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莉：建设雄安新区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赵莉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决策咨询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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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近期，雄安新区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也成了大家热议的焦点。那么，雄安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与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与北京城市副中心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请来了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决策咨询部赵莉主任，您好赵主任。

赵莉：主持人好，大家好。

主持人：赵主任，首先想问您的问题是，雄安新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震撼力和冲击力？

赵莉：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个消息一公布，马上引起了热议，本来平静的周末一下子沸腾起来，大家都在微信群里争相转告。第二天，所有媒体都被这一消息刷屏了。可见，设立雄安新区这一消息的冲击力和震撼力非常强。这是为什么？按说“新区”这个词并不陌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推进改革开放，我国陆续设立了十几个国家级新区，其中2014、2015年共批复10个国家级新区。但与其他新区相比，雄安新区就它的地位和作用而言，是远非其他一般新区能比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指出，雄安新区具有全国意义，是国家大事。要将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起来，并特别指出设立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专程进行实地考察，主持召开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座谈会，强调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突出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第三，通知中指出了雄安新区与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这三方面体现了雄安新区和其他新区的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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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赵主任，您刚才提到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那么，雄安新区和前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赵莉：三者是不同时代的产物，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世纪80年代初设立了深圳经济特区。那么此时，如何发展中国经济、推动中国走向工业化？如何把市场经济体制引入中国？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难题，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找一个地方先试先行。经过长期调研，领导、专家意识到我们需要引进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个新生事物，是有风险的，不好一下子全面推开，需要寻找新的地方先行先试。从这个角度讲，深圳经济特区肩负的职责主要是打开中国的国门，通过开放推进改革。

主持人：那么，上海浦东新区呢？

赵莉：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设立上海浦东新区。之所以在深圳经济特区的基础上又设立上海浦东新区，是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是由于经验不足，也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国内质疑改革的声音较强，这也导致我国改革的步伐有些停顿。在这个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上世纪90年代及时提出设立上海浦东新区，表明了中国政府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

主持人：据我所知，上海现在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了。

赵莉：是。

主持人：那么，上海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赵莉：从上海来看，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了上海的发展，使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增强；从全国来看，通过上海这一窗口，引进了国外很多先进技术、理念等，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主持人：那么，雄安新区和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赵莉：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设立的背景、肩负的使命来看，它们的设立主要是为了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开放促改革。而雄安新区的设立背景显然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不同：一方面，中国城镇化已经由初期阶段进入中后期阶段，我们的开放程度已经很高了；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新常态有几个特点：经济发展速度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动力也要调整。那么，如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我们当前需要考虑的问题，更主要的也是为了推进京津冀区域的协调发展。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到雄安新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是明显不同的。

第一个历史使命是帮助北京集中疏解非首都功能，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承接非首都功能的“一体两翼”。为什么需要“两翼”？北京中心城区的非首都功能，既包括隶属于北京地方的一些机构、资源，也包括中央的一些非紧密型的机构与资源，这些都需要疏解。但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面积只有155平方公里，承载能力有限，所以中央要疏解非紧密型的功能就需要在京外寻找新的地方，因此，雄安新区就肩负了这样一个使命。可见，雄安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两翼”是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

第二个使命是带动河北相关地区发展，以京津冀区域第三增长极的“身份”携手天津，共同建设以北京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世界级城市群为什么需要三个相等程度的城市呢？实际上这也是国际发展经验所证明的。我们曾经研究过世界上比较著名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都是由一个核心城市带动几个和它相匹配的城市共同形成的。目前，京津冀地区只有北京和天津两个特大城市，而河北区域的城市与前两个城市差距较大，这样就很难和北京、天津的发展相配套。在这种情况下，京津冀地区要建立世界级城市群显然是支撑不起来的。同时，国内外实践也证明，如果一个区域只有两个大城市，那么这两大城市之间竞争的概率会大于合作的概率，而如果有第三个或第四个城市，它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反而会加强。

主持人：我们现在有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就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吗？

赵莉：我国不仅有长三角城市群，还有珠三角城市群，这些都是上世纪末提出来的。为什么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发展起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们都有等量级的核心城市，而等量级的核心城市能满足城市群发展的需要。比如，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有上海、杭州、南京，珠三角城市群则以广州、深圳、香港为核心。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都是以三个城市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而京津冀地区显然是只有北京和天津两个大城市，所以我们现在也希望能在本地区培育出第三个大城市来。再有，两个城市更容易连成线，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就比较弱。而要想对周边地区形成辐射和带动作用，就需要有能和北京、天津相匹配的第三个城市的出现，这样连成片后，才能带动京津冀地区的发展。

