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的渊源与今鉴的思考

“养民”意识或曰养民文化，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它形成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尽管社会形态几经更替，但它对政治、经济、国民心态的影响和作用，一直持续地存在着。历史地客观地对其作一些研究审视，从中找出对当今时代治国理政有用的文化价值，对于帮助我们今天牢固树立执政为民意识，认真坚持和发扬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高度重视和改善社会民生问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不失现实借鉴意义。

“养民”意识的形成

“养民”意识在我国出现，最早可追溯于原始社会末期。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养民”的主体是水平超常的能人，如神话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其实，他们的事迹只是我们的祖先同大自然搏斗的浓缩，其原型可能只是当时的部落首领。但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朦胧地形成了只有这些能人才能“养”他们的思想，这是养民意识的朦胧阶段。

原始社会解体，进入奴隶制，“养民”的主体则被演绎成了主宰神—天帝，天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连君主也绝对服从它的命令，君主只是“受命于天以治民”—故称天子，天帝通过他来实现“养民”。君主为了承命天帝降于的大任，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养民”。这时“养民”意识已基本形成雏形，但正式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思想意识提出来，则是春秋末期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潜心研究和积极倡导的结果。被不少人称作“半部可以治天下”的《论语》，集中展现了孔子这方面的主张。按照孔子的设想，所谓“养民”意识，就是“君要养民、民靠君养”。“养民”的“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教化百姓，让他们遵循礼仪。另一含义就是给百姓一碗饭吃，不让他们饿死，就是孔子所说的“至于犬马，皆能有养”（《论语·为政》）。如果不养民，难道老百姓连狗和马也不如吗？因此，鉴于“仓廪实而知礼仪”，给百姓一碗饭吃，就成了“养民”意识的主要内容。

要“养民”，首先是“足食”，就是统治者要想方设法储备很多粮食，以应天灾人祸，不能让老百姓饿死。孔子的弟子子贡曾经向他请教怎么去治理政事。孔子说了四条，第一条就是“足食”。其次是“民信”，即统治者要想方设法取得老百姓的信任，让他们相信国君能够养民，因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江山社稷立不起来，国君断然不能存在。第三是“使民”，即统治者应该毫无犹豫地使唤、命令百姓，让百姓为他们创造财富。甚至认为老百姓只有劳苦才有思考，只有思考才生善心，反过来，如果老百姓安逸了，就会产生淫乱，有了淫乱就忘记了善心，忘记了善心就会去作恶（《国语·鲁语下》）。第四是“亲民”，即统治者对老百姓的役使要有所节制，不可竭泽而渔。同时，孔子主张，有仁德的统治者，出门工作就要像去接待贵宾一样充满热情，役使老百姓就要像去承当大祀典一样严肃认真，小心谨慎，万不可惹出事端（《论语·颜渊》），尤其注意不要在农忙时间给老百姓派劳役（《论语·学而》），必要时还可减免税收，以保证养民。

《论语》一书中，孔子对管仲颇有微词，而对子产相当赞赏。孔子当然不会因子产铸刑书而赞之，而是看到子产养民使民治政方针中，体现出的仁政。这和孔子的理想政治相契合，故褒而赞之。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而己恭，敬上，属于个人为官之品行，养民惠，使民义，方是治政的要旨。孔子治政思想中，有一重要元素，就是安无倾，民安国无险。而子产的养民也惠，使民也义，是使民安的唯一治政方略，这正是孔子梦寐以求，而又不得实现的政治理想。孔子有治政思想方略，但无权位，子产有权位实施之，孔子有了知音，自然就顾不及子产铸刑书的违礼之举，以有君子之道四焉赞之。我们历史上出现过的太平盛世，均是由于天子记住并认真实施了这一方略，给民以惠、以利，进而争取了民安之、顺之。“得人心者得天下”，而惠民、利民，民则愿其使，于是便有了“坐稳天下”的局面。

