民的意见、人民的诉求，领导人要尊重，要倾听。第二方面，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还要给人民指明方向。否就不是，否是领导人、管理者高高在上，把人民踩在脚下，人民的声音不尊重，人民的诉求也不回应，这就是阴爻往下走。这种相互背离的状态就不是互动的状态，两这就是否。

泰卦给我们启示：第一，人民的声音、人民的利益必须得到尊重。人民在上，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所以，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习近平等领导人说过很多次，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利益。人民在上，领导人或者执政者、管理者要倾听人民的声音、反映人民的诉求、维护人民的尊严。第二，领导人和人民是互动的。什么是互动的？互动的就是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诉求，领导人要听到。民意要“直通中南海”，中南海的决策也要反映人民的声音。只有这样，我们党的决策才正确，才全面，才真正符合社会的需要。

互动就是领导人要反映人民的声音，同时人民也需要伟大政治家的指导。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偃”。伟大的政治家不是迎合民意，不是操纵民意，而应该是立足于对人民真正负责任，而去引导民意、塑造民意。

 

3000多年以前，《易经》的文本就提出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而且我们这个民主是一个互动的民主。如果管理者高高在上，人民的声音和人民的利益不尊重，这叫独裁。这种制度要反对。反过来讲，民意绑架政治。只懂得迎合民意、操纵民意，这不叫政治家，这叫政客，这种制度也是会出问题的。伟大的政治家都要倾听人民的声音，同时还要有远见卓识，为这个社会负责任地提出前进的方向。

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易经》所指出来互动的民主，既体现了管理者和领导人一定要倾听人民的声音、反映人民的诉求，同时还指出政治家要以自己的远见、智慧、魄力和勇气，为这个国家人民的长久福祉提出指导。

很多人为了自己狭隘的政治利益和目的，急功近利，迎合和操纵民意，这是有问题的。中国社会在民主政治建设上，要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要有更优质的民主。我们更优质的民主，不仅要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而且还要给全人类的社会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所以，我们凭什么制度自信？实际上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我刚才说的互动民主，用我们党的语言说就是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实际上就是互动。领导人要好好地听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诉求，对治国理政、对国家大事有什么愿望或看法。同时，领导人要把各种信息收集过来，做出对这个国家负责的决策。这个决策既反映了人民的声音，同时还要有指导意义，要有远见卓识。

我们中国《易经》或者说泰卦，它给我们提出的这种互动式的民主，实际上是对今天整个社会，尤其西方社会所谓民主政治的治理模式的超越。《易经》的这种思想，为今天中国的协商民主（互动民主），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滋养。中华文化以自己的智慧，应该创造了更优越的社会治理方式，我们要有制度自信。

我们反对管理者或领导人高高在上，不听人民的声音，不反映人民的诉求，那叫独裁。反过来讲，什么事情都扯皮，没有效率，互相攻击，拆台，或者说民意绑架政治，为了狭隘的短期目标就是迎合民意、操纵民意，这种制度的问题也非常多。我们不要刻意美化西方的治理模式，要看到它的问题。看到问题了，能不能提出更优质的社会管理模式？《易经》里面的泰卦提出的这种互动式的民主，既是管理者要倾听人民的声音，维护人民的尊严，反映人民的利益，同时伟大的政治家还要以自己的远见和智慧引导这个社会，我觉得这种互动式的民主是一种更优越的社会治理模式。当然，这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挖掘、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完善，从而不仅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努力，还要为全人类的整个社会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第三，“允执厥中”思想和“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允执厥中”出自《尚书·大禹谟》。《尚书》是上古之书，是先秦时期的文献，尤其是政治文献。《尚书·大禹谟》里面讲了四个字，叫“允执厥中”。孔子有句话叫“执其两端，用中于民”，和《尚书·大禹谟》的“允执厥中”意思差不多。“允执厥中”或者“执其两端，用中于民”，这种智慧与“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有重要的关联。

