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轨迹

 

逄先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印刷、出版，违者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

点击观看分段视频

点击观看完整报告

一、关于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

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就开始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探索。论十大关系，开了一个头。毛泽东同志认为，《论十大关系》是“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从《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二次会议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八大二次会议后他就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说到“大跃进”，如邓小平所说，当时大家都头脑发热，只有陈云没有说话。当然，发动“大跃进”的责任主要是毛泽东同志，但是最早发现并大力纠正“左”的错误的也是毛泽东同志。后来从纠“左”又转到反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经过一个大的曲折。说明指导思想不改变，纠“左”不可能彻底。直到1960年秋冬，全国出现十分严重的困难，毛泽东同志下决心扭转困难局面。

毛泽东同志对“大跃进”的错误，痛定思痛，多次总结、反思，进行自我批评，承担了主要责任。毛泽东同志作自我批评，根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至少有四、五次。例如，1961年6月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硬去实行要受惩罚。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们受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现在的‘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

“大跃进”的挫败，使毛泽东同志头脑清醒了许多，深深地记取了教训，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第一，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第二，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的两条基本原则。第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稳步前进。第四，不能用过去的方法搞建设。所谓过去的方法，是指革命战争时期的方法，就是政治运动的方法、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第五，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第六，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毛泽东同志寻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没有经验而又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情况下，边干边学的。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在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反面经验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目的是要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的结合。

二、关于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同志处理这两个问题，在思想认识方面和工作实践方面同样经历了曲折过程。这同一定时期内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要完成的任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同时又与毛泽东同志的主观认识密切相关。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七年的时期，毛泽东同志以主要精力抓阶级斗争方面的工作。包括消灭国民党军队残余力量的军事斗争；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进行的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的斗争；继续完成民主革命未完成的土地改革等项任务；在文化领域开展的几次批判运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

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抓阶级斗争的同时，也很注意抓经济工作。1949年12月18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西消灭了国民党军的白崇禧集团后，他立即致电林彪：“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1950年2月签订中苏条约回国后，毛泽东同志即着力抓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重申他的一个思想：“共产党从接管国民党政权的第一天起，就把眼睛盯住生产建设，不遗余力地抓好这一个中心工作。”

从1949到1956年，毛泽东同志一手抓阶级斗争，一手抓经济建设，而以前者为主。用他的话说：这几年是一边建设一边革命。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召开的中共八大，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正确判断，确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从中共八大到反右派之前，是毛泽东同志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阐述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他南下视察，从天津、到济南、到南京，最后到上海，一路走下来，在党员干部会议上，都专门讲到这个问题。比如，他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就是要转入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此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发动了反右派斗争，发生了反右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接着就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这标志着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开端。

改变主要矛盾的提法，当时还没有立即影响到党的实际工作，也不意味着毛泽东同志不再重视生产。1958年1月，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实际上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八大路线的延续。毛泽东同志发动“大跃进”，就是为了迅速发展生产力，早日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急于求成，“大跃进”遭受挫折。在纠“左”过程中，庐山会议上出现的党内分歧，被毛泽东同志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样，把反右派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延伸到了党内。

 

1962年，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对采取的某些措施，党内发生了意见分歧。以包产到户问题为导火线，引发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重提阶级斗争。接着，在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强调“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这标志着毛泽东同志强调阶级斗争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重提阶级斗争的同时，又提出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妨碍了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受干扰，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这是听了刘少奇的意见，显然是接受了庐山会议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的教训。

事实上，毛泽东同志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并没有放松对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关注和重视，而提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相结合的思想。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

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以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要精力和实际工作越来越转到阶级斗争方面，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

从以上可以看出，建国后的二十多年间，毛泽东同志在对待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两者的关系上发生的变化。从确定以发展生产力为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到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并重，再到阶级斗争为纲。总的趋势，是阶级斗争的思想越来越发展，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达到极端，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当毛泽东同志认为“文化大革命”高潮结束、整个形势处于相对稳定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又会转到经济建设方面。

三、关于国际战略和战争与和平问题

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同志一直关注国际形势和国际动态，注重国际战略和战争战略的谋划。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世界格局的思考，对于团结谁、争取谁、孤立谁、打击谁，始终做到心中有数。他关于世界格局从“中间地带”到“两个中间地带”再到“三个世界”的划分，他提出的“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反映了他宽阔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就多次讲到“中间地带”，主要是指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广大的地带。后来，对“中间地带”作了具体分析。他说：现在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但是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同美国也有矛盾，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

1964年，毛泽东同志又把中间地带区分为两个部分，叫做两个中间地带：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久，他又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加拿大、澳洲、日本是第二个中间地带。”到1974年，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他把第三世界称作“一大片”。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战略，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了广大的朋友。

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毛泽东同志确定的一项基本国策。

长期以来，毛泽东同志一直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把它看作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后来，苏联也搞霸权主义，变成两霸争夺世界。毛泽东同志作出决策，美、苏两霸一起反。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构成主要威胁。而苏联的扩张野心又威胁着美国的全球利益。毛泽东同志根据中、美、苏三国战略关系的变化，提出“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随后就提出了“一条线”的战略，即“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

 

对美国的分析和处理同美国的关系，在毛泽东同志国际战略中，始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敌视新中国、对新中国采取包围封锁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一直把美帝国主义看作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及时了解美国动向，对美国作出一系列独到的分析和判断。他对美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一切以维护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对中国的战争威胁主要来自东面，来自美国。1959年3月，西藏发生武装叛乱。4月26日，印度外交秘书杜德发表谈话，说达赖喇嘛已进入印度。尼赫鲁会见了他，并在议会中宣布，达赖在印度会受到尊重的待遇。杜德的谈话，还把中印关系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毛泽东同志在审阅我外交部对杜德谈话的答复时，加写了一段话，其中说：“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些国家。”“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

