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林：香港繁荣稳定与健康发展的新指南

 

李松林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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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全面总结了香港特区践行“一国两制”的丰硕成果，深刻揭示了香港特区繁荣发展进步的内在原因，对今后更好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提出了四点意见，对于香港社会全面准确和贯彻“一国两制”，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障香港繁荣稳定和不断前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为香港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今天主要讲四个话题：第一，香港回归是祖国强大与贯彻“一国两制”构想的一个必然结果；第二，“一国两制”既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保持香港回归后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第三，解决香港存在问题必须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第四，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香港。

一、香港回归是祖国强大与贯彻“一国两制”构想的必然结果

习近平在《讲话》的开头说：“站在经过岁月洗礼、发生沧桑巨变的香江之滨，我们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所以，我认为《讲话》第一个层面回顾了香港从被西方列强侵占，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和在“一国两制”构想下回到祖国怀抱的一个历程，提出来了“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的论断。我想就这个论断做一些解读，从三个方面来说。

（一）香港与祖国的分离是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侵略的一个必然结果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之所以后来被英国所占据和租借，其重要原因在于三个不平等条约。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最终结果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荣辱的《南京条约》，而《南京条约》则是永久割让香港岛。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了九龙半岛南端。第三个不平等条约是，1898年英国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大片土地以及附近的200多个岛屿（后来统称为“新界”），租期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满。

习近平指出：“近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腐败、国力衰弱，中华民族陷入深重苦难。”而习近平在《讲话》里强调指出，19世纪40年代初，区区一万多英国远征军的入侵，竟然迫使有80万军队的清朝政府割地赔款、割让香港岛。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更是一次次被领土幅员和人口规模都远远不如自己的国家打败。其中包括了二次鸦片战争，包括了中日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也包括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争，最终中国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就在这种结果中，九龙、“新界”被迫离开了祖国怀抱。那时的中国历史，写满了民族的屈辱和人民的悲痛。

毛泽东在总结近代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指出政治腐败与经济技术落后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所以，他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斯大林讲过的“落后就要挨打”。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个历史教训。

（二）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为香港发展创造了有利空间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多次阐明我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认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解决香港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方式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未解决前暂维持现状。

在明确主权归属前提下，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据周恩来1951年回忆，“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这是一项从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超越了“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束缚的“现实主义”的战略考量。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绝不放弃对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香港的主权要求，坚持彻底洗刷殖民主义的耻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领土的完整”的立场和奋斗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在具体解决香港问题时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要“谨慎从事”，主张在国内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一揽子”解决香港“历史遗留问题”。

1949年2月，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也就是西柏坡会议的前期，苏联的领导人之一米高扬代表斯大林来到了西柏坡了解酝酿成型的新中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毛泽东向米高扬详细耐心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他说：“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在1956年到195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和有关人员内部谈话里都讲到中国暂时不收回香港。毛泽东说，“香港暂时还是不收回来的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周恩来也指出，香港是气象台、观察战、交际处，与其让英国拉美国来防卫香港，倒不如让香港留在英国手中。周恩来同时还指出，我国迟早要收回香港，但目前应使其为我所用，吸引外资，争取外汇。

中国政府之所以决定暂时不收回香港，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量。第一，基于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的考量。我们都知道，美帝国主义当时对我们采取的措施是军事封锁、经济禁运、政治孤立。为了打破这一条措施，保留香港是有益的。第二，基于新中国经济建设与打开外交新局面的考量。1960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对香港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所谓“长期打算”，就是指中国在短期内不会收回香港；“充分利用”就是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和各方面的有利条件，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的统一事业服务。很显然，这个方针贯彻执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作为中国不收回香港的回应，英国对待“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坚持了与美国“公开的敌视”有别的“现实主义”或曰“机会主义”的外交立场，为香港问题的“弹性”处理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空间”。由于英国在中国内战中基本上保持了“不干涉”的“中立”，没有像美国那样“深深陷入中国事务的泥潭”，“失去与中国共产党改善关系的机会”；由于英国“最关心的是保护在华利益和香港的地位”，“英国在华有超过三亿英镑价值的贸易利益，因此英国绝对不愿意失去中国的市场”。所以，英国政府于50年代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也是西方阵营中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的实施，为解决香港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有效前提。

 