“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五位一体”，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那么，“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智慧从哪里来？是依据什么样的思想提出来的？中华文化的“允执厥中”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资源。

什么叫“允执厥中”？比如给你一个不规则的干木棍，你把手拿在哪个点，可以使两边不倾斜？那个点是“中”。“允执厥中”的“中”，不是说机械的中，不是假设木棍有两米就放在中间1米处，因为它不规则，所以两端的重量并不均衡。所以，“允执厥中”不是位置的中，而是力道的中。木棍一边粗，一边细，那么你放的位置就要偏向于重的一边，轻的这一边长度就要长一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两边的平衡。说白了，“允执厥中”就是在各种力量中间要把握的那个平衡点。孔子讲的“执其两端，用中于民”，什么是“用中”？有些力量实际上是相互制约，在各种力量间一定要“用中”，把握这个中。“允执厥中”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智慧。

那么，什么是“中”呢？也就是各种力量一定要维持均衡，不能偏。各种力量一旦偏了，社会管理就会出偏差。出了偏差怎么调？就要维护各种力量的那个“中”。所以说“中”是中华文化大智慧的体现。如何用中、如何治中，关乎整个人类的社会治理水平。伟大的政治家一定懂得中道，一定会在各种力量里面找“中”。所以，我们的“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可偏废，要保持“中”道。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不可偏。政治重要，经济重要，生态文明重要，文化也重要，社会民生一样重要。那么，治国的各种力度就要保持均衡。“四个全面”也好，“五位一体”也好，都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种力量、各种要求、各种措施中把握那个“中”，这也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水准。

 

所以，“中”代表着各种力量的均衡，是万事万物的和谐之道，比如我们要立一部关于医疗事故认定的法，那么，你立法的价值是什么？如果你刻意保护患者，对医生群体的尊重不够，立法出来的效果就是医生不敢开处方了，或者很多手术不敢做了。因为你过于保护患者，医生害怕担责任，最终的结果是很多病人被耽误了。反过来，如果你立法的时候过于保护医生，使得医生轻率、不承担责任，这会引发更多的医患纠纷和医患冲突，因为你没有好好地保护患者。

那么，医疗事故的立法到底应该怎么立？中，既要好好保护患者，又要好好保护医生，维持中道。比如我们要自力更生，以我为主，将力量建立在自己的基点上，同时还要海纳百川，向其他民族学习，这两种力量应该怎么平衡？就是中，什么是中？以我为主，同时还要海纳百川。如果不中，只懂得海纳百川就会崇洋媚外，如果只得懂得自力更生就会闭关锁国，不中道的政策会带来严重的灾难。满清的闭关锁国，就是仅看到自我力量，而没有看到向其他民族学习和交流的重要性，最终就埋下近代落后挨打的苦果。

我们为什么是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智慧，因为我们懂得“中”。“中”代表着各种力量的均衡，懂得用中是中华文化的巨大智慧。说实话，我们在现实中很难做到中，总是会有偏，但是偏了以后得调，就像表一样，快一点、慢一点我们要调。怎么调？就像北极星一样，走的方向错了，马上调整自己的位置，这个北极星就是“中”。

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经济困难，发展就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个时候吃饭是天大的事，经济发展非常重要。那时候更多的强调经济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当经济发展有了一定的起色和基础以后，就要调，怎么调？经济发展很重要，环境保护也重要；赚钱很重要，精神家园、文化的建设一样重要。如果一味地强调经济，而不懂得保护环境、发展中华文化；一个社会只懂得钱，只懂得利益的民族，将会出大问题。

“中”代表了中国人的大智慧，它也是各类管理者管理的北极星。各个力量应该往哪个方向调？就在中的这个坐标前去调，哪里出现偏差了就要调哪里。当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侧重什么，那是具体的问题，但总体来讲，就是要保持各种力量的均衡。所以，“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哪个力量都不可偏废。所以孔子说：“执其两端，用中于民。”我们对老百姓进行管理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中道，一旦偏了，就会对社会造成伤害。