孔子的这些思想是和他关于“仁”的政治主张相连的。“仁”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养民，就是自己要站得住，也得让老百姓站得住，自己事事行得通，也得让老百姓行得通，自己能活下去，也得让老百姓活下去，免得饥寒交迫而死（《论语·雍也》）。这样，“仁”的政治主张融化在养民意识中，而养民意识又分寸恰当地体现了“仁”的主张。

由于时代的局限，孔子的主张自然代表的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他讲的“君养民”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恰恰是“民”用自己的血汗养活了“君”。“养民”意识不过是一种缓解统治阶级同老百姓的矛盾，维护贵族阶级统治的政治策略。

“养民”意识对后世的影响及发展

“君要养民，民靠君养”，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和思想意识正式形成后，对后世的政治文化和国民心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一，“养民”意识逐渐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并推崇，以致一些封建社会的有识之士竞相效法。最先光大孔子“养民”思想的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学派大师孟子，他主张“仁政”，反对“残民”、“虐民”。《孟子》尖锐地抨击了当时的暴君、暴政，揭露了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并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重要思想，还设想了“深民而王”等“养民”的具体措施。此后，许多朝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出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需要也纷纷以此为主线阐发。从西汉的黄老学说“无为而治”，到后来各个封建王朝不断兴起的改革，无一不是“君要养民”的具体行为。秦王朝急政暴虐，不能担当“养民”责任，遂十余年土崩瓦解。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养民”之重要，给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前车之鉴。西汉地主阶级政治家贾谊给汉文帝提出警告：“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汉书·贾谊传》）董仲舒也建议“限民名田瞻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并在《春秋繁露·制度篇》论述：“圣人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汉书·食货志》）由于中华民族居住在幅员广阔的亚洲大陆，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地方豪强也企图巧取豪夺地兼并土地，以此聚敛财富，致使“君要养民”的意识受到冲击，也使老百姓“民靠君养”的愿望难以实现。于是，一次次社会改革都在“养民”意识的文化背景下展开。曹魏屯田，尽管“于官便，于客不便”（《三国志·魏志·任峻传》），但也是一种“养民”。西晋在颁布占田制同时还规定了课田制度，仍然是一种“养民”。从北魏的均田令授百姓以露田和桑田，到唐初的均田令授百姓以永业田和口分田，从王安石的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无一不是在探索“君要养民”的有效举措。这些封建社会的有识之士，都是在养民文化的浸泡中成长的，因而都是把“养民”、“保民”作为远大抱负的，也都程度不同地显露了一些政绩。

其二，“养民”意识多少约束了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致使他们中有的也做出了一些明智之举。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养民意识固然对老百姓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但在民不聊生之时，它也多少起到了一点减轻痛苦的作用，约束封建统治者役使百姓“不可竭泽而渔”，在横征暴敛的同时不得不放粮赈济。同时一些“养”则“天下太平、皇恩浩荡”，“不养”则“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的前车之鉴，也使得少数封建统治者从维护自家的“江山社稷”出发，作出了一些明智之举。如唐太宗李世民吸取隋亡“扰民太多”的教训，认真接受了谏议大夫魏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忠谏，采取了三条“休养生息”的措施：一是不为个人享受滥用人力财力，曾一度停止了洛阳宫的修建、把备用的材料运往灾区为民修房；二是不到处游幸，给百姓增加不必要的负担；三是慎重处理对外关系，不轻易用兵，避免给老百姓造成战乱之苦，以致唐代出现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清代思想家唐甑认为，官员考绩的最终的、唯一的标准应该是“养民”，“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他断言，如果天下的官都是养民的官，天下所行的事都是养民的事，则“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树立重视民生、关注民生不失启迪意义，这就指明了“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其三，“养民”意识作为一种政治文化遗传基因，在客观上也引发了百姓饥寒交迫下揭竿造反，不断推动着封建社会改朝换代。“养民”意识从主观上讲，旨在忠告统治者对老百姓不可“竭泽而渔”，教化百姓要感激君主的“恩惠”，自觉顺从其“使”，从而达到维护统治阶级地位的目的。但亦应看到，正由于“养民”意识的教化，中国历代老百姓也安于“民靠君养”，乐此不疲。然而，一旦遇到统治者“竭泽而渔”，难以生计的时候，百姓则又会因“不养”而揭竿而起，啸聚山林。用“养民”意识去透视中国历史上规模大、数量多的农民起义，悲壮的农民战争无不是为了解决一个“养”宇。“养”与“不养”，是统治者与老百姓矛盾的焦点。陈涉看到“君不养民”，感慨“苟富贵，毋相忘”，张角看到“君不养民”，立誓“小民从来不可轻”，瓦岗军看到“君不养民”，说皇帝的罪恶“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养民”意识在客观上也引发了不堪统治者残酷压榨的百姓揭竿造反，一次又一次地促使了封建朝代的衰亡。尽管这与“养民”意识的初衷相悖，但客观事实却是如此，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在封建皇权专制的社会生态中真正的“养民”是不存在的。