（三）“一国两制”构想最终使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一国两制”构想萌芽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一国两制”的初步构想。同月底，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向美国参众两院初步阐述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这个战略构想基本形成于1981年9月至1983年6月期间，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则是在1984年后。概述这一构想的科学内涵主要是四个方面：一个中国原则；两制并存；高度自治；通过和平谈判来最终解决。

在一个国家内，大陆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及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构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1987年4月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天我们把它提高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现宏伟目标的高度来看待。

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确定对香港的上述方针政策，有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我把它概括为四条。

第一，它有利于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问题，符合香港的实际，对香港有利，对国家有利，英国也能接受。邓小平在1984年12月19日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解决香港问题“必须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实行“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的最佳方案。

第二，它有利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座通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桥梁，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产品要进入中国内地庞大的市场，也需要借助香港这个渠道和跳板，香港一直担当着这个角色，只有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特色不变，才能继续发挥它的这个作用。香港的这一独特地位和作用是内地任何城市所不能比拟的。

第三，它有利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在祖国走向完全统一的进程中，可以说香港是第一站，澳门是第二站，最后还应该有台湾问题。“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成功，有助于推动祖国统一，尤其是对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率先垂范作用，所以说，关系重大，影响深远。

第四，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问题为国际社会解决国家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和争端提供了一种模式和范例。当今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争端，都面临一个用和平方式还是非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

1982年6月，邓小平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时，提出中国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基本原则：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能再晚；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在这里面，小平同志突出讲了两点：一个是时间点，1997年无论如何不能不收回；再一方面，我们期望香港的繁荣稳定，而没有希望香港动乱。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来中国是带了方案来的，她的方案是：香港的主权归中国，香港的治权归英国。小平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指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驳回了英方“以主权换治权”的要求。在这个前提下，中英两国磋商解决香港如何过渡得好以及15年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这标志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拉开序幕。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经过22轮谈判后，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标志着香港进入回归祖国前的过渡期。在13年的过渡期内，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遵循“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紧紧依靠香港同胞，坚决排除各种干扰，有条不紊地推进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各项准备工作。

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香港基本法。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时作出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

香港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规定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邓小平高度评价香港基本法，称它是“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是“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香港基本法颁布后，中国政府着手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工作。1993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预委会）；1996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筹委会）成立。预委会和筹委会为实现香港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做了大量工作。

在大量工作的基础上，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灯火辉煌，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这里的五楼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主席在讲话中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1997年7月1日这一天，将作为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载入史册。 

香港回归的重大意义有四个方面：第一，香港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洗雪了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开创了香港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第二，香港回归使“一国两制”由构想变为现实。第三，香港回归开创了和祖国内地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纪元。第四，香港回归对解决台湾问题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邓小平先生提出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并以此为指引，通过同英国的外交谈判，顺利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20年前的今天，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洗刷了民族百年耻辱，完成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一步。香港回归祖国是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千秋功业，香港从此走上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

二、“一国两制”是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一国两制”是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这是《讲话》的第二个层面，回顾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长历程，论证了香港20年来依托祖国、面向世界、益以新创，不断塑造自己的现代化风貌，进而说明香港取得辉煌成就是香港特区成功践行“一国两制”的必然结果。我想把这个话题分为三个问题来谈。

（一）香港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

怎么去理解香港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习近平主席从四个方面予以说明。

1.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权。

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具体而言，第一，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回归前夕，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完成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推选委员会选举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随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其为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推选委员会还选举产生临时立法会议员；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任命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上述工作的完成，确保了中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即实施有效管治。

香港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先后任命经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为第二届到第五届的行政长官，还任免了历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国家领导人出席行政长官和政府主要官员就职典礼并监督他们宣誓。

第二，支持指导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

第三，负责管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

第四，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经中央决定，1996年1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而驻港部队的费用完全是从我们国防费用之中支出的。

第五，行使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2.香港同祖国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交流合作越来越深化。

目前，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科技实力日益强大，“朋友圈”越来越大。祖国日益繁荣昌盛，不仅是香港抵御风浪、战胜挑战的底气所在，也是香港探索发展新路向、寻找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的机遇所在。

祖国内地同香港之间的交流，我举几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港珠澳大桥。这是一座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巨大桥梁，对促进香港、澳门和珠江三角洲西岸地区经济上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二个案例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在快速推进。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意在深化内地和港澳交流合作，加深港澳参与国家发展战略，以提升三地竞争力，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在“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合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论坛上表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是新形势下“一国两制”方针的实践探索，对促进内地经济协调发展、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大湾区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密切内地与港澳的交流合作，为香港、澳门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提升港澳国际竞争力。