就像企业管理一样，员工干得好了，给物质奖励，这很重要，可是如果只懂得物质奖励，这个企业也会出大问题，还需要有企业价值观的建设、企业文化的建设。文化建设、价值观建设和企业的物质激励应该保持均衡。如果走向一方而不顾及另一方，这个团队建设就会出问题。“十三五”规划有“五个理念”，有创新、共享、绿色、开放、协调，这五个理念都很重要，比如协调，怎么理解协调？协调就是经济发展很重要，环境保护也很重要；东部发展很重要，西部发展也很重要；物质文明很重要，精神文明也很重要。协调的其实就是各种力量一定要保持中，保持均衡。只有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我们整个社会治理才会既讲效率又公正，人民的幸福才有基础和依托。

所以“允执厥中”是个大事，我们为什么是中国？因为我们懂得“中”。就像中医一样，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中国的医学，中医的“中”也是阴阳的两种力量中。如果阴阳的力量不中了，身体就有疾病了。心、肝、脾、肺、肾的力量要保持中。如果不中，脾胃不合、肝胃不合、心肾不交等各种毛病就出来了。中医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让身体处在“中”的状态，处在均衡的状态，而不单单是杀菌、抗病毒的治疗方式。一个房间里面有人感冒了，进去10个人，结果两个人感冒，八个人没感冒，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房间里有感冒病毒。为什么那两个人感冒了？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不中了，心、肝、脾、肺、肾各种要素不是处在均衡的状态，这就为病毒在你身体里面生存创造了条件。这时候治疗就不是简单地杀菌抗病毒，而是病人的身体维持一个均衡的状态。同一个房间的另外八个人为什么没有传染？因为人家身体的处在一个均衡的状态，病毒没办法在身体里生存。

我们在进行社会治理的时候，一定要把“中”像北极星一样，当作一个坐标来调整，哪里出现了偏差都要调，从而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就像“四个全面”“五位一体”都重要，一定要维持均衡。

 第四，万物并育与中国的外交理念。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到底该怎么相处？经济全球化，一个地球村，世界各国能够很迅速、便捷地进行交往，谁也不可能搞闭关锁国，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交往，人类该如何相处，这是摆在当今人类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西方社会几百年以来推行的是零和游戏。什么是零和游戏？比如一杯水，我喝了你就喝不到，你喝了我就喝不到；我得到的就是你失去的，你得到的就是我失去的。西方奉行零和游戏，二元对立。还有弱肉强食，近代以来中国为什么被欺负？弱肉强食。

 

那么我要问，西方社会所推行的这种零和游戏，二元对立，跟自己一致的就是朋友，跟自己不一致的就是敌人，弱肉强食，这种理念能给国际交往和人类社会提供相处之道吗？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不仅我觉得不可能，任何一个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认为不可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战乱冲突、干涉内政等一系列现代社会恶疾，从某种程度上都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有关，总认为自己优越，想把自己那套强加在别人身上，别人跟自己不一致就带着有色眼镜去谴责人家；只要跟自己不一致，就赋予自己攻打别人、抢占别人、推翻别人的合法性，这种文化理念是当今社会冲突和战乱的一个根源。就像南海，南海是中国的领土，即便有争议，也是中国和南海有关国家之间的争议，可是某些国家一定要干涉进来，实际上和它的文化理念有关。

那么，人类社会到底怎么相处？我们不要零和游戏，我们不要二元对立，我们不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我们不要战乱冲突，我们也不要随便干涉别人的内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中有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这句话是说人类的战争有很多原因，其中一种原因是人类思想的原因。要解决战乱和冲突，就要在人类思想的内部构建起一个和平的屏障。我认为中华文化就是这样一个屏障，中华文化能够给今天全人类的相处之道提供智慧和答案。《中庸》对万万事万物的关系有一个概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中华文化看来，万物之间是我好了也会对你好，你好了也会对我好，大家都可以生活得好才是真正的好，这叫“并育而不相害”。什么叫“道并行而不相悖呢”？意思是说佛家有佛家的道，道家有道家的道，儒家有儒家的道，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道路，印度教有印度教的道，每一种文化都有各自的智慧，这些智慧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爱护，而不是说我是唯一正确的，谁跟我不一样我就打谁或征服谁。中华文化认为，道是并行不相悖的，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万物之间绝不是零和游戏，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大家都可以生活得好。万物并育，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正是基于这种智慧，我们中华文化才能提出互利共赢，才能提出命运共同体。