“养民”意识对今天的影响和启示

不少人把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养民”意识称为“民本思想”或民本主义，其至有的把它称为“朦胧的群众观点”，其实这是一种曲解。固然，我们从中看到了“民贵君轻”（《孟子》）、“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思想火花，看到了“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尽心下》）的明确论述，但更多是看到了“养民”文化的深深积淀——“亦劳止，汔可小康”（《论语·大雅·民劳》），也就是说在“养民”的同时如何“使民”，如何让民顺于其使。显而易见，“养民”与“民本”是有区别的。“养民”并不是以民为根本，而是充满侧隐之情的“仁”的主张和中国特有的伦理观念在政治文化上的折射，即“子庶民”（《礼记·中庸》）。在这里，民是“子民”，官是“父母官”，君是“皇上”，君和民都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安排。“民本”则不同，它包含着深明大义，甘于为民服务。“养民”与我们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更是大相径庭，其基本内容是：牢固确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力量，是国家的主人，自觉把人民群众视为“上帝”，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把当“人民的公仆”作为各级干部的本分和责任。两者根本区别的原因就在于：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群众是两个阶级的对立，而我们党来自于民、根植于民，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根本利益上一致，奋斗目标上共同。

我们这样解读“养民”文化，并不是说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养民”意识，对我们今天坚持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没有影响，我们决不能对它在现代国民心态中的作用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诚然，从古代“养民”意识中很难找出当今时代用以治国理政的器物或典制，但古老国家自有古老的土壤，古老历史濡染了古老的民风，古老的民众早已习惯了古老泥土散发出来的古老气息。正是从这点出发，我们决不能无视和小视“养民”意识对今天的警示或借鉴意义。

首先，我们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执好政，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心一意全面奔小康，就必须适应这个客观现状，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一切想着人民利益，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关心群众疾苦，关心民生问题，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以向群众负责的观点，取信于民。

其次，要求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必须自觉发扬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正确方法去对待群众，用与群众同甘共苦的行动去和群众打成一片，从而赢得群众的尊重，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最后，应当明确，对“养民意识”在现阶段的作用不能消极适应，而要有所作为地教育、指导群众对其进行主观改造。我们说“养民”意识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文化总的趋势是产生质的飞跃，要求人们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传统政治文化改造之中去。也要求我们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引导，帮助人民群众提高思想觉悟，认识自己的“国家主人”地位，带领人民群众自觉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积极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而奋斗。当前，我们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力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

（转载请注明来源：宣讲家网站，违者必究。）

宣讲家网评论，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欢迎有识之士投稿或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稿件一经采用，必付稿酬。谢谢！

宣讲家网评论征稿邮箱：xuanjiangjia001@163.com，QQ交流群：531249826。

责任编辑：于川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615/95185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