第三个案例，香港人李秀恒说：香港与内地社会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紧密,周围不少年轻人都去内地求学、创业,还有越来越多香港姑娘嫁给内地小伙。

第四个案例，更有不少香港青年创业者被内地的“双创”大潮吸引,到北京、深圳寻找创业机会。香港青年协会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约半数受访创业者计划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创业,当中三分之二以内地为目标。

在香港与内地的交往之中，据香港统计，2013年香港与内地的贸易额38913亿港元，比1997年增长2.49倍，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51.1%。同时，香港是内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之一。

3.香港各界人士积极投身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香港同胞一直积极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一是由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民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二是香港一些知名人士出任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典型的有，2006年11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代表中国参选的陈冯富珍被推举为总干事；并于11月9日获世界卫生大会通过，成为该组织成立58年来首位担任该职的中国人。香港同胞不仅完全有能力、有智慧把香港管理好、建设好、发展好，而且能够继续在国家发展乃至世界舞台上大显身手。

4.香港同胞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信心不断增强，同内地人民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耀。

出席就职典礼的全国政协常委伍淑清说，“香港的老百姓也是中国人民，我们的身份是中国人。我多年推动香港青少年历史文化教育，未来将会继续努力做事，以增加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我想，她的讲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香港人士。

有幸观看了驻港部队阅兵仪式的香港青贤智汇主席谢晓虹说：“作为香港90后，真切感受到习近平主席对我们的关怀，亲切而温暖。同时我也感觉到习主席对青年一代寄予厚望，我们更有信心，要让‘一国两制’事业薪火相传。”

（二）香港回归后继续保持繁荣稳定

对于香港回归后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习主席这样说：“回归后，香港自身特色和优势得以保持，中西合璧的风采浪漫依然，活力之都的魅力更胜往昔。”他从五个方面论证了“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

1.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法律基本不变。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马照跑、舞照跳”，资本主义制度照常运转。港人李秀恒说, ,回归前,身边不少朋友移民去了欧洲、加拿大,担心回归之后香港繁荣不再,港人生活方式会变。但近年来,越来越多人“用脚投票”,选择“回流”到香港。

第一，在基本法保障下,香港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港人公众假期中依然有复活节、佛诞日和圣诞假期；每周三晚或周日下午,人们依然成群结队涌入跑马地或沙田马场；午夜时分,中环兰桂坊依然熙熙攘攘,迎接各种肤色的朋友。

第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既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第三，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经选举产生并根据基本法行使职权，包括根据基本法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

第四，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级法院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以上四个方面，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继续保持了繁荣稳定，生活方式没有发生变化。

2.香港同胞当家作主，自行管理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事务，香港居民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第一，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护。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宪法、香港基本法以及香港本地法律的充分保障。

第二，民主政制依法稳步推进。香港回归前，英国委派总督在香港实行了150多年的殖民统治。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立法机关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

第三，行政长官选举的民主程度不断提高。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经400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第二任至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经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由800人增至1200人。

第四，立法会选举的直选因素不断增加。1998年选举产生的第一届立法会包括20名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30名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和10名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2012年第五届立法会选举时，立法会议员人数增加至70人。

第五，设定普选时间表。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3.香港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巩固了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继续被众多国际机构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大力支持下，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3位行政长官先后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同广大香港同胞团结奋进，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非典疫情、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等带来的严重困难和挑战，维护了香港社会大局稳定，实现了经济复苏，香港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银行中心、全球第六大证券市场和第五大外汇市场。在多项国际金融中心的世界排名中，香港位居前列。香港是全球第九大贸易经济体，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联系。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和第四大船舶注册中心。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客运量位居全球第五位，货运量多年高居全球首位。

1995年,美国《财富》杂志封面曾以“香港之死”为题,预言回归之后香港将不再繁荣。该文章一时间成为西方部分舆论“唱衰”香港的样本。

截止到2016年的统计显示，2016年香港生产总值(GDP)达2.5万亿港元，合3200亿美元，较1997年累计名义增长81%；2016年香港居民人均年收入约33万港元，2016年5月至6月,香港雇员每月工资中位数为1.62万港元香港居民人均GDP由1997年同期增幅6成达到2016年33.9万港元。1997年至2016年，20年间经济成长率年均实际增长3.4%左右。这个数字在全球位居前列。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将香港评为“经济自由度”世界第一。