中华文化的智慧告诉我们，全世界都好了中国才好。反过来讲，中国好了，也能给全世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经商的机会。一句话，世界的发展促进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促进全世界的发展，互利共盈。当今世界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我觉得中华文化的这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互利共盈，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应该成为全世界人类交往的准则。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与国应该怎么交往，不同民族之间应该怎么交往？一定不要二元对立，不要零和游戏，不要战乱冲突，不要霸权主义、干涉内政，我们要的是中华文化所倡导的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主张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我们主张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学习。所以中国的智慧要为全世界如何交往提供顶层设计，中华文化要为人类社会的相处之道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讲文化自信，什么是文化的自信？文化的自信不仅使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智慧之源，而且推而广之，中华文化要以自己的智慧给全人类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给全世界的交往指明方向、提供准则和顶层设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实际上是有它基础的，是有自信理由的。

第五，中华文化对人心和道心有精彩的认识。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并重，但是对西方国家而言，法治是他们的优势。应该说，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提出的法治治理模式对我们有很多启发。可是我们中国认为，德、法都很重要。《尚书·大禹谟》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危。”中华文化把人心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人心，就是人的欲望，这是弱点；另一个是道心，道心就是良知。人的心里面既有人心，又有道心；既有欲望，又有良知。那么，我们就要注意防范人性的弱点，防范人性的弱点靠什么？靠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很重要。

反过来讲，我们也都有良心。什么是良心？汶川地震时，看到解放军战士在艰难困苦之中拯救百姓的时候，很多人都掉眼泪了，他们为什么哭？良心，这就是道心。正因为道心，我们要强调道德的力量。我们要把一个人的道心给启迪出来，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该做的事不做。所以，道德和法律都很重要。任何只对道德或法律的“迷信”都会给社会治理带来灾难。过于强调道德，太幼稚了，很多事、很多人光靠道德的约束是不行的；如果过于迷信法律，一个国家只讲制度，而不懂得道德和人文的教化，也是很危险的。再美好的制度，如果没有道德的教化作为基础，这个制度的遵守也会出问题。所以孟子有句话，“徒善不可以治国，徒法不可以自省”。孟子的意思就是，光讲道德治不好国家，没有道德的滋养，法律制度也不可能得到尊重。

习近平在2014年在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说，“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是引自《道德经》的话，意思是说一个国家道德出了问题，它的制度越严密，老百姓越有歪点子去应对这个制度。习近平的这话意思是说，制度重要、人心重要、法律重要，道德也重要。所以“法安天下，德润人心”。道德是心中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

关于从严治党，我们有三句话，叫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不能腐和不敢腐实际上是制度建设，不想腐就是道德问题，所以这两个都很重要。西方国家近代以来提出法治的治理模式，这是他们的优点，但是它要和中国的结合起来。我们中国强调德，强调人文的教化、伦理的教化，再与制度的防范结合起来，应该说这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我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官员不贪腐，君子务本，做好本分，给国家、人民服务，利用权力给人民做事，这是最好的状态，这就是德。可是如果你一旦不这么做，掌握了权力而不给人民做事，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这个时候道德不管作用了，就该法律解决问题了。可是一旦法律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已经社会带来了损失和伤害了，因为他已经贪腐了，已经伤害这个社会，也伤害自身了。我们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因为贪腐而家破人亡，对国家是个损失，对社会起了不好的导向，对自己的家庭也是个重大的损失。所以，用法律解决问题，实际上社会治理的成本是很高的。最良好的是什么？每一个人各安其本，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从道德解决问题。当然，这太理想，所以我们既要强调道德的引导和教化，同时也要强调制度的建构和防范，二者结合，德法并重，不可偏废。