第三个使命是探索创新中国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其他新区的建设大多没有疏解的功能，只是通过新区来扩大省会等城市的发展空间，利用土地财政维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雄安新区诞生于中国城镇化中后期阶段，要总结以往城镇化的经验和教训，“规划建设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新型城区”。雄安新区将按照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高标准、高起点，体现产城融合、职住一体的目标。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会成为一个绿色智慧、生态宜居、交通便捷、产业发达、开放共享的城市。它的发展定位深层次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雄安新区的模式是对一直以来优质资源过度向高等级城市聚集的纠正，将为中国城市发展树立一个标杆。

从上述三个历史使命来看，由于肩负着不同于深圳和上海浦东的历史使命，雄安新区的诞生、规划、建设、管理等各方面都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有所不同。

 

主持人：赵主任，您刚才提到北京城市副中心，那么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呢？

赵莉：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都肩负着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任务，但由于发展基础、地理位置不同，因此两者在未来发展中既会各有侧重，又会遥相呼应、紧密合作。具体来说，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发挥作用来看，北京城市副中心主要是对疏解非首都功能起到示范带动作用，而雄安新区的作用也是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从这一点来说，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发挥的作用是一致的。但同时，两者承接的内容又有所不同。

从城市面貌来看，北京城市副中心要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多组团集约紧凑发展的生态城市布局；雄安新区要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因此，从城市面貌上来说，两者的标准和起点是一致的。

从规划面积来看，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面积是155平方公里；雄安新区的规划面积分为三个阶段，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因此，从规划面积看，雄安新区的发展空间和承载力要远远大于北京城市副中心。

从人口规模来看，2030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常住人口规模调控目标是130万人以内；尽管现在还没有明确雄安新区人口将会达到什么规模，但是相关研究机构的分析预计显示，该地大概会聚集400万至600万人左右。可见，未来雄安新区承载的人口规模要远远大于北京城市副中心。

从主导功能来看，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主导功能是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而对雄安新区的定位则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由此可见，雄安新区不仅是行政办公的中心，还将在创新发展、产业发展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从建设标准来看，北京城市副中心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雄安新区也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由此可见，两者的建设标准是一样的。

从发展目标来看，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既有区别，又有相同之处。北京城市副中心要打造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雄安新区要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因此，二者在发展目标上略有区别。

从城市特色来看，北京城市副中心要建成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雄安新区要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因此，从城市特色来看，两者也有相同点和不同点。

 

主持人：赵主任，请问雄安新区对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乃至国家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赵莉：雄安新区对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乃至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

从北京来看，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60多年的建都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70年，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快速发展为特大型城市。但由于功能承载过多，带来了人口的膨胀，患上了一些典型的“大城市病”。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后，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治理“大城市病”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绩。

比如：2013年至2016年，累计调整退出企业1341家，已提前完成了《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要求的调整退出1200家污染企业的任务。2017年北京将继续修订并落实污染行业淘汰退出目录，预计全年将疏解退出500多家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全面清理整治镇村产业小区和工业大院。2014年拆除中心城商品交易市场36个，升级改造34家；2015年调整疏解150家商品交易市场；2016年北京市完成调整疏解商品交易市场117个。

近几年，我们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上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这并非一日之功，特别是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坚持集中疏解与分散疏解相结合”的工作中进展较慢。三年来，已有许多企业、市场、人员分别疏解到天津、河北的许多地区，但由于缺乏集中疏解地，各地的发展水平千差万别、承接方面的政策和做法也都各不相同，因此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转不出去、留不下来”的问题。近些年，我们有些企业去了秦皇岛、曹妃甸，有些去了沧州、永清、白沟等，这些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分散。

北京按照中央制定的人口控制政策，只能解决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机构迁出或者是低端产业和市场的迁出等。从这个角度讲，雄安新区的设立，第一目标就是要选择合适的空间作为各类中央企事业单位迁出或者相关单位增量扩张的载体。设立雄安新区，其任务就是要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从河北来看，它身处京津腹地，但由于受京津两大直辖市“虹吸效应”的影响，始终没有培育起能够支撑全省发展的大城市，并且其产业结构也相对低端、粗放。近些年，曹妃甸工业新区的建设带动了河北东北部的发展；北京携手张家口联合申办冬奥会，带动了河北西北部的发展；但广阔的冀中南地区没有明显的发展机遇。在距北京、天津100多公里的雄县、容城、安新三县设立新区，不仅会促进冀中南区域的发展，而且能给整个河北的发展与升级带来巨大的动能。