2017年2月15日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公布的2017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显示：香港连续23年蝉联榜首。报告指出：香港今年的总分为89.8分（100分为满分），较去年上升1.2分，与第二位新加坡（88.6）的差距由去年的0.8分拉开至1.2分。在报告的12项评估因素当中，香港在其中八项取得90分或以上，并在“财政健康”、“贸易自由”和“金融自由”方面，在180个经济体当中，获传统基金会评选为全球首位。

4.香港在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概括为：一是对教育投入始终是香港政府开支的第一大项目；二是在公营学校实施12年免费教育；三是根据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公布的2013年亚洲大学排行榜：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进入前10名。

从2015年平均寿命来看，香港人寿命最长，女性高达87.32岁，而男性达到81.24岁，这两项均高于日本，自2011年后始终居于世界第一。这与香港优越医疗制度密切相关。

同时，香港基本实现了“全民就业”。2016年，香港总就业人数达380万人，较1997年增加了65万人。

5. 对外交往日益活跃，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

截至2013年6月，香港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或其他适当身份参与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共41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相关活动，参加不限主权国家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37个。

截至2016年底，全港共有195家认可机构和54个代表办事处；认可机构为国际贸易融资提供的贷款总额和在香港境外使用的其他贷款总额分别为583亿美元和3,055亿美元。据国际结算银行调查显示，2016年，香港是亚洲第二大和全球第四大外汇市场，平均每日成交额达4,370亿美元。

香港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身份或其他适当身份参加有关国际会议1400多次，以“中国香港”名义参加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会议2万余次,共举办或协办国际会议1000多次。

香港特别行政区已与42个国家签署互免签证协议，150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给予特别行政区护照持有人免签或落地签待遇。

香港特别行政区还与多个国家签署了民用航空运输、避免双重征税、促进和保护投资、刑事司法协助等协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日内瓦、伦敦、东京、纽约、柏林等11个地方设立了驻外经济贸易办事处。

欧盟委员会等6个国际组织在香港设立了代表机构。

 

（三）香港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

以上就是香港回归2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这个成就取得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香港贯彻“一国两制”的结果。“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

仅仅这几行字，里面渗透了好几个新，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是经过深思的。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符合香港居民利益，符合香港繁荣稳定实际需要，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符合全国人民共同意愿。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一次发言中指出，无论以什么标准看，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都是成功的。香港的法治、自由市场经济、国际化特点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全部得以保留，由于这20年本港经济以平均每年3.3%的速度增长，我们的繁荣也得以保持。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说，20年来，基本法在香港的实践，打稳了中央和香港的关系,落实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明确了特区的法律地位，符合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的。

第二，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的大力支持。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在谋划和推进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时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开展交流合作，为香港保持繁荣稳定提供坚强后盾。

国务院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里强调了这几个方面：其一，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对风险和挑战；其二，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巩固和提升竞争优势；其三，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其四，确保对香港基本生活物资的安全稳定供应。

第三，香港特首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2017年6月30日晚上，习近平主席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上说，“只要我们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就一定能够开创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7月1日，习近平说，“回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长历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20年来，香港依托祖国、面向世界、益以新创，不断塑造自己的现代化风貌，”

香港公开大学校长黄玉山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深入浅出，让香港社会坚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习主席肯定了香港人的拼搏精神，这是鼓励我们不要妄自菲薄。香港人有能力管理和建设好香港。”

三、解决香港存在问题必须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解决香港存在问题必须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讲话第三个层面，是基于“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中遇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关于香港未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四点建议，为今后香港发展指明了方向。下面我从两个方面做说明。

（一）对香港存在问题进行了中肯分析

习近平认为，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当前，“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指出，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还需完善，对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传统优势相对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也认为：“‘一国两制’是一项开创性事业，对中央来说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对香港和香港同胞来说是重大历史转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的同时，“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应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特别是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目前香港出现的一些在经济社会和政制发展问题上的不正确观点都与此有关。”

（二）对香港未来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

香港未来怎么样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点建议，始终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我理解这条建议有四层意思：首先，搞清楚“一国”的真实意涵。“一国”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其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高度自治权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不存在“剩余权力”。坚持“一国”原则，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尊重国家实行的根本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则。

其次，明确“两制”是指在“一国”之内，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等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一国”之内的“两制”并非等量齐观，国家的主体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在这个前提下，从实际出发，充分照顾到香港等某些区域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允许其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因此，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持繁荣稳定的前提和保障。香港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依照基本法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必须在坚持“一国”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尊重国家实行的政治体制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则。