第六，中华文化历来把自律看作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础和根本。《论语》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古人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第一位的。2014年5月，习近平《在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习近平的思想中特别强调一条，就是中华文化对领导干部、对每一个公民的修养，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人这一辈子的事业好比是座大楼，根就是德行。所以我们说厚德才能载物。一个大楼的根或地基有多扎实，这个楼才配有多高。如果楼很高，比如地位、名声很显赫，财富特别多，但是德行差，就是大楼的根基不扎实，那么，楼越高越容易哄然倒塌。厚德方能载物，内圣才能外王。什么是内圣外王？自己的修养好了，才有能力到社会去打拼，去承担一些使命和责任。中国非常强调道德是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础，修身、齐家、治国，才能平天下。

一个人、一个民族有什么样内在的修为和智慧，就能拥有多大的成就。很多的失败，根就出在内在的问题上，所以厚德才能载物。一个人的德行就是大楼的地基，大楼的地基越扎实楼高才不怕。如果一个人的德行特别厚重，那么它的“楼”多高都不怕，为什么？他配得起。反过来讲，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2013年习近平到山东曲阜考察说了一句号话，叫“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没有德行，蝇营狗苟，只懂得金钱和利益、权力，这个国家是不会有希望的，这叫“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一个人立在这个社会上，能够被人信任，担当一定的责任，做成一番事业，需要“德”提供根基。

孙中山先生受西方的教育比较多，他对西方很了解，可是读完《大学》之后，将其称之为“中国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它的政治治理怎么才能实现？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仅看他的政治智慧，也要看他的德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把自己修好了，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才能把放在你身上，才能为了民族的利益置生死于不顾。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谁能做到？如果谁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必是以德行为基础的，或者说一个人只有有很好德行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人，一定要懂得从修身做起，然后内圣外王；从修身做起，才能为社会承担责任，完成一番事业。

所以，中华文化为如何修身、如何提高个人修养和智慧提供了极丰富的精神营养。习近平主席对中华文化对修身的重要性说得特别多，其中一句话就是“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这句话是王阳明的，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志，天底下没有能做成的事。所以，立志是人生第一等的事，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孔子十五有志于学，玄奘法师13岁出家的时候怎么说的？远绍如来，成佛做祖，近学大乘，弘扬佛法。这种志对一个人特别重要。

我们结合天的现实，比如公务员，“身在公门好修行”，掌握社会的公权力，就要好好地给人民做事，践行党的宗旨，在为社会服务的时候，实现自己的价值。如果每一个公务员都有这样的志，何愁我们的政治不风清气正？如果年轻人都有为国家未来去打拼的愿望，我们的国家何愁不生机勃勃？可是现实中很多人就没有志，从来不知道自己未来是什么样，也不知道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大一点，没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做事的抱负，小一点，没有这一辈子从事什么职业、从事什么岗位的具体规划，浑浑噩噩，无所事事，这样怎么可能有辉煌的成绩？所以，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每一个行业要立志，每一个年轻人要立志，尤其家长培养孩子的时候，现在已经不是吃不饱，穿不暖了，甚至有的家长把孩子的房子都买好了。那么，现在孩子最缺的就是习近平讲的“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抱负、没理想、没追求，没有为社会打拼的使命和情怀，就会只沉浸在自己的小悲欢、小世界里。所以，更多的宣传让年轻人有抱负、有使命，特别重要。

以上六点给说明，国学或中华优秀文化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滋养和支撑作用。简言之，我们所从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一定要善于从中华文化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全面正确理解中国的决策部署，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把振兴中华这个大事业做好；从中华文化的智慧中吸取营养，让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从这个角度，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地阅读中国的经典、学习中华文化，把中华文化几千年历史智慧的经验、教训拿过来，让我们生活好、发展好、工作好。

责任编辑：叶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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