从京津冀来看，有利于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有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区域的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总结发达国家大都市及北京以往城市空间布局的经验和教训，大家发现，距主城区30—50公里之间适宜于建设卫星城，卫星城容易受主城区的辐射带动，但易与主城连为一体，加剧主城区“摊大饼”式发展；并且容易导致职住分离，增加通勤压力。雄安新区在距离北京100公里之外选址，与北京、天津刚好构成边长各有100多公里的金三角，既能避免卫星城产生的负面影响，又能与北京、天津双城合力构成京津冀既稳固又富有活力的核心区。未来，随着一批央企总部、行业机构、教育、医疗等企事业单位的功能疏解，北京资源过度集聚的现象将得到缓解。在雄安新区成长的过程中，京津有了腹地支撑，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都会得到很大改善。

从全国范围来看，深圳经济特区推动了珠三角的发展，上海浦东新区带动了长三角的发展，并且它们对全国改革开放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设立雄安新区，其远期的控制面积将超出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有利于改变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结构，有利于在新常态下形成第三增长极，为全国经济注入巨大活力，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在东北亚的影响力。

从国际视角来看，“大城市病”是发达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经历过的阵痛，今天仍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通过设立雄安新区，将大城市的功能分流，既能解决“大城市病”问题，又能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这一点，正如巴西中国研究所所长龙涅•林斯所说，“中国政府在雄安新区的实践将给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建设雄安新区的过程中，对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开放城市等一系列创新型城市发展模式的实践与探索，必将在国际社会进一步展示中国治国理政与城市规划建设的成功经验，传递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提升中国品牌。

 

主持人：赵主任，您认为北京将如何支持雄安新区的建设呢？

赵莉：说到这个问题，我想谈几点看法。

2017年4月10日，北京市召开副市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郭金龙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切实增强大局意识，自觉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用大历史观来看待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进一步把服务大局的自身发展、谋划长远和狠抓当前有机结合起来，增强首都观念，发挥首都优势，努力形成全市上下共同支持雄安新区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强大合力”，他还强调，“要把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作为北京自己分内的事，真正做到思想上深刻认识、感情上深刻认同，努力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区建设”。

结合郭金龙同志的讲话精神，我认为北京市要在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上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第一，要在思想认识上尽快统一到中央的要求上来。认识决定行动。雄安新区的建设初期主要是靠北京“输血”，需要将北京与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无关的城市功能，包括部分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疏解过去。对北京来说，这意味着未来几年要做大量的减法，势必会带来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减少、税收的流失、消费的减少、部分服务业的凋零等变化。所以，需要全市上下进一步转变“一亩三分地”的发展理念，在“舍得”面前淡化GDP意识、税收意识，增强大局意识、看齐意识；要切实认识到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以牺牲短期增长换取长期发展、是以量的减少换取质的提升。

第二，要处理好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的关系。两者的建设标准基本相同，功能定位略有差别。雄安新区的特殊使命决定了北京必须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它的建设与发展，没有这个前提，雄安新区是很难发展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两者是疏解非首都功能、实现北京可持续发展的“一体两翼”，缺一不可。郭金龙同志强调，“一定要把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作为北京自己分内的事，真正做到思想上深刻认识、感情上深刻认同，努力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区建设”，他还强调，要“拿出诚意、热情、干劲，全力配合，共同把新区建设好、发展好”。

第三，主动做好集中疏解的服务保障工作。既然雄安新区的建设是北京分内的事，就需要在人、财、物等各个方面给予支持。也就是说，首先要在这些方面做好部署。另外，还要自觉对标，加强与雄安新区的工作对接、规划对接、政策对接。为推进中央部分企业、机关顺利迁移，一方面，需要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推进交通一体化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在学校、医院、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上深入开展合作。

第四，提前谋划腾退空间的规划利用。为了避免其他大都市在疏解功能以缓解“大城市病”过程中出现的中心城区明显衰落甚至贫民窟的问题，我们应尽快研究未来腾退空间的再利用问题。比如，伦敦在缓解“大城市病”的过程中就曾出现中心城区明显衰退的现象，甚至还出现了贫民窟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提前做好谋划。可以广泛动员首都新型高端智库的专业人士，联手相关委办局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研究，拿出可供决策参考的实际操作方案来。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抓好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的建设，另一方面也要解决好腾退空间的再利用问题。

主持人：赵主任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等一系列热点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谢谢赵主任。

赵莉：谢谢大家。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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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一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601/94987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