再次，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习近平认为，必须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正确处理特别行政区和中央的关系。与此同时，在“一国”的基础之上，“两制”的关系应该也完全可以做到和谐相处、相互促进。要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而决不能只要“两制”，不要“一国”。

其四，正告香港分裂势力不要玩火。

习近平特别强调：“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我认为,这是对别有用心的极端“民主人士”的严正警告，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宣言和庄严承诺。实事求是地说“港独”在香港是完全行不同的。只有这样，用习近平的话说，“一国两制”这艘航船才能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第二点建议，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我理解这条建议也有四层意思。

首先，明了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渊源。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规定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制度化，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

第二，在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时，要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力和特别行政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来；要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要加强香港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宣传教育。这些都是“一国两制”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维护香港法治的应有之义。

第三，尊重和维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修改权和解释权。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基本法同时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对基本法中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也可对其他条款解释。这种解释权来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

第四，完善与香港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有利于更好地维护香港基本法的权威。

第三点建议，始终聚焦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我理解这条建议有两层含义。

其一，强调香港的核心问题是发展问题。一是通过发展解决香港自身的问题。习近平认为，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二是聚焦当前发展的任务。当前发展任务是什么？习近平讲了，“少年希望快乐成长，青年希望施展才能，壮年希望事业有成，长者希望安度晚年”。这些目标怎么能够达成，这些需求怎么满足，我们只有通过发展来实现。三是强调大陆始终是支持香港发展的。“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目的，一方面是以和平的方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促进香港发展，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

其二，回答了香港怎样发展的重大课题。一是强调香港要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充分利用许多有利发展条件和独特竞争优势。二是指出了香港未来的发展空间。习近平说，“特别是这些年国家的持续快速发展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不竭动力、广阔空间。”这些空间，这些动力，这些机遇，香港都是可以用的，因为他们的优势就在于，既有“一国”，又有“两制”。三是强调香港要珍惜机遇、抓住机遇，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设、谋发展上来。上述三点为香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四点建议，始终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对于香港今后怎样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习近平强调了四条。

其一，搞清楚“一国两制”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体现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异。强调社会和谐的形成必须团结，不能搞分裂。

其二，强调香港社会和谐就不能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

习近平指出，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凡事都着眼大局，理性沟通，凝聚共识，才能逐步解决问题。

其三，强调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

“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标准的，这就是邓小平所强调的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对国家效忠是从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在“一国两制”之下，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等在内的治港者，肩负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

爱国是对治港者主体的基本政治要求。如果治港者不是以爱国者为主体，或者说治港者主体不能效忠于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就会偏离正确方向，不仅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难以得到切实维护，而且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广大港人的福祉也将受到威胁和损害。

也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指出，从中央来说，只要爱国爱港，诚心诚意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论持什么政见或主张，我们都愿意与之沟通。

最后，告诫香港经不起折腾。习近平指出，香港虽有不错的家底，但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也面临很大的挑战，经不起折腾，经不起内耗。只有团结起来、和衷共济，才能把香港这个共同家园建设好。

以上是我对习近平关于香港的发展四点建议做的解读。

四、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香港

在这个问题里面，我想从四个方面做一个扼要的说明。

第一，强调中央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动摇。习近平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习近平说：“我明确讲过，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习主席的讲话给出了明确回答，“一国两制”作为基本国策，并把它提升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高度，绝对不会改变。

第二，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香港。习近平强调，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支持香港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发展战略中发挥优势和作用。三个“支持”说明了中央的决心与态度。习近平还说，中央有关部门还将积极研究出台便利香港同胞在内地学习、就业、生活的具体措施，为香港同胞到广阔的祖国内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使大家能够在服务国家的同时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第三，对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寄以厚望。习近平说，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未来5年，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广泛团结社会各界，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要与时俱进、积极作为，不断提高政府管治水平；要凝神聚力、发挥所长，开辟香港经济发展新天地；要以人为本、纾困解难，着力解决市民关注的经济民生方面的突出问题，切实提高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要注重教育、加强引导，着力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关心、支持、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特区政府未来的施政指明了方向。

最后，对香港的未来发展充满了自信。习近平是这样讲的：我坚信，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有中央政府和内地人民的大力支持，有回归20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夯实的发展基础，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团结奋斗，“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一定能够再谱新篇章，香港一定能够再创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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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凌洁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706/954736.shtml