由于美国自身存在一些困难，以及它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扶持，毛泽东同志认为，美国要在东方发动战争，主要依靠日本。他说：“将来美国在东方战争中不依靠日本是搞不起来的，因此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日本的情况。”又说：“美国如果要打中国，它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反动派，还有蒋介石。欧洲国家参加不参加就不一定了。主要是没有日本它就不敢打”。说到日本，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恢复以后，对日本将来的发展变化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当英国前首相希思问中国是否相信日本人的和平意图时，毛泽东同志说：“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将来很难说。”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根据美、苏、中三国战略关系的变化，调整斗争策略，同美国改善关系。美国基于它的战略考虑，也急于同中国改善关系。当时毛泽东同志对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作过这样的分析。他说：“我们有些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美国困难大得很，别的地方紧张起来了，他一定要使东方有个缓和的局面才能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它的国内，放在欧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这个。”

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毛泽东同志就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世界大战能不能打起来的问题，是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制定国内外方针政策的重要前提。

1954年10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表达了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渴望。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他合作。”1955年5月26日，在会见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时，毛泽东同志说：“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间都可以，50年不够就100年，不知美国干不干。”每当外国友人问到毛泽东同志中国进行建设的条件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总是回答：第一要有时间；第二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同志的愿望是一回事，现实的情况是另一回事。从新中国成立起，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对中国不仅实行封锁、遏制等种种手段，甚至以武力相威胁。特别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周边处境十分险恶。东边是美国支持的台湾，天天喊反攻大陆，南面先是中印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后又有美国侵略越南，北边则有苏联陈兵百万。毛泽东同志对战争威胁保持了高度警惕。

毛泽东同志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是：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同志会见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当被问到为什么中国人不那么害怕战争时，毛泽东同志是这样回答的：“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持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1960年8月28日，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时又说：“谁说一定要打仗？一百年不打仗，我都赞成。帝国主义打来了，你怎么办呀？你是要跪在地下，还是要打？要打就要死人。你如果怕打，天天说帝国主义已经变了，他不会打了，没有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了，那事情好办了，睡觉就是了。这样是很危险的，使人们丧失警惕。”1965年6月28、29日在听贺龙等汇报工作时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毛泽东同志在处理重大问题，作出重大决策时，总是向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争取最好的前途和结果，对待战争问题就是这样。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国际战略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和提出的决策，是随着国际局势、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与美、苏等大国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就是说是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深谋远虑及作出的巨大努力，是有深远影响的。

四、关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根据新的情况，在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的注意力比较集中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腐倡廉，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两个“务必”，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1951年12月1日，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急时机了。”“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

毛泽东同志及时地发动了“三反”运动。这次运动是在全国解放不久，法制还很不健全的条件下进行的，做法上又有些过头的地方，难免发生一些错案，但大都很快得到纠正。应当说，这次运动来得非常及时，对于防止腐败起了积极作用，管了几十年。

毛泽东同志总是谆谆教育党的各级干部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伊始，他就提出，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957年搞整风，他就是希望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毛泽东同志希望艰苦奋斗的作风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特别是对青年一代更要注意教育他们。

第二，反对官僚主义，要求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毛泽东同志同党内的官僚主义现象斗争了一辈子。他批评一些官僚主义者“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觉得问题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

毛泽东同志说，他最厌恶的就是那些高高在上、在老百姓面前、在下级面前摆官僚架子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恶劣现象”。他说：“一定要把领导上的老爷式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作风，完全消灭得干干净净。”

毛泽东同志特别提出警惕，不要形成一个贵族阶层。并进而提出“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这些话虽然是五十多年以前说的，今天读来仍感到倍加亲切。

第三，共产党要接受监督。毛泽东同志认为，共产党一党执政，权力很大，在群众中的威望又很高，没有监督就会犯错误。为此提出共产党要接受三个方面的监督：阶级的监督、人民的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他说：“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了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我们的党很大，掌握权力，做了许多好事，人们就拍手，毛病就产生了，官僚主义就出来了。”又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力量很大的党，如搞不好，人民就要怕我们。一个党使人民怕，这个党就不好了，就危险了。”毛泽东同志在讲到为什么要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时，这样说：“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党功劳太大，在中国社会的威望太大，这就发生一个危险，容易包办代替，用简单的行政命令行事。所以，我们特地请几个民主党派来监督我们，并且跟我们长期共存”。1957年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为了反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并且真诚希望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帮助克服三个主义。但在整风中有极少数人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因而由整风转到反右，并发生反右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同志的初衷走向了它的反面。这是个严重的教训。但是，作为执政党建设来说，接受民主党派和党外民主人士监督，是应当很好实行的。

 

第四，防止和平演变，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就开始注意起来。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59年11月12日同华东地区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的时候。他找出杜勒斯的三次讲话。其中杜勒斯说到，对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毛泽东同志说：“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国家看到不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战略，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了极端。

毛泽东同志提出接班人问题，并规定接班人的5条标准，是为了保证党不变质，国家不变色，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但是他最终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且有着严重的教训。

以上讲的反腐倡廉，反对官僚主义，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些都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要求我们的干部“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又说：“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同志在同外宾谈话时，常常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并结合他自己的切身体会，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路线问题。有一位外国客人问毛泽东同志：您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毛泽东同志回答说：“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当然我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学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来研究中国问题。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到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

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同志逝世的27年间，是新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是共和国的奠基阶段，是为我们党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丰富经验的阶段。今天，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来看那段历史，对那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评价，应当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和研究，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政策去衡量那段历史，也不能用今天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去要求前人。

责任编辑：叶其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619/95217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